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平山

譚平山

譚平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建樹、有影響的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時,他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五四運動後,他在陳獨秀的幫助下建立廣東中共支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在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中,在著名的南昌起義中,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他不屈不撓,組建中華革命黨、建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參加新政協,為追求民族獨立和祖國富強,貢獻了畢生精力。特別是在回響中共"五一口號"、開展新政協運動中,他的主張和影響為民革和各民主黨派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協商建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 中文名
    譚平山
  • 國籍
    中國
  • 出生日期
    1886
  • 逝世日期
    1956

簡介

譚平山(1886-1956),又名譚彥祥、譚鳴謙、譚聘三,廣東高明人。1909年在兩廣優級師範學校學習期間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開始投身于反對清政府的宣傳活動。1910年,于兩廣優級師範學校畢業,到廣東雷州半島的雷州中學(前身為雷陽書院)擔任數學教員。1912年1月,中華民國成立,譚平山在雷州被推選為廣東省臨時議會96個代議士之一,參加廣東省臨時議會的活動。不久,譚平山擔任雷州中學校長。1916年,調到陽江中學任教。 1917年,譚平山考入北京大學文科哲學系學習。在北大期間,譚平山參加了李大釗等組織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新聞學研究會等組織。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成為“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參與火燒趙家樓、痛打賣國賊的壯舉,曾被北京政府反動軍警逮捕關押,後被釋放。1920年7月,北京大學畢業後,回到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任教,並發起組織廣州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任中共廣東支部書記。1923年,他以中共廣東區委書記、中共中央駐粵代表、老同盟會會員和老國民黨的身份,協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譚平山當選為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組織部部長。

譚平山 譚平山

1927年8月,譚平山與周恩來、朱德、賀龍惲代英等領導發動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流亡港澳。因他參加南昌起義,武漢國民黨中央于1927年8月8日開除譚平山的國民黨黨籍。同年11月,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處分了一批黨內幹部,譚平山也受到了嚴厲的處分,被錯誤地開除黨籍。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回到武漢,投入全民族的抗日救亡運動。1947年冬,在香港出席了李濟深、何香凝等人組織召開的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8年初參與組織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中央常委。1949年9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並參加了10月1日的開國大典。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監察部前身)主任等職。1954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1956年2月出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並在會上發言,號召為和平解放台灣而奮鬥。3月當選為民革第三屆中央副主席。同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

譚平山是中國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早期知識分子之一,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著名政治活動家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廣東黨組織的主要建立者,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同時也曾是湛江師範學院前身雷州中學校長。他在雷州中學工作過7年時間,為雷州半島教育事業立過馬汗功勞,是從我校走出去的傑出的革命活動家。

生平

譚平山是中國現代史上頗有影響的人物。是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人之一,是第一次國共合作重要人物。當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後,他離開了黨的組織,但仍堅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場,努力團結和發展進步勢力,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多方面的鬥爭,為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作出了貢獻,不愧為有民族感的革命者和愛國主義者。

青少年時代

譚平山,原名彥祥、鳴謙,別號聘三。1886年9月1日出生于廣東高明縣新元村一個貧寒的縫紉匠的家庭裏。他的父親譚恢世,原是高要縣大樂棠村人,幼年逃荒到高明縣為一寡婦收養為子,並替人當伙計,又做貨郎,走村串巷擺賣絨線,後來在明城南街開設和生小布店,除了賣些絨線外,也代人裁縫衣服。母親李氏在家裏為人縫補衣服,增加經濟收入。

譚平山有兄弟姐妹五人,兄譚幹祥,平山排行第二,三妹譚喜,四妹譚竹山,五弟譚君牧。他的父親為了改變其下層社會的地位,讓譚平山上學堂念書,爭取功名,光宗耀祖。但父親病逝後,由于家庭生活困難,平山被迫停學。到明城教了幾年私塾,彌補家庭經濟不足。他一邊教書,一邊堅持學習。後來,其兄為了成全他的學業,曾以店中及家中一些財產作典押,向族人借了不少銀兩,供平山讀書之用。

譚平山在兄長的支持下,繼續讀書。他為人聰慧,勤勉好學,記憶力強,成績常列前茅。他讀完廣肇羅實中學後,又以優異的學習成績考上當時廣州有名的兩廣優級師範大學部學習,成了這所學校的工讀生。

在廣州讀書期間,譚平山深受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響,懂得了不少革命

道理,仇恨封建社會製度。他四年學習結業後,到雷州中學擔任數學教員,後又擔任校長之職。此間,他參加過同盟會,以後又加入國民黨,曾當選為廣東省參議會代議士(即議員)。

譚平山

組織中共廣東黨組織

1917年,譚平山和譚植棠、陳公博、區聲白等一幫廣東青年考上北京大學。此時,俄國爆發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譚平山看見了新世紀的曙光,煥發出蟄伏的戰鬥熱情。尤其是在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影響下,譚平山參加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發起的“新潮社”,該社出版了《新潮》雜志,宣傳新文化思想。

1919年在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帝國主義者強將德國在我山東半島的權益轉讓給日本,訊息傳到北京城,群情激憤,久已蘊藏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反帝怒火,象火山一樣爆發。

5月4日,譚平山和同學們手執“拒絕和約”、“還我青島”、“嚴懲賣國賊”等標語小旗,與北京十幾所專科以上學校約3000人舉行了示威遊行,還痛打了駐日公使章宗祥,放火燒了趙家樓,因而被反動軍警逮捕。5月7日,在全國人民的鬥爭下,北洋軍閥政府被迫釋放了被捕學生。

五四運動如火如荼的鬥爭,進一步激發了譚平山的愛國熱情,他和譚植棠、陳公博等人在上海創辦了《政衡》小報,明確提出“政治--主根本的革新;社會--主根本的改造,各種問題--主根本的解決”。譚平山在《政衡》上先後發表《誰是製造社會革命的工人》、《中國政黨問題及今後組織政黨的方針》、《我之改造農村之主張》等理論文章,這些理論觀點,反映了譚平山正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化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者。

1920年夏天,譚平山和譚植棠、陳公博、陳達材等人大學畢業後回到廣州,譚平山擔任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教授。他和譚植棠、陳公博于1920年10月20日創辦了《廣東群報》,並利用這個刊物繼續宣傳“五四”革命精神以及介紹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促進廣東革命民眾運動的開展。

1920年8月,譚平山等在廣州發起建立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12月,陳獨秀被陳炯明聘請為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接受聘請南來主要是為宣傳馬列主義,傳播科學與民主等新思潮,並建立廣東共產黨組織。譚平山即與譚植棠、陳公博登門拜訪。討論建立廣東共產黨組織問題。

廣東在建立黨組織過程中,和全國各地一樣都和無政府主義展開了一場尖銳的鬥爭。譚平山經常深入到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較深的理發工會的工人中,批判無政府主義各種謬論,鼓動工人加強團結,共同戰鬥,推翻舊世界,建立革命政權。譚平山並征得陳獨秀同意,在《新青年》(這時《新青年》遷到廣州)雜志第九卷第四號上,開闢了《論無政府主義》專欄,公開批判無政府主義的反動思想。

1921年1月,在陳獨秀的指導下,經過譚平山等人的共同努力,成立了廣東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成立中國共產黨,陳公博作為廣東代表出席了大會。同年11月,中共中央通知各地成立“區執行委員會”。譚平山被指定為廣東區執行委員會書記,兼任中國勞動組合部南方分部主任,負責指導南方的工人運動。

1922年3月,譚平山參加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5月1日,譚平山和鄧中夏張國燾、林偉民、史文彬等人在廣州出席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5月5日又出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6月16日,陳炯明在廣州叛變,炮轟孫中山總統府。陳公博等人沒有認真執行中共中央關于聯孫反陳的決定,依然與陳炯明保持聯系。黨中央嚴厲地批評他們“對待陳炯明的問題犯了嚴重錯誤”,還派張國燾、張太雷來廣州傳達黨中央的指示,命令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離開廣州。由于陳公博和譚植棠不執行上級的決定,被開除了黨籍,劉爾崧受到黨內嚴重警告。這時,譚平山離開了廣東到北京警監學校工作,中共廣東黨組織的工作由馮菊坡主持。直到1922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西湖會議”決定國共合作,黨中央才決定讓譚平山回廣東工作。

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

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這次會議鄭重地通過了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確定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譚平山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被推選為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局委員。

9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從廣州遷回上海,譚平山被委派為駐粵委員。10月,黨中央決定派他作為我黨的代表,參加國民黨改組的籌備工作。

10月24日,孫中山委任廖仲愷、譚平山等九人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負責籌備改組工作。

譚平山以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資格擔當了相當繁重的組織工作。他和謝英伯、陳樹人、林黃卷負責出版《國民黨周刊》,還擔任臨時中央的書記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據臨時執委關于在廣州、上海兩地進行改組試點的決議,于11月上旬首先在廣州區抓改組試點,對國民黨黨員進行重新登記,並總結了經驗,在《國民黨周刊》發表了《國民黨改組中應該註意諸點》一文,受到孫中山先生的贊賞。下旬,譚平山又同廖仲愷抵達上海,與北方各省區支部討論有關改組工作和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問題。譚平山運用廣州區改組的試點經驗指導上海的改組工作,亦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在廖仲愷、譚平山的共同努力下,改組上海國民黨本部為駐滬執行部。

這時,孫中山要求加速國民黨的改組步伐,潭平山和謝英伯、楊庶椹在負責起草《中國國民黨黨綱草案》的過程中,為了更好地使綱領草案體現孫中山的改組原則和革命精神,在廖仲愷的積極支持和配合下,廢寢忘餐,夜以繼日奮戰,終于在較短時間內,把草案寫出來。由于草案寫作採取論文式,一些很好的具體主張的概括,沒有列出條文,在國民黨“一大”前夕,李大釗謁見孫中山時,認為譚平山等人負責起草的黨綱寫得不錯,建議修改成宣言形式,便于掌握和宣傳。孫中山採納了這一意見,立即囑胡漢民、李大釗會同原起草人譚平山和廖仲愷參考民國12年《中國國民黨政綱》一文,修改成後來在國民黨“一大”會議上通過的宣言。

鑒于譚平山在籌備國民黨改組中所起的作用,孫中山在商定國民黨“—大”代表名單時,專門指定潭平山為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廣州特別區代表。1924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臨時特別會議,決定由李大釗、譚平山、瞿秋白等人組成一個指導小組,指導出席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的中共黨員。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親自主持了大會的開幕式。21日上午,譚平山向大會作了《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孫中山及代表們均對報告表示滿意。大會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承認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大會通過了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黨章,選舉了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譚平山被選舉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並擔任中央組織部長,和主持中央秘書處的日常事務工作。

譚平山以組織部長的身份物色革命人材,發展進步勢力。他先後選拔和推薦了共產黨員楊匏安任組織部秘書;彭湃、羅綺園任農民部秘書;馮菊坡、劉爾崧任工人部秘書;高恬波任婦女部秘書,等等。

9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譚平山為中共在國民黨的黨團書記。這樣,他既參加國民黨的黨、政、軍各方面的領導活動,又要負責統一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在國民黨內的言行步調。

國共合作形成後,以工農為中心的革命民眾運動蓬勃發展。這時,反動的廣州商團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氣焰十分囂張。10月10日,當廣州人民為紀念武昌起義13周年舉行遊行時,商團竟開槍屠殺遊行民眾,死傷數十人;並構築炮台封鎖市面,遍貼“驅逐孫文”、“打倒孫政府”等反動標語,並四出捕人,發動武力暴亂。當時孫中山正在韶關籌劃北伐,獲悉訊息後,即指示在廣州成立革命委員會,自任會長,並委派廖仲愷、蔣介石、譚平山等六人為全權委員,任命鮑羅廷為顧問,負責處理商團問題;同時在韶關抽調警衛軍及湘、粵軍一部回師廣州戡亂。

10月14日,孫中山以大元帥的名義電令駐廣州各軍,迅速“收繳商團槍枝”。15日凌晨,在工農民眾積極支持下,政府軍分五路向商團軍發起總攻擊,僅僅經過幾小時的戰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廣州商團叛亂被平定了,廣東革命政府轉危為安。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譚平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2月,粵軍和黃埔學生軍進行第一次東征,討伐陳炯明叛軍。譚平山同蘇聯顧問加倫將軍一起,隨同許崇智指揮東征。東征軍英勇作戰,銳不可擋,隻一個多月就把叛軍打得落花流水,獲得大勝。

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在北京不幸逝世。國民黨內部的反動分子趁機破壞國共合作,分裂革命隊伍。譚平山團結左派力量,于4月9日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整飭黨紀。中央監察委員會議決,對馮自由、馬素、江偉藩等在北京成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的非法活動進行處理,決定開除他們的黨籍。譚平山遵照孫中山的遺囑,堅定貫徹三大政策。他在5月2日發表的《中山先生逝世後之國民黨》一文裏,無情地揭露了馮自由、馬超俊等國民黨右派分子的各種陰謀破壞活動。指出:“真正為國民革命而奮鬥的國民黨員,深知道黨內不乏有反革命分子,深知道這種勾結帝國主義及軍閥以達個人升官發財為目的的反革命分子,始終不是真正的國民黨員,這種假冒招牌的國民黨員一日不肅清,黨內的紀律一日不能整齊,黨內的革命方略一日不能施行。”並且提醒“全國的人們要明白的認清楚國民黨中,誰是革命派?準是反革命派?更加認清楚國民黨員中的意見,哪種是革命派的主張?哪一種是反革命派的主張?”

5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廣州、北京兩地分別設立臨時委員會,廣州臨時委員會由譚平山和周恩來、羅亦農陳延年、鮑羅廷組成,負責處理緊急事宜。

12月20日,譚平山在國民黨“二大”召開前夕,曾在廣東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上作了《中國國民黨全國黨務概況》的報告,他告訴與會代表,通過國共合作,國民黨總的情況是“黨的政策發生了效力”。一年多來,民眾運動日益進步,究其原因是黨的活動已漸漸深入民眾,做民眾的領導。他根據全國黨務工作存在的問題,要求今後的工作應從不滿意地方設法補救,首先要加強黨的紀律,他說:“如黨無紀律,隻能成為烏合之眾,不能成為黨……如黨員之行動應該絕對服從黨的指揮,在黨的政策未決定以前,不得胡亂公開發表個人意見;黨的政策決定後,更應努力去實行等。”其次是要加強政治理論學習,提高每個黨員對學習的興趣。再是要健全各級組織,“革命的政黨如一架機器,機器有一小部分不健全,便要使全部機器不能用。我們同志一方面要使自己不要致于不健全,同時又要監督旁的同志不致于不健全”。在這個報告裏,除了總結宣傳、工、農、青、婦運動之外,還特別對商人作了比較客觀的分析:“以前許多同志以為商人是革命的領導者,有人以為商人是不革命的。但實在觀察起來,依兩三年來的經驗,中國的商人實亦國民革命民眾之一。”原因便是“許多小商人,受軍閥之抽剝,戰爭之損失,一切痛苦均與農工無異,且他們直接受軍閥之壓迫,間接又要受買辦階級之壟斷抽剝,在買辦階級餕餘中求生活,他們生活改良之要求即是革命之要求。”

1926年1月1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譚平山為這次會議的召開做了大量的組織準備工作。會議前夕,他建議由吳玉章擔任大會秘書長。4日,譚平山向大會報告了代表資格審查經過,接著他被選為七人主席團。7日,譚平山又向大會作了《黨務總報告》。他在報告裏,全面地分析和總結了國民黨改組以來全國的黨務工作。16日,大會再次選舉譚平山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並擔任中央組織部長兼秘書長等要職。

2月21日,譚平山和陳延年到北京參加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在這期間,蔣介石于3月20日在廣州製造了中山艦事件。由于陳獨秀的右傾退讓,助長了反動分子的氣焰。4月29日,譚平山和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從北京回到廣州時,右派勢力已佔了上風。5月15日,國民黨召開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人不得佔中央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中央各部長不得由共產黨人擔任。會上,譚平山作了《關于南北政治的報告》,盡管譚平山進行多方面的努力去反對蔣介石的分裂陰謀,但是這種局面已經無法挽回。譚平山隻好離開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秘書處,仍然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的身份進行各種活動。

出席共產國際會議

1926年7月中旬,譚平山在上海參加中共第四屆第三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後,返回廣州。由于國民黨在第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國共兩黨聯席會議組織大綱”,規定其任務是審查跨黨分子之違背紀律及兩黨黨員之糾紛問題,協商有關兩黨的各種重要事件的處理方法。國民黨方面參加聯席會議的正式代表為蔣介石、張靜江譚延闓、吳敬恆、顧孟餘,建議共產黨方面推三名代表參加聯席會議。因此,譚平山遵照黨的指示,同瞿秋白、張國燾參加了國共兩黨聯席會議。

這時,共產國際來電,要求國共雙方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中共中央決定譚平山作為中共方面的代表出席會議。國民黨列席共產國際第七次執委會的代表是邵力子。10月底,譚平山和邵力子從廣東動身,取道海參崴前往蘇聯。

11月23日,克裏姆林宮的公議大廳裏,坐滿了代表,譚平山向大會致賀詞,他要求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委會議認真研究,做出更加切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決議。接著,邵力子也作了簡短的發言。

共產國際第七次全會主要是聽取布哈林、斯大林、譚平山、羅易的報告。譚平山于29日的第十二次會議上,向全會提交了一份長篇的書面報告,並在會上作了口頭補充說明。12月 2日,譚平山在第十三次會議上又作了題為《結束語》的發言。他說,中國資產階級軟弱無力,政治立場不能始終如一,因而得不到人民民眾的支持和信任。無產階級雖然也較軟弱,但它的力量是集中的。因此“中國民族革命,隻有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下,才能取得勝利”。要保證民族革命的勝利,就要及時地加以解決土地問題,提出一些明確的要求;在政治方面,應該讓農民參加地方管理,武裝農民隊伍;在經濟方面,盡力解決捐稅問題,製止高利貸者剝削農民。

15日在第二十七次會議上,譚平山被選為共產國際中國委員會主席,印度共產黨代表羅易也被選入中國委員會。譚平山代表這個委員會作了報告。他說,中國委員會再次確切估計了中國的階級力量,並確認中國民族革命的動力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目前的革命,就其性質來說,是資產階級革命,但革命的領導權應屬于無產階級。最廣大的農民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者。最後,譚平山還懇切要求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應給予比以前更加實際的指導,要關註和更加積極地支持我們的革命運動。

1927年2月,共產國際遵照斯大林關于加強對中國革命指導的指示,決定增派印度代表羅易赴華。邵力子要去比利時京城布魯塞爾出席第三國際主辦的反帝大同盟會議。于是,譚平山和羅易離開蘇聯,經海參崴抵達上海,然後乘船到廣州。

2月,譚平山、羅易到達廣州。這時國民政府已隨著北伐的勝利發展,遷往武漢。譚平山在廣州逗留三個多星期,才動身赴漢口。3月10日,國民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了二屆三中全會,譚平山未能趕到出席會議。但大會繼續選舉他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政治委員兼農政部長。4月8日,譚平山以新當選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的身份參加武漢同民黨中央擴大會議。大會通過“為應付目前嚴重時局,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往南京案”。

在武漢國民政府任職

1927年4月27日,譚平山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向大會傳達了共產國際第七次執委會關于中國革命的有關指示精神。潭平山在中共五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五屆一中全會上,又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後他和休伯渠一起討淪了農民運動問題,又到武漢一些鄉村進行考察,並將情況電告斯大林。不久斯大林復電指示必須反對農民運動過火的行為。

5月26日,譚平山以武漢國民政府農政部的名義發表布告,指出,農民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國民革命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扶助農民,以求解放。但又說,本部職司農政,實負有領導農民、獎掖農民之責任,對于農民所有一切幼稚舉動,應加以糾正,而對于軼出正軌,妨礙大多數農民利益者,更不得不加以製裁。

自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武漢政府方面的唐生智部下何鍵和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了“馬日事變”。譚平山和鮑羅廷、陳公博、譚延闓開會研。究對付辦法,最後確定由譚平山牽頭,由鮑羅廷、彭澤湘、陳公博及唐生智的代表周鰲山、鄧介松等人組成國民黨中央查辦代表團赴湘。譚平山于5月25日從徐家棚乘火車出發,到岳州正值深夜l時,當譚平山等人到達岳陽時,當地駐軍第一師副師長兼一團團長周磐到車站迎接。他一面在岳陽樓設宴款待譚平山等人,一面電告長沙張翼鵬。張立即與正在開會的仇鰲、彭國鈞、許克祥、餘湘等人商量對策,隨即成立“清共委員會”,以特急電報.指令周磐將譚平山等人就地槍決。周磐因當時兩湖地區革命仍在高漲,武漢政府尚未最後公開反共,不願冒此風險,乃將電報出示譚平山。這樣譚平山等人便離開了岳州,返回武漢。

6月13日,譚平山和譚延闓、鄧演達、毛澤東、陸沉等人以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名義,發布了《全國農協最近之訓令》,指出了“馬日事變”的真相,請求武漢國民政府明令製止許克祥等人屠殺革命人民的叛逆行為。

但是汪精衛等人反共越來越明顯,國民黨召開中央會議也不通知譚平山等共產黨人參加。後來,還以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名義,要求在國民黨及武漢政府各機關任職的共產黨員脫離國民黨,同時還宣布禁止共產黨員以國民黨的名義工作。

7月13日,譚平山和蘇兆征根據鮑羅廷的指示,辭去農政部長、勞工部長之職,並發表了《譚平山、蘇兆征辭職書》。

策劃八一南昌起義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在武漢公開背叛革命。這標志著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歸于失敗。

7月16日,中共中央提出利用葉挺、賀龍部隊暴動,以對抗蔣、汪背叛革命的問題。19日譚平山同李立三一起奔赴江西省九江。他們到達九江後,立即展開了活動。7月20日,譚平山、李立三、鄧中夏等在九江舉行座談會。會議認為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二十軍與我黨行動一致,實行南昌地區武裝暴動,盡快解決第三、六、九軍在南昌的武裝;在政治上,以反對武漢、南京政府,建立新的革命政府來重新領導革命。並商定由李立三負責綜合會議情況,書面報告黨中央。

會後,譚平山馬上去第二十軍軍部找賀龍軍長談活。為了爭取賀龍參加起義,他把暴動的意圖征詢賀龍的意見。賀當即表示武漢政府既違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就決心跟隨中國共產黨反蔣反汪。譚平山及時地將同賀龍淡話的洋細情況向黨中央作了匯報。

黨中央接到譚平山、李立三等人在九江會議提出的暴動計畫後,決定成立領導起義的黨的前敵委員會,以周恩來為書記,領導這次暴動。7月27日,周恩來在陳賡陪同下離開九江到達南昌,接著到達的有譚平山、李立三、吳玉章.林伯渠、彭湃,惲代英、劉伯承、聶榮臻、徐特立等。即日成立前敵委員會,並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研究了起義的部署,並確定了起義的具體時間。

正當起義將要進入行動階段,29日上午.張國燾從九江以中央代表的名義,先後給前委發來了兩封密電說“暴動要慎重”,無論如何候他到再決定。30日,張國燾趕到南昌,前委即召開了緊急會議,張國燾提出起義需征得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同意,方能進行。由于張國燾的阻撓,起義未能按期舉行。

31日晨,繼續開會討論起義問題,在辯論中,周恩來非常生氣地拍著桌子,責問張國燾說:“國際代表及中央給我的任務是叫我來主持這次暴動,你的意見與中央派我來的意見不符。”譚平山主張不管什麽人的指示,事到如今一定要暴動,于是便和張國燾在會上大吵起來, 並指著張國燾的鼻子怒斥。前委經過激烈討論,終于否決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決定舉行起義。

8月1日凌晨2時,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南昌武裝起義爆發了。經過戰鬥,至6時,起義軍完全控製了整個南昌。上午9時,譚平山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身份,在南昌原省政府西花廳召集了有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參加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各省區特別黨部和海外黨部代表聯席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由宋慶齡、譚平山、惲代英、賀龍、郭沫若、鄧演達、張發奎七人組成主席團。由于列名主席團的成員有些不在南昌,譚平山作為革命委員會的代主席,主持工作。

5日,譚平山隨起義部隊離開南昌南下。部隊到了瑞金,前委開會決定:(一)批準賀龍參加中國共產黨組織;(二)部隊到達廣東後,先補充第九軍和第十一軍,後補充第二十軍。這兩點由賀龍的入黨介紹人譚平山、周逸群找賀龍談話時講清楚。會後,譚平山和周逸群立即找賀龍談話,隨即在瑞金國小內,為賀龍入黨鄭重舉行儀式。

在南下途中,因溽暑遠征,又遭強大敵人的圍追堵截,起義軍主力在潮汕一帶遭到嚴重損失,最後起義失敗了。譚平山參加在普寧流沙召開的會議後,轉移到香港。譚平山到了香港後,曾再三要求到莫斯科學習。當時,黨內機會主義者對他採取了冷落的態度,並于11月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處分了大批黨內幹部。譚平山被開除黨籍。其原因是譚平山曾說過張國燾若反對起義就把他殺掉。後來有人把這件事告訴了共產國際代表,就決定把譚平山開除了。周恩來同志後來說:“今天看來,這個處分是不完全妥當的。”

迎接新中國誕生

譚平山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象一條在大海航行失去了指南針的小船一樣”。但是,他對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自由,反對蔣介石統治的決心是堅決的。1928年初,他從港澳返回上海,尋找黨的組織,才知道自己被開除了黨籍。譚平山再也不能參加黨的任何工作,成了黨外人士。

這時,不少國民黨左派和一部分失去組織關系的共產黨員,雲集上海。譚平山等人決心以孫中山先生曾經用過的“中華革命黨”的旗幟,號召全國革命民眾起來反對蔣介石。由鄧初民等負責起草政綱,出版《思潮》(一說《突擊》)、《燈塔》周刊.進行宣傳活動。

1930年春,譚平山和回國不久的鄧演達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于8月在上海召集十個省區的代表參加會議,通過了綱領性檔案《我們的政治主張》,選出了中央幹事會。

1933年11月,李濟深、蔡廷鍇等在福建成立了反蔣的“福建人民政府”,譚平山雖然沒有赴閩,但積極支持福建政府的活動,推動李、蔡和中國共產黨合作。福建政府失敗後,譚平山退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但仍堅持反蔣鬥爭。

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東北後,步步進逼。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發表了著名的抗日宣言,號召各黨派聯合一致抗日。顛沛流離、東躲西避的譚平山積極回響八一宣言的號召,抗戰爆發後不顧個人安危,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國活動。

譚平山突然在武漢出現,引起了社會的關註。鑒于他原來的地位和影響,各種政治勢力都在爭取他。叛徒特務張國燾獲悉譚平山回到武漢的訊息後,千方百計要和譚平山見面,受到譚平山的拒絕。陳獨秀也在這時被蔣介石釋放出獄來到武漢。譚平山在漢口的南京飯店與陳獨秀相會時,因政治觀點不一致,不歡而散。

不久,譚平山便參加了蔣介石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這時,譚平山恢復了國民黨黨籍,被任命為國民黨武漢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指導委員和設計委員(周恩來為該部副部長)。國民參政會成立,連續擔任歷屆參政員。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武漢政府遷往重慶,譚平山也隨往重慶。這時,譚平山已察覺到蔣介石正在將其重點由抗日逐漸轉移到反共反人民。特別是1939年1月,國民黨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取消了抗日初期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爭得的某些民主權利。譚平山終于看穿了蔣介石的所謂抗日救國言行。從此,他和中國共產黨以及其他進步民主人士的接觸來往逐漸多起來。

中國共產黨清楚地看到譚平山的思想正朝著人民革命方面轉過來。1939年冬,譚平山也卷入了國民參政會的鬥爭。周恩來、董必武等同志常到譚平山家,對他的思想、工作和生活非常關心,將我黨對情勢的方針、政策和任務,及時告訴譚平山,終于使他下定到延安解放區的決心,要求黨重新審查考驗他,希望早一點回到黨的懷抱。周恩來認為他在國民黨統治區活動,更能發揮作用。他十分愉快地接受了。

1941年春,譚平山聽到中國共產黨拒絕出席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也毅然拒絕參加會議,還特地把家從重慶搬到成都居住。1942年返回重慶,于1943年初,同陳銘樞、楊傑、王昆侖等組織了“民主同志座談會”,1944年正式定名為“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11月“民聯”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特園正式開幕,通過了“民聯”的綱領和章程,譚平山當選為五人常委之一。

1946年秋,譚平山從重慶回到上海,對蔣介石賣國、獨裁的真面目看得更加清楚,他堅決拒絕參與國民黨的一切活動,繼續揭露蔣介石的反革命陰謀。因此,蔣介石想方設法要殺掉譚平山。在這種情況下,譚平山在各方人士的善意勸告下,于1947年四五月間離開上海,出走香港。這時,不少民主人士相繼離開國民黨統治區抵香港,潭平山繼續舉起反蔣的旗幟,領導“民聯”的同志進行革命活動。他和李濟深、蔡廷鍇等人商議,要把國民黨內的幾個反蔣民主派別組織起來,一致反蔣。決定由譚平山和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李章達、馮王祥等人發起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參加新政協

1948年元旦,譚平山被選為民革中央的常務委員。5月1日,中國共產黨向全國發出號召,決定召開新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譚平山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正確主張。9月13日,譚平山化裝成商人,乘船離開了香港,30日到達哈爾濱,中共中央立即指派李富春等人拜望譚平山、蔡廷鍇等人,共同商討有關成立新政協籌備會和新政協的性質、任務以及代表名額分配等問題,並取得了一致的意見。達成了共同協定。

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主席代表中共中央發喪了《關于時局的聲明》。22日,譚平山等55人聯合署名,發表了《我們對于時局的意見》,堅決支持和熱烈擁護毛澤東主席的聲明,表示願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與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努力,推翻南京獨裁專製政府,將革命進行到底。26日,譚平山參加了中共東北中央局、東北政委會、東北軍區及東北各界人民代表舉行的歡迎愛國民主人士到達解放區的大會。2月1日,譚平山等人致電毛澤東、朱德,慶祝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

1949年2月25日,譚平山和沈鈞儒、李濟深等人從沈陽乘火車到達北平,受到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的親切接見。

4月3日,譚平山等人和毛澤東發表聯合聲明,反對美、英、法等十二國政府簽署北大西洋公約。6月15日,譚平山在北平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被選為常委會委員。此後

,經過了三個月緊張的籌備工作,于9月21日召開了第一屆政協全體會議。譚平山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後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務院委員以及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 10月1日,譚平山隨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登上了庄嚴的天安門城樓,參加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開國人典。他親眼看到毛澤東主席升起了新中國誕生的第一面鮮艷的五星紅旗。

譚平山

之後,譚平山還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56年2月譚平山再次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副主席。1956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

譚平山一生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綜觀他的全部歷史,譚平山做了許多有益于黨和人民的事,是一位對中國革命有過貢獻的革命家和愛國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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