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植棠

譚植棠

譚植棠,曾用名昌泰,1893年出生于高明區明城鎮濠基坊(村),著名的三譚(譚平山、譚天度、譚植棠)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廣東組織的建立者和領導者之一。譚植棠年青時,愛讀《大同書》、《天演論》等著作,接受進化論觀點,渴望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1917年,譚植棠偕廣東高等師範的同學譚平山、陳公博一起考進了北京大學。在學期間,譚植棠如飢似渴地博覽進步書刊,尋求革命真理。他從《新青年》看到李大釗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茅塞頓開,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光明。

  • 中文名稱
    譚植棠
  • 別名
    曾用名昌泰
  • 出生地
    高明區明城鎮濠基坊(村)
  • 出生日期
    1893年
  • 畢業院校
    北京大學
  • 代表作品
    《中國歷史政權中心轉移之研究》
  • 譚植棠
    中國共產黨廣東組織的建立著之一

簡介

譚植棠譚植棠

姓名:譚植棠

生卒:1894—1952

籍貫:中國(廣東省高明)

譚植棠(1893—1952)明城鎮濠基村人,別字仙槎,曾用名昌泰,化名譚天。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學。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影響下,接受社會主義思想。1920年回廣州,與陳獨秀譚平山陳公博等建立共產黨廣東支部。

1923年6月,譚植棠受命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幫助改助國民黨。1924年後,歷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二、三屆教員,主講《中國革命問題》,後任該所第四屆主任,次年9月,任國民黨中央農民組織幹事。

1925年6月,省港大罷工爆發。時,譚植棠任中共廣東區委國民運動委員會書記,聯絡各界發起成立“廣東各界對外協會”,作為支援罷工、反帝鬥爭的行動機關,並任協會主席。他多方奔走,忘我工作,積勞成疾,以致在一次大會上慷慨講演時吐血昏倒。

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譚植棠遭國民黨特務追捕,潛回家鄉養病。因輾轉醫療,同黨組織失掉聯系。至1937年,才與中共高明縣組織接上聯系。之後,以做生意為掩護,參加了陳旺等領導的抗日救亡活動,資助抗日武裝鬥爭,並于1944年底,利用聯宗會的形式發展抗日力量,被國民黨縣政府派警圍捕,後化裝離開高明。

1949年,譚植棠到東江遊擊區,在東寶行政督導處擔任財經科長。是年冬,經周恩來同志審理,並以中共中央名義批準恢復了組織關系。1946年,奉命到香港,先後在中共駐港辦事處、駐港統戰委員會和中共南方局擔任統戰工作。他利用老同事、老朋友的關系,同許多知名人士接觸,做了大量的團結、爭取工作,推動了在港民主人士于1949年9月回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建國後,譚植棠由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派住肇慶擔任西江行政專署工商科科長兼貿易、糧食、百貨3大公司經理。在1952年春的“三反”、“五反”運動中,受到錯誤處理。5月,因舊病復發,病逝于廣州。1979年9月27日,中共肇慶地委作出決定:復原1952年6月30日對譚植棠的錯誤處分,恢復黨籍,恢復名譽。

經歷

1893年,廣東省高明縣(今佛山高明區)明城鎮濠基村,鄉紳譚超喜得長子嫡孫。譚家在當地屬大戶,有數百畝田地和一家米店。為了祈求孩子安定長壽,家人將其乳名取為“亞定”。“亞定”就是譚植棠。 幼年時,譚植棠酷愛讀書,祖父要求他輟學做掌櫃,譚植棠毅然拒絕,後考入廣東高等師範附屬中學。 1917年,譚植棠考入北大文科,與他同行的是族叔譚平山。譚植棠從小熱愛習武,曾準備投軍報國,但因體質不合格,後來改學歷史,而譚平山學的是哲學系。相對于哲學系而言,歷史系的學生思想並不十分激進。相反,在新文化運動中,譚植棠所在班級很少有參與白話文革新的學生。譚植棠是個例外。

這源于譚平山陳公博對他的影響。他們是廣東同鄉,同年考入北大,住同一個宿舍。 陳公博與譚植棠相交甚篤。其在《我和共產黨》中提及譚植棠:“至于植棠倒是樸實無華,忠于待人,信于所守,他是學史地的,因平山的關系,我才認識他。我對于植棠的印象和交誼都比別人為深,至今懷念斯人,猶戀戀不釋。” 通過兩位好友,譚植棠接觸到了《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進步書刊,李大釗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

譚植棠自傳譚植棠自傳

參加“五四運動”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一直悶頭讀書的譚植棠開始變得激進起來。五四當天,他與譚平山一起遊行到天安門前。火燒趙家樓時,譚平山怕他體單力薄吃虧,讓他不要亂跑,誰知譚植棠卻跑到隊伍前面,帶頭揮旗子。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宣告成立,譚植棠負責學生聯合會的宣傳工作。同學評價他“性格沉穩,宣傳鼓動能力極強”。 事後,譚植棠在給廣州同學譚天度的信中說:斯時的北大,乃是中國革命青年的熔爐。

1920年3月,他與譚平山、陳公博在北大創辦了《政衡》雜志(月刊),評論時政,權衡社會利弊。他在該刊發表了多篇他對俄國十月革命的向往和對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同情的文章,逐步堅定社會主義信仰和社會革命的信念。

辦報啓民

1920年夏天,譚植棠從北大畢業回到廣州,被聘為國立廣東法政學校教員,兼授廣東高等師範的課程。為喚起廣大民眾對革命思想的認識,譚植棠與譚平山、陳公博等反復商議,最後決定創辦一份報紙。“如果我們有自己的陣地,就可以擴大宣傳和影響,號召民眾起來,改變目前的現狀。”此後譚植棠與友人縮衣節食、私人集資,並請求家庭資助,10月,在廣州市第七甫100號創辦了《廣東群報》,譚植棠在該刊先後發表多篇文章。經過努力,《廣東群報》成為廣東共產黨誕生之前的一個重要宣傳陣地,為廣東共產黨的建立做了輿論準備。

《廣東群報》出版後,譚植棠立即把刊物寄到高明老家,後來還連同《青年周刊》等革命刊物寄回去。在此期間,他還經常回鄉探親,利用茶餘飯後向鄉親們傳播革命思想,宣傳破除迷信等新思想、新文化。譚植棠是從村裏走出來的大學生,讀的書多,被視為“狀元”,深受村民敬仰。在他的宣傳教育下,鄉親們把鄉間的鎮海宮、白業庵裏的華光大帝、十八羅漢等神像扔進池塘,並拆掉廟堂成立青年會。

回廣州途中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他們從上海轉道香港。在香港那幾天,陳公博把幾個人的旅費花光。譚植棠對此很惱火,他負責管錢,隻好向香港開金鋪的親戚借錢回家。路上,譚植棠批評陳公博擺闊浪費,“往後不是自己的錢不要隨意亂花。”陳公博自知理虧,“定哥(譚植棠乳名),等我以後有了錢還你們。”後來,陳公博投靠汪精衛,在汪偽政府任上海市長期間曾邀請譚植棠,“你來上海吧,我還你半條街。”譚植棠對此嗤之以鼻,“現在的定哥還是以前的定哥嗎?” 回到廣州後,按照之前的約定,譚植棠、譚平山等人開始籌辦《廣東群報》。“如果我們有自己的陣地,就可以擴大宣傳和影響,號召民眾起來,改變目前的現狀。”為了辦報紙,譚植棠節衣縮食、私人集資,並向家裏求援。

創刊過程中,譚植棠等人致信陳獨秀,請他作刊首語。陳獨秀立即復信,對他們的行動給予熱烈支持。當年10月,陳獨秀在《廣東群報》創刊號上發表《敬告廣州青年》一文,希望“諸君做貧苦勞動者的朋友,勿為官僚資本家傭奴”。

《廣東群報》創刊後,便開闢專欄宣傳馬克思主義。1921年1月1日,譚植棠在《廣州群報》上發表文章“最危險的―――續出的頑固黨”。文章說,“可憐中國人,眼光如豆,膽小如鼠,頑固保守,不加審察,當此社會革命淘涌的時候,竟視社會主義為夢想,同盟罷工為盲動。你們須知道現在的政治不打破,無以脫自由網羅,現在的經濟製度不推倒,乃難得到多數的幸福。”

譚植棠向青年們發出號召:“青年啊―――快要逃出你們的奴隸圈,做個獨立的自由民;快要信仰社會主義,去實現社會的革命;不要做續出的頑固黨,以阻礙社會的進化。”

創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0年7月,譚植棠從北大畢業回到廣州,與譚平山等創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不久,譚植棠被聘為國立廣東法政學校教員。為喚起廣大民眾,他和譚平山等人集資創辦《廣東群報》。該報先後發表了《怎樣材能夠發展人類的群性?》、《率國史教育》等文章,指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是“最凶狠最狠毒的最大惡魔“,號召廣大工農民眾組織起來鏟除這些寄生蟲,建立平等自由、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文明的國家。《廣東群報》的宣傳和影響,為廣東共產黨的創立作了輿論準備。1920年12月,陳獨秀由上海到廣州與譚平山等商議建立廣東共產黨組織。經過醞釀,1921年3月成立了廣州共產主義小組。陳獨秀、譚平山先後任書記,陳公博負責組織工作,譚植棠負責宣傳工作,擔任《廣東群報》經理。

建黨“譚氏三傑”建黨“譚氏三傑”

參與建立黨組織

1920年12月,陳獨秀應陳炯明之邀南下廣州,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主任。陳獨秀一到廣州,就約譚平山、譚植棠等人商談建黨之事。 建黨一事早已被提上日程。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陳獨秀就致函譚平山、譚植棠,商約在廣州建黨。譚植棠回憶當時的情景時曾說,陳獨秀到廣州後,常向他們提出關于領導民眾運動的意見,指出有組織領導比個人領導的重要。

一天晚上,陳獨秀等人齊聚譚植棠家中。陳獨秀指出,“我們以小集團領導民運是擔負不起的,為使廣東民運獲得更大的發展,必須建立一個共產主義集團組織。”陳獨秀問他們是否參加這個組織,譚平山、譚植棠表示同意。

1921年3月,廣州共產主義小組成立,黨員共有9人。書記先是陳獨秀,後為譚平山,譚植棠負責宣傳工作,兼任黨組織機關報《廣東群報》的經理。 為了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譚植棠還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及宣傳員講習所。 這個宣傳員講習所以及後來成立的“註音字母教導團”,都是廣東教育委員會屬下。譚植棠分別任教導主任和教員。講課內容為反帝反封建、社會主義、民眾運動、階級鬥爭等。所裏還設有工人夜校,並成立了機械工人學校。

積極開展農民運動

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決定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在此革命情勢下,譚植棠積極投身國共合作。他先後被聘任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講授《中國社會發展史》等課程。並擔任第四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主任,主持教務工作。自1925年起,他先後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主席團成員、中央農民部組織幹事、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在開展農民運動,培訓農民運動骨幹中作出了突出貢獻。至1926年4月,廣東建立了66個縣農民協會,會員達62萬多人,全省農民運動進入到一個蓬勃發展的歷史新時期。

第一次國共合作後,在廣州舉辦了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六屆農講所的負責人都是共產黨員,譚植棠是第四屆農講所所長。那一屆于1925年5月1日開學,9月1日畢業。原有學員98人,畢業時有51人。

1926年冬的一天,植棠在廣東各界代表大會上發表講演,遭到幾個右派分子的搗亂。他怒不可揭,由于過度激動,引起肺病復發,吐血昏迷。送博濟醫院搶救協醒後,他向探病的戰友們表示的第一句話就是“重返自己的戰鬥崗位”。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植棠為避開國民黨反動派的通緝,離開了廣州回到高明家鄉治病。1937年,全國抗日戰爭爆發,植棠扶病參加了譚天度、李守純等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宣傳發動民眾,組織青年抗敵同志會、婦女抗敵同志會,並聯絡社會各蚧成立高明縣民眾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民眾抗日自衛團等。

裝“死人”返鄉

譚植棠患病後,國內情勢發生惡化,蔣介石發動“4・12”反革命政變。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出動大批軍警,搜捕和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 黨組織決定,將正在廣州住院治病的譚植棠轉移到東莞的一家醫院。當晚,幾個特務闖到譚植棠家裏,在屋裏搜出一條紅布,上面寫著“廣州總工會代表會”。特務說:“這是奸黨活動的證據!”並逼著譚植棠妻子羅亞女交出丈夫,逼供未果打得她口吐鮮血。此後,羅亞女得了重病,最終咳血而死。

譚植棠轉診後,廣東黨組織已遭到嚴重破壞,敵人通緝他的風聲越來越緊。譚植棠的叔父譚仲珊又趕到東莞把譚植棠接出來,先轉到澳門,然後讓他隱蔽在一口棺材裏,僱一條船,採取“活人死運”的方法,安全返回家鄉。

譚氏三傑譚氏三傑

從此,譚植棠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回鄉後,譚植棠深居簡出,在房裏待了兩年,病才養好。平日裏,一身農民裝扮的譚植棠常穿個木屐在門口溜達,木屐磨穿了也不換。譚植棠精神稍好後,就給鄉親們講革命故事和先烈事跡。等到譚植棠與黨組織聯系上後,他周圍的這些鄉親多數都參加了革命。

隱鄉十年宣傳革命不止

1926年冬身患當時的不治之症——肺結核,正在廣州的博濟醫院住院治病。根據當時情勢,組織立即決定讓譚植棠轉到東莞縣石龍鎮一家德國人開辦的醫院。當晚,國民黨特務就闖到譚植棠家裏,在屋裏搜出一條紅布,上面寫著“廣州總工會代表會”。特務于是說:“這就是奸黨活動的證據!”並逼著譚植棠妻子羅亞女交出丈夫,逼供未果打得她口吐鮮血。此後,羅亞女得了重病,又擔憂丈夫生死,最終痾血而死。

安全返回家鄉的譚植棠,從此他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雖然是秘密回鄉,但這位共產黨革命英雄的歸來已為村裏人所知。回到鄉間後,譚植棠深居簡出,等身體稍好一點,便和堂兄弟一起做生意度活。雖然聯系不上組織,但這期間,他仍然不忘做民眾工作。

鄉間盛傳譚植棠當時是用棺材偽裝成“僵屍”逃過軍警檢查的。如此神秘的革命人物,自然引來了不少青少年前來拜訪。 據譚植棠當時的鄰居譚揚回憶,譚植棠精神稍好,就會給子侄、兄弟、鄉親講革命故事和先烈事跡。當時譚揚年紀小,經常跟大人到他家裏去。村裏的年輕人常常來聽這些新鮮事,並拿出來議論,從中接受了不少新思想。

抗日戰爭時期,譚秀華、譚秀馨、譚志英等多名子侄在譚植棠革命思想的影響下,先後參加了“青年抗敵同志會”和“婦女抗敵同志會”,有的還在抗日救亡中鍛煉成長為中國共產黨員。 陳仕金在回顧譚植棠的革命思想實踐的文章中稱,譚植棠對于我們繼承先輩敢于探索真理,勇于革命實踐的革命精神,激勵人們奮發進取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譚氏三傑:譚平山、譚植棠、譚天度塑像譚氏三傑:譚平山、譚植棠、譚天度塑像

舍小我做好統戰工作

1944年底,譚植棠在譚天度的介紹下前往東江抗日遊擊區,擔任東寶行下督導處財經科長,滿懷革命的熱情參加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得到黨組織的肯定,于1945年冬,經分管華南工作的周恩來同志的親自審理,終于恢復了黨籍。 1946年,黨組織派譚植棠到香港開展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當時8歲的兒子譚漢威跟隨其到香港學習和生活。在譚漢威回憶中,父親一心為黨、一心為人民,忙碌的工作常讓他把家庭私事置之度外。 譚植棠在港做統戰工作期間,按規定因工作需要車費是可以報銷的,但他從不浪費組織一分一毫,能省則省。曾在當時與其共事的同族兄弟譚健回憶,有一次跟著譚植棠與革命團體聯系工作,從旺角到深水埗防毒面具廠,又到九龍城,整天奔波,也不搭車、不吃小吃、不上茶樓。 譚植棠生活簡樸,平常衣著就是一身土布唐裝。有一次,為了統戰工作訪問國民黨大人物蔡廷鍇,譚植棠穿起一套年輕時代的舊西裝,譚健對他說:“穿這套衫很不舒服吧?”他笑著說:“為了工作,不這樣怎能見得大人物呢?”譚健當時覺得他的那套舊西裝還是寒酸,但譚植棠卻認為這已經是一套禮服了。 1949年3月,譚植棠肺病復發,經組織批準前往澳門醫治,期間,他邊治病邊進行統戰工作。 在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感召和譚植棠等多名同志的辛勤工作下,1949年9月,在港民主人士都派代表到北平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廉潔為公

1950年1月,譚植棠由中共華南分局派往肇慶擔任西江行政專署工商科科長兼貿易、糧食、百貨三大公司經理。他抓緊集中培訓經濟幹部,並在僅有二三千元作為開辦費的艱難條件下,他依靠黨的方針政策,以身作則,帶動幹部民眾,僅用兩個月的時間就建立起三大公司,為西江地區的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時,他並沒因身為三大公司的經理,而改變了艱苦奮鬥的作風。按照當時國家工作人員供給製規定,他可以享受“吃小灶”的待遇,但他堅持和普通幹部職工一起在大飯堂吃“大灶”。有親友勸他為子女積攢點錢,他說:“子孫不如我,要錢做什麽?子孫勝過我,要錢做什麽?”並經常教育子女做人要有骨氣,不要依賴別人的恩賜。

在1952年春“三反”、“五反”運動中,譚植棠被錯誤地定為“階級異己分子”,清除出黨。同年6月26日在廣州含冤逝世。臨終前留給兒女的遺產有5件―――一本自己裝訂的《毛澤東選集》、自傳一份、私章一枚、舊絨衣一件、須刨一個。

27年後,1979年9月27日,中共肇慶地委作出決定:復原1952年對譚植棠的錯誤處分,恢復政治名譽。譚植棠獲平反,錯誤處分被復原,黨籍恢復。

個人榮譽

1949年後,任廣東西江專署工商科長、西江貿易土產公司和糧食公司經理等。是近代“譚氏三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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