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 -歷史事件

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雙十二事變),1936年12月12日,為了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西北軍領袖楊虎城在西安華清池發動“兵諫”,扣留了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介石,時稱“西安兵諫”。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同志的主導下,最終以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而和平解決,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十年內戰的局面由此結束,第二次國共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成為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捩點。

  • 中文名稱
    西安事變
  • 外文名稱
    Xi'an Incident
  • 另稱
    雙十二事變
  • 事發時間
    1936年12月12日
  • 地點
    陝西西安
  • 結果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 主要人物

​事件背景

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張學良撤出了東北,退入山海關內。1933年1月1日,榆關抗戰爆發。同年1月3日,山海關失守。1933年2月21日,熱河抗戰爆發。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熱河抗戰失敗。張學良引咎辭職,出國考察。

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

共產黨中央紅軍抵達陝北

1935年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經過被毛澤東命名為兩萬五千裏長征的轉移,抵達陝北革命根據地保全縣吳起鎮會師。

一二·九運動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舉行了大規模的大學生示威遊行,呼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獲得全國民眾積極回響,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給實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國民政府巨大壓力。

中共遵照共產國際指示確立抗日統一戰線政策

1935年7、8月間,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會議,著重討論有關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等人根據共產國際會議精神的要求,以中華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內容。同年11月,張浩向陝北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12月17日,中國共產黨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6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聯名發出《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1936年2月,中共宣布開始東征抗日。1936年紅一方面軍在開啟華北抗日通道的名義下東征,但實際與之作戰的也仍然隻能是國民黨軍隊,而東征與同時進行的西征在實質上抱著相同的目的,這就是突破國民黨的包圍,為紅軍創造新的生存條件。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指出中共“把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齊觀是不對的”,“不能同時順利地既反對日本侵略者,又反對蔣介石的鬥爭”,“我們(指國際)覺得,你們(指中共)號召西南集團反蔣行動的聲明是錯誤的”,要求中共與蔣介石就共同抗日進行和談。

兩廣事變

兩廣事變,又稱六一事變或西南事變。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發出通電。痛斥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對中國土地的踐踏,決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復失地。6月2日,致電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求準許粵桂部隊北上。然而不久後廣東將領、飛行員紛紛向南京政府投誠,並對兩廣所謂的“北上抗日”說加以抨擊。“南天王”陳濟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對蔣介石表態歸順。

由于,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當時叛逆性最強、實力最大而位居國內半獨立的諸省之首——粵桂湘三省伏首聽命),蔣介石便將預備征討兩廣的中央師悉數北調,用來剿共,並準備將張學良的部隊調離。然而也因蔣介石的過分自信,僅帶少數文武飛往西安,結果西安事變時所有人都被扣留(因為當時論“造反”實力,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簡直無法和兩廣部隊相比。)

因此,史學家唐德剛認為,因為兩廣事變的危機安然度過,西安事變在1936年的西安臨潼驪山“非爆發不可”。

東北軍剿共遭遇失敗

1935年9月20日,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調東北軍入陝甘剿共。

蔣介石與張學良蔣介石與張學良

1935年10月1日,東北軍在勞山戰役中,王以哲的67軍110師2個團和師部被殲,師長何立中戰死,團長裴煥彩被俘。

1935年10月29日,東北軍在榆林橋戰役中,107師和619團全部被殲,團長高福源被俘。

1935年11月22日,東北軍在直羅鎮戰役中,紅軍僅以800多人的傷亡就殺、傷、俘6000多東北軍精銳109師的士兵。

張學良部隊的戰局失利以及後來面對共產黨的停戰對峙,導致蔣介石親自前往西安督戰。

張學良與中共的秘密接觸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

1936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

蔣介石復原張學良職務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給張學良造成良好的政變條件。

蔣介石召見邵力子,通知大公報社發表對張、楊的彈劾,並復原職務。張楊由此發動西安事變。

事件原因

西安事變的爆發,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張學良將軍在抗爭時期主張的“攘外安內”政策,因與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相左而直接導致了西安事件的爆發。

關于西安事變,張學良在西安時對部下表示,好像燈泡,暫時把它關一下或給擦一擦為了讓它更亮。這樣做,蔣介石就更亮了。但這並不說明張學良對蔣介石的才能不夠認可,相反他曾表示:他父親雖有雄才,但大略不如蔣公。

而且,對于自己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的原因,他解釋因為已經把泥菩薩(蔣介石)扳倒,隻好再把他扶起來,所以,張發動西安事變的原因正如其所說 跟蔣先生兩個沒有別的沖突,就是沖突兩句話,就是他要“攘外安內”,而蔣介石是要“安內攘外”。

張學良是一個不願意受操縱的人,他自詡為倔強的一個人,他有自己的主意和見解,認為事情當做就做,張學良表示西安事變沒有私人利益在裏面,也沒有想過與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因為自己大權在握,富貴在手,什麽都不要,所以蔣先生也能原諒他。自己犧牲隻有一個目的就是不要內戰了,張學良表示自己二十一歲就作戰了,他恨透了內戰。

事件過程

序幕

1936年8月29日,得知國民黨特務逮捕秘書、東北大學學生代表、中共地下黨員宋黎馬紹周、關沛蒼,張學良命譚海率衛隊營包圍和查抄了陝西省黨部,即為“艷晚事件”。張學良乃電請蔣委員長親往鎮壓。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進剿紅軍。張學良當面表示反對,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拒絕,兩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張學良飛抵洛陽為蔣介石祝壽,勸蔣聯共抗日,遭蔣拒絕。蔣介石堅決拒絕其北上抗日的主張,強令其剿共,否則就把他的部隊撤離到東邊去。

1936年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介石,請纓抗戰,遭蔣拒絕。

1936年12月2日,張學良飛抵洛陽見蔣,要求釋放抗日救國會“七君子”。向蔣介石面報,謂其部下不穩,勢難支撐,再三請求蔣委員長前往訓話,蔣同意赴西安,駐華清池。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到抵西安,立即調三十萬中央軍嫡系部隊“進剿”紅軍。張學良與楊虎城再次進諫,遭蔣拒絕。 蔣向張學良、楊虎城表示:要麽進兵,要麽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分調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張學良到華清池見蔣介石,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遭蔣拒絕。

1936年12月9日,中國共產黨組織大規模的民眾遊行示威,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特務軍警開槍打傷一名國小生,民眾非常激憤,決定到臨潼直接向蔣介石請願示威。蔣中正強令張學良製止學生運動,必要時可以向學生開槍。張學良接到命令後,趕上遊行隊伍,極力勸說學生回去。東北大學學生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收復東北失地!”等口號。張學良向民眾表示一周內以實際行動答復學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們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張學良于死地”。請願學生們在華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動了在場了東北軍士,全場愛國情緒高昂。

當晚,張學良找到蔣介石,再次勸蔣抗日,並要求蔣放過學生,但是蔣介石怒稱:“對這批學生,除了拿機關槍打以外,是沒有辦法的”,張聽後大怒,反問道:“機關槍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愛國學生?”張蔣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張學良于當晚決定兵諫。當晚張學良與楊虎城商議,決定發動兵變,命令白鳳翔去捉拿蔣介石,白鳳翔說“隻見過照片,沒見過本人,到時候亂軍之中怕出錯誤。”

1936年12月10日,張學良帶著白鳳翔見到了蔣介石,蔣正在召開會議,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畫,決定在12日宣布動員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蔣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晚宴,席間,蔣宣布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等換將的任命書。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

經過

1936年12月11日晚間,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

1936年12月12日晨5時,張楊發動兵諫,東北軍到臨潼的華清池捉蔣,蔣從臥室窗戶跳出,摔傷後背,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被發現活捉,十七路軍還扣留了在西安的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黨軍政要員,邵元沖等人遇難。西安事變爆發。

當天,張楊向全國發出了關于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提出: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南京中央于當晚十一點半,召開中常會及中央政治會議聯席會議,決議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會議最後決定剿撫並用,一面以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一面以于右任為陝甘宣撫大使。

1936年西安事變時報紙,來自重慶博物館1936年西安事變時報紙,來自重慶博物館

1936年12月12日晚間,宋美齡在上海初聞西安發生事變之際,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納是生于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斯峪的記者,他一生的事業在中國,曾贊助過中國的辛亥革命,後來又成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為張作霖父子的謀士,與張學良交往密切,也是蔣介石的好友。蔣夫人請端納到寓所,與孔祥熙共商,端納對于西安一行,認為義不容辭,當晚,即隨同宋美齡乘夜車前往南京。

1936年12月13日晨八點,宋美齡致電張學良,告知端納擬飛西安,端納亦同時電告張。

1936年12月16日,國民政府勸誡張學良投降無效後,中國各界函電交馳,要求討伐,遂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向西安進行壓迫。空軍隨即展開轟炸西安近鄰城市,並逐漸轉向西安。張學良乃允許拘扣的蔣鼎文先返回洛陽,請國軍方面暫停軍事行動,避免沖突升級。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使共產國際大為震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成員及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人員,最初的反應是殺死蔣介石。最初毛澤東也主張公審殺蔣,12月13日中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在我們的觀點,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好處”。但13日起,蘇聯《真理報》、《訊息報》等報刊和共產國際刊物《國際新聞通訊》連續發出報道、評論和文章,對西安事變的性質作了錯誤的分析,並對這一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和楊虎城進行指責。

14日,在得知《真理報》公開批評西安事變的態度後,共產國際執委會舉行了關于中國工作的會議,會議聽取了鄧發關于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合作情況的報告,並將此報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為此特地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

1936年12月22日,隨後端納全力周旋,宋美齡、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飛機上,宋美齡把手槍遞給端納,說:“如果叛軍對我有任何不禮貌行動,你可用此槍立即將我槍殺”。張學良、楊虎城去機場迎接,下機後,宋美齡與張學良說:“漢卿,這是我的東西,就不要再檢查了把?”張學良馬上說:“夫人,豈敢!豈敢!”張、楊與宋子文、宋美齡舉行了會談。後由張學良本人陪同宋美齡和端納往見蔣。

西安事變後,宋美齡寫給蔣介石的信西安事變後,宋美齡寫給蔣介石的信

1936年12月23日,雙方在張學良公館(馮欽哉的房子)西樓二層開始正式談判,蔣方由宋子文,西安方面由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三人出席。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條主張:1、停戰,撤兵至潼關外;2、改組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4、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5、召開各黨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6、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

但23日晚,張學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開“三位一體”的表示後,情勢急轉直下,原本“要蔣接受並保證實施(六項條件)”改成隻要兩宋擔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隻要蔣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蔣承認西北三位一體的軍政組織一條則根本取消。

周恩來報告,1936年12月24日,蔣介石針對西安方面六項主張作了如下口頭答復,即:1、下令東路軍退出潼關以東,中央軍離開西北;2、委托孔、宋為行政院正副院長,責孔宋與張商組府名單。蔣決令何應欽出洋,朱紹良及中央人員離開陝甘;3、蔣先回京,後釋放愛國七領袖;4、聯紅容共,蔣主張為對外,紅軍蘇區仍不變,經過張暗中接濟紅軍,俟抗戰起再聯合行動,改番號;5、蔣意開國民大會;6、他主張聯俄聯英美。但蔣介石的回憶和國民黨史料中並無這六點答復的記錄。

蔣沒有意願為他的承諾簽訂任何協定書,東北軍和西北軍有部下向張學良反應不滿,稱:“我們提著腦袋給你幹,怎麽到最後連個簽字都沒有?”張回道:“你們政治覺悟沒我高,蔣介石雖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實力還在,既然我們要放他,要把他捧為領袖,那麽逼他簽字,他到時還會反悔要一個君子協定也很好。”

事變解決後南京市民自發放鞭炮到機場迎蔣事變解決後南京市民自發放鞭炮到機場迎蔣

張學良的提議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反對。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陳述了關于放蔣條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須堅持以下三個條件才能放蔣:1、全部中央軍首先撤出潼關;2、南京及蔣通過公開的政治檔案宣布國內和平,與民更始,不咎既往,並召集救國會議;3、開始部分地釋放政治犯。接到中共中央電報後,楊虎城轉而積極贊同中共的主張,但張學良卻不以為然。25日下午周恩來又企圖勸說張學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蔣條件,但卻意外地得知,張學良已經親自護送蔣介石前往機場。

1936年12月25日下午,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張學良親自陪同。當日抵洛陽。離開西安前,張留下手令,把東北軍交給楊虎城指揮。

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抵達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張學良被扣留。

尾聲

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平安抵達洛陽後,《大公報》稱:“全國民眾聽到這個喜訊,都歡喜得幾乎要發瘋了。昨天晚間,全國自都市至城關,自成人以至兒童,都熱烈慶祝,歡聲徹夜,這種情形,真是揭開了歷史的新頁”。

結果

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國提前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

事件結果

西安事變的發生與和平解決基本停止了內戰,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停止了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迫使國民政府進行國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西安事變後,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合法生存與喘息休整、壯大的機會。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送蔣到南京,抵南京後被軍事法庭審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隨後被特赦,張本人並未服刑,而是被長期軟禁。由于抗戰期間國民黨不斷失去領地,張被軟禁的地點也經常變遷,其被軟禁的設施環境也隨之變化,後因解放戰爭國民黨失敗,被蔣帶到台灣軟禁。

楊虎城被送到國外後,秘密潛回香港打算參與抗日,但被國民黨逮捕,並于1949年及其子女、衛士、秘書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軍統局人員殺死,後被李敖證實這次屠殺行動的直接指使者是毛人鳳,終極命令者是蔣介石

斯大林釋放蔣經國回中國。

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後背重傷。

事件影響

西安事變重要作用的體現關鍵不在發動,而在其和平解決的問題上。張學良作為西安事變的發動者,同時也擔當了促成其和平解決的重要角色。

不僅如此,他為了保護蔣的安全,還用自己的人頭做保證。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張學良在會見南京政府的代表時表示,隻要委員長能改變態度,採納意見,將親自送他回南京,可見,張學良是用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把西安事變往和平解決的方向上指引。可見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與張學良的極力斡旋和巨大犧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他的歷史地位應該予以充分的肯定。

各界輿論

文教界

1936年12月13日,中研院等七學術機關通電全國討張,《申報》,1936-12-14。

事變後各地民眾自發遊行支持蔣、聲討張楊事變後各地民眾自發遊行支持蔣、聲討張楊

1936年12月13日,南京各大學校長、教授羅家倫等347人聯名致電張學良、楊虎城,指責扣蔣行為。

1936年12月14日,北平各大學校長蔣夢麟梅貽琦李蒸等致電指責張學良。

1936年12月14日,上海各大學校長翁之龍劉湛恩黎照寰等22人致電指責張學良。

1936年12月16日,清華大學教授會又發表朱自清聞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指責張學良。

193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全體教授發表對陝變宣言譴責張學良。

新聞界

1936年12月15日,《申報》、《大公報》、《益世報》等100多家報館通訊社聯署發表《全國新聞界對時局共同宣言》。

1936年12月16日,南京時事月報社、中蘇文化月刊社、婦女共鳴社等217家雜志社聯合通電討伐張學良。

團體組織

1936年12月14日,馬相伯致電張學良表達對事變的擔憂。

1936年12月15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緊急宣言。

1936年12月16日,中國婦女愛國同盟會、南京市婦女會、南京市婦女文化促進會、婦女共鳴社、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婦女文化月刊社等婦女團體通電全國一致討伐張學良。

著名學者

傅斯年(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公開發文指責——《廣州國民日報》1936年12月15日、16日。

胡適堅決反對張楊發動事變——胡適:《張學良的叛國》,天津《大公報》1936 年12月20日。

海外媒體

巴黎救國時報》認為“發生這樣重大的內爭,對于目前中國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團結,御侮的運動上,實為深可痛惜的事件。”

1936年12月19日《日內瓦日報》:“批評張學良叛變事,謂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中國統一將成,CCP將清之際,乃突出此變,使人疑慮莫釋,晉陝殘匪,在中央軍隊壓迫之下,即可肅清,對日談判亦已取堅強態度,中國在世界上,即可成為世界強國之一,不圖竟以張學良之叛變,而致功虧一簣,張氏叛變目的,無非在爭奪私利,張氏失敗,則中國亦大傷元氣矣。”

1936年12 月14 日美國《民聲講壇報》評論道:“張學良此次行動,適足以肇害中國,而西方各國在遠東保有利益者,亦為之感覺不安矣。

美國《紐約時報》,“蔣介石將軍,雖已失去自由,但中國政局仍為彼所操持,全世界聞訊之餘,皆為之震驚。足見全世界均認蔣氏,為中國最大領袖,而自動推崇之。”

英國《泰晤士報》評論:“張學良之叛變,或已救助日本政府,蓋日本之對華政策,乃與德締結反共協定,已引起多數政治家之抨擊也。”

1936年12 月21 日義大利外長齊亞諾致電張學良:“汝系吾友,茲若與共產黨聯盟,即成吾敵,中國苟無蔣介石將軍,即不見重于人。”

12月14日蘇聯《真理報》的社論:“張學良將軍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軍隊亦曾有熱烈之戰態,然張將軍本人乃一貫採取不抵抗政策。他乃以抗日運動從事投機,儼然高揭抗日旗幟,實際上則助日本使中國分裂,使中國更加騷亂,成為外國侵略之侵略品。”

1936年12月27日蘇聯《訊息報》的社論:“為舉凡一切反對南京之企圖,目前客觀上均屬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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