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常簡作《通鑒》),由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歷時19年完成。主要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到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筆,涵蓋16朝1362年的歷史。

《資治通鑒》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官修史書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 書名
    資治通鑒
  • 又名
    通鑒
  • 作者
    司馬光
  • 意義
    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

​基本簡介

《資治通鑒》(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是北宋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1019-1086)和他的助手劉攽、劉恕、範祖禹、司馬康等人歷時十九年編纂的一部規模空前的編年體通史巨著。記載了從戰國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實。與《史記》重合戰國——漢武帝的部分。在這部書裏,編者總結出許多經驗教訓,供統治者借鏡,書名的意思是“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即以歷史的得失作為鑒誡來加強統治,所以叫《資治通鑒》。《資治通鑒》全書294卷,約300多萬字,另有《考異》、《目錄》各三十卷。是我國編年史中包含時間最長的一部巨著。

資治通鑒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所記歷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後周顯德六年(959年),前後共1362年。全書按朝代分為十六紀,即《周紀》五卷、《秦紀》三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一卷、《後梁紀》六卷、《後唐紀》八卷、《後晉紀》六卷、《後漢紀》四卷、《後周紀》五卷。

《資治通鑒》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系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目的是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警示後人。

司馬光書名的由來,就是宋神宗認為該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而欽賜此名的。由此可見,《資治通鑒》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資政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學為政治服務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

《通鑒》是一部編年體的通史,按時間先後敘次史事,往往用追敘和終言的手法,說明史事的前因後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統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內容以政治、軍事的史實為主,借以展示歷代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作為歷史的借鏡。但書中在敘述歷代統治階級活動的同時,也敘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與鬥爭。

作品體裁

概述

資治通鑒》是中國第一部官修編年體通史。該書以時間為“綱”,以事件為“目”,綱舉則目張,時索則事敘。

值得註意的是,本書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計時術語作為全書的時間架構體系,如“閼逄攝提格之歲”之類。“閼逄”相當于漢語“甲”,“攝提格”相當于漢語“寅”。為什麽不用漢語的天幹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節語言的幹支體系呢?司馬光沒有交代。《史記》的《歷書》裏面也用到了這套多音節幹支術語,司馬遷也沒有交代其來源。這為後人胡思亂想提供了口實,如竺可楨就建議梵語學者用梵語破譯這套術語。更有人藉此宣稱中國人祖先來源于西亞兩河流域或古埃及。其實,我國古文獻明文記載這是天皇語言,即三皇時代的官方語言。明代著名學者萬民英所著《三命通會》雲:“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淡泊無為而俗自化,始製幹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其十幹曰:于逢(又名“閼逄”——編者註)、旃蒙、柔兆、強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于、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蔡邕《獨斷》曰:‘幹,幹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今子醜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是也。’謂之天皇氏者,取其天開于子之義也;謂之地皇氏者,取其地闢于醜之義也;謂之人皇氏者,取其人生于寅之義也。故幹支之名在天皇時始製,而地皇氏則定三辰,道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而幹支始各有所配。人皇氏者,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始得天地之氣而有子母之分,于是幹支始有所屬焉。”所以,司馬遷和司馬光所使用的這套多音節幹支術語是中國最早的官方時間術語,屬于“皇綱”性質,故而被採用為歷史的紀年詞語,以表示歷史的正統。請參考本百科詞條“三皇五帝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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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年代

《資治通鑒》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

釋例

帝後死稱“崩”,王公死稱“薨”。天子近出稱“還宮”,遠出稱“還京”,列國諸侯遠出稱“還某郡”。

《資治通鑒》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在分裂時代,如三國,魏有〈紀〉,蜀、吳無〈紀〉;南北朝時代,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又如《通鑒》載魏明帝太和五年:“(諸葛)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雲,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鑒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

史事評論

《資治通鑒》于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其中裴子野的論佔了10篇,司馬遷的論隻有1篇。以篇數看來,〈唐紀〉所佔篇幅最多(81卷)、其次為〈漢紀〉(60卷)。

陳垣《胡註通鑒表微》曰:“《通鑒》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餘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鑒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從今日來看,“臣光曰”充滿封建色彩,黃盛雄將其歸納“誠”與“禮”,“禮之綱紀”這個概念,可謂貫穿《通鑒》之核心。張須在《通鑒學》雲:“《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為綱維。名分既壞,則綱維以絕,政權崩潰,恆必由之。溫公以此事兆東周之衰,與七國之分立,而又系論以見托始之意。”司馬光本人的思想並沒有跨越時代,故其論述沒有太大價值。例如:司馬炎因守三年之喪被司馬光稱贊是“不世之賢君”。事實上,司馬炎在中國歷史上並不能與唐太宗,漢武帝等相提並論。

主要內容

1.《周紀》,五卷。

2.《秦紀》,三卷:《周紀》與《秦紀》原為《通志》卷。

3.《漢紀》,六十卷。

4.《魏紀》,十卷。

5.《晉紀》,四十卷。

6.《宋紀》,十六卷。

7.《齊紀》,十卷。

8.《梁紀》,二十二卷。

9.《陳紀》,十卷。

10.《隋紀》,八卷。

11.《唐紀》,最多,凡八十一卷。

12.《後梁紀》,六卷。

13.《後唐紀》,八卷。

14.《後晉紀》,六卷。

15.《後漢紀》,四卷。

16.《後周紀》,五卷。

​歷史背景

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書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3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共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歷經19年編輯完成。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鑒》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實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學者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

資治通鑒》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歷史著作,歷來為人們所重視和閱讀學習。這部書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北宋時代,在中唐以來長期混戰之後,實現了國家統一,恢復和發展了社會經濟,繁榮了學術文化;同時,內政多弊,御戎不力,“積貧積弱”,局勢不穩。這是一個有生氣的時代,又是一個很苦悶的時代,是個前進的時代,又是個軟弱的時代。當時,君主將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慮如何生活,尋找出路。于是,有主張以“柔道”治天下,說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有立志改革,而實行變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鋌而走險,起義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識的人們,特別是歷史學家,如歐陽修、司馬光、範祖禹等,往往面對現實而回顧歷史,企圖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借鏡歷史,為了有助于治國安邦,更好地解決現實矛盾。其中,司馬光主編《通鑒》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它是由“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而得名。

作者簡介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初字公實,更字君實,號迂夫,晚號迂叟,司馬池之子。漢族,出生于河南省光山縣,原籍陝州夏縣(今屬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司馬光是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他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司馬光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其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歷來受人景仰。    

司馬光司馬光

主編簡介

司馬光(1019-1086),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縣,原字公實,後改君實,原號迂夫,後改迂叟,世稱涑水先生。司馬光自幼嗜學,尤喜《春秋左氏傳》。

宋仁宗(趙禎1010年—1063年,北宋第四代皇帝)寶元元年(1038年),司馬光年方20,中進士甲科。宋英宗(趙曙,1032-1067)繼位前任諫議大夫,宋神宗(趙頊,1048年-1085年)熙寧(1068-1077)初拜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司馬光司馬光

北宋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出知永興軍。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陽十五年,專門從事《資治通鑒》的編撰。哲宗即位,還朝任職。元豐八年(1085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黨,廢止新法。數月後去世。追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著作收在《司馬文正公集》中。

司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學術上。其中最大的貢獻,莫過于主持編寫《資治通鑒》。《資治通鑒》是我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貫古今,上起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末年趙匡胤(宋太祖)滅後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後,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于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一目了然。

司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編撰《資治通鑒》,共費時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豐七年(公元1084)。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精力盡于此書”。

司馬光著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鑒》,還有《通鑒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鑽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註古文學經》《易說》《註太玄經》《註揚子》《書儀》《遊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涼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在歷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聖之一(其餘兩人是孔子和孟子)。

在政治觀點方面,司馬光主張法製永遠不變,其政治思想比較保守。他曾說:“先王之法,不可變也”;他認為,象周威烈王命晉大夫魏斯等為諸侯,是棄“先王之禮”,廢“祖宗之法”。與王安石是政敵。

歷代版本

宋本

(一)宋本:

1. 餘姚官刻本:南宋高宗紹興三年(1133年)由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下紹興府餘姚縣重刻本孝宗朝或稍後印本,南宋的建、鄂、蜀諸種版本,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來自于這一版本。

2. 清章鈺《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述略》認定是南宋光宗以前的刻本,《藏園群書經眼錄》認定是南宋初期的建本,即號為景祐本者。

明刊本

(二)明刊本:

1. 明代正德嘉靖年間興文署原版歸入南雍,歷朝多次修補。

2. 明弘治元年至嘉靖三十八年刻並版本

3. 元刻明修補本:明天啓刻本,陳仁錫評閱,附刻劉恕《外紀》、胡三省《辨誤》、薛應旆《宋元通鑒》與《甲子會要》,陳仁錫序;陳仁錫評閱本,明天啓六年白口本,附薛應旆《宋元通鑒》,有墨印眉批朱筆圈點。

清刻本

(三)清刻本:

1. 胡克家本:清仁宗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胡克家仿刻興文署本;清仁宗嘉慶二十一年,胡克家原刻印本,清同治八年江蘇書局修補本。

2. 清同治十年湖北崇文書局本。

3. 清光緒十四年上海蜚英館石印本。該版本附畢沅《續資治通鑒》。

民國刊本

(四)民國刊本:

1. 民國元年:涵芬樓鉛印本。附《通鑒釋文》十二卷。

2. 百衲本:書題作《百衲本宋本資治通鑒》,民國八年商務印書館附設圖書館影印本。

3. 上海國學整理社刊本。

4. 影印宋刻本,《四部叢刊》初編,民國十八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備要》,民國二十五年鉛印。

註:胡三省《資治通鑒音註》的註本最為人稱道,現為最通行版本。

作品評價

《資治通鑒》自成書以來,歷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讀不止。點評主解《資治通鑒》的帝王、賢臣、鴻儒及現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不勝枚舉、數不勝數。作為歷代君王的教科書,對《資治通鑒》的稱譽,除《史記》之外,幾乎都不可以和《資治通鑒》媲美。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評價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于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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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的思想對中國的影響巨大,他提出的天地是萬物父母,人類是萬物之靈,主張各民族平等,愛護生命的主張對中華民族發展產生了進步作用。他生活的時代雖然是中國分裂的時期,但是他卻受到各政權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尊敬。元朝在統一進程中司馬光的思想是主要指導理論,被成吉思汗稱為“天賜蒙古的人”耶律楚材,父親耶律履和薦舉他任職的承暉都是司馬光的崇拜者,都是傑出人物,耶律楚材主張的仁義改變了早期蒙古殘暴政策,推動了蒙古進步、文明。建立元朝的蒙古傑出君主忽必烈出征時也讓賈居貞給他講授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賈居貞也同樣是名臣,反對攻日本,父子皆是副宰相。木華黎的後裔相威也擔任宰相,向忽必烈敬獻《資治通鑒》蒙古譯本,可見木華黎家族對司馬光思想理論的重視,就像木華黎對史氏家族的重用那樣。史氏家族最有影響的史天澤是司馬光的崇拜者,最喜歡《資治通鑒》,他是漢人中任職最高、最有實權的大臣,他擔任右丞相封鎮陽王,漢人中少數封王的很多原是國公,隻是去世數十年後延祐年追封,很多地位比史天澤低的都封公爵,史書載隻有史天澤未封國公,隻封王。忽必烈時代有人讒言說史天澤勢力太大,可見其地位和影響。史天祥主張仁義,救助過吾也兒、木華黎最親近的史天祥和解救嚴實的史天倪都擔任要職統領蒙漢眾軍,都主張仁義愛民。元朝是各民族聯合政府,是中原文化向各民族和世界傳播的時期,先進和文明的理論、科學也被各民族接受。司馬光的理學思想也得到推廣,也正是這一時期司馬光逐漸開始被尊為儒家三聖,在許謙的著作中,他稱司馬光去世為理學發展階段的標志,與古代把孔子去世作為經學發展階段標志同樣,認為司馬光與孔子相仿,說元朝統一前的戰亂是因為司馬光去世後,倫理敗壞的結果。元朝在統一不久後就開始在全國發行蒙文、畏兀兒文的《資治通鑒》,如同司馬光提倡的民族平等、統一、仁義的理想那樣,元朝早期社會發展進步是建立在進步思想、文化基礎上的。尊敬、崇拜司馬光,認真學習《資治通鑒》的元朝傑出人物都是推動了歷史向前發展。

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鑒》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贊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

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通鑒》可以當之。”

《通鑒》亦有高度文學價值,曾國藩撰成《經史百家雜鈔》一書,其中選錄《資治通鑒》11篇。曾國藩評價此書說“竊以先哲驚世之書,莫善于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

近代著名學者梁啓超評價《通鑒》時說:“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毛澤東自稱曾十七次主解過《資治通鑒》,並評價說:“一十七遍。每讀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恐怕現在是最後一遍了,不是不想讀而是沒那個時間啰……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鑒》裏寫戰爭,真是寫得神採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

失誤之處

《資治通鑒》雖被譽為“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敘事詳明,繁簡得宜”,但《資治通鑒》本身也有不少錯誤,如史家嚴耕望指出《資治通鑒》對雲台二十八將的排列順序有誤;兩《唐書》將“特勤”誤為“特勒”,《資治通鑒》對此並無糾正,將錯就錯,《資治通鑒》卷一六四:“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通鑒考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後出師表》並非出自諸葛亮文筆,而《資治通鑒》全文照錄。高安陳汝奇在《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認為《資治通鑒》將隻見諸野史的楊貴妃、安祿山之事納之正史而失之客觀。

又如唐代宦官魚弘志,《新唐書》仇士良傳作“魚弘志”,《舊唐書》偶有誤為“魚志弘”,《資治通鑒》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魚志弘,《資治通鑒》卷246作開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魚弘志,相互混淆。《晉書》載呂光的第一個年號“太安”,而《資治通鑒》記載為“大安”。再如《資治通鑒》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如齊人伐燕的時間(前313年),司馬光舍《史記》的編年,未據《紀年》詳加考查,隻增加齊威王十年,減少齊湣王十年,以求與《孟子》記載齊宣王伐燕的事跡相同,宋朝朱熹經考訂認為是齊湣王十年,據今人考證,實際上為齊宣王七年,另樂毅伐齊中也有不少錯誤。又如《資治通鑒》在記述隋煬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現諸多失誤,六月二十三日以後由張掖前往焉支山的時間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達張掖的當天。《通鑒》卷十五(漢紀七)文帝後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但據《二十史朔閏表》文帝後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內無戊戌。吳玉貴著有《資治通鑒疑年錄》歸納出《通鑒》紀時所發生錯誤,總計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補此方面的缺失。

資治通鑒資治通鑒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隻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唯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鑒》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鑒》,著有《資治通鑒補》,列舉通鑒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近人岑仲勉認為《通鑒》對牛僧孺說”失一維州,無害其(吐蕃)強“的評價有偏頗之嫌,司馬光還不惜歪曲事實,玩弄文字遊戲。岑仲勉還寫有《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自稱糾正《通鑒》的謬誤,共670餘條。

歷史影響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

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評價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于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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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鑒》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贊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

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通鑒》可以當之。”

《通鑒》亦有高度文學價值,曾國藩撰成《經史百家雜鈔》一書,其中選錄《資治通鑒》11篇。曾國藩評價此書說“竊以先哲驚世之書,莫善于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

近代著名學者梁啓超評價《通鑒》時說:“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毛澤東曾十七次主解過《資治通鑒》,並評價說:“一十七遍。每讀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恐怕現在是最後一遍了,不是不想讀而是沒那個時間啰……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鑒》裏寫戰爭,真是寫得神採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

《通鑒》成書不久,其體例後世仿效亦眾,著名的有南宋金履祥作《資治通鑒前編》、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秦緗業的《資治通鑒長編拾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為續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而作,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南宋史家袁樞讀《資治通鑒》,因分事立目,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鈔輯成書《通鑒紀事本末》,開創“紀事本末體”之先河;朱熹著《資治通鑒綱目》,用意在標榜“正統”、“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讀通鑒論》,清代徐幹學的《資治通鑒後編》、畢沅的《續資治通鑒》。王應麟有書《玉海》,書裏面有一部《通鑒答問》。伍耀光輯《通鑒論》,前有史事簡介,季亮時輯《司馬溫公通鑒論》,宋晞《司馬光史論》專輯“臣光曰”,最為簡略。歷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鑒學”。金朝人亦好讀《通鑒》,完顏璹與蔡圭、蕭貢並稱金源一代《通鑒》三大名家。完顏璹“讀《通鑒》至三十餘過”,元好問說他“于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鑒》為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于史學者不加詳也”[51]。

資治通鑒資治通鑒

由于《資治通鑒》著重政治軍事方面,所以後世有稱之為“帝王之書”,即使中國帝王製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鑽研《資治通鑒》作謀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鑒熱,研究者主要都是借此書作商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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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完成後,當時的皇帝宋神宗頒布獎諭詔書。內容如下:

敕司馬光:

修資治通鑒成事。

史學之廢久矣。紀次無法,論議不明,豈足以示懲勸,明遠久哉!卿博學多聞,貫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訖五代,發揮綴緝,成一家之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省閱以還,良深嘉嘆!今賜卿銀絹、對衣、腰帶、鞍轡馬,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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