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

鄭觀應

鄭觀應(1842年─1921年),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待鶴山人或羅浮偫鶴山人,祖籍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他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啓蒙思想家,也是實業家教育家、文學家、慈善家和熱忱的愛國者。

  • 中文名
    鄭觀應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廣東
  • 出生日期
    1842年
  • 逝世日期
    1921年
  • 職業
    啓蒙思想家、實業家、教育家
  • 其他成就
    編撰《盛世危言》, 提出“商戰”理論
  • 其他作品
    《易言》與《盛世危言》

人物概述

人物簡介

鄭觀應(1842.7.24—1922.5),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慕雍山人、待鶴山人。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父親鄭文瑞是一個無功名的讀書人,在家鄉設帳授徒,並督促鄭觀應習帖括之學。鹹豐八年(1858年),應童子試未中,即奉父命遠遊上海,棄學從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買辦的叔父鄭廷江處“供走奔之勞”。次年,由親友介紹進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寶順洋行任職。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務。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後掌管洋行的絲樓,並兼管輪船攬載事項。同時進入英國人傅蘭雅所辦的英華書館夜校學習英語,並對西方政治、經濟方面的知識產生了濃厚興趣。

鄭觀應

人物生平

鄭觀應是中國近代的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思想家、愛國民族工商業家。他曾充當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買辦,後在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電報局、輪船招商局、漢陽鐵廠和商辦粵漢鐵路公司等擔任高級職務,投資興辦了不少貿易、金融、航運、工礦等企業,是一個從買辦轉化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盛世危言》,曾對中國思想界產生過很大影響。

鄭觀應

同治七年(1868年),寶順洋行停業,鄭觀應轉任生祥茶堆的通事,並出資合伙經營公正輪船公司。十二年(1873年),參與創辦太古輪船公司。次年,受聘為該公司總理之職並兼管帳房、堆房等事,鄭觀應著手在長江各主要口岸開設了商務機構和金融機構,太古船運生意頗為紅火。鄭觀應同時還投資于實業,先後參股于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造紙公司、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企業,並納資捐得郎中、道員銜,與李鴻章等洋務派大員也交納日深。

光緒六年(1880年),編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義思想的《易言》一書,書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國富為中心的內政改革措施,主張向西方學習,組織人員將西方國富強兵的書籍翻譯過來,廣泛傳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學之。並主張採用機器生產,加快工商業發展,鼓勵商民投資實業,鼓勵民辦開礦、造船、鐵路。對華洋商稅賦不平等的關稅政策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主張“我國所有者輕稅以廣去路,我國所無者重稅以遏來源”的保護性關稅政策。鄭觀應在《易言》中還大力宣揚了西方議會製度,力主中國應實行政治製度的變革,實行君主立憲製

鄭觀應

光緒四年(1878年),直隸總督李鴻章札委鄭觀應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鄭觀應為織布局總辦,旋又委鄭觀應為上海電報局總辦。八年(1882年),鄭觀應與太古洋行聘期屆滿以後,正式脫離太古,接收李鴻章之聘,出任當時幾至不能維持的輪船招商局幫辦。上任伊始,即擬“救弊大綱”十六條上呈李鴻章,從得人用人、職責相符、賞罰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並付諸實施。對外為製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價競爭,鄭觀應親與二洋行交涉簽訂了齊價契約。由于他的內外治理,輪船招商局的營業額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九年(1883年)十月,李鴻章擢升鄭觀應為輪船招商局總辦。

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鄭觀應自薦並經王之春推薦,粵東防務大臣彭玉麟調鄭觀應前往廣東,總辦湘軍營務處事宜。彭玉麟與兩廣總督張之洞籌劃襲擊法軍糧草儲存地西貢,派鄭觀應潛往越南西貢、高棉金邊等地偵察敵情,並謀聯絡南洋各地人士襲擊法軍。回到廣州後不久,法國艦隊進攻台灣,鄭觀應建議與法軍決戰,並條陳作戰建議七條。旋被委任辦理援台事宜,鄭觀應隨即去香港租船,向台灣運送軍隊和糧草彈葯。

于此同時,鄭觀應被織布局案和太古輪船公司追賠案所纏繞。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戰爭期間上海市面銀根抽緊,股票大跌,使織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現虧損,經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來清理局務,發現總辦龔壽圖有挪用公款的行為,而龔壽圖卻攀誣鄭觀應經營不善,鄭觀應隻得墊出兩萬金了結此案。後一案由于鄭觀應離開太古時所推薦的繼任者楊桂軒經營不善,挪用公司款項,致使太古公司損失十萬餘元,太古援引保人虧欠有償還義務的法律,將鄭觀應扣留于香港追索賠款。經過這兩件案子,鄭觀應已是心力交瘁。光緒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給盛宣懷的信中感慨道:“年來命運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責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內,進退維谷,申訴無門。惟今身敗名裂,不足取信于人,雖到處乞憐,終難應手。”于是退隱澳門,寄情山水,將全幅精力用于修訂重寫《易言》,直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一部體現他成熟而完整維新體系的《盛世危言》終于殺青。

《盛世危言》貫穿著“富強救國”的主題,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給甲午戰敗以後沮喪、迷茫的晚清末世開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葯。洋務幹將張之洞讀了《盛世危言》以後評點道:“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局擇精語詳”。“上而以此輔世,可謂良葯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

《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時代其他思想家的是,提出了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議會政治;這一思想早在《易言》中已經表露,在《盛世危言》中更是張大之。他認為“專製政體利于官,利于外人耳。利于官者,借壓力以剝削百姓;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壓迫百姓。”竭力主張速行君主立憲,針對清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頑固和強硬態度,以及英國、日本實行君主立憲後的成效,鄭觀應憤憤說“猶謂議院不可行哉?而猶謂中國尚不亟行哉?噫!傎奕!”並主張賦予議會以“攬庶政之綱領”之權。為了君主立憲能順利推行,鄭觀應還提出了一系列與之配套的內政改革,主張廣辦報紙,以使下隱可以上達,並對大小官員起輿論監督作用,以勸善懲惡,興利除弊。主張改革官員選拔製度,官吏應由民選產生,淘汰冗員和年老讓賢。“延聘名師,廣開藝院”。認為要國強必須重視西學,發展教育,註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學的新式人才的培養,他說按古今中外各國立教養之規,奏富強之效,厚本首在學校,“藝院日多,書物日備,製造日廣,國勢日強”。主張大力翻譯西方書籍,改革科舉考試,增設格致、電子、醫學等新科目,錄用精通西學的人才。

在經濟方面,鄭觀應提出了著名的“商戰”理論。他認為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場”,遂採用“兵戰”和“商戰”的手段來對付中國,而商戰比兵戰的手法更為隱密,危害更大,所謂“兵之並吞禍人易覺,商之捭可敝國無形”。主張“西人以商為戰,……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興,由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隻有以商立國,以工翼商,“欲製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

該書一出,朝野震動,各界人士紛紛爭閱,求書者絡繹不絕,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場考試也常以書中所談時務為題目。禮部尚書孫家鼐將該書推薦給光緒皇帝,光緒讀畢嘉嘆不已,詔命分發大臣閱讀。該書思想不僅影響了當時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後世,如康有為、孫中山即頗受該書影響,毛澤東年輕時也經常閱讀《盛世危言》。

光緒十七年(1891年)三月,鄭觀應蟄久思動,自請盛宣懷舉薦,由李鴻章委任為開平煤礦粵局總辦,負責購地建廠,填築碼頭。第二年李鴻章再度委任其為招商局幫辦,整飭經營不景氣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鄭觀應即與最大競爭對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簽齊價契約。並擬出《整飭招商局十條》,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稟陳招商局情形並整飭條陳》十四條,內容涉及到開源節流及具體經營方略。十九年(1893年),鄭觀應微服尋視長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調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經營情況,後又巡視汕頭、廈門、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戰爭前夕,鄭觀應上書清廷說日本人將偷襲清軍,開戰後,又多次上書提請防備日本奸細、採取不準日本人使用電報密碼等措施,報告日軍運送軍械的情況,決定將招商局部分船隻撥作軍用以運送人員軍械。日軍攻佔東北後,鄭觀應等將招商局輪船20艘“明賣暗托”于德、英等國洋行,掛外國旗照常行駛,並上《條陳中日戰事》,反對向日本乞和。戰爭結束後,鄭觀應將輪船全部收回,並堅決反對《馬關條約》。

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張之洞委任鄭觀應為漢陽鐵廠總辦。次年元月,兼任粵漢鐵路總董。五月,由輪船招商局幫辦改稱為會同辦理。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礦務公司駐滬總董,廣招股份。李鴻章死後,繼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將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奪為己有。鄭觀應離開招商局,應廣西巡撫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時兼辦粵漢鐵路工程局務並粵漢鐵路購地局總辦,旋因王之春被革職而去職赴粵,參與收回粵漢鐵路路權的活動。任廣州商務總會協理。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廣東商民推舉為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主持募股集資工作,旋因“守製”去職。宣統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負責招商局商辦去商部註冊之事。次年,盛宣懷任命鄭觀應為會辦,全權委托鄭觀應整飭商辦以後的輪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長江各口岸局務。武昌起義爆發後,鄭觀應自川回滬。

民國以後,鄭觀應傾主要精力辦教育,並兼招商局公學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務中學名譽董事等職。十年(1921年)四月,鄭觀應致書招商局董事會,請求辭職退休。一年後,病逝于上海提籃橋招商公學宿舍。

生平經歷

鹹豐八年

鹹豐八年(1858年),應童子試未中,即奉父命遠遊上海,棄學從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買辦的叔父鄭廷江處“供走奔之勞”。次年,由親友介紹進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寶順洋行任職。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務。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後掌管洋行的絲樓,並兼管輪船攬載事項。同時進入英國人傅蘭雅所辦的英華書館夜校學習英語,並對西方政治、經濟方面的知識產生了濃厚興趣。

同治七年

同治七年(1868年),寶順洋行停業,鄭觀應轉任生祥茶堆的通事,並出資合伙經營公正輪船公司。十二年(1873年),參與創辦太古輪船公司。次年,受聘為該公司總理之職並兼管帳房、堆房等事,鄭觀應著手在長江各主要口岸開設了商務機構和金融機構,太古船運生意頗為紅火。鄭觀應同時還投資于實業,先後參股于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造紙公司、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企業,並納資捐得郎中、道員銜,與李鴻章等洋務派大員也交納日深。

鄭觀應

光緒六年

光緒六年(1880年),編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義思想的《易言》一書,書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國富為中心的內政改革措施,主張向西方學習,組織人員將西方國富強兵的書籍翻譯過來,廣泛傳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學之。並主張採用機器生產,加快工商業發展,鼓勵商民投資實業,鼓勵民辦開礦、造船、鐵路。對華洋商稅賦不平等的關稅政策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主張“我國所有者輕稅以廣去路,我國所無者重稅以遏來源”的保護性關稅政策。鄭觀應在《易言》中還大力宣揚了西方議會製度,力主中國應實行政治製度的變革,實行君主立憲製。

光緒四年

光緒四年(1878年),直隸總督李鴻章札委鄭觀應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鄭觀應為織布局總辦,旋又委鄭觀應為上海電報局總辦。八年(1882年),鄭觀應與太古洋行聘期屆滿以後,正式脫離太古,接收李鴻章之聘,出任當時幾至不能維持的輪船招商局幫辦。上任伊始,即擬“救弊大綱”十六條上呈李鴻章,從得人用人、職責相符、賞罰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並付諸實施。對外為製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價競爭,鄭觀應親與二洋行交涉簽訂了齊價契約。由于他的內外治理,輪船招商局的營業額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九年(1883年)十月,李鴻章擢升鄭觀應為輪船招商局總辦。

光緒十年

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鄭觀應自薦並經王之春推薦,粵東防務大臣彭玉麟調鄭觀應前往廣東,總辦湘軍營務處事宜。彭玉麟與兩廣總督張之洞籌劃襲擊法軍糧草儲存地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派鄭觀應潛往越南西貢、高棉金邊等地偵察敵情,並謀聯絡南洋各地人士襲擊法軍。回到廣州後不久,法國艦隊進攻台灣,鄭觀應建議與法軍決戰,並條陳作戰建議七條。旋被委任辦理援台事宜,鄭觀應隨即去香港租船,向台灣運送軍隊和糧草彈葯。于此同時,鄭觀應被織布局案和太古輪船公司追賠案所纏繞。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戰爭期間上海市面銀根抽緊,股票大跌,使織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現虧損,經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來清理局務,發現總辦龔壽圖有挪用公款的行為,而龔壽圖卻攀誣鄭觀應經營不善,鄭觀應隻得墊出兩萬金了結此案。後一案由于鄭觀應離開太古時所推薦的繼任者楊桂軒經營不善,挪用公司款項,致使太古公司損失十萬餘元,太古援引保人虧欠有償還義務的法律,將鄭觀應扣留于香港追索賠款。經過這兩件案子,鄭觀應已是心力交瘁。光緒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給盛宣懷的信中感慨道:“年來命運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責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內,進退維谷,申訴無門。惟今身敗名裂,不足取信于人,雖到處乞憐,終難應手。”于是退隱澳門,寄情山水,將全幅精力用于修訂重寫《易言》,直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一部體現他成熟而完整維新體系的《盛世危言》終于殺青。

鄭觀應

《盛世危言》貫穿著“富強救國”的主題,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給甲午戰敗以後沮喪、迷茫的晚清末世開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葯。洋務幹將張之洞讀了《盛世危言》以後評點道:“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局擇精語詳”。“上而以此輔世,可謂良葯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

“利于官者,借壓力以剝削百姓;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壓迫百姓。”竭力主張速行君主立憲,針對清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頑固和強硬態度,以及英國、日本實行君主立憲後的成效,鄭觀應憤憤說“猶謂議院不可行哉?而猶謂中國尚不亟行哉?噫!傎奕!”並主張賦予議會以“攬庶政之綱領”之權。為了君主立憲能順利推行,鄭觀應還提出了一系列與之配套的內政改革,主張廣辦報紙,以使下隱可以上達,並對大小官員起輿論監督作用,以勸善懲惡,興利除弊。主張改革官員選拔製度,官吏應由民選產生,淘汰冗員和年老讓賢。“延聘名師,廣開藝院”。認為要國強必須重視西學,發展教育,註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學的新式人才的培養,他說按古今中外各國立教養之規,奏富強之效,厚本首在學校,“藝院日多,書物日備,製造日廣,國勢日強”。主張大力翻譯西方書籍,改革科舉考試,增設格致、電子、醫學等新科目,錄用精通西學的人才。在經濟方面,鄭觀應提出了著名的“商戰”理論。他認為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場”,遂採用“兵戰”和“商戰”的手段來對付中國,而商戰比兵戰的手法更為隱密,危害更大,所謂“兵之並吞禍人易覺,商之捭可敝國無形”。主張“西人以商為戰,……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興,由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隻有以商立國,以工翼商,“欲製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

鄭觀應

該書一出,朝野震動,各界人士紛紛爭閱,求書者絡繹不絕,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場考試也常以書中所談時務為題目。禮部尚書孫家鼐將該書推薦給光緒皇帝,光緒讀畢嘉嘆不已,詔命分發大臣閱讀。該書思想不僅影響了當時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後世,如康有為、孫中山即頗受該書影響,毛澤東年輕時也經常閱讀《盛世危言》。

光緒十七年

光緒十七年(1891年)三月,鄭觀應蟄久思動,自請盛宣懷舉薦,由李鴻章委任為開平煤礦粵局總辦,負責購地建廠,填築碼頭。第二年李鴻章再度委任其為招商局幫辦,整飭經營不景氣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鄭觀應即與最大競爭對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簽齊價契約。並擬出《整飭招商局十條》,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稟陳招商局情形並整飭條陳》十四條,內容涉及到開源節流及具體經營方略。十九年(1893年),鄭觀應微服尋視長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調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經營情況,後又巡視汕頭、廈門、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戰爭前夕,鄭觀應上書清廷說日本人將偷襲清軍,開戰後,又多次上書提請防備日本奸細、採取不準日本人使用電報密碼等措施,報告日軍運送軍械的情況,決定將招商局部分船隻撥作軍用以運送人員軍械。日軍攻佔東北後,鄭觀應等將招商局輪船20艘“明賣暗托”于德、英等國洋行,掛外國旗照常行駛,並上《條陳中日戰事》,反對向日本乞和。戰爭結束後,鄭觀應將輪船全部收回,並堅決反對《馬關條約》。

鄭觀應

光緒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張之洞委任鄭觀應為漢陽鐵廠總辦。次年元月,兼任粵漢鐵路總董。五月,由輪船招商局幫辦改稱為會同辦理。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礦務公司駐滬總董,廣招股份。李鴻章死後,繼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將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奪為己有。鄭觀應離開招商局,應廣西巡撫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時兼辦粵漢鐵路工程局務並粵漢鐵路購地局總辦,旋因王之春被革職而去職赴粵,參與收回粵漢鐵路路權的活動。任廣州商務總會協理。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廣東商民推舉為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主持募股集資工作,旋因“守製”去職。宣統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負責招商局商辦去商部註冊之事。次年,盛宣懷任命鄭觀應為會辦,全權委托鄭觀應整飭商辦以後的輪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長江各口岸局務。武昌起義爆發後,鄭觀應自川回滬。

民國以後

民國以後,鄭觀應傾主要精力辦教育,並兼招商局公學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務中學名譽董事等職。十年(1921年)四月,鄭觀應致書招商局董事會,請求辭職退休。一年後,病逝于上海提籃橋招商公學宿舍。

思想貢獻

賦稅思想

鄭觀應一生從事工商業活動。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他主張收回關稅自主權,認為“其定稅之權操諸本國,雖至大之國不能製小國之輕重,雖至小之國不致受大國之撓阻”。他否定中英南京條約中的協定關稅條款,要求以國際公法為準繩,爭國家之主權。指出“稅則既定專條章程盡人能解,何用碧眼黃發之徒,越俎而代治乎?”他指出關稅自主的重要意義“千萬巨款權自我操,不致陰袒西人阻撓稅則,不特榷政大有神益,而于中朝國體所保全者為尤大也。”鄭觀應主張實行保護關稅政策,以促進我國民族工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他說“凡我國所有者,輕稅以廣去路;我國所無者.重稅以遇來源、收我權利,富我商民.酌盈劑虛,莫要如此”。他認為清朝進口關稅稅率太低,應“重訂新章,一律加征。”鄭觀應的重商思想還體現在他的裁釐主張上。他指出“當栽培工商以敵洋貨而杜漏厄,勿搜刮稅釐以病民而自病”。他列舉了釐金稅的十大弊端和桅,指出“若所抽之數涓滴歸公,名實相副,是損于民而猶利于國”,認為“釐捐不撤,商務難以振興”。他還借鏡西方印花稅製,提出以印花稅代替釐金稅的構想。

鄭觀應

商戰思想

鄭觀應經濟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戰”論。努力追尋“商戰”近代意義並反復加以論釋者,則由鄭觀應肇始,他把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手段歸結為“兵戰”(軍事侵略)和“商戰”(經濟侵略),並認為後者比前者更為隱蔽、更有威脅性,因而中國在反侵略方面也應該把反對經濟侵略放在比反對軍事侵略更為優先的地位。鄭觀應是甲午戰爭(1894)前後風靡一時的“商戰”論的主要代表者。

鄭觀應在鄭觀應這裏,“商戰”系對應于“兵戰”而言。兵戰,指軍事沖突。商戰則指在市場上進行競爭。他的名一言是在他的另一部名著《盛世危言》中提出的“習兵戰不如習商戰。”說的是學習西方,僅僅熱衷于購鐵艦、建炮台、造槍械、製水雷、設海軍、操陸陣,講求戰事不遺餘力,遠不如象西方各國那樣傾其全力振興商務。為進行“商戰”就必須破除以農為本、以商為末、重本抑末的成見:“中國以農立國,外洋以商立國。農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盡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時,小民各安生業,老死不相往來,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國兼並,各圖利己,藉商以強國,藉兵以衛商。其訂盟立約,聘問往來,皆為通商而設。英之君臣又以商務開疆拓[,闢美洲,佔印度,據緬甸,通中國,皆商人為之先導,……可知欲製西人以自強,莫如據興商務。安得謂商務為末務哉?”

進行“商戰”,就是從傳統的農耕經濟轉變到現代工業經濟,從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轉變到現代市場經濟。《易言·論商務》己指出:“原夫歐洲各國,以通商為大徑,以製造為本務。”《盛世危言·商戰》中更指出:“商務之盛衰,不僅關物產之多寡,尤必視工藝之巧拙。有以翼商,則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為晉用,去所惡而投其所好,則可以彼國物產仍漁利彼。若有商而無工,縱令地不愛寶,十八省物產日豐,徒棄己利以資彼用而己。即今力圖改計,切勿薄視商工。”

鄭觀應強調指出:“西人以商為戰,士、農、工為商助也;公使為商遣也,領事為商立也;兵船為商置也。……我中國宜標本兼治。若遺其本而圖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學業不興,才智不出,將見商敗,而士、農、工俱敗,其孰能力與爭衡于富強之世耶?在《商務》篇中他更指出:“商以貿遷有無,平物價,濟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國,與士、農、工互相表裏。士無商則格致之學不宏,農無商則種植之類不廣,工無商則製造之物不能銷。是商賈具坐財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綱領也。商之義大矣哉!”商戰,必須根本改變傳統的賤商觀念和士農工商等級結構,充分肯定現代企業家在社會發展中的主導作用。為此,鄭觀應特別抨擊作為社會精英的“士”固守傳統觀念,己成為工商業發展即進行“商戰”的重大障礙:“中國不乏聰明材智之士,惜士大夫積習太深,不肯講習技藝,深求格致,總以工商為謀利之事,初不屑與之為伍。其不貪肥者,則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圖者,必借端而胺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並無護商之良法。雖欲商務之興,安可得哉?

鄭觀應

商戰,尤其需要造就一大批現代商務人才,即現代企業家與行政管理者,他們都能按照世界範圍內行之有效的規則不斷推進工商業的發展。《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務》篇中指出:中國自通商以來,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原因就在“講求商務之無人耳”:“推原其故,上在官司而下在商。官不能護商,而反能病商,其視商人之贏細也,為秦人視越人之肥膺,私真雖充,利源己塞。此弊之在上者也。至于商則愚者多,而智者寡;虛者多,而實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創者寡;欺詐者多,而信義者寡;貪小利者多,而顧全大局者寡;此疆彼界,珍域己分,厚己薄人,伎求無定,心不齊力不足,故合股分而股本虧,集公司而公司倒。此弊之在下者也。”鄭觀應的觀察是如此深刻,以致在一個世紀之後,他所揭示的這種在上之弊與在下之弊還隨處可見。為改變這一狀況,全面提高工商業者及相關行政管理者一的貭素,鄭觀應要求在中央于六部之外特設商部,分設商務局于各省水陸通藺,由素有聲望的紳商為局董,支撐和保護工商業者發展實業,“必使中國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製;外國所需于中國者,皆可運售”。同時,“必于商務局中兼設商學,分門別類,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開其智;罰其偽,賞其信;勸其創,戒其因;務其大,篇其小;使豁然于操奇逐贏之故,而後分者可合,散者可聚,小者可大,拙者可巧,詐者可信,貧者可富,廢者可興。”同時,于各府、州、縣設之商務公所,由工商業者自行選舉商董,“毋恃官勢,毋雜紳權”,由他們自己研究謀畫,決定興廢,以使“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勢合,利無不興,害無不革”。這裏,當然不乏理想主義,未免太樂觀了一點,但是,要發展現代工商業,就必須有一大批具有近代貭素的企業家與行政管理者,必須建立近代企業製度,按照確定的通行規則行事,這一清醒的意識進一步說明,在鄭觀應這裏,“商戰”有著非常明確的近代意識。

鄭觀應

教育思想

鄭觀應尖銳地抨擊長期以來,中國“學校之製度,人各延師以課其子弟。窮民之無力者荒嬉頹廢,目不識丁,竟惘知天地古今為何物,而蔑倫悖理之事,因之層出不窮。此皆學校不講之故也。”對于科舉考試製度,他更一再加以批評,指出:“中國文士專尚製藝,即本國之風L、人情、兵刑、錢谷等事亦非素習。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即不得第。雖豪傑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無用之時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純熟,試問能以之又安國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懷柔遠人乎?不能也。一旦業成而仕,則又盡棄其所學。嗚呼!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天下之無謂,至斯極矣!”為適應科舉而學習,“遂以浮華無實之八股,與小楷試貼之專工,汩沒性靈,虛費時日,率天下而入于無用之地。”

怎樣改變這一狀況?鄭觀應認為,首先應當廣建學校,“學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廠之大本也。”要象德國那樣,“學之大小,各有次第”:首先解決普及義務初等教育問題:“鄉塾散置民國,為貧家子弟而設,由地方官集資經理。無論貴賤男女,自五歲後皆須入學,不入學者罪其父母。”然後,通過通商院、實學院、技藝院深造,傑出者再入太學院學習。鄭觀應指出:“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國勢所由強。故泰西之強強于學,非強十人也。然則欲與之爭強,非徒在槍炮戰艦也,強在學中國之學,而又學其所學也。”為此,他建議:“中國亟宜參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並重,日本設文部大臣,並分司責任。聘中外專門名家,選譯各國有用之書,編定蒙學普通專門課本,頒行各省。並通傷吏督同地方紳商就地籌款,及慨捐矩款,相助者報部獎勵。務使各州、縣遍設國小、中學,各省設高等大學,一體認真,由淺入深,不容躐等。”

鄭觀應

廣設學校, 鄭觀應更要全面改變教學內容,以改變人們的知識結構和人們的既有觀念。他在《西學》一文中痛斥一此“自命正人者”動以不談洋務為高,見有講求西學者,則斥之為名教罪人,士林敗類”,實是誤國誤民。他介紹西學分天、地、人三類。所謂天學,“以天為綱,而一切演算法、歷法、電學、光學諸藝,皆由天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地學,“以地輿為綱,而一切測量、經緯、種植、車舟、兵陣諸藝,皆由地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人學,“以方言文字為綱,而一切政教、刑法、製造、商賈、工技諸藝,皆由人學以推至其極者也。”凡此,皆是有益于國計民生之學。鄭觀應還指出:“論泰西之學,派別條分,商政、兵法、造船、製器,以及農、漁、牧、礦諸務,無一不精,而皆導其源于汽學、光學、化學、電學。”套用性強的各種學問,都以基礎性的學問為根基。西學還有一個根本性特點,這就是“皆實征諸事,非虛測其理”。凡此,鄭觀應認為,都值得中國師法。“西法各種,西人藉以富強,已收實效,皆有程式。我步趨其後,較易見功。由西文譯作中文,以西學化為中學,不及十年,中國人才無難與泰西相領頑。”為改變人們陳陳相因的習慣性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除發展學校教育外,還需大力發展社會教育。鄭觀應指出:“大抵泰西各國教育人才之道計一有三事:曰學校,日新聞報館,曰書籍館。”興辦各種報章雜志,出版各種圖書,建立一大批報社和圖書館,便成為進行社會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盛世危言》中有《日報》篇,專論廠設日報在“通民隱,達民情”中無可替代的作用,主張各省創辦臼報,以使“民心無不愜,民志無不伸”,同時,通過報紙,使諸者不逾戶庭而周知天下事;有《藏書》篇,專論各省應于各廳、州、縣分設書院即圖書館,“購中外有用之書藏貯其中,派員專管。無論寒儒博士,領憑入院,即可遍讀群書。”

鄭觀應

哲學思想

1986年,朱光甫發表的《鄭觀應哲學思想簡論》,較早對鄭觀應的哲學思想進行專門的論述。作者指出《道器》、《《盛世危言》自序》等篇,是鄭觀應哲學思想的代表作。鄭觀應通過對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管理科學的吸收,從事借用中國某些傳統形式來變革中國傳統哲學嘗試,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觀具有若幹近代哲學的特征,為中國哲學史增添新內容。在本體論方面,鄭觀應首先提出帶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學色彩的“道”範疇,並把“道”歸結為物質性實體,從而閃爍著機械唯物主義的光芒。同時他又把倫理道德規範的“中”作了非科學的抽象,並把這個抽象化了的“中”也規定為“道”的內涵,因而其哲學變革還深受著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的束縛。在認識論方面,鄭觀應對中國傳統的名實關系、知行關系等理論,賦予了西學的內容,主張學以致用,行而後知。在發展觀方面,鄭觀應提出了具有新學內容的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常與變等問題。他從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出發,認為人既能改造自然,也可仿行西法,從事于對社會的改造。在常與變問題上,鄭觀應提出“以西學化為中學”的命題,在發展觀上具有著質變的意義,但是,鄭觀應最終還是肯定了“器可變,道不變”,從而在方法論上陷入形而上學。總之,鄭觀應的發展觀是一種承認漸變乃至承認突變,而又歪曲突變的漸變論。這是資產階級既要求改造封建生產關系,而又妥協于封建等級製的形而上學的一種特殊形態。它反映了中國近代哲學在機械唯物論的傾向中,包含有聯系、發展的思想特點。作者認為,就哲學史而論,鄭觀應哲學是中國資產階級哲學發展圓圈的開端,在中國近代哲學中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並對後來的嚴復、康有為、譚嗣同、孫中山產生直接的影響。

鄭觀應

1992年,方志欽發表的《鄭觀應《道器》平議》,則認為鄭觀應以《道器》作為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一書的首篇,實為點綴門面以防御頑固分子攻擊之作;《道器》篇雖然反映了鄭觀應世界觀中保守的一面,但與其諸種改革主張並無直接聯系。作者指出鄭觀應不是衛道者而是改革者,鄭觀應主張國家富強之本,在開議院,中國應仿效英、德兩國議院之製,實行君主立憲,其餘各種興革都不過是末。作者認為不應把鄭觀應的哲學觀點與政治觀點混為一談,指出鄭觀應的世界觀非常復雜,並從思想來源、哲理、踐履等方面分析造成鄭氏世界觀與社會政治觀自相矛盾的原因。作者強調鄭觀應服膺“道不可變,器可變”的傳統觀點,寫了區區一篇《道器》,不過重復前人學說,並無創造發明,實為表達之作而已,對《盛世危言》全書主旨無實質性影響。不管鄭觀應認為書中提供變的是“道”還是“器”,總之是希望把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君主立憲國家,這才是變的實質。

文學思想

盡管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曹思彬就已發表《鄭觀應的反美詩歌》,對鄭觀應的詩歌進行初步的介紹,但直至80年代之前,人們對鄭觀應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政治、經濟諸方面。80年代之後,研究的觸角開始深入到鄭觀應的散文、詩歌領域,在諸多有關中國近代文學史的著作中,對鄭觀應的散文成就和地位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曹思彬的《愛國詩人——鄭觀應》,也較早對鄭觀應的詩歌創作進行初步的探討。90年代以後,鄧景濱先後發表《鄭觀應的詩歌創作觀》和《實業詩人第一家——鄭觀應詩歌研究》,作者先全面闡述了鄭觀應的詩歌創作觀,指出鄭觀應在詩歌與社會關系方面,主張“直記時事”、“寓意規諫”;在詩歌與感情關系方面,主張“吟詠性情”,“暢敘襟期”;在詩歌與形式關系方面,主張“不拘格調”、“不取法古人”;在詩歌與語言關系方面,主張“力掃靡詞”、“文字尤貴顯淺”。在近代詩歌口語化和白話化的道路上,鄭觀應確乎比頗負詩名的黃遵憲邁進一大步。其次,對鄭觀應詩歌的內容進行分析歸類,指出其中以實業詩最負盛名,它反映了振興實業的目的、內容、措施和保障。最後,論述鄭觀應詩歌的特色和價值,指出鄭觀應詩歌的風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氣幹雲的一面,又有恬淡清和、溫醇樸實的一面。其詩具有“不立崖岸,不尚修飾,隨事隸詞,稱情而言”的特點。認為鄭觀應詩雖以直抒胸臆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動、富有詩意的描繪。其詩歌在題材的開拓、觸覺的敏銳、思想的深度諸方面,堪稱走在同時代詩人的最前列。

鄭觀應

鄭觀應詩歌中最具特點、最有價值的是實業詩,其價值在于展現了中國近代創業史篳路藍縷的艱辛歷程,揭示中國近代振興實業的一系列寶貴經驗,開拓了舊體詩題材的新領域。此外,《鄭觀應詩選》精選了鄭觀應各類詩歌的代表作,有助于了解鄭觀應詩歌的概貌。

紀念鄭觀應的郵票《實業詩人第一家——鄭觀應詩歌研究》分“圖像篇”、“研究篇”、“評議篇”和“資料篇”四部分。其中以“研究篇”和“評議篇”為全書重點,最富學術價值。“研究篇”以《鄭觀應的文學地位》為開卷,提綱挈領地點出鄭觀應在散文、詩歌和小說三類文體上的成就,確立其作為文學家的歷史地位。接著對鄭觀應的詩歌創作進行全面而深刻的研究,闡述了鄭觀應的詩歌創作觀、特色和價值,並且還對鄭觀應關于澳門和鄧世昌的詩作進行論述。“評議篇”則收錄10多位學者對《實業詩人第一家》及《鄭觀應詩選》的評論文章。

鄭紅群的《詩情如杜甫,雅韻若青蓮——試論鄭觀應的詩作》,也對鄭觀應詩歌豐富的思想內容和鮮明的藝術特色進行論述,指出其詩歌具有革弊自強與憂民自憐的文學精神,慷慨激昂與恬淡清和的文學風格、不事雕琢、質樸無華的語言特色。李文初的《關于鄭觀應詩歌的評價問題》,]則在肯定鄭觀應詩歌內容豐富,題材廣泛,尤其大量反映工商實業的作品,拓寬了詩歌的表現領域;詩中洋溢著抵御外侮,憂國憂民的愛國熱情的同時,分析了其詩歌在藝術上的缺陷及其原因。

歷史作用

鄭觀應,在眾多中國近代史與中國近代思想史著作中,都被作為早期改良主義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歷史定位。 在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鄭觀應也是一位從事近代實業開拓、經營、管理的實業界前驅;在中國啓蒙運動發展中,鄭觀應又名副其實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觸及啓蒙思潮各項基本問題的啓蒙運動前驅。作為實業家,鄭觀應的啓蒙思想醞釀、成形和發展,便具有自己親身實踐的豐富經驗與堅實基礎;作為啓蒙思想家,鄭觀應的實業活動便具有明晰的目標與開闊的視野。在1901年清廷宣布實行新政之後,鄭觀應深為感慨地寫道:今朝廷有更新之詔,微聞主議者略舉數端曰:親貴遊歷;科舉改章;廣設學校;考取優生,肄業泰西,各專一藝;講武備;開議院;改律例:定商律、報律;開報館;譯西書;改官製;設巡捕;廣郵政;維持圈法;廣開礦產;行印花;用民兵;重農工:保商務;開銀行;行鈔票等事。凡此皆二十年前餘《易言》、《危言》中分類論及,惜守舊者惡談西法,維新者不知綱領,而政府志在敷衍,憚于改革,不求中外利病是非,隻知安富尊榮,保其祿位。

鄭觀應

鄭觀應為他的許多見解未更早為人所接受,許多主張未更早在實踐中被實施而感到難受。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啓蒙者的可貴也正在于此,因為他們比較早地看到了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鄭觀應的《易言》與《盛世危言》,特別是《盛世危言》一書直接啓迪了在中國後來歷史發展中領導時代潮流的三位偉人:康有為、孫中山、毛澤東。光緒1895年也讀了他的著作《盛世危言》,還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該書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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