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 -小說家

趙樹理

        趙樹理(1906年—1970年),原名趙樹禮,山西晉城市沁水縣尉遲村人,現代小說家、人民藝術家,山葯蛋派創始人。曾任《曲藝》《人民文學》編委、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

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晉城市沁水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30年開始寫新詩和小說。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解放後先後在《工人日報》《說說唱唱》《曲藝》《人民文學》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晉城工作。文革期間遭到殘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他的小說多以華北農村為背景,反映農村社會的變遷和存在其間的矛盾鬥爭,塑造農村各式人物的形象,開創的文學“山葯蛋派”,成為新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文學流派之一。

  • 中文名
    趙樹理
  • 別名
    趙樹禮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山西晉城市沁水縣尉遲村
  • 出生日期
    1906年9月24日
  • 逝世日期
    1970年9月23日
  • 職業
    作家
  • 主要成就
    創立山葯蛋派文學流派
  • 代表作品
    《小二黑結婚》、《靈泉洞》、《三裏灣》《李有才板話》等
  • 政黨
    中國共產黨

人物簡介

​趙樹理(1906—1970),山西省晉城市沁水縣人,出身貧農家庭。他從小參加生產勞動,過著被剝削的艱苦生活,很小就喜愛民歌、民謠、鼓詞、評書和地方戲曲,還是八音會(晉東南的一種農民自樂班)裏擺弄各種樂器的好手。這些經歷,對于他通曉農業生產和北方農村的生活習俗,熟悉農民的文化風尚和藝術愛好,培育自己創作的大眾風格,提供了有利條件。一九二五年他進入長治省立第四師範學習,從創造社、文學研究會創辦的刊物中接受了“五四”新文學的影響。後來還受到一九二八年興起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鼓舞。

趙樹理 趙樹理趙樹理

由于反動當局的迫害,他被迫離開學校,長期過著飄泊不定的流浪生活。從一九三一年起,他為太原一些報紙副刊寫作小說等多種形式的作品。那時,他已深感“中國當時的文壇太高了,民眾攀不上去,最好拆下來鋪成小攤子。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作品先擠進《笑林廣記》、《七俠五義》裏邊去”(註: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人民日報》(晉冀魯豫版),1947年8月10日)。他開始寫作文字通俗,識字不多的農民能看懂,不識字的能聽懂的作品,創作了《鐵牛的復職》、《蟠龍峪》等小說,並且發表過文藝大眾化的主張。早在這個時候,他已經選擇了一條與很多作家有所不同的文學道路。他的意見在當時沒有得到回響與支持,所寫的作品也沒有引起人們的註意,幾乎全部失散了。雖然如此,它們作為摸索和試驗,為以後的成功積累了有益的經驗。正如周揚後來指出的那樣:趙樹理是作為“一個在創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進入文壇的(註:《論趙樹理的創作》,原載1946年8月26日延安《解放日報》,後收入《表現新的民眾的時代》。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趙樹理參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一年到華北黨校,專門做通俗文化工作。此後,他在編輯《黃河日報》(太南版)副刊、《中國人》報、《新大眾報》時,寫作了大量小說、小戲、快板和其他通俗文章。他還參加農村劇團的編導工作,跟隨劇團深入民眾。一九四三年五月,趙樹理完成了著名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彭德懷同志為該書的出版題詞:“象這樣從民眾調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十月,他又創作了被譽為“解放區文藝的代表之作”的《李有才板話》。一九四五年冬,寫成長篇小說《李家庄的變遷》。與此同時,還寫了許多優秀的中、短篇小說,如《孟祥英翻身》、《地板》(一九四四)、《福貴》(一九四六)、《小經理》、《邪不壓正》(一九四八)、《傳家寶》、《田寡婦看瓜》(一九四九)等。

趙樹理趙樹理

在短短幾年間,趙樹理就以積極貫徹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並最早取得豐碩的成果,而受到人們的熱情贊揚。一九四六年八月,郭沫若和周揚分別在上海和延安發表文章,推薦趙樹理和他的作品。郭沫若評論《李有才板話》話:“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穎、健康、簡樸的內容和手法;這兒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義,新的作風,新的文化,誰讀了我相信都會感著興趣的。”(註:郭沫若的《板話及其他》,1946年8月16日上海《文匯報》副刊《筆會》)一九四七年七月,晉冀魯豫邊區文聯召開會議,號召文藝創作向趙樹理方向邁進。八月,邊區政府以唯一的文教作品特等獎授予趙樹理的小說。趙樹理成了解放區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迅速翻譯介紹到國外。從長期默默無聞,到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不隻是他個人不懈努力的成果,還鮮明地標志著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革命文學運動從指導思想、讀者對象到作品內容各個方面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

作品影響

當趙樹理在解放區的文壇上嶄露頭角,他的《小二黑結婚》等通俗小說尚未引起知識分子圈子中作家充分認可時,作為共產黨文藝政策發言人的評論家周揚就敏銳地指出:“趙樹理,他是一個新人,但是一個在創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這種評價包含有對特定歷史條件下文藝發展的一種展望,趙樹理被解釋為一種新型文學方向的代表,是能體現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提出的文藝路線的典範。由于趙樹理的創作順應了大眾化的文藝方向,這種“方向性”的提倡對整個解放區文學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學,都影響巨大。[2]由于趙樹理作品與中共其時對文學的要求契合無間,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解放區”文學界對趙樹理進行了大力推崇,甚至一度還提出了“趙樹理方向”的口號。

趙樹理

趙樹理全身心投入到為農民寫作之中,被譽為描寫農民的“鐵筆”、“聖手”,是迄今為止寫中國農民最為成功的作家。不論是在硝煙彌漫的四十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的五六十年代,趙樹理的小說創作,都真實地表達了農民的願望和心聲。他既有豐富的鄉村生活經驗,又經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禮;他既懂得農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農民的閱讀水準和審美情趣。從中國文學發展的角度看,還沒有哪一位作家像他那樣,汲取著民間文化的養分,站在現實的立場,以民間的情懷,一心為農民寫作。趙樹理在表現農民的願望和心聲的同時,也深入地表現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印記。正是從這裏,我們可以省察到趙樹理的小說對于當代文學創作的意義。

趙樹理

主要作品

長篇小說:《李家庄的變遷》、《三裏灣》

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

短篇小說:《登記》、《孟祥英翻身》、《鍛煉鍛煉》、《小二黑結婚》、《傳家寶》、《鐵牛的復職》、《地板》、《福貴》、《田寡婦看瓜》、《套不住的手》、《實幹家潘永福》。

另寫有評書、鼓詞、劇本、評論等。他的創作已結集為《趙樹理文集》和《趙樹理文集續編》出版。

人物結局

趙樹理慘死的前前後後

1966年7月1日,《紅旗》雜志公開載文污蔑周揚是“文藝黑線”的“祖師爺”、“總頭目”,預示著受周揚贊譽的趙樹理在劫難逃。

對趙樹理的批判始于1966年夏,當時他在山西晉城掛職擔任副書記。7月20日、7月21日,由晉東南地委書記等署名,接連貼出兩張大字報,對趙樹理進行全面“揭發”評判。8月8日,山西省委宣傳部召開座談會,說趙樹理是“周揚黑幫”樹立的“標兵”。從此,開始了對趙樹理的公開評判。

山西晉城師範學校的紅衛兵首先批鬥趙樹理,他們採用當時最時髦的“噴氣式”姿勢,把趙樹理押到會場,給他戴上高帽,掛上大牌子,上面寫著打紅叉的“黑幫分子趙樹理”。不料趙樹理上台之後竟一把摘下大牌、高帽,把它們擱下台去,然後昂然挺直了腰。這自然激怒了造反派。“革命小將”分成三班,晝夜不停地跟趙樹理“拼刺刀”(比喻激烈的辯論)。不久,對趙樹理的批鬥再度升級,他被“揪回”太原。

太原的造反派搶著批鬥趙樹理。一次批鬥會上,一個造反派居然把趙樹理從主席台上拉下來,朝他胸部拳打腳踢,趙樹理的肋骨被打斷,肺葉被折骨戳穿。1969年,趙樹理再次被“揪回”晉城批鬥。在一次批鬥時,趙樹理被人推下桌子,髖骨被摔斷,直不起身子。從此,趙樹理殘廢了,生活不能自理。

1970年6月,山西省成立了“趙樹理特偵組”,趙樹理被押入省高級法院軍管組,進行隔離審查。趙樹理的病情越來越嚴重,被打斷的肋骨,摔斷的髕骨因為是“反動作家”而得不到有效治療,發炎化膿,引起了肺部感染。他患了肺氣腫,連呼吸都十分困難。

1970年9月17日,山西省革委會又召開批鬥趙樹理的大會。會前有人說:“趙樹理病勢沉重,已經不能動彈。”但一個青雲直上的掌權者說:“他動不了,爬也要爬到會場去。”已奄奄一息的趙樹理被架著來到太原湖濱會場接受批鬥。因他實在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一張桌子讓他雙手撐著。過了半小時,他終于支持不住了,一頭栽倒在地。

1970年9月20日,趙樹理開始拒絕進食。9月22日下午,牢房裏的趙樹理突然渾身顫抖,雙手亂抓,口吐白沫,嗓子裏“呼嚕”作響。經特偵組批準,他被送到醫院。9月23日凌晨2時45分,離他64歲生日僅差一天,趙樹理告別了他熱愛的人生,也脫離了無邊的苦海。1978年,趙樹理的冤案被平反。 (文∕趙魁元《文史參考》)

迫害致死

風暴乍起——趙樹理與周揚綁到一塊

1966年7月1日,《紅旗》雜志公開載文誣蔑周揚是“文藝黑線”的“祖師爺”、“大紅傘”、“總頭目”,預示著受周揚贊譽的趙樹理在劫難逃。

1943年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和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相繼發表,在解放區引起極大反響,趙樹理一舉成名。小說不僅銷售量大,還有數以百計的劇團將《小二黑結婚》搬上舞台。

趙樹理成為邊區最出名的人物之一。曾到過邊區訪問的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甚至這樣說,趙樹理“可能是共產黨地區中除了毛澤東、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與眾多讀者的反響相比,文藝界卻有些冷淡。在當時的《新華日報》(華北版)上,還刊發了一篇批評文章。

周揚是發現趙樹理的伯樂。1946年,周揚到晉察冀解放區擔任宣傳部長。6月,他在張家口編印了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準備帶往上海,這使他有機會審閱了趙樹理的全部創作。這位很有眼光,善于掌握文藝界氣候的理論家,撰寫了《論趙樹理的創作》,高度評價趙樹理。

周揚對趙樹理的評價,不僅是他個人的看法,也代表著中共文藝界領導對趙樹理創作風格的肯定。之後,趙樹理的創作還得到了郭沫若、茅盾等的高度贊賞。時隔15年之後,周揚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會上給1959年曾被批判為“右傾”的趙樹理以高度評價,說“中國作家中真正熟悉農民、熟悉農村的,沒有一個能超過趙樹理。”贊譽趙樹理為描寫農民的“鐵筆、聖手”。

要和造反派“拼刺刀”

對趙樹理的批判始于1966年夏,當時他在山西省晉城掛職擔任縣委副書記,7月20日、21日,由山西省晉東南地委書記等署名,接連貼出了兩張大字報,對趙樹理進行了全面“揭發”批判。8月8日,山西省委宣傳部召開座談會進行批判,說趙樹理是“周揚黑幫”樹立的“標兵”。從此,開始了對趙樹理的公開批鬥。

山西晉城師範學校的紅衛兵首先批鬥趙樹理,他們採用最時髦的“噴氣式”姿勢,把趙樹理押到全場,給他戴上高帽,掛上大牌,上面寫著帶紅叉的“黑幫分子趙樹理”,後面站著一排“黑爪牙”:宣傳部長,文化局長,劇團團長,戲校的校長、書記……

不料趙樹理上台之後竟一把摘下大牌、高帽,把它們撂下台去,然後昂然挺直了腰。人們沒料到他敢這樣做,頓時瞠目結舌,不知所措,黑壓壓的會場鴉雀無聲。主持批鬥的造反派頭頭一看陣勢不好,趕緊帶頭高喊:“打倒黑幫分子趙樹理!”會場才又喧鬧起來。

造反派頭頭大聲喝道:“趙樹理!造反派說你是黑幫,你膽敢反抗,這是反革命行為!罪該萬死!我問你,你是不是黑幫?你的作品是不是大毒草?”

趙樹理慢條斯理地答道:“你們說我是黑幫,我不敢當。我這個人長得黑,這是事實,可是心不黑,也沒幫沒派。至于我的作品,那盡是‘豆芽菜’,連‘西紅柿’都夠不上。要說大毒草,我真不知道怎麽種呢?”

這番俏皮話,自然激怒了造反派。“革命小將”採取比較“溫和”的車輪戰術;分成三班,晝夜不停地跟趙樹理“拼刺刀”(比喻激烈的辯論),不容他解釋,更不許他辯駁,隻要他承認是“黑幫”,不獲全勝,決不罷休。

刺刀拼了整整兩天兩夜,倔強的趙樹理就是不承認,還抗議道:“你們這種做法怎麽能叫‘拼刺刀’?你拼我也拼,那才叫拼刺刀!現在隻準你們刺我,卻不許我申訴,辯駁,這叫捅刺刀!”然而小將們卻不吃這一套,“造反有理!管它是拼還是捅,反正你得承認是黑幫。我們的刺刀不見血是決不罷休的!”

8月18日,趙樹理被押往長治,隔離在地委招待所,聽候晉東南地區的造反派批鬥。在隔離反省期間,趙樹理先後寫過三份檢查材料,他真不愧為“天真的人”,竟把這場你死我活的革命與反革命大搏鬥比喻為輕松愉快的打撲克,把自己在其中的命運看作是插錯了牌。

從“文鬥”到“武鬥”,肋骨、髖骨全斷

1967年,全國性的報刊開始批判趙樹理。《解放軍報》刊文說“趙樹理是反革命復闢的吹鼓手”,報刊紛紛轉載,對趙樹理的批判擴大到全國。江青2月1日聲色俱厲地批判根據《三裏灣》改編的電影《花好月圓》,說它“壞透了”!于是,對趙的批鬥再度升級,被“揪回”太原。

太原的造反派爭搶著批鬥趙樹理。他幾乎每天都被拖上卡車,掛上大牌,一次又一次地被人從後面扭住胳膊,抓住頭發猛拉後抑——仰頭示眾,再猛按前躬——低頭認罪。一次批鬥會上,一個造反派居然把趙樹理從主席台拉下來朝他胸部猛擊一拳,待趙樹理跌倒後,又向他胸部猛踢一腳,趙樹理的兩根肋骨被打斷,肺葉被折骨戳通。山西各地的造反派都看上他,經常在半夜蒙住他的眼睛,從床上拖到卡車上,拉到全省各地批鬥。

1969年趙樹理再次被“揪”回晉城批鬥時,造反派別出心裁地摞起三張方桌,叫趙樹理跪在上面低頭認罪,接受批鬥。批鬥過程中,一個搞惡作劇的打手獰笑著對他說:“你不是寫過《三關排宴》嗎?這回就讓你來個真正的‘三關排宴’!”說罷,在他背後猛地一推……桌子被推倒了,趙樹理摔倒在地,昏死過去。當趙樹理蘇醒過來時,發覺自己的髖骨被摔斷,直不起身子。從此趙樹理殘廢了,生活不能自理。 

趙樹理被折磨得渾身是病,坐不能坐,睡不能睡,通宵坐在小板凳上,背靠火爐,胸伏床沿,爬著度日熬夜。他的“文革”難友、作家西戎回憶:“他手中曾經寫過許多優美作品的筆,此刻就連逼著叫他寫‘檢查材料’也感到十分吃力了。我們勸他上醫院,醫生一看病歷,驚問:‘作家趙樹理就是你?’他說:‘這種時候,誰還敢冒名頂替我?’醫生要他立即住院治療,趙樹理說:‘我是身不由己啊!’他帶著葯片回來,繼續接受批鬥。”

生日前一天,在痛苦中去世

1970年6月,山西省成立了“趙樹理特偵組”。趙樹理被押入省高級人民法院軍管組,進行隔離審查。趙樹理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了,被打斷的肋骨生了炎症,燒得他渾身上下火炭一樣。他本來是個怕冷的人,現在卻不得不脫掉衣服,光著膀子才稍感涼快。他得不到任何醫療救治,甚至不準走出房門去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氣。

趙樹理的女兒趙廣建回憶:1970年9月6日,她幾經周折獲準探望父親。當趙廣建來到關押趙樹理的山西省高級法院的一間小屋時。看到“父親在伏案認真地抄寫毛主席的詩詞《卜運算元·詠梅》。父親用一隻手按著被打斷的兩根肋骨的側胸,忍著極大的疼痛,艱難地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筆一劃地抄寫著,汗水從他布滿皺紋的額頭沁出來,滴在紙上。看到這個情景,我悲痛難禁,一下子哭出聲來。”趙樹理對女兒說:“如果將來有一天你能看到黨的領導,就幫我把它交給黨,黨會明白我的……”後來,趙廣建把父親寫的字交給了周揚。

9月16日這天,老伴違反禁令,為趙樹理做了沁水風味的爐面(一種飯食)。吃完飯,他習慣地用筷子在碗邊上敲打著上黨梆子的鼓點,心情比較高興。豈不知,一場規模空前,將置他于死地的批鬥大會已備妥。

9月17日,趙樹理被架著來到太原湖濱會場接受批鬥,因他確實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一張桌子,叫他把雙肘撐在桌面上,胸部抵住桌沿,兩手捧住腦袋,認真聽批判。過了半個小時,他終于支持不住了,頭上滾下黃豆大汗珠,兩腿索索顫抖,一頭栽倒在地……。

1970年9月20日,趙樹理開始拒絕進食。不管誰勸說,都無聲地報之以閉目和搖頭。9月22日下午,牢房裏的趙樹理突然渾身顫抖,雙手亂抓,口吐白沫,嗓子裏胡嚕作響。經特偵組批準,他被送到醫院。23日凌晨2時45分,離他64歲的生日僅差一天,趙樹理終于告別了他熱愛的人生,逃脫了無邊的苦海。

個人軼事

大作家趙樹理有一次下農村體驗生活,住在一農家。房東小李想向這位作家求點寫作“真經”。趙知道他的心思後,建議他先寫篇表揚好人好事的稿件給他看。趙看完送來的稿子後說:“你先改一改,明天再讓我看。”第二天,小李送上改過的稿子,趙說:“你再改一改,再送給我。”第三天,趙看完改過的稿子說:“我看你會改,再改一遍。”第四天小李送上改過的稿子,趙看後說:“你改得有門路,再改一遍吧。”直至小李送去接連改了七遍的稿子時,趙看後才說:“你可以寄到報社去了。”小李照辦後,回來問趙樹理:“你是天下知名的大作家,有那麽多寫作經驗,為啥就不肯教教別人呢?”趙說:“我把真經不是都告訴你了嗎?”小李不解。趙樹理解釋說:“我的真經就是一個‘耐’字,一個‘改’字,寫文章隻有耐下性子、反復推敲、反復修改,才能寫出好文章。”

時下,我們的一些新聞作者、報刊同仁,往往在寫稿時就缺少這兩個字精神,大筆一揮而就,不用說反復修改,就連再看幾遍的心思都沒有,這能怪寄出的稿件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嗎?寫稿子熟能生巧,在反復修改中方能悟出其中的“真諦”。但願大作家的一席創作之談能引起文友的共鳴。(摘自《套用寫作》學術月刊2000年第5期《趙樹理的寫作真經》)

寫作風格

趙樹理(右)與魯藝文學系主任陳荒煤在一起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有個小說流派“山葯蛋派”。這個流派以著名作家趙樹理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鮮樸素的民族形式,生動活潑的民眾語言,清新濃鬱的鄉土氣息,而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

這個流派還包括馮志勤、西虎、威樹、林依晨趙少康等一批小說家。在50年代後期,他們結成了一個作家群體,創作出眾多帶有“山葯蛋味”的優秀作品。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中篇小說)、《三裏灣》、《李家庄的變遷》(長篇小說)、《登記》,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個上級》,西戎的《蓋馬棚》、《姑娘的秘密》,孫謙的《傷疤的故事》,胡正的《兩個巧媳婦》,以及年青作家韓文洲、楊茂林、李逸民、義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趙樹理“山葯蛋派”的開創者趙樹理,以其巨大的文學成就被稱為現代小說的“鐵筆”、“聖手”,在現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晉東南這片家鄉的土壤,熟悉農村,熱愛人民,大量描寫了晉東南獨特的區域民俗事象,或作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進人物性格發展的手段,表現出了鮮明的民族特色。

趙樹理小說的可貴之處就在于:通過自己的審美加工,把混沌稚樸的民俗變成活生生的文學創作題材,具體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區的農村生活,為我們展出了一軸生動的農村風俗畫卷。

趙樹理小說幾乎涉及了晉東南民俗的各個方面,舉凡生產勞動、飲食居住、婚喪嫁娶、宗教信仰、民間文藝都有描寫,最突出的有以下三個方面:

家庭、家族和鄉裏社會的民俗。

趙樹理在《三裏灣》第二節裏,介紹了王寶全、王金生的居住環境,按東西南北的順序介紹了窯洞房子及使用習俗。例如西邊四孔窯洞的分工是這樣的:金生、玉生兄弟倆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寶全老兩口住一孔。女兒玉梅住一孔,但卻是套窯,與父母住的那孔窯相通,有窗無門,進進出出必須經過父母的門。這表明,一方面閨女大了,需和父母分開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謹防越軌亂禮,和父母的窯洞串在一起,一舉一動都可受到父母的監督、約束。在這裏,窯洞已不是簡單的物質客體,而是寄寓了傳統的民俗心理,成為一種綜合的文化現象。

《三裏灣》還描寫兩個舊式大家庭的勞動分工、經濟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內部成員之間復雜的關系,揭示了家長權威和舊倫理觀念對舊式家庭的影響。《李家庄的變遷》裏“吃烙餅”這一晉東南鄉裏民俗的描寫,更富有深刻的社會內涵。“吃烙餅”的民俗特點是,村裏發生了糾紛,由雙方當事人請村落的頭人、族長或地方上有影響的人物,在吃烙餅的過程中評理,地點設在村子的廟堂裏。等評理人作出裁決後,輸了的一方要承擔責任並付給吃烙餅的費用。小說中寫農民張鐵鎖與村長李如珍的侄兒發生糾紛,村長武斷地評張鐵鎖輸理,霸佔了張鐵鎖的土地,並讓他付出吃烙餅的費用。張鐵鎖回家後氣憤之下說了幾句過頭話,被村長的人聽到,就把他們夫婦鋃鐺入獄,最後賠了土地與房產,才了結此難。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權、政權于一身的封建勢力代理人,依靠軍閥統治者支持,對勞動人民殘酷的壓迫。

趙樹理的小說中有大量戀愛婚姻習俗描寫,借以反映農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時代精神。《小二黑結婚》裏的三仙姑,30年代嫁給于福時,剛剛15歲,是前後庄第一個俊俏的媳婦。但是在落後愚昧的迷信思想影響下,漸漸成了一個裝神弄鬼、爭艷賣俏的女人。她“雖然已四十五歲,卻偏愛當個老來俏,小鞋上仍要綉花,褲褪上仍要鑲邊”,每天都要塗脂抹粉,喬裝打扮一番。作者活畫出了一個病態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買賣婚姻帶來的惡果。《登記》裏的小飛蛾本來已有個相好的叫保全,可是父母卻把她嫁給了張木匠。她雖然極不情願,可還得按照傳統婚俗頂著紅頭蓋,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鬧新房三裏灣 趙樹理,照慣例在大年初一由兩個婦女攙著到各家磕頭、拜年,帶丈夫“回娘家”。後來因和保全交換了愛情信物,而被張木匠毒打,婆婆和鄰裏也認為她“名聲不正”。小飛蛾的婚姻悲劇,也是由封建禮教造成的。《邪不壓正》則表現了婦女對以勢壓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當時錯綜復雜的階級矛盾和時代的變遷。《登記》中的“羅漢錢”,是小飛蛾和艾艾母女兩代人都曾用過的愛情信物,也是晉東南特有的習俗,有著深刻的象征意義。

趙樹理成功地借鏡民間文藝裏“講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設環扣,引人入勝,使情節既一氣貫通,又起伏多變。語言運用上,大量提煉晉東南地區的民眾口語,通俗淺近而又極富表現力,使小說表現出一種“本色美”。

作品賞析

作品概述

《小二黑結婚》描寫根據地一對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為沖破封建傳統、爭取婚姻自主的鬥爭,這場鬥爭由于受到金旺等惡霸的迫害和家庭的阻撓而發生了波折。作品生動地塑造了農民中落後人物的形象。二諸葛是個善良但膽小怕事的老農。他要維護家長的權威和包辦婚姻製度。由于迷信,他反對小二黑與小芹結合。三仙姑則是一個沾染著好逸惡勞等惡習的婦女。她用裝神弄鬼掩護輕浮放浪的行為,為貪財而出賣女兒。

《小二黑結婚》《小二黑結婚》

這兩個人物形象的真實塑造,深刻揭示了農村小生產者精神上的落後面,從一個方面表明實行民主改革、移風易俗的重要意義。但是,無論是惡霸的逞凶或家庭的阻撓,都無法壓製小二黑和小芹爭取自由與幸福的意志。他們堅強不屈地進行鬥爭,在民主政權的支持下,終于取得了勝利。落後的家庭中成長了進步的新一代,表明了舊事物的崩潰之勢。作品描寫惡霸勢力受到應有的懲罰。落後的阻擋社會進步的人物,也陷于逐漸覺醒的民眾包圍之中,受到了應有的嘲弄和批判,並終于被迫實行自我改造。

從《傷逝》描寫子君、涓生這一對城市知識青年為自由結合進行鬥爭而失敗,到《小二黑結婚》中農村男女青年爭取個性解放獲得勝利,可以量出中國革命在二十多年間所邁出的巨大步伐。《小二黑結婚》熱情地歌頌了民主政權的力量,歌頌了農村社會的長足進步,歌頌了新一代農民的成長;因而立即得到農村中要求民主改革的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年的熱烈歡迎。

《小二黑結婚》《小二黑結婚》

《李有才板話》通過閻家山改選村政權和實行減租減息中的曲折過程,深刻地反映了抗戰時期農村尖銳、復雜的階級鬥爭。閻家山是閻錫山統治下山西農村的縮影,這裏的封建統治根深蒂固。抗戰後雖然成了敵後根據地,但惡霸地主閻恆元仍然依仗地的勢力和影響,採用更加狡猾的手段,維持他的統治。他退居幕後,安插親信,操縱村政權,瞞過了章工作員,為非作歹。閻家山實行上依然是閻家天下,卻居然還得到一個“模範村”的光榮招牌。作品相當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地主的凶狠狡詐的反動本質,在“丈地”一節中把閻恆元的詭計多端刻劃得入木三分。但是在黨的影響下,農民民眾已經開始覺醒。象老秦這樣精神上被腐蝕、被壓服,把剝削視為天經地義的人,已經不代表閻家山農民的主導方面了。李有才和圍繞著他的“小字輩”人物,盡管還受著嚴重的壓抑,卻都迫切要求沖決封建牢籠,爭取翻身解放。作品著力塑造了李有才的形象,他了解農村的社會、歷史狀況,有一定的閱歷和鬥爭經驗,性格豪爽但又冷靜深沉。因而在階級力量對比不利時,隻是用拋“冷話”,即冷嘲的方式來表示自己的不滿與抗爭。作者還把他塑造成一個民間藝人,他的卓越的藝術才幹和黑暗環境的逼迫,使他用快板的特殊武器進行鬥爭。作品中許多段快板既是情節的有機組成部分,又是塑造李有才形象的重要手段。這些快板所表現出來的鮮明的愛憎感情,風趣幽默的風格,正是李有才個性特征的重要方面。“小字輩”人物是李有才快板的熱心的傳播者,他們的政治積極性更高,鬥爭性更強;作為新一代的農民,在農村民主革命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閻家山農民不能得到真正的翻身,關鍵在于負責領導工作的章工作員,犯了主觀主義,脫離民眾,因而不能貫徹黨的階級路線。他沒有發現李有才和“小字輩”人物,卻依靠了閻恆元的勢力。作品塑造了長工出身的黨的農村幹部老楊的形象,有意地把他與章工作員進行對比。他的強烈的階級愛憎,樸實深入的工作作風,處處與民眾打成一片的優良品質,一舉一動無不表現出從農民中成長起來的黨的幹部的特色。老楊迅速地找到了農民中的革命分子,依靠他們發動組織民眾,隻用了三天時間就鬥倒了閻恆元,掀掉了壓在農民身上的封建磐石。這個有聲有色的過程,有力地說明了當黨的正確的路線、政策,一旦與廣大農民真正結合在一起,立即就產生出巨大的物質力量,足以創造出空前的奇跡。《李有才板話》雖然隻描寫一個小小村庄的鬥爭,所蘊含的思想卻是發人深思的。

長篇小說《李家庄的變遷》描寫太行山區一個村庄從大革命失敗後到抗戰勝利近二十年間所發生的變化,在更為廣闊的背景上描寫閻錫山統治下山西政局的動蕩,以及對于農民生活造成的影響。作品開頭的訴訟場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後農村仍然保持著極端黑暗的封建統治。鐵鎖一家的不幸遭遇表明農民在苦難深淵中的掙扎。李家庄的惡霸地主李如珍,是閻錫山反動政權的社會支柱,蔣馮閻戰爭中他的勢力有了發展,結果加速了農村破產。鐵鎖流落城市,成了手工業工人,開始接受黨的影響。特別在抗戰爆發後,在國共合作的條件下,黨利用合法鬥爭啓發農民的覺悟,農民與漢奸封建勢力的鬥爭有了發展。閻錫山發動“十二月政變”,對共產黨員和廣大農民實行血腥屠殺。在血的教訓下,鐵鎖等進一步覺悟了,最終走上了黨所領導的武裝鬥爭的道路。

小說的高潮是農民與地主兩個階級的驚心動魄的生死搏鬥。從“血染龍王廟”的大血案,到農民民眾懷著深仇在大恨懲處李如珍,鬥爭取得了重大勝利。作品從沉重的封建壓迫寫起,描寫了一系列事件,最後是激動人心的踴躍參軍的場面,生動地表現了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經過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直到勝利的過程。書中描寫了各階級的許多人物,塑造了鐵鎖、冷元、白狗等一批反抗的農民形象。其中寫得最充分的是鐵鎖。作品描寫了他在革命低潮、高潮幾個不同時期的思想變化。他受李如珍經濟、政治上的幾重壓迫,對于不公的世道有過懷疑和不滿,心存翻身復仇的願望。正當他尋找出路而不得時,遇到了共產黨員小常。黨啓發了他的階級覺悟,此後在實際鬥爭中成長為一名優秀的革命戰士。鐵鎖從一個有自發反抗要求的農民,在黨的教育下,逐步變成自覺的階級戰士,這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農民運動面貌的根本變化。他的道路很有典型意義。但《李家庄的變遷》下半部過程發展得過于匆促,人物形象塑造不力,鐵鎖參加革命後的性格刻劃不夠,面貌模糊,因而影響了這一形象的完整性。其他人物的塑造也有類似的缺點。這使《李家庄的變遷》未能達到更高的藝術成就。

趙樹理的其他短篇小說,從不同的方面表現了解放區農村社會關系的變革。《孟祥英翻身》寫太行山區渡荒英雄孟祥英,從一個受欺壓的年輕媳婦,在黨的影響下,“從不英雄怎樣變成英雄”的故事。作品重點描寫婆媳關系,揭露和批判壓迫、殘害婦女的宗法製度的黑暗,歌頌新政權使婦女長期受壓抑的智慧才幹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同樣反映婆媳關系的還有《傳家寶》。相同的題材卻有不同的時代特征。孟祥英的婆婆不讓媳婦參加社會活動,是由于抗戰時期黨在這裏建立的政權還不穩固。婆媳矛盾中包含著鮮明的政治矛盾的內容。《傳家寶》中李成娘和金桂的矛盾,卻反映了解放區政權穩固之後,經濟上的發展帶來農民理家方式的變化。

李成娘箱子中破布片的分類歸檔,是為適應自然經濟下農村家庭自給自足的生活的,從這裏表現了李成娘的勤儉、精明的勞動婦女的本色。而金桂的布包裏的錢糧票證,卻表明在農村交換發達,集體經濟開始萌芽的條件下,家庭生活的改變。她同樣善于精打細算地過日子,而且適應了時代的潮流。犯了經驗主義的婆婆在媳婦面前認了輸,這不僅是新型婆媳關系的開始,也是農村社會進步的生動表現。《福貴》反映改造二流子問題。為了發展解放區農業生產,改造二流子是一項不可或缺的任務。但是,長期封建統治造成的習慣勢力,使幹部和民眾也把某些善良的受壓迫者誤為二流子。福貴正有這樣的遭遇。族長王老萬以高利貸盤剝的手段,奪走了福貴的土地,還以族規嚴懲了福貴,使自己的剝削完全合法化了。福貴走投無路,當了吹鼓手,而這是被視為下賤的職業,因此被蠻橫無理地當作“二流子”。通過這些描寫,對舊社會提出有力的控訴,也對習慣勢力作了嚴正的批判。

《邪不壓正》描寫中農王聚才的女兒軟英的婚姻糾紛,本意在于通過地主狗腿子小旦在土改中混入幹部隊伍繼續為非作歹等情節,揭示土改初期工作中的問題。但這個作品更大成就在于極為形象地描寫了以“割封建尾名”之名,侵犯中農利益的“左”傾錯誤,揭示了產生這種錯誤的階級根源。不但象小旦這樣的人在不斷侵吞,而且一部份貧農幹部,也多佔了勝利果實。這就使本已十分貧困的農村,更顯得僧多粥少了。為了填滿“窟窿”,必然向中農開刀。作品不僅提出了當時華北解放區土改運動中帶普遍性的問題,而且對人們認識農村社會的復雜狀況,也很有價值。趙樹理還滿懷熱情地歌頌農村新人新事。《小經理》中表揚了三喜,他是一個十分平凡的青年,卻是農村合作事業發展的情勢下產生的新型人物。《田寡婦看瓜》通過田寡婦的心理變化,歌頌了新農村的道德面貌的大改觀。

“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創作中,農民是不少作家努力表現的對象。魯迅第一個懷著熾熱的同情描寫了受著深重壓迫的貧苦農民,他筆下的農民大多備嘗苦難而尚不覺醒,身心均打著階級壓迫的深深烙印。經過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高潮,到了三十年代,在深入發展的農村革命的推動下,一些左翼作家筆下開始出現了覺醒反抗的年青一代新農民形象。但是在當時主客觀條件下,特別由于作家未解決與農民感情上打成一片的問題,因而不可能塑造出真實豐滿的農民形象,在某些形象中還不免夾帶著許多知識分子思想感情的雜質。在這點上,趙樹理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一方面由于時代的緣故,他的筆下出現了翻身農民的嶄新形象。這些農民關心政治,在社會生活中有了主人公感,開始表現出創造歷史的主動性。盡管人更加熟悉並能得心應手加以表現的,仍是老一輩的農民;但就是這類農民在他的的作品中也已是被時代大潮所沖擊,挾帶著向前進步著的。另一方面,由于趙樹理來自農民,始終不脫離農民,熱愛而且深刻了解農民,使他所塑造的農民形象,從思想、感情、習性、氣質,到觀察、思考、表達的方式,都具有地道的農民的特質。這就是在文學的內容和形象塑造上,趙樹理為新文學所增添的新因素。

對于農村生活和農民心理真切深入的理解,從生活實際出發的現實主義藝術原則,使趙樹理的作品表現的是當時人們所普遍關切之事。他說:“我在做民眾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了的問題,往往就變成所要寫的主題。”(註:《也算經驗》、《趙樹理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他寫《李有才板話》,是因為“那時我們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別對于狡猾地主還發現不夠,章工作員式的人多,老楊式的人少,應該提倡老楊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寫了這篇小說。”(註:《當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三復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為了防止土改運動中,民眾未充分發動之前,流氓壞分子混入幹部隊伍以及少數當權幹部容易變壞,他寫了《邪不壓正》“使土改中的幹部和民眾讀了知所趨避”(註:《關于〈邪不壓正〉》,載《人民日報》1950年1月15日)。他的作品的主題思想常常有較大的現實意義,但並不是政治概念的沒有藝術生命的圖解。趙樹理的小說,描寫也廣大農民與封建地主的矛盾。抗戰時期民族矛盾佔主導地位,黨對地主實行減租減息政策,趙樹理卻已敏銳地抓住階級鬥爭尖銳性、復雜性的問題,在一些作品中描寫了這種鬥爭在不同環境中的不同表現形式。

同時,趙樹理還比較充分地反映了這一時期農村社會生活的變革,即在解決了政權問題之後,對舊農村社會的改造。他描寫了人的地位、人的思想和家庭內部關系的變化。在《小二黑結婚》、《孟祥英翻身》、《福貴》、《傳家寶》等作品中,他相當深刻地描寫了宗族、家庭中長幼關系、婚姻關系、婆媳關系等矛盾的演變。這些描寫,反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某些本質的方面,並且表現了一個新時代、新天地的誕生。越樹理並不回避矛盾,敢于接觸生活中的問題和落後面。他認為隻有展現閻恆元的全套陰謀詭計和老槐樹下受壓迫者繼續受壓的真實狀況,才能與“模範村”的稱號形成強烈的對照,從而揭露主觀主義、脫離民眾的嚴重危害。隻有寫活了二諸葛、三仙姑,才能使人們從他們的愚昧麻木中,加深對改變封建舊習俗的嚴重性、迫切性的認識。

在新舊兩種力量的對比中,趙樹理在進步的一方加上了政權的力量,使矛盾最終向積極的方面轉化。他認為當時民眾尚未充分發動,亟需民主政權的支持,現實生活中矛盾的解決一般都是這樣的。他不願為了激化矛盾而改變構思,而是按照他所看到的生活的本來面目安排情節。中國的封建社會有過漫長的歷史,小生產方式的影響更是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特別是農村社會的各個角落普遍存在,在作為勞動者的貧苦農民的心靈中,也留下很深的印記。中國農村的民主改革,必然是復雜曲折的,充滿了從你死我活的流血鬥爭到內心深處的微妙波動的各種矛盾沖突。趙樹理以其細致生動的筆觸,充分地刻劃了這些變化的歷史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小說是處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浪潮中的中國農村社會的一面鏡子。

趙樹理在小說藝術的民族化、民眾化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在人物塑造、情節結構和語言上,他都有所創造,形成了他在藝術上的獨特風格。這既是他個人的藝術風格,也是民族的、大眾的風格。創造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小說民族形式,是趙樹理對新文學發展所增添的又一新因素。

趙樹理的小說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他沒有對這些人物作靜止的描繪、分析、議論。他繼承了我國古典小說塑造人物的特點,適應民眾的欣賞習慣,把人物放到故事情節的發展中,在矛盾沖突中,通過人物自身的行動和語言,來展現自己的性格特征。從“不宜栽種”到“恩典恩典”的一串故事中,把二諸葛的迷信、迂腐、懦弱但又老實、厚道的性格表現得十分鮮明。從“米爛了”到精心梳裝打扮,趕到區上去鬧,則表現三仙姑假裝迷信、潑而且賴的特征。同樣兩個落後人物,放在同樣環境中,卻能將其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凸現出來。由于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因而寥寥數筆就能把人寫活,很有以筆傳神的功夫。《催糧差》中舊衙役的走狗特徵,《劉二和與王繼聖》中地主少爺的凶頑而又嬌弱的性格,《小經理》中老管賬的油滑世故,都寫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一些次要人物,也能一兩筆寫活。于福牽驢送三仙姑上區,張得貴抱著筆硯算盤隨閻恆元丈地,隻用一個動作就把他們的身份、地位、性格點了出來,頗可耐人尋味。就是老槐樹下的那些“小字輩”,或熱烈,或冷靜,面目也不雷同。趙樹理的小說較少大開大闔的情節,激烈動蕩的場面,因而人物往往不是在起伏很大的動作中完成性格,而多在日常生活細節中,通過樸實、簡煉但卻細膩的描寫去展現。象孟祥英、李成娘等都是在日常家庭生活細節中表現她們的。細節的真實,頗能表現趙樹理的精確描繪生活圖畫的長處,並使他的小說具有嚴格的現實主義的特色。《小二黑結婚》中二諸葛的神課、三仙姑的裝扮,《李有才板話》中“小字輩”的稱呼和他們過“添倉”節吃黏米糕的細節,《邪不壓正》中下聘禮的具體入微的描寫,《李家庄的變遷》中樹木和側所所有權的訴訟、吃烙餅的陋規,《劉二和與王繼聖》中的給關老爺唱戲的活動……,這許許多多細節,不但與人物塑造有密切關系,而且使作品具有濃鬱的生活氣息和地方色彩,它們都是地道的中國的,說得更確切一些,都是十足的中國北方農村的;即使從民俗學的角度去讀,也有很高的認識價值。趙樹理小說在結構上的特點是,故事性強,講求情節的連貫性和完整性;常常採用大故事套著幾個小故事的手法,環環相扣,層層推進。作品的開頭總要設法介紹清楚人物,而後隨情節的發展展開人物的性格,最後必定交代人物的結局、下落,做到來龍去脈,都有頭有尾。註重故事性,還使他的小說敘述多于描寫,描寫融于敘述。那些用白描手法所作的細膩的描寫,往往是最為引人入勝的段落。趙樹理在語言上更有傑出的創造。在他之前還很少有人完全做到使用北方農民的口語來寫作。不但人物語言是農民的口語,就是作者的敘述語言也完全口語化了。無論講述故事或評論人物、事件,都使人覺得是一個農民在說話。但這又是經過提煉的,純粹、質樸、平易,描情狀的,繪影傳神,都能形象逼真,生動活潑;在輕松幽默、風趣橫生之中,表現出人民民眾的聰明機智和樂觀主義。沒有這種獨具色彩的語言,也就沒有趙樹理的特殊的藝術風格。

藝術特色

趙樹理小說的藝術特色是他的高度的民眾觀點的表現。他在寫作時首先考慮使民眾聽起來順當,讀起來習慣。寫成一篇小說,往往先念給周圍的農民或基層幹部聽,以檢驗實際效果。凡是農民聽不慣的就設法修改。他不認為這是犧牲藝術性去俯就民眾,而認為隻有這樣才能使藝術真正在廣大民眾中發揮自己的作用。他並沒有遷就、迎合某些落後、狹窄的趣味,而是在民眾口語、民間藝術的基礎上提煉加工。他的作品做到雅俗共賞,把大眾化和藝術化統一了起來。他強調繼承民間藝術的傳統,從中吸取了豐富的營養;但並不是簡單的模仿。他清醒地看到民間的傳統文藝存在著“缺陷”,需要加以“補充”改造(註:《〈三裏灣〉寫作前後》,《三復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為了使之豐富多樣,便于表現現代的生活,適應現代讀者的需要,趙樹理的小說又融入了中國古典文學和“五四”以來新文學的長處,創造出獨具一格的民族新形式。他的這種具有鮮明民族化民眾化的藝術風格,對于後來的小說創作發生深遠的影響,在五十年代形成了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山西派”、“火花派”、“山葯蛋派”(註:《火花》是五十至六十年代山西的文藝刊物。山葯蛋是山西對于馬鈴薯的俗稱)的藝術流派。

相關詞條

相關搜尋

其它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