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

許世友

許世友(1905年2月28日-1985年10月22日),出生于河南省信陽市新縣田鋪鄉河鋪村許家窪。1955年許世友將軍被授予上將軍銜,並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南京軍區司令員、廣州軍區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軍委常委等。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第九、十、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副主任。

1985年10月22日16時57分,許世友因病病逝,享年80歲。

  • 中文名
    許世友
  • 別名
    許仕友
  • 性別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河南省信陽市新縣
  • 出生日期
    1905年2月28日
  • 逝世日期
    1985年10月22日
  • 職業
  • 畢業院校
    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
  • 人物信仰
    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 漢禹
  • 法號
    永祥
  • 兒子
  • 軍銜
    上將

人物簡介

許世友將軍,出生于河南省信陽市新縣田鋪鄉河鋪村許家窪。 他出身貧苦農家,曾在少林寺當和尚。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校務部副部長,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副旅長,山東縱隊第三旅旅長,山東縱隊參謀長,膠東軍區司令員。在土地革命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立下了赫赫戰功,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不朽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許世友將軍被授予上將軍銜,並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南京軍區司令員、廣州軍區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軍委常委等。

許世友許世友

人物生平

早年

1905年2月28日,許世友生于湖北麻城縣乘馬崗區(現屬河南新縣)一個農民家庭。 少年時,他因家貧給武術師傅當雜役,後到少林寺學習武術。

從戎

土地革命戰爭期間,1928年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成立後,許世友歷任班代、排長、營長、紅四方面軍第四軍第十二師三十四團團長。

許世友許世友

1932年率部隨紅四方面軍轉戰川陝,投入建立川陝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1933年7月任紅九軍副軍長兼二十五師師長,後任紅四軍副軍長、軍長,紅四方面軍騎兵司令員。在徐向前領導下,參加了鄂豫皖蘇區的建立和川陝蘇區的歷次反“圍剿”鬥爭和長征。他曾七次參加敢死隊,再次擔任敢死隊隊長,四次負傷,表現了為革命奮不顧身的英勇精神。在川陝蘇區反“六路圍攻”時,他指揮三個團保衛四川省萬源城,以與陣地共存亡的氣概,運用靈活機動的戰術,打垮了在數量上佔絕對優勢的敵人。

1935年8月下旬,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率紅軍右路軍長征北上走出草地時,國民黨軍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師在甘南包座“堵剿”,他奉命率紅四方面軍第四軍,和紅三十軍一道,與敵鏖戰兩天兩夜,將該敵全殲,開啟了向甘南進軍的門戶。

1936年7月,第三次過草地,他指揮騎兵部隊擔任前衛,沿途進行了頻繁的戰鬥,為紅四方面軍渡過艱險、北上甘南創造了有利條件。當到達陝北後,他進紅軍大學深造,投入了清算張國燾罪行的鬥爭。揮師

抗日戰爭時期

許世友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校務部副部長。隨朱德總司令出師太行山,投身抗日鬥爭。

1938年10月,他擔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第三八六旅副旅長,參加了冀南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同年年底,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進軍冀南。

1939年2月上旬,他和旅長陳賡威縣以南香城固地區,以預伏的方式,誘殲日軍一個加強步兵中隊,斃敵大隊長以下二百餘人,生俘八人,給日軍以沉重打擊,史稱香城固戰鬥

1940年9月,他調任山東縱隊第三旅旅長,同日、偽、頑在渤海之濱和清河兩岸,展開了激烈鬥爭。一九四一年春,他指揮膠東地區八路軍和地方武裝,橫掃敵偽。

1942年2月,他任山東縱隊參謀長。10月起,任膠東軍區司令員,領導膠東軍民開展了艱苦卓絕的遊擊戰爭,發展壯大人民武裝,粉碎日、偽軍頻繁的“掃蕩”和蠶食,打得敵人心驚膽寒。

1945年春他率部討伐國民黨投降派趙保原、克萬第、戰左村,席卷五龍河兩岸,清除了膠東抗日的障礙。

解放戰爭時期

許世友歷任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司令員,東線兵團(後稱山東兵團)司令員,山東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黨委副書記,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委員。

1947年上半年,他在陳毅粟裕領導下,參加了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膠東保衛戰等重大戰役,在孟良崮戰役中,殲滅了國民黨反動“五大主力”的王牌軍隊74師。

1948年9月,他和譚震林王建安一道,按照中央軍委和華東野戰軍指揮部的部署,指揮部隊經八晝夜激戰,攻克山東省會濟南城,殲滅國民黨軍十萬餘人,基本上解放了山東省,使華東、華北兩大解放區完全連成一片。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山東軍區司令員。1954年2月任華東軍區第二副司令員,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

1955年3月任南京軍區司令員。1959年9月,許世友任國防部副部長兼南京軍區司令員、黨委第二書記。

蒙難

1966年11月,遭到南京的造反派的批鬥,抄了許世友的家,扎爛了他的上將禮服。

1967年8月,南京借批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的“東風”,正在籌備批鬥許世友,被周恩來力保。

復出

1967年國慶節,許世友被毛澤東請上天安門城樓,談了半個小時,並公開見報。之後許世友住進中南海40多天。

許世友許世友

1968年1月28日,周恩來為許世友上台大造輿論。

1968年3月20日,中央批準了南京軍區黨委關于江蘇省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報告,同意許世友擔任革命委員會主任。

1970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不願當國家主席,他首先向許世友吐露自己的想法,並要求許世友出面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

1971年夏季,毛澤東把許世友從南京叫到南昌,給他講劃分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三項基本原則。

1971年九月中旬,毛澤東半夜電召許世友來滬。奉命迅速逮捕了林彪在華東的幾個死黨。

1973年底,許世友任廣州軍區司令員、黨委第一書記。

1974年1月,任廣州軍區司令員。 參與指揮了西沙自衛反擊戰

1980年任中央軍委常務委員。

1982年年9月,在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許世友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副主任。

1978年,對越自衛反擊戰中,解放軍以第41軍、第42軍、第43軍、第54軍、第55軍和第50軍(缺149師)為東線兵團,由許世友指揮。

病逝

1985年9月初,南京軍區總醫院抽調精兵強將組成特別醫療小組進駐中山陵8號,對許世友實施系統性的監護治療。

1985年10月22日16時57分,許世友因病救治無效逝世,享年81歲。

人物年表

1905年2月28日:生,生于湖北麻城紅安交界的麻城縣乘馬崗區一個農民人家(後來毛主席主張由麻城紅安河南劃出一塊地稱新縣)。

許世友 王震許世友 王震

1926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7年8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6年:參加革命工作。國中文化。上將軍銜。早年給武術師幹雜活,後到少林寺習武。

1920年:入吳佩孚部隊當兵。

1926年到武漢參加國民革命軍。8月任第1師1團連長。

1927年3月任武昌湖北省防軍第1師1團招兵委員。

1927年8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任大別山區紅31師2隊班代。11月參加黃麻起義,任紅4軍31師5隊排長。

1929年:任31師1團1營連長。

1930年:任紅4方面軍12師34團團長。

1933年7月:任紅9軍副軍長兼25師師長。後任紅4軍軍長。參加了長征。任紅4方面軍騎兵師司令員。

到達陝北,1936年11月入抗日紅軍大學學習。

1938年:任抗日軍政大學校務部副部長。

1939年6月:任八路軍129師386旅副旅長。

1939年10月:入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學習。

1940年9月: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3旅旅長。

1942年2月:任山東縱隊參謀長。

1942年:任膠東區黨委委員、膠東軍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膠東區黨委委員、膠東軍區司令員。

1947年:任華東野戰軍第9縱隊司令員,華東野戰軍東線兵團、山東兵團司令員、黨委常委。

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委員、山東軍區副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委員、山東軍區副司令員。

1949年12月-1953年1月: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3年1月-1954年8月: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0年1月-1951年1月: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紀委書記。

1950年-1953年4月:任山東軍區司令員。

1952年12月-1954年8月: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第1副書記。

1953年4月-1954年: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3兵團司令員。

1953年7月-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

1954年2月-1955年3月:任華東軍區第2副司令員、軍區黨委第3書記。

1954年10月-1959年10月: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1955年3月-1973年12月:任南京軍區司令員、軍區黨委第3書記、黨委第2書記。

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將軍銜,獲1級八一勛章,1級獨立自由勛章,1級解放勛章。

1958年10月-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員。

1959年9月-1978年3月:任國防部副部長。

1961年2月-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沖擊。

習仲勛 葉劍英 許世友 楊尚昆習仲勛 葉劍英 許世友 楊尚昆

1968年3月-1973年12月:任江蘇省革委會主任。

1970年3月-12月:任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組長。

1970年12月-1973年12月:任中共江蘇省委第1書記。

1969年4月-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80年1月-1982年9月為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常委)。

1973年12月-1980年1月:任廣州軍區司令員、軍區黨委第1書記(1974年4月起)。

1982年9月-1985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副主任。第1-3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1、4、5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第8屆中央候補委員、(12中)委員,第9-11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2大當選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副主任。

1985年10月22日:在南京逝世。

主要榮譽

1953年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勛章,一級自由獨立勛章。

1955年,許世友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主要著作

《我在山東十六年》、《我在紅軍十年》、《許世友回憶錄》等書籍。

人物自述

“文革”爆發時,我在南京軍事學院院長任上。

許世友和夫人田普許世友和夫人田普

對毛主席發動的“文革”,我和許多同志一樣,起初是很不理解的。從1965年11月起,報刊上陸續發表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和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批判所謂的“毒草”電影和小說。我總以為那主要是地方學術界、文藝界的事,與軍隊關系不大。1966年4月下旬,華東局召開第四次擴大會議,傳達關于羅瑞卿的所謂“反黨”問題。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感到難以理解。在我的印象中,羅總長一直是忠心耿耿地為黨工作,也很有魄力和能力。在會上,傳達了毛主席近期的幾次談話,主要是說意識形態領域存在階級鬥爭,要開展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革命。對毛主席的指示,當時我也多作字面上的一般理解,認識依然比較模糊。事後想來,那實際上是毛主席為發動“文革”,在給黨內高級幹部打招呼。

5月上旬,根據軍委的安排,我到西北地區參觀我國第三次核試驗。5月22日,在烏魯木齊聽了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傳達。《通知》最後明確點出,像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註意這一點。我感到,這個提法與過去歷次運動不同,隱有所指。參觀結束時,同行的蘭州軍區副政委高維嵩說,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邀我們返回途中在蘭州停一停。我從未到過蘭州,也很想去看看,但一想到國家面臨的政治情勢,心中忐忑不安,總覺得還是盡快趕回為好。

5月27日,我回到南京,正趕上學院黨委傳達5月上旬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這次會議,重點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所謂“反黨錯誤”,停止和復原了他們的職務。《五一六通知》則是這次會議的主要檔案。院黨委會議期間,我向王平政委匯報並介紹了核試驗的情況,因系國家核心機密,我倆是關起門來講的。其間,訓練部有個同志來匯報工作,我們沒有開門。後來,有人竟據此“揭發”,說我們是搞“密謀”,成了“文革”中的一條“罪狀”。

5月28日,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同日,經毛主席批準,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緊接著,黨中央又改組了北京市委。就這樣,“文化大革命”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7月中旬,根據總政安排,王平政委率軍官休假團出訪羅馬尼亞,前後一個多月。其間,院黨委工作由我主持。這時,我的思想很矛盾。一方面感到這場運動來勢很猛,和以往的運動不大相同,如何發展,實難預料。用當時流行的話說,“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但另一方面感到這場運動是毛主席親自發起的,我們應該跟得上。在一次常委會上,我與大家交心時說:在座的都是搞民主革命過來的,對社會主義革命思想準備不足,現在連緊跟都感到很吃力。我們常委要互相幫助,過好這一關。我還認為,軍隊與地方不同,軍隊是掌握槍桿子的,不能和地方一樣。軍事學院與其他軍隊院校也有所區別,幹部職務高、資格老,又都經過多次運動,政策水準也比較高。因此,在最初的這段時間裏,學院的運動在黨委領導下,進行得比較平穩。主要表現是:

學院沒有像社會上那樣“轟轟烈烈”。8月上旬,黨中央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毛主席在會上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一切,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開。在這個時候,學院仍堅持按軍委、總部的指示辦,主要是在幹部和學員中深入進行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學好毛主席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批示和中央有關檔案,沒有發生過激的行動。

學院沒有寫太多的大字報。運動之初,我們“摸著石頭過河”,對寫大字報“既不反對,也不提倡”,坐等上面的決定。8月16日,軍委下發了《軍委常委擴大會議紀要》,要求軍隊院校也開展“四大”,破“四舊”。在執行《紀要》時,黨委對張貼大字報作了一些限製性規定,如隻能到指定地點張貼,23級以上幹部才能觀看,而且還要憑證,特別強調寫大字報要註意保密,要內外有別,不準上街等等。在地方造反派到學院“煽風點火”時,學院廣大民眾不為所動,還是擁護院黨委的領導。

學院沒有明確所謂的“重點鬥爭對象”。《五一六通知》下發後,總政要求“各大單位黨委要著重搞好宣傳、文化、報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門的文化革命。對這些部門,要在普遍學習的基礎上,對所屬人員包括這些部門的領導幹部在內,進行摸底排隊,從思想上、組織上進行整飭,對那些混進軍隊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作品和言論,必須徹底批判”。黨委在研究如何執行這個指示時,認為剛剛搞完整風,已經走過“清政治”這一步,再搞“摸底排隊”有困難。因此,決定隻提出“對那些混進軍隊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作品和言論,各級黨委要確實摸清情況,報請院黨委摸底排隊”。這實際上就是說,在下邊不搞“摸底排隊”,而在具體工作中,我們隻要求在宣傳、文化、科研和教研室等單位進行一次思想上、組織上的整飭,也不搞“摸底排隊”。同時,沒有把學院黨委委員和學院領導作為重點審查對象。我們認為,對學院領導“摸底排隊”,那是上邊的事情。部、系領導和其他幹部中的問題,有些已經在整風中解決了,沒有必要再翻老賬。

教學準備工作仍在正常進行。由于在運動開始後,軍委、總部並沒有明確學院是否停止招生,院常委分工由我負責,做好開學的準備工作。為此,我擠出時間,組織參加第13期教學的同志總結教改經驗,抓緊進行招收學員的教學準備和物質準備,研究確定學員班的幹部,組織教員備課、試講。為此,有人批評我老是“念念不忘教學”。當時,我確實是“身在運動,心在教學”。因為在招生問題上,軍委、總部變化多次。開始,決定9月份按時招生,接著說延後到10月份,隨後又說解除招生任務,沒過幾天,又通知國慶節後接收學員,而且有3000多名。面對這種情況,作為院長,我從未放松準備教學這根弦。直到10月7日,總部才最後明確停止招生。

總之,在那一段時間,是邊搞運動邊準備招生,學院局面沒有失控。對于這種狀況,我還是比較滿意的。

然而,事情的發展表明,我的想法太天真,隻是一廂情願。剛剛過完國慶節,就接到軍委通知,要召開全軍院校長、政委緊急會議。10月4日,王平政委和我匆匆趕到北京。原來,林彪等人認為,有些領導機關和院校領導過分強調軍隊院校的特殊性,壓製民主,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于是,以軍委、總政名義,搞了一個《關于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的檔案,規定“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民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明確指出:由院校黨委領導運動的規定已經“不適合當前的情況,應當宣布復原”,要求“由革命學生和教職員工選舉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作為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

對此,我和王平思想上均有些不通,但按照組織原則,又必須貫徹執行。會後,我倆回到南京。10月10日上午,學院黨委召開全體會議,傳達軍委、總政的緊急指示精神。當日下午,學院黨委召開各單位代表協商會,王平政委和我宣布中斷院黨委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宣布後,我倆即退出會場。從此,學院各級黨委陷于癱瘓,基層黨組織也停止了活動。後來,中央將這一《緊急指示》轉發全黨,在更大範圍出現了一場“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導致局勢更加混亂。

黨委中斷對運動的領導後,由政治部出面和民眾協商,各單位選舉代表,成立了軍事學院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簡稱“院文籌”。隨後,學院內部一些不贊成“院文籌”的工人、幹部起來造反。他們沖擊“院文籌”,把“院文籌”的主要負責人抓到北京關押、拷打。時值隆冬,天氣寒冷,他們把人打昏後,用冷水沖,使這些同志至今還留有後遺症。地方和軍內其他單位的造反派也開始到軍事學院串聯,貼大字報,開展辯論,煽風點火,搞所謂的聯合行動。學院大部分同志對這種做法很反感,回響者不多。于是,造反派就在外面放風,說軍事學院是“頑固堡壘”,運動搞得“文質彬彬”,揚言要“砸開、沖垮”。

隨後的一段時間,我到學院各單位接受民眾的批評教育。我總想,作為學院的主要領導,在工作中難免有缺點錯誤,利用這個機會到民眾中走一走,聽取意見,接受批評,對改進作風有好處。我不坐汽車,也不帶工作人員,騎著腳踏車,天天到各單位轉。好在那時剛50出頭,身體還行。保衛人員擔心我的安全,要跟著。我也沒有同意,因為這樣和民眾說話不方便。從11月5日起,我向全院同志先後作了3次檢查,著重檢查了對“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理解不深、行動上跟得不緊的問題。我的檢查,學院多數民眾還是諒解的。在那時,我對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雖然不理解,但也沒有什麽疑問,遇事總是向好的方面想。

黨委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領導雖然停止了,但學院還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我的態度是:隻要還沒有被“打倒”,就要負責地去管。因為社會秩序很亂,如果學院出了問題,損失就大了。其間,我多次召開行政會議,進行布置、檢查。12月8日晚,南京軍區召開作戰會議,通知我去參加。會上,許世友司令員講:地方造反派要利用紀念一二九運動的機會,搞一次所謂的“新一二九運動”,可能會沖擊軍事機關,要求各單位做好自衛準備。

時間緊迫,回到學院後,我連夜召集各部、系領導開會,研究防範措施,要求增派一定數量人員把守營門,加強警戒,同時決定把學院軍械庫的槍支發給幹部一部分,用以自衛。為了防止出問題,沒有配發子彈,還要求對紅衛兵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當時,王平政委正在養病,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第二天,我專門向他作了匯報,也向軍委、總政報告備案。

我們這樣做,觸怒了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此時正在南京煽風點火。他兩次跑到軍事學院,發表“演說”,對發槍加強警戒一事提出質詢。我們沒有理睬他。一個地方大學生,有什麽資格到軍事學院說三道四、指手劃腳!過了幾天,我看社會上沒有發生什麽大的事情,也就讓機關恢復了正常的警衛狀態。

原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誰知12月25日晚上,突然接到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的電話,說軍事學院加強警戒是搞戒嚴,是妨礙民眾運動的行為,因而是完全錯誤的。過了兩天,北京又轉來蒯大富的告狀信,要我說明情況。看來,事情變得復雜了。

1967年元旦過後,我繼續接受民眾組織的批判。4日晚上,突然接到軍委的通知,要我馬上到北京開會。第二天,我即到軍區總醫院,看望病中的王政委,商量如何向軍委匯報。我倆頗費了一番心思,說真話吧,上面不愛聽,說假話吧,我們又不會。最後,商定還是據實匯報。1月6日,我來到北京,住進了京西賓館。

這次會議的名稱有點拗口,叫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軍委、三總部的有關領導,還有全軍各大單位和軍委直屬院校的有關領導同志,共45人。會議由徐向前、聶榮臻和葉劍英3位元帥主持,主題是研究軍隊“文化大革命”問題。徐帥還兼任剛剛改組的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的組長。

我到北京的頭一天,張春橋、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刮起了所謂的“一月革命”風暴。此時,全軍大單位的主要領導同志相聚在一起,議論最多的就是對社會混亂狀況不滿,擔心軍隊會被搞亂,因為已經有了這種苗頭和征兆。會下的情緒,難免帶到會上。匯報中,大家都紛紛提到這些問題,希望軍委拿出辦法來。會上,總政要我講清軍事學院的所謂“戒嚴”情況。我如實說明真相,他們也就不再追究了。

會議開始不久,發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我發現一些同志不在。後來,詢問他們到哪裏去了?方才得知,林彪找出席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的部分同志開會。西藏軍區陳明義副司令員告訴了我開會的情況,並把他的記錄本送給我看。在這個會議上,林彪對彭總、賀總進行了惡毒的人身攻擊,說他們“一個是兵痞,一個是土匪”,是“大陰謀家”,是“刀客、殺人放火、謀財害命的人”。林彪還大講歷史上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的所謂矛盾、鬥爭,點了紅三軍團一些幹部的名,還說彭德懷原名彭得華,是有野心,妄想要得天下。頓時,我預感到,自己在這次運動中將在劫難逃。

就在我百思不解、十分苦悶的時候,又傳來了新的噩耗。一天,粟裕同志來到我住的房間,沉痛地告訴我,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同志去世了,死在一口井裏,是他人謀害推下去的,還是在那種野蠻的批鬥下,一念之差,出此下策,尚不得知。我聽後,悲痛地哭了。在當時的情勢下,粟裕同志勸我不要太感情用事,但我還是止不住自己的淚水。

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和幾位老帥分別作了重要指示。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江青、關鋒等也到會講話。能夠聽出來,雖然都表示擁護“文化大革命”,但著重點明顯不同。簡單地說,前者側重保持穩定,後者側重放手發動。

我們在北京開會期間,幾乎天天都有軍事機關受到沖擊的事件發生。聽到這些訊息,大家更加著急。那些天,隻要碰到一起,大都是這個話題,說起來也多有幾分激動。大家懷疑毛主席知道不知道社會上的情況,紛紛要求毛主席接見。

毛主席滿足了我們的願望,1月22日中午12時半,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我們。那時開會很簡單,主席台就擺了一把椅子。周總理、幾位老帥和其他領導同志都坐在台下。毛主席看到這一情景,表示請老帥們上台來坐。大家都沒有吭聲。陳老總笑著表示:我們坐在下面,好聽啊。

毛主席講:你們要真正站在革命左派一邊,像唱戲一樣,要亮相。有些地方亮到了保守派一邊,要站過來。他表揚了成都軍區政委甘渭漢,說兩派民眾他都敢見,結果家裏很安全。

接著,毛主席又講了一番要支持革命左派的道理,爾後問大家:還有什麽問題?這時,許世友站出來,說:戴高帽子是對地富反壞的,為什麽對自己人也戴?我們跟毛主席這麽多年,現在把我們當地主一樣鬥,我想不通!

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幽默,與許世友開玩笑:看你不要化裝,就像個猛張飛。並且接過他的話題說:他們把我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講的法子用上了。戴高帽子,打翻在地,還要再踏上一隻腳,那是對付土豪劣紳的。現在,動不動就戴高帽子、搞噴氣式,是不好的。你們不好講,要中央文革講。同樣的話,我講行,你們講不行。

最後,毛主席強調:要搞好團結,以大局為重。我們這些人搞不好團結,還得了。要搞大團體主義,不要搞小團體主義。不管熟悉不熟悉,反對不反對自己,隻要他能做一些工作,就要團結。過去有些人反對我,反對錯了,我很感謝他們,逼得我研究馬克思主義

逸聞趣事

庭院成了“村庄”

他住的南京中山陵八號,院子裏的草坪被全部挖掉,改為種植小麥、高梁、玉米、紅薯的試驗田和菜園子。後又在靠馬路的圍牆下修了一排豬圈,加上原有的三四畝水面,既喂豬,又養魚。

許世友在他自己營造的“村庄”裏,就像個兢兢業業的“村長”,每天一大早起來安排農活。他的工作人員,種地的種地,種菜的種菜,喂豬的喂豬,養魚的養魚,分工明確,要求具體。

他自己負責飼養十幾隻兔子,當了一名“兔司令”。

活著盡忠,死後盡孝

“我死後不火化”。許司令語出驚人,“中央關于領導工作人員實行火葬的倡議書,我沒有簽字。我死後和母親埋在一起。我從小離開家,沒有在母親身邊盡孝道,死後要和她老人家做伴。我給了大兒子許光50元錢,要他給我買口棺材,死了往裏一裝就行了。”許世友幼年喪父,從小跟母親相依為命。參軍以後,幾十年戎馬倥傯,為國盡忠,顧不上對母親盡孝,他內心常存歉疚之情。1952年,他任山東軍區司令員時,請假探家一次,見了母親,長跪不起,眾人百般勸慰才把他扶起來。1959年,他為看地形又一次路過家門,見 74歲的老母親還在打柴、喂豬,不禁淚流滿面。母親病危時,他因公務纏身,未及趕回去給老人送終,引為終生憾事。當時他發下誓願:自己死後,一定來為母親守墳。緣于這筆“感情債”,許司令才沒有在領導幹部實行火葬的《倡議書》上簽名。許光收到父親寄來的50元錢,他又添了點錢,買了幾棵松樹,做了一口棺材。這棺材最後沒用上,許世友下葬的棺木是用尤太忠將軍特為精選的楠木做成的。對許世友還鄉土葬一事,鄧小平的批示是:“下不為例。”

許世友的母親許世友的母親

更名

許世友原來叫許仕友,許世友是毛澤東主席給改的。毛主席說,仕友是當官人的朋友,要他做天下百姓的朋友,而改成世友。

在二萬五千裏長征的路上,許世友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毛主席問他:我經常聽到你的名字,沒有見到你這個人。你的名字是哪幾個字呀?許世友回答說:我的幼名叫友德,姓是言午許,家譜上是仕字輩,父母給取名叫許仕友。參加紅軍後,我有空就學認字,才發覺'仕'字是做官的意思,便把'仕'改為'士',那個時候想,這一字改後,當了紅軍戰士就名符其實了!毛主席聽後對許世友說:你看,把'士'字改用世界的'世'字好不好?這一改,你就成為世界之友了!我們的紅軍戰士不但事事處處要想到中國,還要放眼世界喲!從那以後,許世友就照毛主席說的把“士”改為“世”了。

家庭生活

許世友一生結過3次婚。第一位妻子因他一別後久無音訊,為生活所迫而改嫁;第二位妻子,與他共同走過長征,卻因政治風波離他而去;第三位妻子田普,伴他走完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生。

許世友將軍與長子許光許世友將軍與長子許光

許世友一共有七個子女:三個兒子,四個女兒。作為一名從戰火中走來的老軍人,他把七個子女全部送到了軍營鍛煉,子女參軍後,從不給特殊照顧,用許世友的話說:孩子參軍就是部隊的人了,是組織的人了,好壞由部隊去管,路子由自己去走。

大兒子許光,二兒子許建軍,三兒子許援朝。大女兒許麗,二女兒許桑園,三女兒許華,四女兒叫田小兵(許金建)。

人物評價

許世友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馬列主義,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他善于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指揮過一系列的重要戰役、戰鬥,組織過大兵團作戰,表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是我軍從戰士逐級成長起來的難得的優秀軍事指揮員之一。 (人民日報)

後世紀念

墓地

許世友之墓,位于河南省新縣田鋪鄉河鋪村許家窪,距縣城31公裏。墓地在一個半山腰處,背靠著兩座山相接的鞍部。墓包高200釐米.直徑350釐米。整個墳墓前方後圓,簡樸庄重,長1150釐米,寬850釐米,佔地面積約98平方米。墓地居高臨下,視野開闊。許世友要為母親盡孝看墳,選擇此處是再好也沒有了。

電影《許世友出拳》

編劇:許寶琦

導演:欒逢勤

主演:趙福餘、蘭嵐、張琰琰、李朝友

紀念館

2014年10月24日許世友將軍膠東紀念館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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