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韜奮

鄒韜奮

鄒韜奮(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原名恩潤,餘江縣潢溪鄉渡口村委會沙塘村人。1922年在黃炎培等創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任編輯部主任,開始從事教育和編輯工作。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編,以犀利之筆,力主正義輿論,抨擊黑暗勢力。因此他被大家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九一八事變"後,鄒韜奮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在上海主編的《生活》周刊以反內戰和團結抗敵御辱為根本目標,成為國內媒體抗日救國的一面旗幟。1932年7月成立生活書店,任總經理。生活書店成立後,團結了一大批進步的作者,短短幾年,使其在全國各地的分支機構擴展到了56家,先後出版了數十種進步刊物,以及包括馬克思主義譯著在內的1000餘種圖書。1933年1月,鄒韜奮參加了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當選為執行委員,不久被迫流亡海外。

2009年鄒韜奮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 中文名
    鄒韜奮
  • 別名
    鄒恩潤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福建永安
  • 出生日期
    1895年11月5日
  • 逝世日期
    1944年7月24日
  • 信仰
  • 職業
    記者
  • 畢業院校
  • 主要成就
    新聞
  • 其他作品
    全民抗戰
  • 祖籍
    江西餘江
  • 社會評價
    2009年鄒韜奮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人物簡介

鄒韜奮(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原名恩潤,祖籍江西餘江。出生在福建永安。1921年大學畢業後至1931年,負責《生活》周刊和《時事新報》副刊編務。1932年7月,建立生活書店。次年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當選為執行委員。這期間,他寫了《小言論》和《韜奮漫筆》等雜文集,用銳利的筆鋒,表達了民眾的心聲。1933年7月因受迫害流亡國外,先後寫了《萍蹤寄語》、《萍蹤憶語》4本遊記隨筆,這是30年代新聞性散文中少有的佳作。

著名記者鄒韜奮   劉文韜編輯著名記者鄒韜奮 劉文韜編輯

1935年8月,由美歸國,創辦《大眾生活》周刊,不久被封。1936年奔走于港滬之間,積極鼓動抗日,年底遭逮捕。出獄後,上海淪陷,前往武漢繼續參加救國活動。國民黨政府聘他為國民參議員。他把《抗戰》和《全民周刊》合並改為《全民抗戰》三日利,在鼓勵抗戰時期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1941年2月,辭去國民參議員職務,出走香港,並恢復《大眾生活》周刊。

香港淪陷後,曾到蘇北解放區參觀訪問。1943年寫下《對國事的呼吁》一文,表達了他對蔣介石實行反動政策的憤慨。不久患耳癌去世。中共中央接受他的臨終請求,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生平經歷

家庭背景

1900年,鄒韜奮的祖父年老告退,父親帶著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補官。此時鄒家家道已趨沒落,生活拮據。作為長子,鄒韜奮從小便領略了生活的艱辛與困苦。

著名記者鄒韜奮   劉文韜編輯著名記者鄒韜奮 劉文韜編輯

父親啓蒙

鄒韜奮剛滿6歲的時候,便由父親“發蒙”,讀“三字經”,在“牢獄”般的私塾環境中,開始了幼年的封建啓蒙教育。這種教育與熏陶,對鄒韜奮早期的思想發展,有過一定的消極影響,但也培養了他堅實的文學基礎。1909年春,在父親“實業救國”觀念的推動和影響下,鄒韜奮考取了福州工業學校。兩年之後,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國小。父親希望他“將來能做一個工程師”。但鄒韜奮認為他的天性,“實在不配做工程師”①。他在這裏,從國小、中學,一直讀到大學電機科二年級,雖然學習刻苦,成績優異,但終因對數學、物理一類的科目不感興趣,未能遂父心願——實現做工程師的夢想。1919年9月,鄒韜奮破格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三年級學習,開始了他人生之路的一大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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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工作

1921年7月,鄒韜奮在聖約翰大學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學位。他想進入新聞界,但一時得不到機會。恰逢上海厚生紗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書,鄒韜奮走馬上任,成為工商界的一名職員。這以後,鄒韜奮又在上海職業教育機關兼職,做些寫作、翻譯之類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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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鄒韜奮擔任中華職業教育社編輯部主任,主編《教育與職業》月刊。他參與該社發起的職業指導運動,曾和同事一起先後去寧波、南京、武漢、濟南等地考察。這是鄒韜奮第一次深入社會進行調查研究。親身的實踐和感受,加深了他對于社會和現實的了解與認識,逐漸窺探到中國政治的腐敗和社會的黑暗。

擔任主編

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編轉入銀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鄒韜奮擔負編輯責任。鄒韜奮如願以償,得以從事自己夢寐以求的新聞出版工作了。從此,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鄒韜奮決定根據社會和讀者需要,從內容到形式,對《生活》周刊進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確定該刊的宗旨為“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①。隨著時間的流逝,《生活》周刊從單純討論“職業教育”和“青年修養”轉而討論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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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讀者

鄒韜奮在辦刊物的過程中,十分註重聯系民眾。他總是抽出時間,仔細閱讀、答復讀者的每一封來信,認真傾聽讀者呼聲,反饋讀者信息。由于《生活》周刊文字樸實、親切自然、貼近生活,又敢于面對現實、伸張正義,成為民眾傾訴衷腸的熱心伙伴,很快,它就贏得了廣大讀者的信任和熱愛。在鄒韜奮主持該刊的7年裏,《生活》周刊從一個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躍發展成為“風行海內外,深入窮鄉僻壤的有廣大影響的刊物”;發行量最高達到15.5萬份,“創造了當時期刊發行的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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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滿足日益擴大的讀者需求量,1930年,鄒韜奮又在原來經營規模的基礎上,成立了“書報代辦部”,專辦讀者服務業務,以後逐步發展成為在全國擁有分支店及辦事處達五六十處之多的生活書店。《生活》周刊自鄒韜奮接辦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惡、黑暗勢力作鬥爭,力圖“求有裨益于社會上的一般人”,對于社會上的貪污腐化等現象,不免要迎頭痛擊,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久而久之,在鄒韜奮的經營下,它漸漸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因而,鄒韜奮為黑暗勢力所不容,經常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威逼、利誘和恐嚇。

主要作品

重要文選

①畢雲程:《鄒韜奮先生五周年祭》,原載1949年《世界知識》第20卷第6期,見《韜奮的道路》,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1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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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鄒韜奮:《工程師的夢想》(1936年11月1日),見《韜奮全集》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頁。

①《我們的立場》(1930年12月13日),《韜奮全集》第3卷,第256頁。①《〈不愛江山愛美人〉編者按》(1931年11月14日),《韜奮全集》第3卷,第648頁。

②鄒嘉驪:《韜奮的新聞道路》,見《編輯記者一百人》,學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頁。

③《〈生活〉周刊究竟是誰的?》(1928年11月18日),《韜奮全集》第5卷,第446頁

①鄒韜奮:《萍蹤寄語》弁言,生活書店1936年6月版。見《韜奮全集》第6卷,第8—11頁。①《我們的燈塔》(《〈大眾生活〉創刊詞》)(1935年11月16日),《韜奮全集》第*6卷,第495頁。②《學生救亡運動》(1935年12月21日),《韜奮全集》第6卷,第510—511頁。①鄒韜奮遺著:《患難餘生記》第一章《流亡》,韜奮出版社1946年5月版,見《韜奮全集》第10卷,第837頁。

②《〈生活日報〉創刊詞》(1936年6月7日),《韜奮全集》第6卷,第672頁。①《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1936年7月31日),《韜奮全集》第6卷,第708、713頁。

①鄒韜奮著:《經歷》五一《前途》,三聯書店出版社1958年版,見《韜奮全集》第7卷,第259頁。①《抗戰以來》七五《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前夜》,《韜奮全集》第10卷,第372頁。②《我們對于國事的態度和主張》(1941年5月31日),《韜奮全集》第10卷,第385頁。③《〈大眾生活〉復刊詞》(1941年5月17日),《韜奮全集》第10卷,第47、48頁。④《抗戰以來》序,《韜奮全集》第10卷,第171頁。

範長江:《韜奮的思想的發展》(1955年8月1日),《韜奮全集》第14卷,第663—664頁。②胡耐秋:《韜奮的流亡生活》,三聯書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71頁。

③《對國事的呼吁》(1944年10月8日),《韜奮全集》第10卷,第816—817頁。①《鄒韜奮遺囑》(1944年9月2日),見《鄒韜奮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7頁。②《中共中央電唁鄒韜奮先生家屬》,1944年9月28日,見《韜奮全集》第1卷卷首。

毛澤東、朱德題詞:見《鄒韜奮年譜》,第3頁。

宋慶齡題詞,見《鄒韜奮年譜》,第3頁。

散文作品

《韜奮漫筆》、《萍蹤寄語》、《萍蹤憶語》、《坦白集》、《漫筆》、《再厲集》、《抗戰以來》、《患難餘生記》、《對反民主的抗爭》、《愛與人生》、《辦私室》、《丟臉》、《幹》、《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集中的精力》、《堅毅之酬報》、《久仰得很》、《敏捷準確》、《肉麻的模仿》、《什麽是真平等》、《隨遇而安》、《痛念亡友雨軒》、《外國人的辦事精神》、《有效率的樂觀主義》、《閒暇的偉力》、《風雨香港》、《深摯的友誼》、《蕭伯納的夫人》、《忘名》、《我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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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我的母親》編入蘇教版語文八年級上冊,第十四課。

說起我的母親,我隻知道她是“浙江海寧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麽名字!我的母親在我十三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裏生的,她死的那一年是在五月裏死的,所以我們母子兩人在實際上相聚的時候隻有十一年零九個月。我在這篇文裏對于母親的零星追憶,隻是這十一年裏的前塵影事。

我現在所能記得的最初對于母親的印象,大約在兩三歲的時候。我記得有一天夜裏,我獨自一人睡在床上,由夢裏醒來,朦朧中睜開眼睛,模糊中看見由垂著的帳門射進來的微微的燈光。在這微微的燈光裏瞥見一個青年婦人拉開帳門,微笑著把我抱起來。她嘴裏叫我什麽,並對我說了什麽,現在都記不清了,隻記得她把我負在她的背上,跑到一個燈光燦爛人影憧憧往來的大客廳裏,走來走去“巡閱”著。大概是元宵吧,這大客廳裏除有不少成人談笑著外,有二三十個孩童提著各色各樣的紙燈,裏面燃著蠟燭,三五成群地跑著玩。我此時伏在母親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張著眼看這個,望那個。那時我的父親還在和祖父同住,過著“少爺”的生活;父親有十來個弟兄,有好幾個都結了婚,所以這大家族裏看著這麽多的孩子。母親也做了這大家族裏的一分子。她十五歲就出嫁,十六歲那年養我,這個時候才十七八歲。我由現在追想當時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松所見著的她的容態,還感覺到她的活潑的歡悅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生平所見過的女子,我的母親是最美的一個,就是當時伏在母親背上的我,也能覺到在那個大客廳裏許多婦女裏面:沒有一個及得到母親的可愛。我現在想來,大概在我睡在房裏的時候,母親看見許多孩子玩燈熱鬧,便想起了我,也許躡手躡腳到我床前看了好幾次,見我醒了,便負我出去一飽眼福。這是我對母親最初的感覺,雖則在當時的幼稚腦袋裏當然不知道什麽叫做母愛。

後來祖父年老告退,父親自己帶著家眷在福州做候補官。我當時大概有了五六歲,比我小兩歲的二弟已生了。家裏除父親母親和這個小弟弟外,隻有母親由娘家帶來的一個青年女僕,名叫妹仔。“做官”似乎怪好聽,但是當時父親赤手空拳出來做官,家裏一貧如洗。

我還記得,父親一天到晚不在家裏,大概是到“官場”裏“應酬”去了,家裏沒有米下鍋;妹仔替我們到附近施米給窮人的一個大廟裏去領“倉米”,要先在廟前人山人海裏面擁擠著領到竹簽,然後拿著竹簽再從擠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帶著粗布袋擠到裏面去領米;母親在家裏橫抱著哭涕著的二弟踱來踱去,我在旁坐在一隻小椅上呆呆地望著母親,當時不知道這就是窮的景象,隻詫異著母親的臉何以那樣蒼白,她那樣靜寂無語地好像有著滿腔無處訴的心事。妹仔和母親非常親熱,她們竟好像母女,共患難,直到母親病得將死的時候,她還是不肯離開她,把孝女自居,寢食俱廢地照顧著母親。

母親喜歡看小說,那些舊小說,她常常把所看的內容講給妹仔聽。她講得娓娓動聽,妹仔聽著忽而笑容滿面,忽而愁眉雙銷。章回的長篇小說一下講不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著母親再看下去,看後再講給她聽。往往講到孤女患難,或義婦含冤的凄慘的情形,她兩人便都熱淚盈眶,淚珠盡往頰上涌流著。那時的我立在旁邊瞧著,莫名其妙,心裏不明白她們為什麽那樣無緣無故地揮淚痛哭一頓,和在上面看到窮的景象一樣地不明白其所以然。現在想來,才感覺到母親的情感的豐富,並覺得她的講故事能那樣地感動著妹仔。如果母親生在現在,有機會把自己造成一個教員,必可成為一個循循善誘的良師。

我六歲的時候,由父親自己為我“發蒙”,讀的是《三字經》,第一天上的課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一點兒莫名其妙!一個人坐在一個小客廳的炕床上“朗誦”了半天,苦不堪言!母親覺得非請一位“西席”老夫子,總教不好,所以家裏雖一貧如洗,情願節衣縮食,把省下的錢請一位老夫子。說來可笑第一個請來的這位老夫子,每月束修隻須四塊大洋(當然供膳宿),雖則這四塊大洋,在母親已是一件很費籌措的事情。我到十歲的時候,讀的是“孟子見梁惠王”,教師的每月束修已加到十二元,算增加了三倍。到年底的時候,父親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課,在夜裏親自聽我背書,很嚴厲,桌上放著一根兩指闊的竹板。我的背向著他立著背書,背不出的時候,他提一個字,就叫我回轉身來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來。我吃了這一下苦頭,痛是血肉的身體所無法避免的感覺,當然失聲地哭了,但是還要忍住哭,回過身去再背。不幸又有一處中斷,背不下去,經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嗚嗚咽咽地背著那位前世冤家的“見梁惠王”的“孟子”!

鄒韜奮

我自己嗚咽著背,同時聽得見坐在旁邊縫紉著的母親也唏唏噓噓地淚如泉涌地哭著。

我心裏知道她見我被打,她也覺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和我表著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卻時時從嗚咽著的斷斷續續的聲音裏勉強說著“打得好”!她的飲泣吞聲,為的是愛她的兒子;勉強硬著頭皮說聲“打得好”,為的是希望她的兒子上進。由現在看來,這樣的教育方法真是野蠻之至!但于我不敢怪我的母親,因為那個時候就隻有這樣野蠻的教育法;如今想起母親見我被打,陪著我一同哭,那樣的母愛,仍然使我感念著我的慈愛的母親。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右手掌打得發腫有半寸高,偷向燈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滿肚子裝著已成熟的絲的蠶身一樣。母親含著淚抱我上床,輕輕把被窩蓋上,向我額上吻了幾吻。

當我八歲的時候,二弟六歲,還有一個妹妹三歲。三個人的衣服鞋襪,沒有一件不是母親自己做的。她還時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紅來做,所以很忙。我在七八歲時,看見母親那樣辛苦,心裏已知道感覺不安。記得有一個夏天的深夜,我忽然從睡夢中醒了起來,因為我的床背就緊接著母親的床背,所以從帳裏望得見母親獨自一人在燈下做鞋底,我心裏又想起母親的勞苦,輾轉反側睡不著,很想起來陪陪母親。但是小孩子深夜不好好的睡,是要受到大人的責備的,就說是要起來陪陪母親,一定也要被申斥幾句,萬不會被準許的(這至少是當時我的心理),于是想出一個借口來試試看,便叫聲母親,說太熱睡不著,要起來坐一會兒。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母親居然許我起來坐在她的身邊。我眼巴巴地望著她額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針不停地做著布鞋——做給我穿的。這時萬籟俱寂,隻聽到滴搭的鍾聲,和可以微聞得到的母親的呼吸。我心裏暗自想念著,為著我要穿鞋,累母親深夜工作不休,心上感到說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著陪陪母親,似乎可以減輕些心裏的不安成分。當時一肚子裏充滿著這些心事,卻不敢對母親說出一句。才坐了一會兒,又被母親趕上床去睡覺,她說小孩子不好好的睡,起來幹什麽!現在我的母親不在了,她始終不知道她這個小兒子心裏有過這樣的一段不敢說出的心理狀態。

母親死的時候才廿九歲,留下了三男三女。在臨終的那一夜,她神志非常清楚,忍淚叫著一個一個子女囑咐一番。她臨去最舍不得的就是她這一群的子女。

我的母親隻是一個平凡的母親,但是我覺得她的可愛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幹的才具,都埋沒在封建社會的一個家族裏,都葬送在沒有什麽意義的事務上,否則她一定可以成為社會上一個更有貢獻的分子。我也覺得,像我的母親這樣被埋沒葬送掉的女子不知有多少!

一九三六,一,十日深夜

以上是原文,課文內容有所刪減:

說起我的母親,我隻知道她是“浙江海寧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麽名字!

我的母親在我十三歲的時候就去世了。

我現在所能記得的最初對于母親的印象,大約在兩三歲的時候。我記得有一天夜裏,我獨自一人睡在床上,由夢裏醒來,朦朧中睜開眼睛,模糊中看見由垂著的帳門射進來的微微的燈光。在這微微的燈光裏瞥見一個青年婦人拉開帳門,微笑著把我抱起來。她嘴裏叫我什麽,並對我說了什麽,現在都記不清了,隻記得她把我負在她的背上,跑到一個燈光燦爛人影憧憧往來的大客廳裏,走來走去“巡閱”著。大概是元宵吧,這大客廳裏除有不少成人談笑著外,有二三十個孩童提著各色各樣的紙燈,裏面燃著蠟燭,三五成群地跑著玩。我此時伏在母親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張著眼看這個,望那個。我由現在追想當時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松所見著的她的容態,還感覺到她的活潑的歡悅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生平所見過的女子,我的母親是最美的一個,就是當時伏在母親背上的我,也能覺到在那個大客廳裏許多婦女裏面:沒有一個及得到母親的可愛。我現在想來,大概在我睡在房裏的時候,母親看見許多孩子玩燈熱鬧,便想起了我,也許躡手躡腳到我床前看了好幾次,見我醒了,便負我出去一飽眼福。這是我對母親最初的感覺,雖則在當時的幼稚腦袋裏當然不知道什麽叫做母愛。  

母親喜歡看小說,那些舊小說,她常常把所看的內容講給妹仔聽。她講得娓娓動聽,妹仔聽著忽而笑容滿面,忽而愁眉雙銷。章回的長篇小說一下講不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著母親再看下去,看後再講給她聽。往往講到孤女患難,或義婦含冤的凄慘的情形,她兩人便都熱淚盈眶,淚珠盡往頰上涌流著。那時的我立在旁邊瞧著,莫名其妙,心裏不明白她們為什麽那樣無緣無故地揮淚痛哭一頓,和在上面看到窮的景象一樣地不明白其所以然。現在想來,才感覺到母親的情感的豐富,並覺得她的講故事能那樣地感動著妹仔。如果母親生在現在,有機會把自己造成一個教員,必可成為一個循循善誘的良師。

到年底的時候,父親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課,在夜裏親自聽我背書,很嚴厲,桌上放著一根兩指闊的竹板。我的背向著他立著背書,背不出的時候,他提一個字,就叫我回轉身來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來。我吃了這一下苦頭,痛是血肉的身體所無法避免的感覺,當然失聲地哭了,但是還要忍住哭,回過身去再背。不幸又有一處中斷,背不下去,經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嗚嗚咽咽地背著那位前世冤家的“見梁惠王”的“孟子”! 我自己嗚咽著背,同時聽得見坐在旁邊縫紉著的母親也唏唏噓噓地淚如泉涌地哭著。 我心裏知道她見我被打,她也覺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和我表著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卻時時從嗚咽著的斷斷續續的聲音裏勉強說著“打得好”!她的飲泣吞聲,為的是愛她的兒子;勉強硬著頭皮說聲“打得好”,為的是希望她的兒子上進。由現在看來,這樣的教育方法真是野蠻之至!但于我不敢怪我的母親,因為那個時候就隻有這樣野蠻的教育法;如今想起母親見我被打,陪著我一同哭,那樣的母愛,仍然使我感念著我的慈愛的母親。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右手掌打得發腫有半寸高,偷向燈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滿肚子裝著已成熟的絲的蠶身一樣。母親含著淚抱我上床,輕輕把被窩蓋上,向我額上吻了幾吻。

三個人的衣服鞋襪,沒有一件不是母親自己做的。她還時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紅來做,所以很忙。我在七八歲時,看見母親那樣辛苦,心裏已知道感覺不安。記得有一個夏天的深夜,我忽然從睡夢中醒了起來,因為我的床背就緊接著母親的床背,所以從帳裏望得見母親獨自一人在燈下做鞋底,我心裏又想起母親的勞苦,輾轉反側睡不著,很想起來陪陪母親。,于是想出一個借口來試試看,便叫聲母親,說太熱睡不著,要起來坐一會兒。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母親居然許我起來坐在她的身邊。我眼巴巴地望著她額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針不停地做著布鞋——做給我穿的。這時萬籟俱寂,隻聽到滴搭的鍾聲,和可以微聞得到的母親的呼吸。我心裏暗自想念著,為著我要穿鞋,累母親深夜工作不休,心上感到說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著陪陪母親,似乎可以減輕些心裏的不安成分。當時一肚子裏充滿著這些心事,卻不敢對母親說出一句。才坐了一會兒,又被母親趕上床去睡覺,她說小孩子不好好的睡,起來幹什麽!現在我的母親不在了,她始終不知道她這個小兒子心裏有過這樣的一段不敢說出的心理狀態。

母親死的時候才二十九歲,留下了三男三女。

我的母親隻是一個平凡的母親,但是我覺得她的可愛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幹的才具,都埋沒在封建社會的一個家族裏,都葬送在沒有什麽意義的事務上,否則她一定可以成為社會上一個更有貢獻的分子。

革命生涯

韜奮是他後來主編《生活》周刊時所用的筆名。他曾對好友說:“韜是韜光養晦的韜,奮是奮鬥的奮。一面要韜光養晦,一面要奮鬥。”他之所以選用這個筆名,意在自勉延志,“這就是他改名的意義。”①1895年11月5日(清光緒二十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鄒舒予),號曉村,曾考中前清拔貢,先後做過福建永安、長樂知縣,官至延平知府。父親鄒國珍,號庸倩。母親浙江海寧查氏,系當地一大家族之後,15歲出嫁至鄒家。生育三男三女,鄒韜奮居長。

革命先鋒

九一八事變”後,鄒韜奮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主編的《生活》周刊以反內戰和團結抗敵御侮為根本目標,成為國內媒體抗日救國的一面旗幟。1932年7月成立生活書店,任總經理。生活書店成立後,團結了一大批進步的作者,短短幾年,使其在全國各地的分支機構擴展到了56家,先後出版了數十種進步刊物,以及包括馬克思主義譯著在內的1000餘種圖書。1933年1月,鄒韜奮參加了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當選為執行委員,不久被迫流亡海外。

鄒韜奮

韜奮精神

人們常說的要學習韜奮精神,究竟什麽是韜奮精神?出版、讀書界中人說,韜奮一生辦刊物、辦報紙、辦書店,他提倡和身體力行的主旨是“竭誠為讀者服務”,那種報務精神便是韜奮精神。新聞界人士認為,韜奮的文章從來不畏權勢,勇于一貫地講真話,他批評時弊不怕得罪人,力主言論自由的精神就是韜奮精神。政論家認為,韜奮之所以在輿論界獨樹一幟,是他在抗戰前國民黨對日本妥協時期,他不避個人安危,力主抗日,在抗戰以後,他所辦的刊物和書店,一直高舉著抗日的大旗,他的愛國思想正是韜奮精神。這些說法都是概括了韜奮一生所從事的事業,自然都是對的,但是他從事的事業遭受著無數次的挫折,他依然百折不撓,始終堅守著他的信念,反動派將他辦的刊物一個個封閉,他一個個重新增立,又將他創辦的生活書店全數封國民黨迫害而被迫流亡,但他一直到停止呼吸時仍為他的理想而奮鬥不息。這種為真理而戰鬥不屈的精神,才是我們要永遠學習和記取的韜奮精神。

抗日救亡

1935年8月回國後,鄒韜奮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在上海創辦了《大眾生活》周刊。同年12月,由于旗幟鮮明地支持一二·九學生的愛國運動,發行量達20萬份,打破當時中國雜志發行記錄。期間,擔任上海各界救國會與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工作。1936年11月,因積極宣傳抗日,他同救國會的其他領袖沈鈞儒等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成為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

鄒韜奮

建立報刊

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後獲釋,在上海創辦《抗戰》日刊。上海淪陷後,轉至武漢,繼續主編《抗戰》。武漢淪陷後,到重慶創辦和主編《全民抗戰》。他多次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入黨要求,他還利用國民參政員的身份,反對和揭露國民黨反動當局消極抗日的種種倒行逆施和專製暴行。1941年皖南事變遊擊區,並輾轉來到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後因病被秘密護送到上海治病。病中口授遺囑再次表達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願望和要求。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主要著作收入《韜奮文集》。

創辦書店

他創辦了著名的三聯書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國韜奮出版獎是目前我國出版界最高的獎項。以他名字命名的另一獎項“韜奮新聞獎”是中國新聞界的最高獎項,2005年與“範長江新聞獎”合並為“長江韜奮獎”用以表彰全國的優秀先進新聞工作者。

其子鄒家華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

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難當頭,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充滿一腔愛國熱情的鄒韜奮,按捺不住心中的忿懣和悲痛,接連在《生活》雜志上發表文章,痛陳國事,號召全國未死盡人心的人“組織起來,擴充起來,共同奮鬥,共同製裁已死盡人心的人之行為”。他積極支持各地的愛國運動,並以實際行動為十九路軍等愛國志士籌集資金,奔走呼喊。此外,他還以犀厲的筆鋒,對國民黨當局的妥協退讓政策及其賣國行徑進行猛烈抨擊。《生活》周刊高舉“抗日救國”的旗幟,成為以宣傳團結抗戰、譴責投降賣國為中心內容的輿論陣地。1933年初,鄒韜奮加入宋慶齡、蔡元培等發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被選為執委,之後,他便積極投入到爭取民眾自由權利的民主運動中。

慘遭迫害

鄒韜奮的愛國民主言行,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仇視和忌恨,鄒韜奮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1933年6月18日,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卓越的領導人之一楊杏佛,被國民黨藍衣社特務暗殺,鄒韜奮也名列黑名單,不得不于7月流亡出國。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國民黨政府查封。1933年7月14日,鄒韜奮乘坐義大利油輪“佛爾第號”離開上海,前往歐洲,開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此次出國,他自謂目的在于考察“世界的大勢怎樣?”“中華民族的出路怎樣?”為此,他一路奔波,不辭辛勞,先後考察了義大利、瑞士、法國、英國、德國、蘇聯和美國,蒐集了大量寶貴材料,並就沿途中的所見所聞,作了許多心得筆記。經過反復的學習、思考及研究,鄒韜奮終于對上述兩大問題,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

鄒韜奮

他在《萍蹤寄語》三集弁言中指出:“現在的世界,除蘇聯外,很顯然的現象是生產力的進步已和生產工具私有的社會製度不相容。..我們在歐洲的所謂‘列強’的國家裏面所見的社會現象:一方面是少數人的窮奢極欲,生活異常闊綽;一方面是多數人的日趨貧乏,在飢餓線上滾!”因此,要徹底解決這種不相容的問題,“隻有根本改造束縛這生產力的社會組織,代以為大眾福利盡量利用進步生產力的社會組織。要能夠為大眾謀利盡量利用進步的生產力,生產的動機必須為供給大眾的需要,而不是為少數人謀利潤”。

談到中華民族的出路,他說,中華民族是受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的民族,因而要想擺脫奴役,“最重要的當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鬥爭”。但是,鄒韜奮強調這一鬥爭,“決不能倚靠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和附生蟲;中心力量須在和帝國主義的利益根本不兩立的勤勞大眾的組織。”此外,他還看到資本主義的腐朽和墮落,認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將勝利;主張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有前途和光明①。這樣,經過漂流海外兩年的實地考察和參觀學習,鄒韜奮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進步和提高,他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比較中,逐步將立場、觀點和方法轉到馬克思主義方面來。

正當鄒韜奮遠在異國,為國家和民族前途憂思竭慮,尋求出路之際,國內情勢發生了新的變化,日本侵略者的鐵蹄正逐步深入華北腹地。1935年5月,發生了“新生事件”,國民黨政府封閉了《新生》雜志,並逮捕了主編杜重遠,鄒韜奮對此深表不滿,毅然決定回國。1935年8月,鄒韜奮離開美國,回到了闊別達兩年之久的故土。看到祖國已是滿目瘡痍,不禁感慨萬千,凄然淚下,決心以更頑強的戰鬥姿態,為中國的民族解放事業盡獻綿薄之力。從此,鄒韜奮全身心地投入愛國民主運動中。

是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創辦了《大眾生活》周刊。在《創刊詞》中明確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實現,封建殘餘的鏟除,個人主義的克服”三大目標,從而徹底拋棄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將自身事業融進國家和民族解放的時代洪流中來。不久,一二九運動爆發,《大眾生活》以其鮮明的政治立場和無畏的戰鬥風格,對這場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運動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和援助。鄒韜奮在報刊上接連發表評論,痛斥國民黨當局的賣國行徑,並對學生的愛國救亡運動,進行大力宣傳和熱情支持。

他高度贊揚了學生救亡運動,認為“這是大眾運動的急先鋒,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確以民族解放鬥爭為前提的人們,應該“共同擎起民族解放鬥爭的大旗以血誠擁護學生救亡運動,推動全國大眾的全盤的努力奮鬥!”《大眾生活》因此受到廣大民眾的熱烈歡迎,銷售量達到20萬份,超過原來的《生活》周刊,創造出我國雜志發行的最高紀錄。12月,鄒韜奮又與沈鈞儒等人,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鄒韜奮當選為執行委員。次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鄒韜奮又被選為執委。《大眾生活》實際上成為救國會的會刊,它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救亡運動的發展,為民族解放事業的實現作出了重大貢獻。

抗國民黨

鄒韜奮及《大眾生活》的正義言行,再度激起國民黨政府的惶恐。他們又使出種種計謀,扼殺《大眾生活》。一方面,對鄒韜奮本人進行人身攻擊,四處散布謠言,誣陷、誹謗鄒韜奮;另一方面,嚴格限製《大眾生活》,禁止它在各地發售及從郵局郵寄。國民黨政府還接連派出政壇說客,拉攏、利誘鄒韜奮屈從就範。對于這些軟硬相施的卑劣行徑,鄒韜奮義正辭嚴,予以了無情反擊。他明確表示:“不參加救亡運動則已,既參加救亡運動,必盡力站在最前線,個人生死早置度外。”1936年2月29日,《大眾生活》出至第16期,被國民黨政府查封。鄒韜奮決定暫避鋒芒,于1936年2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

鄒韜奮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創辦一份人民的報紙。為了能夠公開發表抗戰救國主張,傳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後不久,就開始和好友金仲華一起,著手籌辦《生活日報》。經過幾個月的日夜苦幹,鄒韜奮終于克服人力、財力等種種困難,于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報》。在發刊詞中,鄒韜奮明確提出:“本報的兩大目的是努力促進民族解放,積極推廣大眾文化”,力求“從民眾的立場,反映全國民眾在現階段內最迫切的要求”。該報問世後,積極宣傳抗戰救亡思想。《生活日報》發行後不到兩月,影響所及甚遠,有力地推動了西南的愛國救亡運動。但鑒于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閉塞,鄒韜奮遂根據讀者要求,宣告從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

聯合抗日

1936年7月31日,鄒韜奮和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聯名發表《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公開信,進一步闡發了救國會的抗敵救國主張。文中分析了國內情勢,指出國難當頭之際,全國各黨派各方面,應該停止紛爭,“共同聯合起來抗日救國”。他們特別對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表示贊同和支持,呼吁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應該趕快起來促成救亡聯合陣線的建立,應該趕快消滅過去的成見,聯合各黨各派,為抗日救國而共同奮鬥。”該信對抗日救亡聯合戰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宣傳和推動作用。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報》,因國民黨政府的種種幹涉而未能復刊。鄒韜奮便根據實際情況,將該刊副刊“星期增刊”復刊,並加以擴充,更名為《生活星期刊》,繼續在上海高舉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愛國運動。

鄒韜奮同志發表抗日救國演講紀念地高清大圖鄒韜奮同志發表抗日救國演講紀念地高清大圖

七君子案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國民黨政府以“危害民國”罪,逮捕了鄒韜奮和救國會的其他領導人沈鈞儒、李公樸、沙千裏、史良、章乃器、王造時共七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和不平,各地紛紛組織遊行、集會等活動,聲討國民黨政府,強烈要求釋放關押入獄的7位愛國人士。在243天的獄中生活裏,鄒韜奮始終以一個堅強的愛國民主戰士的姿態,同反動派針鋒相對,“戰而不屈”,表現出無畏的革命風範及英勇的鬥爭精神。七七事變後,在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1937年7月31日,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將鄒韜奮等7人釋放出獄。

鄒韜奮

面對國人的支持和努力,鄒韜奮心裏十分感動,他由衷地表示:“我們報答之道,隻有更努力于救國運動,更致力于大眾謀福利的工作。”8月19日,鄒韜奮在上海創辦了《抗戰》三日刊,次年7月該刊與柳湜主編的《全民》周刊合並,更名為《全民抗戰》三日刊。為了滿足全國各界朋友的愛國民主要求,他還先後出版了《全民抗戰》戰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戰》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戰畫報》六日刊。這些刊物均以宣傳抗戰救國,爭取民主權利為中心內容,波及範圍之廣,影響力之大,在當時均屬罕見。《全民抗戰》銷售量突破30萬份,居全國刊物發行量之冠,有力地推動了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

愛國活動

鄒韜奮出獄後的愛國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惶恐和惱怒,從1939年4月起,國民黨特務陸續對生活書店分店進行封閉或迫令停業;所出圖書,一律禁止或沒收,甚至連經過審查及在內政部註冊的,也無一例外。到1941年2月,除重慶分店外,生活書店在國統區內的50餘家分店,全部被國民黨當局封閉,所有職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鄒韜奮對此怒不可遏。他接連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強烈抗議。1941年2月23日,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行將開幕之際,鄒韜奮憤然辭去國民參政員之職,隻身一人,離渝赴港,決心“願以光明磊落的辭職行動,喚起國人對于政治改革的深刻註意與推進”鄒韜奮到達香港後,更積極致力于政治活動,為實現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對于陰謀出賣國家,破壞抗戰之惡勢力,“則一息尚存,誓當與之奮鬥到底”,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誓與惡勢力鬥爭到底的決心。5月17日,鄒韜奮在香港重辦《大眾生活》。

鄒韜奮

在復刊詞中,他大聲疾呼:“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緊急問題,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機根本消滅,鞏固團結統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戰堅持到底,以達到最後的勝利。”6月7日,鄒韜奮與救國會留港代表茅盾、長江、金仲華等9人聯合發表了《我們對于國事的態度和主張》一文,進一步表達了要求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強烈願望。該刊發行後,受到海內外讀者的熱烈歡迎,銷數很快達到10萬份。除主持《大眾生活》外,鄒韜奮還經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衛中國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國會同仁所辦的《救國叢書》上發表文章,陳述自己的政治觀點。此外,他還根據親身的經歷和感受,撰寫出長篇史料《抗戰以來》,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開言行,為著中國政治的光明前途,為著中國抗戰建國的光明前途,“喚起國人對于政治改革的認識和努力”。鄒韜奮在香港期間發表的言論,“是他在抗戰時期言論的精華。他把國民黨反動派從1937年七七事變以來因為被迫抗日所積蓄起來一些欺騙人民的政治資本,徹底加以清算,還它一個法西斯的本來面目”。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推進“南進”政策。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鄒韜奮無法駐足香港,隻得再度流亡。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鄒韜奮前往東江、蘇北抗日根據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據地的狀況,參觀、訪問了許多學校,並和當地民眾、部隊一起生產、勞動。親身的感受和體會,使他感慨萬千,倍受鼓舞。他深情地說:“過去十年來從事民主運動,隻是隔靴搔癢,今天才在實際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這時,鄒韜奮不幸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醫。患病期間,他忍受耳癌襲來的陣陣刻骨的疼痛,伏在床上,趕寫了《患難餘生記》一書(未完成的遺著)和《對國事的呼吁》一文。談到關于考察蘇北根據地的印象時,鄒韜奮在書中由衷地寫到:“當我在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親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發揮抗戰力量,堅持最殘酷的敵後鬥爭,並團結各階層以解決一切困難的情形,我的精神極度興奮,我變得年輕了。

我對于偉大祖國更看出了前途光明。..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氣和信心,奮勉自勵,為我偉大祖國與偉大人民繼續奮鬥。”③鄒韜奮一生正是抱著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執著信念,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偉大事業鞠躬盡瘁,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彌留之際,鄒韜奮口授遺囑,鄭重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鬥歷史。如其合格,請追認入黨。”表達了他一生不懈的政治追求和誠摯願望。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帶著對祖國,對人民的無限眷戀和深情,離開了親人,離開了他心愛的新聞出版工作,離開了他畢生致力從事的偉大的愛國民主事業。享年48歲。

社會影響

鄒韜奮逝世的訊息傳出之後,舉國哀痛。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紛紛舉行追悼大會,隆重紀念這位傑出的政治活動家和新聞記者。10月7日,《解放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9月28日致鄒韜奮家屬的唁電,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對其一生及其從事的偉大事業,給予了崇高的贊譽和評價。電文寫道:“韜奮先生二十餘年為救國運動,為民主政治,為文化事業,奮鬥不息,雖坐監流亡,決不屈于強暴,決不改變主張,直至最後一息,猶殷殷以祖國人民為念,其精神將長在人間,其著作將永垂不朽。先生遺囑,要求追認入黨,骨灰移葬延安,我們謹以嚴肅而沉重的心情,接受先生臨終的請求,並引此為吾黨的光榮。韜奮先生長逝了,願中國人民齊頌先生最後呼吁,為堅持團結抗戰,實行真正民主,建設獨立自由繁榮和平的新中國而共同奮鬥到底。”中共領導人也親題挽詞,表示深切哀悼。毛澤東的題詞為:“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朱德在挽聯中熱切地稱他為“愛國志士,民主先鋒”。

鄒韜奮,作為一位傑出的新聞工作者和偉大的愛國民主戰士,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鄒韜奮“舍己為公,用他的一枝筆為革命利益奮鬥一生的精神,永遠活在人民心裏”。

時代背景

周恩來曾說:“鄒韜奮同志經歷的道路是中國知識分子走向進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生長于中國近代經濟最發達的江浙地區的鄒韜奮,其動蕩的人生正是近代多數進步知識分子在社會風浪中思想變化的一個縮影,也是由愛國主義逐步走向追求共產主義的典範。與中國革命早期的前驅者不同,五四運動的風潮中鄒韜奮並沒有激進的表現,按他後來所說的,當時政治上“還很混沌”,“無所謂思想”,這與所處的貴族化大學環境以及江浙地區西式影響濃重的工商氛圍有關。鄒韜奮大學畢業後主張“振興實業”,雖對南京政府的腐敗不滿卻仍寄希望于當局“覺醒”。

鄒韜奮

1931年“九 一八”的炮聲改變了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關系和政治態度,包括江浙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各階層民眾都紛紛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內外政策,站到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之中,鄒韜奮又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不僅改變了主辦《生活》周刊的宗旨,還進行環球旅行,對西方和蘇聯進行實地考察,從而實現了思想轉變,認識到共產黨人代表著光明的前途,並在近十年間一再提出入黨申請。鄒韜奮雖然沒有能看到革命勝利便抱憾離開人間,但是他留下的書店卻成為新中國文化事業的重要奠基石。全國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做出的關于三聯書店的指示時,便高度評價了鄒韜奮的工作,並肯定說:“三聯書店與新華書店一樣是黨領導之下的書店。”

人物評價

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毛澤東1944年11月15日題詞按照他一貫的與壓迫者周旋的歷史檢驗,在思想言論上,他決不肯做仰人鼻息的傳聲筒,他隻會仗義執言地講真話;他也決不會去參與那些賣友求榮的勾當,而寧肯以生命去保護同一戰壘中的忠實的朋友;他更不會在高壓下去作低三下四以致搖尾乞憐的檢討,他剩下的是隻要一息尚存,便藐視著群小,昂首闊步地往前走去。――許覺民

憂時從不後人,辦文化機關,組救國團體,力爭民主,痛掊獨裁,哪怕冤獄摧殘,宵小枉徒勞,更顯先生正氣;歷史終須前進,開國事會議,建聯合政權,準備反攻,驅除日寇,正待吾曹努力,哲人今竟逝,倍令後死神傷。――周恩來、鄧穎超挽鄒韜奮

你並沒有離開我們,你還活著,你還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裏,每一個青年的心裏,千千萬萬人民大眾的心裏。你是活著的,永遠活著的,從中國歷史上,從我們人民的心目中,誰能夠把鄒韜奮的存在滅掉呢?――郭沫若在鄒韜奮的追悼會上演講

人物故居

位于萬宜坊(重慶南路205弄)54號。民國19—25年(1930—1936年),鄒稻奮寓居于此。

這是一棟法國式3層新式裏弄建築,坐北朝南,民國18年建。位于弄堂中,佔地120平方米,建築面積170平方米。底層是會客室兼餐室,牆掛鄒韜奮夫人的綉字、鄒母照片和風景畫。中置小圓桌和圓椅,左壁有靠背椅、茶幾、荼櫃等,鄒與好友胡愈之、杜重遠、金仲華、張仲實、徐伯昕等常聚于此,商討救國大計和出版事宜。

亭子間為鄒稻奮寫作室,約7平方米,有寫字台、小書櫥。平時,鄒除去環龍路(今南昌路)《生活》周刊社處理事外,多在此主編《生活》周刊撰寫時評,《革命文豪高爾基》一書也在此編譯。二樓臥室.三樓由朋友借住。 九一八事變後,鄒韜奮力主抗日,所編《生活》周刊大力宣傳抗日救國,是刊曾募款12萬元支援黑龍江餉盡援絕的抗日部隊;一二八松滬抗戰中,為十九路軍征募軍需品和慰勞品,在滬西設立生活傷兵醫院。

民國21年7月,國民政府以“言論反動、毀謗黨國”罪名,禁止《生活》周刊郵遞發行。翌年1月,鄒韜奮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後又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為執行委員。因名列國民黨暗殺“黑名單”,于7月14日被迫去歐洲考察。民國25年7月15日,和沈鈞儒、陶行知等共同簽署發表《團結御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公開信,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聯合紅軍,共同抗日。11月22日,和救國會其他6人被國民政府逮捕,即七君子愛國入獄案。

1956年,經國家文化部批準于同弄53號建立鉻奮紀念館。1959年5月26日和1977年12月7日,兩次公布為市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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