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量洪

葛量洪

葛量洪爵士,GCMG(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1899年3月15日-1978年10月4日),又譯葛亮洪,英國殖民地官員,早年曾于香港輔政司署供職,及後歷任百慕大與牙買加兩地的輔政司、奈及利亞的布政司,以及斐濟總督兼西太平洋高級專員等職,1947年至1957年出任第22任香港總督,是除麥理浩勛爵外,任職時間最長的港督。

在港督任內,葛量洪爵士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國共內戰中擊敗中國國民黨,並于1949年建立了新政權。

葛量洪爵士是歷史上聲望最高的港督之一,受惠于他種種的施政,不少港人曾認為他是最理想的港督。直到步入1970年代,香港經歷過"麥理浩時代"後,麥理浩勛爵才取而代之,成為港人印象最深刻的港督。葛量洪爵士在1965年曾發行自己的回憶錄,在書中,他對中國大陸的共產政權以及香港前途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評論,其中,他認為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掌政,中國終有一日都會向英國提出收回香港。

  • 中文名稱
    葛量洪
  • 外文名稱
    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
  • 別名
    葛亮洪
  • 國籍
    英國
  • 出生地
    英國倫敦瑟比頓
  • 出生日期
    1899年3月15日
  • 逝世日期
    1978年10月4日
  • 職業
    香港總督
  • 畢業院校
    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
  • 主要成就
    1947年-1957年第22任香港總督1945年-1947年西太平洋高級專員1945年-1947年斐濟總督GCMG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勛章
  • 代表作品
    《葛量洪回憶錄》(ISBN 962-226-069-1)
  • 逝世地
    英國倫敦

簡介

葛量洪葛量洪

葛量洪爵士,GCMG(SirAlexanderWilliamGeorgeHerderGrantham,1899年3月15日-1978年10月4日),又譯葛亮洪,英國殖民地官員,早年曾于香港輔政司署供職,及後歷任百慕大牙買加兩地的輔政司、奈及利亞的布政司,以及斐濟總督兼西太平洋高級專員等職,1947年至1957年出任第22任香港總督,是除麥理浩勛爵外,任職時間最長的港督。

在港督任內,葛量洪爵士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國共內戰中擊敗中國國民黨,並于1949年建立了新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現,使香港人口社會經濟各方面都出現既深且廣的轉變,而國、共兩黨在香港的沖突和政治事件的迭起,以至于朝鮮戰爭的爆發,都使葛量洪爵士面對著極其嚴峻的考驗。不過,在他的帶領下,港府作出多項重大措施,使香港成功克服困難,並且建構出香港在戰後的基本格局,漸漸從轉口港轉型為以製造業為主的出口港。

早年生涯

葛量洪葛量洪

葛量洪在1899年3月15日生于英國大倫敦瑟比頓(Surbiton)的奇彭納姆(Chippenham)。父親名費德裏克·威廉(FrederickWilliamGrantham),任職執業大律師;母親則名叫亞歷山德拉·埃塞雷德·瑪麗·西爾維·埃米莉·馮·赫德(AlexandraEthelredMarieSylvieEmillievonHerder)。葛量洪早年入讀威靈頓公學,其後入讀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並在1917年編入第18營皇家輕騎兵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服役。大戰完結後,葛量洪升讀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其後以文學碩士資格畢業[2]。 葛量洪的父親在一次大戰期間被殺,結果母親在戰後再婚,嫁給來自挪威的蒙特將軍(GeneralMunthe)。蒙特將軍曾參與八國聯軍之役,也擔任過袁世凱的顧問。所以葛量洪的母親在再婚後隨丈夫遷居北京[3],而葛量洪本人則獲英國殖民地辦公室聘請,派往香港輔政司署,並于1922年12月乘船抵港。

雖然來到香港,但他隻逗留了數天,就被送到內地學習中國方言。自1923年至1925年間,葛量洪都是在廣州和澳門兩地學習廣東話,雖然他最終通過了所有測試,但整體上他仍是學不成[5]。在1925年,葛量洪到北京探望母親和後父,並遊歷了紫禁城和頤和園各名勝,此外,他還學習了國語。在1925年返港後,葛量洪才正式開始在香港輔政司署的職務。

自1925年至1935年的10年間,葛量洪大致上都是擔任特別助理輔政司,但就曾經放了兩次長假期。第一次是放了18個月假回英國法律,而第二次則是于1934年獲送到帝國國防學院進修。在1934年的時候,葛量洪又取得了英國內院的執業律師資格,而適值當時香港法官短缺,因此他返港後曾一度被借調任初級裁判官。雖然葛量洪對法律十分有興趣,但認為自己天資有限,所有借調18個月後就返回輔政司署。

由于在輔政司署多年都沒有晉升的機會,使葛量洪在1934年的時候向殖民地辦公室申請調職,最終更得到批準。葛量洪在1935年10月離開香港,至1935年12月抵達百慕大出任輔政司。盡管他獲擢升為輔政司,但他的薪金卻隻及在香港工作的三分一。

殖民地生涯

葛量洪葛量洪

在1935年至1938年,葛量洪擔任百慕大輔政司;至1938年,他被調到牙買加任同職[2]。在牙買加期間,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葛量洪曾參與和美國的合作,讓美國海軍動用牙買加之海港作中途站,而美國政府就轉贈50部舊型潛水艇以作回報。未幾,葛量洪再度在1941年獲調到西非奈及利亞出任布政司[2],當時的奈及利亞是盟軍的重要據點,除了有兩個派往緬甸的師在當地受訓外,奈及利亞也是棕櫚油和橡膠一類軍需品的主要供應地。葛量洪在奈及利亞接待過途經那裏的政要,而他亦曾參與過盟軍在西非舉行的連串軍事會議。 葛量洪在1945年二戰尾聲的時候,被擢升為斐濟總督兼西太平洋高級專員,其中西太平洋高級專員一職曾一度于二戰期間擱置。雖然葛量洪早年出任輔政司和布政司的時候,就曾多次署任總督,不過斐濟總督仍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的總督職級職位。在任內,葛量洪著手于重建戰後斐濟,除修復在戰時被破壞的基建外,他又設法恢復當地經濟,另外,他亦積極推動成立各種機構,謀求國際合作,以改善南太平洋的發展和福利事業[1]。葛量洪曾到訪過南太平洋諸島,體察民情,此外他亦曾與湯加女王等地方領導人物會面。

在1947年,葛量洪再獲調任,到香港出任總督[2]。葛量洪于1947年7月25日抵達啓德機場,隨後乘船到皇後碼頭正式履新。此外,在斐濟任輔政司的列誥,也隨葛量洪調到香港供職。

香港總督

葛量洪葛量洪

背景

葛量洪于1947年抵港履新時,香港可謂“百廢待興”。歷經自1941年至1945年的日治時期,以及戰火的洗禮,戰後香港之社會基建受到了嚴重破壞。盡管重光後的過渡軍政府和隨後楊慕琦爵士的民事政府,皆大肆重建,但在短時間內,香港的市面仍然充斥著一種荒涼的氣氛。至于在社會面貌上,戰後香港放寬了很多限製,華人的地位日漸平等,以往太平山山頂不準華人置地居住的慣例在1947年復原,而華人加入行政立法兩局的比例也有所上升。

緊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以後,中國大陸卻沒有恢復和平。物價飛漲、貪污腐敗以及國、共兩黨的不和,終于促使國共內戰的爆發。而經過了1948年至1949年之間所發生的“三大戰役”,則標志著國民黨的失勢已成定局。由于中國在二次大戰後,局勢依然動蕩不堪,這促使二戰後繼續有大量難民涌入香港。這種現像在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執政後,情況更有加劇之勢。雖然在這批難民之中不乏是為逃避共產黨政權的資本家,但是難民的涌入仍然對香港構成了沉重負擔,更衍生出種種社會和政治問題。

葛量洪葛量洪

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外,二次世界大戰後所衍生出的“冷戰”,也同樣對香港構成負面打擊。為免共產主義散播開去,“赤化”其他國家,“恐共心理”與“杜魯門主義”成為了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共產主義所取的態度。正因如此,與共產中國邊境接壤的香港就夾在“兩大意識形態陣營”之間。其中朝鮮戰爭在1950年的爆發,更差一點使香港的經濟崩坍。 盡管面對種種的困難,葛量洪在10年的港督生涯中,卻成功化解種種危機,使香港經濟從谷底反彈,並漸漸步入現代化。

難民涌入

在開埠初期的香港,不少華人均視香港為暫托之居。在香港工作賺錢後,一般都會回鄉安居,所以人口流動性十分之高。同樣在昔日的時候,內地軍閥一旦爆發地方內戰,都會有不少難民涌入香港,但這批難民往往在這些地方內戰完結後就返回內地,因此港府一向也不會對難民提供特別的救濟和支援,恐防會變相吸引難民。香港首次有大批難民打算永久居留,要算是在1937年日本侵華後的一段時間;不過這批難民卻在香港淪陷後,遭日治政府強行遣返內地。

然而,由于國內的持續動蕩,香港在戰後的人口數量卻急速標升,至1946年中已經回復至戰前達100萬人的水準。由于葛量洪沒有預料難民不會返回內地,結果踏入1950年年中,香港的人口更劇增至接近240萬人的水準,全港大約每三人就有一人是難民[15]。在1950年5月,葛量洪終于宣布封鎖邊境關卡,限製難民進入香港,以紓緩香港的人口壓力。但是,盡管港府關閉了關卡,卻仍然持續有小量難民進入香港。

葛量洪葛量洪

香港以往的邊界隨了有一些哨崗外,基本上是不設防的,人們可以自由進出中、港兩地,而主要的進出地則在文錦渡、羅湖沙頭角三地。可是在共產黨立國後,雙方卻開始在邊界設定障礙,而中共一方更在文錦渡設定了大型擴音器,專門謾罵港府。至于在邊界的管製上,共產黨的邊境守軍有時會開放關卡,但很多時又會關閉關卡,嚴禁任何人士前往香港。而在關卡關閉的日子,中國人民解放軍甚至曾經槍擊已越過障礙、逃抵英界的難民;而解放軍士兵也曾經越界,將難民捉返華界。此外,負責在邊防巡邏的香港警察與駐港軍人也時常受到解放軍的襲擊;有些警察曾因為在巡邏時過分接近邊界,遭解放軍開槍示警;另亦有警員在英界邊防視察時,遭越境的解放軍阻止巡邏。面對種種解放軍越境的情況,葛量洪終決定在未有設防的邊界地段設定障礙,二戰前人們自由出入中、港的情況,至此已不再復見。 在1956年,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放寬言禁,一時間內地的局勢似乎平定下來。于是不少港人遂要求港府重開關卡,並指離開香港的人定必比進入香港的人多。有見及此,葛量洪決定在1956年2月重開關卡,但是,由于重開關卡再度吸引大量難民到港,葛量洪又在同年9月宣布關閉關卡。至于在開放關卡的短短7個月的時間,港府就錄得有60,000人進入香港而沒有返回內地。自葛量洪卸任後,內地至1962年因“大躍進”又引發起另一次難民潮。

戰後發展

葛量洪葛量洪

徙置大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曾受到了猛烈的轟炸,所以到重光以後,全港有近四分之三的房屋因遭破壞而不宜人居。盡管港府在戰後己立即著手于重建,但正如上文所說,大量的難民涌入,對香港的住房構成極大的壓力。由于港府一向奉行自由貿易,為免幹預市場而沒有任何公型房屋計畫,加上港府預期難民在適當的日子便會返回內地,所以就容許難民在城市邊緣和山邊建造寮屋。這類任意興建的寮屋,一般隻用火水罐拆出的鐵皮或木版搭建,面積極小,但往往就住上好幾人,此外,這類寮屋一般更缺乏幹凈水源,而且衛生情況也十分惡劣,火災等意外更時有發生。在1953年12月25日聖誕節,石硤尾寮屋區發生大火,事件中雖然隻有三人喪生,但大火一夜間就使約50,000人無家可歸。這次大火除了使葛量洪真正意識到難民不是短暫居留外,也使香港的房屋政策出現了根本的改變。 大火發生後,葛量洪決定立時興建一批樓高兩層的徙置大廈。而整個清理災場、修築道路以及興建第一批徙置大廈的工程,前後僅用了7個半星期就告竣工,成功于短時間內安置好大量寮屋居民。此外,葛量洪又成立了屋宇建設委員會和徙置事務處,專門負責興建徙置區,以望及早安置好在港的寮屋居民。早期的徙置區,每區大約容納60,000人,每座徙置大廈則可住2,000人,平均每5個人居住在一個面積為120平方呎的住宅單位。盡管這些徙置區的生活質素仍然十分低下,但內裏有商店、學校、診所和社區中心等配套設備,所以環境事實上要比寮屋區好得多。由于當時香港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要被安置,所以港府需要在十分有限的財政能力下,設法取得龐大的資金興建徙置區。葛量洪曾經就此事呼吁外界伸出援手,結果英國美國聯合國均曾撥出專款以助建造徙置區。

自葛量洪推出徙置區計畫後,香港政府就負起了建造公型房屋的責任,時至今日,港府更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業主。另外,繼他以後,港府又推出了多項房屋政策,當中計有“政府廉租屋計畫”,以至于後來的“十年建屋計畫”等等。

教育政策

葛量洪葛量洪

同樣地,香港不少的校舍在二戰期間也遭到破壞,這使葛量洪上任時,香港出現校舍嚴重不足的問題。盡管葛量洪上任後就著手興建大量的中學和國小,但由于這都是較長遠的計畫,為了解救燃眉之急,他決定學校每日分上、午和夜晚三班,以盡量讓大部分的適齡學童接受教育。此外,在何明華會督的配合下,工人學校亦相繼出現。不過,為免共產黨滲透學校,使學校變成“反殖”溫床,葛量洪對學校作出嚴密的監控,除了由有關部門審視課程外,家長會有時也要向教育部門作出匯報,此外,港府更曾關閉一些受中國共產黨控製的學校。但是在整體上,共產黨仍然暗地裏活躍于部分的學校。 另一方面,隨著學校數量的增加,教師的需求亦日益增大。可是香港僅有的羅富國教育學院卻未能滿足需求,結果葛量洪在1951年9月新設了葛量洪教育學院。葛量洪曾對于新的師範學院以他命名,感到十分自豪。

至于在大學教育方面,香港當時唯一一所大學——香港大學在戰時也受到洗劫,大學建築物除受到嚴重破壞外,在日治時期亦一直停課,到1947年才重新復課。盡管大學在重光後一遍荒涼,但是復原的速度卻十分之快。在葛量洪任內,香港大學得到何東爵士捐出港幣100萬元,用于興建女生舍堂,而港府本身亦撥出400萬港元專門用于重建大學;此外港府又將每年的經常性撥款調高至150萬元。在1953年,葛量洪從英國邀來的詹寧斯爵士(SirIvorJennings)和洛根爵士(SirDouglasLogan),為香港大學發表一項報告,對大學的未來發展提出建議。報告發表後,遂成為港大在戰後的重要發展藍圖。

葛量洪葛量洪

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49年成立以前,不少因為英文能力有限,而不獲港大取錄的預科畢業生,通常都會選擇到內地的大學繼續升學。不過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種造法卻日益罕見;相反,不少從內地逃難到香港的學者,則開辦不少私人專上院校(如新亞書院等)。可是,這些院校均不是大學,沒有資格頒授學位,所以要求在殖民地設立一所以中文作授課語言的大學的呼聲亦漸漸浮現。為此,葛量洪曾在1951年委任怡和主席約翰·凱瑟克(Keswick)就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研究,探討香港設立一所中文大學的可能性。然而,香港大學擔心自己的地位將受動搖,所以對建議大力反對,一直到葛量洪卸任的時候,港大、港府以及那些專上院校始終也沒有達至共識。

葛量洪本人事實上是贊成香港建立第二所大學的,理由是他擔心共產黨會自行在香港設立一所可與港大分庭抗禮的大學。在他卸任後,有關建立中文大學的建議一直要到1961年才得以落實,最終在1963年正式成立。

其他發展

除了房屋、教育醫療外,葛量洪還推動了不少大型基建,旨在重建戰後的香港,當中包括了修建水塘和擴建機場。這兩項計畫其實早在他上任前已在構思中,不過都是在他任內落實的。在1952年,葛量洪正式通過動工興建大欖涌水塘,水塘在1957年建成,共花費了1,000萬英鎊,儲水量高達45億加侖。然而,水塘建成後,香港食水仍然不足,這使葛量洪卸任後,港府又興建了一個更大的水塘,而且還開始向大陸購買東江水。 至于機場方面,葛量洪曾打算在新界屏山建造國際機場,但當他得悉飛機將來升降須要越過中國領空後,擔心飛機有被擊落的可能,因而打消念頭,改為擴建啓德機場。啓德機場的擴建工程在1954年正式提出,工程建議把原有跑道成長至2,194米。有關工程要到他卸任後,即1958年9月才告竣工,自此以後,基本上任何飛機都可以在啓德機場升降[32]。

楊慕琦計畫流產

葛量洪葛量洪

早在1930年代以後,隨著大英帝國國力的消減、平等和自決理念的流行,以及一眾殖民地要求獨立的呼聲愈來愈高,英國政府已意識到是時候要下放權力讓殖民地發展民主,再讓他們自主獨立。其中,<1931年西敏法令>的通過,亦正式弱化了宗主國與自治領的關系,成為殖民地步向獨立的先聲。可是,好景不常,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到讓殖民地獨立的計畫被中斷,英國為了保持實力來對付軸心國,結果擱置了殖民地的民主進程。 一直到戰後,殖民地獨立的需求重新涌現,英國亦著手讓殖民地獨立。當中,印度緬甸和錫蘭等地就紛紛在戰後宣布了獨立。至于香港作為大英帝國殖民地的一員,英國政府最初也是打算讓香港走同樣的道路的。在1946年,葛量洪的前任港督楊慕琦爵士復任後,就大膽推出了後世通稱的“楊慕琦計畫”,建議港府下放權力,設立一個大致上由民選產生的市議會,企圖由此培育民主,長遠使香港具備獨立的條件[34]。

不過,計畫推出後,由于社會各界始終未能達至共識,因此終楊慕琦爵士一任,計畫始終沒有落實。而在葛量洪接任後,他更與楊慕琦爵士持相左的意見。葛量洪認為,香港的問題“不在于自治或獨立”,而是在于“與中國的關系”,其他殖民地適用的方法也並不代表在香港同樣適用[35];他又認為香港的前途屬于“外交層面”,多于“殖民地層面”,因此葛量洪對“楊慕琦計畫”一直持保留的態度。

另一方面,葛量洪認為由于新界是租借的土地,無論如何也要在1997年7月1日交還中國,因此他更斷然認為,“香港要麽是英國的殖民地,要麽是中國廣東省的一部分”[36],並且相信香港不可能獨立。至于在民主的意識上,葛量洪認為香港人要的,隻是“穩定的環境”、“合宜的稅率”和“公正的司法”,認為香港人隻重工作和賺錢,而且不會真正的了解民主,因此由一班“專家”治理香港更顯合適[36]。

葛量洪原本對“楊慕琦計畫”計畫已不太支持,而國共內戰的爆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更成為了“楊慕琦計畫”流產的致命一擊。由于上述的事件使大量難民涌入香港,以及使香港陷于不明朗的前景,葛量洪更惶恐“楊慕琦計畫”所構思的民主選舉會被共產黨控製,成為宣傳“反帝反殖”的工具,加上他一直不相信港人會忠于英國,所以葛量洪後來甚而認為計畫最終隻會讓香港人以投票的方法結束英國的管治,然後“投回祖國的懷抱”。

葛量洪的看法頗得當時兩局議員和商界的認同,當時兩局議員認定方案“是一個太危險的做法”,而怡和洋行更有大班擔心設立市議會會攤分政府權力,導致政府架床疊屋[38]。在這種的背景下,葛量洪曾在休假時到倫敦向英國政府提議擱置計畫。白廳方面最初反對葛量洪的意見,而且更已經通過了“楊慕琦計畫”的最後草案,但經過葛量洪的多番遊說後,英國政府最終同意放棄政改。在1952年10月,英政府于下議院以“時機不合”為理由,正式宣布放棄“楊慕琦計畫”,計畫遂隨即為港府所擱置。自此以後,香港再沒有重大的政製改革,一直到1980年代以後,隨著中、英展開香港的前途談判,港府才另推“代議政製改革”。

其他革新

雖說“楊慕琦計畫”被葛量洪否決,但他在任內仍進行一定幅度的改革。首先,他增加了行政局與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人數。楊慕琦爵士在1946年復任的時候,行政局分別有7名官守與4名非官守議員;而立法局則分別有9名官守與7名非官守議員。到1948年,葛量洪則把行政局調整為官守與非官守議員各佔6人,而在1951年,他又把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人數由7人加至8人;與此同時,他亦增加了華人在兩局內的比重,以便反映華人的需求[40]。

其次,葛量洪在1952年于市政局重設了2個在戰後被廢除的民選議席,至1953年,民選議席進一步被加至4席。到1956年,市政局共有議席32個,當中16個是非官守議席,其中的一半,即8席由民選產生。盡管市政局逐步設立了民選議席,但由于選民數目十分之少,所以代表的民意極為有限。

最後,葛量洪繼承自楊慕琦爵士以來所推行的公務員“在地化”,開始招聘華人政府出任高級職務。而以往由洋人擔任的職位,現在隻要有合適的華人,就會以華人出任該職。到1951年的時候,港府已經有10.75%的政務官及專業級別職位由華人出任。

朝鮮戰爭

葛量洪葛量洪

破壞: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香港一直受到不同政治紛爭的沖擊。但在一眾政治事件當中,卻以自1950年至1953年發生的朝鮮戰爭影響最大,朝鮮戰爭曾一度使香港經濟陷于崩潰邊沿。 其實早在1950年前後的時間,受著亞太地區局勢不穩,美國政府已呼吁在港的美籍僑民盡早離開。後到1950年6月,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與聯合國更先後于1950年12月和1951年5月18日通過對香港實施貿易禁運,以阻止物資進入中國大陸,切斷共產黨供給。禁運對香港所造成的打擊是致命性的,這是因為香港自開埠以來,就一直是轉口港,所以實施禁運以後,本港剛從戰後快速復甦的轉口貿易立即沉寂下來。

貿易禁運一方面使港府的財政收入大減,但卻同時大大助長走私活動。自禁運以後,不少走私分子便趁機在本港水域和偏遠的離島與內地進行貿易,而貨物往往也被藏放于離島的隱蔽地方。不過由于香港一向是自由港,港府的緝私隊規模十分之少,結果使朝鮮戰爭期間香港的走私貿易十分猖獗。除此以外,當時不少出口到美國的香港貨品也受到了很大的限製,由于華府擔心中國貨品會冒充香港貨品進口當地,于是他們對進口的香港貨作出十分嚴格的檢驗。以香港出口的臘鴨為例,美方就曾以鴨蛋來自大陸為理由拒絕進口,而港府則反指鴨蛋在香港孵化和加工,所以是香港產品,幾經討論,雙方最後同意所有在港孵出的鴨子,均須加上標記,然後才可加工成臘鴨,再出口美國。總而言之,禁運除了拖垮了香港的轉口貿易,連帶出口與整體經濟也受拖累。

轉機

盡管香港的轉口貿易被禁運所拖垮,但香港最終卻沒有因此而崩潰。首先,自國共內戰以來,內地不少好像在上海的資金家紛紛把資金撤到香港,而且更把局勢相對安穩的香港視作他們新的發展基地。這批企業家初時主要把資金投資在商業,不過朝鮮戰爭的發生,促使他們紛紛改而投資到工業和房地產發展。其次,香港本身天然資源缺乏,難以發展重工業,不過受惠于難民的涌入,變相使香港擁有極充足的廉價勞工。

葛量洪葛量洪

盡管香港的轉口業急速收縮,但出口貿易卻有長足的發展。由于香港正好鄰近戰區,有交收方便的優勢,所以物資的需求反而在朝鮮戰爭期間有意想不到的成長,結果這就促使香港從轉口貿易慢慢過渡去出口貿易上發展。朝鮮戰爭完結以後,在得到葛量洪的扶持下,香港製造業繼續有強勁發展,當中在1950年代,香港的出口產品又以紡織品、假發、玩具和膠花等等。 香港工業挽救了香港的經濟,當中,根據1954年的數位,本港成衣業工人的數量更佔上全港勞工總數的30%。相反,當時國的傳統紡織工業區卻因此導致生意一落千丈,結果促使他們多番向葛量洪提出抗議。不過,從這例子就可窺看出,當時香港紡織業發展之蓬勃。此外到了1955年,隨著局勢的進一步平靜,葛量洪還廢除了自日治時期以來,香港所奉行的米糧配給製度。自此以後,香港的工業和經濟在很長時間中,都錄得持續大幅度之成長。

訪問大陸

葛量洪葛量洪

在國民政府仍然執政的時候,葛量洪曾經常訪問廣州南京等內地城市,而且還在1948年9月的時候與妻子一同重遊北京,當時葛量洪的繼父已經去世,而他的母親則回到英國度過晚年。但在1949年中共立國後,這些訪問內地的活動卻中止了。在1955年年底,由于葛量洪的港督任期行將屆滿,他們夫婦倆皆希望在卸任前再多到訪北京一次。 在得到中共和英國政府的批準下,葛量洪遂與妻子以私人性質的身分,經廣州前往北京。在北京,葛量洪除到訪清華大學與北京的各大名勝外,還謁見了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與周恩來的會談中,為免引起不快,葛量洪盡量避談有關香港事務,對香港前途問題更是隻字不提,但是他們兩人仍然在澳門應否舉辦開埠400周年慶典一事出現分歧。葛量洪認為澳門政府不應大肆慶祝,一天的活動就已經足夠,但周恩來的態度卻更為強硬,認為澳門不應作任何慶祝殖民地成立的活動。幾經討論,周恩來最後表示容許澳門政府就開埠400周年舉行簡單儀式,但兩人的會面仍然因此而蒙上陰影。

葛量洪返回香港後,他將周恩來的立場告知澳督,事後澳門政府即取消了慶典活動,而計畫發行的紀念郵票與興建中的紀念碑亦全部撤回。此外,從北京歸來後,英國政府通知葛量洪將獲第3度續任,因此他返港後繼續出任港督,至1957年12月31日偕夫人乘船離開香港[63]。在卸任前夕,葛量洪得知蔣介石有意邀他訪台,而且還派專機接送,但由于葛量洪擔心這會引起軒然大波而婉拒了邀請[64]。

葛量洪前後當了10年半,是歷史上任期第二長的港督。他卸任後,港督一職由柏立基爵士接替。

晚年

返英後,葛量洪退居于倫敦市中心皮卡迪利(Piccadilly)90號的住宅[2]。晚年的葛量洪仍然關心香港的福利事務,而且常在不同場合發言和撰文,支持香港。另外,他亦曾于1965年發行了自傳。葛量洪最後于1978年10月4日因病逝世,終年79歲。

影響與評價

葛量洪葛量洪

普遍認為,葛量洪是香港殖民地歷史上最傑出的港督之一。盡管在任內經歷了種種挑戰,但他最後都能順應外在困局與香港內在的劇變,將挑戰一一迎刃而解,而且還使促使香港從轉口港過渡成更發達的製造業中心,為香港日後經濟的急速發展立下極重要之基石。此外,香港政府不少的基本政策,例如房屋、醫療和邊防等等都曾在葛量洪任內進行革新,這除了使香港更快從戰爭復原過來以外,不少政策(如公營房屋政策)更為歷屆港府所奉行不誤。因此,在葛量洪卸任之時,他的官聲很好,很多人更認為他是理想港督的模範。而不少學者亦指葛量洪是戰後香港最主要的“建築師”之一,而他的施政更為香港立下了決定性的貢獻[35]。 另一方面,葛量洪對中共所採取的務實態度,促使英國在1949年以後得以繼續管治香港,而中國大陸也同樣停止鼓動國內民眾發起收回香港的風潮。經過葛量洪的努力下,中國大陸更暫時放棄向英方談論香港前途問題,這結果為香港帶來了相對穩定的環境,使香港經濟能夠在戰後穩步發展。可是,葛量洪任內擱置“楊慕琦計畫”,並限製香港進行大幅度的政治改革;于是一直至1980年代以前,歷屆港府也未有作任何重大政治改革,這遂成為香港人政治意識薄弱的一大原因。

在他身故後,香港立法局曾特別于1979年10月11日的會議上為他默哀一分鍾,而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更認為葛量洪“是偉大的管治者、擁有偉大的人格,和最偉大的港督”。

相關詞條

其它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