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 -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

陳毅

陳毅 (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男,名世俊,字仲弘,四川樂至人,中國共產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詩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立者和領導者之一、新四軍老戰士,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十大元帥之一),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第三、四屆副主席。中共第七、九屆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文革期間,與四人幫鬥爭,被誣陷為"二月逆流"。1968年,下放石家庄。1972年去世。

1977年其遺作專集《陳毅詩詞選集》出版。

  • 中文名
    陳毅
  • 別名
    陳世俊
  • 國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四川樂至縣
  • 出生日期
    1901年8月26日
  • 逝世日期
    1972年1月6日
  • 信仰
    共產主義
  • 職業
    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
  • 畢業院校
    成都甲種工業學校,中法大學
  • 主要成就
    新四軍司令員 、上海市市長
  • 代表作品
    《陳毅詩詞選集》
  • 軍銜
    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
  • 兒子
  • 女兒

人物簡介

陳毅,1901年生,字仲弘。四川省樂至縣人。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回國。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在武漢中央軍校擔任政治工作。同年在南昌起義部隊任第十一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政治指導員。參加領導了湘南起義。

陳毅陳毅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黨代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十二師黨代表、師長,紅四軍政治部主任、軍委書記,紅六軍、紅三軍政治委員,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紅二十二軍軍長,江西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西方軍總指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紅軍長征後,留在江西蘇區,領導了南方三年遊擊戰爭。

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江南指揮部、蘇北指揮部指揮,新四軍代軍長、軍長。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山東軍區司令員,華東軍區司令員,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原軍區和中原野戰軍副司令員,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建國後,任華東軍區司令員兼上海市市長,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58年兼任外交部部長。還曾任國務院外事辦主任,外交學院院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名譽會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第三、四屆副主席。是中共第七、九屆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1972年1月6日,因患腸癌在北京逝世,終年71歲。

陳毅元帥的夫人張茜,1974年病逝。

與毛澤東

毛澤東:沒人再理我們了

1968年後,針對蘇聯在邊界不斷增加的武力挑釁事件,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採取相應的措施給予反擊。中央軍委指示沈陽、北京等有關軍區,準備用軍事鬥爭配合外交鬥爭,根據後發製人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選擇政治上軍事上有利的時間、地點預作準備,有計畫、有重點地打擊蘇軍的批釁,在警告無效和蘇軍打死中方人員時,邊防部隊可以開槍實行自衛還擊,力爭“不鬥則已、鬥則必勝”。

陳毅

1969年2月19日,總參謀部和外交部批淮了沈陽軍區和黑龍江省軍區提出的珍寶島地區自衛還擊鬥爭方案。根據這個方案,前線部隊成立了臨時指揮部,抽調三個精幹的偵察連,進行了集中訓練和部署。珍寶島是一個面積隻有0.74平方公裏的小島,位于中蘇邊江岸相連,根據國際法理應屆于中國領土。

1969年3月2日上午8時40分,按照部署,中國邊防部隊的巡邏小組登上珍寶島。10分鍾後,蘇聯邊防哨所迅速地派出了2輛裝甲車、1輛卡車、1輛指揮車和70多名全副武裝的士兵,上島後擺成戰鬥隊形,阻止中國邊防人員的巡邏。這時,隱蔽迂回的中國第二邊防巡邏小組突然從側翼出現,擋住了蘇軍的迂回部隊。島上的情勢頓時出現混亂。倉促間,蘇軍開了第一槍,珍寶島戰鬥打響。中國軍隊在岸上隱蔽部隊及炮火的支援下擊退了蘇軍,雙方各有幾十人傷亡。3月15日,中蘇軍隊再次在珍寶島進行激戰。蘇軍出動坦克、裝甲車50多輛,飛機36架次,發炮一萬多發。中國軍隊在島上埋沒了地雷,並在江岸火炮的配合下,三次打退蘇軍的進攻,擊毀坦克2輛、裝甲車7輛,斃傷蘇軍140多人,其中包括前線指揮官列昂諾夫上校。珍寶島沖突本身是中國有所準備的對一段時間以來蘇聯頻繁進行邊界挑釁的戰術反應。中國方面的企圖是防御性的、有限度、有節製的。而且,沖突的發生也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這一偶然的戰術性沖突卻給中美關系帶來了戰略性的影響。這場沖突啓發了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對中國的國際戰略進行更為深遠的思考。

陳毅

1969年3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上聽取珍寶島戰況匯報時表示:“讓他(蘇聯)打進來……讓敵人沾點面子,他佔了牡丹江,外國人就知道了。”

3月22日,毛澤東詢問陳毅等人說:“你們研究國際問題怎麽樣了?……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 毛澤東還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作文章了”,“美國的全球戰略理論不是已經提出信號了嗎?他要打‘兩個半戰爭’,如果他縮減到了‘—個半戰爭’,你聯系起來想想他們會怎麽樣?”

這些話都是有所指向的.在中蘇存在戰爭危險的情況下,決定力量對比的最為重要的外部因素顯然隻有美國。因此可以認為,珍寶島的沖突開始把中美蘇戰略關系的課題提上了毛澤東及中國領導人戰略思考的日程。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雖然珍寶島事件剛剛發生,中蘇關系正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但經過毛澤東審定的政治報告還是沿用了舊的提法:突出強調美帝蘇修互相勾結、共同反華的本質;強調警惕它們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危險;繼續強調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危險的敵人”。

“九大”以後,周恩來再次找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交代毛澤東安排的國際戰略研究任務。四位老帥都表示木理解:經毛主席審定的“九大”政治報公剛剛發表,其中對國際情勢作了詳細闡述,為什麽還要他們研究?周恩來說:“主席交給你們這個任務,是因為主席認為還有繼續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貫思想是,主觀認識貞求符合客觀實際,客觀實際不斷發展變化,主觀認識也應隨著發展變化,對原來的看法和結論要及時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們不要被框住。……你們都是元帥,都有戰略眼光,可以協助主席掌握戰略動向,供主席參考。”

這個情節再次表明,毛澤東已經不滿足于“九大“所闡述的中國對外戰略,希望在中國與美、蘇兩大國的戰略關系格局中有所突破,以擺脫目前兩面受敵的孤立被動局面。但是,他還需要觀察和思考,尤其需要這些久經沙場的老帥們的政治智慧的幫助。恰如毛澤東所料,珍寶島沖突也對美國的決策者們產生了重要影響,鼓勵美國人加快了對華政策調整的步伐。當時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後來寫道:“在蘇聯和中國軍隊在一條沒沒無聞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亞凍土地帶爆發沖突的時候……一切膜肪不清都消失了,我們毫不猶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變化。”

這樣敘述可能有些誇張,中美緩和最初走出的幾步並不是那麽“毫不猶豫”的,而是一連串左躲右閃、小心翼冀、交錯回旋的“小步舞”,不過前進的腳步畢竟還是從這裏邁出了。  

毛澤東穿睡衣出席葬禮

1972年1月6日深夜11時55分,陳毅走完了他的人生歷程。

陳毅

陳毅逝世後,圍繞對他的評價問題展開了一場鬥爭。

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為代表的一伙,在陳毅追悼會規格問題上硬要壓低標準,僅按軍內職務軍委副主席安排,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員可以不必出席,對陳毅的悼詞也大做手腳,在那份不足600字、簡歷就佔了一大半的悼詞中,硬要塞進“有功有過”幾字,以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

周恩來處境困難,也不時受到這伙人的無端攻擊。

在面對巨大壓力的情況下,他盡其所能據理力爭。

陳毅作為開國元勛、人民軍隊的建立人和領導人、共和國元帥、馳名中外的外交家,僅按軍委副主席一級安排追悼會,不但是對死者的大大不恭,而且受規格和人數的限製,陳毅生前許多親朋好友和國際友人都將無法出席。

周恩來為無力改變這一局面而苦惱。

對陳毅的悼詞,周恩來為改掉“有功有過”的提法煞費苦心。

在審定悼詞初稿時,他斟酌再三,從他處境來說,他無力抗拒江青一伙定下的調子,隻能委屈求全地求其次,盡量爭取多改一點,改好一點。

他提筆加上了一段話:陳毅“功大于過,特別是皖南事變前後,他堅決執行毛主席關于新四軍應渡江深入敵後作戰以求發展的指示,在鞏固和擴大新四軍方面,做出了極大貢獻。”

在送審時,他特地附信強調:“陳毅同志是國內國際有影響的人,我增改的一長句,對黨內有需要。”

周恩來實在是用心良苦,能夠做到這一步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使周恩來感到莫大安慰的,是毛澤東了解陳毅,不贊成對陳毅作有功有過的評價,使得這一有意詆毀和貶低陳毅的圖謀得以最終破產。

毛澤東審閱這份悼詞送審稿時,冷峻的目光停留在有關功過評價的這段文字上,凝思片刻後提筆劃掉了這段文字,隨即寫了如下批語:“基本可用”,“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

1月10日下午3時,陳毅的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

這天中午,毛澤東照例午休。

忽然他緩緩坐起身,對工作人員說:“調車,我要去參加陳毅同志的追悼會!”當時發表的照片上,毛主席睡衣的領子被換成襯衣的領子。事實上那一天他是穿著睡衣,工作人員想給他換但沒有時間。這也是毛主席一生中最後一次參加追悼會。

周恩來聞訊後,立即當機立斷地提高追悼會的規格,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務必出席,通知宋慶齡副主席的秘書,人大、政協、國防委員會,凡是要求參加追悼會的都能參加,同時不再受內外賓限製,設法將此事轉告西哈努克親王夫婦,還增調電影製片廠、報社、電台的攝影師、記者到八寶山,在毛澤東到達之前,一切布置就緒。

追悼會上的悼詞,原定由葉劍英作,現在由于毛澤東出席追悼會,葉劍英認為再由他作就不合適了。

他記起幾天前陳毅彌留之際,他帶著抄在一張紙上的毛澤東關于“二月逆流”的一段話去看陳毅。

他認為那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話,為了讓老戰友聽懂,請珊珊接連念了兩遍。

至今他還記得珊珊那清晰而緩慢的聲音:“毛澤東說:現在再也不要講‘二月逆流’了。

當時是‘五一六’、王、關、戚,還有陳伯達,打擊一大片,包括你在內。

當時那個情況,有些同志要講一些話,是應該的,是公開講的。

在黨的會議上為什麽不可以講?有些事情看來過了幾年就清楚了。”

他無法斷定陳毅是否聽明白了,為此抱恨不已。

現在,這個悼詞他無論如何不能作,隻能由更合適的人來作,否則無法使自己安心,無法向剛剛遠行的戰友交代。

他拿著幾頁悼詞來到周恩來跟前,恭恭敬敬地遞到總理手中,再三抱拳,無語而退。

周恩來先是一怔,隨後思忖片刻,把幾頁悼詞收起來了。

毛澤東突然出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休息室,使張茜大感意外和深受感動。

她上前扶住毛澤東,眼含熱淚地說:“主席,您怎麽也來了!”

毛澤東淚眼相對,語音哽咽:“喔,我也來悼念陳毅同志嘛!陳毅同志是一個好同志!”

毛澤東隨後轉身勉勵陳毅的孩子昊蘇、丹淮、小魯和珊珊:“要努力奮鬥喲!陳毅為中國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貢獻,立了大功勞,這已經作了結論了嘛!”

隨後,毛澤東向西哈努克親王宣布了林彪倉皇出逃、摔死溫都爾汗的訊息後說:“林彪是反對我的,陳毅是支持我的!他是我們黨的一個好黨員、好同志。他能團結人。 他跟我吵過架,但我們在幾十年的相處中,一直合作得很好。”

他又對在場的幾位老帥和中央領導人說:“林彪是要打倒你們老帥的,我們的老帥他一個也不要。 你們不要再講他們‘二月逆流’了。 ‘二月逆流’是什麽性質?是陳老總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的。 都是政治局委員在一起議論一下有什麽不可以,又是公開的。當時你們為什麽不找我談談呢!”

追悼會上,周恩來滿懷深情地宣讀悼詞,一篇不足600字的文字,竟然兩次悲痛失聲而讀不下去。

他的聲音,他對陳毅的評價,長久地刻在許多人的記憶裏,久久地在人們耳邊回響,是那樣的熟悉,那樣的親切。

他說:我們懷著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陳毅同志。

……陳毅同志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的忠誠戰士。 幾十年來,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在長期革命戰爭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堅持戰鬥,堅持工作,努力為人民服務。 陳毅同志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老戰友、老同志,是我黨我軍的一大損失。

……歷史是公正的,陳毅自應含笑于九泉了。

生平經歷

早年經歷

1901年8月26日(清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三)生于四川樂至復興場張安井村。1916年就讀于成都甲種工業學校。

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10月因參加中國留法學生的愛國運動,被武裝押送回國。

1922年回到四川家鄉,通過與蔡和森通信,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學文學院學習,並經顏昌頤、肖振聲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戰爭時期

1927年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中共委員會書記。同年參加南昌起義後任國民革命軍第11軍25師73團政治指導員,率部參加湘南起義。

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歷任:中共工農革命軍第1師師黨代表;中國工農紅軍(初稱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師長、軍委書記、政治部主任、前委書記;第6軍政治委員;中共贛西南特區委員會書記;第22軍軍長;江西軍區總指揮兼政治委員;西方軍總指揮;中共中央蘇區分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軍委新4軍分會副書記、新四軍副軍長、新4軍第1支隊司令員、江南指揮部指揮、蘇北指揮部指揮、華中總指揮部代理總指揮、新4軍代軍長、新4軍軍長兼山東軍區司令員。1938年被當時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授予少將軍銜。1940年11月4日由于在黃橋戰役中表現優異,成功分化、瓦解國民革命軍第八十九軍,贏得毛澤東的贊賞。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歷任:中共華東軍區司令員、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書記、中原軍區和中原野戰軍副司令員,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華東軍區、上海市市長、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在上海市任職期間,曾著手解決了通貨膨脹問題,並下令對上海文藝界作出保護。

陳毅

1954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並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1958年2月起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陳毅在擔任外交部長期間,中國與緬甸、尼泊爾、阿富汗等劃分了邊界。1959年起任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曾是中共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七、九屆中央委員。

人物逝世

文革期間,陳毅、譚震林等人與四人幫鬥爭,被對方劃為“二月逆流”。1969年10月,陳毅被以“戰備”為名,疏散到石家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卷入了所謂“二陳(陳毅、陳伯達)合流”。

1971年1月16日,腹痛加劇,發現患有腸癌。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在北京西郊八寶山舉行追悼會,毛澤東親臨現場。逝世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他為“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1977年其遺作專集《陳毅詩詞選集》出版。

家庭成員

妻子

蕭菊英

1930年在江西信豐,與當地19歲女學生蕭菊英結婚。1931年陳毅外出開會,歸途遇敵人襲擊,繞路回去,蕭菊英聽聞陳毅已犧牲,于是跳井殉情身亡。陳毅寫下《憶亡》詩:“泉山渺渺汝何之?檢點遺篇幾首詩。芳影如生隨處在,依稀門角見冰姿。”建國後,陳毅請蕭菊英的母親、兄弟去上海相見。

賴月明

1932年重陽節,經李富春、蔡暢介紹,與18歲的興國女紅軍賴月明結婚。1934年紅軍長征後,陳毅留守江西中央蘇區,動員賴月明服從大局帶頭疏散回鄉隱蔽、打遊擊。二人于10月20日分別。1937年國共合作抗日,南方紅軍三年遊擊戰爭結束,陳毅才得知,賴月明在被捕後跳崖自盡。陳毅于當年農歷九月初一寫下《興國旅舍》詩“興城旅夜倍凄清,破紙窗前透月明。戰鬥艱難還剩我,阿蒙愧負故人情”

1937年在籌組新四軍途中,陳毅在南昌遇到了率領上海戰地服務團的胡蘭畦,二人早年就是相識相知。此次相見後訂下婚約。然而中共黨組織上不同意二人結婚,中共東南局書記項英找胡蘭畦談話,要求胡蘭畦隱蔽共產黨員身份,以國民黨部隊少將身份繼續做統戰工作對革命更為重要。陳毅致信胡蘭畦:“馬革裹屍是壯烈犧牲;從容就義是沉默犧牲,為了革命,我們就吃下這杯苦酒吧。假如我們三年內不能結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幹涉。”

張茜

1940年,與張茜結婚,生長子陳昊蘇,次子陳丹淮和三子陳曉魯。張茜本名張春蘭,陳毅在結婚前寫《贊春蘭》詩“小箭含胎初生崗,似是欲綻蕊吐黃。嬌艷高雅世難受,萬紫千紅妒幽香。”

張茜張茜

後代

陳昊蘇

陳昊蘇,陳毅元帥的兒子,1942年生,四川樂至人,中共黨員。1965年畢業于中國科技大學。歷任七機部第二十三所技術員、副主任,軍事科學院戰史部研究員,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豐台區委副書記,北京市副市長,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武漢大學名譽教授。全國第四、五、六屆人大代表,全國政協第九屆委員、第十屆常務委員,中共十六大代表。現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中俄友協會長,中歐協會會長,中國國際友好城市聯合會會長,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會長等職。1977年開始發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陳昊蘇陳昊蘇

陳丹淮

陳丹淮(解放軍陸軍少將),中國的偉大軍事家,革命家陳毅之子。四川省樂至縣復興場張安井村人。少將軍銜。男,漢族,陳毅元帥之子,1943年生于江蘇淮南黃花塘。一九六一年,考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無線電專業。1965年從哈軍工畢業後,他先後在空軍地空飛彈部隊、空軍機關,國防科工委從事技術、科研和管理工作。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科技部副部長,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總裝備部科技部副部長,總裝備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被授予大校軍銜,1992年7月晉升為少將軍銜。

陳丹淮陳丹淮

陳曉魯

陳曉魯(1946年7月—),生于山東,中共開國元帥陳毅之子。1979年畢業于中國人民解放軍外語學院武官系,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英國國防副武官。目前是中國國際人才開發中心人事代理單位標準國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曉魯陳曉魯

經典戰役

黃橋戰役

(1940)

黃橋戰役新四軍反擊國民黨頑固派軍隊進攻的重要戰役。

1940年9月30日,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調集部隊,對江蘇省泰興縣黃橋地區的新四軍蘇北指揮部再次發動進攻。其部署是:以第89軍李守維部和獨立第6旅翁達部為主力,組成中路軍,經營溪、古溪和祖師廟、加力,進攻黃橋北面和東面地區;以魯蘇皖邊區遊擊軍李明揚部、蘇北遊擊第8軍陳泰運部組成右路軍,以保全第1、第5、第6、第9、第10旅組成左路軍,掩護主力之兩翼,攻擊黃橋以西及東南地區。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指揮陳毅、副指揮粟裕成功地爭取了李明揚部和陳泰運部保持中立,同時採取集中兵力、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戰法,在黃橋地區進行自衛還擊。10月1日、2日國民黨軍受阻于暴雨,3日雨過天晴,即分幾路撲向黃橋。4日下午3時許,獨立第6旅3000餘人進抵黃橋附近。擔任伏擊的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第1縱隊分四路猛插,將獨立第6旅分成數段。經3小時激戰,全殲該旅,中將旅長翁達自殺。國民黨軍為扭轉被動局面,猛攻黃橋,一部突入東門。守衛黃橋的第3縱隊頑強反擊。第2縱隊從八字橋插至分界,第1縱隊揮師南下,完成了對第89軍的合圍。經一夜激戰,至6日清晨將該軍全殲,中將軍長李守維逃跑時失足落水溺斃。黃橋戰役進行時,八路軍第5縱隊從淮陰地區南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部隊東進至運河,在戰略上起了策應作用。此役歷時4天,共殲國民黨頑固派軍隊1.1萬餘人,俘師、旅、團軍官10餘名、下級軍官600餘名、士兵3200餘名,繳獲步馬槍3103支、駁殼槍229支、重機槍24挺、輕機槍135挺、山炮兩門、迫擊炮6門、子彈、手榴彈、電台等軍用品甚多。新四軍傷亡900餘名。此次戰役,為建立蘇中、蘇北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基礎,開啟了華中抗戰新局面。

孟良崮戰役

(1947)

1947年4月,蔣介石在進攻延安的同時,又調動40萬人向山東解放區進行“重點進攻”,陳毅、粟裕等率領的華東人民解放軍英勇作戰,殲敵2萬4千多人。5月上旬,國民黨軍復由臨沂、泰安一線,分左、中、右三路向沂蒙山區進攻,企圖壓迫華東解放軍退至膠東狹窄地區。華東解放軍以部分兵力分別鉗製敵人的左右兩翼,而以主要兵力實施中間突破,即選擇了冒進突懸的中路敵人,實行猛烈的圍攻,經過5月13-14日的浴血戰鬥,我軍將國民黨素有“王牌師”之稱的整編74師全殲于孟良崮山區,此戰共斃傷俘敵3萬2千多人,該師師長張靈甫亦被擊斃,這就是著名的孟良崮戰役,也是後來小說《紅日》的歷史題材。人民解放軍打退了敵軍對沂蒙山區的第二次進攻,扭轉了山東戰場的整個戰局。7月,我軍再次打退了敵人的第三次進攻,敵人被迫西撤。人民解放軍勝利地粉碎了敵人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

淮海戰役

(1949)

淮海戰役是三大戰役中第二個戰役,是在以徐州為中心,東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臨城(今薛城)、南達淮河的廣大地區進行的。這時,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鄧小平為書記,統一指揮淮海戰役。淮海戰役于11月6日發起,到22日為戰役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中,華東野戰軍在碾庄地區殲滅黃百韜兵團10萬人。中原野戰軍也完成對徐州的戰略包圍。11月23日到12月15日,為淮海戰役第二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中原野戰軍及華東野戰軍一部,在宿縣西南的雙堆集地區包圍並殲滅黃維兵團11萬人。華東野戰軍主力在杜聿明指揮的徐州國民黨軍3個兵團25萬人向西突圍時,將這股敵人合圍于永城東北的陳官庄地區,並殲滅其中的孫元良兵團約4萬人。12月15日到1949年1月10日,為淮海戰役第三階段。1949年1月,華東野戰軍發起對杜聿明部的總攻,全殲邱清泉、李彌兩個兵團10個軍約20萬人,淮海戰役中,人民解放軍經過66天緊張艱苦的戰鬥,以傷亡11萬餘人的代價,殲滅國民黨軍55.5萬人,使長江以北的華東、中原地區基本上獲得解放。

上海戰役

(1949)

上海戰役是陳毅指揮的最後一場戰役,也是他指揮的最艱難的戰役。南京雖然解放了,但是國民黨大部分軍隊都退集到了上海,蔣介石要求指揮這三十萬殘兵敗將的湯恩伯堅守六個月,等待美國人出兵救援,陳毅元帥指揮的第三野戰軍已經達到了上海。

中共中央已經確定解放上海後由陳毅擔當上海市市長;上海戰役決不能僅僅限于解放上海,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如果按照以往殲滅國民黨軍隊的戰術的話,上海必將毀于一旦,這場戰役,是一場投鼠忌器的戰役。我軍極力將敵人調到外圍陣地加以殲滅,以輕武器攻佔城市,付出了重大代價,取得了勝利,前後僅僅15天時間。上海戰役,除湯恩伯率5萬人乘軍艦撤逃外,第三野戰軍殲滅國民黨軍第51、第37軍和5個交警總隊全部及第123、第21、第12、第75、第52軍大部,共15.3萬餘人;繳獲各種炮1370門,坦克、裝甲車119輛,汽車1161輛,艦艇11艘。上海的解放,為繼續肅清華東國民黨軍餘部,保衛東南沿海國防,以及恢復國民經濟創造了有利條件。

人物軼事

揭開“黃花塘事件”真相

1942年,新四軍軍部轉移到淮南盱眙地區的黃花塘。是年,根據黨中央統一安排,軍部進行了整風運動。時任新四軍代理政委的饒漱石認為排擠陳毅的機會到來,于是借整風之機私下以軍部名義打電報到延安,羅列出陳毅反對黨中央、毛澤東的十大錯誤,史稱“黃花塘事件”。這次事件由于毛澤東的幹預沒有公開化,但它卻像一個噩夢一直纏繞著陳毅。直到全國解放以後,“高饒反黨集團”事發,陳毅才討回清白,如釋重負。

當年,毛澤東調陳毅離開新四軍到延安,參加中共“七大”會議,以調解陳饒之間矛盾。毛澤東曾秘誡陳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難,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1949年以後,身為上海市長的陳毅面臨著工商業改造的困境,而身為華東局書記的饒漱石卻遲遲不肯表態予以支持。關鍵時刻,陳毅豁出去了,向黨中央連發六封經濟電報,贏得了毛澤東的贊揚。而毛澤東也深諳陳毅的這塊心病,早在揭批“高饒反黨集團”之前便召見了陳毅,聽取了陳毅對這一事件的處理意見,從而也就誕生了至今膾炙人口的詩篇《手莫伸》。

陳毅與《新四軍軍歌》

1939年2月,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來到皖南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視察。在一次會議上,時任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的陳毅提出,新四軍應該有一支雄壯的軍歌。新四軍副軍長(實為政治委員)項英和大家均表示同意,並委托陳毅寫詞。陳毅欣然答應,並于3月30日寫出歌詞初稿《十年》:光榮的北伐行列中/曾記著我們的威名/我們繼承著革命者受難的精神/在南國的羅霄山/鍛煉成為鋼鐵的孤軍/這裏有革命的反帝的歌聲爛漫/飄揚海外/散播農村/我們送出了抗日先遣的萬裏長征/我們留下來堅持鬥爭/招引那民族再團結/雄雞破曉/偉大的抗日之聲。

風雪飢寒/窮山野營/磨煉我們艱苦奮鬥的精神/三年隔絕/四圍孤立/增添我們獨立堅持的勇氣/長年累月的埋伏和周旋/把遊擊戰爭與秘密工作結合在一起/我們唯一的依靠就是廣大的人民/我們就是這個母親的兒子/我們鐵的紀律就來源于此/啊!這光榮的傳統準備了十年/今朝抗日/敵寇膽寒!

我們在大江南北/向敵後進軍/南京城外遍布抗戰的旗旌/我們有共生死的政治團結/鼓舞著敵後人民的勝利信心/在日寇封鎖線上穿插/在日寇堅城下糾纏/我們慣長于夜間作戰/用白刃同日寇肉搏/向敵人巢穴裏投進烈火/集小勝為大勝/由相持到反攻/看我們風馳電掣/橫掃千軍/前進,前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高舉新中國的旗幟前進!

陳毅寫的歌詞初稿共3段,概括了參加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工農紅軍第四軍和堅持南方三年遊擊戰爭的紅色健兒被編為新四軍的光榮歷史和光榮傳統,以及新四軍開展抗日鬥爭和建立新中國的奮鬥目標,內容全面,基礎很好。

項英接到歌詞初稿後,很快同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軍副參謀長周子昆、軍部秘書長李一氓、軍政治部宣教部長朱鏡我、軍政治部秘書長黃誠等討論研究修改。項英當時請上述幾位同志參與改詞是很合適的:袁國平、周子昆對北伐第四軍、紅軍第四軍的歷史都很熟悉;袁國平對文學藝術有很高的造詣;而李一氓、朱鏡我、黃誠都有很高的學歷。他們根據歌詞要簡潔、好記好唱等特點,對歌詞初稿進行了認真研究和修改,形成了今天廣為傳唱的《新四軍軍歌》。

集體改詞後同原詞相比,有兩個很大的不同:一是內容更為精煉。由原詞三段變為兩段,由原408字濃縮為263字(含標點符號);二是突出了向敵後進軍的思想。增加了“揚子江頭淮河之濱,任我們縱橫的馳騁”,“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前進,前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從而使向敵後進軍的思想更加具體化。

為了集思廣益,他們還將原詞《十年》和集體改的詞一起在《抗敵》雜志上刊出,以聽取各方意見。稍後,陳毅從蘇南來到雲嶺,對集體改詞也表示同意。這樣,歌詞就最後定了下來。

對原詞和集體改詞的情況,陳毅夫人張茜1973年在主持整理出版《陳毅詩詞選集》時,將《新四軍軍歌》歌詞附在《十年》後面,並註明:“這是陳毅同志為新四軍軍歌所擬的初稿。軍歌後經集體改詞,與初稿一起在《抗敵》雜志上發表,現附改于後。”這段說明,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未能提及項英他們的名字,但提到集體改詞這個重要史實,當時能做到這樣也是不容易的。由于歷史原因,集體改詞這個重要史實未能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

新四軍軍歌歌詞確定下來後,交給教導總隊文化隊隊長、作曲家何士德譜曲。何士德意識到這是黨組織、軍首長對他的信任和重托,抓緊時間,很快譜出第一稿。袁國平和朱鏡我聽了試唱後,認為第一稿曲調流暢,好聽易上口,可是戰鬥的勁頭不足。他們要求:歌詞第一段“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和第二段最後一句“前進,前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均應重復兩遍。袁國平還向何士德指出:“現在這個曲子勁頭還不足。抗戰時期的新四軍,軍歌的曲調應高昂雄偉,要有一往無前的進軍氣魄。”這對何士德修改軍歌的曲子很有啓發。

何士德根據袁國平和朱鏡我的要求,很快譜出第二稿。1939年7月1日上午,在文化隊駐地新村試唱時,項英、袁國平、周子昆、李一氓、朱鏡我、黃誠等均到場,聽後一致認為符合要求,當即定了下來。

就這樣,由陳毅原詞、集體改詞、何士德譜曲的《新四軍軍歌》,隻用3個多月時間就正式誕生,並在新四軍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8周年的大會上,由教導總隊文化隊和戰地服務團正式演唱,出席新四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和新四軍指戰員以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表示擁護和贊成。

陳毅送給上海市民的“見面禮”

1949年2月第三野戰軍南下到達徐州賈汪的時候,陳毅司令員就找時任司令部城市政策組組長的曹漫之談話,交代他一項重要任務,起草第三野戰軍《入城三大公約十項規則》。陳老總說:自古以來,軍隊進入城內,住進民房,幹好事的不多。我們很快就要進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那裏老百姓受國民黨反動宣傳的影響,對我軍很不了解,我們進城以後一定要嚴守紀律,給他們一個好的“見面禮”。因為老百姓接觸我們,首先註意的是軍隊的紀律,所以入城紀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入城紀律搞不好,以後影響很難挽回。你要好好把這份檔案起草好,提請總前委領導討論。

曹漫之接受任務後剛要出門,陳老總又把他喊回來,特別交代說:“你去找些歷史書查一查,看上面有沒有軍隊進城‘不入民宅’這句話,可以作為我們的參考。” 于是,曹漫之一方面抓緊時間與“秀才”們著手起草《入城三大公約十項規則》的檔案,另一方面,每到一處就去地方圖書館查看“二十四史”等古書。誰知查來查去沒有“不入民宅”這句話,他隻好又去請示陳老總。陳老總笑著說:“你真是一個書呆子,書上沒有的,我們就不能寫嗎?反正軍隊進城後,在沒有找到營房之前一律睡馬路,這一條一定要寫上,否則那麽多人一下子涌進老百姓家裏肯定要出問題的,弄不好會天下大亂。” 毛主席電報批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八個大字 這份“入城公約規則”寫好後,陳老總讓軍隊及接管幹部都參加討論。接管幹部這一邊大多贊成這個檔案,可一放到軍隊討論,頓時炸開了鍋。 有的同志不理解:“從紅軍時代起,三大紀律八項註意,就有住進民房要‘上門板、捆稻草’這一條。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我們都是住到老百姓家的,為什麽進入大城市就不能住民房呢?” 有的同志質問:“不住民房睡在馬路的水泥地上,早晚天氣涼,要是戰士受寒生病了,怎麽打仗呀!戰士睡馬路,師、軍指揮所也放在馬路上嗎?” 還有的同志擔心:“下大雨怎麽辦?難道要我們的戰士躺在水裏睡覺嗎?還有傷病員,在馬路上怎麽醫治呀?!” 總之是不贊成之聲居多,不僅有戰士、基層幹部,還有營團一級幹部,都對進城睡馬路表示想不通。 這些意見使曹漫之很為難,他隻得向陳老總如實匯報。陳老總聽後很生氣,口氣堅決地說:“這些困難都是可以想方設法克服的,但軍隊不入民宅睡馬路這一條要堅決執行。就這麽定了,天王老子也不能改!”于是在上報總前委得到鄧小平、劉伯承同意後,上報黨中央。很快就收到了毛主席的電報批示,主要是“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八個大字。 就這樣,1949年4月1日,第三野戰軍頒布了《入城三大公約十項規則》的命令。其中十項規則第二條,白紙黑字寫著進城後一律“不住民房店鋪”。 看到解放軍不住民房睡馬路,榮毅仁下定決心讓工廠趕快復工。 不僅三野頒布了命令,中共中央于1949年5月16日又發布了《中央關于城市紀律的指示》,其中第七條明文規定:“軍隊在城市特別大城市、中等城市駐扎時,不得借住或租用民房,以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

首闢“圍棋外交”

現任外交部長唐家璇這樣說:“現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認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圍棋外交’。”這是從未見諸報端的新外交提法,它背後隱藏著一段不為人知的外交風雲。

自二戰結束後,中日兩國間便陷于冷戰狀態,政府間交往中斷,隻保持了一部分民間交流,而建國後的中日外交則面臨著新的考驗。50年代剛剛出任外交部長的陳毅正在尋找開啟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圍棋代表團訪華,這位聞名政壇的圍棋迷抓住這一機會,親自前往設在北京飯店的賽場與日本棋手對弈,並在宴會上提出,中日兩國圍棋界今後可以進行交流。從此,也就拉開了中日兩國間“圍棋外交”的序幕。唐家璇部長介紹說,陳毅正是抓住了圍棋在日本的影響(日本有800萬人下圍棋),把圍棋與外交聯系起來。在陳老總的熱心推動下,日本棋界名人聯合發表了呼吁書,要求日本政府改變對華政策,早日實現邦交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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