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涵

高秉涵

高秉涵,男,1936年出生于菏澤牡丹區呂陵鎮高孫庄村的書香門第和革命世家。曾外祖父宋道坦是光緒年間武舉人兼善中醫,是曹州一帶名紳。外祖父宋紹唐為清末最後一批公費生留學生,在日本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參加反清革命,是資深的國民黨元老派,後任東昌府知府,在教育界和實業界大力推動改革。2012年度感動中國十大人物之一。

  • 中文名稱
    高秉涵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山東菏澤
  • 出生日期
    1936年
  • 職業
    法官、律師
  • 畢業院校
    台灣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
  • 信仰
    三民主義
  • 榮譽
    2012年度感動中國人物之一

人物簡介

高秉涵,台灣律師,老兵。1936年出生于山東菏澤。
   高秉涵的一生,凝聚了所有台灣老兵經歷的坎坷和艱辛,同時也見證海峽兩岸從隔絕到溝通的一段特殊歷史。20多年間,先後抱回了54個老兵的骨灰罐,幫助他們完成遺願,回歸故鄉的懷抱。

高秉涵

2013年2月,高秉涵當選2012年度感動中國人物。

頒獎辭

海峽淺淺,明月彎彎。一封家書,一張船票,一生的想念。相隔倍覺離亂苦,近鄉更知故土甜。少小離家,如今你回來了,雙手顫抖,你捧著的不是老兵的遺骨,一壇又一壇,都是滿滿的鄉愁。

高秉涵

閻肅:這海峽好淺好淺,深不過我的遺憾。抱回的豈止百十個骨灰罐,抱回來的人心啊,成千上萬上萬。堅信著親情骨血相連,誰也隔不斷隔不斷。
張會軍:75歲的老兵老人,用微薄的力量牽動所有遊子的夢回家鄉的願望。我們敬佩他的無私和親情。

家庭背景

高秉涵1935年出生于菏澤牡丹區呂陵鎮高孫庄村的書香門第和革命世家。曾外祖父宋道坦是光緒年間武舉人兼善中醫,是曹州一帶名紳。外祖父宋紹唐為清末最後一批公費生留學生,在日本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參加反清革命,是資深的國民黨元老派,後任東昌府知府,在教育界和實業界大力推動改革。

父親是外祖父的得意門生,也是三民主義的堅定擁護者。母親乃魯西南女子踏入新學堂的先聲,畢業于濟南第一女子高等師範學堂,與父親一起在家鄉創辦新式國小共同任教。然而,在這樣一個有著深厚國民黨革命傳統的大家族裏,姨媽和兩位姐姐卻瞞著家長,毅然由學堂走向紅色延安,加入共產黨並在各自的崗位上身居要職。

人物特寫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于右任《望大陸》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著一個泛著青白色光的骨灰壇。他站在村子的西頭,仔細地回憶骨灰主人生前的心願。
  臨終前,那個在台灣孤零零大半輩子的老兵囑咐高秉涵,一定要將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東菏澤定陶縣,撒在“村西頭一華裏處的一棵槐樹下”。
  “那塊地就是我的。”老兵驕傲地說。
  可是當高秉涵從台灣來到這個小小的村庄時,卻發現根本找不到讓老兵念叨了一輩子的老槐樹。時間帶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帶走了槐樹。最終,他隻得在一群圍觀者懷疑的眼神中,開啟骨灰壇,將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葉歸根了,安息吧。”
  

高秉涵

44公斤的老人和57壇骨灰


  在台灣生活長達61年的菏澤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對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島上的“外省人”來說,這條通往家鄉的路意味著什麽。
  “沒有不想家的。”這幾乎是侯愛芝所能講出的最長的句子。這位80多歲的菏澤老人住在台北,離家已有60多年了。從她臉上深深的皺紋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難以看出那段留在故鄉的青春。
  她偏癱了,半邊身體不能動彈,語言能力也喪失了大半。她隻能終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時會努力地擠出這兩個字,眼裏滲出渾濁的淚水。
  另一位菏澤同鄉是一個83歲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無法出遠門,但兩岸通航後,卻總是念叨著要回老家看看。兒子用輪椅推著他來到機場,當看見即將啓程的老鄉們時,他像個孩子一樣興奮地叫起來:“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兒子推著他在機場轉了幾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台北的汽車。老人一直幸福地望著窗外,他真的以為自己就要踏上歸途。
  高秉涵說,對于這些在台灣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為如此,他想盡一切辦法幫助同鄉們完成回家的夢想。而許多菏澤同鄉,也安心地將自己人生最後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為一些同鄉戶籍卡上的緊急聯絡人。有好幾次,他被緊急叫到醫院,彌留的同鄉隻有一個請求,讓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澤老家。“我說好,你放心。他們就吧嗒吧嗒地落淚,然後就走了。”高秉涵低聲回憶道。
  去世的老鄉越來越多,高秉涵背負的囑托也越來越重。自從1992年他帶著第一壇同鄉的骨灰回到山東,至今,已有57壇。
  對這個身高175釐米、體重卻隻有44公斤的老人來說,這絕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這些骨灰壇由青白色大理石製成,每一個都重達10公斤。為了不出差錯,高秉涵一次最多隻能往回帶4壇。每次臨近返鄉,他都要跑到花蓮、宜蘭等地的軍人公墓,將等待回鄉的骨灰壇接走。
  一年夏天,他從台北趕去花蓮的軍人公墓辦理骨灰遷移手續。沒料想,台風來得突然,傾盆大雨從天而降,下山的橋被洪水攔腰沖斷,他抱著冰冷的骨灰壇躲在空無一人的墓地。雨下得大了,“渾身就像泡在水裏”。他發現附近為死去的“有錢軍人”修建的涼亭,便捧著骨灰壇在亭子裏蹲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被直升機救出。
  家人並不同意老人的行動,“沒有誰願意家裏擺著好幾壇外人的骨灰”。為此,他不得不將骨灰擺進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借此安慰子女,“有我陪著這些老哥,他們的鬼魂就算回來,也不會去找你們的”。
  把骨灰從台北帶回山東是個極其艱難的過程。這些被密封起來的骨灰壇,常常被誤認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須通過繁瑣復雜的安檢程式。並且,因為害怕骨灰壇摔碎,他從來不敢托運。即便帶上飛機,他也隻能小心地抱著,生怕空乘人員和周圍的乘客發現。
  他曾經因為要照顧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關遺失了一壇骨灰,也曾經因為沒拿穩,把骨灰壇摔碎。但是最終,他還是把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們生前無法回到的故鄉。
 

 隻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我就陪著他們


  在台灣,200多個從菏澤一路歷經戰火和逃難來到這裏的人組成了“菏澤旅台同鄉會”。高秉涵因為來台時年齡最小,在同鄉會裏也最年輕,被推選為會長。
  對他來說,會裏的每一個同鄉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堅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著想要回家的同鄉一道返鄉,“我答應過他們,隻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我就陪著他們一起回來。”
  說這話的時候,高秉涵似乎已經完全忘記,自己也是一位75歲的老人了。
  其實,菏澤隻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裏已沒有“五服以內的親人”。但因為這些同在異鄉的鄉親,菏澤不僅意味著故鄉,也意味著他身上背負的、關于回家的約定。
  高秉涵成了菏澤同鄉的中心人物。這些一輩子都未忘鄉音的菏澤人頻繁地聚會,隻不過,他們的話題屈指可數:家鄉的樣子,逃難的經歷。他們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自己的故事,以至于後來高秉涵的太太都不願意參加這樣的聚會,因為“每次都聽同樣的事情”。
  即便在家裏,高秉涵也總是在飯桌上興高採烈地講起小時候在鄉間犁地,和父親清晨跑到“黑豆棵”裏捉鵪鶉,講起老家的風俗“壓床”。當然,還有許多逃難路上的故事。
  以下就是那被上百次反復講述的故事之一。
  廈門海岸上的一個秋夜,中秋節剛剛過去,“月光很亮”。高秉涵和海灘上成千上萬人一樣,焦急地等待著前來帶他們到海峽另一邊的船。天還沒亮,兩艘登入艇悄悄地靠岸,逃難的人們“像流水一樣瘋跑”,想要抓住最後一根離岸的稻草。
  這個當時隻有14歲的男孩,隻能跟著人流向前擠,一開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變成了“在被踩死的屍體上跑”。身後的士兵甚至用槍托打在他身上,想要踩著他登船。
  天已大亮,當他在最後一刻擠上船時,一顆炮彈落在船上,硝煙和血霧彌漫在一起。那些未能登船的士兵絕望地哭喊著,有的拿起槍向船上掃射。艙門關閉,將正在那裏的難民攔腰夾斷。船上幸存者所能做的,隻是將屍體和殘肢不斷地扔進海中。
  當登入艇離去時,海水變成了猩紅色。高秉涵站在船艙蓋子上,那裏到處是人,甚至連蹲下的空間也沒有,空氣中飄蕩著“火葯和血的味道”。
  他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邊,再也見不到自己的母親。但是,當時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樣一個充滿訣別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數十年後,他在圖書館翻查史料,才發現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廈門駛往台灣的最後一班船。日期:1949年10月16日。僅僅就在半個月之前,在遙遠的北京,一個新的共和國成立了。
 

 那個被他一刀一刀刻進心裏的故鄉


  此岸,曾經像是一生也回不來的地方。
  但高秉涵和那些一直堅稱自己“旅居台灣”的老人一樣,從未放棄尋找觸摸故鄉的機會。菏澤同鄉卞永蘭就是其中的一位。上世紀60年代,她取得了阿根廷護照。1982年,她終于在從阿根廷到台灣的旅途中找機會回到菏澤。
  她的記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記載著在台灣的菏澤同鄉對她的請求,有的想要張“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請她去找一找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親,有的則請她帶回點家鄉的特產。高秉涵也對她說了個請求:“帶點家鄉的土回來吧。”
  卞永蘭回到台北的第二天,菏澤同鄉舉行了一場大聚會。許多人臉上的神情顯得緊張,大家像國小生一樣規矩地坐在一起。
  分特產時,人多物少,最終定下“每戶燒餅一個、耿餅三隻、山楂和紅棗各五粒”。之後則要分配卞永蘭從菏澤提回來的整整3公斤泥土。因為高秉涵是律師,他被指派執行“分土”。經過激烈的爭論,同鄉們約定必須憑籍貫欄中寫有“菏澤”二字的身份證方可領取,並且“每人一湯匙,不可多得,分土者因責任重大,可分到兩湯匙”。
  直到今天,當高秉涵回憶起那時的情景,還記得四周靜得“落下一顆塵土也聽得見”,沒有人說話,甚至沒有人大聲喘氣。他一手拿湯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將湯匙裏冒出的土尖撥平,再倒在一張白紙上。
  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著這一層灰黃色的泥土,仔細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為雙手顫抖,還沒等包起紙包,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邊撿土,一邊流淚。最後,高秉涵又給他分了一湯匙。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鄉們臉上“又得意又哀傷”的表情,讓高秉涵終生難忘。
  這個“分土人”,將一湯匙泥土鎖進了銀行保險箱,同樣在那個保險箱裏的,還有他和太太多年來積攢的金條、金飾。而另一匙泥土,則被倒進了茶壺,加滿開水,“每次隻敢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個星期才喝完”。
  這些帶著“故鄉味兒”的泥土,其實“沒有什麽味道”,但高秉涵一邊喝一邊哭,“流出的眼淚比喝進去的泥水還要多許多”。
  那時的他並不知道,何時能再踏上家鄉的土地。
  台灣的“外省人”一度寄希望于蔣介石“反攻大陸”。1951年,蔣介石頒布《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凡當兵滿兩年者都獲頒“戰士授田憑證”,等“反攻”成功後,就可以兌換授田證上的土地。那些年輕或年長的軍人願意相信這一切,甚至有人喜氣洋洋地規劃著:“到那時我就回去種地,種上麥子、玉米、高粱、黃豆和芝麻,剩個幾分地再種點兒菜。”
  很快,這個像泡沫一樣的許諾破滅了。和數百萬從各個港口逃離、並最終匯聚在這個島上的人一樣,高秉涵想念自己的母親,想念家鄉,盡管那裏隻有他短短13年的記憶。
  當年,逃難路上連綿的戰火奪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是,一些東西被幸運地儲存下來,直到今天:一張綿紙製成的菏澤縣南華第二國小畢業證書、一張國小“流星排球隊”的合影,以及“南華第二國小二級一班”的合影。
  這幾乎就是他所能看到的關于故鄉的一切,盡管褪色發黃,卻仍舊珍貴無比。除此之外,故鄉留給他的是大把大把的記憶。當他發現“反攻”無望,便開始拼命地要記住過去的每一個片斷,並將家鄉的每一點細節都寫在日記本中:“我家住小高庄的路南,院子裏有棵石榴樹。對門是金鼎叔家,他們家的黑狗很凶……”
  他的家鄉,就建築在這樣無數條細枝末節的記錄之上。如今看來,它們大部分都顯得那樣微不足道。他寫下了田裏的野草,“白馬尿、節節草、牛舌頭草”,也記下了大豆、麥子、高粱、谷子是常見的庄稼。至于棉花,則“一黃一白兩種顏色,快下霜的時候開花”。就連家裏的小狗也被記錄在冊,“額頭上有一道白線,名叫‘花臉兒’”。當然,還有村裏的一棵老槐樹、一眼井和村西邊的一座小廟。
  “拼命地記,就好像給我家照相一樣,日記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老人比劃著,“因為將來,我總要告訴我的兒女們,老家到底是個什麽樣子。”
  這樣的7本日記,被他周圍的菏澤同鄉視為珍寶,每當想家的時候,總會向他借來看看。日記被來回傳閱,直到翻得卷邊兒、掉頁。
  1991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淹沒了高家儲藏日記的地下室。日記毀了,但記憶還在。
  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終于踏上回鄉的路。
  看上去,那裏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庄。土地沒有變,節節草沒有變,金黃色的玉米還是被晾曬在那條熟悉的土路上。當高秉涵踏上那條路時,他感到“心髒都快跳出來了,我就蹲下來,就哭吧”。
  當然,更多的東西發生了變化。那條在年幼的孩子看起來很寬的村路,“今天看來原來這樣窄”。他家的祖屋,如今雖然還長著金瓜和海棠,但居住在其中的已經是一家遠房親戚。他找到了小時候和自己一起捉螢火蟲的玩伴“糞叉子”,可是糞叉子也老了,“弓著腰,拄著拐杖,走路很慢”。就連棉花的開花時令,也向後延遲了兩個節氣。更何況,這裏再沒有他的母親和姐弟了。
  這個被他一刀一刀刻進心裏的故鄉,終于還是變了。
 

 這就是內戰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一輩子也去不掉


  高秉涵總是不能忘記那個清晨,他離開了母親,離開了自己的村庄。
  那是1948年,山東菏澤正處于國共兩黨的“拉鋸區”。當地的一些老人回憶,那時候“不是共產黨回來了,殺了國民黨,就是國民黨回來了,殺了共產黨”。在這塊被反復爭奪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親高金錫被槍斃。母親宋書玉告訴兒子,“你的父親是國民黨。”
  當國民政府所屬軍隊及地方各級政府開始陸續向長江以南撤退時,宋書玉為了不讓曾經參加過“三青團”的兒子也死于非命,決定將他送到國民政府在南京設立的“流亡學校”。
  這是一個太過艱難的決定。在高秉涵的印象裏,這個一輩子都在國小教書的女人,幾乎沒有經歷過團圓。先是兩個女兒在抗戰初期外出求學後沒了音信,然後就死掉了丈夫。當地一個“圓月祭灶,家人齊到”的習俗,竟然從來也沒有完成過。
  但她還是決定讓自己的兒子離開。因為擔心當時隻有13歲的兒子分不清方向,這個母親反復叮囑:“軍帽上有個太陽的是國軍,有個星星的是八路,跟著軍帽上有太陽的走,國軍不回來,你就別回來。”
  時隔62年,高秉涵仍然能清晰地記得母親講這句話時的模樣。他還記得自己離開家時,外婆從樹上摘下一顆咧嘴的石榴塞進他的手裏。他坐上馬車,使勁地啃了一口,可是再回頭望時,馬車轉了一個彎,母親的身影消失了,隻有飛揚的塵土。
  那是有關母親的最後記憶。
  在“流亡學校”度過短暫的時光後,他開始逃難,如同一條小尾巴似地緊緊跟著國民黨部隊。鞋底磨破了,找塊破布將鞋幫綁一綁繼續走,腳底板上先長了水泡,又長了血泡,最後全部磨破,硌腳的沙石路上,全是血淋淋的腳印,仍然要拼命地追趕部隊。有時,他甚至在夜裏撐著眼睛,不敢睡覺,生怕自己一旦睡著,就會錯過不遠處隊伍的開拔時間。
  大部分時候,他都在挨餓。偶爾軍隊停下來吃飯,也給他一份。更多的時候,他隻有去撿上一撥慌張逃走的人們的剩飯。一群山貓大小的老鼠和他搶食,他便一隻手揮舞著木棒讓它們不敢近身,另一隻手抓起剩飯狼吞虎咽。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裏,直到在一間廢棄書局散落一地的圖書中,撿出了一本《中國分省地圖》。從此之後,每走到一個地方,他就在地圖上畫一個圈,而這些圓圈連在一起,就是一幅逃難的路線圖。
  現在再提起那條充滿苦難的路,他整個人都沉浸在回憶之中,並重重地嘆一口氣,“逃難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啊!”
  一天傍晚,連續走了兩天的高秉涵終于跟上了正在安營開飯的國軍,炊事員大聲喊:“一人一茶缸粥,別擠,都有飯。”但他身上隻背著一副癟癟的包袱,沒有茶缸,也沒有碗。他連忙跑到附近的野地摘了張芭蕉葉,打算用做盛粥的器皿。
  可還沒等他擠到粥鍋旁邊,前方有人大喊:“別吃了,共軍追上來了!”那些士兵舉起還沒喝到嘴裏的稀粥,又拼命地向前奔。高秉涵被擠在一群士兵之中,突然間他身後的士兵摔倒了,滿茶缸滾燙的稀粥都潑在了他的腿上。
  沒有人理會這個在人群中疼得掉眼淚的小孩,就連他自己也顧不上“這點小傷”,隻有逃,拼命地逃。
  他用“腫得像冬瓜一樣的兩條腿”堅持行走了5天,直到感覺到自己的小腿一陣陣癢。坐在河岸上,撩起褲腳,那些燙傷的地方竟然生滿了蠕動的蛆蟲。這時,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小孩,你怎麽了?”直到今天,他還記得那是一個“包上畫著紅十字”的人,長期逃亡的經驗告訴他,“這是一個共產黨”。
  “我那時很害怕。”老人回憶當時的情景,他甚至想立刻逃跑,但那人卻開啟了自己並不充實的急救包,先是幫他把表面上的蛆蟲清理幹凈,再敷了點葯,用紗布將腿緊緊地包扎。
  直到那人離開,高秉涵都不敢出聲,“我當時心想,難道共軍裏也有好人?”
  隻不過,這次治療不算成功,沒過幾天,他的雙腿就不停地流膿,紗布和新長出來的肉生在了一起,白色的紗布變成了散發著臭味的黃色的硬梆梆一團。這些傷口最終愈合,整整用了3年。
  在老人反復地講述這些故事時,他總會卷起自己的褲腳,他的小腿上至今仍遍布著大塊的黑色疤痕。因為這些疤痕,他一生都不敢穿短褲,也不敢進泳池。“這就是內戰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一輩子也去不掉。”
  最終,這個少年用了6個月,穿越6個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裏地,擠上了由廈門開往金門的最後一班船。
  過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對于那些從各個不同港口逃到台灣的人來說,回家曾是他們最迫切的夢想。然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沒有等到踏上故土與親人團聚的時刻。其中有一個,甚至直接被高秉涵宣判死刑。
  1963年,高秉涵從台灣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畢業,被派往金門任審判員工作。“金門逃兵”成為他審理的第一個案子。
  那個士兵的家就在對岸廈門,他本是漁民,與偏癱的母親相依為命,一次在給母親抓葯的路上被強拉入伍,跟來台灣。有時天氣晴朗,隔著這樣一條並不寬的海峽,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家鄉。但看得到,卻回不去。
  士兵決定利用自己的漁夫本領偷渡回家。他偷偷地搞到一個汽車輪胎,趁人不註意時坐輪胎下海,遊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時,他到岸了。海水沖澀了他的眼睛,還來不及看清就舉起手大喊:“我是從小金門逃過來的,沒帶武器!”
  沒想到,海水的流向就和歷史一樣,顛簸反復,終點總是難以預見。他遊了一整夜,最終卻遊回了金門海岸。僅僅一個星期後,這個因“回家”而獲罪的士兵就被處以極刑。
  那種即使拼掉性命也想要回家的心情,高秉涵很明白。為此,他常常回想,在那條與死屍為鄰、和山貓大小的老鼠搶食的逃難路上,他曾經也有許多次機會,可以往相反的方向走。
  那時,他是多麽地想念媽媽,想家裏的小狗“花臉兒”,想常常一起玩耍的國小同學“糞叉子”,想菏澤的燒餅,想極了。
  有一次,他眼看就要放棄了。在福建龍岩,他隨國軍部隊一起住在白土鎮,那時,他已經由一個小難民被收為學兵。收留高秉涵的主人家是一個平常不太講話的福建女人,過了數日,她突然問這個流浪的孩子:“我是個寡婦,沒有小孩,你就做我的兒子吧。”
  那時,高秉涵已經聽說隊伍將要去台灣,盡管當時沒有人能預言未來,但就連這個孩子也模糊地感覺到,“過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在部隊離開白土鎮的夜晚,這個想當母親的女人將他藏了起來。但沒過幾天,部隊發現這個一路像影子一樣跟著的小孩失蹤了,斷定是被寡婦“綁走了”,于是派來4名士兵,將他押回。
  一個小小的轉折,卻足以改變他的人生。
  最終他過了大海,去了台灣,在那裏度過大半個人生,求學成家,先後成為法官和律師,並且最終也沒能再見自己的母親一面。
  他曾經想過各種辦法聯系母親。1979年,大陸與台灣之間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國的同學幫忙寄出第一封家書。他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也不知道該如何填寫地址,便隻好寫下“山東菏澤市西北35裏地處高庄”,收信人則是母親“宋書玉”。
  在那封並不長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之所以要艱苦奮鬥地活下去,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夠再見到我娘一面,絕不會像大姐秉潔、三姐秉浩一樣,在抗日戰爭爆發時,就生死不明……娘,我會活著回來。”
  他不知道,在海峽這頭,杳無音信的兩個姐姐實際上是從國民黨家庭出走後投奔延安,成了共產黨的幹部,直到他踏上逃難路的那年才第一次回家。
  年邁的母親找回了女兒們,卻失去了兒子的音訊,等待耗盡了她全部的生命。就在這封信輾轉寄達的一年前,宋書玉逝世于吉林遼源,她的晚年和小兒子住在一起。兩個女兒,分別安家在廣州和沈陽。
  說起這些,60多歲的弟弟高秉濤哭得像個孩子,“就差13個月,我母親就能知道她的大兒子去了台灣,沒有死。”
  弟弟告訴高秉涵,對一輩子盼著兒子回家的老母親來說,兒子是年夜飯時桌上的一副碗筷,她總要為他夾一塊肉、夾一口菜;兒子還是一件小時穿過的棉褂,一直被媽媽藏在枕頭下面,從菏澤一路向北帶到遼源,直到人生的最後一分鍾
  

高秉涵

這不是講的故事,是生命寫成的故事


  曾有一段時間,高秉涵絕望地認為,“就算兩岸開放,對我來說也沒有意義,我和媽媽一個地上、一個地下,永遠也見不到了”。
  但在他心中還有與母親同等重要的念想。有時,他不知道該如何向兒女解釋,菏澤,這個被切斷和隔絕了幾十年的地方,這個被叫做“故鄉”的地方,對自己和同鄉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麽。他反復地講述著一些故事,關于童年和鄉土。偶爾,年輕的孩子們會不耐煩地打斷他,“爸爸,不用再講了,那些故事我們簡直都背得下來。”
  他也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年時間可以回到家為父母掃墓,看看田裏生長的豆子和玉米。那些一路經歷著無數生死訣別到達台灣的人,正在老去、死亡。往年,他組織的回鄉團裏總有幾十個團友,而今年,卻隻剩3人。
  “也許我們一走,這種感情就會斷掉。”高秉涵有些悲觀地說。他為孫女起名“佑菏”。“菏”,那是一個在兒媳看來“太不好念”、辦理戶籍的小姐甚至從來沒見過的字。但老人堅持,這就是孫女不可替代的名字。
  “保佑菏澤,保佑菏澤。”他喃喃地念道。
  他已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台灣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澤。”想著想著,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時候,一定有整排老鄉在下面列隊歡迎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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