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利安人 -古老的遊牧民族

雅利安人

古老的遊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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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利安人一譯亞利安人,原是南俄羅斯草原的一個古老遊牧民族,後逐漸南遷征服南亞次大陸,和當地人融合成了今天體征獨特的南亞次大陸人。

德國納粹歪曲了雅利安人的概念,將北歐五國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等地金發碧眼的日耳曼人的體征定義成了雅利安人的體征,實際上兩者毫無關系,相距甚遠。

德國納粹認為古代雅利安人是(出于德國民族認同的政治考慮而非真正研究過)長顱窄面,金發碧眼,眼間距小,智力超群,體質極佳。

古代雅利安人已經認定為棕黑發色。

古代文獻對雅利安人稱謂有塞種薩迦、斯基泰。

  • 中文學名
    雅利安人
  • 動物界
  • 脊索動物門
  • 哺乳綱
  • 靈長目
  • 人科
  • 亞科
    人亞科
  • 直立人
  • 人族
  • 分布區域
    俄羅斯南部烏拉爾山脈附近的古代部落

簡介

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Aryans)是歐洲19世紀文獻中對印歐語系各族的總稱。從印度和波斯古文獻的比較和研究中推知,遠古在中亞地區曾有一個自稱“雅利阿”(Arya)的部落集團,從事畜牧,擅長騎射,有父系氏族組織,崇拜多神。公元前2000至前1000年間,一支南下定居印度河上遊流域,一支向西南進入波斯,另一支遷入小亞細亞。自18世紀歐洲語言學界發現梵語同希臘語、拉丁語、克爾特語、日爾曼語、斯拉夫語等有共同點後,即用“雅利安語”一詞概括這些語言。(現通稱印歐語系語言。)

人種介紹

在19世紀中,由于戈賓諾伯爵(Comte de Gobineau)及其門徒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的積極鼓吹,出現過一種“雅利安人種”的說法。所謂的“雅利安人種”成員是講印歐諸語言的人,有利于人類一切進步的人,並宣稱優越于閃米特人、黃種人以及黑種人。雅利安主義的信徒們將金發碧眼的北歐和日耳曼諸民族視為是最純粹的“雅利安人種”成員。這種說法在20世紀30年代-50年代已被人類學家們所拋棄,但卻被希特勒和納粹分子所利用,並以之作為德國政府政策的依據,對猶太人、羅姆人(吉普賽人)以及其他一切非雅利安人採取滅絕措施。

20世紀晚期和21世紀初,許多白人至上主義的團體把雅利安作為他們的意識形態標簽。由于這種用法與納粹主義有關,所以該詞在一些場合含有貶意(參閱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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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種計畫

二戰期間,納粹主義為了其人種主義開始的一項秘密計畫,希特勒在其著作《我的奮鬥》一書中曾提到,雅利安人,亦為現代的日耳曼人,是繼承神志之民族,地球上最優秀的人種。國家社會主義為了使得“最終勝利”到來之後,德意志第三帝國的各個佔領區不至于陷入恐怖分子和主要由當地民族的成員構成的無政府主義者造成的混亂和無秩序進行過名為Ahnenerbe的計畫,譯名“祖先的遺產”,“元首”的黨衛軍國家領袖海因裏希希姆萊準備通過這一計畫重新把北歐日耳曼的血統培育得純潔。

在納粹的鼓吹之下,為了創造黨衛之中的精英,希特勒曾嘗試選取軍中符合雅利安特征的男性于金發碧眼的女性結合,進行瘋狂的造人計畫。他鼓勵那些“雅利安人”無休止的生育,但是有幸被希特勒“選中”的雅利安女子之中大多數是性工作者,以及生計無著的無知婦女,這個被戰爭狂人命名為“生命之源”的計畫在二戰的炮火中愈演愈烈,希特勒的得力助手萊姆希曾在巴伐利亞建造一座雅利安人種的“搖籃”,這個農場一般的育嬰場被堂而皇之的命名為“生命之源中心”。無數的“雅利安”兒童在沒有家庭溫暖和社會關愛的情況下成長起來。

而孩子的母親們則是不得不為了維持生計與黨衛精英們媾和,在鼓吹為納粹做貢獻的社會風氣之下成為一人身飾兩角的犯罪者和受害者。

在國家社會主義統治下的德國不斷擴大的戰事之下,為了締造更多適應戰爭需要,以及戰後重建大日耳曼尼亞需求的“新的人類”,“元首”曾嘗試選取黨衛軍,國防軍等國家職能體系中符合男性與符合黨衛軍種族和移民指揮部要求的具有北歐日耳曼民族雌性個體特征的人結合。這和日耳曼民族從古代就開始的習性有關,因為那是一支崇尚英雄主義的民族,他們需要的就是不斷補充他們為他們那嗜血,好戰的靈魂而不斷失去的戰士。“元首”把那裏命名為Lebensborn,日耳曼民族既然被譽為是農夫和戰士的民族,那麽農場一般的外貌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無數的“北歐日耳曼”幼體在缺少原來家庭溫暖和無情的戰火中來到了這個世界。而此時,他們顯然不知道所要承擔的責任絕非是一個非日耳曼人可以想象的。正如“元首”所說,你什麽都不是,你的民族才是一切。希姆萊對此的回應是,我們每個人都隻是日耳曼鮮血中不可分割的一環。這些幼體的母親們則是以日耳曼英雄主義的服從領袖(酋長)作為天職,與挑選出來的德軍交配,從而寫下了自己生命乃至人類歷史上不可磨滅的一筆。

這些北歐日耳曼幼體通常在出生之後,被送到育嬰院或少年院或是直接送到作為軍人的父系一方撫養,以便之後古代斯巴達式地接受國家社會主義政治教育和意識形態灌輸,希望他們成為將來德意志的“希望和光明”。喪心病狂的戰爭販子甚至不滿于雅利安人製造流水線的速度,一度從國外擄來符合雅利安特征的兒童送交德國家庭撫養,以便提高育嬰農場的產量。

這是一段淹沒的雅利安史,但是不僅僅是雅利安人,所有的人種都會記得。

歷史發展

公元前3000年,雅利安人還是一個部落聯盟,其生產力發展已進入銅器和青銅器時代,他們本來就是一個遊牧部落,所以畜牧業在他們的經濟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他們畜養公牛和乳牛,牛糞則被做成圓餅,充當燃料,馴養的動物有馬、水牛、綿羊、山羊、豬等,他們選用馬和馬車作為交通工具,過著以遊牧為主的生活。其社會組織形態尚處于父系氏族部落和軍事民主製時期。

為了尋找新的水源和牧場,雅利安人部落開始不斷向外遷徙,向西進入歐洲大部分地區,向東深入歐亞的腹地,向南則伸入西亞和南亞,在人類歷史上形成了規模巨大的世界性遊牧部落遷徙浪潮。

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西元前2000年代初,居住在黑海沿岸的一支,從俄羅斯南部的庫班地區越過高加索山脈進入小亞細亞的安那托利亞高原。這些人和當地原居民雜居、融合,被稱為盧維人、帕來人、西台人、呂底亞人。 同一時期,居于黑海沿岸的另一支,進入巴爾幹半島的東北部,接著陸續分批進入希臘,被稱為希臘人。

公元前2000年代初,居于東歐草原西部的一批雅利安人,沿多瑙河向西挺進,他們翻越阿爾卑斯山進入義大利,被稱為拉丁人。拉丁人是這些遷移民族中最著名的一支。與此同時,另一些雅利安人繼續向西和北兩個方向遷移,形成了西歐的塞爾特人和北歐的日耳曼人。

也是從公元前2000年代初開始,又一支雅利安部落從裏海西岸分批南下進入伊朗高原,稱為伊朗雅利安人,早期進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先後在兩河流域北部和南部分別建立了米坦尼王國和加喜特王國,居民被稱為米坦尼人和加喜特人。後來進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則定居在這一地區的西北部和西南部,分別建立了米底王國和波斯帝國,被稱為米底人和波斯人。

雅利安人的另一股勢力曾經入侵南方。說梵語的雅利安民族,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已經沿西路進入到了印度北部。在這裏,他們與最早的黃褐色文明--達羅毗荼文明接觸,學習了很多東西。其他一些雅利安民族還擴展到中亞的高山地區。這些地方迄今尤有金發碧眼的北歐系諸種族,不過他們如今用的是蒙古語

辭海中對雅利安人一詞的解釋

雅利安人(Aryans)是歐洲19世紀文獻中對印歐語系各族的總稱。從印度和波斯古文獻的比較和研究中推知,遠古在中亞地區曾有一個自稱“雅利阿”(Arya)的部落集團,從事畜牧,擅長騎射,有父系氏族組織,崇拜多神。公元前2000至前1000年間,一支南下定居印度河上遊流域,一支向西南進入波斯,另一支遷入小亞細亞。自18世紀歐洲語言學界發現梵語同希臘語、拉丁語、克爾特語、日爾曼語、斯拉夫語等有共同點後,即用“雅利安語”一詞概括這些語言。(現通稱印歐語系語言。)

歷史遷徙

歷史雅利安人原是俄羅斯南部草原上的一個古老民族,雅利安人分成若幹支從這裏向歐洲亞洲遷移。其中,一支雅利安人在中亞的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平原上定居下來,這支雅利安人稱為印度-伊朗人。大約在公元前14世紀,印度-伊朗人中的一支南下進入南亞次大陸,稱為印度-雅利安人,這就是印度古代文獻中所稱的雅利安人;另一支印度伊朗人則進入伊朗,稱伊朗-雅利安人。最初,印度-雅利安人定居在印度河上遊,生產方式以畜牧業為主,輔之以農業,沒有城市。之後,他們征服了當地的土著民族,過著原始社會末期軍事民主製時代的生活。後來,他們又擴張到恆河流域和南印度的部分地區。這時候,他們的社會組織形式也發生著變化,出現了部落聯盟。大約在公元前1000年前後,印度雅利安人的一些部落開始向國家過渡。公元前6世紀,印度的恆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南印度有20多個小國,這就是印度歷史上的“十六國時代”,又稱列國時代。在印度-雅利安人擴張過程中,當地居民或被征服,或被趕走,他們成為古代印度次大陸的主要居民。雅利安人在向奴隸製國家過渡的過程中,逐漸形成森嚴的等級製度,即種姓製度

印度的古典文明是從早期吠陀文明[Vedas Civilization]發展而來,而吠陀文明則是雅利安人[Aryans]創造的。雅利安人是一個侵入的民族,他們最初來到印度次大陸的時間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或許在這個估計年代之後約200年,一些宗教頌詩開始被收編成集,結果就編成了《梨俱吠陀》[Rig Veda],該詩集的最後編成大約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我們關于這一最早時期裏印度境內雅利安人的知識,主要得自這一著作。《梨俱吠陀》展現出關于當時情形的相當清晰的畫面:一系列有親緣關系的部落,主要定居在旁遮普及其鄰近地區,使用共同的語言,信仰共同的宗教,自稱為“雅利安”(arya-)。據說,他們與許多被稱作“達薩”(Dasa)或“達休”(Dasyu)的敵對民族處于持久的戰鬥狀態。從有關這些戰鬥的多處材料表明,戰鬥結果是雅利安人大獲全勝。在後來的《吠陀本集》和《梵書》[Brahmanas]等典籍描述的時期裏,可以看到雅利安人主要是向東方擴張領土,一直到達恆河流域;而關于與達薩作戰的記述則很少。象“蔑戾車”和“尼沙德”等其他名稱,被用來稱呼非雅利安人部落,而“達薩”則成為通用的“‘奴隸”一詞。另一方面,“雅利安”這一名稱不僅與外部的野蠻人相對立,而且與四種姓中最低的首陀羅相對立。在後一種場合,“雅利亞”自然就得到“高貴的”、“尊敬的”之義。這個詞的這兩個含義一直沿用到古典時期。

雅利安人(其出現于印度西北部已為《梨俱吠陀》所證實)從印度次大陸之外,通過一次、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連續多次的遷徙,到達了他們當時佔領的地區。這一遷徙的最後階段距《梨俱吠陀》開始編成的時間不可能相去太遠,但同時也必定過去了一段足夠的時間,人們對遷徙的清晰回憶已經消失,因為那些詩歌中沒有關于這一事件的確切資料。雅利安人之入侵印度,沒有書面文獻的記載,人們也未能從考古發掘中發現它的蹤跡,但是,以比較語言學為依據,它仍被確鑿地認定為一件歷史事實。

可以認為,這一共同繼承的文化,在其後期各階段,是雅利安人在中亞的故地演進的。他們在向印度遷徙之前,可能在那裏居留了相當長一個時期,有證據表明,在更早的時期,雅利安人的住地還在更遠的西方。首先,雅利安語言與印歐語系的聯系表明,雅利安語源出于歐洲,人們由此必然假定,是更早的一次移民將它們從歐洲帶往中亞。其次,芬蘭-烏戈爾語中有外來的雅利安語這一現象,為雅利安人更早的故鄉還在更遠的西方提供了饒有興味的證據。例證之一是芬蘭單詞sata“一百”,看來可以在語音上相當于‘Sate-(即這個單詞的印度-雅利安語和原始印度-伊朗語的形式,而不是後來的伊朗語sata-)。有相當多類似的外來詞不可能源出于伊朗語,因而它們必定是在原始印度-伊朗語時期被接受過來的。因此,在這一借用語匯的時期,雅利安人和芬蘭-烏戈爾人的祖先必定有過密切接觸。考慮到芬蘭-烏戈爾語在目前的分布狀況,及它們在古代所處的大致位置,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這些辭彙被借用的時期,其語言被借用的原始雅利安人居住的地區不會在伏爾加河和烏拉爾山脈以東。隻是在對于芬蘭-烏戈爾人有所影響的這個時期之後,雅利安人的主要中心才移往中亞。

迄今為止,我們都隻能完全根據語言上的關系去解釋雅利安人的起源和早期遷徙。關于公元前約1500年以後的活動,則有了可供使用的檔案證據。這些資料並非出于雅利安人永久定居的國度--印度和伊朗,而是來自近東,雅利安人的一支在那裏建立的一塊不具持久影響的短期領地。出自這一地區的檔案證據包括若幹專門名稱,一些神的名字和一些單詞,從這些辭彙可以推斷出公元前1500-前1300年間雅利安人曾出現在這一地區。他們的出現總是與胡裏人[Hurrians]有關,胡裏人是土生土長的非印歐人,當時也正在大事擴張。尤其是胡裏特人的國家米坦尼[Mitanni],從其國王的名字推斷,在其最有影響的時期,系處在由雅利安貴族支持的雅利安國王統治之下。另一些位于敘利亞的小國的統治者也有類似的雅利安人的名字。

這些雅利安人的人數不足以將他們自己的語言和文明強加于他們所定居的國度,他們似乎總是將胡裏特語作為他們的官方語言。在這一時期結束後,他們被土著居民同化,沒有留下更多的蹤跡。最重要的檔案是赫梯和米坦尼君主之間的一份條約,其中載有4個在吠陀經中常見的神祗名稱:即因陀羅、伐樓拿、密多羅和納薩蒂亞[雙馬童],此外,出現在喀西特人檔案中的意為太陽神的蘇利亞(在其他方面,沒有什麽跡象表明喀西特人與雅利安人之間的聯系),和在赫梯人檔案中得到證實的火神阿耆尼,看來都是他們從雅利安人那裏借用來的。在米坦尼人基庫裏用赫梯語寫成的一篇關于馴馬的論文中,包括了一些雅利安語的專門名詞和一系列雅利安語的數位。另一些雅利安語的單詞,在與胡裏人有關的檔案中也時有出現。

政治製度

雖然雅利安人的文化比較原始,但他們有著明顯優勢:他們在到達印度前,不但已經掌握了帶金屬尖頭的武器,而且擁有用兩匹或更多馬拉的帶輻輪的輕便快速戰車。這種戰車與荷馬時代的希臘戰車相同,有一名馭者和一名弓箭手或投槍手。他們的文化贊美戰爭,他們對較溫和的印度人施加了超出必要的軍事打擊。入侵埃及的喀西特人、赫梯人和喜克索人,一群由閃族和亞洲人混合而成的侵略者。他們約于公元前1674年佔領埃及北部,在第十五王朝期間進行統治。他們把馬和戰車、排弓、改良的戰斧和先進防御工程技術傳入埃及。--譯者,還有多裏安或邁錫尼的希臘人,曾用同樣方式進行打擊。印度人此前已經知道馬,但未用于戰鬥。《吠陀經》和英雄史詩講述雅利安人對“外來”人的勝利,講述他們如何圍困並征服“外來”人的城市,描繪領導他們取勝的戰神、手挽巨弓駕車戰鬥的因陀羅。和大多數由勝利者撰寫的歷史一樣,《吠陀經》和英雄史詩把雅利安人描寫成神勇的英雄,而被征服者則被說成“不信教”的低賤者。印度河文明的考古發現鮮明地否定了這種宣傳,但措辭上必得說雅利安人獲得勝利,這可能是由于雅利安人雖居少數卻成了統治者。在梵語中,arya(“雅利安”)的意思是“高貴”或“純潔”,同一詞根也出現在希臘語的arios(“優良品德”)和伊朗語及愛爾蘭語的名詞中,這些再次表明了印歐之間的聯系。

我們不知道將印度社會分成地位等級不同、限定隻能與相同地位者結婚和共食的種姓製度最早出現的準確時代。但有一種可能性是,它是後來從吠陀時代規定人數少而感到不安全的雅利安人征服者集團與被征服民族之間的差別中演變出來的,盡管這種差別本來應該通過相互通婚和文化雜處而逐漸消失。總之,種姓差別和種姓規則,包括婚姻方面的禁忌,可能直到很晚的公元5世紀前,並未被人們廣泛遵守(有關種姓更多詳情請參看第2章和第3章)。雅利安人帶來了他們好戰的男性神祇和男性至上文化,它們慢慢與古印度女性神祇和母系文化融合到一起。

約公元前1000年,好戰的雅利安人集團已經征服或同化了溫迪亞山脈以北的大部分印度領土,而溫迪亞山脈則像一道屏障,將半島部分的印度南方及德幹高原與北方恆河及印度河流域隔離開。雅利安人的語言從未在南方流行,南方人至今主要操四種非印歐語言,統稱達羅毗荼語,其中每一種都擁有自己的大量古代文學作品。南方也嘗試對迄今名之為“雅利安”的壓迫或影響進行抵製,但實際上南方與“雅利安”北方在宗教、藝術、文學、哲學及其他許多文化領域的雙向密切交流已經持續了數千年。印度文化中無疑存在南北差別,但印度文明是南北通用的整體名稱。我們隻能推測吠陀時代的南方是什麽樣子。偉大的敘事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說,南方及錫蘭棲息著曾經與吠陀英雄戰鬥過的野獸和惡魔,這樣說是為了維持對被他們征服的北方人的輕蔑性描述。但是,雖然也可能發生過戰鬥和襲擊,得到大山禁止的遙遠南方,除溫迪亞山脈東西兩端近海平原易遭侵擾外,其餘部分一直未受雅利安人控製。不過,錫蘭(今斯裏蘭卡)在公元前6世紀曾被一群操雅利安語的人從海上侵入並定居,不久後或可能稍早,也遭到過印度南部達羅毗荼人侵略。

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

起源分化

這裏所稱的“雅利安人”是指歷史上曾入侵印度、伊朗的、操印度-伊朗語的古代草原民族。 “Arya”這個名稱最早原是指這些部落中的貴族階層。

近年來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纂的《中亞文明史》提供了關于印度-伊朗雅利安人的早期歷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匈牙利學者哈爾馬塔(J. Harmatta)綜合了考古學和語言比較學方面的證據,指出在新石器時代之初(約公元前6000年),原始印度-伊朗語已經代表了具有廣泛分支的一個語言群,並闡述了雅利安人的起源地點和可能的遷徙分化路線。

起源地

目前的語言和考古學成果顯示了印歐語分支與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的對應關系:

*達基-邁西亞語群(Daco-Mysian):對應特裏波耶—庫庫泰尼文化(Tripolye-Cucuteni culture),屬于農業、畜牧業文化。分布在第聶伯河西岸至東喀爾巴阡山之間的南方森林草原地帶。

*波羅的海語群:對應第聶伯-頓涅茨文化。主要分布在第聶伯河東岸。蘇聯人類學家認為第聶伯-頓涅茨文化屬于北方“歐羅巴-西伯利亞”地帶的文化,其居民屬于典型的原始歐洲人種,很可能來自西北面的波羅的海沿岸。*原始印度-伊朗語群:對應東歐的“庫爾幹文化”(Kurgan Culture),包括古墩二期(Sredniy stog II)和豎穴墓文化等,主要分布于黑海北岸。

雅利安人

從公元前5000年直到公元前4世紀末的漫長時期內,早期的芬蘭-烏戈爾語從原始印度-伊朗語中借用了大量辭彙,其中有很多涉及到狩獵-採集、畜牧業、農業和手工業[12]。此時的芬蘭-烏戈爾語部落(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混有烏拉爾人種成分的原始歐洲人)佔據北方森林地帶。這就確定了原始印度-伊朗雅利安人就是早期塞種人集團,始居地應該就在南俄草原至伏爾加河下遊一帶。

遷徙分化

按照哈爾馬塔的語言學分析,可知雅利安人(即塞種人)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大致分成三個階段[12]。

定居或半遊牧階段

以畜牧業興起為開端,飼養的家畜包括牛、羊、豬、狗等,在這個階段出現了用牛拖的兩輪或四輪車。根據考古資料推斷,伏爾加河流域馴養野馬的時間不晚于公元前五千紀[10],不過最初隻作為肉用牲畜,而不是坐騎。此時原始印度-伊朗語已經形成,但雅利安人的祖先尚未從原始印歐集團中分化出來。遷徙主要以畜牧小群體所進行的緩慢滲透為代表。一般來說他們與當地其他居民保持著友善的關系。

遊牧遷徙階段

公元前3500年開始,大種馬的選育、輻條車輪的發明以及兩輪戰車從南高加索的傳入,使王族和武士階層發展起來。雅利安人從此出現在歷史舞台上,開始對南方富庶地區進行入侵。這個階段的遷徙特點是以組織良好的騎兵和戰車武士為首的較大群體、氏族部落的運動,意圖在被征服地區充當主導階層,但結果是往往是隻能適應當地的文化與社會體系。

約公元前四千紀中葉,印度雅利安人首先分化出去。公元前三千紀,印度雅利安人從鹹海和裏海之間的草原向東南方移動,征服了伊朗戈爾甘河(Gorgan,裏海東南部)流域。公元前三千紀末,西亞出現了原始印度語最早的跡象,印度雅利安人向美索不達米亞擴散以及與胡裏安人則融合始于公元前2300-前2100年間。

國家興起階段

雅利安人開始發展遊牧的養馬業,並組織起龐大的騎兵。遷徙特點是騎馬遊牧民族的大規模運動,他們帶著牲畜尋找新的放牧地,並且意圖征服農耕地區,以那裏的產品彌補單一經濟的不足。其結果導致大規模的種族遷徙、大片地區的征服以及國家的興起。

公元前17世紀,印度雅利安人穿越巴克特裏亞-馬爾吉亞那(Bactria-Margiana)從北道到達犍陀羅,創造了“犍陀羅墓葬文化”(Gandhara grave culture)。

而伊朗雅利安人分成三群(西伊朗語群、東伊朗語群和北伊朗語群),向三個方向擴散,大致始于公元前二千紀下半葉。這些遷徙運動隨著印度雅利安人的遷徙而發生:

*北伊朗語人向南西伯利亞遷徙,辛塔什塔文化(Sintashta-Petrovka)可能代表了其遷徙活動的後期階段。

*東伊朗語人則追隨印度雅利安人的足跡,出現在巴克特裏亞和馬爾吉亞那並征服了布魯沙斯克人,而後還擴散到外阿姆河地區。

*西伊朗語人的遷徙始于公元前二千紀下半葉,越過傑爾賓特山口(Derbent,裏海西岸),在公元前9世紀出現在烏爾米亞湖(Urmia,伊朗西北部)附近[12]。

可見語言學方面的推論與體質人類學的研究結果是大體吻合的,即在中亞分布著兩支遷徙路線不同的塞種人集團:

*北伊朗語人:在南西伯利亞活動,並發展出辛塔什塔—彼德羅夫卡文化,相當于上文中的東哈薩克的中亞兩河類型塞種人。

*東伊朗語人:在中亞和帕米爾高原活動,相當于南帕米爾的東部地中海類型塞種人。

遷徙分化

根據研究表明,公元前3000年代,雅利安人還是一個部落聯盟,其生產力發展已進入銅器和青銅器時代,他們本來就是一個遊牧部落,所以畜牧業在他們的經濟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其社會組織形態尚處于父系氏族部落和軍事民主製時期。

雖然雅利安人的文化比較原始,但他們有著明顯優勢:他們在到達印度前,不但已經掌握了帶金屬尖頭的武器,而且擁有用兩匹或更多馬拉的帶輻輪的輕便快速戰車。這種戰車與荷馬時代的希臘戰車相同,有一名馭者和一名弓箭手或投槍手。他們的文化贊美戰爭,他們對較溫和的印度人施加了超出必要的軍事打擊。

為了尋找新的水源和牧場,雅利安人部落開始不斷向外遷徙,向西進入歐洲大部分地區,向東深入歐亞的腹地,向南則伸入西亞和南亞,在人類歷史上形成了規模巨大的世界性遊牧部落遷徙浪潮。

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公元前2000年代初,居住在黑海沿岸的一支,從俄羅斯南部的庫班地區越過高加索山脈進入小亞細亞的安那托利亞高原。這些人和當地原居民雜居、融合,被稱為盧維人、帕來人、西台人、呂底亞人。

同一時期,居于黑海沿岸的另一支,進入巴爾幹半島的東北部,接著陸續分批進入希臘,被稱為希臘人。

公元前2000年代初,居于東歐草原西部的一批雅利安人,沿多瑙河向西挺進,他們翻越阿爾卑斯山進入義大利,被稱為拉丁人。拉丁人是這些遷移民族中最著名的一支。

與此同時,另一些雅利安人繼續向西和北兩個方向遷移,形成了西歐的塞爾特人和北歐的日耳曼人。

也是從公元前2000年代初開始,又一支雅利安部落從裏海西岸分批南下進入伊朗高原,稱為伊朗雅利安人,早期進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先後在兩河流域北部和南部分別建立了米坦尼王國和加喜特王國,居民被稱為米坦尼人和加喜特人。後來進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則定居在這一地區的西北部和西南部,分別建立了米底王國和波斯帝國,被稱為米底人和波斯人。

雅利安人的另一股勢力曾經入侵南方。說梵語的雅利安民族,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已經沿西路進入到了印度北部。在這裏,他們與最早的黃褐色文明--達羅毗荼文明接觸,學習了很多東西。其他一些雅利安民族還擴展到中亞的高山地區。這些地方迄今尤有金發碧眼的北歐系諸種族,不過他們如今用的是蒙古語。

雅利安人中有一支向東遷徙,到達祁連山北,這批人在世界歷史中被稱為塞種人,在我國被稱為大月氏,此時正是我國的秦末漢初,匈奴興盛的時代,匈奴擊敗了大月氏,于是一批大月氏人主張西遷,躲避匈奴,也就是後來張騫出使西域聯絡的大月氏,而不願西遷的那支就是樓蘭國。後來漢武帝派人去烏孫用金馬換取汗血馬,烏孫不換,而且派人指示樓蘭襲擊漢使,漢武帝憤怒,擊破樓蘭,樓蘭國因此被滅。

現在雖然多數學者認為雅利安人起源于南俄大草原,但近年美國佛教史學家那瑞因等人提出一種看法,認為遠古時代的印歐人種可能居于中國西北的甘肅和鄂爾多斯,是遊牧民族,他們的祖先可能就是黃河流域的齊家文化建立者,這是仰韶時期的文化。

語言文化

印歐語系起源于歐洲,吠陀形式的梵語就是這一語系最古老的語言之一。要將一 種屬于這個語系的語言從遠道帶往印度,唯一可能的途徑是說該種語言的民族的遷徙。以有關語言的相互關系為依據,人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這一過程的概況。除了在整體上屬于印歐語系,梵語即古印度-雅利安語與伊朗語族也有著較為密切而特殊的關系。伊朗語族中最古老的代表是古波斯語和阿吠斯塔語。實際上,古代印度-雅利安語和伊朗語族語言的關系十分密切,因而這兩個都自稱雅利安人的民族在更早的時期裏必定曾經是同一個民族,講著同一種語言(盡管適當許可方言之間的差異)。這一通常被當作原始印度-伊朗語的早期雅利安語,是後來的伊朗語和印度-雅利安語得以衍生出來的語源。在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以前的時期裏,他們很可能居住在中亞地區,以奧克蘇斯河[阿姆河]、錫爾河、鹹海和裏海為界。可以假定,雅利安人的各個分支就是從這個基地推進到阿富汗高原,然後從這個基地下降到旁遮普平原。從這同一地區,另一些雅利安部落朝著相反的方向,西向移入伊朗。在那裏,他們第一次出現在亞述記載中是在公元前9世紀中葉。一般認為,他們開始佔領伊朗不早于公元前1000年。如果上述估計的時間是正確的,那麽雅利安人佔領伊朗的時間就比其遷入印度晚得多。伊朗人保留了對其最初的家鄉的記憶,稱之為“雅利安人故鄉”。這一地區一直為伊朗人所佔領,到突厥人侵入時為止。

在暫定為將近公元前2千紀初的這個階段,雅利安人已被看作一個單獨的社團,業已脫離了印度-歐羅巴人的其他分支。在更早的階段,大約是公元前3千紀的中期,人們可以假定這樣一種情形:使用派生出後來雅利安語的語言的人們仍是原先的印度-歐羅巴社團的成員,他們的語言是印歐語的一種方言,尚未發展成為單獨的語族。這一發展是在上文指出的那個階段(公元前2000一前1500年)中完成的。這假定暗示:雅利安人原先的住地還在更遠的西方。對此,也能提出語言學上的證據。在所有的印歐語系語言中,有跡象表明,波羅的-斯拉夫語族與印度-伊朗語族有著最密切的關系。由于這些語言不可能遠離它們初次得到歷史性證實的地區,這一聯系就可用來指出印度-伊朗語族最早的發源地。

除了許多其他特有的類似之處,這兩個語族都具有早期頷音化的特征(梵文的Saturn和阿吠斯塔文的Saturn“一百”,與拉丁文的Centum相對照,即為例證),這種情況在阿爾巴尼亞語和亞美尼亞語中也可見到。由于這一共有的革新,通常認為這些語言形成了印歐語系中一個特殊的語族,並按阿吠斯塔語中“一百”這個詞,將它們稱作“薩塔姆”(Satem)語族。事實上,看來很可能是:這一變化發生的時間很早,因而使用所有這些語言的人的祖先在那時候都還互有接觸。除了這些特殊關系以外,還有證據表明,印度-伊朗語與希臘語也有特殊的關系,這在動詞的構詞法上尤其明顯可見。

沒有跡象表明印度-伊朗語和其他印歐語言有特殊的聯系。就西印歐語言(義大利語、凱爾特語、日耳曼語)來說,鑒于它們的地理位置,不可能有這種聯系。赫梯語和小亞細亞的同源的語言處于一種特殊地位,由于它們與人們熟悉的印歐語形態差異很大,因而需要假定,它們很早就分離出去了。這些民族翻越巴爾幹山脈進入小亞細亞的時間必定比他們最初出現在書面歷史記載中要早得多。更有疑問的是關于兩種習慣上稱之為吐火羅語甲和吐火羅語乙、相互有密切聯系的語言的情況。本世紀初,使用這兩種語言的寫本殘卷在中國新疆出土。鑒于這些殘卷的位置,人們希望它們會顯示出與印度-伊朗語有較密切接觸的一些跡象,然而,從這些殘卷卻找不出這方面的任何痕跡。更有甚者,從它們也看不到與印歐語的其他分支有什麽特殊的聯系。對于這些事實,最好的解釋是,假定使用這一語言的人群分離出去的時間很早(盡管不如赫梯人等的分離那麽早)。必定是上文概括的雅利安部落後來向東的擴張將他們推向越來越遠的東方,直到最後定居在中國新疆。從語言上找不出這兩種人早期接觸的痕跡,隻有到很晚的時期,伊朗人對吐火羅人的影響才顯露出來。

宗教

雅利安人在他們早先的家園開創的共同文化和宗教,仍然分別反映在伊朗人和印度-雅利安人最早的典籍中。在後者的文獻中,查拉圖士特拉[查拉圖士特拉(Zarathustra)意為“駱駝的駕馭者”,即古波斯語的瑣羅亞德斯,古波斯的宗教改革者。]的宗教改革帶來了一些引人註目的改變,其結果例如,原有的單詞“神”(梵語為deva-)獲得了“魔鬼”(阿吠斯塔語為daeva-)的詞義。同時,吠陀經中某些重要的神(如因陀羅),在阿吠斯塔中則被降到魔鬼的地位。盡管如此,仍有相當數量的共同遺產保留下來:雖然因陀羅這個名稱變為指魔鬼,但其稱號“殺弗傈多者”(Vrtrahan-)的伊朗語形式Vrthragna仍指一尊重要的神祗 ;與吠陀經中的密多羅(Mitra,婆羅門教、印度教神名。《吠陀》中的晝神)相應的伊朗的密斯拉(Mithra,古代波斯神話中的光與真理之神,後成為太陽神),仍為他們最重??經歷;崇拜火和蘇摩祭是印度和伊朗兩者的共同遺產;吠陀中的毗伐斯萬特之子耶摩[Yama,太陽神毗伐斯萬特(ViVansvant)之子,死者之王]和阿吠斯塔中毗伐赫萬特之子伊瑪[Yima,伊朗古代神話中也為太陽神之子,人類始祖]這樣一些人物也說明有一種共同的神話。印度和伊朗還有著共同的基本宗教術語,例如,吠陀中的“霍塔爾”(hotar),意為“祭司”,“雅吉納”(yajna)意為“獻祭”,“利塔”(rta-)為“真理、神規”,在阿吠斯塔中分別為“扎奧塔爾”(Zaotar)、“雅斯納”(yasna)、“阿夏”(asa-)(古波斯文為“阿爾塔”(arta-)。同樣,共有的專門名詞也出現在政治(“統治權”,梵文中為ksatra-。阿吠斯塔文為x‘sathra-),軍事(“軍隊”,梵文為sena,阿吠斯塔文為haena,古波斯文為haina)以及經濟(“田野”梵文為ksetra-、“可耕地”urvara-,阿吠斯塔文“家園”為So1thra,“庄稼”uruara)等領域中。在印度,社會階級的劃分具體表現為四種姓製度,這與伊朗的情況極為相似。

人們討論較多的問題是:近東的雅利安人是與雅利安人的印度一雅利安人分支、還是與其伊朗人分支有更為密切的聯系,或者,近東的雅利安人是否相當于分離前的原始雅利安人。目前流行的看法是,他們可能與印度-雅利安人分支有聯系。這一結論部分地是基于語言方面的考慮(例如,單詞“一”aika-,與梵語的eka-相符合,而與伊朗語aiva-不一致),但也基于這一事實,即上述諸神是吠陀經中特有的神,而在伊朗語中,這些神中僅有密多羅作為神出現;至于原始雅利安人,除了密多羅,它們之中任何一個在這一階段是否能被看作是神,尚有疑問。

假如近東的雅利安人可能與印度-雅利安人有著特殊的聯系,就可以得出一些頗有興味的結論。首先,我們必然斷定,在印度一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或伊朗人前去佔領伊朗之前,雅利安人使已分為兩個分支。其次,我們必然斷定,在遷往印度之前,原始印度-雅利安人使已佔據了伊朗東北部。鑒于雅利安人出現在近東的時間與一般認為的雅利安人移入印度的時間大致相合,因此他們都是出自同一基地,即後來被伊朗人接收的領土--伊朗東北部。

在擴張的頂峰時期,雅利安人佔得的領土比所有其他印歐人加在一起所佔據的還要大得多。甚至在他們大規模遷徙、從而佔領印度和伊朗之前,居住地僅限于歐亞草原之時,他們所分布的區域就遠遠大于其他印歐人佔有的土地。為了解釋後來的大擴張,我們必須假定有利的氣候及其他條件造成了人口的持續成長。隻有基于此說,我們才能解釋他們何以能夠在伊朗和印度北部這樣的大片地區殖民。正如已經述及的,雅利安文明特有的面貌,就是在這個時期-公元前1500年以前的幾個世紀-中發展起來的。我們在最早的印度和伊朗文獻中發現的,就是這一文化。也正是這一文化,由于兩種傳統之間的極大相似性,必須被視為共有的遺產。我們在《梨俱吠陀》中發現的這一文化,不是在印度成長起來的,而就其最基本的成分而言,是從外部引入的現成文化。

應該提到的一個常見的錯誤觀念,是由于對“雅利安”這一術語使用不當而引起的。這一名稱隻能專門適用于印度-伊朗人,因為這是他們用以稱呼自己的名字。不應該象過于頻繁出現的那樣,將其推而廣之,泛指印歐人。這樣濫用的結果是往往將早期難利安人和原始印歐人混為一談。結果,雅利安人亦即印度-伊朗人在向印度等地遷徙之前,也就是在一個雖未特別指定,但無疑是公元前約1500年以前相當長時期中的居住地俄羅斯草原和中亞草原,常常被當作是最早的印歐人的故鄉。其後果是,希臘人、赫梯人等等被說成是從這片當時隻由印歐人的雅利安人分支佔據著的地區移民出去的。正相反,有材料證明,印歐族的歐羅巴各個分支是歐洲的土著居民,雅利安人是在從他們分離出來後才向東擴展的。正如已經論及的那樣,在這一時期,也就是在他們與其他印歐人分離和後來開始于公元前約1500年的遷徒之間的時期裏,他們文明的特有面貌才發展起來。

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看來是在吠陀詩篇編成大約相當長時間以前發生的,因為在吠陀詩篇中找不到關于這一遷徒的清晰回憶。另一方面,這些詩篇卻頻繁提到雅利安人與以前的居民達薩或達休的鬥爭,佔領他們的土地,繳獲他們的財物,至于這些被迫離鄉背井或被征服的民族之身份,主要的,也是最可能的看法是,他們就是印度河文明的創造者。這一在最初被發現時大大出人意料的文明,必定早于吠陀時期,但對于它的衰落是否由入侵的雅利安人造成,或者說,從印度河文明的終結到雅利安人的出現,是否經過了一段時間,尚存有一些爭論。吠陀經典本身的證明材料無疑是支持前一種觀點,這明顯地表現在它經常提到摧毀城市,戰神因陀羅被認為是“破壞城堡者”,火神阿耆尼也被突出地提到其這一能力。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許多印度河流域的城市似乎都是毀于火焚。考慮到這些反復出現的材料,似乎不免得出這一結論:印度河流域城市的毀滅是雅利安人之所為[這一說法可能不適用于信德的摩亨佐一達羅,在那裏,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表明,那座城市是因為經常發生的特大洪災而衰敗。但是,鬧事佐一達羅並不在雅利安人前進的主要路線上。

實物遺跡清楚表明,在某些方面,印度河文明要比雅利安文明優越。尤其是,印度河文明是一個高度發展型態的城市文明,而相形之下,雅利安人則並不熟悉城市生活。雅利安人的優勢在于軍事領域,在這方面,他們使用馬拉雙輪輕便戰車發揮了顯著作用。他們取得勝利的後果是幾乎完全放棄了城市,這與盎格魯-撒克遜人入侵不列顛,便終止了羅馬一不列顛的城市生活,差不多如出一轍。雅利安人不僅對利用他們所征服的城市不感興趣,而且進缺乏管理城市的專門能力。在吠陀時代的大部分時期內。雅利安人用木材建造住所,他們以村落而不是以城市為單??其他易腐爛的材料造成,因而保留下來可供考古學家記錄的為數不多。直到最近,印度的吠陀時期在考古方面幾乎仍是一片空白。甚至現在,這種狀況也沒有多大進展。隻是到吠陀時期之末,城市的發展才重新開始。對印度河文明,考古學是我們知識的唯一來源,而關于吹陀時期難和安人的資料則完全要依靠以口頭方式相傳下來的文學典籍。這些典籍沒有提供任何專門的歷史記載(因為那不是它們關切之所在),而是提供了大量的關于某一歷史性或半歷史性人物之出現的非主要的材料,也描繪出那個時期生活和文明的一幅相當清晰而連貫的畫面。

根據《黎俱吠陀》中提到的河流名稱,能夠確定雅利安人在《黎俱吠陀》時期佔據的領土。這些河流首先是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旁遮普的5條河。由此向西,提到了格魯姆河(Krumu)、戈馬蒂河(Gomati)和庫帕河(Kubha)(即今日的古勒姆河、戈馬爾河和喀布爾河)以及蘇伐斯杜河(Suvastu)即斯瓦特河,表明雅利安人擴展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境內。向東,薩拉斯瓦蒂河(Sarasvati)、德裏薩德瓦蒂河(Drsadvati)和閻牟那河在雅利安人領土內,恆河是在一首較晚的頌詩中提到的。這片地區的大部分都在印度河文明的範圍以內。另一方面,《梨俱吠陀》卻不大提到印度河下遊地區,在那裏,印度河文明也同樣繁榮過。

雅利安人分為很多個獨立的部落,正常情況下由王(Rajan)統治。這些王在不對達薩或達休作戰時,便經常相互征戰。然而,基于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生活方式,雅利安人高度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種族整體,並且意識到他們與早期土著居民之間的懸殊差別。那些原有的居民,一部分以首陀羅的資格被吸收人雅別安人社會,一部分則撤退到雅利安人暫時未到達的地區。雅利安人在一片前此人口稠密、高度開化的國土上得以保有他們的特徵,並如此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文化這一事實,說明了他們不是通過一場征服戰爭,而是在持續時間很長的一次又一次遷徙浪潮中大批而至,足以提供為數眾多的居民,轉過來又能形成進一步擴張的基礎。當時在近東盛行的情況恰恰相反。在那裏,小股武士實現的征服,結果是隻建立起暫時的統治,但他們的人數太少,數代之後便不免被當地土著居民所同化。

在後期吠陀經典描述的時期裏,雅利安人佔領的地區繼續擴大,重心也向東轉移。到了《梵書》[Brahmanas]時代,雅和安文明的中心地帶是俱盧人和潘查拉人的國度,大致相當于今天的北方邦。與此同時,位于旁遮普的西部拓居地則退居次要。進一步向東擴張已在進行,在這個地區中最重要的國家有僑薩羅、迦屍和毗迪訶。雅利安人在這一時期的主要進展是沿恆河而下,基本上保持在這條河以北。遷徒的主要路線可能是沿著喜馬拉雅山脈的丘陵地帶前進,首先是避開河流附近森林密布的地區。在這一時期的典籍提到的部落和王國中,位于恆河以北的最多。恆河以南的則非常少,例如切迪人Cedis、薩特萬特人(Satvants)和維達爾巴(Vidarbha)王國,提到它們的次數也很少。這時,雅利安人的周圍是各種各樣的非雅利安人的部落,《愛達羅氏梵書》中列舉了這些部落的名稱:安陀羅人(Andhras)、奔那人(Pundras)、穆蒂巴人(Mutibas)、普林陀人(Pulindas)和沙巴拉人(Sabaras)。從這些資料看來,鴦伽國和摩揭陀國還隻是部分地雅利安化了。

《梨俱吠陀》對于雅利安人和達休之間的戰鬥作了突出的描繪。正如我們所知,這反映了一場持久的武裝鬥爭。在這場鬥爭中,雅利安人最終成為毫無疑義的戰勝者。在後期的吹陀文獻中已不再提到這些,用以指非雅利安民族的“達休”這一術語,也較為罕見了。另一方面,用以稱呼原始的森林居民的“尼沙德”這一術語則較為頻繁地出現。對此的解釋是,雅利安人的推進和殖民的性質已有所變化。一旦印度河文明傾覆,其大部分領上被佔領,就不存在任何有先進文明的國家與雅利安人抗衡了。這時候,恆河流域似乎稀疏地居住著森林部落,它們不具有先進的文明,不能對雅利安人作出一致的抵抗。沿恆河流域而下的殖民開拓起初主要是在河流北岸,大體上是清除森林、建立農業拓居地等事項,這是一個持續好幾個世紀的進程。在未被開發的森林地區,原始的“尼沙德”部落繼續居住在雅利安領土的內地。看來,他們兩者之間的關系是建立在相互容忍的基礎上的。隨著森林清除活動的進行,森林部落獨立存在的範圍自然日益受到限製,他們中的一部分以普克薩(Pukkasa)與旃荼羅Candala這樣的名稱將自己依附于雅利安人社會的邊緣,構成那些終于成為受壓抑等級的核心部分。

雅利安人佔領印度的第三階段是在公元前800一前550年這一時期。根據。《梵書》中的材料,我們註意到在這一時期之初,雅利安人佔領印度的地段仍然比較有限。在他們周圍,環居著非雅利安民族,其中有的民族的名字已經提到過。將近公元前6世紀末,我們可以看到,在佛教和耆那教興起之時,雅利安語言和文化已在大得多的範圍內廣為傳布。顯然,其中間有一個廣泛遷移和殖民開拓的時期。結果是,“雅利亞伐爾塔”--雅利安人的國土--的疆界有了確定:北抵喜馬拉雅山,南達文底亞山,東、西瀕臨大洋。此時的主要擴張路線之一位于西南方,它包括了阿盤底及其附近地區,並遠至戈達瓦裏河上遊地區的阿濕波卡(Asmaka)和穆拉卡(Mulaka)。雅利安人繼續向東推進,佔領了孟加拉大部分地區(奔那、蘇馬、文加等等)和奧裏薩(羯陵伽)。恆河以南與這兩條前進路線相連的地區也都逐步被納入雅利安人的統治下。有關這些事件的資料散見于史詩和《往世書》各處,在這些資料中,隻要提到黑天在西海岸建立德瓦拉卡(Dvaraka)、阿盤底的海赫耶人。(Haihayas)及與之結盟的部落的活動也就夠了。總的結果是,到公元前6世紀末,雅利安人佔據的印度土地已大大增多,印度-雅利安語言通用的範圍也相應擴大。反映這一時期之末雅利安人佔地範圍的地圖,也許會與現代語言分布圖上印度-雅利安語的界線大體相符。此後,雅利安人的影響深入到南方--達羅毗茶人的印度,這已是文化滲透的問題,而不是前此的征服和殖民。

在《梵書》時期,雅利安人基本上保持了其種族特征及其吠陀文化。雅利安人社會內部有相當的發展,尤其是婆羅門的地位提高,組織增強了。禮儀也大大增多。我們賴以窺見這一時期情景的典籍,主要就是關于這方面的內容。國家組織穩定而發展,各種官職已有記載,盡管其確切職責不盡清楚。政治機構日益龐大,國家開始取代部落。文獻和考古學都證實,物質文化有了相當的進步。城市生活再度小規模地開始,因為提到的若幹地方,如加姆比利耶(Kampilya)、帕裏卡克拉(Paricakra),阿桑迪瓦特(Asandivant)。看上去已是城鎮而不是鄉村了。

公元前800一前550年這一時期中的迅速擴張帶來了這樣的後果:在新區,雅利安人的分布比在老區稀疏得多,他們與原有居民混合的程度也高得多。這一事實在一些古代典籍中有記錄。例如《波迭衍那法經》中說,阿盤底、鴦伽、摩揭陀、蘇刺陀、達克辛那巴塔、烏巴弗利特(Upavrt)、信度和索維臘等地的人都是混雜的血統,並進一步規定為那些去阿拉塔人、加勒斯格勒人、奔那人、索維臘人、文加人、羯陵伽人和普拉努納人國土的人們贖罪的供品。這份名單包括公元前800一前550年期間殖民開拓領地中的一大部分,並且證實,這些地區隻得到不完全的雅利安化,與早期發生的情況形成對照。名單中還包括一些非雅利安人部落的名稱,其中許多無疑仍保留了原有特征和語言。

前雅利安人對雅利安文化的影響是在這一時期開始發生的,而且這種影響與由吠陀文明到後來的印度教文明的過渡有聯系。後來到《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時發展到頂點的史詩傳統大概也于這一時間開始形成。宗教的新發展也在這一時期初現端倪,它最終演化成為後來的印度教,在許多方面與吠陀的宗教迥然有別。成為以後印度教文明特征的種姓製度[Varnas],在這時由于大量形形色色的先前獨立的部落必須以某種方式加入雅利安社會結構而大大增加了其復雜性,這些遍布于新征服領土許多地區的部落必定構成了全體居民中的大多數。以吠陀文化為基礎的雅利安文化仍然是構成中心的因素,但自此以後,它便更加受到非雅利安的影響。最晚感受雅利安文明影響的是在南方達羅毗荼人的地區。在錫蘭,最早的雅利安人的殖民據信大約發生在佛陀時期,最初的雅利安人向南印度的滲透可能在同一時間內出現。後來,孔雀帝國控製了德幹的大部分地區,隻有最南方的泰米爾諸王公保持著獨立。其後的薩達瓦哈納帝國也體現了雅利安人在這一地區的統治和滲透,可作依據的事實是,這一王朝及其後緊接著的一些王朝,均以中古印度-雅利安語為官方語言。這一政治影響與來自北印度的宗教傳播--婆羅門教和佛教或耆那教的傳播--是有聯系的。然而,與以前的擴張階段比較起來,雅利安語言並未永久地被強加于這一地區。約公元500年之後,坎納達語和後來的泰盧固語開始用于碑銘。土著的達羅毗荼因素逐漸佔了上風,雅利安印度和達羅毗荼印度之間的疆界恢復到標志著公元前500年前後雅利安征服極限的那條界線上。與此同時,整個次大陸由一種共同的文化聯合到一起。雅利安人是這一共同文化的初創者,而達羅毗荼人和其他民族也作出了他們的貢獻。

吠陀文化

傳統印度文化的基礎和它的大多數細節是在約公元前1000年到約前500年的吠陀時代發展而成的。我們對這個發展過程及實際發生的事件知之甚少。 《吠陀經》和英雄史詩熱衷的是涉及神祇和魔鬼的虛構冒險或哲學及宗教事務,而不關心記述世俗事件或日常生活。我們隻知道,這幾百年見證了一種先進文化的成熟,它不再是簡單的雅利安或雅利安佔優勢的文化 ,而是印度文化。我們可以通過公元前326年亞歷山大大帝入侵印度北部後的希臘人的眼睛,首次用世俗眼光一窺這一文化的所有細節。這些希臘人給我們描繪的這一文化,不但異常關註哲學和玄學,而且在世俗事務方面也取得驚人成就。古典時代晚期的西方,與中國一樣,知道印度是最先進醫學知識和實踐的故鄉,是包括我們今天仍在使用的數位體系(被誤稱為“阿拉伯”數位,其實是阿拉伯人從印度人那裏學來的)在內的數學的發祥地,也是鋼鐵加工的基地。印度的鋼後來通過阿拉伯人以“大馬士革鋼”和“托萊多劍”的形式傳到西方,但鋼本身則是印度的。被稱為Ayurveda(Ayur是“長壽”,veda是“知識”)的印度醫學,豐富了希臘和中國的醫學知識並廣為傳揚,當然它也從希臘和中國醫學實踐受益匪淺。

印度科學的這些及其他要素與吠陀時代對宇宙及物質世界的假設有一定關系。像某些希臘哲學家那樣,但可能更堅定地,吠陀時代的印度人思考時所依據的是影響萬物的普遍法則--一種最高原則或存在于靈魂中的本原,一種他們稱之為Rta的自然秩序。與希臘觀念不同的是,這一自然秩序甚至存在于神之上和神之前,它決定著一切可見和不可見的現象。沒有這樣的假設,現代科學和技術是不可想像的。在這些方面,希臘人走上了正確道路,但印度人搶了先並且可能影響了希臘人。後來歐洲人的觀念轉到了其他方向,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才恢復到希臘路線上來。考慮到印度和中國早期科學成就,很久之後歐洲人的決定性飛躍則頗具諷刺性。盡管這樣,歐洲人的飛躍必然是建立在古代印度、中國和希臘人的基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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