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 -原國務院副總理

陳永貴

陳永貴,山西省昔陽縣樂平鎮石山村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第十、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三至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75年-1980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陳永貴出身貧農,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陳永貴接替主動讓賢的所在村原書記賈進才出任中國共產黨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的支部書記,在環境非常惡劣的的大寨村,他帶領農民艱苦創業,從山下用扁擔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當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跡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澤東號召全國要"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因此成為全國的榜樣。改革開放以後,他辭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之後在北京東郊農場擔任顧問。

  • 中文名
    陳永貴
  • 別名
    永貴大叔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山西昔陽大寨
  • 出生日期
    1915年2月14日
  • 逝世日期
    1986年3月26日
  • 職業
    原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委員
  • 主要成就
    農業學大寨

人物經歷

陳永貴陳永貴

1920年,5歲,其父陳志如賣掉妻子、女兒和幼子。

1921年,6歲,隨父遷至大寨。

1941年,26歲,與山庄頭村貧農女兒李虎妮結婚。1922年,7歲,為地主放牛。

1942年,27歲,被推選為大寨村偽維持會代表。不久加入日偽組織“興亞會”。

1943年,28歲,長子陳明珠出生。夏,憲兵隊以通匪罪將其逮捕並關入留置場。

1944年,29歲,出獄,辭去偽代表職務。到昔陽城內的一家燒餅鋪當伙計。

1945年,30歲,日本投降,因出任偽代表在村裏挨鬥。

1945年—1946年,土改,分得土地、房屋和浮財。參加民兵支援前線。

1946年,31歲,參加賈進才組織的互助組,旋即退出另立“老少組”。

1948年,33歲,經賈進才等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2年,37歲,被評為省級勞動模範,出席山西省農業豐產勞模代表會。冬,由賈進才推薦,接賈進才任大寨村黨支部書記。

1953年,38歲,辦初級社,任社長,冬,製訂治山治水十年規劃,首戰白駝溝。

1955年12月,40歲,辦高級社,任社長。三戰狼窩掌開始。

1958年8月,43歲,倡議建立昔陽縣第一個人民公社,任公社黨委副書記兼大寨黨支部書記。

1959年10月,44歲,參加建國十周年大慶活動,登上天安門觀禮台。

1960年2月,45歲,中共山西省委發出號召;向模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學習。從此陳永貴的名字經常見諸報端。

1961年,46歲,被選為中共昔陽縣委候補委員

1963年,48歲,大寨遭特大洪,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號自力更生抗災奪豐收。

1964年,49歲。1月,在人民大會堂作報告。2月《人民日報》刊登長篇通訊《大寨之路》。

12月,作為人大代表出席三屆一次全國民代表大會,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中贊揚大寨。12月26號日,應毛澤東之邀一起吃飯合影。同年,毛澤東主席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

1965年,50歲,喪妻。在四清運動中受氣。

1966年,51歲,與40歲的宋玉林結婚。出訪阿爾巴尼亞。

1967年,52歲,1月,作為全國著名農業勞模參加了造反派對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奪權活動,並被推選為中共山西心小組成員。2月,作為總指揮奪了昔陽的黨政大權。3月,出任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11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批轉了陳永貴對農村文革的五條建議。是為中發(67)339號檔案。

1968年,53歲,決定昔陽全縣向大隊核算過渡。

1969年4月,54歲,當選為中共九大中央委員,在九大作大會發言。同年,幼子陳明亮出生。

1970年8月,55歲,北方地區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陳永貴介紹整“五種人”的經驗。

會後,全國再次掀起農業學大寨的高潮。

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屆一次會議上被選為省委副書記。

1973年,58歲。9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十屆上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委員。年底,辭去大寨大隊常支部書記職務。同年,昔陽虛報糧食產量8979萬斤。

陳永貴陳永貴

1975年,60歲。1月,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3月,出訪墨西哥。7月,向毛澤東建議在全國範圍內向大隊核算過渡。9月,在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致開幕詞。

1976年,61歲。夏,出席北方三夏生產會和南方水稻生產合並發言,被攻擊為“唯生產力論。”10月,擁護粉碎四人幫。12月,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作題為《徹底批判四人幫,掀起普及大寨縣運動的新高潮》的報告。

1977年,62歲。重提全國向大隊核算過渡的建議,年底,部分地區刮直過渡風。8月,在中央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第三次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十一屆一中全會上再次當選為政治局委員。

1978年,63歲。年初,出訪高棉。2月,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再次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12月,出席十一屆三全會。

1979年,64歲,被免去昔陽縣委書記職務。

1980年,65歲。9月五人大三次會議決議,接受陳永貴解除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請求。

1981年,66歲,舉家遷入復興門外22號樓賦閒。

1982年,67歲。落選中共十二大代表。9月,十二大召開,失去政治局委員職務。

1983年,68歲。中共中央接受陳永貴的請求,分配他到北京東郊農場當顧問。

1985年夏,70歲,因病住院,確診為晚期肺癌。

1986年3月26日,71歲,北京醫院病逝。

人物事跡

與馬烽三次喝酒

第一次喝酒

陳永貴陳永貴

歷史的機緣往往是這樣:有時候,你眾裏尋它千百度,卻是踏破鐵鞋無覓處;有時候,你不經意間,無意識中,卻會陰錯陽差鬼使神差般撞到你的面前。

馬烽說:“1965年初,‘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過完春節以後,我正準備返回原平繼續搞‘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來是省委主要領導之一的王大任要去大寨,點名讓我跟他一塊兒去。事實上還不是這麽簡單,那是華北局書記李雪峰要去大寨,同來的還有河北的省委書記。這樣,山西方面的省委領導陶魯笳、王大任等人就都要陪同前往。隻是當時我還不明白,這事為啥要拉扯上我。路上才弄清楚是怎麽回事:1964年,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在北京開會,周總理給了個任務,搞一部反映大寨的電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攝。陶魯笳回來後,與其他領導研究決定,叫孫謙寫劇本。因為他此前寫過一部報告文學《大寨英雄譜》,受到了廣大讀者的好評,產生了一定影響。寫電影劇本的任務孫謙倒是接受了,但同時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寫。理由是:‘這是個重大題材,一個人扛不動,需要兩個人抬。’省委領導也就同意了。此事孫謙曾給我透過信,我表示不願參與。這次省委領導拉上我去大寨參觀,看來是非讓我參與不行了。既然省委定了,我也就隻好服從安排。”馬烽的這次“遵命文學”,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

1963年秋,當年還僅是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的陳永貴到太原,經新華社記者的引薦,見到了山西省委秘書長毛聯珏。陳永貴向毛聯珏匯報了大寨1963年夏天遭災後,堅持“三不要”,做到“三不少”的情況,講了自力更生的好處、靠國家救濟的壞處,介紹了新大寨的建設情況。毛聯珏聞言大受感動,說:“你們這是壞事變好事哩!”毛聯珏繼續向上匯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聽了匯報,立即決定讓陳永貴給省、市幹部作報告。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華北局在太原開會,專門聽取了陳永貴的匯報。1964年1月,陳永貴奉召到國務院有關部門匯報。國務院有關部門安排陳永貴在人民大會堂向首都各界萬餘名代表匯報。1964年1月19日,陳永貴頭上裹著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會堂的講台。

半個月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舉辦了專題連續廣播《學大寨,趕大寨》,播放了陳永貴在人民大會堂的講話錄音稿。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新華社記者宋莎蔭和範銀懷採寫的長篇通訊《大寨之路》。同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通欄標題是“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並為《大寨之路》一文,專門配發了社論。

1964年3月28、29日,毛澤東到河北邯鄲,停車于邯鄲火車站,召見河北省委書記林鐵和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聽取他們的工作匯報。陶魯笳匯報了他在昔陽蹲點的情況。陶魯笳詳細地向毛澤東介紹了陳永貴。毛澤東饒有興趣地聽了陶魯笳的介紹,還問:“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不識字?”陶魯笳當即在紙條上寫了“陳永貴”三個字,並說:“陳永貴,四十二歲掃盲,今年五十歲,現在能讀報,還懂得什麽叫‘邏輯’。不久前陳永貴在太原作報告,趙樹理聽了很佩服,對我說,陳永貴的講話沒有引經據典,但他的觀點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和辯證法。”

1964年12月26日,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期間,毛澤東邀請了作為中國新型農民代表的陳永貴參加了自己的生日宴會。毛澤東的生日宴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一間不大的房子裏,品字形地擺了三張桌子。毛澤東在上方的一桌,陳永貴極榮幸地被安排在毛澤東身邊就座。吃飯的時候,毛澤東對陳永貴笑道:“你是農業專家噢。”陳永貴聽不懂毛澤東的湖南話,隻是一個勁地連連點頭,咧著嘴使勁笑。有人在一旁解釋道:“主席說你是農業專家。”陳永貴聽了立刻又搖起頭來:“不,不,我不是農業專家,不是農業專家。”毛澤東問起陳永貴的年齡,陳永貴答道:“五十啦。”毛澤東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喲。”

毛澤東借用孔聖人“知天命”一詞,說得頗有“一語道破天機”的意味。

馬烽說:“1965年春節後的一天,孫謙告我說,陳永貴正好來省城參加個座談會,他已經約了陳永貴第二天到家裏來和我見見,認識一下。我當然很高興,我倆當即商定在我家與陳永貴‘共進午餐’。聽老孫講,陳永貴也是愛喝兩杯,那年他在大寨,有時開會開到深更半夜,肚子一餓了,就去敲開供銷社的門,買兩瓶酒,買兩筒罐頭,和陳永貴喝酒聊天。錢當然是老孫掏腰包,因為陳永貴是靠勞動分紅過日子……陳永貴給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當時的村幹部,純粹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山區農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襖棉褲,腳上是一雙砍山鞋,頭上包一塊牡羊肚毛巾。古銅色的長臉上刻滿了很深的皺紋。嘴唇比較厚,牙也比較長,牙縫也比較寬,猛一看,好像土圍牆上安了個柵欄門……我家準備的午飯尚可,除了一些下酒的冷盤熱菜以外,還有一個大火鍋。這大多是過春節的剩餘物資。我還特意準備了兩瓶汾酒,打算三個人痛飲一番。陳永貴沒說什麽客套話,坐下來就和我倆對酌。我們就這樣‘東溝裏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來。”

在馬烽與陳永貴第一次喝酒時,還發生了一段小插曲。馬烽說:“孫謙給我們做介紹時,大約是為了引起陳永貴對我的重視,把我的職務都說了,什麽省文聯副主席、省作協主席、省委委員,等等。陳永貴對此沒有什麽特別反應,隻是一般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像老樹皮一樣粗糙堅硬。寫電影劇本的事,陳永貴早已知道。孫謙為了說明省委對這事的重視,特別強調了我本來已經擔任了一個村‘四清’工作隊長,是特意為寫電影劇本抽調回來。

陳永貴陳永貴

“誰想孫謙這麽一說,陳永貴不冷不熱地對我說:‘那你在四清中一定整出不少麻袋、票票吧?’所謂麻袋、票票,是‘四清’中的通用名詞,意思是指村幹部貪污了多少糧食和錢。從他問話的語氣中,可以聽出他對‘四清’中的做法很有意見。後來我到大寨深入生活,才了解到:就在陳永貴參加全國人代會,參加毛主席的生日宴席時,一支‘四清’工作隊像搞土改時那樣,在大寨扎根串連。派到大寨的‘四清’工作隊的隊長叫張子儀,是晉中地委組織部副部長。‘四清’運動就是要整那些‘四不清’的幹部,當然就是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大寨的領導班子。陳永貴並不怕‘四清’,他自信大寨的幹部一沒有貪污挪用,二沒有多吃多佔,三沒有當官作老爺,大寨在‘四清’中也能當個先進典型。因此他就讓大家協助工作隊開展工作。陳永貴沒想到的是,工作隊完全撇開大隊黨支部,撇開他陳永貴,隻管在下面扎根串連,發動民眾,清查賬目,尋找大寨幹部的毛病。張子儀不信大寨會沒有一點問題,用當年張子儀的話說:‘就是一面紅旗吧,旗桿上也難免生幾隻蟲子。’在此之前,已經有了大寨隱瞞地畝、多報產量、騙取榮譽的種種傳聞。工作隊聯絡一些挨過整受過氣的社員,發動民眾揭發檢舉,白天黑夜地組織幹部們開會學檔案,‘洗手洗澡’,追問各種問題,走家串戶地挖情況,搜尋著陳永貴和大寨幹部‘四不清’的證據。當陳永貴滿心歡喜地從北京回來的時候,‘四清’工作隊認為已經抓住幾個挺像樣的問題了。村裏的氣氛也鬧得挺緊張,社員輕易不敢跟幹部說話,好像他們是階級敵人,需要劃清界線……”

馬烽這個“‘四清’工作隊長”,正好撞上了陳永貴這麽個碴口。

馬烽說:“老孫的愛人王之荷正好也在我們工作隊,所以對實際情況很了解。老孫告訴陳永貴,他們沒有整幹部,沒有搞逼供信,為此還差點被打成右傾。聽完孫謙的介紹,陳永貴的臉色緩和了許多。他問我:‘你怎麽敢頂那股風?’我說:‘不是我有什麽本事,民眾沒有揭發,賬目清清楚楚,查不出任何蛛絲馬跡,我們能強迫人家承認有貪污盜竊嗎?’我告訴他,那是一個先進大隊,生產搞得好,分紅也高,幹部班子也比較強。即使工作中有些缺點甚至錯誤,也隻能是幫助教育,搞逼供信整人無異于犯罪。我講完,陳永貴也開啟了話匣子,他的大意是說,社隊幹部中確實有一些貪污盜竊、稱王稱霸的敗類,但畢竟是極少數,絕大多數基層幹部是好和比較好的,他們在生產第一線,要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要和各種壞思想作鬥爭,勞心費力地率領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能力有限,困難重重,工作中難免有缺點錯誤。他們歡迎上級派人給他們以支持幫助,批評教育。但是把他們都當成是‘四不清’的懷疑對象和審查對象,採取‘有棗無棗打三桿’的做法,使他們很反感。雖說‘真金不怕火煉’,‘身正不怕影子斜’,可這種做法,給人的精神上很大的壓力和剌激。”

馬烽與陳永貴的第一次喝酒,正是陳永貴“命運交響樂“的序曲部分。此時展開的許多人際交往和思想交鋒,將引出陳永貴今後人生道路走向中的種種變奏或共鳴。也許可用上那句詩文——“家國不幸詩人幸”,歷史把一個千載難逢的文學機遇賦予了馬烽。

第二次喝酒

馬烽說:“和陳永貴第二次喝酒,已經是十年以後的事了。我和老孫接受了寫電影劇本的任務後,雖然去大寨住過,和陳永貴也有一些往來,但再沒有在一起喝過酒。劇本初稿完成後,北京電影製片廠也指派了導演,正準備進行修改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劇本也就擱那兒不了了之。

“‘文革’中,陳永貴被造反派擁戴成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我們倆則都被打倒了,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孫謙是‘反動學術權威’。這個劇本也成了我們罪行的一部分。那時全省造反派分裂成了兩大派,擁護陳永貴的一派說劇本貶低了英雄人物,罪該萬死;反對的一派又說我們為陳永貴歌功頌德,塗脂抹粉,也是罪該萬死。我們倆已經成了‘死豬不怕開水燙’的人,多一條罪狀少一條罪狀也就不在乎了。

“‘文革’後期,北影提出要拍攝我倆寫的那部電影劇本,當時‘農業學大寨’的口號已遍及全國,陳永貴又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不管省委領導持什麽觀點,都不便公開拒絕,于是把我倆調回省城太原,開始修改劇本。我倆也就陷入了一種十分難處的境地。支持陳永貴的領導人認為原劇本基礎可以,隻是提了一些修改意見供作者參考。我們認為這些意見有道理;可是改好以後,反對陳永貴的領導人則說劇本不行,必須大改。改來改去,怎麽也交不了卷。這方面同意了,那方面不贊成;那方面點頭了,這方面不通過。他們不敢否定,我倆也不敢撒手不改,隻好夾在中間活受罪。前後修改了十多次,就為這麽個劇本,我倆竟然列席了兩次省委常委會參加討論。最後總算兩方面都拍板了,劇本交給了北影,不久聽說開拍了,我倆才算松了一口氣。”

馬烽又說:“1975年秋天,有天傍晚,山西省委辦公廳郭棟材同志來找我和孫謙,說省委書記王謙要我倆第二天早上8點以前一定要趕到大寨。我問他什麽事,他說他也不知道。電話是從昔陽縣城打來的。他說打算派輛小車連夜送我們去,恐怕第二天走就來不及了。于是我和孫謙匆匆吃完晚飯,拿了點日常生活用品就出發。

“當時聽說中央要在昔陽召開全國第一次農業學大寨會議,山西省委的領導同志都在昔陽。一路上我們猜想,很可能是要我倆參加籌備工作,幫助寫材料。車到昔陽已經是半夜了,我們先在一個臨時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一早去大寨,路過武家坪村的時候,正好碰上在此插隊的孫謙女兒笑非。她悄悄告訴我們,前兩天江青帶著一伙人馬來了,就住在大寨接待站,不知道來幹什麽。聽了這訊息,我倆都有點忐忑不安。省委要我們急如星火趕來大寨,顯然與江青有關。‘文化革命’中我們受盡了折磨,一聽江青這兩個字不由得頭皮就有點發炸。如今不知又有什麽大禍要臨頭了。

“我們到了大寨招待所。所長是老熟人,他已知道我倆要來,房間也已安排好了。問他叫我們來幹什麽,他說他也不知道。匆匆吃完早飯,他就領著我們去接待站找當時的文化部長于會泳。接待站在招待所後面的山坡上,那裏是接待貴賓的地方,如今門口已站上了崗哨。一進大門正好碰上于會泳。所長介紹後,于會泳‘嗯’了一聲說:‘來,先幫助抄稿子。’隨即把我倆領進大門旁的一座屋子裏。

“屋裏擺著一些桌子和凳子。已經有幾個人坐在那裏不知在抄寫什麽。于會泳從一本扯開的筆記本上撕下幾頁給了孫謙,又撕下幾頁交給我,要我們往稿紙上謄抄。看樣子是講話筆記,可無頭無尾不知在說什麽。我們正要動手抄寫,忽聽院裏傳來一個女人的喊聲:‘孫謙、馬烽來了沒有?’于會泳立即應了一聲:‘來了!’隨即對我倆說:‘別抄了,快去見首長!’一出屋門,隻見有幾個背著照相機、提著熱水瓶的男女解放軍,簇擁著江青向大門口走來。她穿著一件灰色的夾大衣,包著一塊花頭巾,手裏提著個小竹籃。沒等于會泳介紹她就大聲說:‘這不就是孫謙嘛!我認識。’江青確實認識孫謙,50年代她擔任中宣部電影處處長時,曾給孫謙的電影劇本《葡萄熟了的時候》談過修改意見,後來還帶著孫謙去拜訪過當時全國供銷總社主任程子華。這次她和孫謙握手之後,轉身又和我握手,邊說:‘你是馬烽,我知道。今天咱們先去虎頭山上勞動!’我們誰也沒有吭聲,隻好跟著她走出大門。

陳永貴陳永貴

“一出大門,她忽然用右手挽住了我的左胳膊。我立時感到頭有點大了,精神也十分緊張,真正是誠惶誠恐。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說話落地有聲的人物;而我是被打翻在地,剛剛坐起來的小蘿卜頭。我真有點受寵若驚。我既不敢甩脫她的手,又不敢靠近,隻好隨著她往前走。路上隻聽她說:‘你寫的《我們村裏的年輕人》很不好。三角戀愛嘛!《撲不滅的火焰》還可以,可惜沒拍好。我看可以重拍。’順著一條傾斜的水泥路,走不多遠就到了大寨的飼養場。隻見附近有一些穿軍裝的警衛人員,拉著幾匹馬守候在那裏。這時江青才把挽我的手抽回去。我的左胳膊立時感到輕松,精神負擔也減輕了。這時隻聽江青說:‘上山我要騎馬。馬烽,你也騎上一匹。’我見許多人都擁了過來,覺得自己陪著騎馬不合適,忙說:‘我不會騎馬。’她在警衛人員扶持下,邊上馬邊說:‘你當過八路軍的,不會騎馬?’有一個警衛人員悄悄向我說:‘你趕快騎上,要不首長生了氣,我們也不好辦!’江青在馬上又扭回頭來說:‘還有一匹,孫謙騎上。’于是我倆都騎上馬,在警衛人員的護衛下,沿曲折的土路,來到了虎頭山上……我和孫謙趁機躲到一旁去抽煙。老孫問我:‘江青和你說什麽來?’我忙把路上江青說的話告了他。他說:‘你就沒問她叫咱來幹啥?’我說:‘我敢問嗎?你要有膽量你就去問問!’老孫搖了搖頭,苦笑了一聲說:‘隻好聽天由命了。’我倆蹲在那裏,一連抽了兩支煙。

“遠遠看到陳永貴上虎頭山來了。我倆原本打算過去和陳永貴打個招呼,側面打聽一下調我們來幹什麽,可這時隻見江青不再摘花椒了,邊接過護士遞去的水杯,邊迎上去和陳永貴說話。我倆也就不好過去了。後來江青招呼我們一同和陳永貴拍了幾張集體照。陳永貴說要到縣城去開會,匆匆就走了……

“午飯後我倆回到宿舍,我有點感嘆地說:‘昨為階下囚,今成座上客。這不知是要怎麽呀!’老孫說:‘鬼知道這是怎麽回事!’從和江青半天的接觸中,雖然她顯得很熱情,但我們還是有點忐忑不安。因為近兩年聽一些知心朋友們背後傳說,這是個說變臉就變臉的人物。她究竟叫我們來幹什麽?左猜右猜也猜不透,這就隻好等待下回分解了。

“第二天上午,從北京又來了一些文藝工作者,有穿軍裝的,也有穿便衣的。我們認識的有北影導演成蔭、崔嵬,還有演員謝芳。他們一見面就向我們打聽,江青叫他們來幹什麽。我說:‘我倆還在悶葫蘆裏關著哩!’崔嵬是《山花》的導演。我們問他影片拍得怎麽樣了,他說外景都完了,正在拍幾場內景戲,很快就可結束。他說:‘正忙得馬踩車,于會泳一個緊急電話說江青叫我們馬上來。不知這位老佛爺又要發什麽指令!’這天吃晚飯的時候,江青的指令下來了。她把我倆和崔嵬,還有《山花》的主要演員謝芳叫到一個桌子上,開宗明義說要我們拍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電影。崔嵬忙告她說,《山花》已經快拍完了。江青說:‘我看過一些樣片,不成!要重改劇本,重拍。’我忍不住說了一句:‘聽說北影為這部片子已經花了四十萬元……’江青說:‘四十萬有什麽了不起?就算繳了學費吧!導演還是崔嵬,主角還是謝芳,編劇還是你兩個,可以再吸收幾個年輕人。這事我要親自抓,一定要拍好!’直到這時,我們才知道這次把我們召到大寨,是為了電影劇本《山花》的事。當晚我倆回到招待所,都有點慪心喪氣。從《千秋大業》到《山花》,這個電影劇本竟然成了我倆長期摘不掉的一頂愁帽子。”

馬烽又說:“我和孫謙倆人商量了半夜,覺得隻有找陳永貴想辦法。他是副總理,又是政治局委員,隻要他說這部片子還可以,不要再重拍了,我們才有可能躲過這一厄運。早飯後我倆就貿然去找他。剛走到他家那座沒有院牆的院子附近,就被一位穿便衣的警衛人員攔住了,說什麽也不許我們去打攪副總理。幸好走過來一個上地的中年婦女,一見面就和老孫熱情地打招呼。她聽說我們是去找陳永貴,忙向警衛說:‘他們是老陳的朋友,不讓見可不沾。’警員就不再攔阻了。

“一走進院子,就看見中間一孔窯洞的窗戶上,映出了陳永貴著白毛巾的那顆腦袋。撩開門簾進去,隻見他蹲在窗戶前的炕上,端著個粗瓷大碗在吃早飯。碗裏是這裏老鄉日常吃的沙粥,那是用小米和玉茭糝熬成的糊糊,窗台上擺著一小碟老鹹菜。他穿的還是黑色的中式褲褂,老布鞋。那幾個柵欄一樣的門牙已經變成了一口白白的義牙,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牙疼得沒辦法隻好拔了牙齒重新鑲的。這一變,面孔顯得好看了一點。他一見我們,微微笑了笑,說了句:‘來啦!’這和以前見面打招呼一樣。他三口兩口把碗底的那點沙粥喝完,把碗擱在窗台上,然後跳下炕來說:‘走,到客廳裏去坐。’說是客廳,其實就是窯洞旁的一間大平房。房裏擺著幾件舊桌凳和櫥櫃,還有兩對簡易沙發。他一進客廳就忙著給我們泡茶,拿煙。

“我們不想耽誤他的時間,老孫開門見山把我們找他的目的說了。陳永貴說:‘寫電影是你們文藝人的營生,我可不插手管這事。’寫這部電影劇本,他確實沒有插手管過,盡管幾次的列印稿都送給過他,他從來也沒提過什麽意見。說著說著,他突然說:‘咱們這麽幹坐著說話多沒意思,喝酒吧!’他邊說邊從櫃子裏拿出一瓶茅台酒,三個酒杯。酒杯是椰子殼做的,外邊雕著花,裏面鑲著銀。他斟下三杯酒,這才發現沒有下酒菜。于是拉開櫥櫃端出半碟炒山葯蛋絲來,顯然這是昨天吃飯剩下的。接著又端出個扣著小碗的碟子來,揭開小碗才發現裏邊是幾個掰開的點心。他說了句:‘這不能下酒。’隨手又放進櫥櫃裏。然後拉開抽屜找了半天,終于找到一個玻璃瓶罐頭,裏面是幾個大青椒。接著張羅要炒雞蛋。老伴吃完早飯上地去了,家務活他從來也不插手,因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油瓶放在哪裏。我們邊忙勸阻,他也隻好就此作罷。看到陳永貴在家裏的這種生活狀況,我頗為感慨。如果不是親眼所見,誰也不會相信堂堂國務院副總理,回到家裏竟是這個樣子。”

講述到這裏,馬烽插入了不少陳永貴當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以後,生活儉樸的細節:

陳永貴的煙癮很大,他抽煙有個特點,就是從進門點著第一支煙開始,就不斷火。左手指夾著的煙剛抽了半截,右手已拿起另一支,慢慢用手捏煙頭,擠出一些煙絲後,把那半截煙栽在上邊繼續抽。他做這些動作十分熟練,連看也不看一眼。一盒煙抽完,煙灰缸裏隻有一根火柴棍,連一個煙屁股也不見。陳永貴一天得抽兩三盒煙。那時候,中央首長都有特供煙,不是“熊貓”就是“中華”。但陳永貴從來不抽好煙,他最常抽的牌子是三毛八一盒的“三七”,和一毛八一盒的“阿爾巴尼亞”。

陳永貴到中央後,不僅老婆和孩子仍是農村戶口,靠工分吃飯,他這位堂堂副總理也沒有城市戶口,也掙工分。沒有城市戶口就沒有糧票。每年秋後大寨分糧食,要專門拿出陳永貴的那份口糧送到公社糧店,換成全國糧票給陳永貴捎去。陳永貴不算城市居民,也沒有正式的國家幹部的工資,自然就要在大寨掙工分。大寨大隊給這位國務院副總理記滿分畫滿勤,結結實實地算一個壯勞力,每天勞動工值一塊五毛錢。除了大寨的這筆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個月還發給陳永貴這位省級領導幹部六十塊錢。搬出釣魚台之後,買糧買菜抽煙喝酒全得陳永貴自己掏錢了,山西便把一個月六十塊提高到一百塊。此外,中央每天也給陳永貴一塊二的生活補助,一個月就是三十六塊錢。一百三十六塊外加一個壯勞力的工分,就是陳永貴可以掙來的全部月收入。

陳永貴經常在大寨接待站陪客吃飯,按規定可以不交錢,可是陳永貴要帶頭不搞化公為私,讓自己的秘書交了一百塊錢。陳永貴說:“規定不出,我們要出。不然,吃著香,屙著光,要著錢了扎飢荒。”

俗話說,誰家鍋底沒點黑,可陳永貴就敢于自揭家醜。陳永貴自己在支部生活會上說:“我坦白一件事,就是一個河北搞修建的,送給我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掛面,一斤花生。據家裏說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現在人也找不到,要趕快還給人家……”

馬烽說:“一個人,能夠幾十年如一日,永遠保持一個純樸農民的本性,能夠拒腐蝕、永不沾,這是最令人敬重的。”

馬烽與陳永貴第一次喝酒與第二次喝酒之間,相隔了十年。十年,對每一個生命而言,都是一個不短的歷程。陳永貴在他所處位置,潛移默化中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馬烽不知是忽略了這些變化,還是出于其善良天性,“為長者諱,為尊者諱”有意做了回避。吳思在《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一書中,說了這樣一段話:陳永貴如此清廉,如此關心民眾,確實大有“勤務員”之風,看起來與“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李自成相去甚遠。不過,在清廉勤儉的作風之下,昔陽社會政治關系的深層結構卻朝著皇權式的一個人說了算的家長製變動。陳永貴的個人權威日益變得不容反駁甚至不容爭辯。過去輕慢了皇帝要犯“大不敬”罪,現在輕慢了陳永貴也要論罪了。

陳永貴的這些變化,反映了現實政治的復雜性和殘酷性。當我向馬烽提及這些變化時,馬烽說了這樣一番話:“陳永貴是個悲劇。他一個農民,就弄不了個政治,硬是把人家卷進了政治漩渦之中。”

馬烽還說:“喝酒時陳永貴談起他當副總理的事。他說:‘這副擔子太重,老實說,我挑不動。可是沒有辦法,毛主席、周總理安排的,隻能硬著頭皮挑!’他說他曾向中央寫過辭職報告,沒有批準。毛主席批示:每年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三分之一時間到外地,三分之一時間回大寨。他現在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安排工作。當說到正要召開的農業學大寨會議時,他說,中央對這個會議很重視,華國鋒、鄧小平等幾位中央首長都要來。他還說,中國人口太多,吃飯問題是個大問題,看來要把糧食搞上去,當前隻能是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大抓農田水利基本建設。

“我們又趁機再提那部反映大寨精神的電影劇本,還是希望他和江青說一下,不要重拍了。陳永貴皺了皺眉頭說:‘這話我不好說,也不便說。老實講,就是我說了,也不抵事。’後來我們琢磨出了陳永貴心裏的潛台詞:當時正是大寨走紅的時候,‘四人幫’插手,就是要把毛主席提出的‘農業學大寨’這面旗幟變成他們的工具。于是,才有要求重改劇本重新拍攝這檔子事。江青按照她的創作原則,要求劇本突出階級鬥爭,突出與走資派的鬥爭。當時弄得我倆是有苦難言,既不敢洗手不幹,又不能不聽從指揮,隻好硬著頭皮修改,翻來倒去改了好多遍。影片最後總算又拍了出來,劇名也由原來的《千秋大業》改為了《山花》。雖然導演是一流的導演,演員是一流的演員,但劇本基本上是失敗的。”

坐立不安的一天

動手抓“四人幫”的這一天,陳永貴在交道口的小院裏坐立不安。

他早早就告訴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今天政治局要開會,準備好,一來電話馬上動身。

從下午3點開始,陳永貴就在自己的屋子裏待不住了。他走出來問:“通知開會沒有?”聽說沒有,陳永貴又低著頭回了屋子。過了一會兒,他又出來問,還是沒有。陳永貴再次囑咐道:“準備好了呀,一來通知馬上就走。”直到吃晚飯的時候仍然沒有動靜。陳永貴愈發顯得不安了,還很關心地問住在西院的吳桂賢的動靜。吃過晚飯,電話鈴響了,通知陳永貴上玉泉山開會。陳永貴一下子興奮起來,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塊走!咱車在頭裏,叫她跟後頭,你們的車跟著,不能叫她單獨行動!”政治局會議開到半夜12點多才散。陳永貴和紀登奎陳錫聯一塊回到他們住的小樓裏,剛進樓道,跟在身後的警衛和秘書就見這幾個老頭又蹦又跳,興奮得直嚷嚷。

幾天後,在沒有了張春橋的政治局會議上,陳永貴一年多來很少見地正坐在沙發上,顯得很自在。紀登奎笑問:“喲,幾年啦,這脖子能扭啦?”陳永貴笑道:“好了嘛。”散會後,陳永貴向李先念、紀登奎和陳錫聯發出邀請,陳永貴笑問:“來吃頓山西拉面哩?”

“你不是四人幫的人”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批準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的辭職請求,免除或提請免除他們所擔負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陳永貴在田間陳永貴在田間

有一天,陳永貴忽然對來京看他的長子陳明珠說起了自己的去留問題。陳永貴說:“不能幹哩!咱自己寫個申請吧!”

“你來寫,我說。”陳永貴靠在沙發上,一條一條地慢慢說道,“就寫身體不好,沒文化,不適應工作哩!”想了一會兒沒有想出什麽東西來,陳永貴說:‘就這吧!“陳明珠就照這個意思短短地寫了份辭職申請,寫完給陳永貴念了一遍。陳永貴聽罷點了點頭,再次感嘆道:“幹不了啦,還不抵回家動彈呢!回家勞動也比這強哩!”

1980年8月30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在京舉行。大會接受陳永貴要求解除他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請求。陳永貴失去副總理的頭銜的第二個月,山西省召開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和省政協四屆十二次常委會。山西省內長期受陳永貴一派壓製的人這回抬起了頭。在這次會議上,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陳永貴群起而攻之,揭發了他一大堆問題,並且要求罷免他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追查他和“四人幫”的關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責任。在交道口小院閒住的陳永貴聽說了這些事,長嘆著說:“唉,老虎吃人有躲閃,人吃人可沒躲閃哩!”

追究陳永貴與“四人幫”的關系的呼聲越來越高,陳永貴又氣又怕,找了鄧小平。鄧小平表態說:“你不是‘四人幫’的人。”鄧小平說了話,下邊的呼聲才漸漸平息下來。

北京人待咱真不錯

陳永貴辭去副總理職務之後,心情苦悶,又整天在家裏閒著無事可做,終日愁眉苦臉唉聲嘆氣。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想給他解解悶,散散心,便拉著他打撲克,玩升級。陳永貴心緒漸漸轉開了。住了幾天,陳永貴忽然又顯得不安了。他急著要搬家,找個小些的住處搬過去。他逼著秘書和衛士三天兩頭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馬上搬不可。管理局傳下話來,說中央領導講了,還是不要搬,不然影響不好。陳永貴不幹,說咱職務沒有啦,該搬就搬嘛!人家拗不過,就在新增成的木樨地22號樓上撥給了他一套12層樓上的部長級住宅。

搬到22號樓之後,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為陳永貴配了一輛車,安排了警衛員、炊事員,理發時打個電話就有人服務上門。陳永貴沒有推辭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員,這時他的全家已經從大寨遷來,反正他和老伴閒著沒事,自己做飯還隨便點。國管局也不堅持,多發給陳永貴50元保姆費就是了。

陳永貴過不慣清閒日子。他在涼台上種了許多花,甚至還在花盆裏種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涼台上擺滿了一盆盆的花草,像個溫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來,常常拿把條帚去掃樓梯,一直從12層掃下去。

陳永貴還提著籃子出去買菜。有一天轉到附近一個蔬菜商店,陳永貴指著櫃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說:“要二斤。”售貨員一看,愣住了,說:“陳,陳,陳大叔?”說著轉身跑了進去,把經理叫出來了。經理見了陳永貴,極親熱地招呼他進屋喝杯茶,陳永貴也就樂哈哈地進去喝茶聊天。過了一會兒,售貨員從後邊挑了一籃子最好的菜送來,還死活不肯收錢。陳永貴硬扔下錢走了,從此便不肯再去這家商店,說是怕特殊化。

陳永貴出門買菜常扣著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臉。有一次去三裏河菜市場排隊買肉,陳永貴排到了,指著案子上的豬肉說:“拉,二斤。”賣肉的聽口音不對,偏頭一看:永貴大叔!他二話不說,斜著刀長長地片下一條好瘦肉來,高高地給陳永貴秤了。陳永貴也不說話,交了錢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點頭他也沖人家點頭,站在捷運裏,人家跟他打招呼說話他也樂哈哈地跟人家閒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錯哩!”陳永貴說。1983年春,陳永貴給中央寫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這個要求很快被批準。陳永貴當了北京東郊農場的顧問。

我錯了都是我錯了

1985年7月,陳永貴被確診為晚期肺癌。1985年8月12日,陳永貴住進北京醫院華國鋒聞訊,當天就趕到病房探望。這位前國務院總理安慰前副總理說,“在這裏住吧,挺不錯的。一個月伙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兩塊錢。現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頓飯沒有五元是不行的。”閒聊了一會兒,華國鋒告辭。陳永貴當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紛紛也前來探望,其中有汪東興、紀登奎、陳錫聯、吳德。這時候,陳永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東調和國家支援的問題。 臨終前,陳永貴特別想回大寨。陳明珠把他回大寨的願望上報給分管此事的習仲勛,習仲勛不同意,讓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陳明珠跟陳永貴說了,陳永貴苦笑道:“不著回呀?不著回還燒了我哩。人死了還要火化,嘖嘖。”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囑咐陳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別撒在狼窩掌哩,那個地名不吉利,還叫狼吃了我哩。”陳明珠道:“爹,你說甚哩?不撒,不撒。”陳永貴對來看他的大寨的書記說:“我死了你給我選個墳,400塊錢夠不夠?”陳明珠打斷了他的話:“爹,你說話也沒個分寸,兒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隊書記給你選墳?”陳永貴道:“唉,我又是錯了。別談了,我錯了,都是我錯了。”陳永貴一生嘴硬不肯認錯,臨終前卻老是認錯,什麽都是他的錯,把陳明珠聽得鼻子直酸。

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時,陳永貴最後一次睡著了。陳永貴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寶山火葬場的一間告別室裏,聚集了200來位並不引人註目的人。這裏有陳永貴的親友,有東郊農場的職工,但是沒有中央領導人。前一天下午,宋玉林接到過一個挺怪的電話,專門詢問有沒有領導人參加遺體告別,並且說有領導人去他就不去了。陳永貴的家屬一直奇怪這位躲避領導人的人是誰。

下午2時55分,一輛高級轎車在告別室外停下,車上下來一位穿著風衣,戴著變色眼鏡的人。周圍的老百姓立刻認出來了:華國鋒!于是人們涌過來,不知不覺地在華國鋒前邊站成了一道走廊,有的人還鼓起掌來。華國鋒目不斜視,一言不發地走進告別室,在陳永貴的遺體前三鞠躬,又一言不發地站了許久,看了許久,流下淚來。華國鋒仍不說話,流著淚慢慢地繞著陳永貴走了一圈,又一言不發地與陳永貴的親屬一一握手,一言不發地走出了告別室,上了車。

4月4日清晨4點,陳永貴的親屬抱著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按照陳永貴的遺願,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除了狼窩掌。最後一撮骨灰埋在了陳永貴親自選定的那“觀了咱大寨,也觀了昔陽”的虎頭山頂,大寨人在那裏為他立了一座碑,上書:“功蓋虎頭,績鋪大地。”

人物評價

1986年3月26日,陳永貴因肺癌晚期醫治無效在北京去世。3月29日,新華社播發了一條關于陳永貴同志去世的訊息,稱他“曾經是全國著名農業勞動模範”,並歷述他聽黨的話,帶領民眾走集體化道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事跡,他生前“曾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高度贊揚和表彰”。為他立了一塊碑,上面鐫刻著“功蓋虎頭,績鋪大地”8個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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