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

陳獨秀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慶同,字仲甫。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15年9月15日,創辦《新青年》雜志,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曾當選為中央局書記,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總書記等。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參加共產國際大會,陳獨秀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陳獨秀停職。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被捕。1942年5月27日在貧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歲。

  • 中文名
    陳獨秀
  • 別名
    原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
  • 出生日期
    1879年10月9日
  • 逝世日期
    1942年5月27日
  • 職業
    思想家,政治家
  • 畢業院校
    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
  • 其他成就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 新文化運動領導人之一
  • 其他作品
    《獨秀文存》, 《陳獨秀文章選編》, 《題西鄉南洲遊獵圖》

​人物簡介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幹生,字仲甫,號實庵,安徽省懷寧縣十裏鋪(今屬安慶市)人。思想家、政治人物、語言學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建立者之一及首任總書記。他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創辦了著名白話文刊物《新青年》,也是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他于1927年7月被共產國際剝奪中共黨內領導職務。1929年因為在中東路事件中反對當時中共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被開除黨籍。之後,陳獨秀思想開始向托洛茨基靠近,對斯大林進行了批判,並于1931年成立中國托派組織。

重要事跡

辦雜志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在上海創刊。從1916年9月起改名為《新青年》。

新青年新青年

二次革命”失敗後中國時局變化使陳獨秀深受刺激,他認為在中國搞政治革命沒有意義,而欲“救中國、建共和,首先得進行思想革命”。經過努力,上海群益書社應允發行由陳主編的《青年雜志》。

陳獨秀所寫的發刊詞《敬告青年》是該刊的綱領性文章。該文開明宗義指出“人權說”“生物進化論”、“社會主義”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實現這社會改革的三事,關鍵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覺悟和觀念更新。他勉勵青年崇尚自由、進步、科學,要有世界眼光,要講求實行和進取。他總結近代歐洲強盛的原因,認為人權和科學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兩個車輪。從而首先在中國高舉起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新青年》的創刊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志,《敬告青年》一文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

五四精神領袖

五四時期陳獨秀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幾乎無人不知。其一,這和他主編《新青年》有關。《新青年》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主要輿論陣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一面旗幟、革命青年的向導,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其二是在他的呼喊倡導下,民主與科學成了五四運動的主要口號與運動主調,影響極其深遠。其三是他的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他對封建主義的批判既深刻又尖銳,是當時的人無誰可比擬的。

陳獨秀陳獨秀

正因為如此,一大批進步青年都團結在陳獨秀周圍,紛紛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一些革命青年甚至還直接與陳獨秀和《新青年》聯系,爭取支持,並仿效《新青年》在各地創社團、辦刊物,形成一股龐大的全國新文化力量。較有名的為毛澤東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創辦《湘江評論》;惲代英、林育南在武漢組織“新聲社”,出版《新聲》雜志等。他們都以陳獨秀為領袖,以《新青年》作向導。如1919年3月,惲代英等致函《新青年》說:“我們素來的生活,是在混沌裏面,自從看了《新青年》,漸漸地醒悟過來,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見了曙光一樣。”五四時期的陳獨秀確如毛澤東後來所評價的那樣,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

曾拒絕周恩來資助

由于陳獨秀還有較大的影響力,國民黨方面希望利用陳獨秀與中共之間的矛盾,借機打擊共產黨的氣勢。蔣介石1939年接受張國燾提議,派胡宗南戴笠等到四川江津白沙鎮,私訪陳獨秀。陳獨秀看透了他們來意,但是不願意為國民黨提供反共的宣傳。

王明在中共黨內失勢後,周恩來曾多次托人勸說陳獨秀去延安,但是都被拒絕了。陳獨秀對勸他赴延安的好友朱蘊山說:“中共中央裏沒有我可靠的人了,大釗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後”了,他們開會,我怎麽辦呢?我不能被人牽著鼻子走,弄得無結果而散。”

陳獨秀1939年2月因病到重慶寬仁醫院住院時,周恩來、朱蘊山都去醫院看望過他。而僅兩個月以後,陳獨秀夫婦被逐出“延年醫院”。據資料記載,他在1939年5月抵達四川江津後,沒有正常的經濟來源,除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費收入外,主要靠親友的接濟。

陳獨秀陳獨秀

這時,周恩來再次找上了門。周恩來希望陳獨秀不必糾纏歷史舊帳,再次表達了中共方面期望他到延安的願望,周恩來表示,請陳獨秀回延安也是毛澤東的意思。不過,陳獨秀稱他在黨內的老友都不在了,不願意去延安做擺設。

見勸不了陳獨秀,周恩來吩咐他的侍衛長龍飛虎拿出帶來的一百塊銀元遞給陳獨秀。周恩來表示,錢是“互濟會”裏讓他一定收下。陳獨秀說什麽也不要,堅持退回了錢。

關于周恩來曾多次勸說陳獨秀到延安的考慮,中共建政後曾擔任第一屆民革中央主席的朱蘊山,在《在關于陳獨秀的幾點回憶》一文中說:“那時王明問題已經解決,毛澤東、周恩來對陳獨秀是寬容的。但陳的思想還停留在抗戰初期受王明排斥打擊的狀態中,總認為是中央打擊排擠他。……當時中央想把陳獨秀弄到延安去養起來,因為他畢竟當過幾屆共產黨的總書記,對黨還是有貢獻的。”

生平經歷

早年經歷

1879年10月9日(清光緒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乙醜),陳獨秀出生于安徽省安慶府城內(屬于懷寧縣)。他2歲時父親陳衍中因瘟疫死于蘇州懷寧會館,先後由祖父陳章旭以及長兄陳慶元撫養成人,在家中學習《四書》、《五經》。1896年,17歲的陳獨秀通過院試成為秀才,但在次年赴南京江南貢院參加鄉試落榜,未能考中舉人。1897年,考入杭州求是書院,學習法文和造船。同年與高曉嵐完婚。

1898年,陳獨秀赴東北嗣父陳昔凡處,1899年年底,義和團在山東起事,于是陳獨秀回到安慶。

留學與辦報

1901年10月,陳獨秀首次留學日本,進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學日語。1902年3月返回,組織青年勵志社。9月,陳獨秀再次赴日,讀東京成城學校陸軍科。陳獨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1903年3月31日夜,陳獨秀、張繼、鄒容3人強行剪去湖北陸軍學生監督姚昱的辮子,因而被遣送回國。

陳獨秀回到安慶後,1903年5月17日在藏書樓發表拒俄演說,創辦安徽愛國會。當公家開始鎮壓時,陳獨秀逃往上海,和章士釗、謝曉石、張繼等人出版《國民日日報》,社址設在新閘新馬路梅初裏。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國民日日報。此後,他回到安慶。

《青年雜志》第一期《青年雜志》第一期

1904年3月31日,陳獨秀和房秩五、吳守一創辦白話文安徽俗話報》,“讓安徽人通達時事,長點見識”。他擔任所有編輯和發行工作。報紙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發行量從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為最受歡迎的白話文報紙之一。這份報紙從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頁,大約15000字。自第16版以後,該報又增加了16個話題,包括軍事、中國哲學、衛生學、天文學等。這些增加的話題幾乎都是他自己所寫,他使用三愛這個筆名,至少發表了50篇文章。後來由于受到政治壓力而停刊。

1905年秋,執教蕪湖皖江中學,在蕪湖發起成立反清組織“岳王會”並任總會會長。1907年春,陳獨秀第三次留學日本,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學習,後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國等西歐文化。

1908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在杭州浙江陸軍國小任國文史地教習。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陳獨秀應邀回鄉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和安徽高等學堂教務主任。

1913年,陳獨秀追隨柏文蔚參加反袁項城“二次革命”,在蕪湖一度遭龔振鵬逮捕,後獲釋。

1914年春,反袁運動失敗後,陳獨秀再度赴日本,協助章士釗辦《甲寅》雜志。第一次使用筆名“獨秀”發表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開宗明義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斯成立國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愛國心也要有自覺心,“惡國家甚于無國家”,如果是一個人民在其中沒有權利,無幸福可言的國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輿論嘩然,不少人指責其不愛國。

1915年夏,陳獨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誼裏21號。9月15日創辦月刊青年雜志(由群益書社發行),次年更名為《新青年》(副題La Jeunesse),自任總編輯。(1926年停刊)陳獨秀在這份雜志的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提出6個原則:

1、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2、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3、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4、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5、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6、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宣傳倡導“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指“科學”Science),批判儒教和傳統道德,“打倒孔家店”,因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在青年人中影響很大。

陳獨秀在1917年二月號的《新青年》雜志2卷6號發表《文學革命論》,認為中國社會黑暗的根源是“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單獨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鮮血洗凈舊污”,需要先進行倫理道德革命,于是提出“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主張改文言文為白話文,文章內容也要趨向實際。

五四運動中,國立北京大學的遊行隊伍五四運動中,國立北京大學的遊行隊伍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聘任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教授文學。得到北京大學校長的批準,他收集李大釗胡適、魯迅和錢沅的作品。為了擴大編輯部,他將《新青年》遷到北京。

1918年11月27日,陳獨秀和李大釗合辦《每周評論》雜志。

在蔡元培擔任校長之前,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蔡元培擔任校長後,致力改變這種風氣。但陳獨秀卻依然流連在妓院之中。蔡元培起初還在報章上寫文支持陳獨秀,但後來迫于壓力,在1919年3月26日深夜的一次會議商議後,決定廢除北大的學長製,間接去除陳獨秀的校務職位並放他一年假期,陳因此在事實上離開北大。多年後,參會的胡適與湯爾和曾爭論3月26日的那次會議的結果造成的影響。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6月8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發表《研究室與監獄》,提出入監獄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6月11日,陳獨秀在城南新世界遊藝場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被捕。9月16日保釋出獄。

創立中國共產黨

1919年秋天陳獨秀前往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裏2號。春,李大釗介紹共產國際遠東局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維經斯基(吳廷康)及擔任翻譯的俄籍華人楊明齋來訪,策動陳獨秀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陳獨秀和李大釗等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新青年雜志開始宣傳社會主義。1920年8月,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任書記。8月22日,俞秀松、羅亦農等人在陳獨秀家中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0年,陳炯明佔領廣州,孫中山率國民黨中央由上海遷往廣州,12月,陳獨秀應邀前往廣州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由李達做代理書記。陳獨秀在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廣東女界聯合會發表演說,批評傳統道德,引發當地守舊人士發起驅陳運動。這時,他與胡適在新青年的政治立場上發生爭執,胡適強調新青年應該在政治上保持中立,陳獨秀則在第8卷中發表《談政治》加以抨擊。

中共領袖時期的陳獨秀中共領袖時期的陳獨秀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陳獨秀沒有前去出席,而是派新婚的陳公博為廣州代表,又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帶去他的信件和4點意見:“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三曰紀律;四曰慎重進行征服民眾政權問題。在會議上,陳獨秀被缺席選為中央局書記。

陳當選中共中央局書記後,即于9月回到上海。10月4日,他和楊明齋、柯慶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5人曾一度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被判罰100銀元。

陳後被選為黨的第二屆、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屆、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成都路召開中共二大。大會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8月9日,陳獨秀再次被捕,罪名是家中藏有違禁書籍。最後判罰陳獨秀大洋400元。

與共產國際的關系

新生的中共在各方面都有賴于共產國際的幫助。1922年,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與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合作,陳獨秀和幾乎所有中共領袖最初都表示反對。他也日益對莫斯科的意志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揮感到不滿。但是到了同年8月20日,陳獨秀主持西湖會議,終于勉強表示服從馬林傳達的共產國際指示,同意加入國民黨。隨後陳獨秀等人加入了國民黨。並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四大。

陳獨秀一度將中共中央遷往北京,但在1923年二七罷工後,吳佩孚通緝陳獨秀、馬林,于是再度遷回上海。不久再遷廣州。1923年6月12日,陳獨秀在那裏主持召開中共三大,並再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1923年9月,中共中央遷回上海。

1927年3月21日,當國民黨北伐軍佔領龍華時,中共在上海發動工人武裝暴動,陳獨秀在北四川路橫浜橋南鄭超麟家裏,向前線指揮部周恩來、趙世炎發布命令,攻打閘北天通庵車站、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和北火車站,佔領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陳獨秀一度想掌握進入上海的東路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薛岳,但是白崇禧將薛岳調走,換上劉峙,于是陳獨秀下令加強上海工人糾察隊,準備進行防御戰(蔣介石到上海),陳獨秀發表《告世界工人階級書》和《告中國工人階級書》。4月4日,陳獨秀與剛從國外回來的汪精衛發表《汪、陳聯合宣言》,並隨汪去武漢。

4月12日,工人糾察隊和蔣介石直接沖突,發生四一二政變,國共分裂。

4月底在中共五大仍然當選為總書記,但是已經沒有實權了。

7月12日,鮑羅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組中共中央,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組成臨時中央局兼常委。陳獨秀被停職,于是給臨時中央發了一封辭職信。7月15日,汪精衛發動七一五事變,共產國際和中共在中國的勢力中遭到近乎毀滅性的打擊。

8月7日,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在漢口主持八七會議,禁止陳獨秀參加,在會議上公開批判陳獨秀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犯有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陳獨秀認為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吸收了中國當時最優秀青年的總匯。

與中共分道揚鑣

此後,陳獨秀由于對共產國際不滿,傾向于托洛茨基的主張。不過,他也不贊成同樣背離共產國際路線的毛澤東農民革命的思想。1929年11月16日,陳獨秀因在中東路等問題上發表不同意見,反對當時中共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被開除黨籍。後發表《告全黨同志書》公開信。陳獨秀是少數經過30年代還幸存下來的中共領袖之一,但對自己所建立的政黨已經不再能產生任何影響。

1931年5月,陳獨秀出席中國各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的中央書記。

1932年10月15日,在國民黨巨額懸賞多年後,陳獨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創辦非法政黨的罪名逮捕,隨後移交南京政府。國民黨各地黨部、省主席、司令等紛紛致電中央要求予以嚴懲,共產黨也發表訊息和稱他為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的評論。另一方面,已經成為名動全國的大律師的章士釗主動免費為陳出庭辯護,胡適之、傅斯年等人紛紛出來為其說話。

1932年12月8日,德國科學家愛因斯坦去電蔣介石,請求將其釋放。此外,知名的學者羅素、杜威等人也向蔣介石做出同樣請求。但蔣介石不為所動。

1933年以判處13年有期徒刑,1933年4月14日,公開開庭審判,章士釗在法庭慷慨陳詞,贏得旁聽一片贊譽。結果,陳被“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判處有期徒刑13年。囚禁于南京老虎橋第一監獄。此後,其自辯和章的辯護詞在天津《益世報》全文登載,其他報紙也紛紛報道,一時轟動全國,曾出版過《獨秀文存》的亞東書局公開出版了陳案的資料匯編,還被上海滬東大學、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的教材。判刑後囚禁于南京。在南京獄中,陳利用國民黨的優待條件,大量閱讀古今中外的書籍,潛心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孔子、道家學說等,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論著。

1936年3月,在《火花》發表了《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指出“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稱“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斯大林不懂得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于官僚主義,乃至于把黨,把各階級蘇維埃,把職工會,把整個無產階級政權,糟蹋的簡直比考茨基所預言的還要醜陋。”

晚年經歷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提前獲釋。他曾向中國共產黨表示支持,共產黨也曾發表文章《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並曾提出隻要陳可以承認當年的錯誤就可以恢復黨籍。但陳拒絕認錯後,王明、康生等人在一些共產黨的刊物上說陳獨秀接受日本津貼,做“日特漢奸”,陳寫信駁斥,雖然事件沒有進一步發展下去,但兩者關系已經惡化。王明失勢後,周恩來曾多次托人勸說陳獨秀去延安,均被拒絕。陳獨秀為此對好友說,黨內的熟人都已經離去或逝去,現在對共產黨已不熟悉。

晚年時期的陳獨秀晚年時期的陳獨秀

此後他拒絕出任勞動部長,拒絕蔣介石出資讓他組織“新共黨”,拒絕胡適的邀請去美國,拒絕譚平山要他出面組織第三黨的建議。

先後住在武漢、重慶。在重慶住院時,周恩來、朱蘊山都去醫院看望過他,周恩來更資助他100銀元,都被他拒絕。實際上當時他僅靠微薄稿費收入支撐,最後更被趕出醫院。陳最後長期隱居在四川江津,以教書為生,保持低調,而且轉向了自由主義。此後對文學和民主發展,繼續當年在獄中的研究,特別對斯大林時代的反思,也被後人認為難出其右者。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因病于四川江津鶴山坪石牆院逝世,享年63歲。

個人思想

政治觀點

1.民主主義是“逾時代”、“超階級”的,是“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對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隻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未來世界,將實現“無產階級民主製以至全民民主製”。

2.社會主義是很長的歷史階段,根本目標是發展經濟,使最大多數人民幸福。建設社會主義要吸收資本主義文明成果,不能馬上廢除私有製,初期允許多種經濟成分,而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主。

3.肯定“前期”蘇俄,否定“後期”蘇俄。斯大林在蘇俄的恐怖專政,是蘇俄製度造成而非個人品質問題;“任何獨裁製度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可能分離的”。沒有民主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相成而非相反;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絕不能創造社會主義,蘇聯早已不是社會主義。

4.世界大戰中不能引發革命,殖民地不能獲得解放獨立。“此次若是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于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污,有可能恢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勝利屬于德、意、日,我們必然淪陷為殖民地”。

5.放棄對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信仰。

文藝觀

陳獨秀的觀點:文學之文以情為主,應該華美而不重實用。他曾有“華美無用之文學”的措辭,錢玄同提出質疑,此“無用”二字是否與一貫之主張有沖突。其實,此“無用”二字表達了陳氏一種很重要的文章觀念。所謂“無用”,即無實用之意,並非無價值。文章區別于文學,正是在實用與不實用上劃清界線。套用之文以理為主,應該樸質而有用,清除“阿諛、虛偽、鋪張的貴族古典文學”的惡劣文風。魏晉以後,套用之文駢化傾向日益顯著,大有不駢就不能作文的趨勢;唐宋古文家企圖扭轉這種風氣,其策略不是促進小說的發展,戲劇的新生,以減輕套用文體肩負的美文職能,反而加速了套用文體文學化的步伐,使其變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套用的品格。所以,無論是駢文還是古文,都未能將套用文體引向健康發展的方向。陳獨秀一針見血地指出:“碑銘墓志,極量稱物,讀者決不見信,作者必照例為之。尋常啓事,首尾恆有種種諛詞。居喪者即華居美食,而哀啓必欺人曰,苫塊昏迷。贈醫生以匾額,不曰術邁歧黃,即曰著手成春。”陳獨秀深諳此弊,提出將套用之文與文學之文徹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贊同。經錢玄同、劉半農的進一步論證補充就完全具有實際的操作價值了。(摘自《套用寫作》雜志1994年第4期第45頁《“五四”現代套用文發展簡述》)

人物履歷

1896年,陳獨秀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學習,開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論被書院開除。1901年因為進行反清宣傳活動,受清政府通緝,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速成科學習。

1903年7月,陳獨秀在上海協助章士釗主編《國民日日報》。

1904年初,他在安慶創辦《安徽俗話報》後編輯部遷至蕪湖,宣傳革命思想。

1905年組織反清秘密革命組織岳王會,任總會長。

1907年,他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後轉入早稻田大學。

1909年冬去浙江陸軍學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後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

1913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被捕入獄,出獄後于1914年到日本,幫助章士釗創辦《甲寅》雜志。他寫文章用“獨秀”筆名,來源于家鄉的獨秀山。

1915年9月,在上海創辦並主編《青年雜志》,1916年9月1日改名《新青年》,李大釗發表《青春》一文。

1917年初受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1918年12月與李大釗等創辦《每周評論》。這期間,他以《新青年》、《每周評論》和北京大學為主要陣地,積極提倡民主與科學,提倡文學革命,反對封建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主要領導人之一。

1919年五四運動後期,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0年初潛往上海,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同時與其他各地的先進分子聯系,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為主要創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雖然沒有出席,但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從一大到五大,均被選為中央委員,先後任中央局書記、中央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央總書記等職務,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在大革命時期,他多次獨自、或與少數同志聯名反對共產國際領導層發出的一些明顯的投降政策,但都遭到蘇共和共產國際當權派的政治彈壓。1927年中國大革命遭到失敗,陳獨秀成為共產國際斯大林主義路線的替罪羊。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組,他離開中央領導崗位。此後,他接受托派觀點,以在黨內成立小組織的方式進行活動。

陳獨秀

1929年11月,因他在中東路問題上發表對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被開除黨籍。同年12月發表由81人署名的作為中共左翼反對派綱領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在上海組成托派小組織無產者社,出版刊物《無產者》。

1931年5月,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的中央書記。

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後囚禁于南京。

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于8月出獄,先後住在武漢、重慶,最後長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慶江津)。

1942年5月27日在貧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歲。

文化修養

文學貢獻

陳獨秀的觀點:文學之文以情為主,應該華美而不重實用。他曾有“華美無用之文學”的措辭,錢玄同提出質疑,此“無用”二字是否與一貫之主張有沖突。其實,此“無用”二字表達了陳氏一種很重要的文章觀念。所謂“無用”,即無實用之意,並非無價值。文章區別于文學,正是在實用與不實用上劃清界線。套用之文以理為主,應該樸質而有用,清除“阿諛、虛偽、鋪張的貴族古典文學”的惡劣文風。

魏晉以後,套用之文駢化傾向日益顯著,大有不駢就不能作文的趨勢;唐宋古文家企圖扭轉這種風氣,其策略不是促進小說的發展,戲劇的新生,以減輕套用文體肩負的美文職能,反而加速了套用文體文學化的步伐,使其變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套用的品格。所以,無論是駢文還是古文,都未能將套用文體引向健康發展的方向。

陳獨秀一針見血地指出:“碑銘墓志,極量稱物,讀者決不見信,作者必照例為之。尋常啓事,首尾恆有種種諛詞。居喪者即華居美食,而哀啓必欺人曰,苫塊昏迷。贈醫生以匾額,不曰術邁歧黃,即曰著手成春。”陳獨秀深諳此弊,提出將套用之文與文學之文徹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贊同。經錢玄同、劉半農的進一步論證補充就完全具有實際的操作價值了。(摘自《套用寫作》雜志1994年第4期第45頁《“五四”現代套用文發展簡述》)

文學書法

一段佳話:陳獨秀論書法,有一則佳話流傳甚廣。即我們都知道的書法家沈尹默先生,早年就是受了陳獨秀的一語“刺激”,而發憤練字,終成一代大師的。當時陳與沈還不熟悉,但性格率直、快人快語的陳獨秀初次相見,就當面說:“昨在劉三壁上見了你寫的詩,詩很好,而字則其俗在骨。可謂詩在天上,字在地下!”劉三則是江南名士劉季平也,其時劉三和蘇曼殊以及陳獨秀、沈尹默等,都是東瀛留學歸來常在一起詩酒風流的名士。沈尹默並不因陳的批評為忤,相反後來沈入北大任教,還把陳推薦給了蔡元培校長,並委以文科學長之職,足見舊時學人謙虛寬博之胸懷。 陳獨秀批評沈尹默的字“俗在骨”,實際上也是透露了他自己書法上的審美觀。一般以帖學為宗的書法,若無厚實的北碑為底,用筆單調柔弱,則容易滑向“媚俗”一路。

陳獨秀陳獨秀

這一觀點也和清代末期由尊帖轉而尊碑風尚是一致的。不過後來即便是沈尹默的書法已經達到很高的境界了,但陳獨秀在肯定的同時,依舊保留了自己的獨到見解,他在1941年給台靜農的信中說:“尹默字素來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無字,視三十年前無大異也。存世二王字,獻之數種近真,羲之字多為米南宮臨本,神韻猶在歐褚所臨蘭亭之下,即刻意學之,字品終在唐賢以下也。” 反觀陳獨秀自己的書法則是碑帖結合,寫得汪洋閎肆、兼備眾體。

我們今天所見的陳氏翰墨中,以書札、詩稿為多,其中大多為率性而作的狂放大草書,銅板鐵琶,大江東去。正如那副著名的對子“奔蛇走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一樣,錄的是懷素《自敘帖》中的句子,寫得頗也顛張醉素,奔蛇走虺。雷閃電掣之勢,躍然紙上。據說此聯為陳獨秀于南京模範監獄中所書,那時在獄中他還寫過一副著名的對聯是“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當場書贈劉海粟的。這兩幅書法均寫得結體開張,線條生辣,章法極具作者固有的率直豪邁個性,當然,也充分顯示他書法上深厚的傳統功力。 要說陳獨秀的放誕和率直的豪邁個性,有段笑話最能體現。馮友蘭曾回憶說,他在北大畢業時師生一起照了張相,前排的老師中陳獨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謹慎,把腳收在椅子下面;陳獨秀很豪放,把腳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來以後,班代給陳先生送去,他一看,說:“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腳伸得太遠一點。”

班代忍不住地說:“這是您的腳呀。” 當然,陳先生寫字也並非都把“腳”伸得很遠,筆者曾見他暮年書贈台靜農的一幅行楷詩箋,錄自己的《對月憶金陵舊遊》:“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磯邊憶舊遊,何處漁歌驚夢醒,一江涼月載孤舟。”通篇氣格高古蒼莽,線條厚拙凝勁,讀罷掩卷,猶似餘音裊裊,韻味無窮。著名學者兼書家台靜農後來撰文回憶說,獨秀早年用功于篆字,當年曾以行草寫贈他的一幅四尺立軸,“體勢雄健渾成,使我驚異,不特見其功力,更見此老襟懷,真不可測。”(管繼平) 

文學詩作

《哭汪希顏》  

凶耗傳來忍淚看,慟君薄命責君難。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歷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顛連。而今世界須男子,又殺支那二少年。

壽春倡義聞天下,今日淮南應有人。說起聯邦新製度,又將遺恨到君身。

《題西鄉南洲遊獵圖》  

勤王革命皆形跡,有逆吾心罔不鳴。直尺不遺身後恨,枉尋徒屈自由身。

馳驅甘入棘荊地,顧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唯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

晚年創作

經歷了政治上的跌宕起伏,陳獨秀晚年自南京出獄後,他謝絕了高官厚祿的邀誘,蟄居四川江津,在貧病交迫中埋頭于作書寫詩和文字學研究。其間對書法的愛好始終未有懈怠,即使在他逝世的前一年,當他得知歐陽竟無珍藏著東漢隸書佳拓《武榮碑》時,以詩代簡,向歐陽竟無“索借”,詩曰:“貫休入蜀唯瓶缽,久病山居生事微。歲暮家家足豚鴨,老饞獨羨武榮碑。”歐陽得詩後隻得割愛以遂其心願。另外,晚年的他尤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訓蒙的專著《國小識字教本》,但稿件送審時,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書名不妥,要陳獨秀改書名。陳獨秀堅決不同意,並說“一字不能動”,把預支的八千元稿費也退回去了。

最後直至1942年陳獨秀因病謝世,《國小識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政治思想

陳獨秀的最後政治意見以及他最後幾年寫的論文和書信所談到的主要是三個問題:

其一,民主與獨裁(或專政);其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看法;其三,對斯大林統治時期蘇聯的認識。

這三個問題緊密相關,有人認為民主是關鍵問題,正是從民主問題上有了新的認識,陳獨秀才改變了他以前的看法。其實這是倒果為因的,最關鍵的問題是對斯大林統治時期蘇聯的認識。陳獨秀多次表示,這《最後的政治意見》是他“根據蘇俄二十多年的經驗,深思熟慮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的。現在讓我們看一看,他對三個問題的根本立場。

民主與獨裁 陳獨秀說過:“民主主義是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這話說明爭取民主是一個長過程,而且也帶有階級性。他又說:“民主不僅是一個抽象的名詞,有它具體內容,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隻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

由此可見,陳獨秀在《最後意見》中有關民主問題,並沒有說過了頭,也沒有後退。上述他說的這番話,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直至托洛茨基是一脈相承的。而陳獨秀說過頭了,而且頗受中國托派分子責難的是有關專政或獨裁問題。

陳獨秀說:“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種東西,他隻是黨的獨裁,結果也隻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他的這段話,把蘇維埃獨裁與法西斯獨裁等同起來看,而在分析斯大林獨裁政權時,把責任追溯到列寧,並批判了托洛茨基。這在中國托派內部幾乎沒有什麽人所同意的。實際上,這同第三個問題是分不開的,我們可在第三個問題上一起探討。

對二戰的看法

陳獨秀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不能採取“失敗主義,”他說:“各國無產階級政黨,應以共同攻打法西斯為鬥爭口號。”又說:“在此次帝國主義大戰中,對民主方面採取失敗主義……,無論說得如何左,事實上隻有幫助納粹勝利。”在這裏,陳獨秀事實上站到了“民主反法西斯”這個口號的旗幟下了。這是與當時的托派觀點相距甚遠的。

至于他說到“在此次大戰結束之前,甚至戰後短時期中,大眾的民主革命就無實現的可能。”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採取失敗主義,並在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中進行的革命鬥爭,是托派的一貫立場。托洛茨基曾在他的《新世界大戰前夜》一書中斷言戰爭必然帶來勝利的革命。但歷史已經證明托洛茨基的預言落空了,而陳獨秀的估計是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的。托洛茨基在上述書中還曾經說過:“如果戰爭不能帶來革命,我們就要重新估計國際情勢了。”托洛茨基的這一補充說法,可以說明國際情勢和革命情勢的變化是錯綜復雜的,須視各方的鬥爭力量的對比來決定。不能隻有一個結論,不能像算命先生那樣,而是有幾種可能性,這在歷史上是不少見的。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爆發,也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的。

就以陳獨秀對德意日和英美法力量的估計也是錯誤的,他過高估計了德意日,過低估計了英美法,引起了當時不少人的攻擊,指責他是悲觀主義者。但總的來說,陳獨秀對二次大戰的看法,確是與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中國托派其它領導人頗有分歧,但不能就此得出結論他已經背離托洛茨基主義了,難道他在所有問題上,或者主要問題上都背離托派立場了嗎?不是的,上文提到在中國抗日立場上,在一般民主問題上,基本上還是相互接近或相似的。我們隻能說對二次大戰的看法,陳獨秀與托派之間看法有分歧,這是事實。

對斯大林蘇聯之見

就筆者來看,這是一個關鍵性問題。陳獨秀對斯大林統治時期蘇聯的認識,是決定他對民主、獨裁(或專政)以及二次大戰看法的基礎。他對這個問題是這樣認識的:斯大林統治時期的蘇聯,並非社會主義國家,而是“世界列強之一。”是與德、意兩國一樣奉行政治獨裁的“反動堡壘之一。”“斯大林的官僚政權……,決不能創造社會主義。”“至于現在的蘇俄,不但它的生產力不能勝任領導國,它自身早已離開社會主義了。”“若要硬說他是社會主義,便未免糟蹋了社會主義。”陳獨秀在這裏說的有其真實性的一面,也有說過了頭的地方。總而言之,這是表示他對斯大林蘇聯的深惡痛絕。而對于斯大林其人也是深惡痛絕的。

1939年11月他寫了《告少年》一詩,五言一句共70句,其中有“伯強今晝出,拍手市上行。”他自己在後批中作了解釋,說伯強“古傳說中的大癘疫鬼也,比喻斯大林。”可見他對斯大林是何等的痛恨。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從1924-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以後,斯大林把革命失敗責任全部栽在陳獨秀一人身上,以此來逃脫他自己本是元凶禍首的罪責。然後又通過他的中國門徒,把漢奸、特務、叛徒、反革命分子的髒水潑到陳獨秀的身上。陳獨秀這個堅忍不屈、嫉惡如仇的書生英雄性格能夠容忍得了這一大批的莫須有的罪名嗎?陳獨秀把斯大林比作大癘疫鬼——伯強,就是他對斯大林的切齒之恨。蘇維埃俄羅斯聯盟共和國的政壇上,蘇聯共產黨的政治局裏,坐著這樣一個大獨裁者斯大林,這怎麽不會使他得出上述提到的結論:蘇俄的“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種東西,它隻是黨的獨裁,結果也隻能是(斯大林)領袖獨裁……”(見上引)。

他還說過,“沒有事實使我們相信,在人類自由之命運上斯大林黨徒好過希特勒黨徒。”陳獨秀對斯大林的切齒之恨是鐵的事實,是不可否認的,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陳獨秀對產生斯大林這個獨裁人物也做了分析,他從蘇俄的社會背景、歷史條件、布爾什維克的演變等方面著手。他認為在種種條件湊合下,蘇俄無產階級專政,必然產生斯大林式人物,但他確實說過“不能把一切歸罪于斯大林一人,”沒有這個斯大林,也有另外一個斯大林;也正像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一樣,歷史上沒有這個拿破崙,也必然會有另外一個拿破崙。

陳獨秀這裏分析評述斯大林大獨裁者的產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但當他分析斯大林的罪惡時則提出:“斯大林一切罪惡”無不是“憑借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製而發生的。”從這段話裏,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他沒有直接說出斯大林主義就是布爾什維主義,而實質上把斯大林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等同起來了。從這點出發他把斯大林獨裁政策和窮凶極惡的官僚主義的根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後所實施的無產階級專政,也因此他批評了列寧和托洛茨基。這一認識是與國內外托洛茨基派觀點截然不同的。

列寧時代確實推行過一黨專政、黨外無黨,(至于黨內有派列寧時代本已存在,而托洛茨基則為黨內有派,據理力爭)但這是不得已而為之,是過渡性的,是為了保護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免遭內戰,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的包圍以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破壞。列寧在臨終前已經看到了弊病,他提出三個補救辦法(1)增加黨中央委員會人數;(2)工會應對政府獨立;(3)設定工農監察委員會監督黨和政府的官僚主義。而托洛茨基則公開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下應實行多黨製(可參見托氏著作《被背叛了的革命》)。

在列寧死後,特別是托洛茨基被放逐出國之後,斯大林及其黨徒為了官僚層利益,全盤篡改列寧時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把無產階級權力集中在自身及其黨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權力集中在政治局,而政治局權力則集中在斯大林一人之手。列寧時代的民主集中製不見了,蘇維埃會議名存實亡。蘇維埃國家隻有一個聲音——斯大林的聲音。

冤案昭雪

改為所謂機會主義

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把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中的錯誤從“右傾投降主義”,改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為什麽摳掉了“投降”兩個關鍵性的字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說:“被看作陳獨秀犯嚴重右傾錯誤標志的對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問題上的讓步,還有對蔣介石、汪精衛等的依賴,以及不重視黨直接掌握武裝的思想等,都是受共產國際的重大影響。”“因此,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對中國大革命遭受的嚴重挫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鬧了半天,陳獨秀犯的是沒有識別和抵製住來自莫斯科製定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錯誤的性質是執行者的錯誤,錯誤的根子在莫斯科。

當家做不了主的總書記

1991年蘇聯解體以後,原蘇共中央檔案解密,暴露了陳獨秀這個總書記難當得很。從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蘇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開過122次會,作出過738個決議,平均兩天半一個。大事如孫中山在世時為實現國共合作,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小事如蔣介石執掌國民黨大權以後,什麽時候派什麽人去找蔣介石談話,談話要註意什麽等,都有指示。

陳獨秀是個很有個性的人,蘇共中央用這麽多決議把他捆住,還派了共產國際代表指導、督促他執行,他受不了,曾發過脾氣,說:“擺什麽資格,不要‘國際’幫助,我們也可以獨立幹革命。”但他是共產黨員,有鐵的紀律管著,下級要服從上級,沒辦法,有不同看法,也得服從莫斯科,隻好當一個當家做不了主的人。結果出了事,反而叫他來代蘇共中央受過,太不公平了。共產國際的代表召開“八七會議”,甚至不敢讓陳獨秀參加會議。陳要到會上來,把莫斯科來的決議指示都實事求是攤出來,會還收得了場嗎?于是隻能缺席審判,把陳獨秀搞下去了事。

陳獨秀的罪名是斯大林定的 

1927年8月1日,毛澤東化裝成國民黨軍官,從長沙去武漢參加“八七會議”。8月4日,共產國際從武漢來了兩個蘇聯人,找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易禮容等人開了一晚上會。中心議題是提出要湖南省委簽字打倒陳獨秀。陳獨秀又沒有叛變,沒有退縮,易禮容等人想不通,拒絕了這一非分要求。會議不歡而散。蘇聯人回了武漢,在“八七會議”上就說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階級”的,“八七會議”陳獨秀下了台。

打倒陳獨秀原因

楊尚昆《關于“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問題》一文透露,1927年整個3月份,蘇聯《真理報》一直在說“蔣介石不得不服從民眾的革命意志”。4月5日,斯大林說:“沒有必要驅除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話音剛落,4月12日,蔣介石就發動了反革命政變。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學要學員仍相信武漢的國民黨“是中國勞動民眾反帝國主義鬥爭的中心。”又是話音剛落,7月15日,寧漢合流,武漢的汪精衛也跟上蔣介石反共了。這一下,斯大林怎麽辦呢?7月28日,他在《真理報》上發表的《時事問題簡評》中說:“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他說導致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這一時期犯了一系列的極大的錯誤。”楊尚昆在文章中說:“斯大林沒有作一點自我批評。”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都推給了當時的中共中央和陳獨秀。(《炎黃·春秋》2004年第1期)

應恢復歷史地位

陳獨秀是與孫中山、毛澤東具有同等重要歷史地位的傑出人物!

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上爭議最大的歷史人物,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現在對于他的研究已經取得很大的進展,他的歷史地位逐漸得到了恢復。但是,對他的評價仍然分歧很大,他的歷史地位還遠遠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

對于陳獨秀的歷史地位,已經有很多論著進行了論述,但還是肯定得不夠。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陳獨秀至少有六大歷史貢獻、兩大傑出成就,並為我們做出一個傑出的表率。

其六大歷史貢獻是:

第一,他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舉起了民主、科學兩面大旗,對于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今還在影響著中國歷史的進程。他創辦的《新青年》雜志,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導了整整一代人。

第二,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五四運動思想指導者。五四運動能夠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發生那麽大的影響,與他的活動、指導、影響是分不開的。在高度評價五四運動歷史功績的同時,不能忘記陳獨秀在其中的巨大歷史功勞。

第三,他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他傳播馬克思主義雖然沒有李大釗早,但他創辦的《新青年》雜志是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別的報刊不能替代的。

第四,他是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創始人。現在說,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說法不準確。如果沒有陳獨秀,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的成立。僅僅這一條,他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

第五,他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最主要的領導人。現在我們說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這是不科學的,毛澤東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而不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從中共“一大”到"五大"的領導集體,才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陳獨秀才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這一代領導集體,對于中國革命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例如黨的"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綱領,黨的"四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總路線的基本思想,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黨的隊伍也從50多人迅速發展到6萬多人,為後來的革命奠定了一個重要的基礎,其功勞是不容抹殺的。

第六,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個深刻總結、反思蘇聯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經驗教訓的人。他晚年的民主思想,可以說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對民主政治的最深刻的思索,至今很少有人能夠超越,仍閃耀著真理的光輝,仍是我們奮鬥的目標。

其兩大傑出成就是

第一,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傑出的政論家。他的政論文章汪洋恣肆、尖銳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少有的、傑出的代表作,至今仍給人很多啓發。

第二,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傑出的大專家、大學者。他晚年進行的文字學研究,是極其重要的學術成果。如果不是後來轉向政治鬥爭,他無疑會成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最傑出的大專家、大學者之一。

所謂一個表率,是說他一生一心為公,光明磊落,絲毫不搞陰謀詭計,不以權謀私,即使在艱苦困頓的晚年,他不接受敵人的饋贈,表現出一個革命者的剛強骨氣和高尚人格。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生毫不妥協,堅決地揭露和批判舊製度、舊思想、舊文化和社會種種弊病,代表了社會良心,為後人做出了傑出的表率。

以上這幾個方面,要做到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是不容易的,但陳獨秀兼而有之。毫無疑問,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革命家、政治家和傑出的編輯出版家、大學者,是20世紀與孫中山、毛澤東等具有同等重要歷史地位的中國最傑出的偉大人物之一。如果說孫中山是20世紀中國的第一位傑出人物,那麽陳獨秀就是20世紀中國的第二位傑出人物。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的發展,我相信他的歷史地位會越來越高,最終會成為20世紀中國歷史上能夠千古留名的少數人之一。

當然,陳獨秀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存在缺陷和不足,犯過錯誤。他之所以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是因為他犯過嚴重錯誤。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袖有幾個沒有犯過嚴重錯誤呢?就拿功勞最大的毛澤東來說,同樣也犯過嚴重的錯誤,他的錯誤甚至比陳獨秀的錯誤更為嚴重。

拿陳獨秀和毛澤東相比,他們的功勞同樣偉大:一個創立了中國共產黨,一個創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舉起了民主、科學兩面大旗,一個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在有些方面超過了陳獨秀,如新民主主義理論、軍事思想和指揮藝術、哲學思想等,但有的方面則遠遠不如陳獨秀,如對民主、科學等遠遠不如陳獨秀那樣重視。因此,如果拿同一個標準來衡量陳獨秀、毛澤東兩個人,就可以看出他們同樣都是偉大的歷史人物,都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應該給予同等的歷史地位,不能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對于陳獨秀所犯的錯誤應該怎麽辦呢?很多學者已經指出,他的錯誤主要來自共產國際,他不過是一個替罪羊而已。在當時的條件下,誰都不能不犯這樣的錯誤,而且他對共產國際的一些主張還進行了抵製,如他從一開始就反對黨內合作,因為黨內合作這樣的方式最後必然導致激烈的沖突。當國共發生磨擦後,他又主張退出國民黨,改為黨外合作。如果中國共產黨當時按照他的主張退出國民黨,就不會有後來的"清黨"和慘敗。

現在,戴在陳獨秀頭上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帽子已經被摘掉,中共中央批準的權威黨史改成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好像比原來的錯誤減輕了一點。但我認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帽子,也不符合歷史實際,因為這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為推卸責任而硬扣到陳獨秀頭上的。說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就給人造成陳獨秀搞機會主義、搞投機的印象。其實,陳獨秀是一個毫無心計、光明磊落的人,根本沒有搞什麽機會主義,沒有進行投機。他的錯誤,不過是執行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其實質是教條主義 (我認為應是被迫執行的教條主義. )。 而且有的所謂錯誤,還應該進行深入的分析,例如現在仍然指責的陳獨秀對當時工農運動過火行為的批評,我認為陳獨秀就是正確的。因為在統一戰線的條件下,不能不照顧到聯合者的利益。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也是反對過火行為,極力維護統一戰線的。為什麽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的政策充分肯定,高度評價,對陳獨秀則橫加指責,徹底否定呢?對于歷史的評價,應該堅持一個標準,而不能實行兩個標準。

陳獨秀長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後來參加過"托派"。有的學者指出,"托派"主張也是對中國革命的一種探索,雖然是一種錯誤的探索。俄國已經給托洛茨基平了反,我們為什麽還要抓住這一點不放呢?

陳獨秀後來被開除出黨,很多人都認為是因為他參加了"托派"。但有的學者已經指出,他被開除出黨,主要是因為他反對李立三"畢其功于一役"的全國大暴動計畫,反對在中東路問題上提出"保衛蘇聯"的口號。歷史已經證明,李立三"畢其功一役"的全國大暴動計畫是錯誤的,提出"保衛蘇聯"的口號也是錯誤的。因此,開除陳獨秀的黨籍也是完全錯誤的,應該予以平反。

陳獨秀之所以會犯錯誤,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本質上是一個書生、學者,而不是一個善于搞政治的人,缺乏搞政治的經驗和手段。搞政治,什麽手段都可以採取,甚至無所不用其極,是一點書生氣都要不得的。對于那種錯綜復雜的政治鬥爭,像陳獨秀這樣的書生、學者是應付不了的,往往會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他和瞿秋白一樣,都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都是一個悲劇。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誤會。

最後,提出幾個建議:一是應該盡快地恢復陳獨秀舊居。現在各個地方都在極力維護和修復名人的舊居,但我們卻把陳獨秀舊居拆掉了,這是非常可惜的。應該盡快地恢復起來。

二是安慶、懷寧有陳獨秀,是安慶、懷寧的光榮,應該大膽地打陳獨秀的品牌,挖掘陳獨秀文化資源,利用名人效應,促進現代化建設。

三是,全面恢復他的聲譽、公正評價陳獨秀,舉辦陳獨秀誕辰日紀念活動,讓對歷史、對人民有巨大貢獻的人受到後人的敬仰!

總之,陳獨秀的歷史功績是不能抹殺的,他的錯誤是被誇大或者是被利用的,歷史上給對他的評價是不公正的,他理應可以與孫中山、毛澤東一樣得到歷史應有的地位!

家庭生活

陳獨秀一生有4個妻子,結發妻子高曉嵐,二任妻子高君曼,第三任妻子是施芝英,第四任妻子是潘蘭珍

陳獨秀共有7個子女,高曉嵐生下了四個:陳延年陳喬年陳松年、陳玉瑩;高君曼生下了三個:陳光美、陳子美、陳哲民(又名陳鶴年)。其中,陳延年和陳喬年是中共早期領導人,在革命鬥爭中壯烈犧牲。陳光美隱居四川,由于歷史原因,直到去世也未承認是陳獨秀之子。潘蘭珍沒有為陳獨秀生下子女,但在陳獨秀晚年一直陪伴在身邊

陳獨秀的孩子們都能自立自強,這與陳獨秀的教育理念密不可分的。

人物故居

陳獨秀現有故居兩處,一是北京箭桿胡同20號,另一處是重慶鶴山坪石牆院。

箭桿胡同20號

箭桿胡同屬東城區東華門地區,呈“T”字形,南北向一豎的北口在智德北巷,南口與東西向的一橫相通,東西向一橫的西段曲折,東不通行,西口在騎河樓南巷,全長150餘米。

據記載,“箭桿胡同”始稱于清光緒年間。何謂箭桿?箭桿是指舊時扎紙活的骨架和吊頂棚的龍骨(擱柵)所用的經過加工的高粱秸。據此分析,當年胡同內應有加工、經營箭桿的作坊、店鋪。胡同今已無存,隻因保留“陳獨秀舊居”還剩下西口凹進去的一小截,但已經不是胡同了。

箭桿胡同20號,舊時的門牌是箭桿胡同9號,在胡同西口內南側把角處,東西並排兩個院落,有兩個街門,朝北的街門是箭桿胡同20號,朝西的街門是騎河樓南巷9號(舊門牌是妞妞房9號)。據房屋檔案記載,該院佔地面積為460平方米,共有房屋18間半,建築面積為264平方米。此房原為孫姓人家的房產,購于民國元年(1912年)。1917年,陳獨秀來京後租住東院,即箭桿胡同9號;如今,箭桿胡同20號作為“陳獨秀舊居”被公布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陳獨秀舊居”的街門建在院子的東北角,面北,為“如意門”①:院內有正房3間帶1間東耳房,南房3間亦帶1間東耳房,東廂房兩間;院內西牆有隨牆門通往西院。院內房屋均為起脊合瓦房,正房3間前出廊子。陳獨秀從1917年初到1920年初在這個院子裏斷斷續續住了3年。

鶴山坪石牆院

鶴山坪石牆院位于重慶江津市南郊,原是楊氏鄉紳的私宅。抗戰時期陳獨秀在此度過了他64年人生的最後一段時光。自此,“石牆院”作為陳獨秀先生晚年生活的客觀載體備受註目。1985年5月27日,蜀中才子陳光美攜帶孫子陳恩田來到鶴山坪石牆院祭拜陳獨秀,其孫子陳恩田有感而發,寫下了一篇轟動巴蜀的《鶴山坪祭》,鶴山坪石牆院從此更是引人矚目。《鶴山坪祭》全文如下:

維:

乙醜年夏日,餘與祖父前往江津鶴山坪,攜陰錢冥幣萬千,備香燭紙火無數,刀頭加白酒,跪祭陳氏先輩:

煙雨迷茫、坎途泥濘,青山淚落,綠水哽咽,遙憶山崩地裂,樹悲草嘆,墳落冢飛處,天意厚葬之。文曲星,文科長,文鶴怎比惡犬;五四風、五人組,五屆依舊領袖。創黨始為祖,論政終為先;兩黨相殘,喪延失喬,派內詬鬥,忍辱負重;幾進牢獄終不渝,延安奸人傳謠言。鐵骨錚錚豈堪辱,兩黨面前傷痕累。鶴山坪,依稀伴侶影,石牆院,無愧對蒼天。直至貧病隕落,天地為之動容。一生燦爛,六旬光輝。後史太荒唐,列戴九頂帽。總而言先輩:愛憎分明,敢作敢為。剛強震五四,豪情創中共。為國奔走為民呼,風雨飄搖喪三子。獄難幾度不矢志,老年孤苦隱江津,貧病失意辭人間,一代偉魂留石牆。嗚呼哀哉!後人離散成牛鬼,猶嘆冤污何時洗。今日祭奠,忘卻!忘卻!泉下有知,來飲一杯。

尚饗!

人物墓地

墓碑無語,鮮花寄懷。被闢為“安徽省少先隊教育基地”、“安慶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陳獨秀墓,在歷經風風雨雨、幾次修復之後,迎來了一批又一批的遊客。

陳獨秀陳獨秀

陳獨秀安葬于安慶市北門外十裏鄉葉家沖的一塊坡地上。這是陳獨秀靈柩于1947年從四川江津遷回家鄉後與原配夫人高曉嵐的合冢,2001年經保護性維修後,總面積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護欄、墓道構成。墓冢高4米,直徑7米,漢白玉貼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兩層,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漢白玉欄桿。墓南台階與長30米、寬6米的墓道相連線。墓的兩側,各排列32株杉樹,喻示著陳獨秀走過的64個春秋;5棵龍柏松,則代表他曾經擔任過中國共產黨一大至五大的總書記或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安慶市按照上級指示精神,在1982年撥專款兩萬元對墓進行整修。1998年,陳獨秀墓被批準為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正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從墓冢東北方向穿過一條林間小徑,約百米處有一簡易小院,佔地1.2畝,院中二層主樓于1995年始闢為陳獨秀生平事跡陳列室。內設5個展廳,由10個標題版面構成,展覽使用照片資料153張、文獻資料6份、生活用具(家具)16件,其中國家一、二級珍貴歷史文物4件。

目前,安慶市擬以陳獨秀墓為重點,在20世紀90年代原規劃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建“獨秀園”。新的規劃修編已完成,並在抓緊實施建設。不久的將來,一個集紀念、教育、旅遊于一體的園林式紅色旅遊景點,將為世人所矚目。

影視形象

電影《南昌起義》邵宏來飾陳獨秀

1991年電影《開天闢地》邵宏來飾陳獨秀

陳獨秀陳獨秀

2006年《陳賡大將》鍾鑫培飾陳獨秀

2007年電影《八月一日》陳天陸飾陳獨秀

2010年電影《建黨偉業》馮遠征飾陳獨秀

2010年電影《湘江北去》李子雄飾陳獨秀

2000年《日出東方》孔祥玉飾陳獨秀

2008年《李大釗·鐵肩擔道義》 汪洋飾陳獨秀

2011年《中國1921》于和偉飾陳獨秀

2011年《開天闢地》王詩槐飾陳獨秀

2011年《風華正茂》阮志強飾陳獨秀

2011年《辛亥革命》陳學剛飾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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