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麟

賀麟

賀麟(1902-1992),四川省金堂縣人,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哲學史家、黑格爾研究專家、教育家、翻譯家。早在20世紀40年代,賀麟就建立了"新心學"思想體系,成為中國現代新儒家思潮中聲名卓著的重鎮。賀麟學貫中西,在中國哲學方面也有極高造詣,是"新心學"的建立者,是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文擇要譜敘賀麟的生平事跡及其著述。

  • 姓名
    賀麟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四川金堂
  • 出生日期
    1902年9月20日
  • 逝世日期
    1992年
  • 職業
    哲學家、教育家、翻譯家
  • 畢業院校
    清華大學
  • 主要成就
    “新心學”的建立者現代新儒學八大家之一
  • 代表作品
    《近代唯心主義簡釋》《文化與人生》、《當代中國哲學》等

生平

賀麟(1902-1992),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賀麟從小就受到儒學熏陶,尤其對宋明理學產生濃厚的興趣。1919年考入清華學堂,受到梁啓超的一定影響。1926年赴美國留學,先在奧柏林大學獲學士學位,後又入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1930年轉赴德國柏林大學專攻德國古典哲學。回國後長期任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並在清華大學兼課。1955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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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所西方哲學史研究室主任、哲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以及中國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第三屆、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並于198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賀麟對西方哲學有很深的造詣,對黑格爾、斯賓諾莎、懷特海等西方近現代哲學家都有深入的研究。就中國哲學和儒家思想而言,他早年主張“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認為“不可離心而言物”,在三十年代曾創立了與馮友蘭“新理學”相對的“新心學”體系,成為現代新儒家的倡導者之一。認為以孔子、孟子、《詩》教、《禮》教、宋明理學為代表的儒學,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提出應該從哲學化、宗教化、藝術化三條途徑出發,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長處,來改造、補充和發揮儒家學說,以謀求“儒家思想的新開展”。認為“中國文化自宋儒起,可以說是劃一新時代,加一新烙印,走一新方向”,宋儒的思想雖有偏蔽,但其“哲學富有愛民族,愛民族文化的思想”,宋儒的“格物窮理”,“似虛玄空疏,而實有大用。”1949年以後,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賀麟放棄了自己的唯心論哲學,思考逐步轉向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並且集中精力研究西方哲學和翻譯西方哲學名著,如黑格爾的《小邏輯》、《精神現象學》、《哲學史講演錄》,斯賓諾莎的《倫理學》等譯本,都出自其手。

著作

賀麟的著作主要有《近代唯心主義簡釋》《文化與人生》、《當代中國哲學》、《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等;主要譯作:《小邏輯》、《黑格爾》、《黑格爾學述》、《哲學史演講錄》(與王太慶等合譯)、《精神現象學》(與王玖興合譯);主要論文:《朱熹與黑格爾太極說之比較觀》、《知行合一新論》、《宋儒的思想方法》、《黑格爾關于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的關系的理論》、《黑格爾的早期思想》、《費希特的唯心主義和辯證法思想述評》、《斯賓諾莎哲學的宗教方面》等。

賀麟年譜簡編

1902—1908年0—7歲:賀麟,字自昭,清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1902年9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金堂縣(位于成都市東北部)五鳳鄉(今五鳳鎮)楊柳溝村一個士紳家庭。父親賀松雲,晚清秀才,卒業于金堂正精書院,曾主持鄉裏和縣裏的教育事務——當過金堂中學校長、縣教育科長。居家期間,賀松雲常教賀麟讀《朱子語類》和《傳習錄》。1909年8歲:賀麟入私塾讀書,不久隨姑太到鎮上讀國小。雖然所學仍不外乎《四書》、《五經》,且重在記誦而輕乎理解,但幼年賀麟卻憑其聰慧,亦稍能領悟儒家思想之奧義而深受其熏陶,尤其是對宋明理學,雖隻是一知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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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淺知粗義,但卻特別感興趣,這為他後來研習國學打下了基礎。賀麟後來說他“從小深受儒家熏陶”,“特別感興趣的是宋明理學”[1]。1914—1916年13—15歲:賀麟13歲國小畢業,但因身材矮小、身體瘦弱,父母不放心他獨自到外地讀書,遂命賀麟仍在國小進修。書籍為賀麟開啟了一扇超越時空的視窗,他暗暗立下志願,“我要讀世界上最好的書,以古人為友,領會最好的思想”。1917—1918年16—17歲:1917年,賀麟考入省立成(都)屬聯中——石室中學,主學宋明理學。賀麟的普通科目成績平平,但國文課卻鋒芒大露,是“全校能把文章寫通的兩個人之一”(國文老師語)[2]。1919年18歲:秋,賀麟以優秀成績考入北京清華學堂(後更名為“清華學校”,清華大學的前身),屬中等科二年級,開始接受長達七年的正規高等教育。清華期間,賀麟在思想上受到梁啓超(1873—1929)、梁漱溟(1893—1988)、吳宓(1894—1978)等人的影響。9月,賀麟所撰《新同學新校風》刊于《清華周刊》第24卷第2期,文章提倡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中國固有之美德”和孔孟“忠恕之道”。1920年19歲:校內服務性的《平民周刊》選編輯,賀麟被選中。暑假,隨學校組織的消夏團到北京西山開展集體活動。1921—1922年20—21歲:仍在清華學校學習。1923年22歲:賀麟先後聽梁啓超所開幾門關于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課程,對學術研究產生濃厚興趣。在梁啓超指導下,賀麟寫成<戴東原研究指南>一文,發表于《晨報》副刊(1923年12月8—12日),又在《清華周刊》發表《博大精深的焦理堂》。1924年23歲:仍在清華學校學習。本年,梁漱溟應邀來清華短期講學,賀麟抓住這一良機,拜訪梁漱溟幾次。梁漱溟推崇王陽明,他對賀麟說:“隻有王陽明的《傳習錄》與王心齋的書可讀,別的都可不念。” 1925年24歲:任《清華周刊》總編輯。吳宓為高年級學生開設選修課“翻譯”(外文翻譯),講授翻譯的原理和技巧,並輔導翻譯練習。賀麟、張蔭麟(1905—1942)、陳銓(1905—1969)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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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此課最認真的學生,三人後被稱為“吳門三傑”。在吳宓的悉心指導下,賀麟的翻譯水準迅速提高。賀麟開始翻譯英文詩歌和散文,閱讀嚴復的譯作。後撰成《嚴復的翻譯》一文,發表于《東方雜志》第22卷第21期(1925年11月)。在吳宓的影響下,賀麟打算“步吳宓先生介紹西方古典文學的後塵,以介紹和傳播西方古典哲學為自己終身的‘志業’”[3]。本年,基督教大同盟在北平舉行會議。賀麟代表《清華周刊》,在本刊發表《論研究宗教是反對外來宗教傳播的正當方法》,表明他對外來宗教所持有的理性的同情態度。同年,賀麟被選為“滬案(五卅慘案)後援團”的兩個宣講人之一,于暑假公費到石家庄、太原、開封、洛陽、信陽等地宣傳鼓動,宣傳三民主義。1926年25歲:夏(7月),賀麟畢業于清華大學。多年的求學生涯使他深刻地認識到,“一個沒有學問的民族,是要被別的民族輕視的”。為此,他決定遠涉重洋,赴美求學。8月,賀麟乘一艘美國客輪離開祖國,踏上了“取經”之路。9月,賀麟插入俄亥俄州的奧柏林(Oberlin)大學哲學系三年級學習,希望學得西方古典哲學這個西方文化的正宗,並把它介紹到中國,借以幫助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在奧柏林大學,學習拉丁文、心理學、哲學史、宗教哲學、倫理學以及聖經等課程。在奧柏林大學學習期間,賀麟先後撰寫了《神話的本質和理論》、《魔術》、《村社製度研究》、《結婚、離婚的歷史和倫理》、《論述吉伍勒的倫理思想》等論文,諸文後皆收入《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 1927年26歲:為紀念斯賓諾莎(BaruchdeSpinoza,1632—1677)逝世250周年,耶頓夫人(Mrs。Yeaton)在家組辦讀書會,賀麟是該讀書會的七位成員之一。耶頓夫人教授倫理學,但在課外還給賀麟等幾位同學講黑格爾和斯賓諾莎哲學,“由于她的啓發,奠定了我後來研究黑格爾和斯賓諾莎哲學的方向和基礎,所以她是我永生難忘、終身受益的老師”[4]。暑假,賀麟加入設于芝加哥泰勒沙龍的東方學生會。北伐勝利挺進的訊息傳至美國,賀麟極其興奮,在“東方學生會”舉辦的學術會議上宣讀論文《中國革命的哲學基礎》。所謂“中國革命”,指的是廣東革命軍揮師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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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後發表于《清華周刊》英文版。10月,在《東方雜志》第24卷第19期發表《西洋機械人生觀最近之論戰》,該文後收入《近代唯心論簡釋》。1928年27歲:2月,賀麟修滿學分,以優異成績提前半年從奧柏林大學畢業,獲文學士學位。賀麟的學士論文是《斯賓諾莎哲學的宗教方面》。3月,轉入芝加哥大學專攻哲學。在芝加哥大學,賀麟選習了米德教授講授的“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柏格森生命哲學”課程,斯密士教授的“格林、布拉德雷、西吉微克、摩爾的倫理學”課程以及塔爾茲的“政治倫理”課程。賀麟十分推崇格林哲學,並開始接受新黑格爾主義思想,寫成《托瑪斯·希爾·格林》一文。另外,在《芝加哥道德論壇》上發表《中國革命勝利的主導思想》。9月,賀麟因“不滿于芝加哥大學偶爾碰見的那種在課上空談經驗的實用主義者”,遂于1928年下半年(9月)轉入哈佛大學,“目的在進一步學習古典哲學家的哲學”[5]。哈佛大學是美國名牌大學,極重西方古典哲學,這很合一向註重義理的賀麟的興趣。賀麟在哈佛大學選聽“康德哲學”、“斯賓諾莎哲學”等課,以及哲學家懷特海教授的“自然哲學”課。在哈佛大學,賀麟還聽過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1873-1970)的學術演講。有一次,賀麟、沈有鼎、謝幼偉三人曾和懷特海交談中國哲學問題。1929年28歲:4月,賀麟在聽霍金(W。E。Hocking)教授“形而上學”課後,寫成論文《斯賓諾莎身心平行論的意義及其批評者》。霍金教授認為論文有創新思想,給以滿分。隨後,賀麟根據霍金教授的意見對論文又加以補充、修改。本年,賀麟畢業于哈佛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賀麟完成兩篇論文,即《道德價值與美學價值》、《自然的目的論》。 1930年29歲:擔任東方學生會主席。夏,為了真正掌握黑格爾哲學的精髓,賀麟謝絕了烏爾夫教授要他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挽留,離開美國赴德國柏林大學專攻德國古典哲學。在柏林大學,賀麟選修了邁爾的“哲學史”課、著名哲學家哈特曼教授的“歷史哲學”課,研讀了有關黑格爾生平及其學說的德文論著,如克朗納的《從康德到黑格爾》、格羅克納的《黑格爾》、哈特曼的《黑格爾》、狄爾泰的《青年黑格爾的歷史》。其中,哈特曼對賀麟的影響最大,他使賀麟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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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辯證法在黑格爾哲學體系中的核心作用。8月,賀麟完成了其學說生涯中具有裏程碑意義的論文《朱熹與黑格爾太極說之比較觀》。賀麟嘗試把儒家傳統哲學同西方哲學融合起來,以推進儒家哲學的現代化,這是他開始從事中西哲學比較的標志。該文後刊于《大公報·文學副刊》第149期(1930年11月6日),後又作為附錄收入《黑格爾學述》一書(1936年)。賀麟說:“我是想從對勘比較朱熹的太極和黑格爾的絕對理念的異同,來闡發兩家的學說。這篇文章表現了我的一個研究方向或特點,就是要走中西哲學比較參證、融會貫通的道路。”[6]1931年30歲:結識著名的斯賓諾莎專家格希哈特(猶太人),被邀請到法蘭克福附近的“金溪村舍”做客。由格希哈特介紹,賀麟加入國際斯賓諾莎學會。7月,為紀念黑格爾逝世100周年,賀麟完成《黑格爾學述》譯序,發表在《國風》半月刊第2卷第5、6號上。8月,賀麟結束了5年的歐美求學生涯,自柏林出發經歐亞鐵路回到祖國。8月28日,抵達北京。同路回國的,有賀麟在清華上學時的老師吳宓教授。9月,由楊振寧的父親、數學家楊武之教授推薦,賀麟受聘為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主講“哲學問題”、“西方現代哲學”、“倫理學”等課程。在吳宓陪同下,賀麟拜訪了時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的馮友蘭教授。馮友蘭邀請賀麟在清華大學開課,講授“西洋哲學史”、“斯賓諾莎哲學”兩門課程,每周四小時。他講課的最大特點是“情理交融”。他的講課深入淺出,語言生動,如行雲流水,引人入勝,深受學生的歡迎。“九·一八”事變後,賀麟接受《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輯吳宓的邀請,作長篇論文《德國三大偉人處國難時之態度》,分7期連載于《大公報》,宣傳愛國主義,鼓舞抗戰士氣。 1932年31歲:被北京大學聘為副教授。應北京燕京大學學生會代表許寶騤的邀請,作題為《論意志自由》的演講,此乃賀麟回國後初次講演。在座者有演張君勱等。講詞後以《我之意志自由觀》為名,刊于《大公報·現代思潮》第36、38期,1932年5月28日、1932年6月1日。夏,賀麟路過南京,與柳詒徵、郭斌龢、範存忠、繆培林、景昌極諸人餐飲。次日,賀麟由景昌極陪同,至支那內學院拜見歐陽竟無(1871—1943)老人,“受到親切的接見,並愉快地談了約兩個小時”[7]。11月,發表《大哲學家斯賓諾莎逝世三百年紀念》,《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54、2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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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14日、11月21日。1933年32歲:在張蔭麟陪同下,賀麟前往清華大學訪問了哲學系教師張岱年。後來張岱年與馮讓蘭舉行婚禮,賀麟還臨時充當了介紹人。春,《華北日報》主編邀請賀麟擔任該報“哲學副刊”編者,賀麟為其撰《〈華北日報〉哲學副刊發刊詞》,該文後收入《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1月,發表《斯賓諾莎的生平及其學說概要》,《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64期,1933年1月23日。該文後作為1943年商務印書館初版《致知篇》一書的譯者導言,又收入《近代唯心論簡釋》。3月,發表《黑格爾之為人及其學說概要》,《大陸》第1卷第4期,1933年3月。7月,翻譯魯一士(J。Royce)所著《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譯文刊于《哲學評論》第5卷第1期。12月,發表《道德進化問題》,《清華學報》第9卷第1期。1934年33歲:2月,譯文《黑格爾印象記》刊于《清華周刊》第41卷第5期。3月,《近代唯心論簡釋》發表于《大公報·現代思潮》周刊。《近代唯心論簡釋》是賀麟“哲學思想的宣言”,“此後的許多文章,都是此文所闡述的基本思想的擴充與引申”①。《近代唯心論簡釋》的發表,標志著賀麟草創“新心學”的開端。7月,根據張蔭麟的建議,賀麟將“三大偉人”改為“三大哲人”,出版《德國三大哲人處國難時之態度》單行本,北平大學出版社。10月,賀麟、金岳霖、馮友蘭、黃子通受同行委托,籌備召開哲學年會。11月6日,發表《從叔本華到尼採——評趙懋華著〈叔本華學派的倫理學〉》,《大公報·文學副刊》第305期。 1935年34歲:4月,湯用彤(1893—1964)、馮友蘭(1895—1990)、金岳霖(1894—1984)等哲學界同仁發起成立“中國哲學會”,並在北京大學舉行第一屆哲學年會(4月13—14日)。賀麟在第一屆年會上當選為理事兼秘書。翻譯亨利希·邁爾《五十年來的德國哲學》,並加附釋。1月,文章刊于《新民月刊》第1卷第1期。該文後被編入馮至編校的《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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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的德國學術》(商務印書館)一書中,又作為附錄收入他的《西方現代哲學講演集》。撰寫《經濟與道德》,該文後于1938年發表于《國聞周報》(收入《文化與人生》)。1936年35歲:本年,升任北京大學教授。1月,發表《康德名詞的解釋和學說的概要》,《東方雜志》第33卷第4期。2月,發表《宋儒的思想方法》,《哲學評論》第7卷第1期、《東方雜志》第33卷第2期。3月,賀麟所譯開爾德(E。Caird,1835—1908)《黑格爾》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4月,參加第二屆哲學年會。同月,中國哲學會成立,賀麟當選為學會理事。第一屆委員會由黃建中、方東美、宗白華、張君勱、範壽康、林志鈞、胡適、馮友蘭、金岳霖、湯用彤、賀麟、祝百英等12人組成,金、馮、祝、賀、宗、湯等六人任常務委員,負責日常會務工作,金兼任會計。本年,《哲學評論》改由中國哲學會編輯(金任編輯),正式成為中國哲學會的會刊。7月,《評康寧漢〈哲學問題〉》作為溫公頤編譯《哲學概論》一書的序言發表。11月8日,作《彭基相著〈談真〉序》,該文後收入《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12月,發表《文化的類型》,《哲學評論》第7卷第2期,1936年12月。本年,賀麟翻譯魯一士《黑格爾學述》並加長序,該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有人評價說,“從1931年回國後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是賀麟學術思想的勃發期”,而“八年抗戰,是賀麟生命最為昂揚,思想最為活躍,因而也收獲最為豐厚的時期”[8]。 1937年36歲:1月24日,中國哲學會第三屆年會在南京開幕,27日選舉第二屆理事會。賀麟參加中國哲學會第三屆年會,當選為學會常務理事(共五人),與另外兩位常務理事金岳霖馮友蘭共同主持學會日常工作。另外,賀麟還兼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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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會西洋哲學名著翻譯委員會主任。3月,金岳霖與賀麟等人發起組織邏輯學研究會。7月,抗日戰爭爆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往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0月26日,長沙臨時大學舉行開學典禮。11月1日,開始上課。文學院設在南岳衡山腳下的聖經書院。雙十節過後,賀麟、湯用彤、錢穆三人同行,在天津小住數日,後取海道至香港。小港住近旬,又北上廣州,晤謝幼偉。11月底,抵達長沙,宿三宵。因北京大學文學院已遷至南岳(在南岳山腰聖經書院舊址),遂又南下②。1938年37歲:2月,臨時大學繼續南遷,4月到達昆明,改名為“西南聯合大學”。5月4日正式開學。賀麟隨文學院遷至離昆明三百多公裏的蒙自縣,執教于哲學心理系,與湯用彤(系主任)、馮友蘭、金岳霖、沈有鼎、鄭昕、陳康等哲學家共事。與湯用彤、吳宓、浦江清合住一室。同年10月,到國民黨中央政治大學任教。一年後仍回西南聯合大學。5月,發表《新道德的動向》,《新動向》第1卷第1期;發表《抗戰建國與學術建國》,《雲南日報》賀麟與張蔭麟通信辯論宋儒太極說之轉變,後以《與張蔭麟兄辯宋儒太極說之轉變》為題,發表于《新動向》第1卷第4期,1938年8月。代表賀麟知行觀的重要文章《知行合一新論》,作為“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文集”之一,出版單行本。7月9日,賀麟于日記雲:“我讀《重光雜志》中唐君毅的文章,覺得唐君毅的文字明晰,見解弘通,于中西哲學皆有一定的研究。其治學態度、述學方法、所研究之問題,均與餘相近似,是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原則。”[9]1939年38歲:回西南聯合大學執教。 1940年39歲:參加中國哲學會第四屆年會,當選為學會常務理事。經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同意,賀麟借調到中央政治學校講學半年。蔣介石讓秘書發電報約見賀麟,賀麟接電報後如約飛往重慶,在黃山別墅由陳布雷陪同見到了蔣介石。賀麟借此機會向蔣介石提出“西洋哲學名著翻譯委員會”的經費問題,蔣介石答應撥款;蔣介石邀請賀麟留在中央政治學校任教,被賀麟婉言謝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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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麟回國至1948年,蔣介石曾經四次約見賀麟。誠如周輔成所言,“賀先生與蔣介石之間的個人關系也無可指摘,他從未做過其他說不出來的事”[10]。1月,發表《物質建設現代化與思想道德現代化》,《今日評論》第3卷第1期。5月1日,發表《五倫觀念的新檢討》,昆明:《戰國策》第3期,開始提出“新心學”的基本思想。該文後以《五倫新解》為名收入《時代之波——戰國策論文集》,重慶:在創出版社,1944年6月。7月20日,發表《英雄崇拜與人格教育》,《戰國策》第17期(同名收入《時代之波》)。11月30日,發表《時空與逾時空》,《哲學評論》第7卷第4期。1941年40歲:中國哲學會西洋哲學名著翻譯委員會在昆明成立,賀麟被推選為主任委員。從本年春天開始,賀麟著手翻譯黑格爾的重要著作《小邏輯》。8月1日,代表賀麟“新儒學”思想的重要文章《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發表于《思想與時代》第1期。9月1日,發表《愛智的意義》,《思想與時代》第2期。10月,發表《論知難行易》,《新認識》第3卷第5期。12月,發表《自然與人生——“回到自然去”》,《思想與時代》第5期。本年發表的文章,還有《樂觀與悲觀》等。1942年41歲:2月1日,《宣傳與教育》,《思想與時代》第7期。6月,《近代唯心論簡釋》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初版)。《近代唯心論簡釋》平裝本一冊,352頁,收論文15篇。此乃賀麟第一本論文集,也是反映他“新心學”思想的代表作之一。11月,《現代思潮批判》,《文化先鋒》第1卷第11期,1942年11月。1943年42歲:在西南聯合大學講授“黑格爾理則學”。所謂“理則學”,通常譯作“邏輯學”,賀麟採用的是孫中山的譯法。秋,在重慶小溫泉給全體新生講課,講稿為《讀書方法與思想方法》。本年7月,重慶獨立出版社發行《近代唯心論簡釋》第二版,收集論文仍為15篇,但書末附錄了《最近五十年來的西洋哲學》。 1942年10月24日,張蔭麟在貴州遵義病逝。3月1日,賀麟發表《我所認識的蔭麟》,《思想與時代》第20期。賀麟說:“他(按:即張蔭麟)的中國史綱,雖僅部分完成,是他人格學問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現和具體結晶。書中有真摯感人的熱情,有促進社會福利的理想,有簡潔優美的文字,有淹博專精的學問,有透徹通達的思想。”5月1日,發表《學術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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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與時代》第22期。1942年9月21日,胡繩發表《一個唯心論者的文化觀——評賀麟先生著“近代唯心論簡釋”》③,針對《近代唯心論簡釋》一書若幹觀點提出批評意見。次年,徐梵澄于《圖書館月刊》發表《〈近代唯心論簡釋〉述評》,謝幼偉于《思想與時代》第11期發表《何謂唯心論——兼評賀麟著〈近代唯心論簡釋〉》。本年4月14日,賀麟作《答謝幼偉兄批評三點》(《思想與時代》第23期,1943年6月1日),對謝幼偉提出的三個問題做了回答。7月1日,發表《德國文學與哲學的互動影響》,《思想與時代》第24期。11月,發表《費希特哲學簡述》,《哲學評論》第8卷第4期。12月1日,發表《基督教與政治》,《思想與時代》第29期。12月,《知難行易說與知行合一說》由重慶青年書店出版,書末附錄賀麟《知行合一新論》。1944年43歲:3月,發表《謝林哲學簡述》,《哲學評論》第8卷第6期。5月1日,發表《宋儒的新評價》,《思想與時代》第34期。6月1日,發表《論時空(答石峻書)》,《思想與時代》第35期。11月1日,發表《功利主義的新評價》,《思想與時代》第37期。12月,發表《楊墨的新評價》,《建國導報》第1卷第14期。抗戰時期(四十年代初),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賓人)在重慶中央大學任教,賀麟與唐君毅多次會晤。1945年44歲:西南聯合大學“三民主義教學委員會”主席陳雪屏離校,賀麟代理其職務。賀麟在《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一文的基礎上寫成《當代中國哲學》一書,將《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作為第一章,題目改為《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4月,發表《陸王之學的新開展——介紹熊十力馬一浮二先生的思想》,《建國導報》第1卷第17期。8月30日,在昆明為《當代中國哲學》作序。9月21日,賀麟致函胡適。信中表示盼復早歸,以主持北京大學復員工作,並在信末發表自己對時局的看法[11]。本年,撰寫《陸象山與王安石》。賀麟撰寫此文之機緣,可以上溯至華萊士的一席話。1944年夏,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問中國,“發表了不少有深遠意義的宏論”,“最有興味的一點是他特別贊揚我國宋代厲行新法的大政治家王安石”[12]。翻譯斯賓諾莎的《致知篇》並為之作序,該書于本年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 1946年45歲:1月,發表《〈當代中國哲學〉序言》,《三民主義半月刊》第8卷第1期。6月,西南聯合大學哲學心理學系主任湯用彤因公離校,賀麟暫行代理其職務。7月,聞一多在昆明被暗殺,西南聯合大學成立“聞一多喪葬撫恤委員會”,賀麟被推選為委員。西南聯合大學戰時的使命完成,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決定遷回原址。成立三校聯合遷移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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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麟被推選為該會委員。9月2日,離開昆明北上。10月,隨北大返回北平。9月2日,在昆明作《文化與人生·序言》。10月,發表《王船山的歷史哲學》,《哲學評論》第10卷第1期,1946年10月。(收入《文化與人生》)賀麟素來尊崇王夫之(1619—1692),上文約二萬字,主要依據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和《宋論》二書。1946年11月,反映戰國策派思想的論文集《時代之波》由大東書局出版,該集收入了賀麟的《五倫新解》、《英雄崇拜與人格教育》兩篇文章。本年度發表的論文,還有《文化、武化與工商化》等。1947年46歲:賀麟擔任北京大學訓導長,但他從未迎合上司幹迫害進步學生的事,多次頂住國民黨政府教育長朱家驊施加的壓力,沒有開除進步學生。一些特務學生開來的黑名單,也一律扣下不報。他還多次出面保釋被捕的學生,樊弘等思想進步的教授也都因得到賀麟的掩護才躲過國民黨警方的追捕。1月,發表《王安石的心學》,《思想與時代》第41期;發表《民治論》,《三民主義半月刊》第9卷第1期;發表《納粹毀滅與德國文化》,《遠東》創刊號。2月,發表《認識西洋文化的新努力》,《讀書通訊》第126期。3月1日,《王安石的性論》,《思想與時代》第43期。10月1日,發表《對黑格爾系統的看法》,《思想與時代》第48期。3月,發表《儒家的性善論》(賀麟講、杜萬榮記),《五華》第3期。7月,發表《西洋近代人生哲學之趨勢》,《讀書通訊》第126期。本年,賀麟出版了兩本關于“新心學”哲學思想的重要著作:一本是《當代中國哲學》(南京:勝利出版公司,1947年1月),一本是《文化與人生》(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11月)。 1948年47歲:1月16日,發表《天下一家與兩個世界》,《周論》創刊號。2月,發表《論黨派退出學校》,《周論》第1卷第7期。3月,發表《此時行憲應有的根本認識和重點所在》,《周論》第1卷第12期。6月,發表《論反動》,《周論》第2卷第1期;發表《自由主義與學術》,《周論》第2卷第4期。12月,發表《論哲學紛無定論》,《周論》第2卷第18期。12月25日,北京大學舉行50周年校慶。學生特送錦旗一面給賀麟,上綉“我們的保姆”字樣,以表示對他的感謝與愛戴。本年,重慶正中書局出版《儒家思想新論》,該論文集收入賀麟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一文。從1947年下半年開始,賀麟為學生講授“現代西方哲學”課程,課程于1948年上半年結束。肖輝楷認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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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賀麟的這門課程,並做了詳細的筆記,他將記錄稿整理好後交給賀麟,賀麟將其儲存于匣笥中30餘年。1978年召開全國西方哲學史會議,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與賀麟約定刊印此稿。賀麟對記錄稿重新審閱並做修改,于1984年作為《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的上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43年,賀麟為學生講授“黑格爾理則學”課程。本年,賀麟根據樊星南所做記錄整理成單行本,書名定為《黑格爾理則學簡述》,作為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之一,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文後收入《黑格爾哲學講演集》。1949年48歲:北平解放前夕,汪子嵩代表中共地下黨做賀麟的工作,希望他不要到台灣去;進步教授袁翰青也與賀麟談了三次,宣傳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在中共地下黨有關人員的幫助下,賀麟明確了自己的選擇。在圍城期間,南京方面三次派飛機至北平接請賀麟,但都被賀麟拒絕,賀麟表示不再同國民黨往來。從1941年春起,賀麟就開始翻譯黑格爾的《小邏輯》,“但因外務紛擾、工作不集中”(《小邏輯·譯者引言》),直至北平解放時止,僅譯了全書的一半,約十一、二萬字;至1949年國慶時,才將全書翻譯完畢,以此“作為對新中國的誕生的獻禮”[13]。《小邏輯》中譯本的問世,可以說是賀麟成為“新中國黑格爾哲學研究一代宗師的一個永放光芒的標志”(《哲學研究》1993年第1期,第6頁)。1950年49歲:在1949—1950學年內,賀麟在北京大學講授“黑格爾哲學研究”,上學期研讀黑格爾的《小邏輯》,下學期研讀列寧的《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班上同學有楊憲邦、張豈之、楊祖陶、陳世夫、梅得愚等,前來參加的還有王太慶、徐家昌[14]。年底,賀麟隨北京大學土改團到陝西省長安縣參加土地改革工作一個月。本年10月,所譯黑格爾的《小邏輯》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1951年50歲:1月4日,發表《講授唯心主義課程的一些體會》,《光明日報》。1月,發表《答復庄本生先生》,《新增設》第3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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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賀麟在<光明日報>發表《參加土改改變了我的思想——啓發了我對辯證唯物論的新理解和對唯心論的批判》一文,公開表示贊同唯物論,並批判了唯心論的錯誤觀點,其哲學信仰開始轉變。他在文章中談到,隻有通過社會實踐的錘煉,思想才會有力量;從概念到概念的思想是貧乏無力的。該文隨後被收入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我們參觀土地改革以後》一書中,賀麟後來又將其收入《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從本年10月至次年春,賀麟到江西省泰和縣參加土改半年。1953年52歲: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賀麟曾任民盟北京市委員,第一、二屆民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常委,第四、五屆民盟中央委員,第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54年53歲:2月8日,撰畢《小邏輯·譯者引言》。寫成《我同意克列同志的說法的思想鬥爭過程》一文,未正式發表,後收入《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在北京大學講授“黑格爾哲學”課程,後收入《黑格爾哲學講演集》。7月,黑格爾著、賀麟翻譯《小邏輯》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賀麟專門為譯本加了長序。12月2日,中國科學院院務委員會和作協主席團會議聯合舉行,決定召開批判胡適思想的討論會。會後,全國文化界、思想界便有組織、有領導地積極展開了批判運動。賀麟積極參加50年代初對唯心主義的批判,先後寫出《兩點批判,一點反省》、《批判胡適的思想方法》、《批判梁漱溟的直覺主義》等文章1955年54歲:本年,賀麟由北京大學調至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哲學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任西方哲學史組組長,研究室主任,一級研究員,直至去世。1月29日,《人民日報》第三版公開發表了賀麟寫的《兩點批判,一點反省》一文,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賀麟在文中不但批判了胡適和梁漱溟的唯心主義思想,還對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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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充分表現了賀麟敢于深刻地解剖、批判自己,並從根本上改變自己以前的思想觀點的勇氣。賀麟誠懇地說,“批判從前曾經從不同方面,在不同方式下影響過我的思想的胡適和梁漱溟先生”,“也就是自己要和自己過去的反動唯心論思想切割”。賀麟在“唯心論”前冠以“反動”二字,足見其同唯心論一刀兩斷的決心。此文在當時受到普遍的贊揚,但在現在看來,卻反映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左”的思想的影響。3月,發表《批判胡適的思想方法》,《新增設》第3期,1955年3月。7月,發表《“百家爭鳴”和哲學》,《學習》第7期,1955年7月。7月,發表《論反映——學習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一些體會》,《新增設》第6期,1955年7月。這是賀麟學習列寧《反映論》以後所寫的一篇體會。8月,發表《批判梁漱溟的直覺主義》,《新增設》第8期,1955年8月。11月,譯著馬克思的《黑格爾辯證法和哲學一般的批判》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後又撰《學習馬克思的〈黑格爾辯證法和哲學一般的批判〉》一文(刊于《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本年,賀麟在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舉行的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上發言,發言稿題目為《讀艾思奇同志〈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的一些啓發和意見》,發言稿後收入《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本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做了五次關于“黑格爾的自然哲學”講演,講稿後收入《黑格爾哲學講演集》,改名為《運動是空間和時間的相互過渡》。 1956年55歲:2月,發表《知識分子怎樣循著自己專業的途徑走向社會主義?》,《新增設》,1956年第2期。這也是賀麟學習列寧著作以後所寫的心得體會。2月,參加《文藝報》召開的小型座談會,會後寫成《朱光潛文藝思想的哲學根源》。稿子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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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後,賀麟先後請外國文學研究所蔡儀、馮至提意見。稿子經修改,即送《文藝報》發表。稿子最後又經胡喬木提意見,首先發表于《人民日報》(1956年7月9、10日第七版),隨後,又被收入《美學問題討論集》(《文藝報》編輯部編,作家出版社,1957年5月)。6月,發表《為什麽要有宣傳唯心主義的自由?——對“百家爭鳴”政策的一些體會》(署名賀麟、陳修齋),《哲學研究》第3期。這是賀麟5月26日在懷仁堂聽取當時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代表黨中央作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報告後的一些體會。陳修齋回憶說,該文以他們二人的名義發表,雖是我執筆,但主要觀點是賀先生的;即使在我執筆撰寫時加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也是賀先生看後同意的[15]。8月,發表《黑格爾關于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的關系的理論》(署名賀麟、張世英),《新增設》第8期;發表《黑格爾著〈哲學史〉評介》,《哲學研究》第3期。12月,發表《溫德爾班著〈哲學史教本〉及羅素著〈西洋哲學史〉簡評》,《新增設》第12期。1956年秋到1957年春,賀麟在中國人民大學講授黑格爾《小邏輯》,後收入《黑格爾哲學講演集》一書的《黑格爾小邏輯講演筆記》就是根據當年學生的聽課筆記整理而成。 1957年56歲:1月,賀麟根據在中國人民大學講授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的教學實踐,寫成《講授唯心主義課程的一些體會》,發表于1月4日的《光明日報》。同月,所撰《斯賓諾莎哲學簡述》發表于《哲學研究》第1期。1月22日至26日,北京大學哲學系召開“中國哲學史座談會”,100多人與會,賀麟在會上作了題為《對于哲學史研究中兩個爭論問題的意見》的系統發言。發言記錄稿《對于哲學史研究中兩個爭論問題的意見》刊于《人民日報》(1957年1月30日第七版)。其後,針對關鋒的批評,賀麟又作了反批評,題為《關于對哲學史上唯心主義的評價問題》。7月,二文被收入《中國哲學史問題討論專輯》,《中國哲學》編輯部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7月。2月,隨中國哲學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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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團訪問前蘇聯。4月11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南海豐澤園接見周谷城、胡繩、金岳霖、馮友蘭、賀麟、鄭昕、費孝通、王方名、黃順基等十人,並在家共進午餐,飯後又談到三點多鍾。4月,發表《必須集中反對教條主義》,《人民日報》,1957年4月24日第七版筆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欄目。賀麟說,《必須集中反對教條主義》是“按照我所了解的當時毛主席談話的精神而寫的一篇文章,但這篇文章在1957年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後,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對”[16]。5月10日至14日,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史研究室、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史教研室在北京大學臨軒湖聯合召開中國哲學史工作會議。會議就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中國哲學史目前進行研究的問題、中國哲學史資料問題展開討論,賀麟在會上就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關系發表了意見。評論說,自“反右”開始,“賀麟的學術重點放在翻譯和‘客觀介紹’上,學術鋒芒逐漸消減”[17]。1958年57歲:該年,賀麟同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西方哲學史組和邏輯組同志一起到河南七裏營勞動、學習。姜丕之說:“他在勞動中總是不甘落後,搶著幹。我因病提前回北京住院治療,他一直堅持到底,為期兩三個月。”[18]9月,作《倫理學·譯後記》。同月,所譯斯賓諾莎《倫理學》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81年4月重印)。12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資料室編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參考資料》第四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集收入賀麟的《近代唯心論簡釋》等。1959年58歲:所譯黑格爾《小邏輯》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此乃1959年新1版。與王太慶合譯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此乃1959年新1版。同年,《哲學史講演錄》(第三卷)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本年,《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參考資料》第五集出版,收入賀麟的<當代中國哲學>和論文26篇。 1960年59歲:4、5月,在《哲學研究》第4、5期發表《批判黑格爾論思維與存在的統一》。7月,在《新增設》第7期發表《新黑格爾主義批判》。與王太慶合譯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二卷)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此乃1960年新1版。所譯荷蘭斯賓諾莎《知性改進論》(《致知篇》的新版)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86年6月重印)。賀麟對原譯著作了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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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譯者序言》。1961年60歲:1月,發表《論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和轉化》,《哲學研究》第1期;發表《加強對西方現代哲學的研究》,《新增設》第1期。5月5日,發表《關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和轉化的問題——答嚴北溟先生》,《文匯報》。9月上旬,吳宓至京,會見賀麟、李賦寧、季羨林等清華同事、弟子。撰寫《關于研究培根的幾個問題》,該文收入《培根哲學思想——培根誕生四百周年紀念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所譯馬克思《博士論文》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後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61歲:1月,發表《關于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哲學研究》第1期,1962年1月。在中國哲學學會北京分會于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大會上作題為《胡克反馬克思主義的實用主義剖析》的演講,後經整理收入《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本年,黑格爾著、賀麟譯<康德哲學論述>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同年,黑格爾著、賀麟與王玖興合譯《精神現象學》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63年62歲: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第三次學部委員擴大會議上作《關于黑格爾自然哲學的評價問題》的報告,後發表于<新增設>第5期。1964年63歲:本年,賀麟當選為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其後,賀麟又連續當選為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65年64歲:賀麟參加全國政協參觀團至江西豐城縣參觀、學習,還參觀了南昌起義紀念館,並拜謁井岡山革命聖地,路過上海時還去看望了姜丕之[19]。1966—1974年65—73歲:“文化大革命”開始。由于賀麟的特殊經歷與特殊地位,他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反共老手”帽子,多次被批鬥,抄家數次,遊街數次,房屋被佔,財產丟失,被關進“牛棚”一年多,甚至被誣為“特務”而慘遭毒打。後來,賀麟還以“勞動鍛煉”的名義被遣送到河南農村幹校改造兩年。研究工作全部中斷。對于這一切,賀麟以一個哲人獨具的冷靜與超然態度默默地忍受著。1973年,台灣出版社印行了《文化與人生》的新版。1975年74歲:國慶節前夕,尚未“解放”的賀麟接到周恩來總理簽署的國宴請柬,參加了國務院國慶招待會。1978年77歲:在蕪湖召開的“全國西方哲學史討論會”上,作了《黑格爾哲學體系與方法的一些問題》的講話,講稿收入《黑格爾哲學講演集》。本年,賀麟、王太慶所譯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四卷)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1979年78歲:6月,賀麟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訪日代表團的一名成員去日本作學術訪問,訪問了關西大學、京都大學、東京大學、金澤大學。在西方哲學座談會上,賀麟兩次對斯賓諾莎身心平行論思想做了擇要講述,“日本友人頗感興趣”。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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