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製經濟

非公有製經濟

公有製經濟是相對于公有製經濟而產生的一個名詞。它是我國現階段除了公有製經濟形式以外的所有經濟結構形式。它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公有製經濟主要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

  • 中文名稱
    非公有製經濟
  • 外文名稱
    The non-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 領域
    金融
  • 種類
    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

主要組成

非公有製經濟主要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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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經濟,是由勞動者個人或家庭佔有生產資料,從事個體勞動和經營的所有製形式。它是以勞動者自己勞動為基礎,勞動成果直接歸勞動者所有和支配。他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種重要的的非公有製經濟。

私營經濟,是一生產資料私有和僱用勞動為基礎,以取得利潤為目的所有製形式。它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種重要的的非公有製經濟。

外資經濟,是中國發展對外經濟關系,吸引外資建立起來的所有製形式。它包括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中的境外資本部分,以及外商獨資企業。它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種重要的的非公有製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形成了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非公有製經濟是市場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公有製經濟已成為中國國民經濟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發展簡史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非公有製經濟在社會主義中國存在、

發展及其地位、作用的認識以及相關的方針政策,經歷了一個曲折變化和不斷深化的發展過程。中國的非公有製經濟也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歷程。 1949年9月29日頒布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對中國的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實行“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的方針。由于實行了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的所有製製度,調動了各種經濟成份的積極性,中國國民經濟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得到恢復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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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時期仍然“既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益的一面,又有維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的認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了“團結、批評、教育”的政策;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採取了“利用、限製、改造”和平贖買的政策,于1956年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至此中國的私人經濟基本消失,僅存的一些個體經濟,由于人數與規模甚小,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已微乎其微。此後的20多年間,非公有製經濟在中國作為“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而被徹底排斥。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非公有製經濟開始得到恢復和發展。

1980年8月中共中央轉發<進一步做好城鎮勞動就業工作>的檔案指出,個體經濟是“從事法律許可範圍內的,不剝削他人的個體勞動。這種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的不可缺少的補充,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都將發揮積極作用。”1981年6月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國營和集體經濟是中國基本的經濟形式,一定範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製經濟的必要的補充。”1982年12月中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補充。個體經濟在中國迅速發展。

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第一次系統闡述了黨在現階段對發展個體經濟的基本指導方針,指出“堅持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共同發展,是我們長期的方針,是社會主義前進的需要”。

1987年11月,

中共十三大明確提出鼓勵發展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方針。1988年4月,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確定了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和經濟地位。憲法第十一條增加了“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記憶體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的條文。 1992年12月中共十四大明確了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並提出要以公有製包括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確立“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製度。”確認“非公有製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要繼續鼓勵、引導,使之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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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中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國家根本大法對非公有製經濟20年來生存發展及其貢獻的充分肯定。

2005年,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正式下發。這是一部全面促進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重要的政策性檔案,對于推動非公有製經濟跨入歷史發展的新階段,實現更快更好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

經濟地位

對非公有製經濟地位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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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實踐中不斷深化的。即使在改革開放後的一段時期裏,中國也僅將非公有製經濟當成是一個補充成分。現在,中國已經認識到,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認為,隨著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推進、隨著國有資產管理體製改革的推進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隨著財政體製向公共財政體系的轉軌、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不斷完善,非公有製經濟的地位將更加重要,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與公有製經濟平等競爭、相互融合的成分,並將在以後相當長時期內發揮一些特殊作用。 非公有製經濟將是國民經濟發展強勁穩定的動力。改革開放以來,非公有製經濟的平均成長率遠遠超過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成長率,對二十多年來的經濟成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相對困難的幾年裏,非公有製經濟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是明顯的。由于國有經濟布局的調整將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期,非公有製經濟將會成為國民經濟強勁穩定的發展動力。

非公有製經濟將是創造就業機會的最大來源。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將是各級政府的一個較為長期和艱巨的任務。在過去幾年裏,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就業人數持續減少,而正是非公有製經濟每年創造了數百萬的就業機會,不但吸收了新增的就業人員,也吸收了從國有企業分流出來的人員。以後,非公有製經濟仍將會是創造就業機會的最大來源。

非公有製經濟將會是越來越重要的稅源。盡管國有經濟目前在整體上仍然是政府最大的稅收來源,但非公有製經濟直接和間接創造的稅收將佔有越來越大的比重,特別是在增量上會佔有越來越大的比重。

非公經濟將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直接參與者和積極推動者。中國盡管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但完善市場經濟體製還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在這個過程中,非公有製經濟將是平等競爭、厲行法治等基本規則的直接參與者和積極推動者。

發展原因

為什麽要大力發展非公有製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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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有經濟呈不斷發展的趨勢。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據著主要地位,其中郵電、民航、鐵路等總額佔全社會同行業比重的100%,電力煤炭石油開採冶金工等行業的資產分別佔全社會同行業比重的70%以上,國家財政收人有60%來自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製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具有客觀必然性。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製形式決定于生產力發展水準,“社會製度中的任何變化,所有製關系中的每一次變革,都是產生了同舊的所有製關系不再相適應的新的生產力的必然結果。”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從生產力發展程度講,中國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居于世界後列。突出的現象是:13億人口,近8億在農村,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一部分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同廣大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同時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科學技術同普遍的科技水準不高現象同時並存。中國生產力的發展表現為不發達、多層次和不平衡等特點,這決定了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經濟不能隻有公有製經濟,而必然是包括公有製、私有製以及其他所有製在內的多種所有製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也指出,隻有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才能真正堅持、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經濟。 非公有製經濟與公有製經濟的關系決定了要大力發展非公有製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非公有製經濟與公有製經濟完全可以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具體地說,非公有製經濟與公有製經濟的關系主要表現為,一是公平競爭的關系。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要義,也是市場主體發展壯大的基本條件。沒有公平競爭的環境,即使處于優勢地位的企業,也不可能持續健康成長。非公有製經濟與公有製經濟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製度”基礎上的公平競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必要條件。二是互相滲透的關系。現代市場經濟既不是單一的公有製經濟,也不是單一的非公有製經濟,而是各種所有製經濟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的混合所有製經濟,股份製就是這種滲透和融合的典型形式。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製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公有製的主要實現形式。”這必將極大地促進非公有製經濟和公有製經濟的融合、滲透。三是共生相長的關系。非公有製經濟和公有製經濟同處于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政管理和巨觀調控下,根據統一的市場規則運行。作為市場主體,兩者處于競爭相長的過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離不開我、我也離不開你,大力發展非公有製經濟符合雙方的利益。

非公有製經濟的作用決定了要大力發展非公有製經濟。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積極的作用。首先,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打破了公有製經濟一統天下的格局,增強了經濟活力。壟斷和競爭不充分,必然帶來經濟效率的損失。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使得市場主體多元化,形成了多元競爭格局,這有利于節約社會資源、提高經濟效率,有利于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其次,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公有製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改革。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不僅對國有企業形成了加快改革和發展的壓力,而且為國有企業的改革建立了一個“參照系”,有利于加快國有企業的改革進程;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是混合所有製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以股份製為代表的混合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國有企業建立法人財產權和法人治理結構,實現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形成企業內部的製衡機製和科學的決策機製,從而有利于從根本上改革傳統國有企業;非公有製經濟已成為吸納社會新增勞動力就業的主渠道,有利于國有企業分流富餘人員,提高效率。第三,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加快了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非公有製經濟在國民經濟的很多領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僅提供了多樣化的產品和服務,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發展過程

非公有製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迅速崛起。無論從哪個角度評價,非公有製經濟的崛起都足以影響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使中國經濟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裏保持快速成長,讓中國的經濟、社會充滿活力。中國非公有製經濟產生、崛起的歷史,值得回顧,更需要總結。

1、開啟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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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幫”之後,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物質產品極度匱乏,生產力發展水準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恢復生產,恢復建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黨的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在1978年的時候,要搞經濟建設談何容易?一方面“要錢沒錢”,當年的GDP隻有3624.1億元,1.67億美元外匯儲備更是不值一提。另一方面則是“要命有的是”,760萬已經回城的和近900萬即將回城的知青,加上城市裏原有的失業青年,就業壓力讓人喘不上氣來。在這種情況下,發展經濟的路該怎麽走? 在解決經濟發展所需資金方面,當時的決策者決定引進國外資金“借雞生蛋”。很快,可口可樂松下通用等國際知名企業來了,最早一批合資企業誕生了,作為當時利用外資的最大項目上海鋼破土動工了。

既然眼睛向外能夠立見成效,該不該眼睛向內呢?1979年1月17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不到一個月,鄧小平約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古耕虞、周叔五位老工商業者。在這次後來被人稱為“五老火鍋宴”的重要談話中,鄧小平提出,“要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總之,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就在這次談話之後不久,榮毅仁挑頭創辦了中信公司。一些上海的老工商業者以民間集資方式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民營企業“愛國建設公司”。緊接著,溫州一個叫章華妹的小販領到了據說是中國第一張個體工商戶執照,北京的劉桂仙在一個小胡同裏開辦了首都第一家個體餐館。同樣在北京,尹盛喜帶領一些失業青年成立了“大碗茶青年茶社”,在繁華的前門大街上做起了買賣。兩年之後的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一定範圍內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製經濟的必要補充。”又過了幾個月,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的一份檔案中,第一次提出對個體經濟要“引導、鼓勵、促進、扶持”的八字方針。閘門開啟了。蘊藏于民間的財富創造力和創業活力噴涌而出。如果說,有關真理標準的那場大討論為改革開放開啟了思想的天窗,那麽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放手允許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決策,為改革開放增加了源源不絕的的經濟動力。

2、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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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之路不可能一帆風順,中國非公有製經濟的崛起經歷了艱難曲折的過程。許多人都記得“傻子”年廣久,但人們或許忘了“年傻子”曾引發的一場關于僱工問題的大辯論。上世紀80年代初,生意越做越火的年廣久瓜子工廠開設了幾個分廠,僱工人數已達105人。于是,有人引用經典理論中關于僱工超過8人就不是普通個體經濟而是剝削的說法,質疑個體私營經濟的“理論合法性”。 就在上述爭論還沒有結果的時候,隨著溫州、義烏等地小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交易活躍,又有人提出“長途販運”是不是投機倒把的詰難,各地“嚴打”投機倒把、走私、偷逃稅、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等經濟犯罪案件的報道連篇累牘。1982年,溫州發生了“八大王事件”。“電機大王”胡金林、“線圈大王”鄭祥青等8個個體工商戶要麽被逮捕判刑,要麽被迫逃離家鄉。

在搞了十幾年的計畫經濟和單一公有製之後,人們對非公有製經濟的出現不習慣,看不慣,並由于種種誤解而引發爭論,是正常的。對此,鄧小平提出“等一等”,“看一看”,主張“不爭論”,一切讓實踐檢驗。很快,在中共十二大及五屆中國人大期間,個體私營經濟“作為公有製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這一全新提法出現了,新的《憲法》中規定,“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明確了對個體經濟“指導、幫助、監督”的方針。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萬裏、習仲勛、王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中南海親切接見中國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先進代表,胡耀邦即席發表講話說,從事個體勞動同樣是光榮的,鼓勵個體、私營老板們幹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

然而,爭論雖然可以暫時平息,卻不會銷聲匿跡。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人蓄意掀起了所謂姓“社”姓“資”的爭論,矛頭所指之處,既涉及“外資問題”、“特區問題”,更多地則是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敏銳地察覺到這股逆流究竟想要否定什麽,借南巡之機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並著重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標準。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撥亂反正,一掃陰霾,非公有製經濟由此註入新的活力,煥發更大的生機。借這股東風,“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概念寫進了中共十四大的報告,“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憲法》修正案的重要內容。

或許應了“樹大招風”的老話,就在非公有製經濟進入發展快車道之時,隨著一批批私營企業名聲鵲起並雄心勃勃地介入國有企業改製,一批批私營老板躋身<福布斯>富豪榜之後,一些人的目光開始盯住那些“問題富豪”。無論是因非法集資被槍斃的沈太福,因走私罪而潛逃的賴昌星,無論是曾名滿中國,卻不免樂極生悲的牟其中、唐萬新,也無論是因為一些很難說清的原因被抓、被關的孫大午、李經緯、鄭俊懷,這些人的落馬,讓一些人開始追問私營企業家的“原罪”。甚至連身世清白的民營老板李海倉的意外之死,也被人幸災樂禍地認為是“為富不仁”的報應。

對私營企業家這一新的社會階層該怎麽認識,如何評價?又該如何對待他們?執政黨給出了十厘清晰的回答。在中共十六大上,確立了“兩個毫不動搖”的基本經濟製度,確認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鼓勵努力創造財富,提出糗括資本在內的多種要素“按貢獻”分配的新分配製度概念,並最終將保護私人財產等相關內容寫進新《憲法》。回顧30年非公有製經濟的成長史,每一步前進都伴隨著思想解放,都意味著舊理論、舊體製的突破和新理論、新體製的建立。不斷地解放思想,就是非公有製經濟不斷發展的重要保證。

3、地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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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不過是一代人的時間,卻成長起幾代民營企業家。他們是改革開放的“弄潮兒”,是敢于突破舊體製、敢于實驗和建立新體製的踐行者,是創造了大量財富的,為國家做出了貢獻的實幹家。人們不會忘記魯冠球、陳春先、柳傳志尹明善、劉永好等等一批最早“下海”、“弄潮”的企業家。他們在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了路,他們經歷了數不清的艱難困苦。他們中的有些人從開始創辦企業至今仍孜孜不倦;有些人雖然淡出舞台,甚至告別人生,但卻夯實了企業的基礎,帶出了一支團隊,打造了一個品牌。不必諱言,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沉淪了,但即使是這些人的失敗,也為後來者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1987年,一位領導人為劉永好四兄弟的企業題詞:“中國的經濟振興寄希望于社會主義企業家。”事實上,正如劉永好兄弟的“希望集團”所寓意的那樣,非公有製經濟越來越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擔負起振興經濟的重任。據不完全統計,截至“十五”末期,民營工業企業的數量佔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比重已達68.3%,私營企業法人單位498萬家,民營經濟佔整個GDP比重超過60%。在許多地方,非公有製經濟提供的稅收支撐著地方財政收入,個體、私營企業吸納的就業人員佔新增就業人員的2/3以上。

提及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絕不能忽視私營企業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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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是一種稀缺資源,是社會的寶貴財富。黨和國家十分重視私營企業家隊伍的健康成長,對他們提出了“愛國、敬業、誠信、守法、貢獻”的要求,希望他們成為優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成千上萬的私營企業家在不同的領域、不同的行業勤奮地工作,努力地創造。他們不僅能夠不斷地把企業做大、做強,生產出大量的產品,將“中國製造”推向世界。同時,在積極參與光彩事業開發扶貧,積極參與社會慈善事業,公益事業扶危濟困,在推動企業黨建工作、文化建設、建立新型勞動關系等等方面,私營企業家們體現出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中國代表大會召開。在2217名黨的代表中,陳鋒、潘剛、梁穩根、王健林等18位來自非公有製企業的代表格外引人註目。2008年3月3日,第十一屆中國政協開幕,在步入人民大會堂的2200餘名新一屆政協委員中,有160多位委員來自非公有製企業。從出席黨的代表大會,到擔任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作為新社會階層的一部分,私營企業家群體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不斷提高,他們正在不斷塑造一種全新的形象。

重要作用

(1)非公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成長點,生產了大量的物質產品和勞務產品,在滿足人民需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它們增加了社會資本,為國家提供了大量的稅金;(3)它們吸納了大量人員就業,為社會穩定作出了貢獻;(4)它們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加快了第三產業的發展;(5)它們促進了公有製經濟的改革,加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

非公有製經濟已經成為中國國民經濟最具活力的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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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僅對發展中國社會生產力,滿足人民多樣化需要,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吸納了大量社會閒散人員和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為維護社會穩定做出了貢獻。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滿足人民多樣化的需要,增加就業,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中起著積極作用。 非公有製經濟的出現和發展,適應了中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準,是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的產物。非公有製經濟的健康發展,不僅符合非公有製經濟人士的自身利益,也是對國家、對社會做出的貢獻,有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在中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下,由于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居于主體地位,由于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能夠保障社會主義製度,由于非公有製經濟始終受到國家的引導、監督和管理,因此非公有製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不僅不會沖擊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動搖社會主義的基本製度,而且還會在與公有製經濟的聯系、競爭和合作中,有益于公有製經濟的發展。當前,中國正處于改革的攻堅階段、發展的關鍵時期,無論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調整和最佳化中國的經濟結構,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形成,實行“兩個根本性轉變”,還是建立全方位、多渠道、多領域的就業體系,保持社會穩定,都需要非公有製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從發展前景看,由于中央政策明確,地方政府支持,市場經濟體製逐步建立,人們思想觀念更新,非公有製經濟在一段時期內仍將快速成長,在中國社會發展中也將發揮更大作用。因此,對待非公有製經濟,要積極鼓勵、引導,使其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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