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 -周恩來夫人

鄧穎超

周恩來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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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穎超(1904年2月4日—1992年7月11日),周恩來夫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會活動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毫無保留地奉獻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紀中國婦女的傑出代表,也是中國婦女的驕傲,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譽,深受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

  • 中文名
    鄧穎超
  • 別名
    鄧玉愛、鄧文淑
  • 國籍
    中國
  • 出生地
    廣西省南寧市
  • 出生日期
    1904年2月4日
  • 逝世日期
    1992年7月11日
  • 信仰
    中國共產黨
  • 丈夫

人物簡介

鄧穎超(1904年2月4日-1992年7月11日),曾用名鄧玉愛、鄧文淑,河南省光山縣人,出生于廣西南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總理周恩來的妻子。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至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名譽主席,中紀委第二書記,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等職;她還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

鄧穎超鄧穎超

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

生平經歷

學生時代

在鄧文淑考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今天津美術學院)後,老師為她改名“鄧穎斌”;但她自己又改為“鄧穎超”。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時年15歲的鄧穎超積極發動同學參加到這場愛國運動中;她和郭隆真、張若名等人組織了“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自任執委、兼講演隊隊長;走上街頭,宣傳鼓勵各界婦女參加運動。後來,她和來自其他學校的學生——周恩來、馬駿等人組織了覺悟社。

鄧穎超鄧穎超

社會活動

1920年後,鄧穎超先後在北師大附小、天津“達仁女子國小”任教。1923年她和覺悟社社員李峙山成立“女星社”,繼續從事婦女社會活動;還于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3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

青年時代的周恩來和鄧穎超青年時代的周恩來和鄧穎超

1925年,鄧穎超來到廣州後,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部長。當時中共中央鼓勵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鄧穎超也是其中之一。1926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八位中共黨員進入國民黨中央,其中就包括鄧穎超和毛澤東等人。當時,鄧穎超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並在中國國民黨婦女部為部長何香凝擔任秘書。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件,許多中共分子被捕,鄧穎超不得不拖著難產後還尚未恢復的病體,輾轉尋找當時在上海的周恩來。

來到上海後,鄧穎超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中共中央直屬支部書記等職;和周恩來一起在上海工作。1928年,她還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共領導人顧順章、向忠發相繼叛變後,鄧穎超協助周恩來和中共機關度過了危險;兩人又先後輾轉到達了江西瑞金。

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瑞金後即出任中共中央的重要職務。鄧穎超半年後來到瑞金,就主動淡出了領導層,默默支持周恩來工作。在瑞金期間,鄧穎超歷任中共中央局秘書長、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機關總支書記等職。1934年,她帶病隨部隊參加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

在到達陝北後,鄧穎超又先後出任中央機要科科長、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中華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內政法務部秘書等職。抗日戰爭爆發後,鄧穎超跟隨周恩來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統戰工作,並先後出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委員、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婦委書記等職。1938年1月,她當選“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常務理事;同年3月,和沈鈞儒、郭沫若、李德全等人共同倡議組建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並出任該會的常務理事;5月,參加起草了《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6月,又和周恩來、董必武等人出任“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的參政員。

青年時代的周恩來和鄧穎超青年時代的周恩來和鄧穎超

1943年7月回到延安後,鄧穎超接受了“整風運動”的考驗,曾在中央黨校一部進行學習。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穎超和蔡暢、陳少敏作為僅有的三位女性,一起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並出任中共中央婦委副書記、兼解放區婦聯籌備委員會副主任。

國共內戰時期

抗戰勝利後,鄧穎超又作為中共唯一的女代表,出席了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她當選為國際民主婦聯理事。自1947年3月起,她歷任中共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婦委代理書記等職。1949年6月,入選全國政協籌備委員會委員,成為《共同綱領》起草小組的成員之一。後來,受毛澤東、周恩來的委托,親赴上海,邀請宋慶齡到北京參與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鄧穎超先後當選為全國婦聯第一至三屆副主席,第四屆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自中共八大以後,鄧穎超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員,但始終沒有擔任政府職務;直到1976年丈夫周恩來逝世後,才再次回到了中共的政治舞台。于當年12月,在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被增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鄧穎超和毛澤東鄧穎超和毛澤東

在1978年3月,連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後,鄧穎超于當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出任剛恢復設立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並同時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此後不久,鄧穎超利用早年和國民黨方面的接觸和聯系、以及她在統戰工作中的人脈和聲望,全面出掌中共中央對台工作,並兼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1983年6月,年近八十高齡的鄧穎超,當選為第六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此外,她還曾兼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名譽會長、中國三S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名譽會長等職。1985年9月,鄧穎超主動申請辭去了中共中央委員的職務;並在1988年4月全國政協主席一職任期屆滿後,離職休養。

家庭背景

鄧穎超出生在一個晚清地方官吏家庭。父親鄧庭忠曾官任南寧鎮台。母親楊振德,出身官宦世家,從幼學習中醫。在楊振德嫁給鄧庭忠的第三年裏,生下女兒“鄧文淑”(即“鄧穎超”)。由于傳統“重男輕女”的思想,鄧庭忠要將女兒送人,楊振德以死抗爭。

鄧穎超晚年鄧穎超晚年

在鄧文淑三歲時,父親因得罪上司遭到陷害,被流放新疆;隨後,客死異鄉。楊振德決心獨自把女兒撫養成人。他們曾先後輾轉廣州、上海等地,過著顛沛流離的日子;最後在天津落腳。楊振德以行醫和當家庭教師為生,日子清貧,但卻絲毫沒有放松對女兒的教育。鄧穎超因此,深受母親的性格影響。2005年,天津電視台拍攝了《鄧穎超和她的媽媽》的18集電視劇,展示了從鄧穎超出生到母親去世的36年中,母女的坎坷經歷和不平凡的生活。

情感生活

周恩來

鄧穎超和周恩來是在“五四運動”中相識的。兩人在中學生涯分別就讀女校(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和男校(天津市南開中學),同樣有參與學校的話劇團,他們在話劇團內有份兒參與的話劇也同樣有鬧“角色性別腳色荒”(女校沒男生飾演男角/男校沒女生飾演女角),而他們的相貌條件又同樣被認為適合飾演跟自己性別不同的角色,因此他們也同樣在中學時期于話劇團內反串起來。

周恩來,鄧穎超相濡以沫周恩來,鄧穎超相濡以沫

在周恩來赴法國求學後,二人保持書信往來。直到1923年的某天,鄧穎超收到周恩來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在這張印有卡爾·李卜克內西羅莎·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上,周恩來寫道:“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台……”這時,才確認了兩人間的關系。兩年後,在周恩來回國後不久,1925年8月8日,鄧穎超和周恩來在廣州結婚。

鄧穎超和周恩來都不避諱地承認兩人的結合首先是“一個戰壕裏的戰友”,其次才是“一個屋檐下的伴侶”。周恩來曾對家中晚輩說,當時自己在法國有一個女朋友,但是他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那個人不合適。

無兒無女

婚後不久,鄧穎超發現自己懷孕了;為了工作,她背著周恩來將孩子打掉了。一年後,她再次懷孕,臨近生產時發現,胎兒過大而且難產,剛生下來就夭折了。此時,政治環境發生逆轉,中國國民黨開始對共產黨進行搜捕。鄧穎超在母親的陪同下,不得不離開廣州。由于難產後得不到休息,身體損傷很大;後來,醫生判定鄧穎超很難再有懷孕的可能。建國後,著名婦產科大夫林巧稚曾建議她做輸卵管疏通手術,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鄧穎超最終還是選擇了放棄。所以,她和周恩來一直沒有子嗣。但是,他們收養、照顧了很多中共革命烈士的子女,其中包括在文革中慘死的藝術家孫維世、以及後來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等。

社會評價

鄧穎超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她少年時就立志救國,在天津讀書期間曾發出“振起精神,謀國家之進步”的誓言。1919年,她投身五四愛國運動,同周恩來等人共同發起組織進步青年團體———覺悟社,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忱和堅定的革命精神。1925年3月,鄧穎超同志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此後,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時期,她都勇于探索、不懈奮鬥,經受住各種艱難困苦的考驗,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表現出共產黨人堅忍不拔的奮鬥精神。

周恩來與鄧穎超周恩來與鄧穎超

鄧穎超同志是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和卓越領導人。她曾擔任第一、二、三屆全國婦聯副主席,第四屆全國婦聯名譽主席。她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對婦女工作的關心和責任,一直承擔到生命的終止。”她堅持“隻有求得社會解放與民族解放,婦女才能得到解放”的觀點,始終把推動婦女解放作為黨的一項重要工作來完成。她參與領導起草的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成為中國婦女獲得婚姻自由等權益的法律保障。她很早就致信黨中央提出節製生育的意見。她還參與製定並積極貫徹黨的婦女工作的各項方針政策,重視保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積極培養婦女幹部,熱情鼓勵優秀婦女和先進典型,號召廣大婦女奮發圖強,做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新女性。鄧穎超同志為增進中國婦女同各國婦女的友誼、推動世界和平運動做了大量工作,贏得了各國婦女的敬重。

鄧穎超同志為黨的統一戰線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她以共產黨員身份參加國民黨中央婦女部的工作,同部長何香凝真誠合作,聯合和組織各界婦女投身國民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她先後擔任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唯一的女參政員和唯一的女政協代表,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爭取國內和平進行了不懈努力。她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她積極推動落實黨關于民族、宗教、華僑和知識分子的各項政策,致力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堅定地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為開創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和政協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各界人士的信賴和尊敬。鄧穎超同志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協助周恩來同志積極開展對台工作。1979年12月,她擔任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後,認真貫徹落實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製”的方針,推動海峽兩岸的交流和交往,為祖國統一大業傾註了大量心血。

鄧穎超同志是實踐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楷模。她始終堅持黨性原則,嚴守組織紀律,襟懷坦白,光明磊落,艱苦奮鬥,廉潔奉公,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始終保持人民公僕的本色。她始終堅持嚴以律己,功高而不自滿,位高而不自居,一貫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密切聯系民眾,待人誠懇,嚴格要求親屬不搞特殊化,為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作出了表率。

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延安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延安

鄧穎超同志敢于堅持真理、抵製錯誤。“文化大革命”期間,她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原則,實事求是,協助周恩來同志保護了黨內外一大批幹部和知名人士,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的抵製和鬥爭。

鄧穎超同志始終堅持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革命精神。改革開放以後,她不顧年事已高、體弱多病,仍以頑強的拼搏精神繼續為黨和人民兢兢業業地工作。她積極參與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決策的製定,為確立和貫徹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新時期我國對外友好事業作出了巨大努力。“春天過後不是秋,何必為年齡發愁,你的生命要與人民的事業結合起來,白發就上不了你的頭”這是鄧穎超同志喜愛的詩句,也是她晚年精神風貌的生動寫照。1988年,鄧穎超同志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仍以活到老、學到老、革命到老的精神,關註著黨和國家的命運,關註著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她在廣大人民民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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