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

顧炎武

顧炎武(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南直隸蘇州府昆山人,著名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本名絳,字忠清;南都敗後,因為仰慕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的為人,所以改名炎武,字寧人,亦自署蔣山傭,學者尊為亭林先生。明季諸生,青年時發憤為經世致用之學,並參加昆山抗清義軍,敗後漫遊南北,曾十謁明陵,晚歲卒于曲沃。學問淵博,于國家典製、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及經史百家、音韻訓詁之學,都有研究。晚年治經重考證,開清代樸學風氣。
  • 中文名
    顧炎武
  • 別名
    原名絳,字忠清
  • 國籍
    中國
  • 出生地
    江蘇昆山千燈鎮
  • 出生日期
    1613年7月15日
  • 逝世日期
    1682年2月15日
  • 信仰
    儒學
  • 職業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語言學家
  • 其他作品
    《日知錄》、《音學五書》、《軍製論》、《天下郡國利病書》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學

顧炎武于明萬歷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生于昆山千燈鎮,原為顧同應之子,曾祖顧章志,顧氏為江東望族,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三人是顧炎武的外甥。顧炎武過繼給去世的堂伯顧同吉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歲未婚守節,“晝則紡織,夜觀書至二更乃息”,獨力撫養顧炎武成人,教以岳飛、文天祥方孝孺忠義之節。顧炎武14歲取得諸生資格後,便與同裏摯友歸庄共入復社。二人個性特立耿介,時人號為“歸奇顧怪”。顧炎武以“行己有恥”、“博學于文”為學問宗旨,屢試不中,“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以為“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盛于鹹陽之郊”,自27歲起,斷然棄絕科舉帖括之學,遍覽歷代史乘、郡縣志書,以及文集、章奏之類,輯錄其中有關農田、水利、礦產、交通等記載,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開始撰述《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崇禎十四年(1641年)二月,祖父顧紹芾病故。崇禎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納成為國子監生。

顧炎武

南明抗清

清兵入關後,顧炎武暫居語濂經,由昆山縣令楊永言之薦,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務,“須知六軍出,一掃定神州。”(《亭林詩集》一,《感事》)顧炎武把復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滿腔熱忱,“思有所建白”(吳映奎《顧亭林先生年譜》),撰成《軍製論》、《情勢論》、《田功論》、《錢法論》,即著名的“乙西四論”,為行朝出謀劃策,針對南京政權軍政廢弛及明末種種弊端,從軍事戰略、兵力來源和財政整飭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議。

顧炎武

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顧炎武取道鎮江赴南京就職,尚未到達,南京即為清兵攻佔,弘光帝被俘,南明軍崩潰,清軍鐵騎又指向蘇、杭。其時,江南各地抗清義軍紛起。顧炎武和摯友歸庄、吳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筆從戎,參加了僉都御史王永柞為首的一支義軍。諸義軍合謀,擬先收復甦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時“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亭林詩集》一,《千裏》);惜乎殘破之餘,實不敵氣焰正熾的八旗精銳,義軍攻進蘇州城即遇伏而潰,松江、嘉定亦相繼陷落。顧炎武潛回昆山,又與楊永言、歸庄等守城拒敵;不數日昆山失守,死難者多達4萬,吳其沆戰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斷,兩個弟弟被殺,炎武本人則因城破之前已往語濂徑而僥幸得免。9天後,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聞變,絕食殉國,臨終囑咐炎武,說:“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于地下。”(《先妣王碩人行狀》)

安葬王氏後,這年閏六月,明宗室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年號隆武。經大學士路振飛(字見白,號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薦,隆武帝遙授炎武為兵部職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喪,炎武二時難以赴任,隻能“夢在行朝執戟班”(《詩集》一,《延平使至》)。當時,清松江提督與巡撫土國寶不和。前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字臥子,復社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顧鹹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楊延樞(字維鬥,江蘇吳縣人)等暗中策動吳勝兆舉義反正,鹹正為炎武同宗長輩,陳子龍等都與炎武往來密切,這件事炎武也是參預了的。順治四年(1647年)夏,事情敗露, “幾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詩集》一,《哭陳太僕》),勝兆被解往南京斬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諸人。子龍往投炎武,炎武當時已離家出亡;于是子龍逃入顧鹹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營救,未能奏效。其間,炎武還往尋成正,“扁舟來勸君:行矣不再計”(《詩集》一,《哭顧推官》)、催促他及時出走,而鹹正不聽。結果,陳子龍乘差官不註意時投水自盡,楊延樞及顧氏父子先後遇害,受此案株連而死者40餘人。

在策動吳勝兆反正的同時,炎武還進行了其他一些活動。順治三年(1646年),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職方司主事之任,大約將行之際,路振飛派人與他聯系,要他聯絡“淮徐豪傑”。此後四五年中,炎武“東至海上,北至王家營(今屬江蘇淮陰),僕僕往來”(鄧之誠《清詩紀事》),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間,“每從淮上歸,必詣洞庭(按即太湖)告振飛之子澤溥,或走海上,謀通訊息”,意圖糾合各地義軍伺機而動。

雖然弘光及閩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權先後瓦解,炎武親身參與的抗清活動也一再受挫,但是,炎武並未因此而頹喪。他以填海的精衛自比:“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詩集》一,《精衛》)。

家族風波

當崇禎末年,炎武嗣祖紹芾及兄長顧緗(字遐篆)先後去世,又逢吳中大旱,“一時喪荒賦徭猖集”(歸庄《送顧寧人北遊序》),炎武無奈,曾將祖產田800畝賤價典給昆山豪族葉方恆(字嵋初);其時,炎武的堂叔等人為爭奪遺產,又挑起家難,他們還與本來就蓄意侵吞炎武家產的葉氏內外勾結,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語濂徑的住所曾幾次被這伙人洗劫及縱火焚燒。到順治七年(1650年),葉方恆又企圖加害顧炎武,炎武為了避禍,隻得“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詩集》二,《流轉》),離開昆山出走,更名為商人蔣山傭。此後五年中,他都在吳、會之間奔波往來。盡管遁跡商賈,炎武依然心存故國,時時關註著沿海一帶抗清鬥爭的進展情況,希望能有建功立業的機會。他在《流轉》詩中寫道:“……晨上北固樓,慨然涕如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滸。功名會有時,杖策追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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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眾結社

當張名振(字候服,南京人)于順治十年(1653年)九月在長江口大破清兵,進屯崇明(今屬上海),明年正月,又率“海艦數百”溯長江而上,直抵鎮江,並登金山遙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在今南京中華門外)之際,炎武為之歡忭鼓舞,他興奮地寫道:“東風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動搖,塔鈴語不休。水軍十一萬,虎嘯臨皇州。巨艦作大營,飛艫為前茅。黃旗亙長江,戰鼓出中洲……沉吟十年餘,不見旌旆浮,忽聞王旅來,先聲動燕幽。闔閭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奮擊揖,肯效南冠囚。願言告同袍,乘時莫淹留。”(《詩集》二,《金山》)

這一時期,顧炎武還同歸庄、陳忱(字遐心,浙江吳興人)、吳炎(字赤溟,江蘇吳江人)、潘檉章(字力田,吳江人)、王錫闡(字寅旭,吳江人)等共結驚隱詩社,表面上以“故國遺民”“優遊文酒”(汪曰楨《南潯縝志》),其實是以詩社為掩護,秘密進行抗清活動。炎武在淮安結識定交的摯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萬壽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氣節的志士。

順治十一年(1654年)春,顧炎武遷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鍾山,三國時改名蔣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稱神烈山。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當時名集慶),以此為根據地,東征西討,10餘年後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國。炎武“遍遊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盛”(《神道表》),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頗有不勝今昔之感。

牢獄之災

順治十二年(1655年)春季,炎武回到家鄉昆山。原來,顧氏有世僕名陸恩,因見顧家日益沒落,炎武又久出不歸,于是背叛主人,投靠葉方恆,兩人且圖謀以“通海”(即與閩浙沿海的南明集團有聯系)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炎武回昆山,秘密處決陸恩,而葉方恆又與陸之婿勾結,私下將炎武綁架關押,並迫脅炎武,令其自裁。一時“同人不平”,士林大嘩。所幸炎武知友路澤博(字蘇生)與松江兵備使者有舊,代為說項,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審理,最後,以“殺有罪奴”的罪名結案。當事情危急之際,歸庄計無所出,隻好向錢謙益求援。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順治初曾任禮部右侍郎,是當時文壇領袖。錢氏聲言:“如果寧人是我門生,我就方便替他說話了。”歸庄不願失去錢氏這一奧援,雖然明知炎武不會同意,還是代炎武拜謙益為師。炎武知道後,急忙叫人去索回歸庄代書的門生帖子,而謙益不與;便自寫告白一紙,聲明自己從未列于錢氏門牆,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處張貼。謙益大為尷尬,解嘲道:“寧人忒性急了!”

顧炎武

十三年(1656年)春,炎武出獄。盡管歸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極力排解,而葉方恆到此時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蹤。仲夏,炎武返鍾山,行經南京太平門外時突遭刺客襲擊,“傷首墜驢”,幸而遇救得免;嗣後,葉方恆還指使歹徒數十人洗劫炎武之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歸庄《送顧寧人北遊序》)。這之前的幾年當中,炎武曾數次準備南下,赴福建參加沿海地區風起雲涌的抗清復明事業,但由于各種原因,最終都未能成行;至此,炎武決計北遊,以結納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國山川情勢,徐圖復明大業。遠行避禍當然也是一個原因。

累拒仕清

順治十四年(1657年)元旦,炎武晉謁孝陵。7年之間,炎武共六謁孝陵,以寄故國之思,然後返昆山,將家產盡行變賣,從此掉首故鄉,一去不歸。是年炎武45歲。順治十六年(1659),至山海關,憑吊古戰場,此後20多年間,炎武孑然一身,遊蹤不定,足跡遍及山東、河北、山西、河南,“往來曲折二三萬裏,所覽書又得萬餘卷”(《亭林佚文輯補·書楊彝萬壽棋(為顧寧人征天下書籍啓)後》),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晚年,始定居陝西華陰。康熙七年(1668年),又因萊州黃培詩案入獄,得友人李因篤等營救出獄。康熙十年(1671年),遊京師,住在外甥徐幹學家中,熊賜履設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炎武拒絕說:“果有此舉,不為介之推逃,則為屈原之死矣!”。

顧炎武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開博學鴻儒科,招致明朝遺民,顧炎武三度致書葉方藹,表示“耿耿此心,終始不變”,以死堅拒推薦,又說“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康熙十八(1679年)清廷開明史館,顧炎武以“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回拒熊賜履。康熙十九年(1680年),顧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在妻子的靈位前痛哭祭拜,作詩雲“貞姑馬鬣在江村,送汝黃泉六歲孫。地下相逢告父姥,遺民猶有一人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韓姓友人家,上馬時不慎失足,嘔吐不止,初九(2月15日)醜刻卒,這位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享年七十。

學術思想

顧炎武被稱作是清朝“開國儒師”、“清學開山”始祖,是著名經學家、史地學家、音韻學家。他學識淵博,在經學、史學、音韻、國小、金石考古、方志輿地以及詩文諸學上,都有較深造詣,建樹了承前啓後之功。他繼承明季學者的反理學思潮,不僅對陸王心學作了清算,而且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諸多範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迥異的為學旨趣。顧炎武為學以經世致用的鮮明旨趣,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闢路徑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眾多學術領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的終結,開啓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路,給予清代學者以極為有益的影響。顧炎武還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者,藏之于民”。他大膽懷疑君權,並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啓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他所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口號,意義和影響深遠,成為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精神力量。 他提倡經世致用,反對空談,註意廣求證據,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錢穆稱其重實用而不尚空談,“能于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顧炎武強調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日知錄》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另著有《日知錄》、《肇域志》、《音學五書》、《亭林詩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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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救世

面對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顧炎武認為當務之急在于探索“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亭林佚文輯補·與黃太沖書》)。他在纂輯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首先關註的是土地兼並和賦稅繁重不均等社會積弊,對此進行了有力的揭露,指出“世久積弊,舉數十屯而兼並于豪右,比比皆是”,乃至出現了“有田連阡陌,而戶米不滿鬥石者;有貧無立錐,而戶米至數十石者”的嚴重情況。在所撰寫的《軍製論》、《情勢論》、《田功論》、《錢法論》和《郡縣論》中,他探索了造成上述社會積弊的歷史根源,表達了要求進行社會改革的思想願望。他指出“郡縣之弊已極”,症結就在于“其專在上(《文集》卷一),初步觸及到了封建君主專製製度問題,從而提出了變革郡縣製的要求。他指出,”法不變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變之名,必至于大弊“(《文集》卷六)。在《日知錄》中,他更是明確地宣稱自己的撰寫目的就是:“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復,啓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後王”(《文集》卷六),並強調“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 顧炎武在“明道救世”這一經世思想的指導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認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貧”(《文集》卷一),因而認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為本”(《日知錄》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變百姓窮困的境遇,達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錄》卷二)。他不諱言“財”“利”。他說:“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于官;官專其利,則財源塞而必損于民。”(《日知錄》卷十二)他認為問題不在于是否言財言利,而在于利民還是損民,在于“民得其利”還是“官專其利”。他認為自萬歷中期以來,由于“為人上者”隻圖“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張實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認為“善為國者,藏之于民”。並且指出隻有這樣,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日知錄》卷十二)。 顧炎武也和黃宗羲王夫之一樣,從不同的角度對“私”作出了肯定,並對公與私的關系作了辯證的論述。他說:“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也。”(《日知錄》卷四)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現象,並且認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這種利民富民和“財源通暢”的主張,以及對“私”的肯定,都反映了當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狀態下新興市民階層的思想意識。

顧炎武

顧炎武從“明道救世”的經世思想出發,還萌發了對君權的大膽懷疑。他在《日知錄》的“君”條中,旁征博引地論證了“君”並非封建帝王的專稱,並進而提出反對“獨治”,主張“眾治”,所謂“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卷六),強調“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卷九)。他雖然還未直接否定君權,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籬,但他這種懷疑君權、提倡“眾治”的主張,卻具有反對封建專製獨裁的早期民主啓蒙思想的色彩。顧炎武“明道救世”的經世思想,更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響亮口號。顧炎武所說的天下興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興亡,而是指廣大的中國人民生存和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延續。因此,他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就成為一個具有深遠意義和影響的口號,成為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精神力量。而在顧炎武的一生中,也確實是以“天下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還在呼吁“天生豪傑,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文集》卷三),充分表達了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高尚情操。

顧炎武

經學濟理學

晚明以來,陽明心學以至整個宋明理學已日趨衰頹,思想學術界出現了對理學批判的實學高潮,顧炎武順應這一歷史趨勢,在對宋明理學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學術思想。

顧炎武

顧炎武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是以總結明亡的歷史教訓為出發點的,其鋒芒所指,首先是陽明心學。他認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學空談誤國的結果。他寫道:“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日知錄》卷七)他對晚明王學末流的泛濫深惡痛絕,認為其罪“深于桀紂”。他進而揭露心學“內釋外儒”之本質,指斥其違背孔孟旨意。他認為儒學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同上)。他直分贊同宋元之際著名學者黃震對心學的批評:“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心即是道,蓋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天下本旨遠矣。”(同上)既然陸王心學是佛教禪學,背離了儒學修齊治平的宗旨,自當屬摒棄之列。 在顧炎武看來,不惟陸王心學是內向的禪學,而且以“性與天道”為論究對象的程朱理學亦不免流于禪釋。他批評說:“今之君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自知其墮于禪學也。”(同上,卷七)又說:“今日《語錄》幾乎充棟矣,而淫于禪學者實多,然其說蓋出于程門。”(《文集》卷六)他還尖銳地指出:“孔門未有專用心于內之說也。用心于內,近世禪學之說耳。……今傳于世者,皆外人之學,非孔子之真。”(《日知錄》卷一八)這不僅是對陸王心學的否定,也是對程朱理學的批評。但是,在面臨以什麽學術形態去取代陸王心學和程朱理學的氛擇時,卻受到時代的局限,他無法找到更科學更新穎的理論思維形式,隻得在傳統儒學的遺產中尋找出路,從而選擇了復興經學的途徑:“以復古作維新”。

顧炎武

顧炎武採取復興經學的學術途徑,不是偶然的,而是學術自身發展的結果。從明中期以來學術發展的趨勢來看,雖然“尊德性”的王學風靡全國,但羅欽順、王廷相、劉宗周、黃道周,重“學問思辨”的“道問學”也在逐漸抬頭。他們把“聞見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學而知之”,強調“讀書為格物致知之要”,重視對儒家經典的研究。而在嘉靖、隆慶年間,就有學者歸有光明確提出“通經學古”(《歸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張,認為“聖人之道,其跡載于六經”(同上),不應該離經而講道。明末學者錢謙益更是與之同調,認為“離經而講道”會造成“賢者高自標目務勝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窮潔”(《初學集》卷二八)的不良後果,他提倡治經“必以漢人為宗主”(同上書,卷二九)。以張溥、張採、陳子龍為代表的“接武東林”的復社名士,從“務為有用”出發,積極提倡以通經治史為內容的“興復古學”(《復社記略》卷一)。這就表明復興經學的學術途徑,已在儒學內部長期孕育,成為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用經學以濟理學之窮思想的先導。

顧炎武也正是沿著明季先行者的足跡而開展復興經學的學術途徑的。他在致友人施愚山的書札中就明確提出了“理學,經學也”(《文集》卷三)的主張,並指斥說“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同上)。他認為,經學才是儒學正統,批評那種沉溺于理學家的語錄而不去鑽研儒家經典的現象是“不知本”。他號召人們“鄙俗學而求六經”,主張“治經復漢”。他指出:“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于近儒之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同上書,卷四)在他看來,古代理學的本來面目即是樸實的經學,正如全祖望所概括的“經學即理學”(《鮚琦亭集》卷一二),隻是後來由于道二教的滲入而禪化了。因此,他倡導復興經學,要求依經而講求義理,反對“離經而講道”。顧炎武認為,隻有這樣才能稱為“務本原之學”(《亭林文集》卷四)

此外,顧炎武還倡導“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同上)的治學方法。他身體力行,潛心研究,考辨精深,撰寫出《日知錄》、《音學五書》等極有學術價值的名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談及《日知錄》時,說:“炎武學有本原,博瞻而能貫通,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于書,故引據洗繁而牴牾少。”顧炎武的學術主張使當時學者折服而心向往之,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轉移治學途徑的作用,使清初學術逐漸向著考證經史的途徑發展。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顧炎武開創了一種新的學風,即主要是治古代經學的學風。汪中也曾說:“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國朝六儒頌》)顧炎武成為開啓一代漢學的先導。

博學于文

“博學于文”、“行己有恥”二語,分別出自《論語》的《顏淵》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場合答復門人問難時所提出的兩個主張。顧炎武將二者結合起來,並賦予了時代的新內容,成了他的為學宗旨與處世之道。他說:“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文集》卷三)可見,他所理解的“博學于文”是和“家國天下”之事相聯系的,因而也就不僅僅限于文獻知識,還包括廣聞博見和考察審問得來的社會實際知識。他指責王學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學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說明他所關心的還是“四海之困窮”的天下國家之事,所註重的自然是“經世致用之實學”,這也就是顧炎武“博學于文”的為學宗旨。

行己有恥

所謂“行己有恥”,即是要用羞惡廉恥之心來約束自己的言行。顧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等處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屬于“行己有恥”的範圍。有鑒于明末清初有些學人和士大夫寡廉鮮恥、趨炎附勢而喪失民族氣節,他把“博學于文”與“行己有恥”結合起來,強調二者的關系。他說:“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是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認為隻有懂得羞惡廉恥而註重實學的人,才真正符合“聖人之道”。否則,就遠離了“聖人之道”。所以,“博學于文”、“行己有恥”,既是顧炎武的為學宗旨和立身處世的為人之道,也是他崇實致用學風的出發點。

此外,顧炎武“博學于文”的為學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僅強調讀書,而且提倡走出書齋、到社會中去考察。他說:“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猶當博學審問。……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牆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于天下。”(《文集》卷四)他提倡讀書與考察相結合的方法,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法。這個方法的提出和運用,開創了清初實學的新風。

古韻研究

顧炎武把古韻分為10部,其中有4部成為定論,即歌部、陽部、耕部、蒸部。其餘幾部也都初具規模,後來各家古韻分部,都是在顧氏分部的基礎上加細加詳。顧炎武在音韻學上的最大貢獻是用離析“唐韻”(實際是《廣韻》)的方法研究古韻。宋人也曾研究古韻,但把《唐韻》的每一個韻部看成一個整體,沒有想到把它們拆開,因此,盡管把韻部定得很寬,仍然不免出韻。另一個極端是遇字逐個解決,沒有註意到語音的系統性。顧炎武則把某些韻分成幾個部分,然後重新與其他的韻部合並。這樣有分有合,既照顧了語音的系統性,又照顧了語音的歷史發展。他首先廢棄平水韻,回到“唐韻”。比如把尤韻一部分字如“丘”、“謀”歸入“之咍”部,這就是“離析唐韻”,回到古韻。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韻各分為二,屋韻分為三,令它們歸入不同的古韻部,充分體現了古今語音系統的差別。他的這種離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還公認是很有價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聲配陰聲。《詩經》常常有入聲字跟陰聲字押韻,以及一個字有去入兩讀的現象,顧炎武從這些現象中認識到,除了收唇音的入聲緝、合等韻沒有相應的陰聲韻以外,入聲都應該配陰聲。在古音學的分部問題上,有陰陽入三分法,有陰陽兩分法,按兩分法說,他的作法是對的。

顧炎武在古音學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論的建樹,另一方面有對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後來被學者譽為古音學的奠基者。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學五書》中。

治學的精品意識

明清之際傑出的思想家和史學家顧炎武,用大半生的時間和精力寫了一部洋洋八十萬言的讀書札記《日知錄》。這部“負經世之志,著資治之書”的巨著,“凡關家國之製,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變之道,詞尤切至明白”(清黃汝成:《日知錄集釋》敘)。《日知錄》問世三百多年來,始終被學術界尊為精品,以至成為有清一代文史大家如閻若璩、錢大昕、唐甄、朱彝尊、方苞、全祖望、戴震、趙翼、姚鼐、洪亮吉、劉逢祿、魏源等一再疏正論辯的“顯學”。

雖是一部傾註大量心血精煉而成的巨著,但顧氏為該書所寫自序卻隻有短短的六十一字:“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後之君子。東吳顧炎武。”倘若減掉書名來源和作者籍貫姓名所佔十五字,則僅餘四十六字,真是精煉得不能再精煉了。其意是說,我從小讀書養成一個習慣,每有心得,便信手記錄下來。日後發現與新材料和新認識有不合之處,就反復修改。倘若發現與古人所見略同,則幹脆移除。日積月累,花三十年工夫寫成本書,期待後世方家審正。自序所言“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是務實,表現了顧炎武刻苦鑽研、獨立思考,尊重先輩勞動,不掠他人之美的嚴謹治學態度;“其有不合,時復改定”,“以正後之君子”,是求真,反映了顧炎武勇于探索、認真修正,謙虛謹慎、無愧後人檢驗的扎實治學精神。

顧炎武畢生提倡務實求真、去蕪存菁的學風,反對治學中的蜻蜓點水和沽名釣譽現象。他把追名逐利、草率自刻文集的人斥之為“失足落井”,把不辨良莠、盲目為這類文集作序斥之為“落井下石”:“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于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墜井也。若更為之序,豈不猶之下石乎!”(《與人書二十》)更鄙視投機取巧、粗製濫造,甚至變相攫取前人學術成果的劣跡。他在《與人書十》中以鑄錢來比喻治學,抨擊不學無術之徒想鑄新錢又不肯“採銅于山”,隻好去收買“廢銅”或“將古人傳世之寶,舂銼碎散”,偷工減料、以次充好:“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採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銼碎散,不存于後,豈不兩失之乎!”

與這些投機取巧的做法不同,顧炎武治學則本著精品意識,慘淡經營,一絲不苟。他常年埋頭于汗牛充棟的史料之中,披沙揀金,為輯《天下郡國利病書》而“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可謂竭澤而漁了。但是,他仍然感到書中尚有“與今不盡合”之處,亦須“增補”。故而完稿之後“存之篋中”,不肯輕易示人,“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他對待著述精益求精、慎之又慎的精品意識,是何等令人肅然起敬!當友人向他問起《日知錄》的寫作進度時,他如實回答:“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採山之銅也。”古往今來,精闢的讀書札記大多以短見長,少者數十字,多者數百字,最多者也不過二三千字。顧炎武潛心“採山之銅”,筆耕一年,“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充其量也不過萬把字。這種“十年磨一劍”的經驗之談,又是何等令人振聾發聵!

顧炎武治學的精品意識,源于他對社會、對真理的責任意識。他治學絕非一時心血來潮,即興而作,而是作為畢生的追求,數年如一日,鍥而不舍。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又與友人論門人書》)。顧炎武主張,治學旨在經世致用,資政育人。他說:“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于己,無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文須有益于天下》)針對“今人著作,以多為富”的流弊,他強調“文不貴多”:“夫多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顧炎武在《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宋人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元人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贊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同時批評“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究其原因,無非“其視成書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

顧炎武作古已經三個多世紀了,但他治學的精品意識和充分體現這種精品意識的力作《日知錄》,時刻都在告誡學人:治學切忌心浮氣躁!萬不可“一年磨十劍”。凡為學之人當以此為戒,以此共勉。

著作名錄

《日知錄》 三十二卷.

一至七卷論經

八至十二論政治

十三卷論世界風氣

十三四卷論禮製

十六十七卷論科舉

十八至二十一卷論藝術,文學

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論名義

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妄

二十六卷論史法

二十七卷論註書

二十八卷論雜事

二十九卷論兵事,外國

三十卷論天象術數

三十一卷論地理

三十二卷論雜考

顧亭林自認 日知錄 是生平得意之作:“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

音韻學著作《音學五書》三十八卷,前後三十年,修改過五次。

《古音表》三卷

《易音》 三卷

《詩本音》 十卷

《唐韻正》二十卷

《音論》 三卷

《金石文字記》 六卷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一百卷

序曰:“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

作品精選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禮義廉恥,是謂四維。

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

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人生富貴駒過隙,惟有榮名壽金石。

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

拯斯人于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

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

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飭風俗,則教化紀綱為不可缺矣。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于己,無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詩作

《精衛》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

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

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秋山二首》

其一

秋山復秋水,秋花紅未已。烈風吹山岡,磷火來城市。

天狗下巫門,白虹屬軍壘。可憐壯哉縣,一旦生荊杞。

歸元賢大夫,斷脰良家子。楚人固焚麇,庶幾歆舊祀。

勾踐棲山中,國人能致死。嘆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

其二

秋山復秋山,秋雨連山殷。昨日戰江口,今日戰山邊。

已聞右甄潰,復見左拒殘。旌旗埋地中,梯沖舞城端。

一朝長平敗,伏屍遍岡巒。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

吳口擁橐駝,鳴笳入燕關。昔時鄢郢人,猶在城南間。

《古北口》

霧靈山上雜花生,山下流泉入塞聲。卻恨不逢張少保,磧南猶築受降城。

《塞下曲二首選一》

趙信城邊雪化塵,紇幹山下雀呼春。即今三月鶯花滿,長作江南夢裏人。

《路舍人客居太湖東山三十年,寄此代柬》

翡翠年深伴侶稀,清霜憔悴減毛衣。自從一上南枝宿,更不回身向北飛!

《白下》

白下西風落葉侵,重來此地一登臨。清笳皓月秋依壘,野燒寒星夜出林。

萬古河山應有主,頻年戈甲苦相尋。從教一掬新亭淚,江水準添十丈深。

《又酬傅處士次韻》

清切頻吹越石笳,窮愁猶駕阮生車。時當漢臘遺臣祭,義激韓讎舊相家。

陵闕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淚發春花。相將便是天涯侶,不用虛乘犯鬥槎。

《雨中至華下宿王山史家》

重尋荒徑一沖泥,谷口牆東路不迷。萬裏河山人落落,三秦兵甲雨凄凄。

松陰舊翠長浮院,菊芯初黃欲照畦。自笑漂萍垂老客,獨騎羸馬上關西。

《酬朱監紀四輔》

十載江南事已非,與君辛苦各生歸。愁看京口三軍潰,痛說揚州十日圍。

碧血未消今戰壘,白頭相見舊征衣。東京朱祜年猶少,莫向尊前嘆式微。

《賦得秋柳》

昔日金枝間白花,隻今搖落向天涯。條空不系長征馬,葉少難藏覓宿鴉。

老去桓公重出塞,罷官陶令乍歸家。先皇玉座靈和殿,淚灑西風日又斜。

《過蘇祿東王墓》

豐碑遙見炳奎題,尚憶先朝寵日殫。世有國人供灑掃,每勤詞客駐輪蹄。

九河水壯龍狐出,十二城荒向鶴棲。下馬一為郯子問,中原雲鳥正凄迷。

《汾州祭吳炎潘檉章二節士》

露下空林百草殘,臨風有慟奠椒蘭。韭溪血化幽泉碧,蒿裏魂歸白日寒。

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巫招虞殯俱零落,欲訪遺書遠道難。

《海上四首》

其一

長看白日下蕪城,又見孤雲海上生。感慨河山追失計,艱難戎馬發深情。

埋輪拗鏃周千畝,蔓草枯楊漢二京。今日大梁非舊國,夷門愁殺老侯嬴。

其二

滿地關河一望哀,徹天烽火照胥台。名王白門江東去,故國降幡海上來。

秦望雲空陽鳥散,冶山天遠朔風回。樓船見說軍容盛,左次猶虛授鋮才。

其三

日入空山海氣侵,秋光千裏自登臨。十年天地幹戈老,四海蒼生吊哭深。

水涌神山來白鳥,雲浮仙闕見黃金。此中何處無人世,隻恐難酬烈士心。

其四

南營乍浦北南沙,終古提封屬漢家。萬裏風煙通日本,一軍旗鼓向天涯。

樓船已奉征蠻敕,博望空乘泛海槎。愁絕王師看不到,寒濤東起日西斜。

學派影響

顧炎武是清代學術的開山之祖。他所倡導的學術話語和學術理念以及他所開創的學術範式和學術方法曾對清代乾嘉學派產生過廣泛的震撼,引起了乾嘉學者的普遍共鳴,這是學術界普遍認同的觀點。然顧氏學術對乾嘉學派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歷來學者們對此則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由于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關涉到對乾嘉學術乃至對整個清代思想史的評價問題,這裏有必要對此進行重新探討。本文擬從學術規模、治學門徑、為學宗旨三個方面分析一下顧炎武與乾嘉學派的關系,以期能對乾嘉學術形成一種新的理解。

學術規模

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中國學術基本上一直以經學一統天下。自漢唐以迄宋明,雖亦有文字音韻、訓詁考證、金石考古、算學歷法等學術門類的萌生和興起,但這些學問基本上都屬于經學的附庸,它們隨經學的興盛而產生,並服務于經學的註經解經活動。所以,在清學興起以前,傳統學術隻有林立的門派之別,沒有明確的門類之分。顧炎武作為清學之祖,一生廣覽群書,多聞博學,于經義、史學、文字、音韻、金石、考古、天文、歷算、輿地、軍旅等各個方面都做出了開創性的研究。潘耒在《日知錄序》中稱其“九經諸史,略能背誦,……經世要務,一一講求”,“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顧氏對經史百家進行的這種分門別類的研究,為清代學者開闢了治學的方向。顧氏之後,乾嘉諸儒接踵繼起,對各門學問進行了專門而精深的研究,使清代學術門類發生了明顯的分化。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認為,乾嘉諸儒所做的工作,舉其要者,約有十三個方面:一、經書的箋釋;二、史料之搜補鑒別;三、辨偽書;四、輯佚書;五、校勘;六、文字訓詁;七、音韻;八、算學;九、地理;十、金石;十一、方志之編纂;十二、類書之編纂;十三、叢書之校刻。上列諸項盡管分類並不十分嚴密,且亦不能包舉無遺,但大致可以看出乾嘉學術的規模和氣象。乾嘉諸儒的這些學問,論其端緒,除輯佚、類書等少數方面外,基本上都發自顧氏。有的學者認為,乾嘉學術的專精與顧氏學術的博通在精神上似乎相差很遠,其實,倘若換一個角度來看,乾嘉諸儒的專精之學正是顧氏的廣博之業進一步分化和深化的結果。故梁啓超說:“亭林的著述,若論專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後人。若論方面之多,氣象規模之大,則乾嘉諸老,恐無人能出其右。要而論之,清代許多學術,都由亭林發其端,而後人衍其緒。”

顧炎武

顧氏之學不僅以博涉百家而開啓了清學的學術門類,而且其學識賅貫,通達治體,能把學問的各方面加以融會貫通,具有宏大的學術氣象。他曾說:“天下之理殊途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又說:“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故潘耒稱“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製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為通儒也。”顧氏之學的這種博通氣象,對乾嘉學術亦有很大影響。在許多學者的眼中,乾嘉諸儒似乎專以學業專精聞名,而與顧氏之學的博贍精神很不相符。這種觀點其實是很值得商榷的。乾嘉學者中固有專經之士,然亦不乏博學之儒。據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記載,吳派學術的先導者惠士奇“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志》,皆能闇頌。”他曾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于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吳派中堅惠棟“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文端公尹繼善、文襄公黃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語。”吳派大師錢大昕“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綜而深究焉。”“至于辨文字之詁訓,考古今之音韻,以及天文輿地,草木蟲魚,散見于《文集》、《十駕齋養新錄》者,不下數萬言,文多不載。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于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異》,蓋有為而作也。”[9]“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製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群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阮元亦謂:“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文字,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錢辛楣先生能兼其成。”吳派另一重要人物王鳴盛“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補正譌脫,審事跡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最詳于輿地、職官、典章、製度,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為空言無益也。又有《蛾術編》一百卷,……其書辨博詳明,與洪容齋、王深寧不相上下。”吳派學術號稱“純漢學”,最以專精為世人稱道,而其幾位代表人物之博學尚且如此,可見他們並未偏離顧氏所倡導的博通學風。至于皖派學術,本來就以考據詳博見長,而尤重義理之闡發。江藩評其開創者江永說:“考其學行,乃一代通儒,戴君為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非溢美之辭。”其代表人物戴震,更是精研經學、史學、國小、音韻、訓詁,博通天文、歷算、地理、水利之學,其多聞博學之名飲譽學界。揚州派學者治學惟是為求,不守門戶,其學術範圍更為廣博。江藩稱其代表人物汪中“博綜群籍,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為通人焉。”其另一領袖焦循專研經書,博覽典籍,于經史、歷算、聲韻、訓詁之學無所不究。他提倡“通核”之學,主張治學要“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其文辭,揆以道理。”阮元《通儒揚州焦君傳》稱“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于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于經。于經無所不治,而于《周易》、《孟子》專勒成書。”上述可見,乾嘉學者不僅從專精方向上深化了顧氏所開創的各門學術,而且在學術氣象上亦進一步弘揚了顧氏所倡導的廣博學風。

治學門徑

顧炎武治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強調以明音韻為治學之根本。他提出由音韻文字而通經子百家的口號,其言曰:“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在他看來,治音韻為通經的關鍵,知音才能通經,通經才能明道,明道才能救世。故他以闡幽扶微之心,抱明道救世之志,發明古音,考正古韻,開闢了清代學者以音明經,通經明道,明道救世的學術路線。其後,乾嘉學者皆推崇顧氏的音韻學成就,並把由音韻以通訓詁、就古音以求古義作為他們治學的基礎。如吳派學者惠士奇說:“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錢大昕說:“六經者聖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訓詁始。”王鳴盛說:“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言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註,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皖派學者尤其註重以文字、音韻為基點,從訓詁、名物入手闡明經文“大義”。如戴震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未有能外國小文字者也。”段玉裁說:“治經莫重于得義,得義莫切于得音。”揚州派學者王念孫亦認為:“故訓之指,本于聲音。”又說:“訓詁聲音明而國小明,國小明而經學明。”[25]阮元則說:“聖賢之道存于經,經非詁不明。”又說:“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于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在這種觀念導引下,乾嘉學者皆用心于音韻文字、訓詁考據的研究,使清代的國小、經學高潮迭起,別開出新的局面。而論其發軔之功,實始乎顧氏。顧氏在研究音韻訓詁和經史考證的過程中,發展出了一套完善的治學方法。他善于以札記的形式,通過排比資料,相互參照,而發現問題,提出疑問,繼而廣征博引,援古證今,以批駁舛謬,辨正疑誤。潘耒稱其“有一疑義,反復參考,必歸于至當;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四庫全書總目》亦謂其“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于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顧氏發明的這些治學方法,包括重纂輯、明流變、善歸納、求證佐、躬實察等等,後來皆成為乾嘉學者治學的法門。如錢大昕仿顧氏《日知錄》之體例,作《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于國小、經學、史學、典製、職官、氏族、金石、輿地、天文、歷算、辭章之學,皆造其微。阮元稱其書“皆精確中正之論,即瑣言剩義,非貫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鄧林之大不能有也。”錢氏又撰《廿二史考異》一百卷,運用顧氏之歷史考據方法,辨正古史,考證史事,祛疑指瑕,拾遺規過,考史之功,最享時譽。王鳴盛作《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對十七部正史改訛補脫,去衍勘誤,考事跡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詮解蒙滯,審核舛駁,最為精審。王氏晚年又將考證所得,編為《蛾術編》一百卷,其書辨博詳明,學風亦直承顧氏。趙翼撰《廿二史札記》三十六卷,評判史書體例,正讀文字訛誤,補缺訂偽史事,比類綜合史料,其持論皆能斟酌時勢,考據尤為精賅通貫。他曾自雲“或以比顧亭林《日知錄》,謂其身雖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則吾豈敢。”此雖趙氏謙遜之言,然其治學實以顧氏為宗。他又撰《陔餘叢考》四十三卷,于經義、史學、掌故、藝文、紀年、官製、科舉、風俗、喪禮、器物、術數、神佛、稱謂之屬,皆詳加探究,頗能綜貫異說,考竟源流。王念孫撰《讀書雜志》八十二卷,對《逸周書》、《戰國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記》、《漢書》、《漢隸拾遺》等典籍中古義之晦,鈔寫之誤,均一一正明。其子王引之撰《經義述聞》三十二卷,對古文古義詳加考訂。又蒐集先秦至西漢古籍中之語助詞,考證辨誤,分字編次,成《經傳釋詞》十卷,與《經義述聞》相表裏。王氏父子之考據訓詁,皆服膺顧氏《日知錄》之學旨。其他如臧琳之《經義雜記》,盧文弨之《群書拾補》、《鍾山札記》、《龍城札記》,何焯之《義門讀書記》,汪中之《知新記》,臧庸之《拜經日記》等,亦莫不奉顧氏之學為楷模。

顧炎武

為學宗旨

顧炎武治學,以“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為宗旨。他一生激烈批評空談心性、剿說玄理的虛蕪之論,堅決反對雕琢辭章、綴輯故實的無用之學,極力倡導“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學術理念。在他看來,學問之道,貴在明道淑人,撫世宰物。因此,他主張以“修己治人之實學”,代“明心見性之空言”,強調學問不僅要修諸身心,更要達于政事。故顧氏的學問,皆是“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實用之學。 顧氏的經世致用之旨,對乾嘉學者究竟發生了怎樣的影響,這是歷來學者們紛爭最多的一個問題。其中比較通行的觀點是,認為乾嘉學者背離了顧氏經世致用的精神。這種“背離”說的基本論點是,認為乾嘉學者皆沉溺考據,埋首故紙,博古而不通今,論史而不議政,因而泯滅了清初學者的體國憂患和濟世情懷。這種觀點就乾嘉時期思想界萬馬齊喑的現實來看,確實不無道理,但如若細究當時學界的文化境遇和學者的文化心態,就會發現問題其實並非如此簡單。

首先,乾嘉學者沉溺考據,埋首故紙,從消極方面說,固然有其遠逃現實,潔身避禍的一面,但從積極方面說,這種刻意的逃離和有意的回避,正好表明了部分考據學者對正統理學的漠視和冷落,顯示了他們對現實的無言的抗爭和頑強的抵觸。清朝自傾覆朱明、問鼎中原以來,為了征服漢民,穩定人心,一方面大興文字獄,在思想文化領域裏推行高壓政策,不許知識分子議論朝政;另一方面則竭力表彰理學名臣,大力扶持宋明理學,企圖以理學立國,來籠絡利誘漢族士子文人。然清朝統治者的這種苦心,並未得到思想學界的回響。終清一朝,理學雖然一直高踞廟堂,但卻受到了大多數有骨氣的學者的唾棄。與理學的日趨沉淪相比,委身山林的漢學或樸學卻在乾嘉時期異軍突起,一躍成為清代學術的主流,以至清廷為了拉攏學界精英,亦不得不轉而褒獎漢學。當初顧氏在民族淪亡之際,曾猛烈抨擊日趨衰微的理學,他除了出于學理上的考慮之外,更重要的是為了救亡圖存的需要。到了乾嘉時期,理學以高踞廟堂之尊,仍然受到學界精英的堅決拒斥,除了學理上的需要之外,恐怕亦不能說其中完全別無乾嘉諸儒之深意。

其次,乾嘉學者訓詁舊籍,不論今事,博稽故實,不議時政,並不表明他們必然摒棄了定邦安民的經世理想。由今日學者的眼光來看,鑽研故紙的學問確實離現實最遠,與用世無緣。但如果我們用這樣的觀點來理解乾嘉學術,就無法解釋清代學者為什麽一面激烈批評宋明理學的空疏無用,一面大力提倡在許多人看來最不濟用的訓詁考據之學。事實上,乾嘉學者對訓詁考據的意義有著與今日學者完全不同的認識。自顧氏提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來,稽古通經明道救世就成為清代學者所共守的學術路線。顧氏曾說:“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又說:“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獲乎!”在他看來,經史典籍乃禮樂德刑之本,文治教化之源,因此,稽古可以明道,經術可以經世。所以,他之提倡音韻訓詁、辨古考史,就不僅僅是為了詮釋古代文獻,描述古史陳跡,更重要的是為了探究古今文化源流,考察歷代治世得失,即他所雲“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啓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後王”之謂也。顧氏這種訓經明道,考史鑒今的學術理念,亦為乾嘉學者所崇奉。如戴震說:“由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37]盧文弨說:“名者王者之所重也。聖人曰‘必也正乎名’。……蓋自有《說文》以來未有善于此書者。匪獨為叔重氏之功臣,抑亦以得道德之指歸,政治之綱紀,明彰禮樂而幽通鬼神,可以砭諸家之失,可以解後學之疑。斯真能推廣聖人正名之旨,而其有益于經訓者功尤大也。”阮元說:“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蓋先生于語言文字剖析如是,則于經傳之大義,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為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為之法又可知。”此皆乾嘉學術稽古明今觀中之比較典型者。所以,乾嘉諸儒之考據訓詁學風,與其經國濟世理想其實並不沖突。

所謂乾嘉學者博古不通今,論史不議政,確切地說,應該是他們不滿現實,不參時政。由于擺脫了政治的牢籠,乾嘉學者能保持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的態度,這毋寧說是中國二千年學術史上學術與政治難能可貴的一次分流。所以,學界精英們雖拒絕把他們的學術“致”于現實政治之“用”,然他們亦自有他們不可降辱亦不曾磨滅的用世理想。事實上,乾嘉學者除以訓詁考據“曲線”救世之外,直接講明經世之旨者亦不在少數。如惠士奇曾說:“今之校官,古之博士也。博士明于今古,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惠棟謂聖人立明堂為治天下之大法,故撰《明堂大道錄》八卷以明其用。錢大昕曰:“夫儒者之學在乎明體以致用,詩書藝禮皆經世之言也。《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論政者居其半。當時師弟子所講求者,無非持身、處世、辭受、取予之節,而性與天道雖大賢猶不得而聞。儒者之務實用而不尚空談如此。”故江藩稱其《廿二史考異》“蓋有為而作也。”趙翼撰《廿二史札記》,“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于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戴震“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為本。故常稱《漢書》雲:‘王成、黃霸、朱道、龔遂、台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震自幼為賈販,轉運千裏,復具知民生隱曲,而上無一言之惠,故發憤著《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專務平恕。如震所言,施于有政,上不訾苛,下無怨讀言,不食孳殖,可以致刑措。”汪中自謂:“中嘗有志于用世,而恥為無用之學,故于古今製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問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又說:“昔子產治鄭,西門豹治鄴,汲黯治淮陽,黃霸治潁川,虞詡治朝歌,張金義治洛陽,並以良績光于史冊。公既兼其地,又兼其政,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斯則中所企註者耳。中少日問學實私淑顧寧人處士,故嘗推之六經之旨,以合乎世用。”凡此皆可見乾嘉諸儒之經世情懷。

乾嘉學者的經世意識與顧氏的經世胸次當然不可同日而語,然細究其本末源流,不難發現他們共同的學術理念和相似的學術心態,其間的聯系可謂薪盡火傳,從未斷隔。上述可見,顧炎武對乾嘉學派的影響既深且廣,稱其為乾嘉宗師是當之無愧的。那種認為乾嘉學者隻能算得上“半個亭林”的觀點[49]實值得重新考慮。    

顧炎武墓

1956年,顧炎武墓及祠堂被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文革”期間,該墓及祠堂曾遭到破壞。1984年、1987年、2000年昆山市分別撥款進行重建和修葺。經過修繕後的顧炎武故居,包括顧炎武故居、亭林祠堂和墓及顧園三個區域,為千燈明清宅第之首。故居為整個宅第主體,朝東落西,為五進古香古色的明清建築,自東而西依次為水牆門、門廳、清廳(轎廳)、明廳(正廳、楠木廳)、住宅樓,北側有背弄連線灶房、讀書樓和後花園,故居前與千年石板街相接,後與顧炎武墓地和顧園相連。該區域主要再現亭林先生居家生活、讀書場景,各廳內陳列顧炎武先生塑像、手跡、著作、生平事跡和國內外對顧炎武先生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

顧炎武

亭林祠和亭林墓。落北朝南,東側有門與顧炎武故居相通,西側牆外為顧園。祠南向三間兩廂一門樓,以三間相通作一大祭堂。兩邊牆上及外面走廊牆中嵌有磚石刻碑12塊,記述先生事略。其中一塊有先生所著《日知錄》中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庭中盤槐、桂花各兩株。現亭林墓露台均用花崗石砌造,石階七級,圍以石欄桿。

人物紀念

顧炎武故居

顧炎武故居,位于江蘇省昆山市千燈鎮,佔地60畝,建築面積5450平方米。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顧炎武卒于山西曲沃,由嗣子顧衍生,從弟顧岩扶柩回昆山千燈故裏,葬于祖塋嗣父顧同吉、嗣母王貞孝之墓穴次位,墓前有碑,上刻“顧亭林先生暨配王碩人合墓”;周圍有磚砌矮牆,嵌有清石碑各一塊;墓南有明皇朝為旌表先生嗣母王氏的貞孝坊;墓後柳樹四棵,四周松柏數十株。光緒二十一年(1894年),新陽縣知縣萬厲鈞重修了墳墓。民國三年(1914年),廣東學者、孔教會主持人梁鼎芬專程來千墩瞻仰亭林墓及遺腹遺像,並出資委托先生十二世孫顧子玉等籌建亭林祠。1997年,昆山市政府撥款修復顧炎武故居。

顧炎武

顧園

顧園,佔地30畝,位于故居西南側,與故居祠堂及墓均相通。是依史恢復修建的融湖光水色、歷史人文為一體、具有江南私家園林風格的遊覽區。內曲水環繞,環水有致用閣、思宜園、頌桔軒、“歸奇顧怪”(二石齋)、秀石虯松庄、秋山亭、三徐居、慈母閣、四柿亭等及碑廊等10個景點,各景點以詩文、字畫、語錄、塑像等形式寓意亭林先生的精神和生平。 此外,在北京宣武區廣安門內大街路北報國寺西院建有顧炎武故居。 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何紹基、張穆等人集資修建。有佛殿、享堂、碑亭等建築。顧祠曾被八國聯軍轟毀,後張之洞改修昭忠祠,1921年王式通等重修。為北京市重點保護文物。

顧炎武

史籍記載

清史稿·顧炎武傳》(卷四百八十一·列傳二百六十八·儒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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