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嗣傑

錢嗣傑

錢嗣傑(1928.1 - ),著名新聞攝影家。1928年出生,1946年參加革命,加入解放軍。歷任《東北畫報》社、東北民主聯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攝影記者,中央新聞總署新聞攝影局攝影記者,拍攝了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期間的大量優秀作品。1964-1970年任毛澤東隨身專職攝影記者。2008年在上海舉辦"'領袖風採'-著名新聞攝影家錢嗣傑作品展"。曾任中國老攝影家協會理事、中國新聞攝影學會榮譽顧問。2006年被中國攝協授予"突出貢獻攝影家"稱號。

代表作品有《毛澤東暢遊長江》《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周恩來在萬隆會議》。

  • 中文名
    錢嗣傑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黑龍江
  • 出生日期
    1928年1月
  • 職業
    攝影家
  • 祖籍
    山東平陰

人物簡介

錢嗣傑,山東平陰人,著名新聞攝影家。1928年1月出生于黑龍江,1946年入伍。歷任東北畫報社、東北民主聯軍、東北人民解放軍第六縱隊、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四十軍軍事攝影記者,中央新聞總署新聞攝影局攝影記者,中國人民志願軍停戰談判代表團新聞處攝影組組長,新華社新聞攝影部中央記者組記者,新華社駐開羅、阿爾及利亞、剛果分社攝影記者,毛澤東主席隨身專職攝影記者,新華社新聞攝影部中央記者組記者,新華社駐聯合國攝影記者,新華社新聞攝影部中央新聞組組長兼中央外事攝影協作小組副組長,新華社駐東京分社攝影記者,新華社攝影部中央新聞記者室高級記者,新華社離退休老幹部局黨委副書記等職。系中國老攝影家協會理事、中國新聞攝影學會榮譽顧問、中國攝影家協會突出貢獻攝影家。

人物經歷

(圖)錢嗣傑與毛澤東(圖)錢嗣傑與毛澤東

1946年參軍,入東大文藝研究班和《東北畫報》攝影訓練班學習。1947年至1950年先後任東北畫報社、東北民主聯軍、東北人民解放軍第六縱隊、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四十軍軍事攝影記者。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新聞攝影局攝影記者。1951年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停戰談判代表團新聞處攝影組組長。1954年任新華社攝影部中央記者組記者,從事中央政治新聞和外事新聞報道工作。多次隨中央領導同志出國訪問進行報道。1956年入北京外交學院學習。1959年至1964年先後任新華社駐開羅、阿爾及利亞、剛果分社攝影記者

。1964年至1969年任毛澤東主席隨身記者。1970年任新華社新聞攝影部中央記者組記者。1971年至1974年任新華社駐聯合國攝影記者。1975年至1983年任新華社新聞攝影部中央記者組組長,兼中央外事攝影協作小組副組長。1983年至1988年2月任新華社駐東京分社攝影記者。1988年2月任新華社新聞攝影部中央記者室高級記者。1995年至2007年任新華社離退休幹部局黨委副書記。

四十多年來拍攝了大量有歷史意義和文獻價值的照片,真實地記錄了我國革命進程中極其珍貴,有歷史價值的資料,為中國照片檔案館所珍藏,作品主要發表在國內外報刊和畫冊上。曾多次組織採訪報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黨代會以及國內國際召開的各種重要會議。多次隨國家領導人出訪,完成報道任務。出訪國家超過四十個,大量作品被評為優秀作品以及獲獎作品,參加全國和國外影展。

主要作品

《東北人民解放軍三下江南》 《圍困長春、吉林》 《東北人民支援前線》 《夏秋冬季攻勢》 《遼沈戰役》 《平津戰役》 《中央民族訪問團》 《朝鮮停戰談判簽字》 《美國被俘少將迪安生活在戰俘營》 《周恩來總理出席萬隆會議》 《西藏飛機試航》 《周總理出訪十四國》 《毛主席暢遊長江》 《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 《毛主席重上井岡山》 《科學的春天》 《十一屆三中全會》 《鄧小平出席聯合國特別會議》 《義大利人民熱烈歡迎中國人民的使者》 《鄧小平訪問美國和日本》等。

作品被選入畫冊出版:《毛澤東照片選集》 《關懷》 《國家主席劉少奇》 《周恩來》 《偉人的瞬間》 《懷念》 《世紀偉人鄧小平》 《朱德》 《李先念》 《陳雲》等。

獲得榮譽

在抗美援朝工作中榮立三等功,並獲朝鮮政府頒發的三級國旗勛章一枚,軍功章一枚。

錢嗣傑錢嗣傑

1993年經國務院批準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1996年當選第六次全國文代會代表。

1997年獲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頒發的榮譽證書,獲中國攝影家協會頒發的榮譽證書。

1998年及2001年被授予中直機關優秀黨務工作者稱號。

2004年獲得中共中央組織部授予的全國老幹部先進個人稱號。

2006年12月在中國攝影家協會成立五十周年慶典大會上,被授予“突出貢獻攝影家”光榮稱號。曾擔任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中國新聞攝影學會榮譽理事、中國老攝影家協會理事。個人傳略載入:《中國攝影家大辭典》 《中國當代名人錄》 《中國現代藝術界名人錄》 《中國新聞實用大辭典》 《中國新聞攝影通鑒》。

人物軼事

哪裏有大仗,哪裏就有錢嗣傑的身影

錢嗣傑1928年生于黑龍江省黑河市,18歲參加了解放軍,先後任東北畫報、東北人民解放軍第六縱隊、第四野戰軍第四十軍攝影記者。錢嗣傑跟隨部隊,轉戰東北、華北,參加了遼沈戰役和平津戰役。錢嗣傑冒著生命危險,深入前線、深入戰鬥最激烈的地方,用照相機拍攝了一幅幅珍貴的畫面。部隊第三次攻打四平時,錢嗣傑為了選擇拍攝角度,和宣傳幹事到前沿陣地觀察地形。這時敵人臨時增援的3個師壓上來,兩個人陷入敵人包圍圈,幸虧師部通訊員及時趕到,才在天黑之後得以脫險。連隊戰士都說,隻要錢嗣傑出現,就知道要打大仗,因為當時攝影器材奇缺,若是小仗,師部一般不會派攝影記者,所以,哪裏有大仗,哪裏就有錢嗣傑的身影。錢嗣傑拍攝的照片或在《東北畫報》和各種戰地刊物上刊登或印出照片在部隊舉辦戰地照片展覽,極大地鼓舞了指戰員的鬥志。

錢嗣傑錢嗣傑

1951年至1953年,錢嗣傑作為報道朝鮮停戰談判中外記者代表團中惟一的攝影記者活躍在朝鮮戰場前線和談判桌前。一天黃昏,錢嗣傑和新華社記者徐熊、李秉恆奉總社之命,帶著被朝中方關押的美、英俘虜委托轉發的大批信件和照片,從平壤驅車前往開城。途中,大雪紛飛,道路險峻,稍有不慎,車毀人亡。這時數駕美機在上空亂投炸彈,幾架飛機甚至在錢嗣傑駕駛的吉普車前後左右不斷轟炸和射擊,錢嗣傑全然不顧個人性命安危,立即跳下車進行拍照,記錄下美軍的罪行,並駕車繼續行駛在碎石亂飛滿是彈坑的道路上,直到天亮才到達目的地。類似這樣驚心動魄的場面,在朝鮮戰場上,錢嗣傑不知道經歷過多少次。為揭露美方誣陷朝中方處決了美軍被俘人員的謠言,錢嗣傑拍攝的美軍第二十四師師長威廉·迪安少將在戰俘營的生活照片在美《星條旗報》上發表後引起極大轟動。由于錢嗣傑在朝鮮停戰談判期間的出色表現,榮立三等功,榮獲軍功章、三級國旗勛章各一枚。

驚險如同家常便飯

1955年4月,錢嗣傑受命赴印度尼西亞採訪萬隆會議。由于國民黨特務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上安放的定時炸彈引發爆炸,機上記者和外交人員全部遇難,而原計畫同機前往後因故改走水路前往雅加達的錢嗣傑和譯電員劉茂儉與死神擦肩而過

7天的萬隆會議,周總理共出席各種會議16次,會見各國領導人16次,參加各種宴請16次,平均每天活動達6次之多。錢嗣傑白天馬不停蹄地忙著採訪,晚上採訪活動結束後,馬上鑽進又悶又熱又潮濕的臨時“暗房”,沖洗膠卷、製作照片、撰寫文字說明,一幹就是一個通宵。第二天一早,還得跑到郵局,往國內郵寄照片,供總社向國內外發稿。7天會議,錢嗣傑5天沒合眼,出色地完成了攝影報道任務,受到周總理的表揚。

錢嗣傑錢嗣傑

如今,當我們翻閱著中國人第一次從高空拍攝的世界屋脊風貌的照片時,腦海裏揮之不去的是錢老倒掛的身影,心中充滿著對錢老的由衷敬意。1956年5月26日,北京—拉薩航空線正式試航成功。中國飛機在號稱“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上成功地飛行和著陸,創造了航空史上驚人的奇跡。錢嗣傑是首航西藏飛機上惟一的攝影記者。當時,康藏高原是“空中禁區”,國民黨試過,機毀人亡;美國人英國人試過,也沒有成功。錢嗣傑主動請纓登上了最危險的第一架試飛飛機。當時的飛機飛行高度有限,隻能穿行于山峰或逢高拉起逢低俯飛,飛機像電梯一樣忽高忽低,忽左忽右,人在上面心驚肉跳、髒腑翻江倒海。錢嗣傑的身體倒掛,背著氧氣桶,腳栓在飛機的椅子上,腰被其他同志壓著,探出飛機的出口,用航空攝影機拍攝著沿途的地形地貌,記錄下首航的全過程。

錢嗣傑是第一位踏上非洲大陸的中國攝影記者。上世紀50年代末的非洲,外來的殖民勢力、本國的派系武裝、部族之間的爭鬥交錯復雜,局勢瞬息萬變,稍有不慎,或被當局扣押、或遭土匪殺害,還要時時提防惡劣的生活環境對身體的侵害。1961年,周恩來總理指示新華社立即了解美國在剛果(利)(即後來扎伊爾)策劃的反盧蒙巴政變的情況。一天深夜,受命前往採訪的文字記者王殊和錢嗣傑的駐地被包圍,一伙人踢開門,沖進來,端著沖鋒槍在房間裏強行搜尋。當他們完成採訪剛剛離開駐地,剛果(利)再次發生政變,他們的駐地也被叛軍佔領。這種驚險對于錢嗣傑來說如同家常便飯。

在非洲工作的6年,錢嗣傑穿越一個又一個國家,走遍大半個非洲大陸,拍攝了大量的圖片,介紹非洲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風土人情,因此被當時的中國駐阿聯大使陳家康戲稱為非洲的“巡回大使”。

毛主席的攝影師

1964年7月,錢嗣傑成為毛主席的隨身攝影記者,從此開始了人生中最難忘最幸福也是工作最緊張的6年。毛主席的生活規律不同常人,常常是從晚上工作到第二天清晨,有時連續工作十幾二十幾個小時。主席一年中有10個月在外地視察工作了解情況,外出多坐火車,一是為了工作方便,二是不給地方添麻煩。每到一個地方,把列車停在支線上,辦公、會客、休息都在車上,有時一住就是十天二十天。錢嗣傑時刻牢記自己的責任,24小時全天候值班,相機不離身,如有任務一分鍾就可出發,隨時把毛主席工作和生活的珍貴瞬間定格在膠片上。錢嗣傑拍攝的毛主席政治外事活動、視察南方、重上井岡山、暢遊長江等無數照片深深地印在了中國人民的心中,記錄了毛主席的風採、氣魄、胸懷,記錄了一個時代的偉人。1966年毛主席和錢嗣傑在武漢東湖邊的合影照片,成為錢老人生永恆的紀念。

人生由一個個傳奇故事組成

聯合國恢復中國的合法地位後,錢嗣傑受命擔任中國首任駐聯合國攝影記者。1971年11月15日,中國代表團首次出席第二十六屆聯大全體會議,一大批攝影記者蜂擁而上,對著中國代表團拍照,甚至手舞足蹈表示歡迎,57個國家的代表相繼登台對中國代表團表示歡迎,歡迎儀式整整進行了大半天。錢嗣傑用照相機拍攝了這一切,成為中國登上國際舞台的珍貴照片檔案。之後的4年,錢嗣傑出色地完成了聯大會議、安理會、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開展外交活動的攝影報道工作,拍攝了大量記錄聯合國及中國代表在國際事務中開展活動的照片。

1979年,錢嗣傑隨鄧小平訪美,拍攝了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的照片。

1983年至1988年,錢嗣傑赴東京,成為新華社駐日本的首任攝影記者。

聯合國恢復中國的合法地位後,錢嗣傑受命擔任中國首任駐聯合國攝影記者。聯合國恢復中國的合法地位後,錢嗣傑受命擔任中國首任駐聯合國攝影記者。

錢嗣傑在新聞攝影戰線奮鬥了40個春秋,從戰爭年代到和平時期,從國內到國外,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攝影報道任務,因而一次次得到了黨和人民的高度信任,一次次被派去承擔更為艱巨的工作,因此他的人生也由一個個頗具傳奇色彩的故事組成。然而,這些傳奇和幸運背後,滲透著錢嗣傑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赤誠和奉獻以及40年的辛勤耕耘。錢嗣傑走遍大半個地球、42個國家,每到一地,他都能落地生根,迅速開啟局面,除了採訪,公關、開車、做飯,事無巨細,樣樣都幹,是個多面手。他多次遇到艱險,次次都能通過機智和拼搏,化險為夷。他幹什麽學什麽,走到哪學到哪,他能用英語、日語、朝語、阿拉伯語、法語進行工作。他用照相機記錄了國內外重大的歷史事件,他拍攝的數以萬計的照片成為中國照片檔案館的珍貴館藏,成為共和國發展的歷史見證。他因此被中國攝影家協會授予“突出貢獻攝影家”。每每說到這些,錢嗣傑總是淡淡一笑,非常平和地說:“是我的工作。”

人物自述

解放戰爭

戰士一看到我去,就知道有重要任務了(1946年~1949年)

我1928年生于黑河。在富錦縣讀完國小後,到佳木斯聯合中學讀高中。我家屬于城市貧民。

1945年8月15日我的家鄉就解放了。我現在還能記起從延安來的路夫老師給我們講的革命道理。就在那時,我對共產黨有了認識,產生了參加革命的願望,報名參了軍。

當時的東北解放戰爭急需文字、攝影、電影記錄,一些年輕人有了學習的機會。我被送到東北大學文藝研究班,當時沒有攝影老師,就派我們十幾個人去《東北畫報》學習,在攝影訓練班學了一個多月,老師是齊觀山、陳正青、鄭景康、曹興華,都是抗日戰爭中的攝影界前輩。

解放戰爭開始,我在東北民主聯軍第六縱隊(相當于現在的一個軍)當攝影員。縱隊司令員是陳光,副司令員是楊國夫。我隨縱隊參加了“三下江南”、東北夏秋冬季三次攻勢作戰。1948年1月,東北民主聯軍第六縱隊改為東北人民解放軍第六縱隊。

我用的是從日軍那裏繳獲來的相機,拍攝內容有戰場上戰士的沖鋒、奪取陣地、慶祝勝利、抓俘虜、軍民關系、支援前線、踴躍參軍……1948年我也換了蘇聯相機。

1949年北京解放後,封閉全市一切妓院,將昔日的妓女集中到婦女生產教養院,為她們治病,並組織學習政治、文化和生產知識。這是教養院的學員們在扭秧歌。1949年北京解放後,封閉全市一切妓院,將昔日的妓女集中到婦女生產教養院,為她們治病,並組織學習政治、文化和生產知識。這是教養院的學員們在扭秧歌。

開始上戰場什麽也不懂,大炮一響,不知道怎麽回事。後來知道,跟突擊連才能拍到東西。槍林彈雨中,連長說:“跟著我跑!我跑你就跑,我趴你就趴!”

打勝仗自己很興奮,能在戰鬥中拍到好照片更高興。當時我雖然是個普通記者,但戰士一看到我去,就知道他們是主力、有重要任務了。陣地每次戰鬥後都搞展覽,120膠卷沖出來,就用印出來的樣片辦展覽。戰士們很高興,部隊首長也很高興。

戰場上的拍攝經驗是慢慢積累的。每次打仗發兩個膠卷,一卷16張。剛上戰場,拍機槍手,拍沖鋒,很生動,就使勁拍——可到了抓俘虜、繳獲戰利品的時候,我就沒膠卷了,後悔得不得了。隨後又犯錯誤:為了省膠卷,隻拍大場面抓大批俘虜,三五個戰士沖鋒不拍,隻拍重機槍陣地,最後膠卷又剩下了。後來就要經常拍著腦瓜子想,有計畫地把兩個卷用完。

現在看到這麽多好相機,我常想:如果我們當時有好相機,有足夠的膠卷,再有廣角和長鏡頭,應該能多留下多少有價值的照片啊。也正是在那樣艱苦的拍攝條件下,當時的戰地攝影記者在拍攝中都得講究“一張主義”,要在特殊的剎那間拍出好照片,隻許成功,不能失敗。

戰爭期間什麽罪也受了。行軍打仗,上百裏,突擊小跑步。現在還記得春天冰雪融化時,腳底下大泥坨子越走越重,一到駐地就找老鄉烤棉鞋。但解放戰爭時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成長階段。我的目的很簡單:“為人民服務,建設新中國。”

我參加了遼沈戰役、平津戰役,照片刊登在《東北畫報》和各種戰地刊物上。三年的解放戰爭裏,我也與攝影結下緣分,愛上了這個行業。

民族慰問團

整整一年,把雲南的東西南北都走遍了(1950年)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把我從東北調到北京新聞攝影局。不久我就接受了一項任務:跟中央民族訪問團慰問少數民族。民委主任劉格平帶隊,成員30多人,有民主人士、社會名流、歌舞演員、醫生、記者。訪問團到重慶後分成三個團,分別去四川、雲南和貴州。我去的是雲南,團長是夏康農。

當時雲南土匪多。團長知道我是當兵的,就派我負責保全,管理馬幫。這可苦了我了,我白天拍照,晚上部署第二天的事情,別人都睡了我不能睡。我們坐車遇到過土匪,行軍也和荷槍實彈的土匪打過照面。我們沒有戰鬥任務,隻要通過就行。不過訪問團目標大,為了安全,軍區還派了一個班的戰士、一挺機關槍隨團活動。

1953年3月14日,雙方聯絡官員共同調查美機轟炸朝鮮開城中立區事件時,事件目擊者、我方公安人員申賢洙在作證時說,13日5時40分左右,美方一雙引擎螺旋槳式飛機在他執勤地點附近上空進行了低空俯沖1953年3月14日,雙方聯絡官員共同調查美機轟炸朝鮮開城中立區事件時,事件目擊者、我方公安人員申賢洙在作證時說,13日5時40分左右,美方一雙引擎螺旋槳式飛機在他執勤地點附近上空進行了低空俯沖

代表團大部分都是北方人,自己要背被包,一天爬幾座山,每天下來都是一身泥。有的女同志晚上累得上不了床,第二天起來還得繼續走。

有公路的地方用車,沒路的地方隻有走。常常翻山,山上沒有路,就在馬踩出的坑上走。馬馱著行李和禮品、吃的用的,也很辛苦,有的馬背都磨破了。

中央民族訪問團主要任務是宣傳民族政策,擴大共產黨的影響。當時代表團到了一個地方,先開會,給當地頭人送禮,鹽巴、葯品和其他用的東西。土司要我們大碗喝酒,不喝就是“看不起我們少數民族”。有的老百姓帶著幹糧走三天三夜,就為了去看代表團。每到一個地方,老百姓都熱烈地迎接和歡送,走時會掉眼淚。

整整走了一年,我把雲南的東西南北都走遍了。雖然吃了很多苦,但代表團做的工作對爭取少數民族支持黨中央政策、貫徹黨的民族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朝鮮戰爭

“我認識你,你是板門店!”(1950年12月~1954年)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渡過鴨綠江。經過幾個回合的較量,把對方趕到三八線附近,迫使美軍接受停戰談判,就是著名的“板門店談判”。中央新聞總署組織近20名中外記者赴開城採訪這一談判,後來我擔任了談判代表團新聞處攝影組組長。

美軍在此期間還不斷製造事端,阻礙談判進程。他們一次次對中立區進行轟炸和掃射,我也一次次闖入禁區,把美軍破壞停戰的證據記錄下來,在談判桌上給對方有力抨擊。

戰場上的問題解決了,確立了軍事分界線,開始遣返戰俘。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在戰爭中被俘的許多人都回來了。遣返前,他們戰俘營裏已經有一番生死鬥爭。國民黨希望戰俘都不要回祖國大陸,所以在一個個大帳篷裏,很多特務殺手威脅想回來的人,強行在他們身上刺上反共字句和青天白日旗

我拿著相機在板門店橋的這邊等戰俘乘對方汽車過橋。戰俘下了車,回中國大陸和回朝鮮的朝我們這邊走,到台灣和南朝鮮的走另一邊。絕大部分人選擇走我們這邊。戰俘,在戰場上都曾是英勇的戰士,但在對方戰俘營的一年多裏都已經被折磨得神情憔悴,很多人身上有傷,有的奄奄一息,是擔架抬過來的。過了板門店就意味著能回到祖國懷抱了,每個戰俘都哭了;很多人一過板門店就把身上的衣服(美軍發的)全部脫下扔掉了;有的人推開攙扶他們的人,掙扎著面向祖國敬軍禮……我在鏡頭裏看到這些場面,心裏很難過,眼睛裏一直有淚。

1953年,大批外籍戰俘到達朝鮮開城,在車站等待遣返。1953年,大批外籍戰俘到達朝鮮開城,在車站等待遣返。

1951~1953年在朝鮮戰場上,我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停戰談判代表團新聞處中惟一的攝影記者,經常驅車往返于平壤和開城之間。

1951年冬天的一個黃昏,我從朝鮮北部的碧潼開著吉普車拉著記者徐熊和李秉衡前往開城。群山峽谷和莽莽叢林之間,大雪紛飛,道路險峻,稍有不慎,車便可能跌落旁邊深不見底的山澗。路邊有很多過去倒翻的車體。兩名同行任我在險境中急速行駛,索性不再睜眼。突然,天上成群結隊的美軍飛機開始投放炸彈和燃燒彈,炸得滿地狼煙,碎石亂飛。兩架敵機在我們車的前後左右轟炸和射擊,美軍又一次違背了不向代表團用車和紅十字車隊俯射的承諾。車被卡在一個巨大的彈坑裏進退不得時,我一踩油門,汽車騰空而起,繼續猛跑,呼嘯的彈片在火光裏亂飛,爆炸的氣浪在開闊地上翻滾。沒別的選擇,我隻有闖過去!中途還不能忘了拍幾張照片。就這麽向前沖了一夜,直到拂曉我們才到開城。

第二天,我就去拍了美軍24師師長威廉·迪安將軍在戰俘營的生活:看書、散步、用筷子吃飯、和衛兵下棋。迪安是戰俘中身份最高的,很多美國人都認為他已經陣亡。後來交換戰俘名單的時候,英國《工人日報》記者阿蘭把我拍攝的《迪安生活在戰俘營》的組照轉交給美聯社,美軍報紙《星條報》整版頭條登載。“迪安還活著”,幾個字轟動美國。

20年後,我擔任中國駐聯合國首任攝影記者到達紐約,記者群裏有個人沖我大喊:“我認識你,你是板門店!”

萬隆會議

與死神擦肩而過(1955年)

1955年的萬隆會議報道,我死裏逃生。但是我的同事、新華社三位優秀記者黃作梅、沈建圖、李平卻永遠離開了我們。

4月1日,我和劉茂儉作為先遣隊先到了香港,計畫購買器材後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一起飛往萬隆。可一到香港,東西還沒買,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就通知我們,陪同保護外交部兩位信使提前出發。第二天,我們就乘船起航了。海上的七天七夜把我們累壞了,卻讓我們躲過一劫。

到了萬隆,我們在旅館焦急等待“克什米爾公主號”的到來,可左等右等,等來的卻是飛機被炸的噩耗:國民黨特務在飛機上安放了炸彈,飛機中途爆炸,機上中國外交部石志昂、李肇基、鍾步雲,新聞記者沈建圖、黃作梅、杜宏、李平、郝鳳格等11位代表團成員全部遇難。聽到訊息,我們特別悲憤。

“克什米爾公主號”是國際班機,從印度新德裏飛香港,待旅客下機後,由中國代表團包機飛往印尼雅加達。關于此機的安全問題,我方事先也得到過情報並嚴加防備,但沒想到的是,一個清潔工被蔣介石的特務以60萬港幣收買,在清掃過程安放了定時炸彈。開始人們都以為特務的暗殺目標周恩來總理在上面,下午才知道他因故秘密改乘了另一架飛機。

1955年4月18日到24日萬隆會議期間,各方人士請周恩來總理簽名留念。1955年4月18日到24日萬隆會議期間,各方人士請周恩來總理簽名留念。

萬隆會議是第一次亞非國家會議,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有色人種的洲際會議。爆炸影響了許多小國家:要不要去?冒險去值不值?爆炸也震動了世界,讓全世界更關註這次會議。最後會議如期舉行,亞洲和非洲29個國家的代表團到會參加。

從國內去的記者隻剩我一個了。上級又及時抽調兩個文字記者去。我們一人肩負幾個人的工作。我知道我正經歷一個重要的會議。從4月18日開幕到4月24日閉幕,在萬隆會議的五天五夜,我白天拍照,晚上在又悶又潮的臨時暗房沖膠卷、寫說明,一幹就是通宵,天一亮就去郵局寄膠卷和照片。那幾天我幹起活兒來有種化悲痛為力量的味道,遇難同事的身影好像老在眼前晃動。

有一天,周總理對我說:“小錢,你真是辛苦啊!”一句話把我的眼淚差點說下來。有了總理這句話,累死我也心甘。其實,那五天周總理出席會議16次,會見各國領導人15次,參加宴會15次,平均每天的活動6場左右,一天也隻能睡兩小時。

至今那個場景我想起來還激動不已——周總理18分鍾的發言驅散了籠罩在會議上的烏雲:“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不是來吵架的……”會場裏馬上鴉雀無聲,氣氛好轉了,會議方向確定了,亞非國家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合作開始增強了。

西藏試航

玩命的採訪(1956年)

這也是一次玩命的採訪經歷。

為什麽要飛被稱為死亡線的“空中禁區”,“世界屋脊”呢?西藏冬季三四個月不通公路,飛機通航是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需要。為了實現西藏通航,國民黨試了,機毀人亡;英國人美國人試了,都以失敗告終。

1956年我們開始試航。當時用的是“伊爾12”,是二戰後蘇聯援助的小飛機。開始在甘肅玉樹試飛,逐步適應地形地貌、氣候條件,延長航線。試航那天準備了三架飛機,我和文字記者宗子度堅持要求坐第一架:“我們就是要坐第一架,這才是新聞。”

1956年5月26日,北京-拉薩第一架試航飛機在飛越海拔5000米左右的巴顏喀拉山。1956年5月26日,北京-拉薩第一架試航飛機在飛越海拔5000米左右的巴顏喀拉山。

起飛前,試航機組宣誓:“我們一定要成功!”我們記者也跟著一起宣誓。

從玉樹到拉薩飛了兩個小時。飛機不能在山巔上飛,隻能在山峰中間穿行,鑽山溝似的,飛著飛著就像老電梯似的,一跳一跳的。我不僅要拍全部航程,還要拍地形地貌。我拿著航空攝影機,背著氧氣筒,開啟門,一隻腳拴在椅子上,還得有個人坐在我腰上。

第一架飛機就試飛成功,降落在海拔4000多米的當雄機場。我們激動地擁抱在一起,身為副師長的駕駛員韓林說:“我們又活了!”

藏族百姓沒見過飛機,很多人從幾十公裏外趕到機場去看。第二天,我又讓飛機在布達拉宮上空繞了兩圈,拍攝了飛機在布達拉宮上空飛行的情景。

就是從那以後,西藏航線有了,導航有了。

非洲駐外

新華社記者,外交尖兵(1959年底~1964年)

20世紀50年代前,非洲在中國乃至世界人民眼裏都是一片神秘的大陸。50年代末,非洲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風起雲涌。為了加強對非洲大陸的了解,周總理指示要派遣得力的攝影記者趕赴非洲。從身體條件和技術條件考慮,這個任務又落在我頭上。

非洲真苦啊!一切都剛剛開始,百廢待興,當時非洲的許多國家沒有獨立,外來的殖民勢力、本國的派系武裝、部族之間的爭鬥錯綜復雜。生活條件更是惡劣,水很髒,旅店髒得無法形容。大城市髒亂得像小村鎮一樣。為了身體健康,我們隨身帶著葯品和消毒劑。條件雖差,但非洲人民對我們特別好。

西方記者沒有去報道他們獨立經濟發展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非洲有影響力,非洲人把我們當作他們的“窮朋友”,我們見各國首腦都非常容易。

盧安達-蒲隆地的農村兒童。盧安達-蒲隆地的農村兒童。

新華社駐外記者同時也是外交使者,除了採訪還做了許多友好工作,被稱為“外交尖兵”。對沒有建立外交關系、外交官還沒有到的國家,國內往往通過我們和當地政府的接觸了解該國的態度。我們見到剛果總理,他希望通過我們表達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願望,我們就及時向中國駐阿爾及利亞大使館匯報。決定建交後,又是我們打前站,為使館買車、訂房子。

1960年6月底剛果總統盧蒙巴遇害,反動勢力上台,撤出東方省。國內急于了解情況,周總理派文字記者王殊和我去:“你們要準備當俘虜。”我們從蘇丹南部進入剛果東方省了解情況,基贊加總理接見了我們。1961年2月的一個深夜,我們的駐地被包圍,士兵踢開門沖進來,拿著沖鋒槍進行搜查。我們立即撤離,轉道盧安達到日內瓦。我們剛走,政變就發生了。

開羅分社是我們在非洲的大本營。6年間,我去了20多個國家,大部分還是法屬、英屬殖民地。肯亞、衣索比亞、突尼西亞、埃及、阿爾及利亞……隻要能拿到簽證,我一定會去拍照,哪怕去兩天都行。當時有關非洲的資料很少,我拍了非洲人民爭取獨立的大量圖片,國內報刊上有關非洲的照片都是我拍的。

長駐聯合國

為中國攝影記者立足聯合國奠定基礎(1971年~1974年)

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我成為首位常駐聯合國的攝影記者。11月,在東郊機場舉行的的歡送儀式上,總理接見臨行的中國代表團。他走到我面前,和我雙手緊握:“小錢,新的環境、新的工作,要把照片拍好。”

中國是聯合國51個創始會員國之一。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卻為台灣據有。經過22年的正義鬥爭,加上國際上恢復中國席位的呼聲越來越強烈,1971年中國在第26屆聯大上終于取得歷史性的勝利。4月10日,中國代表團首次出席聯大全體會議,原定討論裁軍問題,可是當大會主席對中國代表團致歡迎辭後,57國的代表相繼登台致辭,歡迎式就進行了大半天。新華社記者葉志雄和我親身經歷了中國人登上國際舞台的重要瞬間,心情激動,任何一個細節都不肯放過。

1971年,錢嗣傑在紐約留影。1971年,錢嗣傑在紐約留影。

駐聯合國四年期間,我完成鄧小平參加特別大會以及聯大會議、安理會、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開展外交活動的攝影報道工作,還拍攝了中國桌球隊訪美等活動。我的工作為中國攝影記者立足聯合國奠定了基礎。

1979年我隨鄧小平訪美,拍攝了中美關系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1983年,我奉命到日本,成為新華社駐東京首任攝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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