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

鄧拓

鄧拓(1912—1966),原名鄧子健, 筆名叫馬南邨、鄧雲特,福建閩侯人,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當代傑出的新聞工作者、政論家、歷史學家、詩人和雜文家,他還是一位書畫收藏家。

人物簡介

鄧拓,著名史學家,傑出的新聞工作者,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原名鄧子建,筆名馬南屯阝、鄧雲特、何陽生等,1912年2月6日生。福建省閩侯(今福州市)人,父親鄧歐予系前清舉人,曾在廣西擔任過知縣。鄧拓在家中最小,深厚長輩的喜愛。家鄉是歷史名城,家庭是書香門第,這給鄧拓幼年一個很好的成長環境。其家教甚嚴,甚至5歲時,他就能背誦上百首古詩詞。

鄧拓鄧拓

1929年,他考上上海光華大學預科,學習政法,次年6年肆業。1930年,參加左翼社會學家聯盟,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考入上海政法學院社會經濟系學習,並繼續從事黨的地下活動。1932年12月被國民黨逮捕,在獄中受盡折磨,得了肺病。1933年9月,在父親和三哥鄧叔君(著名自然科學家,時任南京中央大學一級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多方托人努力營救下被保釋出獄。1934年,到河南大學經濟系讀書。1937年7月畢業後,第二次被捕,同年8月,被釋放出獄。1938年4月,黨派他到晉察冀邊區,擔任中共晉察冀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任《晉察冀日報》社社長、總編輯,並兼任新華社晉察冀分社社長。1949年4月調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1958年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首都文化教育工作。1960年起兼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並主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前線》。他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代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重要著作和學術論文有《中國救荒史》、《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毛澤東思想開闢了歷史科學的發展道路》、《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從萬歷到乾隆》、《燕山夜話》等,並與摯友吳晗、廖沫沙合寫《三家村札記》雜文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黑幫”,含冤逝世,年僅54歲。

生平經歷

早年經歷

1912年2月26日出生于福建閩縣竹嶼(今為福州市區),父鄧鴻予為舉人出身。民國15年(1926年)入省立福州第一中學,北伐軍進入福州後,全市高中調整,鄧入省立第一師範。民國17年,和傅衣凌等組織“野草社”,出版自編自印的刊物《野草》。

1929年進入上海光華大學社會經濟系,1931年轉入上海政法學院,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民國21年,參加上海紀念“廣州暴動”五周年遊行時被捕。翌年秋,保釋出獄。是年冬,參加“福建事變”,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員會、外交部任職。“閩變”失敗,逃回上海,後經其兄鄧伯宇的介紹,轉入河南大學社會經濟系續學,1937年畢業並進入晉察冀邊區,改名鄧拓。

此後曾陸續使用鄧雲特、丁曼公、殷洲、蕭斯、鷗子、以及左海、馬南邨、吳南星(三人合用)、卜無忌、于道安、向陽生等多個筆名。

曾到晉察冀邊區擔任《晉察冀日報》社社長、總編,做過新華社晉察冀分社社長。1944年夏,時任晉察冀日報社長兼主編的鄧拓被調入分局黨校學習,適逢審幹運動,鄧拓也遭到政治審查[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主持過首部《毛澤東選集》的編印工作[4],他在建國後初期當過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也主編過《前線》,當過北京委文教書記。

從巔峰滑向深淵

1956年《人民日報》改版,6月10日脫稿《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先後經過陸定一、胡喬木、劉少奇三人審閱,送至毛澤東處,毛收到後批了三個字:“不看了”。時任《人民日報》總編的鄧拓收到退回的稿件後十分為難,經過再三考慮,決定用新5號字(比老五號字小一號)發表,在6月20日頭版顯著位置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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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題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人民日報》由于未接指示,故沒有宣傳,更沒有發表社論。同樣,在雙百方針開始後,《人民日報》依然沒有動靜,讓毛澤東很不滿意。自4月10日後毛澤東多次批評鄧拓和人民日報編輯,指斥鄧拓為“書生辦報、死人辦報”[4][7]。鄧拓感到自己處境十分難堪,請求辭職。毛澤東說,“你隻知道養尊處優,不能佔著茅坑不拉屎。”6月13日,鄧拓被復原總編職務,隻保留社長名義,總編由吳冷西繼任。

“三家村”與燕山夜話

馬南邨是他1961年在《北京晚報》副刊寫《燕山夜話》專欄用的筆名。同年還跟吳晗、廖沫沙合寫《三家村札記》,共用吳南星筆名,寫到1964年7月總共六十五篇,其中鄧拓寫了十八篇,最有名的一篇是《偉大的空話》。著有《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等雜文集。

鄧拓在《燕山夜話》當中對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進行了尖銳的評判,在《愛護勞動力的學說》一篇當中借古諷今對強迫使用農業勞動力和大規模無計畫的工程建設提出抗議,他寫道“早在春秋戰國及其前後時期,許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經知道愛護勞動者的重要意義……《禮記·王製》寫道:“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我們應當從古人的經驗中得到新的啓發,更加註意在各方面努力愛護勞動力” 。

《燕山夜話》的另一篇則迂回地為當時被打倒的彭德懷而辯護,嘗試為彭爭取公正的待遇。《為李三才辯護》當中描述了高級官員李三才,他因為在朝廷上勇敢揭發宦官的罪惡而被罷官,李一再上書要求皇帝親自審問,但被拒絕,這個情節恰巧影射了毛澤東拒絕彭德懷後來寫的八萬字自辯書。

鄧拓以古代直言進諫的學者自詡,稱贊的“雜家”(具有非正統觀點的知識分子)對國家工作的重要意義,並且屢次舉明末的東林黨人積極參政的範例,鄧拓寫過若幹首詩來稱許東林黨人“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力抗權奸志不移,東林一代好男兒”。

自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發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點明鄧拓“為資產階級復闢鳴鑼開道”後,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後發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針對鄧拓的批判文章,揭發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頭目”,並且聲稱:“鄧拓是什麽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

5月17日夜,鄧拓在給彭真、劉仁寫信時,用不少篇幅分析自己寫《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時的背景和不足,竭力表白自己並非“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鄧拓被打成“反黨集團”,1966年5月18日留下絕筆後在北京家裏服葯自盡。

身後

5月18日清晨,丁一嵐發現丈夫死後,首先想到的不是悲痛,而是恐懼。據丁一嵐回憶:“我當時也不敢失聲痛哭,家裏還住著警衛員呢。鄧拓臨死之前,放在桌上一個信封,裏面裝的好像稿紙,上面寫著讓我立即給這個東西銷毀。我看見這個信封,讓我馬上銷毀,哎呀,那時候我都想不出該怎麽辦,又怕驚動了警衛員。那時,鄧拓的姐姐在我們家裏,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給她叫起來。我說,現在有這麽個東西,要馬上銷毀,然後,我們倆就嘁哩喀喳地連剪帶撕地弄碎,扔到洗手間,還有澡盆裏,拿水沖掉了。當時不敢燒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沒看看銷毀的是什麽,是稿紙,那麽一疊,字都朝裏,我都來不及看了,我就想著,在警衛員醒來之前,我得處理完。”

鄧拓鄧拓

鄧拓死後,市委又來人抄家,按黨的規定,鄧拓的書信、照片、作品都要拿走。鄧拓之死也被要求絕對保密,丁一嵐甚至隻能告訴子女他們的父親因病住院了。直到兩年後,子女們從社會上得知鄧拓已死的訊息,找母親證實,丁一嵐在請示北京市委後,才敢向子女們說出真相。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開頭寫道:“聶元梓等同志的大字報,揭穿了“三家村”黑幫分子的一個大陰謀!” ““三家村”黑店的掌櫃鄧拓被揭露出來了,但是這個反黨集團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仍然負隅頑抗,用“三家村”反黨集團分子宋碩的話來說,叫作“加強領導,堅守崗位”。"

1979年2月,中共為其平反並恢復名譽。1979年9月6日下午,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鄧拓追悼大會,由胡耀邦主持,給予了鄧拓極高的評價,稱其為“優秀黨員、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後安葬于八寶山。

相關回憶

1944年,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為了系統地宣傳和學習毛澤東思想,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聶榮臻、程子華、劉瀾濤決定將這一任務委托給《晉察冀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鄧拓。《晉察冀日報》社是報社,又是出版社,還兼新華書店,它出版的大量書刊中,馬列主義的書佔有很大比重。除翻印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馬列著作外,還出版了普及讀物,如《通俗大眾哲學叢書》、《通俗社會科學叢書》,其中包括《馬列主義初步》《共產黨與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初步》《社會發展簡史》《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鄧拓在《報社五年回顧》的講話中說:四年多出版書籍129種,近80萬冊。從日本投降到進入張家口,一年出版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96種、57.6萬冊。這在戰爭年代,在敵後出版如此大量的書,實非易事,堪稱奇跡。 應當指出《晉察冀日報》社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論持久戰》。

鄧拓接到任務後,主持了編選和出版工作,並寫了《編者的話》。這部《毛選》在著作權頁上傳明:晉察冀日報社編印,晉察冀新華書店發行,定價300元(邊幣),1944年5月初版。全書共800多頁,約50萬字,選收了29篇文章,主要是抗戰開始後到1944年6月期間的論著(為什麽1944年5月初版的書中有6月份的文章,這是有原因的,下面有說明),也收錄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紅四軍黨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以及抗戰爆發前夕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全書按內容分編為五卷:第一卷包括5篇著作,為國家與革命問題的論著;第二卷11篇,為統一戰線問題的論著;第三卷3篇,為戰爭與軍事問題的論著;第四卷3篇,為財政經濟問題的論著;第五卷7篇,為黨的建設問題的論著。這是中國出版的第一部《毛澤東選集》,其後大連和渤海、東北等解放區的《毛澤東選集》以及近年日本出版的《毛澤東選集》都是根據它編輯的。

鄧拓撰寫的“編者的話”,使用了“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的概念,滿腔熱情地闡述了毛澤東思想,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偉大作用。說明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原理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指出毛澤東同志真正掌握了科學的馬列主義的原理原則,使之與中國革命實踐密切結合,使馬列主義中國化。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在與黨外各種反革命思想及黨內各種錯誤思想作鬥爭中,生長、發展和成熟起來的。鄧拓在“編者的話”中鮮明地指出:“過去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了我們,要保證中國革命的勝利,全黨同志必須徹底地團結在毛澤東思想之下。”

“歷史證明毛澤東主義,就是中國的馬列主義,隻有依靠他的思想指導,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與此相反,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一切反革命思想與假馬克思主義,卻陷中國于嚴重危機或使革命遭受嚴重損失。目前國民黨腐敗無能,達于極點,這就加重了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責任,因此無論黨內黨外,都有深刻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必要。”鄧拓在這篇“編者的話”中表達出的觀點和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精神完全一致!

《毛選》第五卷第一篇,原來選的是《論新階段》全文,後隻選入《中國共產黨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地位》這一部分,是中央宣傳委員會的意見(當時的中央宣委會書記是毛澤東、副書記是王稼祥)。鄧拓本來想多選幾篇,像《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著作,可惜因為當時尚未公開發表,故沒有選入選集。《毛選》的著作權頁上,標明的著作權時間是1944年5月,實際上5月是發稿付排時間。在付排前,6月份報上又發表了毛澤東《同中外記者團的談話》,臨時補了進去。但著作權頁未及時作相應的改動,致使有時間上前後不一致的矛盾。

《晉察冀日報》社的職工們,在鄧拓領導下,以高度的革命熱情,在戰爭環境中,短短的幾個月中高質量地印裝成書,實在不易。當出版《毛選》時,正值1943年秋冬3個月的大“掃蕩”之後,物資奇缺,印刷設備陳舊。我們在反“掃蕩”中繳獲的敵人的一個檔案說,“《晉察冀日報》已永遠和晉察冀人民絕緣了”等一類的詞句。在慶祝反“掃蕩”勝利和報社成立六周年的大會上,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的劉瀾濤同志說:我們《晉察冀日報》始終未停,一直為廣大人民服務,為人民所擁護,不但印報,還出版書籍。這就是我們的勝利。

擔任排印《毛澤東選集》的報社二廠(印書廠),住在太行山麓的阜平縣馬蘭村附近小庄坡山村,這個村隻有十幾戶人家。地處深山,交通不便,敵寇又燒殺搶掠,物資、糧食供應都很困難。就在這個小小的山村,《選集》5月開排,7月出書,9月出齊五卷,全部印刷完畢,送到讀者手中,僅用半年時間。

報社印書廠廠長周明傳達鄧拓交代的任務時說:“老鄧認為,印刷《毛澤東選集》是一件有重大意義的大事,要求我們全體職工,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加倍努力,克服一切困難,做好工作,保證質量,以優異的成績來完成《毛澤東選集》的印刷任務。”簡陋的設備,印平裝本的《毛選》就夠吃力了,要印封面有毛主席像的、燙金的精裝本,那就更困難了!為了不出錯誤,保證印刷質量。排字工人盡量減少錯誤;打紙型的工人消除打紙型時粘出來的鉛字所發生的錯誤;印刷工人將鉛板墊得平整,油墨均勻;裝訂工人將書邊裁得整齊,折頁整齊,揀頁準確,裝訂嚴實。為保證不出錯誤,校對進行四校,還聘請專家校勘。

為了出精裝本,鄧拓和《晉察冀畫報》社沙飛商議,由畫報社製毛澤東像的銅版,這個問題解決了,可是燙金怎麽辦呢?小廠哪有燙金機。鄧拓叫二廠再發動民眾,想辦法。民眾發動起來,辦法終于找到了。裝訂股長崔振南提出用手搬機代替燙金機,在手搬機下生木炭火,把轉盤烤熱,這樣燙出金光閃閃的《毛澤東選集》五個大字的精裝合訂本。為此,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寫信嘉獎報社印刷二廠。

聶榮臻在《回憶錄》中稱贊說:“鄧拓同志在抗戰後期還編纂了《毛澤東選集》,這是全國第一本系統編選毛澤東同志著作的選讀本,為傳播毛澤東思想做出了貢獻。”這部《毛澤東選集》是“第一個系統的版本”,“一個流傳最早、最廣泛的版本”。(見龔育之《關于〈毛澤東選集〉的版本等問題同施拉姆教授的談話》)後來,在這個版本的基礎上,又進行了兩次增訂再版。

周明回憶,1942年他在《晉察冀日報》社編輯部資料室工作的時候,鄧拓打過招呼,凡是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據地出版的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和研究毛澤東同志著作的書,都要送給他一份。鄧拓同志還十分註意蒐集毛澤東同志的詩詞和手跡,像《新民主主義論》的復寫稿,排印以後,他就把稿子要去珍藏起來。1946年畫家尹瘦石來到張家口,展示了毛澤東同志給柳亞子先生的信和《沁園春》手稿,他就立即製了版,收藏起來。1948年4月,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來到阜平縣城南庄,劉少奇、朱德、徐老、吳老也從平山來了,陳毅也從華東來了,政治局曾在這裏開過一次會,這時,毛澤東同志把他《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交給《晉察冀日報》發表,打出清樣後,毛澤東同志校對了一遍,做了些修改,要求再打一次清樣,他又校對了一遍,又做了一次修改。新華社是根據毛澤東同志最後校對的清樣,向全國發播的。鄧拓同志把報社的兩份清樣都珍藏起來。黨中央1948年發布的“五一”節口號,是在阜平縣城南庄發出的。這個口號的第五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是毛澤東同志親筆寫在原稿上的,鄧拓珍惜這份手稿,囑咐排完後立即把手稿交給他。抗戰時期,我們能夠讀到“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閒”等毛主席詩詞,能讀到惲代英的“浪跡江湖數舊逝,故人生死各千秋”等詩句,都是從鄧拓那裏抄來的。

金肇野回憶,1965年夏他到北京鄧拓家中,在案頭牆上,懸掛著一幅毛主席手書《琵琶行》,不僅他從未看到過,也是他見過的毛主席書法中(包括復製品在內)寫得最好的作品。他驚喜地仔細觀看、欣賞這幅龍騰虎躍的筆法。鄧拓歪著頭看著,甜蜜地笑著。他也是最喜愛主席這幀未公布于世的作品。

婚姻愛情

丁一嵐是“一二九”運動中天津市進步學生,抗日戰爭開始後到延安,1938年到晉察冀邊區從事婦女工作,任平山縣婦女抗日救國會副主任。1941年2月,平山縣一個年輕的婦女抗日積極分子被惡毒的公公、丈夫殺害了。出于革命義憤,丁一嵐寫了一篇近三千字的通迅《血的控訴》投給晉察冀日報,殺人凶手受到了應有的懲處,報紙于這年6月24日以較大的篇幅發表了這篇通訊。在通訊發表的過程中,擔任晉察冀日報總編輯的鄧拓開始和作者通信,經過近一年的信件往來,他們初晤于平山縣的瓦口川。兩人踏著月光,漫步在長堤上,互相交談了彼此的理想和抱負。鄧拓將其寫在《初晤》、《夜別》兩首詩中。

鄧拓

1942年春天,當他們再次相遇到滹沱河邊時,約定了終身。丁一嵐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漫步在滹沱河畔,漫天風沙代替了清風明月,習慣了的戰鬥生活,倒增添了幾分豪情,我們終于約定了終身。”鄧拓以《心盟》為題借詩記情:“滹沱河畔定心盟,卷地風沙四野鳴,如此年時如此地,人間長此記深情。”

1942年3月7日,鄧拓與丁一嵐以平山南滾龍溝一間農家小屋為洞房,結為夫妻。結婚那天200多人為這對新人祝賀,整個十多裏長的滾龍溝洋溢著歡快的氣氛。盡管當時正處在敵情緊張的時期,但革命的浪漫情懷並沒因此而改變。這對革命伴侶在太行山的山坳裏度過了抗戰時期最艱苦的時期,同時也是他們一生最美好、最難忘的時光。

鄧拓

人物故居

鄧拓故居位于福州烏山北麓天皇嶺東北坡下第一山房七號,為福建省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重修後闢為鄧拓紀念館。故居佔地面積1015平方米,展廳面積380平方米。主樓是一座雙層木結構的小樓房,坐北朝南,為清末民國初福州舊民居風格建築,樓高9米,在主樓西側有一間書房,即鄧拓臥室。這棟樓原為鄧拓父母及兄長的居室,現闢為展室。陳列《鄧拓生平展》,以鄧拓人生經歷為脈絡,分為《鄧拓生平》、《鄧拓著作》、《懷念鄧拓》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又縱線展開,分“別家前後”、“烽火硝煙”、“和平建設”3個時期,第二部分則以橫線排列,分新聞、歷史、哲學、文學、書畫鑒賞等5個方面展出。以大量的珍貴照片資料和鄧拓一生創作的著作,及後人對他的懷念,體現鄧拓剛直清正,無私無畏的一生。

鄧拓

​藏品展出

2012年01月16日, 由文化部主辦的鄧拓捐贈中國古代繪畫珍品特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展出的140餘件繪畫珍品是鄧拓捐贈作品入藏中國美術館後的第一次全數展出。

1964年,鄧拓將個人珍藏中國古代繪畫作品140餘件(套)無償捐贈給國家,其中有蘇東坡的《瀟湘竹石圖卷》、沈周的《萱草葵花圖卷》、唐寅的《湖山一覽圖》、呂紀的《牡丹錦雞圖》、仇英的《採芝圖》等。這批捐贈品多屬國之瑰寶,備受美術界和文物鑒藏界關註。其中,《瀟湘竹石圖》為國內蘇軾作品孤本。此外,展覽還展出了部分鄧拓的書法作品,觀眾由此可領略鄧拓在書法領域的造詣。為滿足廣大觀眾參觀,本次展覽展期跨度長達84天。 

走進三層展廳,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鄧拓書寫的毛主席《滿江紅》詩句,“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東側展板上的娟秀文字詳細記錄著鄧拓生平,“他以生命維護革命者的尊嚴”的字句讓不少參觀者駐足默念。 

依據展品創作年代和畫風畫派,三層、五層兩展廳又細分為“宋元遺珍”、“明畫攬勝”、“吳門群體”、“清代諸家”、“八大·石濤”、“江南新風”六塊區域。每塊區域還專門設立了介紹欄,寥寥百餘字便概括出其特徵、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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