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

馮友蘭

馮友蘭(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陽市唐河縣祁儀鎮人。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191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屆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裏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

他的著作《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貞元六書》等已成為20世紀中國學術的重要經典,對中國現當代學界乃至國外學界影響深遠。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

1990年11月26日20時45分,馮友蘭病逝于北京友誼醫院,享年95歲。

  • 中文名稱
    馮友蘭
  • 外文名稱
    Fung Yulan
  • 出生地
    河南省南陽市唐河縣
  • 畢業院校
  • 紀念館
    唐河縣馮友蘭紀念館
  • 逝世日期
    1990年11月26日
  • 榮譽
    現代新儒家
  • 別名
    芝生
  • 國籍
    中國
  • 代表作品
    貞元六書,中國哲學簡史
  • 出生日期
    1895年12月4日
  • 職業
    教授
  • 民族
    漢族
  • 主要成就
    《中國哲學簡史》

​人物簡介

馮友蘭(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縣人。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中國哲學簡史》享譽全國,《人生的境界》、《我所認識的蔡孑民先生》被編入中學教材。

人物生平

馮友蘭,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

馮友蘭

祖籍山西高平縣,清康熙55年(1716年)先祖馮泰來河南唐河祁儀鎮經商,隨定居于此,百餘年間,繁衍為當地望族。祖父名玉文,字聖征,一生無意于功名,善作詩,有《梅村詩稿》。父親馮台異,字樹侯, 號復齋。生于清同治5年(1866年),光緒15年(1889年)中舉人,曾任唐河崇實書院山長。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殿試位居三甲榜尾,賜同進士出身,至湖廣總督張之洞幕下幫辦洋務,曾任武昌方言學堂會計庶務委員,後任湖北崇陽縣知縣。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病逝於任所。 

馮友蘭的早年教育與大多數中國讀書人並無兩樣。7歲上學,先讀《詩經》,次讀《論語》《孟子》,再讀《大學》《中庸》,從頭至尾,反復吟誦。因其父公務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擔就自然落在粗識文字的馮母吳清芝身上。好在當時兒童重記憶、輕理解,如此他又勉強讀完了《書經》、《易經》和《左傳》。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馮家專門聘請了教師負責馮友蘭的教育,較正規地開設了古文、算術、寫字、作文等功課。因課程較為輕松,馮友蘭在閒暇時還常閱讀一些他父親所藏的新書籍、新刊物,開始初步接觸一些世界知識。約在12歲時,馮友蘭的父親馮台異因病猝逝,他遂跟隨其母遷回老家唐河,並繼續延聘教師授學。在這期間,他開始閱讀諸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等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書籍。兩年後,遵其母囑考入縣立高等國小,後又以優異成績考入開封第五中學。1912年冬,馮友蘭再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第二中學的高中預科班。當時的上海第二中學,所有課程都採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師還將一本耶芳斯的《邏輯學綱要》當作英文讀本。正因如此,馮友蘭反而對形式邏輯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由此而引起了對哲學的興趣。

1915年9月,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開始接受較為系統的哲學訓練。當時的北京大學,正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使馮友蘭眼界大開,並且深受影響。在臨近畢業的最後一年,適逢胡適梁漱溟二人先後來到北京大學任教。一個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健將,並專以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為旗幟,大肆鼓吹全盤西化論;一個是一踏進武昌中華學校即宣稱“我此來除替釋迦牟尼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的東方文化派砥柱,專以復興中國文化為職志。二位先生年輕氣盛,才姿英發,各據講壇,展開了一場東西方文化的大辯論,馮友蘭幸逢其會,受益匪淺,對其以後研究中西哲學,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關系啓迪甚深。

馮友蘭北大畢業後回到開封,第一件事是結婚成家,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馮友蘭的婚姻同這位哲學家的哲學創作一樣,都帶有近代啓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製度。還是在1914年,馮友蘭在上海第二中學讀書時,經同學介紹,與他的同鄉河南新蔡人任坤訂婚。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輩任芝銘先生的第三個女兒,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婦女解放,並先後將包括任坤在內的三個女兒送到當時女子的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接受現代教育。馮友蘭與任坤訂婚時,正是任坤在女子師範讀書的時候,于是兩家相約:在任坤畢業後方能結婚。1918年夏天,馮友蘭在武昌中華學校哲學系畢業,恰好任坤也讀完了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的全部課程。二人雙雙拿到了兩所高等學府的畢業文憑,並一同回開封結婚。此時馮友蘭23歲,任坤24歲。

馮友蘭作為一位哲學家,他頭腦中經常思考的是社會人生哲學。而家庭生活的重擔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過高等教育的任坤身上。因此馮友蘭的成就與這位賢妻良母式的女性是在不能分割。正因有這樣一位賢妻良母,才使馮友蘭“不相累以庶務”,專心從事創作。在“文革”期間,馮友蘭屢遭抄家,備受欺凌,又多虧任坤的多方護佑方使得馮友蘭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也正是在“四人幫”倒台,馮友蘭又遭批判之際,任坤因患肺癌醫治無效而溘然長逝,她帶著千般無奈和萬般凄涼離開了人世。從1918年夏至1977年秋,這對真正可以稱得上同甘苦共患難的夫妻共同走過了五十九年的漫長道路。五十九年前,馮友蘭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有如此結局的。因為對于這位哲學家來說,愛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樣,雖然都有一個過程,但其本質是穩定的。在馮友蘭這位哲學家心目中,“愛的本體”,生活的本體,早已與他生命的本體融在一處而成為一種永恆,那還會有什麽牽掛呢!二人生女兒作家宗璞。

1918年6月,馮友蘭從北京大學畢業,回到開封,不久,“五四”運動爆發,並迅速波及全國。馮友蘭雖未及親臨,卻積極回響,並同幾位好友創辦一名為《心聲》的刊物。在他起草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本雜志之宗旨,在輸入外界思潮,發表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步”(《三松堂自序》)。《心聲》成為當時河南省宣傳新文化運動之獨一無二的刊物。 引五四運動時期是中國近現代中西文化沖突、交戰最激烈的時期之一。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迅速傳入中國,並經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傳、介紹而廣為傳播;而杜威、羅素等人的訪華講學,再加上胡適、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實用主義、馬赫主義、新實在論的影響擴大,成為一時顯學。與此同時,其他各種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亦紛紛涌入。面對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舊派亦樹起復古的旗幟,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來思想。 一時之間,風雲際會,蔚為壯觀,各種思想、流派之間展開了正面的交鋒、沖突,中西文化進行了一場全面的較量。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的出路何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以空前尖銳的形式被提出來,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大家都在探索中尋求答案。 

生當此時的馮友蘭,對此類問題也進行了認真的思考與探索。正如他在後來的回憶中所說:“我從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華學校當學生以後,一直到現在,六十多年間,寫了幾部書和不少的文章,所討論的問題,籠統一點說,就是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東西文化問題。我生在一個文化的矛盾和鬥爭的時期,怎樣理解這個矛盾,怎樣處理這個鬥爭,以及我在這個鬥爭中何以自處,這一類的問題,是我所正面解決和回答的問題。”《《三松堂學術文集》自序)縱觀馮友蘭一生的哲學史研究及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莫不是圍繞著中西文化問題這一中心來展開的。

赴美考察 正是帶著對這一問題尋找答案的想法,馮友蘭于1919年赴美考察,師事新實在論者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由于當時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在中國思想界風行一時,因此馮友蘭對此派哲學也比較感興趣,並專門寫了《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和《心力》兩篇文章,向國內思想界介紹柏格森的哲學思想。同時,他還運用柏格森的哲學觀點寫成了《中國為什麽沒有科學》一文,指出;中國之所以沒有近代科學,並非是中國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因為中國傳統註重人是什麽,即人的品性和修養,而不註重人有什麽,即知識和權力;中國哲學向內追求,以達人性的完滿為目的;而西方哲學則向外探尋,以認識自然、征服外在世界為最終目的。正是中西哲學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異,並導致中國無近代科學的落後情況。 在美考察期間,馮友蘭還有幸拜會了蒞美訪問、講學的印度學者泰戈爾,共同探討了東西文化的若幹問題,並將談話記錄整理成《與印度泰戈爾談話》(東西文明之比較)一文,發表在國內《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時,他對國內學術界亦頗為關註。1921年,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認為中西文化之爭絕非古今之爭,而是作為文化產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並以此為理論基礎,展開了對東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較研究。馮友蘭當時對此書觀點頗多契合,並立即用英文寫成《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向美國學術界介紹梁的著作和思想。

1923年,馮友蘭在杜威等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在此文中,馮友蘭將世界上的哲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損道;第二類是益道;第三類是中道。這三派哲學的分歧導源于對“天然”與“人為”的不同看法。他認為,人類所經驗之事物、無非兩類:一是“天然”,一是“人為”。“自生自滅,無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與天然的恰相反對”,有的哲學家有見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為境界,是為損道派,如中國古代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學家有見于人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為益道派,如主張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學和“人力勝天行”之中國墨家學派即屬于此類;而有的哲學家則持調和折中的態度,主張兼收天然和人為的益處,是為中道派,此派當以主張“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為代表。對此三派,馮主張採取寬容的態度,讓其各行其道,並行不悖,但對儒家思想的偏愛,又使他明顯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學。馮友蘭這種中西哲學之比較觀,與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說,雖說法有異,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這不能不說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論的影響。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為人類的最後歸宿,馮則以儒家文化為歸趨,並隨著研究的深入,馮友蘭最終還是超越了這一觀點。1923年,馮友蘭考察回國。 

1925年講授中國哲學史,同時還給美國人辦的一所華語學校講授《庄子》。在此期間,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學》。此書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的中譯本,後半部分《一種人生觀》是他根據1923年冬在山東曹州省立六中演講人生哲學的講稿整理擴充而成。馮友蘭在後來回憶說:“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是實用主義佔優勢,後來是新實在論佔優勢”(《三松堂自序》),他的這種由實用主義到新實在論的思想轉變,在《人生哲學》中就已明顯地體現出來。在這本書中,他自稱持新實在主義觀點,並力圖把新實在主義同中國傳統哲學結合起來,這一思想在他後來建構的新理學體系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1928年,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1927—1937年),是馮友蘭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出版問世。該書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後又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高水準。此書後來還被馮的美國學生卜德譯成英文,成為現今西方人系統了解中國哲學的為數不多的著作之一。在這部巨著中,他自稱為“釋古派”而與胡適的“疑古派”相區別。他著力論證了儒家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正統地位。這為他後來創立新理學思想體系積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論準備。

馮友蘭曾于1934年應邀出席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並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哲學在現代中國》的學術報告。會後,他又通過申請獲準訪問蘇聯。他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探究事實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蘇聯的國土。馮先生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關于蘇聯革命後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我想親自去看看究竟是個什麽樣子。”通過耳聞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結論:“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三松堂自序》)馮生先的這種印象是比較真實而不帶任何偏見的。他還通過橫向比較,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尚賢”。

回國後,馮先生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了兩次正式演講。一次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是以“秦漢歷史哲學”為題,提出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思想為基本要素的“新三統五德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的觀點,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國民黨政府警方視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審訊。國民黨此舉引起全國嘩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迫于全國的民主勢力,馮在被關押、審查數天後,遂被釋放。對于這次事件,魯迅先生曾在一封書信中憤然說到:“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魯迅書信集》)這次事件對馮的震動也頗大,但他並未因此而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選擇了更加謹小慎微的道路。

1937年至1946年,是馮友蘭學術生涯的關鍵十年,其新理學體系即在此間創製而成。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抗日戰爭全面展開,馮友蘭雖身處後方,卻心系國事,常為中華民族之存亡而憂心如焚,感慨凄涼。在暫避長沙時,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二賢祠裏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公所可遊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涼。”其憂國憂民之情溢于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聯大的使命結束,馮友蘭為聯大紀念碑撰寫了碑文。碑文氣勢磅礴,旨正意遠,文採橫溢,旅美史學家何炳棣稱其為二十世紀的一篇雄文。馮友蘭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憶說:“文為餘三十年前舊作。以今觀之,此文有見識,有感情,有氣勢,有詞藻,有音節,寓六朝之儷句于唐宋之古文。餘中年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則其選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有蘊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讀,感慨系之矣。”

1946年,講授中國哲學史,並將講稿整理成《中國哲學簡史》一書由紐約麥克米倫公司出版。在美考察期間,馮友蘭深深感到:“我在國外講些中國的舊東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館裏的陳列品了,心裏很不是滋味。當時我想,還是得把自己的國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樓賦》裏的兩句話:‘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戰爭節節勝利,馮友蘭生怕新中國成立後中美斷交,于是,婉言謝絕了至親好友的挽留,毅然決然地返回了祖國。

1948年秋天,馮友蘭回國後,當選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並被選為院士會議評議會委員。1949年初,馮友蘭辭去本兼各職,並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組長,還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務委員,還先後被選為第二、三、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然而,在學術上,馮友蘭卻很不順利。在剛剛解放的1950年,哲學界即展開了對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以及後來的歷次反右運動中,馮友蘭都首當其沖。不但其思想被當作唯心主義的代表而屢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成為批鬥的重點對象,倍受折磨。直到1968年秋,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贊,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將相,也要找他,還是讓他們當教授,拿薪資。得此“特赦”,馮氏才得以離開牛棚,勉強恢復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馮家被定為外賓訪問的開放戶時,才算過上比較正常的生活。

哲學貢獻

1923年夏,馮友蘭著作《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1924年又寫成《人生哲學》,作為高中教材之用,在這本書中,馮友蘭確立了其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並開始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結合起來。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分別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後作為大學教材,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創立“新理學思想體系” 從1939年到1946年7年間馮友蘭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系,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轉型期。新中國成立後,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系,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四十年的回顧》和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等書。

學術行年簡譜(1895年--1990年)

人物作品

馮友蘭曾自擬“三史釋古今,六書紀貞元”一聯,總結自己得意之作。三史是《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等三套中國哲學史著作。六書是“貞元六書”即《新理學》、《新世訓》、《新事論》、《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本自成體系的哲學著作。

《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分別完成于1931年、1934年,是第一套以西方哲學概念完成的中國哲學史著作。其中許多概念已成為定論,為後世學者所共同接受。堪稱中國哲學史的奠基之作。

《中國哲學簡史》是由1948年在美國賓州大學上課教材編寫而成。此書譯為十多國語言,銷售數百萬冊。是西方各國大學中國哲學史課程必用的教科書,也是西方了解中國哲學的最佳入門途徑。

《中國哲學史新編七冊》完成于1990年,乃是馮友蘭用生命寫成的哲學大作。在84到95高齡等11年間,以準盲人、準聾子的身體狀態,在每年住院數次的情況下,口述由弟子筆錄而成。

《貞元六書》是一套自成體系的哲學著作,分為《新理學》、《新世訓》、《新事論》、《新原人》、《新原道》與《新知言》。《新理學》為其總綱,後五冊是分屬各章節,主要講純粹哲學。《新世訓》是社會觀,是新理學觀點在社會問題中的套用。《新事論》是生活方法論與道德修養論。《新原人》是人生哲學,以覺解的程度將人生分為四個境界。《新原道》是哲學史觀,分析中國哲學之發展。《新知言》是方法論,總結中西哲學史的經驗。

生平著作收錄在《三松堂全集》共十五冊。

馮友蘭的作品在台灣戒嚴時期曾經遭到查禁。

作品介紹

《中國哲學簡史》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本是為西方讀者了解中國哲學而用英文寫就的,後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譯本”,且出版後幾十年來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第一本必讀之書。這樣一本書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已自不待言,而尤為可貴者,其對于今日中國的讀者亦不失為一本教益豐厚的文化經典。李慎之先生常說:“中國人了解、學習、研究中國哲學,馮友蘭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其依據之一就是馮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之所以如此,我想有如下原因:1﹒書小容量大。與馮先生四百萬言的著作相比,二十三萬言的《簡史》,不可不謂“小”,然而它又是“馮先生的哲學與哲學思想融鑄的結晶。”馮先生在該書的自序裏也說,此書是“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故可謂,“擇焉雖精而語焉尤詳也”。2﹒視野開闊。以一本篇幅有限的哲學史專著,打通古今中外的相關知識,雖是蜻蜓點水,仍不失哲人洞見。特別是作者對現實問題的關懷,頗具“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愛國風範。3﹒文體暢曉。許多讀者都有同感:讀馮先生的書,你或許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但你絕不會不明白他的觀點。西人言,文體暢曉,其智乃見(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綜此三者,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恐是學習中國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史的最好選擇之一。

馮友蘭

《三松堂自序》

馮友蘭于1981年,以86歲高齡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後,引起較大反響。由于絕版多年,書肆間很難訪覓其蹤,所以此次重印,無異新作,理所當然地備受人們關註。這本老境之作在馮友蘭的著述系列中有著特殊的意義:其一,對自己一生經歷和他所生活的時代都有生動的記述,即作者自言的“憶往思,述舊聞,懷古人,望來者”,使我們全面了解其人其事;其二,作為卓然自成一家的哲學家,這裏描述了自己的學術道路,剖析了學術思想變遷,按照“知人論世”的古訓,讀其書者不可不先讀這本《自序》,亦即作者所言:“非一書之序,乃餘以前著作之總序也。世之知人論世、知我罪我者,以觀覽焉。”其三,《自序》可看作一部“懺悔錄”,對自己在過去三十年間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過程中,放棄獨立思考,人格上失去自我的可悲際遇加以真誠的解剖。作者的人生道路與痛定思痛之際的反思,在一代知識分子中頗具典型性,因而具有普泛的代表意義。

馮友蘭

《人生的境界》

馮友蘭認為人生境界有四種: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這四種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現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應該成為的人。前兩者是自然的產物,後兩者是精神的創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後是天地境界。它們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幾乎不需要覺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較多的覺解;天地境界則需要最多的覺解。道德境界有道德價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價值。”

——《人生的境界》

經典語錄

科學可以增加人的積極知識,但不能提高人的境界。

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

所謂名譽者,是眾人對于我的過人之處的承認;若我雖有過人之處,眾人不願意承認,則雖有過人之處,名亦不立。

人對外部世界首先應當盡力而為,隻有在竭盡所能之後,才沉靜接受人力所無法改變的部分。

我的讀書經驗  精其選  解其言  知其意  明其理.

老子警告我們:“不知常,妄作,凶。”我們應該知道自然規律,根據它們來指導個人行動。老子把這叫做“襲明”。人“襲明”的通則是,想要得些東西,就要從其反面開始;想要保持什麽東西。就要在其中容納一些與它相反的東西。誰若想變強,就必須從感到他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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