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力平 -原中國農業銀行天津分行副行長(朱德兒媳)

趙力平

原中國農業銀行天津分行副行長(朱德兒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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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力平,朱德兒媳。夫:朱琦。朱琦;朱德的兒子。與朱琦育有四子一女。

趙力平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縣大定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44年經組織介紹,在賀龍的撮合下,三張鋪板一拼,與朱琦結婚。解放後,趙力平任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組織科科長,1957年任天津中心婦產醫院副院長,1979年任中國農業銀行天津分行副行長,1988年離休。

趙力平與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分別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華、朱新華、朱國華。其中,朱新華是他們唯一的女兒。

趙力平身材偏瘦,但精神矍鑠,說話娓娓道來,對于唏噓往事,非常釋然,"想得很開"。

  • 出生地
    河北定縣大定村
  • 所處時代
    民國
  • 本    名
    趙力平
  • 丈    夫
    朱琦
  • 職    業
    開國元帥朱德兒媳
  • 出生時間
    1926年

人物婚姻

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隊教導員顧玉玲通知我到大隊部來一下。我們校部有一隊二隊,我在二隊。當時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誰,隊部裏頭有幾個人坐著,有個男同志,當時也沒介紹他是誰。人家看我,我沒看他。他走了以後,校部說沒事,讓我回去。

朱德兒媳趙力平朱德兒媳趙力平

第二天,顧玉玲指導員問我說:"小趙你看那人怎麽樣?"我說:"上次那人啊?我沒看他呢。"指導員告訴我那是誰,說想給我介紹總司令的兒子。我說:"我現在多大呀,18歲,太小了,不行。我們那有風俗,找對象得通過父母,父母不同意還不能結婚。"當時我一直沒同意。

後來我問我一個同學,也是好朋友:"你說,指導員給我介紹對象,是總司令的兒子,我跟不跟?"我朋友說:"那麽大的官肯定不跟,大官不自由。"朋友們都反對。

幾個月以後,組織上把我們調到一起了。我從女生大隊調到了七分校校部,分配在佇列科當參謀,負責統計工作,歸朱琦領導。我工作上向他匯報。天天見面,那時我還是堅決不同意。

有一次,他說:"咱們兩個怎麽樣啊?組織跟你談了嗎?"我說:"談了,不怎麽樣。你們家官太大了,我們家是老百姓,不行。"他也就不敢再說什麽了。

其實,我對他的印象還行,比較熱情,也挺客氣的。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遷離延安,轉移到晉綏根據地的內蒙古豐鎮。我和朱琦都到了一二零師司令部,他當通訊科科長,我是文書科參謀。

後來賀龍天天動員談話,他是晉綏軍區司令員,這是交給他的任務啊。賀龍和甘泗淇將軍的夫人李真沒事吃了飯就說,小趙出去遛遛吧,遛遛就問我想好了沒有。

有一次,賀龍跟我談話說:"咱們快進張家口了,小趙,你們兩個的事定下來,定下來我們就進張家口了,不結也得結,結也得結。同意不同意?什麽時候結?"他說:"我是司令員,我說了算,我簽字,說結婚你們就算結婚了。"他拍著桌子說:"怎麽還沒同意,還等什麽?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馬上結婚!"

說完,賀龍就寫了一張條子:"批準朱琦同志與趙力平同志結婚。"邊寫邊說:"這是你同意的,可別說我逼你的,我沒逼你。"

條子寫好後,交給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結婚證書。

1946年3月23日,我們在豐鎮結婚。晉綏軍區司令部的人都來參加了,擺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個人。賀龍主持的婚禮。他叼著煙鬥眯縫著眼睛說:"我的任務完成了。"

進了張家口,我們照了結婚照,朱琦給他爸爸一張,我送給舅舅一張。解放後,我去找婆婆肖菊芳家的人,發現都沒有人了,肖媽媽的親弟兄、孫子輩都沒有了。

大約一年後,1948年8月,我才第一次見到爹爹和康媽媽。西柏坡首長住得也挺簡單,都是窄窄的小窗戶那種房子。

見面時,爹爹穿著一件褪了色的舊軍裝,待人和藹,慈祥的臉上總泛著笑容,言談舉止間一點架子也沒有。我心裏一下踏實了,拘束感也消除了。

康媽媽還笑著說:"你們早點要個孩子吧,爹爹喜歡孩子。"我和朱琦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三天就早夭了,由于怕引起他們傷心,我們沒有告訴兩位老人。

不久,鐵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庄鐵路局當工人。因為爹爹說要從頭學,已經是團級幹部的朱琦先當練習生,後來又當火車司爐,三年後當副司機,又由副司機轉為司機,學會了開火車。

子女家庭

1949年天津解放,我參與接管了偽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隨後成立,我擔任組織科科長。1957年,幹部支援文教系統,我被調到了天津市中心婦產醫院做副院長,一直做了17年。

那時候讓你上哪,你從來不會說我不願去,讓你去你就去。所以我在天津呆了將近50年沒動過工作,也不敢要求調動。我想調也不敢說。我愛人在北京,我在天津,這麽來回跑,又辛苦。我星期六晚上十點了回北京家裏,休一天,星期天晚上就得返回天津。他在鐵路,我坐火車不要錢,就這點方便。有時候星期天晚上回來,有時候星期一早上六點坐火車回來。

後來,朱琦調往天津鐵路局。上世紀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區。在北京與北戴河間的往返中,火車常常會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鐵路局換車頭。

一次,朱琦從北戴河開車回到天津,他還未離開機車,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長請你立即到車廂裏去一趟。"因為乘車首長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這位首長是何人,來不及收拾,就匆匆趕到會客室。

因為那時開的是蒸汽機車,燒的是煤,朱琦手上、臉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發套都被他坐黑了。這時會客室的門開了,爹爹走了進來。朱琦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長原來是爹爹。

從司爐幹起,朱琦一直到"文革"前夕,才當上北京鐵路局車輛處的處長。

1950年,我又懷孕了。孩子降生之際,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戰役結束,攻佔了漢城。于是,爹爹給孫子起名"援朝"。爹爹和康媽媽一再要幫我們帶孩子。我隻好把10個月的援朝,送到了北京。

一年後,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又出生了。此時,雙方已開始在三八線附近的開城為停戰而談判,雖然常常是談談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而爹爹為他取名"和平"。

和平剛8個月,就被送進了中南海。因為兩個孩子都在北京,我們的周末和假期,便大多要到北京度過。

爹爹一直沒有忘記家鄉的兄弟,他參加革命早早離家,養家糊口的擔子全落在兄弟們身上,家境困難。爹爹決定盡自己所能,替每個兄弟家供養一個孩子來北京讀書。

如此一來,孫子、外孫、侄孫們聚在一起,有十五六人了。再加上爹爹和康媽媽老兩口,將近20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飯廳一起吃飯,就得擠滿兩大桌。

當年,在中央最高領導層中,有三家生活比較困難,就是爹爹家、劉少奇家和陳雲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員多,需要接濟的親戚多。中央辦公廳曾設法給予補助,但是爹爹從來沒有去領過。

當時隻有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是一級工資,但根據毛主席的建議,他們拿的都是四級工資,也就是400多元。

在那個時候,任何一層的領導人,除了死工資外,就沒有其他經濟來源了。和黨政幹部相比,軍隊幹部的薪金更高,元帥的工資和各種津貼加在一起約有700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帥的工資。但他以已經不在軍隊中擔任什麽實際職務為辭,堅決不拿元帥的工資。

丈夫病逝

朱琦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大的牽連。當時造反派不敢對爹爹太放肆,他們整不著爹爹,就拿朱琦撒氣,批鬥、抄家便成了他們的家常便飯。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幹校"學習。當年年底,他從山西回來後,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個叫漢溝的小車站改造,在那兒當倉庫保管員,一直幹到1972年,才給重新安排了工作。

恢復工作後,由于勞累,也由于"文革"這幾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髒病,在家休養。

1974 年6月的一個周一,我和往常一樣上班去了,朱琦和單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突然感到不舒服。等我趕回家,他已經走了,沒有留下一句話。孩子們都不在家,他們都當兵去了,我一個人在家。朱琦走時,隻有50多歲。

怕爹爹經受不住這個噩耗,隻說"朱琦突然犯病了,在醫院搶救"。6月20日,朱琦去世後的第10天,我們回北京去見爹爹,康媽媽才告訴爹爹。

那天,爹爹顯得很虛弱。看到爹爹拄著拐杖步履艱難地來到客廳,我忍不住就哭出了聲。爹爹看著我,喉結動了幾下,好像要說什麽,但一時沒有說出聲。這時,坐在我旁邊的康媽媽,輕輕地拍了拍我,示意別再哭了。爹爹說:"你們開始不告訴我,這不對,我就這麽一個兒子,這麽年輕就走了。他上過中央黨校,受過高等教育,走得這麽早,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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