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

高行健

高行健(1940- ),法籍華裔劇作家、小說家、翻譯家、畫家、導演、評論家。

高行健祖籍江蘇泰州,1940年生于江西贛州。1962年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大學法語專業,1987年移居法國,1997年取得法國國籍。200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並因此成為首位獲得該獎的華語作家。直至2010年,他的作品已經被譯為36種文字。代表作有小說《靈山》、《一個人的聖經》,戲劇《絕對信號》、《車站》等。

  • 中文名
    高行健
  • 國籍
    法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江西贛州
  • 出生日期
    1940年1月4日
  • 職業
    劇作家,小說家,畫家,導演
  • 畢業院校
    北京外國語大學
  • 現居地
    法國巴黎
  • 其他成就
    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 其他作品
    《靈山》,《一個人的聖經》,《八月雪》,《絕對信號》等

個人經歷

幼年時光

高行健祖籍江蘇泰州,1940年1月4日生于抗戰時期的江西贛州。

高行健

父親高運同是中國銀行職員,母親顧家騮是基督教青年會成員並做過抗日劇團的演員,二人均生于破落的大家族中。1942年,弟弟高行素誕生。抗戰勝利後,其父仍留在銀行裏,失業後當過記者,供職于私人銀行及輪船公司。盡管高行健的父親經常失業,但生活仍舊寬裕。幼年的高行健由于體弱而由母親進行識字教育。在她的影響下,高行健對戲劇、寫作和繪畫均產生了興趣。

解放初期

1950年,在時為南京軍區軍官的高行健表伯父的邀請下,全家搬至南京。1952年,高行健就讀于南京市第十中學(今南京市金陵中學),其原為教會學校金陵大學附屬中學,因此能夠接觸到許多的西方翻譯來的著作。對這段時光,高行健回憶到:“我的底子是在那打下的。我的中學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夢裏”。

法文之路

受家庭和外部環境影響,年輕的高行健最初的理想是做物理學家或數學家。同時由于從小愛與母親演戲,高行健亦產生了報考戲劇學院的願望。由于不符合導演系的報考條件,高行健隻得放棄。于是,他的理想轉向了作家。參觀了南京大學中文系後,由于學習氛圍與高行健心中“遺世萬年的文學熏陶”的想法不符,他最終決定報考外國文學或繪畫。

由于從小喜愛繪畫,高行健師從中國美術家協會最早一批的會員惲宗瀛先生學畫素描、水彩、油畫以及泥塑,並產生了報考中央美術學院的願望,這也得到了惲宗瀛先生的支持。但高行健聽從了母親的建議,放棄報考中央美術學院。

聯考復習中,高行健反思了自己學習理工的理想,並在一個下午偶然在學校圖書館中找到了一本共產國際出版的刊物,書中所描繪的二十世紀初期的巴黎超現實主義畫家和藝術家、詩人和文學家們在巴黎小酒館裏的生活深深吸引了他。因此,年僅17歲的高行健于1957年考入了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法語專業。大學時光中,高行健主要在圖書館中度過,期間閱讀了大量的馬列主義著作及寫劇本、小說。課外,他與同學組織了“海外劇社”並曾用法文演戲。

文學生涯

1962年,高行健從北外法語系畢業後,在中國國際書店從事翻譯工作。1970年,被下放到幹校勞動,期間曾到安徽寧國縣港口中學任教。197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5年,返回北京,任《中國建設》雜志社法文組組長。1977年,調任中國作家協會對外聯絡委員會工作。1979年5月,作為全程翻譯,陪同巴金等中國作家訪問巴黎,回國後高行健發表了《巴金在巴黎》。同年,發表中篇小說《寒夜的星辰》。

1981年,調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編劇。同年,發表評論集《現代小說技巧初探》。1982年,與鐵路文工團編劇劉會遠共同創作的劇作《絕對信號》,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引起轟動,並因其新的戲劇觀念和思想內涵而發生爭議,不久被禁演。在這部劇作中,他大量吸收了西方現代派的戲劇手法,突破了話劇傳統的時間結構,拓寬了戲劇表現空間,探索新的戲劇觀念包括舞台觀念。《絕對信號》一劇還被評為中國“共和國50年10部戲劇”之一。此後他更以多樣化手法,寫了《野人》一劇。

1984年,發表中篇小說集《有隻鴿子叫紅唇兒》。1985年,在北京與凋塑家尹光中舉辦泥塑繪畫展,開始受到海內外媒體的關註,這是高行健至今在中國大陸舉辦的唯一一次畫展。同年,應邀赴歐洲五國(德國、法國、英國、奧地利、丹麥)訪問八個月,在柏林世界文化之家舉辦了個人畫展,獲得了超乎意料的成功,賣畫獲“巨款”四萬馬克,從此高行健開始了以畫養文生涯,獲得了更多寫作上的自由。1986年,由于“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劇作《彼岸》被禁演。

定居法國

1987年,高行健應邀赴德國從事繪畫創作。1988年,開始在巴黎郊區巴紐裏定居,起初生活艱難。1989年,成為法國“具像批評派沙龍”成員,以後連續三年參加該沙龍在巴黎大皇宮國家美術館的年展。1992年,榮獲法國政府頒發的“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1997年,加入法國國籍。1999年,高行健的畫作在巴黎參加盧浮宮第十九屆國際古董與藝術雙年展。

高行健

九十年代期間,高行健同時以中文與法文創作。作品如《生死界》、《夜遊神》、《對話與反詰》、《周末四重奏》等,內容是人的生存本質的探討,具有歐洲荒誕派戲劇與存在主義思想的色彩。 2000年10月12日,高行健作品《靈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因此成為了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文作家。瑞典文學院的頒獎理由是“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和藝術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2002年2月25日,法國總統希拉克親自為高行健頒發“榮譽軍團騎士勛章”。2003年,法國舉辦“高行健年”以表彰他的成就。

2010年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高行健開玩笑地說自己“三生有幸”:“第一生在中國,第二生在法國,諾貝爾獎獲獎以後,我生了一場大病,也可以說是大難不死,又有一生,我自己開玩笑說真是三生有幸。”

家庭生活

高行健父親高運同,曾為銀行職員,1981年逝世。母親顧家騮,曾服務南京腦科醫院公職,1961年逝世。1941年弟弟高行素出生,其後成為音樂教育家,曾任江蘇省音樂家協會秘書長,現居中國大陸。目前兄弟二人彼此不通音訊。 

高行健共有兩次失敗的婚姻。1962年高行健于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後被下放農村五年,1969年與相識12年的女友結婚。兩人育有一子高杭,目前仍與母親生活在中國大陸。高行健的第一次婚姻不幸福,但持續的時間比較長。據高行健出國後向友人透露,他們夫妻雙方性格不合,妻子尤其反感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寫呀寫,直寫得家徒四壁,恐怕長此以往,生個孩子也養不活。由于當時歷史條件的限製,此次婚姻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初。他的第一任妻子現居南京。

在八十年代他的大起大落中,他認識了後來成為他第二任妻子的一位同事郭長慧。郭長慧也畢業于高行健的母校北京外國語大學法語系,但比高行健年輕13歲。兩人同在外文局工作並于1985年結婚,高行健在同年到德國當訪問學者。1986年,高行健回到了中國,而妻子到了法國入讀裏爾高等新聞學校,畢業後成為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記者、文化與藝術節目的主持人。高行健在1987年底又來到法國巴黎,與妻子團聚。不過,第二次婚姻在1989年以失敗告終。據自七十年代便與高行健一直維持著深厚友誼的大陸作家劉心武說,高行健前妻也擅法文,目前任職于法國電台,兩人于八十年代末離婚,未育有子女。

據稱高行健目前與一位畢業于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名叫“西零”女子同居。她在法國讀書期間與高行健相識。

主要作品

戲劇

1、《絕對信號》(與劉會遠合作),實驗劇作。1982年,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1992年,在台灣上演。

高行健

2、《車站》,實驗劇作。 1983年,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1984年,在南斯拉夫上演;1986年,在香港由第四線劇社演出;1988年,在英國上演;1992年,在奧地利上演;1999年,在日本上演。

3、《野人》,大型劇作。1985年,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1988年,在德國漢堡上演;1990年,在香港上演。

4、《高行健戲劇集》,戲劇集 。1985年,由民眾出版社出版,收錄了《絕對信號》、《車站》、《獨白》(獨角戲)、《野人》,以及現代折子戲四篇:《模彷者》、《躲雨》、《行路難》、《喀巴拉山口》。

5、《彼岸》,實驗劇作。1986年,在北京文學刊物《十月》發表;1990年,在台灣上演;1994年,瑞典皇家歌劇院出版瑞典文版劇作選《彼岸》,譯者馬悅然(Goran Malmqvist)。1995年,香港演藝學院,高行健執導。

6、《躲雨》 。1987年,在瑞典上演。

7、《冥城》,舞劇。1988年,在香港上演。

8、《聲聲慢變奏》,舞劇。1989年,在美國上演。

9、《逃亡》,劇作。1990年,在《今天》第一期發表;1990年,在瑞典皇家歌劇院首演;1992年,在德國、波蘭上演;1994年,在法國上演;1997年,在日本、貝南和象牙海岸上演。

10、《生死界》,劇作。1991年,在《今天》第二期發表;1992年,由法國文化部贊助,在巴黎圓環劇院首演,後參加“阿維農戲劇節”;1994年,分別在澳大利亞雪梨、義大利“當代世界戲劇節”上演,高行健執導;1996年,在波蘭上演;同年,在美國上演,高行健執導。

11、《山海經傳》。1992年,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

12、《對話與反詰》,劇作。1992年,在《今天》第二期發表,法文版也同時發表;同年,在奧地利維也納首演,高行健執導;1995年,在巴黎莫裏哀劇院上演,高行健執導;1999年,在巴黎再度上演,高行健執導。

13、《周未四重奏》,劇作。1996年,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

14、《夜遊神》。1999年,在法國阿維農戲劇節首演。

15、《八月雪》,現代禪劇、國劇。2000年,由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2002年12月19日,在台北首演。

小說及論著

1、《靈山》,長篇小說。1990年,由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1992年,瑞典文版出版,譯者馬悅然。1995年,法文版出版,譯者杜特萊(Dutrait)。2000年,英文版出版,譯者陳順妍(Mabell Lee)。

2、《一個人的聖經》,長篇小說。1999年,由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2000年,法文版出版,譯者為杜特萊。

3、《給我老爺買魚竿》,小說集。1989年,由台灣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

4、《有隻鴿子叫紅唇兒》,中短篇小說集。1984年,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收錄了《有隻鴿子叫紅唇兒》、《寒夜的星辰》。

高行健

5、《沒有主義》,文藝論文集。1996年,由香港天地圖地公司出版。

6、《現代小說技巧初探》,文藝論著。1981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7、《對一種現代戲劇的追求》,戲劇論文集。1988年,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8、《高行健戲劇六種》,1995年,由台灣帝教出版社出版。

9、《高行健·2000年文庫-當代中國文庫精讀》。1999年,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

電影

《側影或影子》(Silhouette / Shadow),2008年上映。

作品特點

野性色彩

高行健作品夠把理論思考與創作實踐完整地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不會像其他作品那樣空洞,而是有了堅實的根基。敘述的作品、交流的作品、趣味的作品、復調的作品、動作的作品和完全的作品,這六種作品形態是高行健所追求的。這六種作品形態被眾多的學者依照不同的角度作了探討和研究,恰恰相反,關于高行健的作品在中國卻很少有人問津,原因是高行健的作品大多闡述的是民間的文化,比如原始野性面具以及民俗等特質。在研究高行健作品觀念的過程中,這並不是一個多餘的話題,反而更能展現高行健作品觀念的先鋒性意義,野性思維的產物即為“野性文化”。在筆者看來,我們可以說,高行健追求的是純粹的精神狀態與野性的思維方式,而不是高行健提倡的是野性文化形態本身,高行健這種對野性文化的追求直接體現在他的作品《野人》中,我們通常將“未馴化狀態的思維”稱為野性思維,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思維方式已經瀕臨滅絕。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依然在相對受到保護的地區存在著這種野性的思維,如藝術。未被訓化的野性思維也越來越被重視,而且被當做活躍我們藝術思維的方式#針對野性思維和野性文化,專家學者通常會認為:野性文化是一種藏污納垢的文化,而野性思維則是一種相對落後的思維,混淆不清的思維#但是學者高行健卻不那樣認為,他一直堅持:野性文化是具有無限生命力的一種藝術,在現代作品的形式或是觀念中,都存在著野性文化的影子。高行健一直希望這些“種子”在現代的作品中能夠生存甚至繁衍。

荒誕藝術

高行健的創作跨越戲劇藝術和小說創作兩個領域,在他塑造的眾多角色中,人們似乎很難找尋到傳統意義上的人物特征,呈現在觀眾和讀者面前的人物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他總是刻意淡化小說人物”角色的具體形象,所有的人物似乎都是帶著面具在行進,就高行健創作的作品而言,任何一種人稱都不具備絕對的領導地位。無論是第一人稱的“我”還是第二人稱的“你”在文學作品中擁有著同等的角色設定。在他看來,“這將豐富小說敘述語言的手段,並且突破小說創作中那些固定的結構和章法,增強語言藝術的表現能力”在小說《靈山》中,高行健雖然保留了主人公“我”的重要地位。但是對于讀者而言,小說中的人物並不明確,既沒有準確的性格塑造,也缺乏內心情感的細致刻畫,他所發揮的作用隻是穿插在多個敘事線索與多個故事之間。在看似松散的多個角色中閃耀的是共通的“我”,“他基本上是散文體的書寫方法,而且是用一種極端冷靜的態度,各種文體交錯使用,沒有連貫性的人物和故事,結構十分復雜。第一人稱的我和第二人稱的“你”是同一個個體,後者是前者的投射和精神的異化,第三人稱的“他”又是對第一人稱我的靜觀與思考”。

遊移風格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很早就有所謂“風格即人”的古老命題。法國學者布封也曾明確提出“風格即人”的觀點。當讀者嘗試在高行健的小說中尋覓“風格”的蹤跡以及從中解讀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時,則往往陷入到現實的迷茫之中。對于讀者而言,高行健塑造的“風格型人物”並不是一種具有共同審美特征的藝術類型,更多的是為了他的“先鋒藝術”和“荒誕”戲劇服務的。正是在高行健小說中所塑造的非傳統化人物身上,讀者感受到了遊移于不同小說文本的“風格型人物"在他們的身上,有三個審美特征是需要引起讀者重視的。首先,所有的人物都不具備明確的形象特征,作者也力圖淡化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次,人物角色多數情況下擁有不同形態的“分身”,隻有將多個不同人稱對應的人物組合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小說人物;最後,這些人物的言語都無助于讀者理解小說,僅僅是作為穿插的橋梁而已。之所以會採用這樣的藝術表現手法,是與高行健本人對文學創作的認識分不開的。在他看來,西方文學的現代主義創作風格極大地沖擊了傳統文學模式,尤其是尼採提出“上帝已死”後,否定自我、否定傳統、否定理性成為西方文學最為重要的特征。中國文學自“五四”以來受到歐風美雨的影響,也曾嘗試著改變傳統的文學創作模式,塑造出更接近于人的真實狀態的文學作品。但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無疑成為中國文學走向現代主義的阻礙,而高行健所塑造的寬泛意義層面的“風格型人物”在蕩滌傳統人物塑造模式的基礎上,力圖還原文學的本來狀態,淡化意識形態的討論,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名人評價

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事在中國大陸引起爭議。有些人認為中國有很多作家更加優秀,他的得獎是因為他的政治立場所致;有的人反對前者的說法,認為這在中國文學有著積極的意義。

官方評價

諾貝爾文學獎評審會主席表示:“諾貝爾評審會並沒有政治目的,頒獎給高行健是基于他的文學成就,而非他的政治立場。”瑞典文學院在新聞公報中指出,高行健的長篇巨著《靈山》是一部“無以倫比的罕見文學傑作, 也是一部朝聖小說”。明,諾貝爾文學獎已經被用于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評。”

民間評價

中國大陸文學批評家、同濟大學教授朱大可認為“高行健的獲獎,在中國文壇觸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諾貝爾獎抵抗運動”,“無論是餘華、蘇童和王朔中的任何一個,都比高行健更有‘資格’代表中國當代文學的‘水準’。”台灣女作家朱天文和張曉風則認為台灣作家比高行健優秀的不在少數。成功大學教授馬森認為高行健獲此殊榮是一種幸運,他在《靈山》序中指出“那麽一篇小說,既不企圖反映社會和人生,又不專註于情節的建構和人物的塑造,還能剩下什麽呢?”所以,高行健是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說法,非常荒謬。曾在八十年代初期寫文章介紹過高行健及其作品中國文學評論家成曉明認為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高行健“太荒唐”。他說:“那時是把他作為戲劇新人向讀者推薦他的作品。不知道他到法國後是否寫過大作,但要憑他80年代在中國時創作的幾部話劇和小說就能獲諾貝爾文學獎,那就太荒唐了。”

台灣詩人洛夫認為這些負面批評是“酸葡萄作用”。據美聯社報道,中國文學館館長舒乙對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表示了祝賀,但他同時認為,“中國有數以百計的文學家更應該獲獎”。香港作家董橋表示,高行健的作品極具創意,永遠不會重復自己,視野廣闊,氣勢不凡,成就是世界級。作家劉再復認為《靈山》“揭示了中國文化鮮為人知的另一面”,但“知音很少,非常孤獨”。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方梓勛認為高氏作品著重人性描述,帶有個人主義色彩,有時亦會摻入佛學和禪的思想。戲劇方面,方教授認為故事性不強,但因為充滿人性,容易令觀眾投入。他估計,這可能並非高行健的本意,但觀眾會有同感。台灣的中國文藝協會理事長王吉隆則認為,高行健的作品很有民族性,他將西方現代文學技巧和東方精神融為一爐,並用自己獨特的藝術方式詮釋出來。中國大陸作家王朔認為高行健非常了不起,因為高行健除了中文之外,還能用外語(法語)寫作。文學評論家夏志清表示,高行健得獎是“爆了大冷門”,第一次有中國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由海外的中國作家獲獎,與兩岸無關,既不是大陸本土作家,也不是台灣作家,這是很公平的交易。    

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事在中國大陸引起爭議。有些人認為中國有很多作家更加優秀,他的得獎是因為他的政治立場所致;有的人反對前者的說法,認為這在中國文學有著積極的意義。

相關詞條

相關搜尋

其它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