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明方

馬明方

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1945年6月,黨的七大選舉尚在新疆盛世才獄中而缺席的馬明方為中央候補委員,1956年,被選為八大中央委員。他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一、二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在近5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歷經艱險而堅貞不屈,屢遭磨難而奮鬥不止,始終和人民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 中文名
    馬明方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陝西米脂
  • 出生日期
    1905年12月14日
  • 逝世日期
    1974年8月12日
  • 職業
    政治家
  • 畢業院校
    綏德師範學校
  • 信仰
    馬克思主義
  • 其他成就
    首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 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和領導人

人物簡介

馬明方,1905年生,陝西米脂人。1925年在綏德師範學校讀書時參加中國共產黨,後被派到西安國民軍史可軒部做兵運工作。1927年回到陝北,先後在綏德、橫山、米脂等縣任中共區委書記、縣委書記,在白色恐怖中深入農村恢復中共組織。1931年任中共陝北特委代理書記。1933年主持召開特委擴大會議,作出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決定,會後深入遊擊區,加強對武裝鬥爭的領導。
  1934年至1937年,馬明方任中共陝北省委書記、省蘇維埃政府主席,1938年去蘇聯學習。1941年回國途經新疆時,曾被國民黨軍閥盛世才拘禁,1943年4月2日被捕入獄。獄中參與領導絕食鬥爭。1945年獲釋出獄,回到延安。同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46年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書記兼中共晉南工委書記。1947年曾參加中共中央在陝北米脂楊家溝召開的十二月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馬明方歷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職。1954年秋至1960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財貿部部長。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960年冬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三書記。他是第一、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委員。“文化大革命”中,馬明方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迫害,于1974年8月12日逝世。1979年12月中共中央為其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馬明方

反帝遊行

他組織反對帝國主義的遊行示威,參加反對陝西軍閥吳新田的活動;組織成立農民協會,進行抗租、抗稅、抗糧、抗捐鬥爭。大革命失敗後,馬明方為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顛沛流離,宵衣旰食。1927年至1930年,馬明方先後任中共橫山區委書記、綏德縣委北區區委書記、鎮川區委書記等職,在橫山響水堡,綏德四十裏鋪、米脂楊家溝、鎮川堡等地,以教書為掩護,秘密發展和整飭黨的組織。他與馬文瑞等領導了陝北歷史上著名的、有十數萬農民參加的“三抗”(抗糧、抗捐、抗稅)“三要”(要土地、要飯吃、要自由)鬥爭。建立了各種進步組織,如鹽工工會、貧民團、互濟會、婦女會等。1931年1月,馬明方任中共陝北特委委員,中共米(脂)、佳(縣)、鎮(川)中心縣委書記兼中共米脂區委書記;1932年冬,任中共陝北特委代理書記。他經常穿梭往來于敵人關卡崗哨之間,走鄉串村于坡坬溝坎之上,秘密串聯,使一度處于渙散、停頓的組織有了很大的改變。

開展遊擊

1933年7月,馬明方主持召開了中共陝北特委第四次擴大會議,製定了開展遊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的策略和方針,使陝北武裝鬥爭由過去以在敵軍中搞兵運為主轉入全面建立紅軍的時期。會後,經一年多的艱苦工作,先後組建起三支遊擊隊,建立了安定、綏清、神府三塊蘇區,黨員數量和黨的組織也有了可觀的發展。
  1935年1月25日,陝北召開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馬明方當選為陝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領導陝北人民開展了根據地的各項建設工作。同年2月,中共陝甘邊特委和中共陝北特委召開聯席會議,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兩個蘇區和兩支紅軍,馬明方當選為西北工作委員會委員。5月,西北紅軍在劉志丹的統一指揮下,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二次“圍剿”,使陝甘邊、陝北兩個蘇區聯成一片,為中共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的勝利創造了一個穩固的落腳點。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時任陝北省蘇維埃主席的馬明方按照中共陝北省委的指示,積極動員民眾捐獻糧食、縫製衣服,解決部隊的衣食用度。1936年冬,馬明方擔任中共陝北省委書記。
  1936年5月,馬明方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的全國黨的代表大會,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抗戰全面爆發後,先後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團委員兼內政部代部長、民政廳廳長。長期艱苦的革命鬥爭,使其積勞成疾,于1938年4月赴莫斯科治療,1941年1月回國後,中央讓暫住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八路軍辦事處,任支部書記。

軟禁逮捕

1942年9月,新疆軍閥盛世才將在新疆工作的馬明方等100多名共產黨幹部軟禁、逮捕,投入監獄,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和種種折磨。在監獄,他參與領導獄中同志與敵人進行英勇的鬥爭,先後組織了三次“反普遍審訊”、三次絕食鬥爭,實現了獄中黨組織提出的“變監獄為戰場”“變監獄為學校”的戰鬥口號。
  1946年7月11日,在周恩來與國民黨當局的鬥爭下,經張治中協助,馬明方等100多人被釋放,輾轉回到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領導的熱烈歡迎。在延安,馬明方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書記兼晉南地委書記和西北人民革命大學校長。1947年3月,胡宗南進犯延安,馬明方隨中共中央轉戰陝北,擔任西北局後方工作委員會書記,與林伯渠一起負責地方工作和支前工作,全力保障前線的需要。毛澤東稱贊說,你們前後方合作得很好,後方雖然運輸困難,但糧食和軍需物資,都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運上去了。兼任晉南工委書記期間,馬明方深入晉南31個地縣調查了解情況,創造性的領導完成了晉南131萬人口的土地改革和城市接管工作,正確執行了黨的幹部政策,及時糾正了工作中出現的左傾錯誤。1949年9月30日,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在北平召開,馬明方率西北解放區代表團出席會議,被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並光榮參加了開國大典。

遭受迫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馬明方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陝西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北局第三書記、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軍區副政委等職。期間,他正確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從政權建設、土地改革到三大改造,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1954年8月,馬明方調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協助中央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鄧小平工作,以主要精力負責中組部的常務工作。1956年1月,馬明方任中共中央財政貿易工作部部長。根據中央給財貿部門規定的任務,他著力抓了財貿部門的思想政治工作、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和幹部隊伍的培養工作。1960年10月,馬明方調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三書記,在東北工作之初,馬明方針對當時糧食減產,人民生活困難的情況,提出要把安排好人民民眾的生產和生活作為整風整社的重要內容。他還根據東北的實際,提出了安排好市場供應和生產責任製、自留地等發展農業生產的一些重要的意見。1965年11月,在營口官屯公社搞“社教”時,他根據調查了解的實際情況,向東北局提出了要肯定農村幹部成績,對錯誤要嚴肅批評,以團結為根本目的的報告。這一報告被東北局批轉全區執行,減少了“四清”運動中的負作用。“文化大革命”中,馬明方受到了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1967年,以所謂“馬明方叛徒案”被押解到北京,長期秘密關押。1974年8月13日,被迫害致死,終年69歲。

堅持信仰

馬明方被國民黨新疆當局逮捕。盛世才勸他,隻要放棄信仰,脫離共產黨,就可立即釋放。他當著審訊者的面奮筆疾書:信仰———共產主義;志願———回延安。在獄中,國民黨頑固派用盡了各種酷刑,但他始終堅貞不屈,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崇高的革命氣節。他參與領導獄中鬥爭,與同志們一起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爭。他時常教育大家要堅決與叛徒鬥爭,並帶領大家唱《國際歌》,學唱《囚徒歌》:“堅定信念,貞守立場,砍頭槍斃,告老還鄉……擲我們的頭顱,奠築自由的金字塔;灑我們的鮮血,染成紅旗,萬載飄揚。”馬明方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頑強的鬥爭精神,使國民黨頑固派非常害怕,驚嘆:“長此羈押,恐非善果。”

忠于人民

馬明方忠誠于黨的事業,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常說:“黨員心中要有黨,黨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曾無數次“路過家門而不入”。一次,他和戰友傳達特委的指示,路過老家葉家岔,戰友勸他回去看看老人和孩子,他說:“任務急,不行啊!還是趕路要緊,時間就是勝利嘛!”戰友風趣地編了個順口溜:“不是孺兒不孝娘,重任在肩非尋常;過家不歸算甚事,一切都應獻給黨。”
  “文化大革命”中,馬明方受到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在生與死的嚴重關頭,他堅信黨的事業必然勝利,堅信正義必然戰勝邪惡,始終不肯向“四人幫”低頭。去世前,他告誡孩子:“幹革命不容易,革命是要付出代價的,就是我死了你們也不要悲傷,不要埋怨黨”,“你們都是共產黨員,黨員心中要有黨,要相信黨早晚會把我的問題弄清楚的,你們應當耐心等待黨給我的結論。”充分表現了馬明方同志對黨的忠誠。
  人民的利益是馬明方工作中考慮的重點。他常說:“凡事想想鄉親們。”1949年5月西安解放,時任西北局第三書記的馬明方來到西安,當他看到西安城外胡宗南駐軍挖的一條佔地很多的戰壕還未填平時,痛心地說:“為什麽還要把這個戰壕保留下來,這麽多肥沃的良田,能打多少糧食呀!應當平溝還地于民。”在他的督促下,戰壕很快被填平,農民種上了庄稼。

平反昭雪

“文化大革命”中,馬被林彪、康生等打成“叛徒”,關進監獄,受到殘酷的迫害。但他堅貞不屈、寧折不彎,生命垂危之際,仍對家人說:“我沒有做過任何有損于黨的利益的事。你們要設法轉告毛主席,我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1974年8月13日含冤辭世。197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檔案稱:“毛主席、黨中央已經批準對‘新疆馬明方案’予以平反”,“馬明方等絕大多數同志在敵人監獄裏表現很好,沒有自首叛變。”1979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為他舉行追悼會,肯定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198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總政治部《關于為“新疆馬明方案”平反報告》,推倒一切誣蔑不實之詞,為馬明方徹底平反昭雪。

從實際出發

馬明方同志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原則。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馬明方等從陝北的實際出發,反對和抵製了中央駐北方代表批評陝北特委的錯誤指責,保障了陝北的革命鬥爭沿著正確方向健康發展。
  土地改革中,他密切註意運動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指出,我們不能從主觀願望出發,不能用包辦代替的形式主義工作方法和空洞的會議製定不著邊際的計畫來指導工作。他接見來訪的幹部和民眾,聽取匯報,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寫出了《關中地區土地改革總結和土地改革後的農村工作任務》,為以後陝西其它地區開展土地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大躍進運動中,他看到報紙上刊登某地畝產超萬斤的報道後說,我種過地,每畝增產一二十斤都要費很大的勁,現在畝產幾千斤甚至幾萬斤,是吹牛,自己欺騙自己。他去陝北視察時,對米脂縣委書記說,陝北沒有大煉鋼鐵的條件,恐怕鋼鐵沒煉出來,樹就被砍光了。廬山會議期間批判彭德懷,馬明方對身邊的同志說:“我沒有看出來彭老總的信有什麽問題。”1964年,在一次幹部會上林彪公開誣蔑說:“朱德有野心,”馬明方憤然作色說:“朱老總德高望重,哪裏有什麽野心!”

嚴于律己

馬明方一生儉樸、忠厚清廉,時刻從嚴要求自己。他常說,我們國家還很窮,人民生活水準普遍還不高,所以黨的幹部要同廣大人民同甘共苦,切不可搞特殊。他衣食簡單,從不單獨開小??不允許親戚佔公家便宜。1948年冬,馬明方與妻子去晉南工委,途經米脂家裏。第二天臨行時,隨行人員把一件灰色棉襖留在家裏,他母親說:“把這件棉襖留給你爸穿吧,”他沉思片刻說:“這是公家的,留下不好,爸的棉襖我另想辦法。”有一年,他小女兒病了,需要長時期治療。妻子為了使他能安心工作,便經常請假在家照顧,單位照常發工資。馬明方知道後對妻子說:“你沒有上班,發的工資不能拿,應該交黨費。”妻子按照他的意見把一年多的工資全部作為黨費上交。馬明方很愛自己的孩子,同時對孩子的要求又很嚴格。兒子上中學時,一次放學回家腳踏車壞了,便打電話叫小車司機接他回家。馬明方知道後,對孩子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自己也在黨小組會上作了自我批評,並要求秘書、警衛、司機和炊管人員對他和家人進行監督。1954年8月,馬明方調中央組織部任副部長。他在西北局工作時,行政級別定為三級,當他得知中央許多部長的級別都比自己低時,便主動請求中央將自己的級別由三級降為四級。

深入基層

馬明方同志心系人民,密切聯系民眾,一生樂于助人。他生性謙虛和藹,平易近人,經常深入基層,和民眾打成一片。戰爭年代,他常與農民同吃一鍋飯,同睡一個炕,噓寒問暖、促膝談心。他沒有一點架子,有說有笑,和民眾親如一家,革命老區人民親切地稱他“老馬”、“馬大哥”、“明方”。由于他深深扎根民眾之中,深受民眾的贊譽,在民眾的掩護幫助下,多次臨危脫險。革命勝利後,他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不居功自傲,不頤指氣使。他經常教育同志:“無論走到哪裏都要謙虛謹慎,不要給人留下機關幹部高人一等的印象,要老老實實做人。”
  馬明方不但在政治上、工作上關心同志,而且對同志們個人生活上的困難也熱情關心,積極幫助。他用自己火熱的心溫暖大家、團聚同志。他任陝北省委書記時,常幫助同志介紹對象、組成家庭、尋找離散的子女,同志們開玩笑說:“馬書記是個大人物,還關心這些小事。”他說,對于個人來說,這就是大事,我當然要管,管好了,同志的後顧之憂解除了,工作就會做得更好。他幫助同志看病、站崗放哨,幫警衛員學文化、學軍事。馬明方無論走到哪裏,哪裏的幹群關系就特別融洽,同志們情同手足,親如一家,形成堅強的戰鬥集體。

人物評價

一片丹心圖報國,千秋青史留精神。在紀念馬明方同志誕辰100周年之際,我們要學習他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強烈的革命事業心與高度的政治責任感,自覺地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始終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學習他對黨赤膽忠心,不為任何艱難困苦所動搖,不為個人名利所困擾,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奮鬥。學習他實事求是的精神和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深入調查研究,尊重事實,尊重科學,無私無畏,光明磊落,努力提高“五個本領”,善謀全局,科學決策,求實創新,維護穩定,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學習他謙虛謹慎、艱苦樸素、廉潔奉公、密切聯系民眾的優良作風和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精神風範,牢記“兩個務必”,發揚延安精神,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永遠和人民心連心。
  當前,我們要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堅持以人為本和科學發展觀,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緊緊抓住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機遇,萬眾一心,加快陝西經濟建設步伐,為早日把陝西建設成為經濟強省而努力奮鬥,用更加輝煌的成績來紀念馬明方同志。

父輩馬明方

我的父輩馬明方
日期:2009-08-04 作者:馬廣 來源:新民網

首長連夜趕寫工作報告,警衛員卻累得睡著了,那次——爸爸給警衛員當了一夜“警衛”
  我的爸爸馬明方去世35周年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仍歷歷在目,栩栩如生地活在我們心中。
  爸爸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我黨久經考驗的堅強的無產階級戰士,是紅軍時期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他50多年的革命生涯歷經滄桑,飽受風霜。很多領導幹部談到爸爸時都滿懷敬慕之情,稱贊他對黨對人民忠誠老實,公道正派,平易近人,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工作中深入調查,實事求是,對同志循循善誘,誨人不倦,艱苦樸素,廉潔奉公。
  至今還有很多同志都對他念念不忘,懷念他不僅是位好領導,而且還是位好老師、好長輩。
1被非法關押七年,他受盡酷刑
  爸爸是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在擔任陝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時,白色恐怖十分嚴酷,因為爸爸鬧革命,家人親戚都遭受到砍頭的威脅,死的死,傷的傷,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黨。他經常深入白區發動民眾打擊敵人,堅持革命鬥爭,多次路過家門而不入,他還寫下了一首詩:“不是孺兒不孝娘,重任在肩非尋常,過家不歸算甚事,一切都應獻給黨。”長期艱苦的革命鬥爭造就了爸爸無私無畏、胸懷坦蕩、百折不撓的革命鬥爭精神。
  在“文革”中,那是一段是非混淆的日子,爸爸被陷害。林彪、康生及“四人幫”在遼寧的黨羽親信,他們互相配合,把他打成“大叛徒”,栽贓陷害用盡非人刑罰,把爸爸非法關押,殘酷迫害達七年之久。
  在我們全家人的強烈要求下,當時的“新疆馬明方特偵組”終于同意我們看望爸爸。我和夫人帶著兩個孩子終于見到了日思夜想的爸爸,他已成了蓬頭垢面,衣衫襤褸,兩眼發直,站立不穩,骨瘦如柴的老人。我們萬萬沒有想到會是這樣,竟一時驚呆了。我們心如刀絞,林彪、“四人幫”一伙對爸爸使用的種種酷刑,真是用語言難以表述。
  我們喊了聲“爸爸”哭著撲跪在他的面前,他老人家流著淚扶起我們說:“別難過,來一次不容易,讓我好好看看你們。”我們扶著爸爸坐下問怎麽滿口的牙隻剩下幾顆。爸爸把嘴貼到我的耳邊低聲說:“是被打掉的。”我們悲憤欲絕,而爸爸卻反過來安慰我們說:“這算不了什麽,他們能打掉我的牙,卻打不掉真理,打人的人就是沒有道理的人。”
  1973年3月9日我們第二次探視爸爸,意外地發現他把頭發胡須剪短了,雖然長短不齊,卻顯得精神了一些,他還幽默地說:“我要給孫女留個好印象嘛。”老人家和孫女們嬉戲親熱了一番,又告訴我們:“爸爸的問題讓你們也受委屈了,但是你們要相信,我在新疆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黨的事,沒有給毛主席丟臉。”
2他提倡幹部要在三年內成為專家
  爸爸的工作作風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親自動手,認真負責。他的很多文章、重要報告都是他找幹部、民眾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後親自動手起草寫成的。原來跟隨他的一位姓惠的警衛員滿懷崇敬的心情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
  1948年他跟隨爸爸到山西省興縣一帶開展工作,一路上他們起早貪黑地奔波,夜以繼日地搞調查研究,到了夜晚首長還要親自準備第二天的工作報告,經常是通宵達旦的工作,開始警衛員還能支持,後來困勁上來,上下眼皮直打架。不知什麽時候睡著了,等他醒來天已大亮,可爸爸還坐在桌前寫材料。
  這時賀龍司令員進來了(當時是晉綏軍區司令員),很關心地問爸爸:“你一夜都沒睡吧?”爸爸說:“時間緊啊,我把會議的材料整理了一下。”這時警衛員不好意思地掀開了爸爸給他蓋在身上的被子,站立起來給賀司令員行了個禮,賀司令員開玩笑地說:“好啊,老馬給小惠當了一夜警衛員啊。”警衛員不好意思地低下頭。警衛員充滿感情地說:“這種情況常有,首長既是我的領導,又是我的長輩啊。”
  爸爸在主持中央組織部、財貿部工作期間,經常對幹部說:“要精通業務,不精通業務,就不能當領導。”他提倡幹部要在3年內成為專家,人人是經濟家,並親手製定了一套培養幹部當專家的規劃。爸爸經常反復強調財貿工作必須從發展生產出發,支持生產促進生產,為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服務。他還說:“發展生產是領導民眾逐步擺脫貧困,獲得富裕生活的唯一途徑。”
3他主動向中央申請降低工資標準
  廉潔奉公,嚴以律己,爸爸從不計較個人名譽地位。1952年幹部原實行的供給製改為工資製,中央給他的工資級別定為行政三級。1954年他調中央工作後,了解到許多中央的部長甚至副總理的工資級別也比他低,感到很不安,主動向中央寫了申請,要求將工資級別由三級改為四級。
  1954年媽媽調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工作,後又調中南海黨總支任專職
  幹部兼組織委員,在中央最高領導人身邊工作了七年之久。但是爸爸對媽媽工作上的事情從不打聽,凡是爸爸工作上的事也從不對家人談論。
  記得媽媽在1965年幾次請假,帶妹妹小芳去外地求醫治病。回來後爸爸說:“你這一年裏沒怎麽好好工作,就不要領工資了。還是把這一年的工資全部交黨費吧。”于是媽媽把一年的工資全部交到了黨小組長那裏。這次事情使我們全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爸爸平時對我們要求也很嚴格,從不準我們有高幹子女的優越感,經常強調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決不允許家人佔公家半點便宜。我上中學時,爸爸專門給我買了一輛腳踏車,明確規定,不準家庭任何人私用國家配給他的小車。有一次放學回家因腳踏車出故障未及時修好,我就打電話讓小車司機接了一次,結果受到爸爸的嚴厲訓斥。為此,爸爸還在黨小組會上作了自我批評,並要求秘書、警衛、司機和管理人員對他和家人進行監督。
  1965年初,我結婚時爸爸很高興,專門打電話向我們表示祝賀,並再三叮嚀我們要一切從簡,不要大操大辦。但是我們想不通,爸爸這樣的大幹部,兒子結婚還這樣小氣,似
  乎不大體面。爸爸知道後又給我們打電話說:“現在國家還不富裕,人民生活還很苦,幹部子弟更應當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大手大腳亂花錢。”在爸爸循循善誘下,我們的婚事沒有聲張,沒有請客收禮,隻是貼上了大紅“囍”字,家裏人吃了頓便飯就把婚事辦了。
4他每天抽出時間教警衛員認5個字
  工作中對同志嚴格要求,但在政治生活上則給予極大的關懷。凡是在他身邊工作過的同志都說爸爸是一位十分和藹可親的人,在他身邊工作,不僅感到親切,還能學到很多東西。他有位警衛員以前是個放羊娃,不識字。當年爸爸工作之餘就抽出時間每天教他認五個字。還給警衛員製定了識字計畫,隻要他有微小的進步,爸爸就很高興,還風趣地說:“就這樣學再過幾年,你的文化程度會越來越高、成了大學生,比我的文化都高了。”在爸爸的鼓勵下,那位警衛員的學習積極性增強了,終于能寫簡單的書信了。爸爸很高興,特意把自己用的一支鋼筆送給了他。
  跟隨了他多年的勤務員辛平同志,年齡大了要求上學深造,爸爸熱情地支持,臨走時給他開了歡送會。送他學慣用具給予勉勵,並告訴他:“以後走到哪裏都不要給人家留下領導機關下來的印象,事事嚴格要求自己,老老實實做人。”十年動亂期間辛平受到牽連,他冒著很大的風險將他儲存的爸爸數十張照片包起來,裝在一個瓷罐裏塞進牆裏用泥封起來。打倒“四人幫”後,他親手把照片交給了我們,幹部民眾與爸爸用生命凝結成的深情厚誼是我們永遠學習的榜樣。
  爸爸離開我們35年了,他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無私奉獻的一生,是坎坷而又輝煌的一生。黨和人民沒有忘記他出生入死建立陝北革命根據地的豐功偉績,沒有忘記他為創立新中國和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所作出的卓著貢獻。198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總政治部《關于為“新疆馬明方案”平反報告》,推倒一切誣蔑不實之詞,徹底平反,還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馬明方生平簡介
  1905.12.14—1974.8.12,陝西米脂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做軍事工作。1927年秋到陝北,歷任中共陝北特委代理書記、陝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陝北省委書記。1941年從蘇聯學習回國,路經新疆被軍閥盛世才逮捕。1946年出獄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書記。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陝西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軍區副政委、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國務院財貿部長、東北局第三書記、全國人大常委。中共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委員。
作者簡歷
  馬廣,馬明方同志之子。1936年7月生于瓦窯堡,原籍陝西米脂。
  1943年6月在組織的安排下被送到綏德幹部子弟學校念書。1946年起在延安保育國小、臨汾國小、西北保育國小、北京市101中學就讀。1957年在陝西省農業機械化專科學校念書。1960年到農村鍛煉。
  從1961年至1981年分別在陝西省農業機械化技術學校,陝西省化工學校,陝西省委工交部,陝西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工作。1996年退休至今。

馬明方

“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案”始末

1980年6月24日,中共中央以中發(1980)65號檔案,批準了中央組織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聯合提出的關于為“新疆馬明方案”平反的報告,該檔案稱:“事實證明,所謂‘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案’,是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製造的一起冤案,應推倒強加給馬明方、張子意等同志的一切不實之詞,徹底平反,恢復名譽。”那麽,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

迪化抗日 虎口脫身 1937年10月,中國共產黨與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建立了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在省城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了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陳雲為首任中共駐新疆代表兼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此後,應盛世才的要求,我黨相繼抽調了70多名幹部,由盛世才安排進新疆的民眾團體、政府機關以及財稅、文教、新聞、軍事等部門工作。在繼任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化名方林)、陳潭秋(化名徐傑)的領導下,他們克服了環境復雜、條件艱苦等諸多困難,嚴于律己,勤奮工作,堅決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為鞏固新疆這個全國抗日的大後方,保障新疆這條重要國際交通線的暢通,並為推動新疆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了很大貢獻。與此同時,我黨還從“新兵營”和延安抗大等處挑選了43名幹部、戰士進入新疆航空隊學習飛機的駕駛和修理等技術。另外,在1939年秋至1941年夏期間,我黨有一些殘疾軍人來到迪化養病,還有一批幹部自蘇聯回國途經新疆時,由于經過蘭州、西安去延安的道路被國民黨派重兵封鎖,使他們被迫滯留于迪化。曾擔任過中共陝北省委書記、陝北省首屆蘇維埃政府主席等職,並于1938年赴蘇聯治病和學習的馬明方,在1941年回國時,也被阻于此。遵照黨中央的指示,他在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擔負起黨支部書記的職責。
本質上善于趨炎附勢、政治投機的盛世才,其結好蘇聯、聯合中共的根本目的是想夯實他在新疆的統治基礎,鞏固他在新疆的“土皇帝”地位。
國內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頑固派不斷掀起反共逆流,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處境維艱;國際上,由于蘇聯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自身難保,無暇東顧,更無能為盛世才當局提供幫助了。于是,盛世才決定更換門庭,投靠蔣介石,大舉反蘇反共。
1942年9月初,盛借口“容易保護與免被國民黨發覺”,先是將分住在羊毛湖、“新房子”招待所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的中共黨員,全部集中在八戶梁原土產公司的一個倉庫院內,繼之又分批將他們軟禁起來,使未及撤離的在新疆的中共黨員及其家屬子女128人全部失去自由。
自1943年2月7日夜起,盛世才撕去偽裝,正式抓人,至4月13日,入獄的中共黨員幹部已達60人。
自3月10日起,蔣介石派駐迪化的所謂“特派新疆審判團”,伙同盛世才對獄中的中共黨員進行了歷時3個月的審訊迫害。期間,有15名中共人員被提審,其中對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人的刑訊逼供尤為慘烈。但陳潭秋等人始終堅貞不屈、據理駁斥,使敵人的多項陰謀歸于破產。9月27日,經請示蔣介石批準後,盛世才最終以莫須有的“危害民國”罪,將陳潭秋、毛澤民和林基路秘密殺害。
為了抗議敵人的虐待和暴行,獄中的中共黨員發動聯合絕食鬥爭,另外,獄中黨組織看穿了盛嘗試以當“工犯”的手段來收買中共同志的詭計,便領導大家堅決抵製,也取得了勝利。
盛世才調離新疆後,吳忠信于10月初被蔣介石任命為新疆省主席。上台伊始,他就把盛世才軟禁的中共人員幾乎全部投入監獄。
在吳忠信集中精力對省政府實施改組之際,處于混亂中的監獄就非常有利于被集中關押在各牢房的中共黨員之間的聯系。于是,以張子意、馬明方等為核心的獄中黨組織在總結前一階段的鬥爭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製訂了新的對敵鬥爭方針與策略,適時提出了“百子一條心,集體無條件釋放回延安”的口號,使全體中共黨員更加緊密團結起來,連續開展了三次大規模的反普遍審訊鬥爭和集體絕食鬥爭,有力地揭露了盛世才殘酷殺害陳、毛、林的罪行,挫敗了國民黨策反中共人員的圖謀。
中共黨員在新疆被軟禁關押的訊息,很快即由共產國際轉遞給中共中央,黨中央又迅速電請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工作的周恩來設法營救。經多方努力,國民黨當局迫于壓力,遂于1946年4月同意釋放新疆在押中共人員。
歷經一個月的長途跋涉,行程3000多公裏,這批被釋放的人員終于在7月11日勝利回到延安。不久,馬明方、張子意除向劉少奇口頭匯報了中共人員在新疆獄中鬥爭的情況而外,還認真深入總結經驗教訓,寫出了《在新疆監獄中反法西斯鬥爭經過報告》,報送中央組織部。原新疆航空隊中共黨支部提交了《航空隊黨支部關于在新疆學習與生活情況給中央的報告》。經過3個月的休整之後,這批中共黨員,又奉命奔赴新的工作崗位,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新的貢獻。
捕風捉影 舊事生非
“文革”爆發後,以極“左”面目出現的林彪、康生等人提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動口號,鼓吹“凡是解放前被國民黨逮捕過的人,過去所做結論一律作廢,重新審查。”于是,在席卷全國的“揪叛徒”的風潮中,繼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之後,“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也悄然出籠。
由于南開大學“八一八”民眾組織在康生等人主抓的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中首立“戰功”,于是該大學的另一個名叫“衛東”的民眾組織也奮起直追。1967年5月的一天,該民眾組織在抄家時發現一張包括李宗林在內的解放前從新疆國民黨監獄獲釋回來的130名中共人員及其家屬子女的合影照片,繼之順藤摸瓜,通過調查檔案又發現一份當年在新疆被國民黨逮捕入獄的中共人員名單,以及國家第三機械工業部和民航總局等單位向他們介紹的有關陳潭秋、毛澤民等被捕、犧牲的零碎情況後,便做出這樣一個“推理”:李宗林與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一起被捕,惟陳、毛、林被害,而李宗林、馬明方和張子意等卻被釋放,那麽李、馬、張等就極有可能在獄中變節,出賣了陳、毛、林,而與李合影的那100多名中共黨員也就很可能都有叛變問題。于是決定繼續調查,深入“挖掘”,並得到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的支持,同時對此頗感“興趣”的林彪之妻葉群,也派其弟葉鎮插手此案。
11月初,隨著由吳法憲、李作鵬和葉群等領導的中央特偵組第二辦公室主管的中央“四三”特偵組(意為新疆監獄問題的要害是1943年的問題)的成立,所謂“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被正式立案,對外代號“五二六”。經過康生審定,在當年被無條件釋放返回延安的人員中,現已在黨、政、軍系統擔任高級領導職務並有代表性的馬明方、張子意、方志純、高登榜等20人被列為該特偵組直接審查的對象,其餘均由所在單位“立案審查”。
對于“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案”,雖然聯合調查組曾兩赴新疆,但由于得到的是“死材料”多,“活材料”少,而且無法證實他們所要“證明”的問題,因而當“四三”特偵組剛成立不久,中央二辦主管該案的吳法憲就指示特偵組:“材料不少了,現在要突擊審訊,要他們的口供。有口供就可以定案……其他組都有戰果,就是我這個司令管的這個組報不出戰果。”為此,他責令特偵組“把人分成三班倒,日夜審訊”,“案犯不老實就銬起來”,“對他們不存在什麽車輪戰、逼供信”。從此,該特偵組對所列“案犯”大搞刑訊逼供,使用了車輪戰、“坐飛機”等酷刑,逼取其所需要的“口供”。與此同時,特偵組還對當年的敵特人員如原國民黨中統局特務鄭大倫和真正的大叛徒徐夢秋等進行了反復審訊,通過逼供、誘供、指供,製造偽證。盡管如此,特偵組所掌握的材料仍不能證明這些同志有叛變行為,相反倒能說明他們是獄中鬥爭的真正英雄。但是,林彪、康生和江青等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即為了打倒一大批老幹部,他們置那些言之鑿鑿的證據材料于不顧,而企圖以鄭大倫、徐夢秋提供的假供為依據,通過刑訊逼供迫使當年這些曾在新疆獄中備受折磨而堅貞不屈的同志承認其是“叛徒”,結果自然是枉費心機,慘遭失敗。在此情況下,康生于1968年6月1日聽取了特偵組的匯報,並斥責專案人員說:“我的初步印象是,你們思想有些亂,工作有些慢,力量有些散。本來,馬明方專案比較起來,是比較容易進行的專案,因為有大量的材料,有很多敵偽人員都在……”實際上,康生對被列為審查對象的這些同志當年在新疆監獄鬥爭的情況和出獄的經過是清楚的:1946年7月11日,當這批人員無罪獲釋回到延安時,他曾親自去七裏鋪歡迎;當這批人經過嚴格審查並進行休整後,他又參與了為其分配工作。然而現在,他卻睜著眼睛說瞎話:“新疆案子有一個重要特點:馬明方、張子意、方志純等這幫人捏成了一個組織力量,有組織有計畫地向黨隱瞞,銷毀證據,掩蓋他們的叛徒面目,這是不要費多大勁就能想到的。”他甚至還無中生有地說:“這些人出來前,派人和張治中談判,以要出材料作交換條件。張治中是國民黨的代表,這些人不僅是集體隱瞞,而且和張治中一道合伙欺騙我們黨,投敵叛變。他們在監獄和國民黨合伙銷毀證據,然後和國民黨一塊兒潛伏到我們黨內,集體向黨隱瞞。”
在康生的這次講話後,“四三”特偵組進行了整飭,並寫了書面檢討,其黨支部副書記也被調離,返回原單位。為了實現“九大前將叛徒、特務清除出黨”的陰謀,林彪、康生、江青等迫不及待地要給馬明方等定性、定案。8月11日,康生在另一次講話中說:“馬明方專案,能定:一、叛徒問題,可定;二、投降國民黨問題,可定;三、包庇特務很突出,可定;四、特嫌;五、高崗反黨集團。”于是,當年從新疆監獄集體獲釋回到延安的這批同志便被定為“馬明方叛徒集團”。盡管如此,他們還是感到心虛。為了搜羅、補足“證據”,特偵組于1969年3月又派人到新疆進行了長達4個月的調查。在有些地方,他們甚至掘地三尺,翻挖一通,卻依然是空忙了一場。即便如此,馬明方等還是被康生強行定了案。
歷經周折 沉冤得雪
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周恩來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久,中央對當時遍及全國的各種冤假錯案進行了清理、復查和平反。蒙冤負屈的馬明方等同志也紛紛通過各種途徑向中央申訴,給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寫信,反映受害情況,說明事實真相。
1974年,北京航空學院的李長喜、羅世忠和王精業3人受命對該學院原黨委副書記程九柯的歷史及其有關人員的問題進行復查。經過5個月的調查後,他們于次年3月向中央書面報告了調查情況和結論。報告分析“馬明方案”久拖不決的主要原因是“有些特偵組還帶著老框框”,“中央二辦曾封存過新疆敵檔中有關說明這批人無問題的材料,不讓下邊查閱和引用”,以及“等待中央特偵組統一做結論”。並明確指出:大量的材料說明,這些同志根本不是什麽“叛徒”,而是英勇鬥敵的英雄。其釋放是無條件的,過去那種因為他們都加入了國民黨甚至特務組織,所以才被張治中釋放的說法,純屬訛傳,應予否定。與此同時,毛澤東就此案作出了指示:全國冤案太多,各個專案都已搞了多年,再不結案,非把人整死不可。因而毛主席要求先把關著的人放出來,按不同情況分別結案。年底,中央三辦奉命對“馬明方案”進行復查、結案。他們在查閱大量的敵偽檔案材料和曾被吳法憲等扣押的檔案材料之後,發現了許多能夠確鑿證明馬明方等在獄中鬥爭堅決、表現很好的證據。與此同時,他們又重新提審了鄭大倫,並調查了其他幾個曾提供過重要偽證的人,從而弄清了原特偵組據以“審查”、“定案”的所謂“活材料”的來源。據此,他們于1975年3月寫出了對該案的復審報告,從根本上否定了所謂“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的存在。報告上呈中央,周恩來閱後批示:把復審報告壓縮到1500字左右,改為平反報告。同時周總理還讓秘書將張治中致毛澤東的信中有關中共人員當年在新疆監牢的表現部分摘錄下來,抄送中央三辦,以作為這些同志在新疆獄中鬥爭的佐證。
中央三辦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很快寫出《關于新疆馬明方案的平反報告》,呈報上級,中央辦公廳于7月31日以中辦發(1975)10號檔案將該報告轉發各省軍級單位。檔案下發後,雖然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于種種局限,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平反尚留有一定的尾巴,特別是對于原新疆航空隊的中共人員,遺而未決的問題就更多。
粉碎“四人幫”後,經中央軍委批準,解放軍總政治部于1977年下發了(77)政審字第13號檔案,否定了“叛徒集團”的問題,但依然認為航空隊的這些同志犯有“政治錯誤”,引起原新疆航空隊中中共人員及其家屬的不滿,他們于是繼續申訴。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鼓舞下,高登榜、謝良、吉合等15位同志于1979年9月20日聯名上書鄧小平和胡耀邦,懇請中央徹底解決“馬明方專案”中這些人的問題。信中說:“1975年7月19日,中央三辦雖宣布了為這一案平反,但很不徹底,因而很多實際問題得不到解決……在宣布平反的同時,卻又說立案審查是因為‘有人揭發’,‘是完全必要的’,這無異于為林彪、康生、‘四人幫’開脫罪責,說明他們一貫正確,誣陷、迫害我們有理,被他們迫害致死、致殘是應該的……更成問題的是:平反報告隻限于對中央‘過去已定為叛徒的應予平反’,而對當時全國各地立案審查的一百多人和受株連的大部分同志則沒有認真予以平反,這都是很不公道的……另外,中央專案三辦的平反報告隻用中央辦公廳名義轉發,而檔案發的面很窄,許多同志根本看不到……因此,這一案中許多人至今仍背著‘叛徒’的罪名,心情很不舒暢;一些能工作的同志也未分配工作,他們生活上的許多困難也未能得到解決。”為此請求“以中央名義給所謂‘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案’徹底平反,推倒強加給有關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因此案受到誣陷、打擊、株連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胡耀邦閱信後當即作出批示:“照轉。請鄧副主席批示,任窮同志辦。”此後,中組部多次召開由有關同志參加的座談會,認真聽取意見,並依照高登榜等同志的要求,與總政治部聯合寫出《關于為“新疆馬明方案”平反的報告》,上報中央後得到批準,于是便產生了中發(1980)65號檔案。
大浪淘沙,歷史終究恢復了其本來的面目,存在數十年且歷經曲折的“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案”最終沉冤得雪,這對于此案中的一大批蒙冤負屈者及其親屬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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