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

董必武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1886年生,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原名董賢琮,又名董用威,字潔畲,號壁伍。湖北黃安(今紅安)人。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中共重慶工委書記,中共中央財經部長,華北局書記,華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國後,歷任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政務院副總理,政務院政法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是中共六屆中央委員,七、八、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

  • 中文名
    董必武
  • 外文名
    Dong Biwu
  • 性別
  • 國籍
    中國
  • 祖籍
    湖北黃安
  • 民族
    漢族
  • 政治面貌
    共產黨創始人之一
  • 出生時間
    1886年3月5日
  • 政黨
    中國共產黨
  • 逝世時間
    1975年4月2日
  • 原名
    董賢琮
  • 語言
    漢語
  • 逝世日期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
  • 個人著作
    《九十初度》
  • 成就貢獻
    新中國人民民主法製的先行者

人物生平

董必武同志于1886年3月5日出生在湖北黃安縣(今紅安縣)一個清貧的教師家中。十八歲考取秀才。中學讀書時接受革命團體日知會的影響,擁護孫中山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加入同盟會,並在武昌軍政府中擔任工作。1914年他在東京私立日本大學學習法律,曾會見亡命日本的孫中山先生。在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的險惡環境下,他毅然參加孫中山重建的中華革命黨。1915年回國,策動討袁的軍事活動,兩次被捕入獄。出獄後繼續堅持鬥爭。這些,都表現了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頑強的戰鬥精神。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他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他總結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教訓,對比俄中兩國革命成敗的經驗,從中認識到,“中國的獨立,走孫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須走列寧的道路”。由此他逐步實現由激進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重大思想轉變。1920年,他和陳潭秋等同志共同建立武漢共產主義組織。1921年,他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隨後,任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書記、中共湖北省委委員。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一名優秀戰士,董必武同志走上在中國爭取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並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的新的革命征途。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期間,董必武同志是湖北省和武漢地區轟轟烈烈大革命運動的核心領導人物之一,在湖北和全國都很有聲望。他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湖北省黨部和湖北省政府主要負責人的身份,作了大量艱苦的工作。在發動工農民眾、創辦革命報刊、爭取軍閥部隊起義、支援北伐勝利進軍等等方面,都取得出色的成績。特別是放手發動擁有二百幾十萬農協會員的湖北農民運動,形成強大的革命聲勢,同湖南農民運動交相輝映,對促進大革命迅速向長江流域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雖然在當時他的工作中也難免帶有黨的幼年期的弱點,但是,他對國民黨右派作鬥爭和支持工農運動的堅定的原則立場,是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領導人的立場相對立的。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反動當局以重金懸賞通緝董必武同志。他毫不畏懼,迅速轉入秘密活動。1928年受黨的派遣到蘇聯學習。他抓緊在那裏的三年多時間,刻苦攻讀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註意聯系中國的國情和革命實踐經驗,取得優異的學習成績。這為他後來堅持毛澤東思想和提高領導工作水準打下良好的基礎。1932年他回國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擔任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副校長、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最高法院院長等職。1934年10月起,他參加中央紅軍的兩萬五千裏長征。年近半百,歷盡千難萬險,一直保持著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實現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轉折,他更是熱烈擁護和堅決支持。在黨中央同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的鬥爭中,他旗幟鮮明地批判張國燾的錯誤,維護中央的統一領導。長征到達陝北後,他擔任中央黨校校長,為培養大批黨的骨幹、迎接抗日民族解放鬥爭的新高潮付出巨大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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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抗日戰爭時期,董必武同志作為中共代表團的成員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他協助周恩來同志,參加同國民黨當局的談判,領導我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抗戰初期在武漢,他利用合法身份和他在湖北廣泛的社會影響,大力開展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宣傳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人民戰爭思想。他直接領導中共湖北省委,抵製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幹擾,團結當地愛國人士,創辦七裏坪、湯池等訓練班,為開展華中敵後抗日遊擊戰爭、建立華中抗日根據地培養大批骨幹。到重慶後,他作為中共參加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或是同我黨其他參政員一道,或是單槍匹馬,在這個會議上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動進行英勇機智的鬥爭。他模範地執行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廣泛團結各民主黨派、各階層愛國人士、地方實力派和國際友好人士,為堅持國共合作,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深入開展大後方的抗日民主運動,作出重大貢獻。1944年黨中央提前為他作六十大壽,對他的功績作了高度的評價。黨中央在賀電中說:“現在你正代表著黨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衛地位,高舉著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不屈不撓地奮鬥著。你是中國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老戰士,你是中國共產黨的模範的領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為慶祝你的生日,將感到光榮。”

1945年4月,董必武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軍民,參加中國代表團,出席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製憲會議,並向旅美僑胞和國際人士介紹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解放區各方面的成績,擴大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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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勝利後,董必武同志繼續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成員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為爭取和平民主、製止內戰進行復雜艱巨的鬥爭。1947年春,國共兩黨談判破裂,他率領中共代表團駐南京、上海辦事處的同志撤返延安。隨後,前往華北,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常委和華北財經辦事處主任,緊張地投入支援解放戰爭的工作。1948年8月,他主持召開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經過這次大會,成立華北人民政府,他當選為華北人民政府主席。接著,他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主持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積極進行立法方面的準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董必武同志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國人民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他同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密團結,積極參與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決策,為新中國的鞏固和發展竭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董必武同志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和以後的歷屆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從1945年中共七屆一中全會起,歷屆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3年在十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黨和國家領導工作中的建樹甚多。尤其是在政權建設、法製建設、農民運動、統一戰線工作、反動統治區黨的秘密工作這些方面,都有突出的貢獻。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

成就貢獻    

董必武在黨和國家領導工作中的建樹甚多

董必武在黨和國家領導工作中的建樹甚多,尤其是在政權建設、法製建設、農民運動、統一戰線工作、反動統治區黨的秘密工作這些方面,都有突出的貢獻。

董必武同志是我們黨的一位法學專門家。他不但長期從事法製建設的實際工作,而且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和法的學說,結合我國法製建設的具體實際,提出許多獨創性的見解。他認為,法製和國家是緊相連屬的,沒有法製就不能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奪取政權後,必須迅速創立人民民主的法製,以促進和保障經濟建設的發展。在國家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主要的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的時候,不能再經常搞民眾運動,必須進一步健全法製。他針對五十年代我國法製工作中的問題明確地指出,加強法製的中心環節是依法辦事,一是要有法可依,二是要有法必依。要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逐步製定出必要的法規。特別要抓緊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的製定工作。要加強法製建設和法製宣傳,提高人民當家作主的思想,培養人民的法律意識,使人民信法、懂法、守法。黨員和幹部首先要模範地遵守法製。凡自命特殊、置國法于不顧而犯了法的人,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勞多大,一律要追究法律責任。董必武同志的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對于今天我們加強社會主義法製建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董必武是新中國人民民主法製的先行者。

董必武幾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鞠躬盡瘁,為建立新中國的法律製度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他在土地革命時期,就擔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高法院院長,並一度代理工農檢察委員會主席,主持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司法工作;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董老利用國民參政會和其他場所,領導和推動各黨、各派、各界人士,組織憲政促進會,進行大規模的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憲政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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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前夕,根據情勢發展的需要,黨中央將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個解放區合並,通過召開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成立華北人民政府,選舉董必武擔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華北人民政府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前奏和雛型。

董必武在就職儀式上朗聲宣布:“華北人民政府是由遊擊式過渡到正規式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規的製度和辦法,要創立新的法律、法令、規章製度,要按照新的法律、法令、規章製度辦事。”

新中國成立初期,董必武擔任政務院第一副總理兼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他一手抓民主建政,重點是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一手抓法製的初創,“建立為人民服務、方便人民的法律製度”。董必武在1954年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1959年後長期擔任國家副主席、代主席,為國務活動終日操勞至最後一刻。

個人著作

1975年3月5日,是董老90歲生日。董良羽回憶說,那天老人精神很好,在夫人何蓮芝的攙扶下,在病榻上寫下他一生的最後一首詩《九十初度》:

九十光陰瞬息過,吾生多難感蹉跎。五朝弊政皆親歷,一代新規要漸磨。

徹底革新兼革面,隨人治嶺與治河。遵從馬列無不勝,深信前途會伐柯。

寫在《辛亥革命回憶錄》前面

倏忽經過五十年,盈虛訊息跡斑斑。清朝帝國龍旗號,投與江流逝不還。

舊民主革封建命,遺孽當權阻力多。帝製已如花墮溷,兩番復闢一南柯。

階級存時自鬥爭,其間矛盾本分明。回思往事將微赧,敵我常常未弄清。

三座高山壓力重,人民團結勢居優。進行革命新民主,才使中華得好休。

領導有方群有力,端資幹部一條心。成功失敗都非偶,總結應知教訓深。

《詠安成香》

貴州思南縣貧農安成香,是一個十六歲的女共青團員,擔任縣青杠坡人民公社水口寺公共食堂的炊事員。今年二月十四日夜晚,有賊偷食堂公糧,成香獨立抗拒,頭受刀傷九處,持賊不放手,賊遂被擒。食堂糧未受損,成香之力也。

頭受刀傷九處多,食堂糧保不蹉跎。雖然年少擔炊事,風格高于謝小娥。(註)

拒賊勇如徐學惠,為人忠慕劉胡蘭。弱齡農女無私念,應作青年榜樣看。

註:謝小娥是唐人傳奇中所紀載的一個勇于和殺父殺夫的仇人作鬥爭的女子。

歷史評價

董必武同志的一生,是光輝的革命戰鬥的一生,是不斷開拓前進的一生。他從一個清末的秀才,成長為一個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又成長為一個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這中間走過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他親眼看到過舊中國幾個朝代統治的黑暗和民族災難的深重,經歷過幾個時期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風雨。他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狀況有深切的了解,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鬥爭生活有豐富的經驗。他沒有被舊的歷史文化知識所束縛,沒有被局部經驗所限製,而是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指導下,把這些知識、經驗提煉、升華為正確的思想原則,指導自己的革命行動。他不斷從毛澤東思想中吸取精神營養。他的一些獨創性的思想成果,也充實和豐富了毛澤東思想的寶庫。正是由于具有這種思想基礎,他才能夠在極其復雜的革命鬥爭中,在一些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正確掌握並堅決執行黨的綱領和政策。他在黨內政治生活中總是立場堅定,是非分明,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度的黨性。這是特別值得稱道的。

董必武同志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道德品質表現在許多方面。他一生工作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革命事業,真正實踐了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他身居高位,從不自視特殊,而是嚴格要求自己和親屬,註意以身作則,服從組織,遵守紀律,不徇私情,敢于同一切損害人民利益的違法亂紀行為作鬥爭。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愛護幹部,團結同志,善于同黨外朋友合作共事,時刻關心民眾,同民眾保持密切的聯系。他好學深思,刻苦攻讀馬克思主義和文化科學書籍,註重理論聯系實際。他熱情獎掖青年後進,循循善誘,誨人不倦。讀書是他平生的一大嗜好。對于中國古典詩詞、書法和文化歷史有很高的造詣。他不愧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和中國共產黨優良傳統的傑出代表之一。

董必武總是把自己視為人民公僕,以黨和人民的“老牛”自勉,他常說:“我們的黨是為民眾利益服務的,如果不為民眾服務,還要組織共產黨幹什麽?”他賦詩吟唱:“革命原非為個人,支持民眾得翻身。”他不僅嚴以律己,而且對子女及親友要求很嚴格,教育他們正直做人,勤奮學習和工作,絕不允許有任何特殊的行為。建國後,家鄉的親友以為他在北京做了“大官”,便要求他幫助解決工作、升學以及購買耕耘機、鋼材等等。他一律加以拒絕,並諄諄教育他們:“我受黨的委托,人民的信任,參加國家領導,是各項政策製定的參加者,也是維護者,決不能利用職權給自己的親屬批物資”,“革命不是做官”。1975年他在北京逝世。葉劍英在董必武追悼會上說:“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輩子做好事,不愧為無限忠誠于黨和人民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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