魯迅

人物生平

學生時代

魯迅與周恩來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學始祖周敦頤。魯迅父親周伯宜是一名秀才，母親是魯瑞。

魯迅青年時期

1892年，11歲就讀于紹興壽鏡吾開設的私塾三味書屋。

1893年（光緒十九年），祖父周福清因為科舉舞弊案而回來被革職下獄，魯迅兄弟則被安插到離城有三十多裏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難。周福清被判“斬監候”入獄8年，因此周家每年必須花費大筆資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因此事家道開始衰落，隨後遷入婆家一帶的農村等地，魯迅兩部小說集《吶喊》、《彷徨》和散文集《病故》中可以反映出家庭的變故對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898年，17歲離開家鄉的三味書屋，進入金陵的新式學堂江南水師學堂，改名為周樹人。

1899年轉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路學堂，並與陳衡恪結下友誼，

1901年畢。

1906年3月，尊母命回國與朱安結婚。本年秋天魯迅攜二弟周作人赴日本，在東京研究文藝。

魯迅是東北大學的第一位外國留學生，也是當時仙台唯一的中國留學生。在仙台給魯迅影響最大的是解剖學老師藤野嚴九郎。在周作人所著的《魯迅的青年時代》和許壽裳所著的《亡友魯迅印象記》兩部書中，兩人都曾引用過魯迅的醫專同班同學醫學博士小林茂雄公布的魯迅學年成績：

魯迅留日期間

解剖學 57.3分；

組織學 63.7分；

生理學 65分；

倫理學90分；

化學 95分；

德語 60分；

物理 60.1分。

可見魯迅考得最好的是 化學。自然科學和醫學專業科目成績較普通，隻有藤野擔任的解剖學一科沒有考及格。總成績正如魯迅在《藤野先生》文中的自述：“同學100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對此班上部份同學認為是“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才能有這樣的成績。”

魯迅在醫校學習一年以後，便從學校退學。他本人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稱自己是因為受到一部日俄戰爭的紀錄電影片裏，中國人給俄國人做偵探而被日本軍逮捕要槍斃，喜歡在場圍觀的也是中國人這類事實的刺激，認為“救國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棄醫從文，希望用文學改造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據永田圭介的專著《秋瑾——競雄女俠傳》在1905年秋瑾回國前曾在陳天華追悼會上對反對回國的魯迅許壽裳等人痛罵，還拔出了隨身攜帶的日本刀厲聲喝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魯迅

1907年曾擬創辦雜志《新生》，因經費問題未能如願。1908年師從章太炎，加入光復會（周作人認為並未加入），並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譯了一些東歐和俄國的短篇小說，就是著名的《域外小說集》，不過銷量平平。

太宰治生前接受委約，創作了一部描寫魯迅留學生活的小說《惜別》，1945年出版。

魯迅頗受進化論思想影響，愛讀新思想的書，尤其是翻譯的小說。他的學生時代及以前經歷，成為他的著作《朝花夕拾》的主要素材來源。

回國任職

1909年，28歲的魯迅從日本回到中國，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今杭州高級中學）生理學化學教員、紹興中學堂教員兼監學、紹興師範學校（今紹興文理學院）校長等職務。1911年寫出第一篇小說《懷舊》（文言文寫作）。

魯迅（右二）

1912年，31歲的魯迅受蔡元培之邀，到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工作，袁世凱做大總統後，隨政府搬到北京，歷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1科科長、教育部僉事。這時，他經歷一段思想苦悶時期，對社會改革頗感失望，沉迷于收集研究拓本之中，校編謝承《後漢書》、《嵇康集》。後受錢玄同影響，重新投身新文化運動，並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和北京大學兼職講師。（註：魯迅當時在北大兼職講師，並不是北大職工。因為當時蔡元培校長定規，到北大任職，必須辭去原來職務，而魯迅是教育部裏資料抄寫員。這裏往往被寫北大歷史的人搞錯，生拉硬拽把魯迅也當成北大職工。）

1918年，37歲的周樹人首次用“魯迅”為筆名，在中國雜志《新青年》上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短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1921年12月，他還生動地塑造了阿Q形象，發表中篇小說《阿Q正傳》。1924年，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林語堂等人創辦同人周刊《語絲》。

19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來訪紫禁城，北京方面安排魯迅與泰戈爾會見且合照。當時中國文壇對于泰戈爾訪華的評價趨于兩極化，魯迅將其訪華評價為“做了一瓶香水”。

魯迅共做了14年的中華民國政府公務員，級別是薦任，機關是教育部，單位是社會教育司（司長是夏曾佑），歷任第1科科長和僉事（輔助司長的高級幕僚）。主要的業績有：擔任國語統一會教育部代表，協調製定註音字母（與馬裕藻、朱希祖、許壽裳、錢稻孫共同提議並執筆文案“統一讀音，不過改良反切，故以合于雙聲疊韻的簡筆漢字最為適用”）；與錢稻孫、許壽裳2位科長合作中華民國國徽設計案，執筆《致國務院國徽擬圖說明書》（說明書全文詳見2005年版《魯迅全集》）；並設計了當時北京大學的校徽，系“北大”二字的美術字型；分管圖書情報（圖書資訊）業務：督導京師圖書館（後來的北京圖書館，現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等。直到被教育部時任署總長章士釗免職為止。為此魯迅向中華民國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勝訴，依法可以復職，但他選擇離開政府體系。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總長後簽署了讓僉事周樹人復職的命令，並以兼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身份發出新的教授聘書，1926年三·一八慘案爆發後，易培基等都被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通緝了(註：魯迅並沒有被通緝)。蔡元培將教育部改革為大學院期間，魯迅被蔡元培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每月工資300圓。大學院改回教育部後，這筆工資名義改為“教育部編譯費”，仍按月支付。1932年起，魯迅不再兼任教育部“特約編譯”。

《魯迅箴言》

廈門廣州

1926年8月，魯迅因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抗議三·一八慘案，被北洋政府通緝（註：魯迅並沒有被通緝，這裏《而已集·大衍發微》，于是南下廈門大學任文科教授。數月後，1927年1月16日，46歲的魯迅離開廈門，18日抵達廣州，19日晨在孫伏園、許廣平的陪伴下“移入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並與自己29歲的學生許廣平同居。當時是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請魯迅到校。魯迅日記：1月26日“晚往騮先寓宵夜”；2月1日（除夕）“夜往騮先寓夜飯”，騮公邀魯迅共吃年夜飯。不久又聘顧頡剛來校，顧北大畢業才6年就當研究教授，魯迅很不服氣，聲稱隻要顧來他便走人。2月18、19日，赴香港在上環基督教青年會禮堂舉行兩場題為“無聲的中國”及“老調子已經唱完” 的演講。

魯迅

晚年在上海的生活

1927年10月，魯迅辭去中山大學職務到達上海，10年之久，他一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區的越界築路區域（所謂“半租界”，是指今天虹口區北部魯迅公園一帶），那裏有特殊的政治環境保護他寫作免遭迫害，以及他不少的日本朋友。1930年起先後加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但魯迅與左聯領導有很多思想上的沖突，因而有人認為他是自由作家。1927年到1936年間，魯迅創作了很多回憶性的散文與大量思想性的雜文，翻譯、介紹外國的進步文學作品。

魯迅

魯迅在上海期間，和宋慶齡、陳賡有交往。魯迅所主持的文學團體和郭沫若、鬱達夫主持的文學團體有矛盾。魯迅扶植獎掖文學青年，包括柔石、白莽、蕭軍、中國第一位女文學家蕭紅等，也和化名狄克的張春橋進行過論戰。 自1931年起，魯迅大力倡導木刻版畫，由此開始了中國創作版畫的歷史。 1933年，魯迅寫了《為了忘卻的紀念》憑吊柔石、胡也頻等被國民黨捕殺的五位“左聯”成員。中共宣傳部長李立三寫信給魯迅希望他用真名罵蔣介石，魯迅拒絕說：“文章很容易寫……但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1936年10月19日清晨五點二十五分魯迅在上海因肺結核病去世，年55歲。他的死訊引起全中國的註意，在上海上萬民眾自發為他一個文藝界人士舉行前所未有的隆重的葬禮，民眾代表在其靈柩上覆蓋寫有“民族魂”的白旗，轟動一時。第一次從萬國殯儀館啓靈時的抬棺人共12人，分為左右兩排，最前面的兩個是巴金、鹿地亙，後面依次為胡風、曹白；黃源、張天翼；靳以、姚克；吳朗西、周文；蕭軍（田軍）、黎烈文。葬于上海虹橋萬國公墓。 1956年，魯迅墓遷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園。

魯迅的遺囑共有7條，其中前幾條交代喪事從簡，第5條交代幼兒周海嬰“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第6條是對別人應許的事物不可當真，最後一條是萬勿接近“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

關于魯迅之死，亦有一些爭議。魯迅之子周海嬰曾撰文，懷疑是其信任有加的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故意誤診，致其得不到正常治療而早死，後經證實，魯迅的真實死因應該為由肺結核和肺氣腫誘發的嚴重氣胸。魯迅先生死後，有很多人來看望他，有學生，有工人........魯迅以筆為武器，戰鬥了一生，被譽為‘‘民族魂’’。毛澤東評價他為最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

主要成就

魯迅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靈活，風格鮮明獨特，語言幽默。在他55年的人生中，創作的作品，體裁涉及小說、雜文、散文、詩歌等。有《魯迅全集》二十卷1000餘萬字傳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其多篇作品被選入中國小語文教材，對新中國的語言和文學有著深遠的影響。

《魯迅全集》

魯迅的作品主要以小說、雜文為主，代表作有：小說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等 ；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詩集《野草》；雜文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南腔北調集》《三閒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雜文》等。他的作品有數十篇被選入中、國小語文課本，並有多部小說被先後改編成電影。其作品對于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小說

魯迅以小說創作起家。1918年在《新青年》雜志發表的《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白話小說的開山之作，影響深遠。其後，魯迅連續發表多篇短篇小說，後來編入《吶喊》、《彷徨》兩個短篇小說集，分別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隨著社會情勢的變化，魯迅逐漸放棄了計畫中的長篇小說創作，轉向雜文寫作。魯迅後期小說結集為《故事新編》。 魯迅的小說數量不多，但意義重大，名篇迭出。他前期的小說往往沒有離奇曲折的劇情，而是以清末民初的底層百姓生活為主，註重細節描寫，能在點滴間以白描手法鮮明刻畫人物，並挖掘微妙的心理變化。主要表現底層人民思想的麻木愚昧和生活的艱辛。“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註意。” 後期作品則以借歷史典故對應現實生活，風格從容充裕、幽默灑脫，大異前期。

《狂人日記》

代表作有《阿Q正傳》、《祝福》、《孔乙己》、《故鄉》等。主人公阿Q、祥林嫂、孔乙己、閏土等在大陸婦孺皆知。一般認為，代表魯迅最高文學成就的作品是散文詩集《野草》。

魯迅1933年為紀念“左聯五烈士”所寫的《為了忘卻的紀念》（手稿）

其作品《社戲》被選入人教版下冊，蘇教版初一上學期課文；《少年閏土》被選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國小課本。

雜文

魯迅創造了以論理為主，形式靈活的雜文形式，並將之發揚光大。他的雜文數量極多，題材廣泛，形象鮮明，論辯犀利，文風多變，毛澤東譽之為“匕首”和“投槍”（匕首投槍一說本于魯迅《南腔北調集》中的《小品文的危機》），深入揭示了當時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問題。代表作有《二心集》、《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熱風》、《三閒集》等。

散文

魯迅散文也有著重要的地位，主要作品結集為《朝花夕拾》和《野草》。前者以追憶兒時往事為主，平易曉暢，風趣生動。代表作有《朝花夕拾》；散文詩集《野草》《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南腔北調集》《三閒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雜文》等。《野草》則以尼採式的散文詩形式，表達對社會、人生的批判反思，反映了作者當時虛無主義的悲觀心境。語言色彩艷麗而冷峻峭拔，意象獨特而富有暗示性，意境晦暗幽深。對日後中國白話散文詩的發展有著一定影響。

魯迅作品選

詩歌

魯迅並不看重自己的詩歌創作，隻是偶爾為之。其詩作傳世無多，主要以舊體詩為主，多有佳句。早期詩歌深受古詩影響，多吟詠離情感傷。留學日本時作《自題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真切動人，境界大開。《四一二事變》一詩（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寫出亂世友人遭逢政治迫害情景，令人為之動容；趙聰《三十年代文壇點將錄》說，時人稱“三百年來無此作！”。1922年創作《彷徨·題辭》：“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描述文學創作路上嘔心瀝血孤行，也是著名代表作之一。 相較同時代的其他詩人，魯迅的詩歌在當代被引用的頻率很高。“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題三義塔》），是常被引用來表示國共和解，和海峽兩岸和解的名句，如溫家寶在2008年3月1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回答台灣記者提問“是否會對台灣釋出更多的經貿優惠政策”，溫家寶回答中引用這句話。“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則常被引用以自況。

魯迅

魯迅翻譯的兩本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和《地底旅行》（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翻譯作品

魯迅也以譯作著名。在魯迅留下的1000多萬字作品中，有一半是翻譯文字。他在前期主要翻譯歐美文學及日本文學作品，如尼採、凡爾納等，後期則主要翻譯東歐文學及蘇聯文學的革命文學作品。他的翻譯強調忠實原文，有時甚至連原句的結構也不加改動，以“硬譯”風格聞名。他曾希望借引入歐式的長句，來增加漢語對復雜關系的表現力。據統計，魯迅總共翻譯過14個國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種作品。

學術專著

魯迅在學術上也有很高的造詣，著有《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等。此外還有《魯迅書信集》、《魯迅日記》等存世。

其他作品

寫作目的

魯迅說他寫作的目的，一是“為那些為中國的改革而‘賓士的猛士’ ”，他們在寂寞中奮戰，我有責任為他們吶喊，要給予他們哪怕是微弱的慰藉”。

二是為那些“如我年輕時候似的正做著美夢的青年，正是因為他們，我‘必須在作品中’處處給予一種不退走，不悲觀，不絕望的誘導，而對自己內心深處的悲涼感有所扼製（何況我對于悲涼感本身也是持有懷疑態度的）”。

三是他的敵人，魯迅說，“我的敵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幹嘛要讓他們那麽愉快呢？我要像一個黑色魔鬼那樣，站在他們面前，使他們感到不圓滿” 。

作品特色

• 小說特色

魯迅的小說選材獨特，在題材的選擇上，魯迅對古典文學中隻選取“勇將策士，俠盜贓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後來則有妓女嫖客，無賴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為人生”的啓蒙主義式的創作目的，開創了“表現農民與知識分子”兩大現代文學的主要題材。他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魯迅在處理這些題材時又具有極其獨特的眼光。在觀察和表現自己的主人公時，他有著自己獨特的視角，即始終關註著“病態社會”裏知識分子和農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鄉》中，最震動人心的不是閏土後來的貧苦，而是他一聲“老爺”所顯示的心靈的麻木。對知識分子題材的開掘，又著眼于他們的精神創傷和危機，如《在酒樓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獨戰多數的英雄擺脫不了孤獨的命運，在強大的封建傳統壓力下又回到原點，在頹唐中消耗著自己的生命。魯迅的這些改革在《吶喊》和《彷徨》中就演化為“看/與被看”與“歸鄉”兩大小說情節、結構模式。小說《示眾》中所有人的動作隻有“看”，關系也隻有“看”與“被看”，由此形成了“看”與“被看”的二元對立，這種對立在《狂人日記》、《孔乙己》、《祝福》等小說中都有展現。而在“歸鄉”模式中魯迅不僅講述他人的故事也講述自己的故事，兩者互相滲透，影響，構成一個復調，如在《祝福》中，講“我”、“祥林嫂”與“魯鎮”的三重關系，這個關系中既包含“我”與“魯鎮”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與魯鎮的故事，然而讀者往往忽視前者，前者講一個“永遠漂泊者”的故事，後者講一個封建社會吃人的故事。兩個故事相串聯，以祥林嫂的問題拷問“我”的靈魂，從而揭示“我”與魯鎮傳統精神的內在聯系。類似這種模式的小說還有《故鄉》、《孤獨者》和《在酒樓上》。

阿Q正傳

除此之外，一方面，魯迅一直在探索主體滲入小說的形式。《在酒樓上》和《孤獨者》中，小說的敘述者“我”與小說人物是“自我”的兩個不同側面或內心矛盾的兩個側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靈魂的對話與相互駁難的性質。另一方面，魯迅也在追求表達的含蓄、節製、以及簡約、凝練的語言風格。他曾說“我力避行文的嘮叨，隻要求能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肯什麽陪襯也沒有。”對此他在介紹寫小說經驗時也說“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隻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于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這也說明魯迅在描寫人物時著重人物的精神風貌，在描寫中非常註重農民的藝術趣味。魯迅研究了農民喜歡的舊戲和年畫的藝術特點，並運用在自己的藝術創作中，使他的小說顯示了濃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廣泛借鏡了詩歌、散文、音樂、美術，以至戲劇的藝術經驗從事小說創作，並且嘗試融為一爐，于是出現了“詩化小說”（《傷逝》、《社戲》等）、散文體小說（《兔和貓》、《鴨的喜劇》等），以至“戲劇體小說”（《起死》等），等等。

30年代的魯迅的創作精力主要放在雜文上，然而他並未忘記小說的創作，並貢獻了他最後的創新之作《故事新編》。這部小說集依舊展現了魯迅不羈的想象力與強大的創造力：對在《吶喊》和《彷徨》中建立的中國現代小說的創作規範進行新的沖擊，尋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編》中，魯迅有意識的打破了時空界限，採取“古今雜糅”的手法：小說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歷史記載外，還創造了一些次要的戲劇性的穿插人物，在他們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現代語言，情節和細節。用現代語言自由發揮，以“油滑”的姿態對對現實進行嘲諷和揭露。同時在許多篇什中都存在著“庄嚴”和“荒誕”兩種色彩與語調旋律，相互補充，滲透于消解。例如《補天》中，女媧造人時的宏大與瑰麗令人向往，而結尾，後人打著“造人、補天”的旗幟在死屍的肚皮上安營扎寨又顯得極其荒誕，這種荒誕將前文的偉大感消失殆盡，並轉化為一種歷史的悲涼。

• 雜文特色

魯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別是後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裏，傾註了他的大部分生命與心血于雜文創作中。他的雜文極具批判性，魯迅曾把雜文分為“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強調的正是雜文的“批評（批判）”內涵與功能。順次翻開魯迅生前出版的14本雜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論戰，反擊……的思想文化鬥爭的編年史：從《熱風》開始的對封建禮教、舊傳統的批判，與復古派的論爭，一直延續到《且介亭雜文末編》對國民黨政府的法西斯專政的抗議，對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路線的反擊。魯迅雜文所顯示的這種“不克厥敵，戰則不止”的不屈精神，從根本上有違于中國文化與中國士大夫文化知識分子的“恕道”、“中庸”傳統，集中的體現了魯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異質性。

魯迅文集

魯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評論，他把自己的批判鋒芒始終對準人，人的心理與靈魂：這是一種文學家的關照。正如魯迅自己說：“我的習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為關註的正是人們隱蔽的，甚至自身無法自覺意識的心理狀態。如雜文《論“他媽的”》，魯迅在國人習以為常的“國罵”背後看出了封建等級、門第製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魯迅還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據此而寫出的一些雜文，例如《小雜感》：“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魯迅的雜文思維也是非規範化的，他常在常規思維路線之外，另闢蹊徑，別出心裁，就開啟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學術隨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的關系》中就以這種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樣的結論：嵇、阮對禮教的破壞隻是表面現象，事實上卻是愛之過深的表現。魯迅雜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難以接受，還在于他的同樣違反“常規”的（聯想力）想象力，魯迅一方面將面板形式上離異最遠似乎不可能聯系在一起的人和事連線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發現“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夠發現和感受到歷史與現實的獨特聯系。在《小品文的危機》中“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裏拉扯她的生意，隻好塗脂抹粉，在夜裏到馬路上來”。這樣一端是高貴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幹凈的地方”，在經過魯迅的牽連下就達到了“神聖”的“戲謔化”，“高雅”的“低俗化”。

“將具體的、個別的人與事排除個別性、具體性、特殊性，做 出普遍意義懂得整體概括，並加以簡括的名稱，經‘這一個’提升為‘這一類’的‘標本’，同時保留著形象、具體的特征，成為‘個’與‘類’的統一”這是魯迅在進行論戰時所採取的基本方法。在魯迅生前的14本雜文集中塑造了許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兒狗”、“西崽”、“洋場惡少”、“革命工頭”等等。這些形象常是對某人一時一地的言行作為一種典型現象來加以解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從而提煉出的一種社會類型，這些形象具有逾時空的意義，這也使得這種類型的“共名”與魯迅小說裏的阿Q、祥林嫂一樣，具有長遠的藝術生命力。

與思想的天馬行空相適應，魯迅雜文的語言也是無拘無束而極富創造力的。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把漢語的表意、抒情功能發揮到了極致。在他的雜文中：或口語與文言句式夾雜；或排比、重復局勢的交叉運用；或長句與短句、陳述句與反問句的相互交錯，混合著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美與氣勢，可謂“深情並茂”。如《記念劉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酣暢淋漓，氣勢可觀。而在另一方面，魯迅雜文的語言又是反規範的，他故意地破壞文法規則，違反常規用法，製造一種不和諧的“拗體”，以打破語言對思想的束縛，同時取得荒誕、奇峻的美學效果。比如他有時將含義相反的或不相容的片語織在一起，于不合邏輯中顯深刻：“有理的壓迫”、“跪著造反”、“在嫩苗上馳騁”等等。

• 散文特色

魯迅所創作的散文不多但卻可說篇篇精品，這些篇章收錄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魯迅對于童年、青少年時期的回顧，是對作者青少年時期生活斷片的回憶，包含少年時代的紹興印象、南京求學、留學日本、回國後在紹興任教等基本的成長經歷，尤以記述故鄉生活者為最多。相比他的雜文這些文章多了明朗、純真、親切的情味。《朝花夕拾》側重于世態人情的描畫，既側重于生機盎然的自然情境（如《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與滿含生趣的少年行動（如《社戲》）的真切憶述，又側重于帶著寬厚的親情刻畫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範愛農、“三味書屋”的壽鏡吾先生。作者沒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視角寫他們，而是以情感帶動團憶的筆。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長媽媽。在《阿長與<山海經>》等作品中，魯迅盡量以客觀的述說，不隨意加以褒貶，在樸實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讀者深深地為長媽媽的善良、單純、熱誠、美麗的心靈所感動。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對舊日生活中枯燥、荒謬、愚妄的世相的不滿，則顯得並不突出。舊日的美與愛．既可看作是魯迅思想苦悶時的精神避難所，也可視為他“為現在抗爭”的疲累身心的憩園。

三味書屋

與《朝花夕拾》“閒話”風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詩集《野草》則呈現了另一種“魯迅風”。在《野草》裏，魯迅的筆下，涌出了夢的朦朧、沉重和詭異，鬼魂的陰森與神秘；神幻的場景，荒誕的情節；不可確定的模糊意念，難以理解的反常感覺；瑰麗、冷艷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濃鬱的詩情……這些“奇峻的變異”一大原因是語言的特殊——來自于日常生活用語的變異，集華麗與艱澀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則是《野草》的變異的文體：明顯的表現了散文的詩化、小說化（《頹敗線的顫動》）、戲劇化（《過客》）。《野草》總的藝術特征是內斂的抒情傾向，它所表露的是靈魂的‘真”與“深”，是對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覺體驗與突圍。魯迅在這裏借鏡吸收並成功地運用了象征主義手法，但比同時期李金發的硬性移植顯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藝術表現手法探索上的極大成功。《野草》以表現主題的不確定性，幾乎包含了魯迅情緒、性格甚至整個內心世界的各個側面，它更是啓蒙時期的文化批判者魯迅向啓蒙時期後的戰鬥者轉折過渡階段的心靈史。

野草

• 學術思想

魯迅的文學史思想極為豐富深刻，發出具有時代特色的熠熠光輝。他創造性地從事了文學史的編撰工作，留給後世兩部文學史專著——《中國小說史略》和《漢文學史綱要》，為我國的文學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極為遺憾的是，由于當時不利于創作的現實客觀條件，他本來計畫要寫的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史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支持魯迅進行學術創作的兩大觀念，其一，早期的進化論的文學史觀，其二，中後期的馬克思唯物論指導的文學史觀。

魯迅早年接受了嚴復《天演論》的影響，故而使得進化論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響到他的學術研究。一方面，魯迅認為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不斷地變化發展著，具有求新求變的本質，它的變化發展不可阻擋。“進化如飛矢，非墮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飛而歸弦，為理勢所無有。”人類社會不斷地進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獨有萬古不磨的典則。”文學樣式之一的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于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作為小說的初始形態，“迫神話演進，則為中樞者漸近于人性，一凡所敘述，今謂之傳說”。另一方面，在文學不斷進化發展的基礎上，魯迅認為文學還必須革故鼎新。“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而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之後的文學史研究中，魯迅一直堅持著唯物論，從科學的客觀性出發，堅持物質第一性，認為人的意識是對客觀存在的反映和摹寫。

• 翻譯思想

魯迅是中國翻譯文學的偉大開拓者。在他一生中，翻譯和介紹外國文學作品佔有很重要的位置。其翻譯思想涉及翻譯的各個重要方面，見解獨到，對現今的翻譯理論研究與翻譯實踐仍具有巨大的指導作用。與眾多翻譯理論相比，魯迅的翻譯思想樸實無華，大多通過貼近生活的比喻來表達。他的翻譯思想涉及如下幾個方面：

魯迅翻譯作品

其一，魯迅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目的，是為改造社會服務，不是興之所至或為翻譯而翻譯。他在《域外小說集》序中說到：“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有一種茫然的希望；認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為這意見，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紹外國文學這一件事。”由此可見，魯迅把翻譯與社會變革及國民命運聯系在一起。其二，帶有客群選擇性的啓蒙翻譯觀。魯迅明確將“譯文讀者”納入到翻譯研究中。他提到：“我們的譯書，還不能這樣簡單，首先要決定譯給大眾中的怎樣的讀者。將這些大眾，粗粗地分起來：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識字的……”。在此，魯迅對譯文讀者進行了分類並指出針對不同的讀者採用不同的翻譯方法。他的這一翻譯應為讀者考慮的原則，與西方的接受美學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三，“硬譯”的翻譯方法論。魯迅于20世紀30年代就提出“硬譯”的方法論，並在與梁實秋的論爭中提出了“寧信而不順”的翻譯原則。魯迅的這種觀點絕非是要將“信”與“順”對立起來，恰恰相反，他強調要兼顧兩者。隻是在“信”、“順”不可兼得的情況下“寧信而不順”。理由是“譯得信而不順的至多不過看不懂，想一想也許能懂，譯得順而不信的卻會令人迷誤，怎樣想也不會懂，如果好像已經懂得，那麽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他所說的“不順”即容忍一些不順，並非故意保持不順，是為了將譯文“裝進異樣的句法。”“但這情形也當然不是永遠的，其中的一部分，將從“不順”而成為“順”，有一部分，則因為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這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的批判。漢語近百年來不斷吸收新的表達法，得到了不斷的完善與發展，如人們早已慣用的“在……的領導下”、“當……時”、“就……說”、“罷工”、“掉鱷魚眼淚”、“武裝到牙齒”等表達方法就是通過翻譯進入漢語中的。現代漢語發展的事實證明，魯迅的這主張是符合語言發展的趨勢的。

• 書法特色

魯迅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優秀的書法家，由他的思想和文學成就之大，使得人們往往忽略他的書法成就。郭沫若曾稱其書法“遠逾宋唐，直攀魏晉。”魯迅書法多為行書。綜觀其風格特點，當以顏真卿《爭坐位帖》脫出，上融篆隸、章草意，下摻宋人筆、明清間翰札法，形成了樸質渾厚、外柔內剛、疏朗雅潔、灑脫靈便的藝術風格。大幅書作，註重章法、結體工穩、用筆凝重樸拙，舍細節而重大體，氣緩意闊、氣韻直入魏晉，足見其書法藝術修養之精深。小幅信札、文稿，則信手拈來，心閒手熟，因時變體，草草不工而古法具備，常得天真爛漫之趣，足見其早年書法臨池之功厚。

魯迅書法作品

魯迅書法可分早、中、晚三期，各有其特點。早期為1901年前，書作主要宗法唐宋，上窺二王行書，下摻時人筆意，字型稍偏雙逸、秀瓦筆勢較放，筆畫多見瘦長線條，筆力也愁紗露，結體章法多茂密。此期間筆端時夾少年血氣，故韻味稍遜。中期為1911年至1927年間，書作主要取法魏晉楷行，兼摻章草、篆隸法，書風向樸質、簡練、含蓄、疏朗轉變。但此期間書作面目較多：如有的存魏晉小楷筆意；有的顏行中兼摻二王法；有的筆畫圓渾、書體質樸、章法疏朗；有的融入篆隸筆意、帶章草體勢；也有的是其前期書風的復出等等。凡此均可視為過渡期書作。晚期為1927年至1936年間，書法已定型成熟。在魯迅早年堅厚功底和中期審美選擇以及長期勞作、抄錄的基礎上，出于工用為目的的魯迅書體從技法到審美已趨成熟和穩定，形成了獨自的風格。在技法上，用筆以中鋒圓轉、藏而不礴的渾厚線條為主；結體因字成形、形疏意密為特點；章法疏朗雅潔、氣緩意逸、灑脫自然為主要風貌。在審美上，以質樸、典雅、自然、古厚為宗旨。

• 美術思想

魯迅的一生和美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他不僅有深厚的藝術修養，對美術有著精深的研究，而且還積極倡導大眾美術，親自參與了大量的美術實踐活動，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書寫了光輝的一頁。由愛國主義精神出發的改造國民性思想是魯迅美術思想形成的根源基礎。其主旨是：肯定美術的社會功利作用，強調美術與社會、時代、國民之間緊密的聯系，把美術作為與一切黑暗、落後、腐朽的勢力作鬥爭的武器，從而改變國民的精神。魯迅美術思想的豐富內容體現出兩個最基本的精神：一是註重並提倡大眾的藝術，一是倡導現實主義的精神。魯迅提倡現代的大眾藝術，並註重古代的大眾美術——民間美術，以此來說明美術隻有尊重大眾，才會具有不息的生命力。魯迅的現實主義精神在對待美術遺產上集中表現為“拿來主義”在對待藝術創作本身這個問題上。則表現為強調作品的思想性和精神內涵。提倡大眾藝術和倡導現實主義精神交相輝映。串起了魯迅美術思想的豐富內容。

魯迅設計作品

• 詩作特色

魯迅的創作生涯裏也創作過許多優秀的詩歌。雖然整體數量並不是很大，但其藝術特點有著很多為人稱道、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郭沫若曾評價道：“魯迅先生無心作詩，偶有所作，每臻絕唱。或則犀角燭怪，或則肝膽照人。”魯迅的詩歌，在古體詩創作方面表現的尤為突出，這些詩歌不僅內容豐富、朗朗上口，更有很高的藝術美感及思想特色，是革命豐富情感、完美藝術特質的良好的結合體。

魯迅古體詩歌的藝術特點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個性鮮明，形象真實。在魯迅的古體詩歌中，讀者常常能夠通過他所描述的種種自然景物或是一些具體的人物真切的感受到作者所要表達的情感。這些景物範圍極廣，蘊意很深，比如說“千林”、“鷺影”、“黃羊”等。而人物則有“挈婦”、“慈母”、“丈夫”、“英雄”等。有時，作者還常常以自畫像的形式經自己作為詩中的主體，直白的表達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以開闊的胸襟讓世人認識到自己所要批判和歌頌的主題。如《無題·慣于長夜過春時》一詩，作者運用“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一句簡單明了的將自己身處白色包圍中家人對自己的思念以及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場面形象生動的勾勒出來。作者並沒有運用過多的語言鋪墊，而是僅僅依靠“慈母淚”和“大王旗”兩個意象以點蓋面式的表達出來。其二，語言樸實，立意深刻。魯迅的詩歌的語言是樸實自然的，並未有過多的雕飾和渲染，讀來令人親切自然，然而在細細品味時，便可以立刻發現其表達的立意，宣揚的情感卻遠不是那麽淺顯。如《庚子送灶即事》一詩中，可以清晰地發現魯迅隱含在詩中的一種情緒——對封建迷信的諷刺與鞭撻。作者選取這一件事來反映家中的貧困，隱含的內容是認為灶神是不存在的，祭拜灶神隻會讓家中的貧困雪上加霜，要想擺脫命運隻有靠自己，靠個人的抗爭去換取明天的幸福。其三，修辭豐富，形式多樣。在修辭方面，魯迅的常用的修辭有比喻、誇張、用典、反語、對偶等。這些功能迥異、特色鮮明的修辭手法在魯迅的筆下成為了很好的宣揚思想、發泄情感的武器，也讓讀者深刻地體悟到魯迅淵博的學識與睿智的頭腦。此外，魯迅的古體詩形式也非常豐富，有五言律詩、七言絕句、七言律詩等。如五言有《庚子送灶即事》、《題〈彷徨〉》等，七言有《答客誚》、《自題小像》等。

人物影響

• 文藝影響

魯迅是20世紀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說、散文、雜文、木刻、現代詩、舊體詩、名著翻譯、古籍校勘和現代學術等多個領域都有巨大貢獻。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偉大奠基者，魯迅創作的為數不多的小說建立了中國小說的新形式；他所創作散文更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他的所開創的雜文文體富有現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戰鬥性，是後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創作的雜文更是中國社會、政治、歷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學、文學、藝術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的百科全書。幾乎所有的中國作家都在魯迅開創的基礎上，發展了不同的方面的文學風格體式。作為翻譯家他大量的翻譯了外國的文學作品、科學自然作品為開啓民智，引入先進的科學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作為美術愛好者魯迅大量引進了西方木刻、版畫作品，並在精神、理論和精神等多方面支持青年人學習木刻、版畫藝術，極大的推進了現代木刻、版畫在現代中國的傳播與發展，為現代中國的美術事業做出卓越的貢獻。

魯迅

• 學術影響

作為一名學術研究者，一方面，魯迅運用西方的文學觀念研究中國古典小說撰寫了《中國小說史略》，其不僅結束了“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的時代，也創造了文學史著作的典型範例，“為後學開示無數法門”，郭沫若將其與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並稱為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雙璧。另一方面他整理校對勘正了《古小說鉤沉》《嵇康集》《漢畫像集》《會稽郡故書雜集》等數十部古籍，為後世的古典文學研究留下了一筆巨大財富。

• 精神影響

魯迅堪稱現代中國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響著他的讀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現代作家、現代知識分子。魯迅同時又是20世紀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創造了“內外兩面，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又並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並具有獨特的個人風格的“現今想要參與世界上的事業的中國人”的文學。他與同時期的世界傑出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一樣，在關註本民族的同時，也在關註著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並做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

• 政治影響

魯迅一生追求民主，早在新文學運動伊始時期便向封建舊文化宣戰，不斷與壓迫民眾的舊思想舊文化鬥爭。“女師大學潮”發生後與迫害學生的軍閥進行論爭，魯迅不畏強暴執筆對戰，顯示出一個正直文人的氣概。爾後國民黨統治之下又大膽披露其黑暗統治。三十年代又與共產黨內左傾的錯誤文藝路線進行鬥爭，其後與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者合作成立了無產階級文藝思想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魯迅作為左聯的盟主，領導左聯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文藝妄圖絞殺無產階級文藝的陰謀。

歷史評價

對于魯迅的評價以正面為主，在中國大陸和台灣以及海外的普遍都很高。

魯迅以筆代戈，奮筆疾書，戰鬥一生，被譽為“民族魂”。“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是魯迅一生的寫照。

正面評價

在中國，魯迅是一位地位獨特的作家。大多數人承認他是最重要的現代作家之一。

《重讀魯迅》

兩岸政府對他的不同的政治化評價，使當代對魯迅的真實思想需要重新澄清。比較重要的當代魯迅研究學者有王瑤、林辰、朱正、王得後、錢理群、李歐梵、周策縱、王富仁、陳漱渝、汪暉、張夢陽、徐麟、王乾坤等。學者嚴家炎、何滿子、邵燕祥、林賢治、王元化等對魯迅先生多有著述；而作為藝術家的張仃、吳冠中、陳丹青、範曾等大家對魯迅先生也有精彩的論述。

大多數人認為他文筆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學”的奠基人。他的小說使用富有創造力的形式對中國人的國民性、中國社會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闡釋，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散文詩集《野草》被認為是當時少有的展現出現代主義特質的作品；其雜文，由于特殊的發表環境，在嬉笑怒罵的文字背後蘊含著堅定的政治立場的。這一政治立場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是魯迅思想中最為復雜的地方之一。

中國共產黨對魯迅有高度評價。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將魯迅評價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並將中共在延安創辦的文學院取名魯迅文學院，後改為魯迅藝術文學院。共產黨掌權後，魯迅的文學地位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高度肯定。魯迅的眾多文章被選為大陸中國小語文教材的課文。現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魯迅研究機構和專門的魯迅研究雜志。

《魯迅小說集》

不過，據2001年出版的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記載，1957年毛澤東在回答羅稷南的問題時表示，如果魯迅仍然活著，“以我估計，魯迅要麽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作聲”。但毛澤東曾于同年3月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麽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因此毛澤東對羅稷南的回答可能隻是對魯迅敢說真話的贊賞。1950年曾有讀者向《人民日報》提問：“如果魯迅活著，黨會如何看待他？”當時任國務院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的郭沫若親自回信答復“魯迅和大家一樣，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據改造的實際情況分配適當工作。”

由于魯迅生前反對國民黨的官僚腐化，因而受到國民政府的嚴重打壓。1949年後，魯迅在台灣也一直被當作國民黨的反面教材加以貶低。不過，近年台灣也有推動魯迅作品的努力，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在1990年左右出版《魯迅作品全集》，其出版小引說：“中國自有新文學以來，魯迅當然是引起最多爭議和震撼的作家……全世界以詮釋魯迅的某一作品而獲得博士學位者，也早已不下百餘位之多。”出版小引希望“還原歷史的真貌，讓魯迅作品自己說話”。的確，魯迅作品引起的正反兩面評價之多、之極端，不但是新文學，甚至是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

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在兼任教育部長期間，有人向蔣介石告密魯迅隱匿在教育部做特約編輯，蔣介石回答：“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面。隻要他願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

日本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評價魯迅：“二十世紀亞洲最偉大作家。”

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魯迅是（中國）20世紀無人可及也無法逾越的作家。

著名作家木心：在我的心目中，魯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體家”。在歐陸，尤其在法國，“文體家” 是對文學家的最高尊稱。紀德是文體家，羅曼羅蘭就不是。

蔡元培：魯迅先生的創作，除《墳》、《吶喊》、《野草》數種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說、書信一種外，均為雜文與短評，以十二年光陰成此許多作品，他的感想之豐富，觀察之深刻，意境之雋永，字句之正確，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當的，他就很自然的寫出來，這是何等天才！何等學力！

陳獨秀：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鬱達夫：如問中國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誰最偉大？誰最能代表這個時代？我將毫不躊躇地回答：是魯迅。魯迅的小說，比之中國幾千年來所有這方面的傑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隨筆雜感，更提供了前不見古人，而後人又絕不能追隨的風格，首先其特色為觀察之深刻，談鋒之犀利，文筆之簡潔，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飄溢幾分幽默的氣氛，就難怪讀者會感到一種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厲的風味。當我們熱衷去掌握現即時，他已把握了古今與未來。要全面了解中國的民族精神，除了讀《魯迅全集》以外，別無捷徑。

瑞典著名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終審評審馬悅然曾澄清魯迅拒絕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傳聞說：“魯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個時候，1930年代根本就沒有外邊的人知道魯迅是誰，也沒聽說過他的名字。《吶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文（原話如此，經查證，魯迅作品最早被翻譯為西方文字，是1936年8月英國喬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收錄了《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等多篇作品），是楊憲益翻譯的，（真實譯者為斯諾）翻譯得很好，但是那個時候魯迅已經不在了。”

1949年山東當代詩人臧克家為紀念魯迅逝世13周年而寫了一首抒情詩，題為《有的人》：

“ 紀念魯迅有感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有的人，

騎在人民頭上：“呵，我多偉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給人民當牛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頭，想“不朽”；

有的人，

情願作野草，等著地下的火燒。

有的人

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

騎在人民頭上的，人民把他摔垮；

給人民當牛馬的，人民永遠記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頭的，名字比屍首爛得更早；；

隻要春風吹到的地方，到處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場可以看到；

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的人，

民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

——1949年11月1日于北京 臧克家

著名學者胡適：“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

葉公超寫《關于非戰士的魯迅》—文，發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報》增刊上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粒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在任何方面是與他同等的。”

日本文學家尾崎秀實：“左聯的泰鬥”。

日本作家山上正義稱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主流的唯一代表者”。

日本作家增田涉稱贊魯迅為“中國文藝界龐然的斯芬克斯”。

負面評價

有不少人認為他是個淺薄的激進主義者，主要是認為他睚眥必報，喜好爭論。批評尤為激烈者為蘇雪林，魯迅去世時，蘇雪林寫信阻止蔡元培擔任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稱之為“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四史文學傳所無之奸惡小人”，“盤踞上海文壇時，密布爪牙，巧設網羅”，“文網之密，勝于周來之獄，誅鋤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引發與左派作家之間的筆戰。台灣學者鄭學稼著述的《魯迅正傳》對魯迅的性格多有微詞。唐紹華認為，魯迅“對任何現實永遠不會滿意，因而變成真正的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者。”

魯迅

薛涌認為魯迅“國人心靈不醫治的話，肉體也不值得救治”的言論是挑戰文明社會的基本醫學道德的宣言；也認為魯迅繼承了儒家傳統社會知識分子對于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優越感，“沒有憲政精神，而充滿了僭政精神”；此外，魯迅“本人並無直接當農民的經驗”，其作品中阿Q式的愚昧民眾形象的形成受到日本媒體對于中國人妖魔化、醜化的影響；“魯迅說中國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並沒有能跳出這樣的文化。”

錢玄同曾總括他有三點短處：多疑，輕信，遷怒。（搜狐網）

其他評價

1979年錢鍾書在美國表示：“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但是他隻適宜寫 ‘短氣’（Short-winded）的篇章，不適宜寫‘長氣’（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顯得太長了，應當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

《網路魯迅》

李敖認為魯迅在中國大陸被過分高估：“魯迅像寫《阿Ｑ正傳》和《中國小說史略》，都是非常好的書。可是，魯迅寫的雜文其實不好。第一個，他的雜文是受日本文法影響，也有一種文言文轉過來的，不夠成熟。所以他的文字很別扭。第二個，他雜文裏面情緒表達太多，真正的資料部分並不多。你看我文章，你把那情緒字眼刪掉，看的還是資料，就是證據。魯迅缺乏這方面的東西。”“到今天如果有人還說魯迅的文章寫得多好，我必須說，這種人沒有進步。”李敖還提及魯迅在胡風問他蕭軍應該不應該入黨時，回信說不要入，進去了就醬死了雲雲(雜評魯迅和他的孫子).

王朔：“我要說，魯迅的小說寫得確實不錯，但不是都好，沒有一個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說魯迅的小說代表中國小說的最高水準，那也不是事實。”

夏志清：“魯迅是中國最早用西式新體寫小說的人，也被公認為最偉大的現代中國作家。在他一生最後的六年中，他是左翼報刊讀者群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自從他于1936年逝世以後，他的聲譽越來越神話化了。他死後不久，二十大本的《魯迅全集》就立即出版，成了近代中國文學界的大事。但是更引人註目的是有關魯迅的著作大批出籠：回憶錄、傳記、關于他作品與思想的論著，以及在過去二十年間，報章雜志上所刊載的紀念他逝世的多得不可勝數的文章。中國現代作家中，從沒有人享此殊榮。這種殊榮當然是中共的製造品。當然，在中共把他捧為英雄以前，魯迅已經是一位甚受推崇的作家。沒有他本人的聲望作基礎，中共也不必費力捏造出如此一個神話。”

《魯迅的讀書生活》

王蒙：“文壇上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

毛澤東：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

葉聖陶：與其說魯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說魯迅先生的精神正在發榮滋長，播散到大眾的心裏。

魯迅作品與民族脊梁無關。新中國成立後，魯迅被擺上了現當代文學的神壇，強化了他的權威性，文壇鬥士、民族脊梁的光環反而遮蔽了其思想的局限與言論的偏頗。應該讓魯迅先生歇歇，讓他徹底走下神壇了。——中國新聞網評

親屬成員

妻子

許廣平(1898~1968)，筆名景宋，廣東番禺人，魯迅的第二任妻子。

1917年就讀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預科，擔任天津愛國同志會會刊《醒世周刊》主編，並在周恩來領導下參加了"五四運動"。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成為魯迅的學生。1927年1月，魯迅到中山大學任教，許任助教和廣州話翻譯，與魯迅在白雲路租房同居；10月與魯迅到上海正式同居。1929年，生子周海嬰。1932年12月，與魯迅的通信集《兩地書》編輯出版。

1949年後歷任政務院副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婦聯副主席、民主促進會副主席、全國文聯主席團委員等職務。

1968年3月，受"四人幫"逼害，在北京病逝，終年70歲。

兒子

周海嬰(1929年9月27日-2011年4月7日)，周樹人(魯迅)和許廣平僅有的1個兒子，1952至1960年在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無線電專業。1960年起在國家廣電總局工作。原國家廣電總局副部級幹部，無線電專家，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另任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理事長，中國魯迅研究會名譽會長，北京魯迅紀念館、紹興魯迅紀念館、廈門魯迅紀念館名譽館長，北京魯迅中學、紹興魯迅中學名譽校長，中國魯迅研究室、上海魯迅紀念館顧問，中國無線電運動協會(CRSA)顧問等。2011年4月7日凌晨在北京逝世，遺體告別儀式于4月11日舉行。

父親

周伯宜(1861-1896)，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 ，魯迅之父。本名鳳周伯宜儀，秀才出身，因屢應鄉試未中，一直閒居在家。他思想開明，是洋務運動的同情者。魯迅祖父周福清科場舞弊案發後，周伯宜被革去秀才身份，十分傷感。他常借酒消愁，後為病魔所纏，又為庸醫所誤，死時年僅36歲。其妻魯瑞(1858-1943)，紹興鄉下安橋頭人。他性格和善而堅毅，原先不識字，但"他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

周伯宜

兄弟

周作人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壽（後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啓明、啓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號知堂、葯堂、獨應等。是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

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學系主任，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運動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並曾任“新潮社”主任編輯。“五四運動”之後，與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與魯迅、林語堂、孫伏園等創辦《語絲》周刊，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曾經擔任北平世界語學會會長。

周建人

周建人，1888年11月12日生于紹興都昌坊口，1984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初名松壽，乳名阿松，後改名建人，字喬峰，浙江紹興人。筆名克士、高山、李正、孫鯁等，魯迅三弟。(即《風箏》中的小弟。)

中國民主促進會創始人之一，現代著名社會活動家、生物學家、魯迅研究專家和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之一。有同名傳記。1919年，周建人遷居北京，23年潛心研究生物學，並從事著譯工作，在《東方雜志》、《婦女雜志》、《自然科學雜志》上發表文章，提倡婦女解放，普及科學知識。

1923年應瞿秋白邀請，在上海大學講授進化論，上海暨南大學、安徽大學任教授。

軼事典故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貢獻最大的作家，魯迅逝世後被虛構了許多逸聞軼事，由于真假難辨，往往流傳甚廣無人知其真假。這些訛傳假聞中較為出名的有《魯迅理發的故事》，據考證實為嫁接清代獨逸窩退士編的《笑笑錄》一書中的剃頭故事。另外《魯迅丟棉褲》，《密友告密幫助魯迅避難》等皆已考證為假。另一則魯迅反對某書局“不支付標點和空格稿費”的軼事真假仍未有定論。關于真假考證的問題，詳細資訊可參看魯迅研究專家所著論文 。

成績優異

魯迅在礦路學堂時，學習成績很突出，學堂總辦錢德培曾誇他：“周樹人真是博學。”當時，每次考試都有獎金的。國文每周一次，其它小考每月—次，優者都給以三等銀質獎章。依章程：凡四個三等章準許換一個二等的，又幾個二等的換一個頭等的，又幾個頭等的換一個金的。而全班中，得到這種金領獎章的惟有魯迅一個人。

幫助青年

魯迅在廣州時，一個青年受他的感化，隨他到了上海。到上海後，魯迅熱情的留他在自己景雲裏的寓所住，後來那人又讓魯迅給他在上海找個工作。魯迅很為難的情況下找到鬱達夫說實在沒辦法，須請一家書店報館名義上請他做事，而每月的薪資三四十元由魯迅自己拿出，由達夫轉交給書店報館作為月薪發給他。魯迅對青年的提攜幫助程度可見一斑。

白紅小象

林語堂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魯迅先生在中國的難能可貴，譽之為“白象”。因為象多是灰色，遇到一隻白的，就視為國家珍寶。許廣平在與魯迅分居兩地互通書信時也時常稱他為“小白象”，魯迅在與之信中偶爾也用以自稱。在兒子周海嬰出生後，魯迅用來送予兒子稱其為“小紅象”，可謂“白象紅象一父子”，魯迅在哄孩子高興時也常常自作小調“小紅，小象，小紅象，小象，紅紅，小象紅；小象，小紅，小紅象，小紅，小象，小紅紅。”丈夫的憐子溫情可見一斑。

不重手稿

魯迅對手稿的儲存並不在意，常常亂丟手稿，有時還分發給來訪的客人擦手，甚至當廢品賣掉。一次作家蕭紅在上海拉都路買油條吃，無意之中卻發現那張包油條的紙居然是魯迅翻譯《死魂靈》的手稿紙，蕭紅大為吃驚並寫信告訴了魯迅，魯迅知道後卻不以為稀奇。蕭紅無奈隻得把這一見聞如實地告訴了許廣平，許廣平聽後為此狠狠地批評了魯迅一頓。

愛搞惡作劇

魯迅曾在廈門大學任教，這也一直是這所學校引以為榮的歷史。但是，魯迅當年在這裏的經歷卻有點滑稽。

魯迅

大概當時學校的管理確實有些混亂，住在宿舍的教員連方便都要到一百六十步外才有洗手間。魯迅的對策是，天黑之後，小便就在宿舍樓下的草地上就地解決。不知道魯迅在如此方便的時候，腦海裏是否想起了孫悟空在佛祖掌心的傑作，這多少是有一點挑釁意味的行動，于是，他就這樣和廈門大學“開戰”了。

類似的事情還發生在北京紹興會館，不過這次魯迅扮演的是維護公德的角色。一次有朋友去拜訪魯迅，正好有人在牆邊隨地小便，朋友看見魯迅用彈弓聚精會神地瞄向了那個人的生殖器官。

魯迅復雜的個性中始終不乏這類風格。在北大任教時給同事起的外號，都在豐富著他沉重之外的另是魯迅眾多“對頭”之一，他的一個面部特點是長了個酒槽鼻子。魯迅在給朋友的信上就戲稱顧為“鼻公”，有時幹脆在毛筆信中用朱筆一點以代表顧頡剛。　　

據說愛吃甜食是魯迅小時候養成的習慣。有朋友從河南給魯迅帶來兩包柿霜糖。許廣平見後告訴魯迅，這糖用柿霜做成，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瘡之類，用柿霜糖一搽就好。但是此時魯迅已經吃了一大半，珍重之下趕緊把糖收好，以備將來葯用。不料才到晚上，魯迅又覺得生瘡的時候畢竟很少，不如趁新鮮吃一點受用。

魯迅在零食問題上是素有算計的。有客人來時，魯迅一定要請吃點心。一開始對男客女客一視同仁。但男客往往戰鬥力太強大，經常把魯迅的存貨如風卷殘雲般消滅得幹幹凈凈。魯迅由此改變策略，改用落花生代替點心。男客人總是吃得不多了，而對女客依舊採用點心政策。

女師大風潮後，魯迅在皮庫胡同給離校的學生上課。時逢女師大校慶日，這些被掃地出門的師生同樣不肯示弱地聚集一堂慶祝，不擅文藝的魯迅被大家強迫表演節目。無奈之下，魯迅突發奇想，號稱表演單人舞。當時四十多歲的魯迅抱著一條腿，在場內毫無節奏地亂蹦，全然不拘泥于老師或長輩的形象。全場哄然大笑之下，魯迅蹦得越發起勁，全體師生足足笑了半個小時。

拿煙姿勢

魯迅的煙癮之大天下盡知，一次從東京回仙台，買完火車票後，魯迅把剩下的錢統統買了煙，以致半路口渴卻沒錢買水。

魯迅並不為自己的嗜好找什麽借口，實際不管寫作、休息還是待客，魯迅的煙都一直在燃燒。不抽煙的人去魯迅那裏，走後身上都有一股煙味，這被稱為見過魯迅的證據。

魯迅拿煙有時還有一個特別的姿勢，就是不用食指和中指，而是用大拇指和另外兩個手指拿煙。後來香港電影裏大佬們拿煙的姿勢，也就是源流于魯迅。

與毛主席

1957年3月8日，毛澤東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了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經過自己的實踐，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特別是他後期的雜文，很有力量。他的雜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看魯迅在時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三十三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而且是很勇敢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53—254頁）這裏說的“三十三個題目”是指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室1957年3月6日印發的《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匯集》，是希望毛澤東在談話中回答的，毛澤東卻說魯迅能夠解決問題。

魯迅

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中，在分析那種認為報上的文章要“軟些，軟些，再軟些”的主張時說：“你們贊成不贊成魯迅？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裏。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麽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未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63頁）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要求所有的人看問題都必須很全面，這樣就會阻礙批評的發展。但是，我們還要求努力做到看問題比較全面，不管長文也好，短文也好，雜文包括在內，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說，幾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雜文，怎麽能作分析呢？我說，怎麽不能呢？魯迅不就是這樣的嗎？分析的方法就是辯證的方法。所謂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對于所論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魯迅後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並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77頁）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其第26條中說：“學習魯迅。魯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讀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讀者共鳴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55頁）

魯迅之子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中的一段話：“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一個大膽的構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麽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麽是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尋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任何人讀到這段對話，都會出一身冷汗。

黃宗英在《炎黃春秋》2002年第12期以《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撰文證實，她就是現場見證人，“我永遠忘不了當時‘對話’給我的震顫，提起這件事，我血液迴圈也要失常”。黃文摘錄如下：

……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寫到，1957年羅稷南在一次座談會上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估計，(魯迅)要麽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做聲。這段“羅毛對話”，我是現場見證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還活著的人也聽到這段對話。我打電話給我熟悉的律師，簡要地敘述了當時的情況後，問他：“如果我寫出自己聽到這段對話，將與海嬰所說的份量不同，因為我在現場；如果沒有第二個人說他也當場聽到，那我豈非成了孤證？若有人提出抗告，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證，那麽在法律上……”那位律師說：“正因為當時在場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責任寫出來，留下來。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聽到的事實寫出來再說。”于是我就到處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資料校正我的遠記憶，以期盡可能準確地表述這場短暫又撼人心魄的“對話”。

我又見主席興致勃勃地問：“你現在怎麽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麽樣？”我的心猛一激靈，啊，若閃電馳過，我感覺空氣彷佛頓時凝固了。這問題，文藝人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嘀咕過，“反胡風”時就嘀咕過；可又有哪個人公開提出？還當著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節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麽，我尖起耳朵傾聽：

“魯迅麽——”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麽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麽一句話也不說。”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彷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了，我卻嚇得肚裏娃娃兒險些蹦出來……

朱元璋做了皇帝就不是從前的農民朱元璋了，洪秀全當了天王也不是從前的農民領袖洪秀全了，而一個思想家是永遠不會背叛他自己的。誰在那個位子上，誰就會對著魯迅這枝筆不舒服，由一個對魯迅的贊美者變成仇視者，這並沒有不好理解的。

經典名言

1、其實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鄉》

魯迅

2、時間就是性命。無端地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于謀財害命的。《門外文談》

3、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自嘲》

4、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

5、人類總不會寂寞，因為生命是進步的，是天生的。

6、巨大的建築，總是由一木一石疊起來的，我們何妨做做這一木一石呢？我時常做些零碎事，就是為此。

7、孩子是要別人教的，毛病是要別人醫的，即使自己是教員或醫生。但做人處事的法子，卻恐怕要自己斟酌，許多人開來的良方，往往不過是廢紙。

8、哪裏有天才，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了。

9、我好像是一隻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

10、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

11、偉大的心胸，應該表現出這樣的氣概——用笑臉來迎接悲慘的厄運，用百倍的勇氣來應付一切的不幸。

12、不滿是向上的年輪，載著不自滿的人向前進。 

13、時間就像海綿裏的水，隻要願擠，總還是有的。

14、倘著看書，便變成書櫥。

15、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16、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隻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的話。

魯迅

17、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寶貴的，唯有它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

18、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19、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

20、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

21、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 

22、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

23、必須敢于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做、敢當。

24、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葯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

25、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 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26、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 跑至終點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的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 來之脊梁。

27、我們中國人對于不是自己的東西，或者將不為自己所有的東西，總要破壞 了才快活的。

28、中國的有一些士大夫，總愛無中生有，移花接木地造出故事來，他們不但 歌頌生平，還粉飾黑暗。 

29、說過的話不算數，是中國人的大毛病。 

30、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 

31、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大抵如 此，大抵！

32、隻要從來如此，便是寶貝…… 

33、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 

34、搞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35、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裏的蛀蟲，許多事情都敗在他們手 裏。

魯迅

36、有缺點的戰士終究是戰士，寶貴的蒼蠅也終究不過是蒼蠅。

37、智識太多 ，不是心活，就是心軟。心活就會胡思亂想，心軟就不肯下 手

38、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

39、幼稚對于老成，有如孩子對于老人，決沒有什麽恥辱的，作品也一樣，起 初幼稚，不算恥辱的。

40、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41、文人作文，農人掘鋤，本是平平常常的，若照相之際，文人偏要裝做粗人，玩什麽“荷鋤帶笠圖”；農夫則在柳下捧一本書，裝作“深柳讀書圖”之 類，就要令人肉麻。 

42、貪安穩就沒有自由，要自由就要歷些危險。隻有這兩條路。 

43、假使做事要面面顧到，那就什麽事都不能做了 

45、與名流者談，對于他之所講，當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 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 

46、做一件事，無論大小，倘無恆心，是很不好的。 

47、我們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脫掉衣服，但上陣要穿甲。

48、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

49、激烈得快的，也平和的快，甚至一木一石呢？我時常 做些零碎事，就是為此。 

52、......隻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會朽的腐草。

53、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55、寧可與敵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

56、明言著輕蔑什麽人，並不是十足的輕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最高的 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57、事實是毫無情面的東西，它能將空言打得粉碎。

語學素養

魯迅的古文、日本語水準很高，德語也相當不錯，在陸師學堂附屬礦路學堂就已開始學德語，到了日本以後，舊日本帝國的現代醫學流行用德語，德文是醫學專業必修的外國語文（所以留日學醫卒業的郭沫若也能讀點德文）。魯迅在仙台1年半，德文從來沒有放掉，時時有在看書。

魯迅

魯迅生前曾多次公開宣稱“我不懂英文”：

“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這字的含義究竟怎樣”（《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可惜我不懂英文，隻能自己說幾句。”（《〈野草〉英文譯本序》）

“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譯本。”（《雜憶》）

《〈阿Q正傳〉的成因》裏，魯迅說完“英文的似乎譯得很懇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說什麽。”又接著說“隻是偶然看見還有可以商榷的兩處：一是‘三百大錢九二串’當譯為‘三百大錢，以九十二文作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黨’不如譯音，因為原是‘自由黨’，鄉下人不能懂，便訛成他們能懂的‘柿油黨’了。”從這裏也就可以知道，魯迅還是能看點英文的，隻是水準不能和他掌握得較好的幾個語種相比。 《魯迅日記》附載的《書帳》（圖書採買紀錄）裏面可以看到魯迅買的很多外國書名，有相當數量的英文書。

周作人《魯迅與英文》一文說：“他是反對英文的。在光緒戊戌（1897）年他最初考進水師學堂，也曾學過英文，Question這字他當然是認識的，不久改進陸師附屬的礦路學堂，便不學了，到了日本進了仙台醫校之後改學德文，這才一直學習，利用了來譯出好些的書。他深惡那高爾基說過的黃糞的美國，對于英文也沒好感，自然他也很佩服拜倫雪萊等詩人，覺得從英文譯書也可以，但是使用整句整個英文字的作風是為他所最反對的。他不用阿K而偏要用Q字，這似乎是一個問題。不過據他自己說，便隻為那Q字有個小辮子，覺得好玩罷了。如有人不相信這個說明，那自然也是可以的。”

魯迅不贊成說話和文章夾雜英文，在文章中帶有英文時常有諷刺性：

“連契訶夫（A．Chekhov）和安特來夫（L．Andreev）的有些小說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使書店隻好出算學教科書和童話，如Mr.Cat和Miss Rose談天，稱贊春天如何可愛之類”（《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Mr.Cat是貓先生；Miss Rose是玫瑰小姐）

“古貌林！”

“古魯幾哩……”

“OK！”（《理水》，古貌林是英語早上好的擬音）

情感生活

• 朋友和學生

魯迅對青年人非常愛護，當作自己的子弟看待。受到魯迅指點、教導、拉拔的學生非常非常多：孫伏園、增田涉、丁玲、蕭紅、蕭軍、黃源、魏建功、唐弢、周文、傅斯年、羅家倫、柔石、殷夫（白莾，哥哥徐培根是國民黨將領）、許欽文、劉和珍、尚鉞、許廣平、胡風、李霽野、李何林、曹靖華、韋素園、韋叢蕪、馮雪峰、章廷謙、台靜農、金溟若、張我軍、張秀哲、洪炎秋、李秉中、徐梵澄、吳耕民等。

魯迅最好的朋友是許壽裳，小時候的好友章潤水，曾密切交往的朋友也很多；例如鬱達夫、瞿秋白、茅盾、日本友人內山完造、巴金，與記者曹聚仁、史沫特萊有過交往。教育部時期的同事常來往除了許壽裳還有錢稻孫、齊壽山（齊如山的弟弟）、馬裕藻（即馬幼漁，馬珏的父親），鄰居俞芳等人。

• 兄弟不和

在魯迅的個人生活中，有兩件事對他的打擊是沉重的。一個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個就是與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魯迅和周作人一直不願意向別人談及此事從而也使得這件事越發的撲朔迷離，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不可理解的事件。多年來，研究界對此形成了“經濟說”、“失敬說”、“家庭糾紛說”等三種觀點。第一種說法“經濟說”認為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花錢過于大手大腳，致使家中往往入不敷出，最後使得兄弟產生罅隙。第二種說法，認為是魯迅與信子有私情，導致周氏兄弟不和。第三種說法，則認為是周家眾人對信子的不滿，導致兄弟關系的緊張。就否定“兄弟失和”是由于兩人思想上的分歧來說，這三個觀點是一致的。但是除此之外，學界的研究基本上沒有多大進展，三種觀點也無法真正說服讀者。

• 婚姻愛情

朱安

1906年，25歲的魯迅從日本回國，遵照母親的意見而與時年28歲的朱安結婚，但一生未與朱安同床（據荊有麟回憶，魯迅稱“多年來隻有兩三次”）。婚後第四天魯迅東渡日本（參照周作人日記，魯迅當年並非婚後第四天東渡，而是秋天才動身的，八九月份之間）。

許廣平

1927年10月8日，魯迅在廣州與許廣平同居。1929年，兒子周海嬰在上海出世。

魯迅與兒子周海嬰

許廣平：1898年2月12日，許廣平生于廣東番禺一個敗落的官僚家庭裏，1918年，許廣平入天津的直隸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大學部，次年投身五四運動，任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會刊《醒世周刊》編輯， 1927年10月3日，許廣平和魯迅在上海開始共同生活。解放後，許廣平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秘書長，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國文聯主席團成員，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1959年10月， 她完成了將近十萬字的《魯迅回憶錄》。1960年10月，許廣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8年3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1927年10月3日，魯迅和許廣平同到上海，開始了共同的生活。那一年，魯迅46歲，許廣平28歲。

結婚以後，魯迅和許廣平的感情是超于一般夫妻之上的。許廣平自己說：“我自己之于他，與其說是夫婦的關系，倒不如說不自覺地還時刻保持著一種師生之誼。這說法，我以為是史妥切的。”許廣平也常常天真地向魯迅提問：“我為什麽總覺得你還是我的先生，你有沒有這種感覺？”魯迅聽了，總是愜意地笑笑，答非所問地說：“你這傻孩子。”

他們結婚後不久，許廣平真的又當了魯迅的學生。在結婚前兩人遙居廣州、廈門時，魯迅就向許廣平提出過，希望她能學習一門外語。婚後的一次閒談中他又提出了這種希望，她同意了。從1927年12月起，魯迅開始教她日語，教學分為三個階段。首先，講授由魯迅親自編寫的二十七篇課文，作為打基礎用；一個月後，課本換為《二一兒河四草》（即《尼羅河之草》）；第三階段講授了日文版的《馬克思讀本》。這種學習前後進行了一年半的時間，他們的教與學多在晚上進行。每當這時，他們仿佛又都回到了幾年前的師生時代。

他們在家庭生活方面最大的歡樂是有了兒子海嬰。

1929年9月27日清晨，魯迅和許廣平的愛情給出了果實，他們的兒子海嬰誕生了。26日那天上午，許廣平已經感到陣陣腹痛，預示著這個小生命就要來到人間。年近50的魯迅就要當爸爸了，心情十分興奮，他不顧因過度勞累而有些發熱的身體，趕忙把妻子送到醫院。經過二十七八個小時的陣痛，孩子終于叭叭墜地。魯迅欣慰而又恢諧地說：“是男的，怪不得這樣可惡。”當許廣平難產時，醫生曾征求過他的意見：“留小孩還是留大人？”他毫不猶豫地說：“留大人。”現在，看到母子倆都平安，他感到非常幸運和高興。第二天，他滿面歡悅地走到醫院，手裏拿著一棵小巧玲瓏的松樹，輕輕地放在許廣平床邊的小桌上。這棵小松翠綠，蒼勁、孤傲、沉鬱，即既象征著他的性格，又象征著那個剛剛降生的新生命，象征著新人的家庭生活的開始。

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往醫院去兩三次，送來食品和其他用品，有時還領著一批批前來慶賀的朋友。每當客人散去，他總靜靜地坐下來，審視著孩子的臉，由衷地說：“真象我。”但馬上又補充：“我沒有他漂亮。”這時，他的臉上泛起了幸福的紅暈。有了孩子，給他起個什麽名字呢？一天，他來到醫院，悠閒地坐下來，首先問妻子是否想起來了，許廣平說沒有，他款款地說：“想倒想起兩個字，你看怎麽樣？因為是在上海生的，是個嬰兒，我叫他海嬰。這名字讀起來頗悅耳，字也通俗。但卻絕不會雷同。……如果他大起來不高興這個名宇，自己隨便改過來也可以，橫豎我也是自己再另起名字的，這個暫時用用也還好。”

魯迅、許廣平和孩子

由于許廣平的大力協助，魯迅後十年寫作了大量文章，為後世留下了極其豐富的精神財富，這也是他引為自豪的。魯迅曾以感激的心情歌頌他與許廣平的友誼：

十年攜手共艱危，

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畫圖怡倦眼，

此中甘苦而相知。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緊緊握住許廣平的手，同她訣別：“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這是魯迅留給自己夫人的遺言，但許廣平怎能忘記她的師友和親愛的丈夫呢？10月22日，她寫下了給魯迅的獻詞：

魯迅夫子：

悲哀的霧圍籠罩了一切。

我們對你的死，有什麽話說！

你曾對我說：

“我好象一隻牛，

吃的是草，

擠出的是牛奶，血。

你不曉得什麽是休息，

什麽是娛樂。”

死的前一日還在執筆。

如今……

希望我們大眾

鍥而不舍。跟著你的足跡！

主要作品

後世紀念

魯迅文學獎

魯迅文學獎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是中國具有最高榮譽的文學獎之一，該獎項每四年評選一次。旨在獎勵優秀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報告文學、詩歌、散文雜文、文學理論評論的創作，獎勵中外文學作品的翻譯，推動中國文學事業的繁榮發展。

魯迅故居

紀念魯迅的方式通常以紀念地、發行紀念品以及舉行各種公開紀念活動為主。還有以魯迅冠名的街道名稱，文學獎項。

魯迅故居

當今大多數魯迅曾居住過的地方（紹興、廈門、廣州、北京和上海等地）都保留了魯迅故居，並建有魯迅紀念館。上海的魯迅公園內有魯迅墓，日本宮城縣有魯迅故居。

2004年10月22日，日本仙台市和東北大學開展了“紀念魯迅仙台留學100周年市民之會”活動，魯迅的後人和藤野嚴九郎的後人都參加了該紀念活動。仙台市立有魯迅紀念碑，並保留了當年魯迅曾下宿過的木屋。東北大學也設立了“魯迅獎”和“魯迅紀念獎”。

紀念郵票

1946年10月19日旅大解放區郵政管理局發行《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郵票，全套3枚，用滿洲國郵政的四版、五版普通郵票加蓋“魯迅逝世十周年”和暫作面值製作而成。

魯迅紀念郵票

1951年10月19日發行的紀11《魯迅逝世十五周年》的兩枚一套的郵票。

1961年2月26日發行的紀91《魯迅誕生八十周年》郵票全套一枚

1966年12月31日發行的紀122《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郵票全套3枚。

1976年10月19日發行的J11《紀念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郵票全套3枚。

1981年發行《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的J67號紀念郵票，由茅盾題字。

書法拍品

魯迅書法作品

2013年的嘉德秋拍中，魯迅于1934年寫給民國著名出版人、編輯家陶亢德的信函，拍出了655.5萬元天價。

收錄于《石渠寶笈》初編的清宮內務府主管赫奕《煙樹山亭》以2530萬元成交，位列“古代繪畫夜場”最高價。昨晚的北京匡時秋拍的古代與近現代書畫夜場總成交額達5.4億元。

2015年11月5日，在北京匡時秋拍“澄道——中國書法夜場”中，一件罕見的魯迅書法作品以75萬元起拍，成交價遠超此前的估值80萬元。

這件書法拍品尺幅僅為20×24(釐米)，上有魯迅先生手書四句佛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經，立地殺人。”平均算下來，一個字約19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