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

鬱達夫

鬱達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原名鬱文,字達夫,幼名阿鳳,浙江富陽人,中國現代作家、革命烈士。

鬱達夫是新文學團體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一位為抗日救國而殉難的愛國主義作家。在文學創作的同時,還積極參加各種反帝抗日組織,先後在上海、武漢、福州等地從事抗日救國宣傳活動,其文學代表作有《懷魯迅》、《沉淪》、《故都的秋》、《春風沉醉的晚上》、《過去》、《遲桂花》等。

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鬱達夫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證書。

  • 中文名
    鬱達夫
  • 別名
    原名鬱文、幼名蔭生、幼名阿鳳
  • 性別
  • 國籍
  • 祖籍
    浙江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浙江富陽
  • 出生日期
    1896年12月7日
  • 逝世日期
    1945年9月17日
  • 職業
    小說家、散文家詩人
  • 畢業院校
    東京帝國大學
  • 代表作品
    沉淪》、《故都的秋

人物生平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七日,鬱達夫出生于浙江省富陽市滿州弄(現更名達夫弄)的知識分子家庭。

鬱達夫鬱達夫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鬱達夫的父親去世,家庭陷入了窘迫的境地。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鬱達夫進入私塾讀書。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就讀富陽縣立高等國小。

清宣統二年(1910年),鬱達夫與徐志摩、厲麟似一同考入杭州府中學堂,後又到嘉興府中學和美國教會學堂等校學習。

宣統三年(1911年),鬱達夫進入蕙蘭中學讀書;在這一時期,開始創作舊體詩,並向報刊投稿。

民國元年(1912年),考入浙江大學預科,卻因參與學潮被校方開除。

民國二年(1913年),鬱達夫隨長兄鬱華(鬱曼陀)赴日本留學。

民國三年(1914年)七月,考入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醫科部,並開始嘗試小說創作。

民國五年(1916年),改讀法學部政治學科。

民國六年(1917年)七月,畢業,十一月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學習,留學期間,鬱達夫閱讀了大量外國小說,尤以俄、德小說居多。

民國十年(1921年),鬱達夫與同為留日學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鄭伯奇組創文學團體“創造社”,同年,開始小說創作,民國十年(1921年)十月十五日,他的首部短篇小說集,亦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短篇小說集《沉淪》出版,轟動國內文壇。

民國十一年(1922年)三月,從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同年鬱達夫回國,在安慶法政專校教授英語(一說為安慶一中),與當時同為該校教員的陶希聖頗有交往。

民國十二年(1923年),辭職,出任北京大學講師,講授統計學。

民國十三年(1924年),赴國立武昌師範大學任教,為期亦僅一年。

民國十五年(1926年),任教于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年底辭職,返回上海後,鬱達夫開始主持創造社出版工作,發表了《小說論》《戲劇論》等大量文藝論著。

民國十七年(1928年),鬱達夫加入“太陽社”,並在魯迅支持下主編《大眾文藝》。

民國十九年(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鬱達夫為發起人之一,但不久即退出,同年任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僅四個月。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十二月一日,鬱達夫在《現代》(2卷2期)上發表短篇小說《遲桂花》。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鬱達夫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四月,由上海移居杭州,創作大量的山水遊記和詩詞。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鬱達夫任浙江省政府參議。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擔任《中國新文學大系》內的《散文二集》之主編。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二月,鬱達夫應當時國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陳儀之邀出任福建省參議兼公報室主任。在福州,鬱達夫號召文化界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任福建省政府參議兼公報室主任,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二十四日,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寫了《懷魯迅》一文。十一月,鬱達夫訪問日本,十二月十七日,鬱達夫在離日歸國途中訪問台灣,會見楊雲萍黃得時等文化界人士,抗日戰爭初期,鬱達夫任《福建民報》副刊主編。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協會”,鬱達夫被公推為理事長。並與楊騷一起擔任《救亡文藝》主編。在47天內,鬱達夫發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連續8天每天寫一篇)。他在光祿坊寓所為文學青年程力夫的題詞中寫道:“我們這一代,應該為抗戰而犧牲。”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在武漢宣告成立,鬱達夫赴武漢擔任政治部設計委員,參加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會上周恩來郭沫若相繼發表演說,鬱達夫並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上當選為常務理事,任研究部主任以及《抗戰文藝》編委。期間曾赴徐州勞軍,在各前線參訪。

台兒庄大捷後,鬱達夫受命作為特使率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代表團到台兒庄勞軍,巧遇想去台兒庄考察、但未獲批準的美駐華武官史迪威。後經鬱達夫協調,李宗仁答應史迪威到台兒庄考察。史迪威後來寫了一篇關于台兒庄戰役的詳細報告,在一份軍事雜志發表,在美國政府和軍方引起了很大反響,促使美國開始對華援助。這次前線考察讓鬱達夫受到了極大鼓舞,他回到武漢寫了一系列文章,熱情謳歌了中國軍民堅決抗戰的英雄氣概。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應新加坡《星洲日報》邀請,鬱達夫前往新加坡參加抗日宣傳工作,在船上他寫下了《歲朝新語》,堅信“中國決不會亡,抗戰到底,一定勝利”。到達第二天,鬱達夫連生活都沒安排好就寫下了《估敵》一文,堅信“最後勝利,當然是我們的,必成必勝的信念,我們決不會動搖”。文章引發了強烈反響。

在擔任《星洲日報》主筆期間,他還同時編四五種刊物,發表了400多篇支援抗日和分析國內外政治、軍事情勢的政論、雜文、文藝雜論等,宣傳抗日,海外華僑紛紛捐款捐物支持抗戰,許多華僑回國參加抗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新加坡文化界同仁在中共黨員《南洋商報》主編胡愈之的領導下成立“星洲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鬱達夫任團長兼任幹部訓練班導,胡愈之任副團長。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一日,鬱達夫便發表了舊體詩《雁》,指出“文化人要做識風浪的海鷗”。同日發表政論文《估敵》,全文三千餘字,分析日軍動向,剖析敵人虛弱本質,曰“敵國內既無可調之兵,國外亦無存聚之貨”“最後的勝利,當然是我們的”。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鬱達夫與關楚璞姚楠許雲樵等文人建立新加坡南洋學會

民國三十年(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任“星華文化界戰時工作團”團長和“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總會”執行委員,組織“星洲華僑義勇軍”抗日。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年初,鬱達夫出席了由陳嘉庚領導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敵聯合會”成立大會,被選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成為新加坡華僑抗日領袖之一。二月,新加坡淪陷後,胡愈之、鬱達夫等參加抗戰委員會的28位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尼蘇門答臘島中西部的巴亞公務市,鬱達夫化名趙廉,開了一家“趙豫記”酒廠,後來日本憲兵得知他精通日語,脅迫他當了7個月的翻譯。其間,他暗中救助、保護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難友、愛國僑領和當地居民。

抗戰勝利後,陳嘉庚曾對中共黨員國外統一戰線負責人夏衍說:“那時鬱達夫不僅掩護了我,還援救了許多被日本人逮捕的華僑。”一位馬來西亞共產黨負責人說:“沒有他的幫助,我們的組織會遭到不可補救的損失。”

由于漢奸告密,日本憲兵開始全面調查鬱達夫,並準備對鬱達夫在內的南下文化界人士實施大屠殺。身處險境的鬱達夫安排胡愈之等人先行離開印尼。六月,鬱達夫流亡至蘇門答臘西部市鎮巴爺公務,化名趙廉,在當地華人協助下開設酒廠謀生。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二十九日,鬱達夫被日軍殺害于蘇門答臘叢林。

個人作品

著作

名稱備註初版信息
沉淪短篇小說集1921,泰東圖書局
蔦蘿集小說、散文合集1923,泰東圖書局
小說論理論著作1926,光華書局
戲劇論理論著作1926,商務印書館
文學概說理論著作1927,商務印書館
日記九種日記集1927,北新書局
孤獨者的愁哀戲劇集1927,創造社
達夫代表作小說、散文合集1928,上海春業書店
在寒風裏小說、散文合集1929,廈門世界文藝書社
懺餘集小說、散文合集1933,香港天馬出版社
達夫自選集小說、散文合集1933,香港天馬出版社
浙東景物紀略散文集1933,浙江鐵路局
屐痕處處散文集1934,現代書局
達夫日記集日記集1935,北新書局
達夫短篇小說集小說集(上下冊)1935,北新書局
達夫遊記散文集1936,上海文學創造社
達夫散文集散文集1936,北新書局
閒書散文集1936,良友圖書公司
我的懺悔散文集1936,良友圖書公司
藤十郎的戀劇本1937,上海文化書局

譯作

名稱備註初版信息
小家之伍小說集([德國]F·蓋斯戴客等人著)1930,北新書局
幾個偉大的作家文藝論文集([蘇聯]高爾基等人著)1934,中華書局
達夫所譯短篇集短篇小說集([德國]F·蓋斯戴客等人著)1935,生活書店

文學特點

主要思想

早期:1920年-1933年。在這十幾年的時間裏,鬱達夫一共寫了《沉淪》《銀灰色的死》等二十六篇抒情性散文和六七十篇議論雜文,表現了他從日本回國時滿懷希望的心情和見到滿目瘡咦的祖國後無限失望的感嘆,既有他對革命的前途感傷悲觀的思想,又有對革命慷慨激昂,疾聲吶喊的激進的理論。

鬱達夫鬱達夫

中期:1933年-1938年。這個時期,是鬱達夫思想的一個低潮期,由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使他走上了消極避世的道路,追求一種落後的“名士”風度,留連往返于山林江湖。這就充分暴露出他作為從封建舊營壘中出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弱點——軟弱性和妥協性。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他憎惡現實,不願同流合污,才逃遁的這一面。

晚期:1938年-1945年。1938年春,鬱達夫參加了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他用筆參加戰鬥,寫下了許多政論文章,用自己熱情的聲音來鼓舞人們戰鬥。

語言風格

鬱達夫的散文無一例外是“自我的表現”,而且是“自敘傳”式的自我表現,是最為坦誠、露骨的自我表現。在鬱達夫看來,小說帶有作家的自敘傳,“現代的散文,卻更是帶有自敘傳的色彩。”其作品《還鄉記》《還鄉後記》和小說《遲桂花》,都運用大量內心獨白式的抒情、描寫、記敘,錯落有致,感情真摯,打上有很深的個人印記。他自己的散文就是循著這一原則構造的。他不加掩飾的表露他的身世、思想、感情、癖好,將自己的信仰、習慣、性格甚至病態也大白于天下,以一己的身世、感受,集中表現了在舊社會的壓迫、窒息下青年一代的精神苦悶,從而形成了自己獨樹一幟的文學特色。這種特色就是感傷的弱者的情調,浪漫的青年覺醒者的理想,反壓迫的民主主義者的傾向。

鬱達夫雖然在文學作品中傷感得無以復加,但他也並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無論是傷感壓迫得他喘不過氣來的時候,還是幾乎墜入頹唐境地的時光,他的心中總有一個誘惑著他的理想。這個理想談不上崇高,也不具備多麽深刻的內涵,但對鬱達夫來說,卻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動他奮鬥,創造的動力,這就是女人的愛。1927年,鬱達夫曾在日記中寫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即王映霞——引者註)的愛,那麽此後的創作力更要強些。啊!人生還是值得的,還是可以得到一點意義的。” 鬱達夫對女性的這神聖、痴想的情感,一方面當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現,另一方面有分明對應著五四人的發現的光芒。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曾說過,女人和兒童的發現,是歐洲近代文明的產物。而對五四時期的中國來說,對女性的贊美和痴愛,那就不僅僅是一種現代意識的表現,也是對封建禮教最直接的批判。所以,鬱達夫將女性作為自己的理想來追求,這種行為和藝術傾向,雖然在力度,深度上都不具備“崇高”的屬性,但反封建的民主意識卻是鮮明可見的。

個人影響

鬱達夫在文學創作上主張“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因此,他常常把個人的生活經歷作為小說和散文的創作的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飾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個性和人生際遇,鬱達夫的自傳體小說代表作品是《沉淪》,鬱達夫在《沉淪》中大膽地描寫了男女性愛、性心理,同時也發出了“祖國呀祖國!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吧!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的悲號。

鬱達夫的小說創作因為對傳統道德觀念提出了挑戰,並且首創了自傳體小說這種抒情浪漫的形式,對當時一批青年作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形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壇一股浪漫派的壯觀潮流。鬱達夫還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位在世時就已出版日記的作家。

從他的小說中找到了與自己心靈相撞的東西,那些不敢與封建道德決裂的文人,也把矛頭直接指向了鬱達夫.鬱達夫在自傳體小說中,除了反映下層知識分子失意、苦悶外,還有一些作品通過知識分子的視角反映處于社會底層民眾的疾苦,表現了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和關懷,如《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等。

人物評價

中國前文聯主席夏衍:達夫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是他畢生的精神支柱。

鬱達夫與妻子鬱達夫與妻子

政務活動家胡愈之: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鬱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鬱達夫烈士的名字。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國際知名文化研究學者李歐梵:與郭沫若所代表的叛逆、反抗、英雄式的“普羅米修斯型”浪漫主義者相比,鬱達夫可說是消極感傷的“維特型”的代表,《沉淪》中的主人公,可以說正好符合這一類型人物的特質——“多情和神經質”、“憂鬱成疾和宿命論者”。

鬱達夫兒子鬱飛:我的父親是一位有明顯優點,也有明顯缺點的人,他很愛國家,對朋友也很熱心,但做人處世過于沖動,以至家庭與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麽聖人,隻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醜化。

鬱達夫的好友、藝術大師劉海粟:達夫感情飽滿細膩,觀察深切,才思敏捷,古典文學、西洋文學根基都雄厚。從氣質上來講,他是個傑出的抒情詩人,散文和小說不過是詩歌的擴散。他的一生是一首風雲變幻而又蕩氣回腸的長詩。這樣的詩人,近代詩史上是屈指可數的。在新文藝作家的隊伍中,魯迅、田漢而外,抗衡者寥寥。

中國現代文學家、歷史學家郭沫若:鬱達夫清新的筆調,在中國的枯槁的社會裏面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的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于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裏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于狂怒了。

中國作家沈從文:鬱達夫的名字,“成為一切年青人最熟悉的名字了。人人皆覺得鬱達夫是個可憐的人,是個朋友,因為人人皆可以從他作品中,發現自己的模樣”。

軼事典故

生死迷局

由于鬱達夫的失蹤太過詭秘,關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謎一般沒有解開。

較為流行的一種說法緣于1946年8月8日,邵宗漢先生從棉蘭蘇門答臘聯軍總部情報處所獲取的訊息。該訊息證實,聯軍當局在日本戰犯口中得知鬱達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槍殺,同時被害者尚有歐洲人數名,遺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這一說法卻有個重大的疑點難以解釋,即有研究者曾翻閱棉蘭法庭的審訊記錄,卻完全尋覓不到有關鬱達夫(趙廉)的蛛絲馬跡。如果此說成立,那麽鬱達夫和同時遇害的幾位歐洲人的被埋地點也應該很清楚,可是,鬱達夫的遺骸在整個東南亞都找不到,所以這種說法的可靠性未能得到證實。

戀愛經歷

文學與戀愛,在鬱達夫是互為表裏的。戀愛的激情,本來就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觀其一生,無時不在飛揚著由戀愛所激發的才情,然後表現到文學的創作之上,寫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同樣,他的戀愛經歷也如同他的文學名篇一樣,煥發著迷人的光彩,悵惘也罷,迷離也罷,悲歌也罷,總之都成了傳世的名作。

個人生活

妻子

鬱達夫與妻子鬱達夫與妻子

鬱達夫結過三次婚,三位夫人分別是:孫荃王映霞、何麗有。此外,在新加坡時,還有一位同居情人李筱英。

子女

孫氏生育4人:鬱龍兒、鬱天民、鬱黎民鬱正民

王氏生育5人:鬱飛、鬱靜子、鬱雲、鬱亮、鬱荀。

何氏生育2人:鬱大亞、鬱美蘭。

後世紀念

富陽故居

鬱達夫富陽市故居,在富陽市區鬱達夫公園內、低矮圍牆,一方庭院,鬱達夫故居客堂,迎面就是斯人的一幅畫像清瘦、儒雅,蕭然獨立。在陳列窗裏,兩張先後由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和民政部頒發的烈士證書,成為人們今日追思鬱達夫抗戰事跡一個最近的起點。樓房的客堂裏陳列著鬱氏故互動贈的字畫,其中有魯迅先生《自嘲》七律詩軸。

鬱達夫及其好友鬱達夫及其好友

杭州故居

​鬱達夫故居建于30年代,屬中式花園別墅,位于杭州市上城區大學路場官弄63號,叫“風雨茅廬”,是1933年4月鬱達夫為暫避國民黨的政治迫害,從上海舉家移居杭州時購置的寓所。故居由當時學人馬君武題為“風雨茅廬”,由鬱達夫自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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