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名琛

葉名琛

葉名琛(1807年~1859年4月9日),字昆臣,湖北漢陽人,近代著名歷史人物,清朝中後期著名疆臣,官至兩廣總督擢授體仁閣大學士。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俘,自詡"海上蘇武"。人稱六不總督: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 中文名稱
    葉名琛
  • 國籍
    中國清朝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湖北漢陽人
  • 出生日期
    1807年
  • 逝世日期
    1859年4月9日
  • 職業
    清朝兩廣總督
  • 主要成就
    昏庸虛驕的封建官僚

人物評價

葉名琛葉名琛

葉名琛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形象近乎反面。“粵人憾其誤國,為之語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史書中的這種評價,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昏聵的鹹豐皇帝的個人態度,以第二次鴉片戰爭分水嶺,鹹豐帝對葉名琛的評價陡轉一百八十度。在新中國建立後,出于政治宣傳的目的,葉名琛形象又被刻意醜化歪曲,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 作為朝廷能幹的大員將,葉名琛知人善任、勤勉政事;作為鎮壓叛亂的劊子手,葉名琛是令人憎惡痛恨;作為客死他鄉有氣節和操守的俘虜,葉名琛又值得敬佩和尊敬。根據清史稿列傳記載,葉名琛,字昆臣,湖北漢陽人。道光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土,授編修。十八年,出為陝西興安知府。歷山西雁平道、江西鹽道、雲南按察使,湖南、甘肅、廣東布政使。二十八年,擢廣東巡撫。二十九年,英人欲踐入城之約,名琛偕總督徐廣縉堅執勿許,聯合民團,嚴為戒備。華商自停貿易以製之,英人始寢前議。論功,封一等男爵,賜花翎。三十年,平英德土匪,被優敘。鹹豐元年,殲羅鏡會匪吳三,加太子少保。二年,廣縉赴廣西督師,命名琛接辦羅鏡剿捕事宜,出駐高州。是年秋,羅鏡匪首凌十八就殲,加總督銜,署總督,赴南、韶一帶督剿。尋實授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

首先,我們非常尊敬葉名琛的民族氣節。清史稿記載,“名琛既被虜,英人挾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鎮海樓上。猶時作書畫,自署曰‘海上蘇武’,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不輟。”葉名琛在吃完從家中攜帶的食物之後,于1859年不食異鄉粟米絕食而亡,死于印度加爾各答,氣節堪比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

其次,葉名琛善于內政,尤其長于理財。葉氏的祖先葉文機,深諳醫學術理,在武漢開有葉開泰中葯店,是當地出名的老字號。這種商人的家庭背景,加深了葉名琛對商業和錢財的理解,自從廣西太平天國爆發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廣東為朝廷外輸軍餉以千萬兩白銀計,這不能不說與葉名琛善于治理地方有關。

葉名琛葉名琛

再次,名琛對內征剿還是表現出了很強的能力。鹹豐元年開始,廣東治安陷入混亂,義軍蜂起,這是同當時時代背景和沿海地區天地會的傳統有關。在鹹豐四年廣東著名的洪兵起事中,廣州僅有一萬五千兵勇,居然抵抗了二十萬人的進攻,守住了廣州城,並最終將洪兵逐出境外,作為總督實際操控局面的葉名琛,他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

葉名琛曾經深得鹹豐帝寵信,穩坐廣東巡撫、兩廣總督位置八九年,是同一時期中惟一長期擔任督撫而又不斷被加封的地方大吏。“葉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勛績,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這要歸功于葉名琛深諳做官之道以及在鎮壓廣東地區各種叛亂、起義時果斷堅決。在廣東紅兵變亂的高峰期,葉名琛親自勾決犯人,一天中有時竟然屠殺義軍俘虜近千人,而平常則“每天有八百名被捕的叛亂者在刑場被斬首”。“如果一天隻有三百到四百人被處決,就認為是很少了”。1855年的六、七、八三個月中就有七萬五千人被殺。剛從美國回來的容閎寫道,“天啊!這是一種什麽景象!血流遍地,街道兩旁,無首的屍身堆積如山,等待掩埋,但卻並沒有任何準備清除的跡象。……土地已完全被血水滲透,散發出污穢惡臭的氣味,以致周圍兩千碼左右,都被籠罩在這種傳播瘟疫的濁氣之下”。

葉名琛明白沒有不斷的“剿匪”業績,官位的基礎就不牢靠,即使在廣州城不斷被英法聯軍攻擊的情況下,向鹹豐帝奏報的仍然是一份份“剿匪”戰報。“默念與洋人角力,必不敵,既恐挫衄以損威,或以首壞和局膺嚴譴,不如聽彼所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戀粵繁富,而未嘗不憚粵民之悍,彼欲與粵民相安,或不敢縱其力之所至以自絕也,其始終意計殆如此。”按照以往的經驗,英法攻城僅僅是虛張聲勢而已,隻要假以時日,危機會自然煙消雲散。在英法聯軍的幾次攻城中,葉名琛都堅信:“……必無事,日暮自走爾!”“高談尊攘,矯托鎮靜,自處于不剛不柔,不競不綉之間。”

但是他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的世界情勢。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由于路途遙遠,在當時航海武器技術條件的限製下,英法列強還沒有對中國形成絕對優勢,因此更多地採用了相對和緩的外交手段。鹹豐初年,歐洲情勢突然緊張,隨後爆發了著名的克裏米亞戰爭,英法列強在此期間無暇顧及遙遠的東方利益。1856年3月,各交戰國簽訂了巴黎和約,不可一世的沙皇俄國戰敗了。英法必然轉身謀求在中國的更大利益,中國政府如果不做出能讓其滿意的讓步,戰爭不可避免的。

棄國而逃的鹹豐皇帝將將戰爭失敗的責任推給了葉名琛,譏為“不戰、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六不”總督,實際上是在轉移視聽,找了個替罪羊。澳大利亞籍學者黃宇和的《兩廣總督葉名琛》一書中做了深入的探討,得出不同的結論。子湯雖不完全贊同書中觀點,但認為其中很多論點還是很有道理的。黃宇和先生在書中逐條回應了12字的定評:“不戰”,其實是無兵可戰,正規軍正在討伐洪兵,非正規兵由于無薪可支,多數已經解散;“不和”,是的,一直不和;“不守”,守的,當然犯了不少錯誤;“不死”,未必,他可能就是自殺的;“不降”,是的,不降;“不走”,是的,沒有走,更準確地說,是不能走。

當時雙方軍隊的差異已經大到無法一戰的地步。當時廣東清軍大量裝備冷兵器,少數火炮也遠不及英法先進。克裏米亞戰爭中,俄軍裝備300英尺射程的滑膛槍,難以抵擋英法聯軍1200英尺射程來復槍的打擊,陸軍最終在人數佔很大優勢的情況下被擊敗。清軍與英法軍隊的不對稱遠遠大于俄軍和英法聯軍之間,海軍、火炮、步兵武器,雙方的差距相當于中世紀的歐洲軍隊在同十九世紀中期的歐洲軍隊作戰,幾乎可以視同正規軍屠殺平民。隨後的天津軍糧城之戰、通州八裏橋之戰便是這種戰鬥結果的推演,而中方的軍隊換成了對當時步兵具有更大威脅的八旗精銳騎兵。

至于有人指責葉名琛沒有搞人民戰爭反抗帝國主義侵略,這隻能嘆息這樣的人根本不懂廣東當時的歷史情勢。鹹豐四年幾十萬洪兵圍攻廣州佛山等地,這些人是誰?不就是現代人劃道出來的要發動的人民民眾嗎?剛剛用血腥武力好不容易鎮壓下去,誰敢再把他們武裝起來,即使葉名琛有膽子這麽做,朝廷也會堅決阻止的。1848至1858年十年間,廣東境內大小戰爭不斷,經過了長久變亂的廣東人,生命朝不保夕,人心渙散。在英法聯軍進攻廣州之時,仍有眾多小販搖船前往聯軍軍艦旁出售水果給艦上士兵;1860年的第三次大沽口戰役中,英法聯軍除了正規軍外,還包括了從香港和廣東征召的苦力運輸隊伍兩千五百人,“英人既敗于天津,復自粵東募潮勇數千人”。從1858至1861年,百萬之眾的廣州人民在五千英軍的統治下,雖有零星反抗,但基本上服服帖帖做了三年英國臣民。在這種歷史環境下,葉名琛即使想也發動不起人民戰爭,子湯不知把誰架空過去就能當場有良策御敵于國門之外。

客觀地看,葉名琛有著很多的無奈,站在當時最理性的角度,莫過于以外交讓步謀求和平,爭取時間變法強國。但是即使葉名琛有這般見識,他能做得了主嗎?當時有一幅挽聯:

公道在人心,雖然十載深思,難禁流涕;

靈魂歸海外,想見一腔孤憤,化作洪濤。

對于這樣一位功過混沌、史說不清的歷史人物,我們真覺得難以下筆。愛國、有氣節;精于官場,老練持重;心狠手辣,殘忍嗜殺;權傾兩廣,壓製異己。

重要事跡

葉名琛葉名琛

晚清對敵中,有馬餓死,此馬即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戰死于廣東沙角炮台的守將陳連升乘坐的黃騮馬。此馬為英兵俘虜,但不接受英人之食,終日嘶鳴,以“義節之馬”而為後世敬仰。又有高官餓死,此人即是葉名琛。作為晚清御敵過程中犧牲的最高級官員,葉名琛死得還是壯觀的。他不食英人食物,效仿周代伯夷、叔齊兄弟倆,活活餓死在印度的加爾各答。然而,人們除了把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歸結于他的外交失措外,長期沒有正視這位倒酶的悲劇人物,他連一匹馬的名聲都未曾得到。葉名琛是否愚頑,是否錯誤處置亞羅號事件,是否 “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則需要我們慎下結論,以避免長期以來臉譜化晚清人物的歷史觀。 阻止英人入城,獲一等男爵

《清史稿》稱:“ 名琛性木, 勤吏事, 屬僚憚其威重。初以偕徐廣縉拒英人入城被殊眷, 因狃於前事, 頗自負, 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 略書數位答之, 或竟不答。”

但這位自負的疆臣, 因鎮壓農民起義有功, 深得鹹豐帝寵信, 長期擔任廣東巡撫、兩廣總督。其間, 最有爭議之事是其動用民意, 遏止英人進入廣州城。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 清政府允許英人五口通商, 得派領事于五處, 專理商賈事宜。于是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處, 均相繼設立領事館。但是, 最先和洋人接觸的廣州城, 卻碰到了地方的強烈抵製。史載, 當時因廣州紳民“ 平英團” 與英人在三元裏決戰後, 積嫌已深,乃“ 合詞請于大府, 毋許英人入城” 。時耆英為兩廣總督, 不能禁遏,而英人又屢請履行條約, 允其入城。耆英既不敢納又不敢拒, 就秘密告訴英人, 說粵民鷙悍, 請徐圖之, 期以二年後踐約。道光二十九年( 1 8 4 9 年) , 耆英被召入京, 徐廣縉代為總督。英國人派兵船闖入珠江口內, 要求履行耆英的答復。徐總督秘密召集諸鄉團練, 先後達到十多萬人。他們駕著小船圍攻英船, 明確宣告眾怒不可犯。英國人本準備把徐總督滯留為人質, 但是, 十多萬人的齊聲呼喚, 氣勢震天, 英國人害怕了, 不再提入城之事。

此時, 廣州地面一派群情激昂, 說洋人其實很好控製, 有些人甚至提出幹脆乘勝斷絕與洋人的通商。香港總督文翰照會徐廣縉, 表示願重定通商專約。廣州方面要求將嚴禁入城的意思寫進約定之中。文翰害怕因此阻礙通商大局, 于是同意了這個要求。

整個過程中, 葉名琛是二把手, 廣東巡撫, 積極參與此事的策劃和執行。所以, 當他和徐總督一起上疏時, 宣宗大悅。詔曰:“ 洋務之興, 將十年矣。沿海擾累, 糜餉勞師, 近雖略臻安謐, 而馭之之法, 剛柔未得其平, 流弊因而愈出。朕恐瀕海居民或遭蹂躪, 一切隱忍待之。昨英酋復申入城之請, 徐廣縉等悉心措理, 動合機宜。入城議寢, 依舊通商。不折一兵, 不發一矢, 中外綏靖, 可以久安, 實深嘉悅!” 因封廣縉一等子爵, 並封葉名琛一等男爵。

後來,徐廣縉被調往剿辦洪秀全起義。葉名琛于鹹豐二年(1852年)實授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就任港督包令重提入城舊事,被葉名琛斷然拒絕,包令乃記恨在心。英政府的廣東領事巴夏禮也和包令一樣,入城不得,便等待時機以擴大在華利益。葉名琛固執地認為隻要動用民心,即可阻止西方入侵,同時不顧條約規定,無視所謂“國際規則”,的確頑固迂腐。但問題是,如果接受不平等條約,一定可以避免進一步的侵略嗎?雖然這是個無法得到答案地設問。

妥善處理亞羅號事件,贏得馬克思贊揚

如果把19世紀的西方擴張,換成現在流行的話語即所謂“全球化”的話,那麽,葉名琛是全球化的絆腳石。

時下中國以飽滿的熱情擁抱至今並無定論的所謂“全球化”,並伴隨著“規則意識”的“覺醒”。但是,在激情之餘,我們是否應該冷靜思索全球化這一模棱兩可的詞句下所暗含的規則意識,以及到底這是誰的規則,其中又體現了何種正義呢?

晚清以來,國際社會的規則似乎並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惟其改變者,是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1919年國人發現的“強權即公理”,是否會隨著中國的崛起而改變了呢?這仍然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與其說是改變了國際社會的規則,毋寧說是提高了國際社會原有規則執行的成本。對于規則本身,並沒有造成根本的顛覆。

從這個問題的思考出發,回顧一下1856年的亞羅號事件,以期證明規則意識的本質是強權意識。

亞羅號(Arrow)實在是一隻不起眼的小商船,就跟當時眾多的中國商船一樣,它利用了國際法中船舶管轄權的慣例,曾經在英屬香港登記,以期規避中國官方的檢查,幹些規則之外的勾當。但是,當中國廣東水師千總梁國定登船查禁海盜時,這隻船的登記證剛好過期。有三件事情證明中國對此船的檢查符合國際法規定。其一,此船隻登記證過期(英國議員在下院作證時已經自己證明了這點)。其二,此船並未像英國駐廣州領事館代理領事巴夏禮所言懸掛了英國國旗,而隻是懸掛了信號旗。所謂中國水師扯下國旗,應該是扯下信號旗。其三,即便英國宣稱對此船有管轄權,但是,根據國際法的相關慣例,懸掛國旗的船舶必須與船旗國有真正聯系(亞羅號的船主曾是中國人蘇亞成,後為蘇亞明,而他僱用英國人肯尼迪(Thomas Kennedy)做船長並不能改變此船的物質所有權),船旗國應對懸掛其國旗的船舶有效地行使行政、技術及社會事項的管轄和控製權( 即僅僅懸掛國旗是不夠的)。同時, 國際法慣例賦予在船舶停泊或者航行的水域屬于某國時,某國可以根據下列情況進行檢查(即登臨權):該船從事海盜或販賣奴隸的行為;無國籍;拒絕展示國旗;雖然懸掛外國國旗,但實際上與軍艦國同一國籍;等等。

澳門運送大米到廣州的亞羅號在被檢查前,已經被被一位名叫羅薩利奧(Josedo Rosario)的葡萄牙水手告發與海盜有染。澳門當局曾經準備登臨船隻檢查,卻被亞羅號逃脫。而當此船到達廣州時,梁國定接到報告,此船上的一名海盜梁明太竟然大模大樣地以水手的身份出現在亞羅號上。水師們當即上船緝拿全部14名水手。經過肯尼迪的斡旋,梁國定帶走12名以資調查。至于中國水手是否扯毀了英國國旗, 據梁國定說, 當時並未見該船升起任何國旗。而英國《泰晤士報》的最初報道,也未提及此嚴重事件。同時,香港的英文報紙也報道說,一艘在案發時停泊在旁的澳門劃艇證實並未見亞羅號懸掛英國國旗。

但是, 狡猾的肯尼迪在水師走後, 突然升起了米字旗! 而巴夏禮則得報後趕往碼頭, 拿出<虎門條約>, 要求按照規定將人交還。道光二十三年, 即1 843 年, 英國政府強迫清政府訂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也稱《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附約。其中除了具體地規定《南京條約》的一些細則外,還增加了一些新條款, 如凡中國人與英國人“ 交涉詞訟” “ 其英人如何科罪人( 即定罪) , 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 發給管事官( 即領事館) 照辦”,即承認英國享有領事裁判權。中國方面認為這艘船不是英國船,人也不是英國人, 不適用《虎門條約》。巴夏禮極為強橫, 雙方爭執中,一個水勇打了巴夏禮一巴掌。

巴夏禮旋即轉而向兩廣總督葉名琛施壓, 要求放人; 並在他本人在場的情況下,由梁國定出面送還被扣壓水手,公開道歉。在迅速審訊後,葉名琛照會英國領館:查明12人中有粱明太、粱建富兩名水手為海盜,並另一人吳亞作為證人,他們三人將繼續審訊;其餘9人可以送還。交涉中,葉名琛據理力爭,聲明亞羅號是中國的船,其港英執照系船主花1 00 0 洋銀購買, 且船上並未懸掛英國國旗, 無侮辱國旗之事。得到巴夏禮的稟報後,英國公使包令查出此船的香港執照已經過期兩個禮拜;但是,他暗示中國人並不知道,應該向中國人說明此船完全受英國的保護。隨後,包令、巴夏禮和英國海軍商議(此時他們通知英國海軍準備扣押一艘中國官船) , 由巴夏禮發出最後通牒, 限葉名琛2 4 小時內釋放全部水手,並正式道歉。

面對英國的最後通牒, 葉名琛決定讓步, 當天他答復可以交換除了海盜的另外1 0 人。次日, 巴夏禮堅持原見。葉名琛隻好決定派南海縣丞許文深親自解送全部12名水手到英國領館,但堅決不道歉。

此時英國人無心再談,拒絕接受人員,炮轟廣州城。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了。葉名琛發布告示,稱:“英夷攻擾省城,傷害兵民,罪大惡極..但凡見上岸與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準其格殺勿論,仍準按名賞三十大元,解首級赴本署呈驗,毋稍觀望。”

到底是以規則意識參與全球化,還是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件“與虎謀皮”的大事,亞羅號事件的教訓實在發人深思。

葉名琛處理亞羅號事件, 從純粹的外交手段上而言, 他做到了有理、有利、有節。英國人的蓄意侵略和葉名琛的處理手段,得到馬克思的理性評價。馬克思在兩個月後寫了《英中沖突》一文,以社論形式登于1857年1月23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其文說:在全部事件過程中,錯誤在英國人方面。”在西方輿論對葉名琛的一片譴責聲中,隻有馬克思贊揚了葉名琛。他說:“ 確實,這個中國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把全部問題都解決了。” 馬克思還在《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的社論中說:“葉總督有禮貌地、心平氣和地答復了激動了的年輕英國領事的蠻橫要求。他說明捕人的理由,並對因此而引起的誤會表示遺憾, 同時他斷然否認有任何侮辱英國國旗的意圖。” 他說, 面對英國人的蠻橫無禮,“中國官吏心平氣和,冷靜沉著,彬彬有禮”。

不戰不和不守

戰爭開始後,葉名琛上書鹹豐帝,說道:“ 默念與洋人角力,必不敵,既恐挫衄以損威, 或以首壞和局膺嚴譴,不如聽彼所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戀粵繁富,而未嘗不憚粵民之悍。彼欲與粵民相安,或不敢縱其力之所至以自絕也,其始終意計殆如此。”可見他是把作戰的希望寄托在民眾身上。

事實上的葉名琛, 一方面表現得非常鎮定,他“高談尊攘,矯托鎮靜,自處于不剛不柔、不競不綉之間” 。當英軍三艘軍艦越過虎門、攻佔廣州東郊的獵德等炮台時, 葉名琛正在閱看武鄉試。他聞訊後微笑著說:“ 必無事, 日暮自走耳。但省河所有之紅單船及巡船, 可傳諭收旗幟, 敵船入內, 不可放炮還擊。” 次日, 英軍攻佔省城對岸河南鳳凰岡等處炮台, 葉名琛聞報後仍不動聲色, 繼續閱看武鄉試的馬箭比武。他的部下卻害怕了, 說“ 風大, 難馬射, 請早收圍” 。葉名琛這才退堂, 招集各官到督署商議對策, 斷言十五日無事。

葉名琛的鎮定, 首先來自他的巫術活動。原來他在總督衙門建了一個“ 長春仙館”, 裏面祭祀呂洞賓、李太白二仙; 一切軍機進止都取決佔語。其過十五日無事,就是兩個大仙告知的。而廣州城恰恰十四日淪陷。當時民謠曰:“葉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無事。十三洋炮打城驚,十四城破炮無聲,十五無事卦不靈。洋炮打城破,中堂仙館坐;忽然雙淚垂,兩大仙誤我。”

但是, 另一方面, 葉名琛還是作了積極迎戰準備的。除了發布告示懸賞殺敵外,他還下令整備團練二萬餘人。各地民團積極回響,“城廂內外,各榜長紅,約剿殺外人, 同仇敵愾”。民團的騷擾也有一定的效果:其一,他們用裝滿火葯的沙船襲擊岸邊的英軍軍營,雖然沒有炸死他們,也著實嚇唬了這300名士兵。其二,他們沿用赤壁之戰的火攻之法,用四隻筏子,點燃後漂到英艦旁,造成了英軍的混亂。其三,英軍的一艘小船,曾經碰觸到民團拋擲的火葯瓶,燒毀。

廣東水師也發動了襲擊。比如, 他們安放的水雷爆炸, 可惜稍稍提前了一些。再有, 廣東水師的幾艘戰船曾經炮擊兩艘英艦達二十分鍾。同時,水師船隻不停地騷擾英軍補給船,並發動對英軍駐扎地的火攻。

如此看來, 葉名琛得名“ 六不總督” , 即“ 不戰不和不守; 不死不降不走; 相臣度量, 疆臣抱負, 古之所無, 今亦罕有” , 實在是冤枉。其真實的原因,一在于隨後中國戰敗,總要有個替罪羊,葉名琛就成了眾矢之的。其二, 對葉名琛的“ 六不” 定論, 成為一種普遍的觀念,如此則無法能夠全面再審視這位悲劇人物。據學者考察,葉名琛當時能夠動用的兵力非常有限,因為南方的絕大部分兵力都被抽調到鎮壓太平天國的前線去了,英軍是趁虛而入,動用民團是不得已的辦法。在有限的條件下,葉名琛是戰了的,隻是戰而不勝。同時,他拒絕講和,也無可厚非;如果講和,無異于投降。因此,他沒有和,也沒有降,也沒有逃跑,一味死頂,則是事實。但是,除此之外,似乎也沒有更多的辦法。隻是他的扶乩求仙,實在是愚昧之極。

葉名琛有著很多的無奈,但何嘗不是帝國的無奈呢。

名人之死

葉名琛葉名琛

1 8 5 9 年1 月5 日, 葉名琛被俘後被擄到停泊在香港的英艦“ 無畏號” 上。如此高官被俘, 英國人倒也沒有虐待他。而且總督自始至終也保持了一種凝然的氣節。據<香港紀事報>載, 軍艦上所有軍官很尊敬他。偶然有人上艦, 都向葉脫帽致意, 他也欠身脫帽還禮。他在軍艦上生活了48 天後, 即被解往印度的加爾各答。 時人評價葉名琛的, 罵者居多。但也有在葉死後寫挽聯執公允之論的。公道在人心, 雖然十載深思, 難禁流涕; 靈魂歸海外, 想見一腔孤憤, 化作洪濤。”在印度, 葉名琛有兩首詩闡明自己的心跡。

其一曰:

鎮海樓頭月色寒,將星翻作客星單。

縱雲一範軍中有,怎奈諸君壁上看。

向戎何必求免死,蘇卿無恙勸加餐。

任他日把丹青繪,恨態愁容下筆難。

其二曰:

零丁洋泊嘆無家,雁札猶傳節度衙。

海外難尋高士粟,鬥邊遠泛使臣槎。

心驚躍虎茄聲急,望斷慈烏日影斜。

惟有春光依舊返,隔牆紅遍木棉花。

詩中所效仿的人物, 都是中國歷史上具有民族氣節的名人。一範即北宋範仲淹,不僅心憂天下,而且戍邊時也是令敵人膽戰心驚之英雄。向戎,宋國的大夫,他在公元前5 4 6 年發動弭兵運動,親自勸說晉、楚、齊等1 3 國在宋國首都開會。此次謀求和平的努力,導致其後列國間十多年沒有戰爭,主要大國之間4 0 年沒有戰爭。葉名琛自比向戎,是要說明自己不死而隨英人走的目的。其中,蘇武的自喻也是此種目的。零丁洋之嘆, 以南宋文天祥自喻。高士之粟,說的是商末伯夷、叔齊兄弟倆,周朝滅商後,不食周粟而亡。使臣之槎, 是把自己比喻成了求和的使臣,符合以上向戎、蘇武的典故。

由此看來, 葉名琛是把自己的被俘當成是可以晉見英國君主的契機;他在被俘之初不自殺,是要留下一條命,向英國君主闡明大中華的和平意願,並借機去反問英國君主。葉名琛後來對隨他而去加爾各答的僕人明確地說明了這層意思。惜乎此種心境, 不為史家和普通民眾解,更不為後人重視。葉名琛說:“我之所以不死而來者,當時聞夷人欲送我到英國。聞其國王素稱明理,意欲得見該國王,當面理論,既經和好,何以無端起釁?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國家體製。彼時此身已置諸度外,原欲始終其事,不意日望一日,總不能到他國,淹留此處,要生何為?所帶糧食既完,何顏食外國之物!”

好一個“當面理論”!其言透露出葉名琛的迂腐, 但也再現了一代英雄的氣節。既然不能見到英國國王,那麽死,就是惟一的歸宿。

在加爾各答, 葉名琛繼續關註時事新聞, 按時作息, 清早即要人給他讀報(翻譯給他聽)。後來,他得知晉見英國君王無望後,決定絕食。他于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時病故。臨絕並無別話,隻說辜負皇上天恩,死不瞑目。

公元238 年8月,公孫淵讓自己的相國和御史大夫出城請求司馬懿解圍並退兵三十裏,然後他一定會率群臣自縛投降。司馬懿對此小把戲不屑一顧,將這兩人斬首。公孫淵又派侍中請求指定日期,派送人質。司馬懿說:“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

司馬懿之名言, 是強者對弱者的忠告。面對比司馬懿強大百倍的英軍,葉名琛全部做到了。

百年冤屈

一提到葉名琛,熟悉歷史的讀者就會想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和他“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策略,從而認定他是清末一個昏庸的高官。而實際上,這卻是一個由清政府和侵略者聯手捏造的百年冤案。

葉名琛字昆臣,生于1809年12月21日,他出身書香門第。從小受到家庭的熏陶,葉名琛在少年時就“以詩文鳴一時”。不到十八歲,他就考取貢生,這在歷史上是少有的。不到四十歲,他就被提升為廣東巡撫。

葉名琛葉名琛

1858年1月5日,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副督統雙喜衙署內,被英法軍隊捕獲.對外國勢力以強硬著稱 1849年,英國人要求進入廣州城。這是在《南京條約》中沒有的。葉名琛認為條約一經簽署就應該“永遠守信”,不應該有什麽實質性的變更。于是在葉名琛的指揮下,廣州各地組織鄉勇,全力以赴做好守城準備,以防英軍來襲。英國海軍司令柯利爾報告,有成千上萬的農村武裝進入廣州城,形成了“人自守衛,戈矛耀路,鑼鼓震天”的局面。面對這種情況,英國侵略者改變了過去的炮艦政策,改為與中國政府談判。葉名琛和當時的總督徐廣縉一起偽造了皇帝的詔書,使英國人入城的企圖沒有實現。廣州人民興高採烈地搭起了六座宏偉的彩牌樓來為葉名琛和徐廣縉慶功。道光皇帝也喜出望外,破例將葉名琛加封為男爵,他成為清朝歷史上極少數成為男爵的漢人之一。

1856年10月8日,“亞羅號”事件爆發。葉名琛逮捕了亞羅號上的中國船員。葉名琛依然採取強硬政策拒不接受英國侵略者的無理要求。10月14日,英國海軍虜去一艘中國水師的官船。21日,英軍開始在司令西馬糜釐的率領下,乘船攻擊珠江兩岸的炮台。至此,兩國處于戰爭狀態,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此時,與英國開戰對葉名琛來講不是一個好時機。他所有精銳部隊都在江浙作戰,廣東的財力基本已經在鎮壓太平軍的戰爭中消耗殆盡。他面臨無兵可派、無險可守、無錢可用的尷尬局面。盡管內外交困,但是面對英國人咄咄逼人的態度,葉名琛仍然沉著應戰。

間諜戰擊敗英國侵略者

葉名琛與英國侵略軍展開了激烈的間諜戰。1856年,在英軍發動進攻時,葉名琛利用原有的保甲系統,偵察敢于為英國侵略者刺探情報或提供糧食的漢奸,逮捕了七八十人。他還給廣州市民發放身份證,無證者一律不得進出城門。英國人後來不得不承認從廣東他們幾乎得不到什麽信息。與此同時,葉名琛啓用了他多年來經營的諜報系統。在和平時期,葉名琛通過廣東夷務總局向英國人佔領的香港派出了大量探子。這些探子的公開身份是在香港做貿易的商人,而實際上他們都是葉名琛手下的軍人。戰爭開始後,他們與葉名琛的信息交流更加頻繁,每五天就聯系一次,給葉名琛提供了大量關于香港的英軍部署和調動的情況。葉名琛自得地說:“我合數十處報單互證,然後得其端緒。”知己知彼使葉名琛在廣州作戰的初期獲得了勝利。

葉名琛以重金鼓舞士氣,凡斬英人首級者賞銀元三十,務必把英軍“根誅盡滅”。他積極採取襲擾戰的方式,使英軍日夜不得休息,首尾不能相顧。夜晚時他派遣沙船,滿載炸葯沖擊在岸邊休息的英軍。同時,還派出火筏對英艦進行火攻,使英艦不敢靠近岸邊,從而減少了白天中國陸軍所受到的炮火壓製。11月15日,中國水軍還趁大霧垂江炮轟英國艦隊長達二十分鍾之久。英軍司令西馬糜釐對葉名琛的戰術毫無辦法,法軍見勢不妙借口保衛香港早早地撤出了廣州。經過四個月毫無結果的對峙,疲憊的英軍不得不放棄進攻廣州的意圖,開始撤退。

同時,葉名琛對英軍的後勤基地香港展開了攻勢。香港地理位置特殊,是天然的良港。但是香港嚴重依賴內地輸送給他們的生活必需品。新安縣給香港提供大量的供給和服務,葉名琛派新安縣士紳陳桂藉負責對香港的行動。陳桂藉召開了全縣士紳大會,決定停止對香港的一切供給,從香港撤回全部新安人,直接導致了香港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和人力資源的短缺,使香港很難為在廣州作戰的英軍提供有力的後勤保障。此後,葉名琛對香港實施了禁運。陳桂藉派人在通往九龍的交通線上設卡,還組織小型糾察船隊保證禁運。禁運使香港幾乎成為臭港,英國駐華公使包令叫苦不迭。

葉名琛還派人突襲香港。1851年1月19日,一隊喬裝的鄉勇,突襲了英軍的巡邏隊,殺死一名英軍軍官。這類的突襲行動還很多。包令在給朋友的信裏寫道:“我們不得不時刻提防綁架、暗殺和縱火”。後來更出現了面包投毒事件,一些鄉勇在面包房裏秘密地放進了砒霜,導致許多英國人中毒,其中也包括包令的夫人。葉名琛的行動使香港的英國人大為恐慌,大批英國人逃到澳門避禍。1857年7月,包令也因為在軍事和外交上的失敗,被英國政府解職。

遭漢奸出賣兵敗被俘

從1856年轟擊廣州城到1857年包令被解職,葉名琛運用間諜戰、貿易戰和襲擾戰依靠士紳訓練的鄉勇積極抗擊,沒有讓英國人佔到任何便宜。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勢的變化,葉名琛逐漸陷入不利的地位。葉名琛將勝利的訊息上報朝廷後,非但沒得到皇帝的嘉獎,朝廷反而申斥他不應輕啓戰端,要他與英國人談判。這就使葉名琛錯過了一個重要的戰略間隙,使英國有機會增援在中國的英軍。

貿易禁運在損害英國人利益的同時也給中國貿易商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廣東許多士紳從事對外貿易,由于實施貿易戰關閉海關,大量廣東士紳失去了收入來源。他們很難再負擔訓練和僱用鄉勇的開支。因此廣州保衛戰中的主力——鄉勇難以為繼。這使葉名琛陷入了無兵可用、沒錢可花的窘境,從根本上動搖了葉名琛的陣腳。

1857年10月,額爾金爵士率領援軍進駐香港,敵我雙方的力量平衡被打破。額爾金爵士在聽取進攻廣州的英軍指揮官西馬糜釐報告後,深感葉名琛是個很難對付的軍事將領。兩個月的時間裏他一直猶豫著,沒有採取任何軍事行動。最後,他決定要北上避開葉名琛這塊難啃的骨頭,直接找中國的皇帝。但是就在這時,一艘廣州的官船被英軍截獲,船裏大量的官方檔案被英軍獲得。包令從檔案中得出結論:葉名琛已經無兵可派沒錢可花了,廣州連一天都守不住。包令得到這個訊息大喜過望,不顧已經被解職,奔上額爾金的旗艦力勸額爾金改變北上的決定。

這時漢奸出賣了葉名琛,巡撫柏貴和廣州將軍見勢不妙,便同敵人勾結,英軍輕易佔領廣州。葉名琛忠于職守,不離督府,最終被俘。

被滿清政府刻意醜化

英法聯軍在廣州建立了傀儡政府。英國人認為“葉名琛無疑是英勇、果斷的人,廣州人一定為有這麽一個父母官而驕傲”。要想完滿解決如何佔領廣州這個難題,“必須把葉名琛的名聲搞臭”。英法聯軍採取了這樣的政策並利用一切機會敗壞葉名琛的名聲。這樣也做正中那些通敵者的下懷,因為他們巴不得通過抨擊葉名琛來轉移人們對他們賣國行徑的註意。

廣州淪陷後,中國軍隊沒有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導致作為帝國心髒的北京被佔領。難逃歷史罪責的滿清政府利用當時在廣州的英國人製造出來的謠言轉移視聽,將葉名琛醜化成一個自大傲慢又愚蠢的官員,戰敗的責任就由皇帝和清廷那裏轉移到葉名琛一個人的身上。

就這樣,在外國侵略者、漢奸和清廷三者心照不宣的推波助瀾下,出現了薛福對葉名琛“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戲謔。而葉名琛傲慢愚蠢的形象深深地烙在人們的印象中。一個歷史人物就這樣被扭曲了。謠言和曲解遮蔽了歷史的真實,連英國侵略者都懼怕三分的葉名琛反而被中國人醜化。他生前壯志未酬,死後遭人詬病,從民族的角度看無疑是一場悲劇。

書中記錄

葉名琛葉名琛

當代中國的通俗史學作者們想要描畫的那個葉名琛,是在前所未見的大敵面前盡露愚腐本色的固步自封兼夜郎自大的滿清封疆大吏。他的醜態,暗示著這個朝廷的合法性的喪失,于是,葉名琛及這個形象所代表的封建王朝也就當仁不讓地替這個民族近百年的恥辱添上了一層不幹膠。 然而,關于葉名琛的種種“行為”,帶給讀者更多的不是鄙夷其無知,而是驚詫其怪誕,繼而,對他的內心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好奇。盡管由于信息的封閉,竟不知道多年前,黃宇和先生已經利用現存在英國國家檔案館的兩廣公私檔案,結合相關文獻,對這位兩廣總督的內政外交作了翔實而又條理分明的研討。不過,今天能讀到這個新出的修訂本,依然是開卷有益。

書中描述的葉名琛,是傳統中國下典型的能吏幹員,書香門第,科考中榜,歷任地方各職,且與中央當權大臣關系深厚。葉以文官之職執武事,既“詩文鳴一時”,又屢見戰功,是守仁、少穆一類求知行、講實務的社會棟梁與支柱。至于他在對外事務上的作為,當然未超出同代人的眼界,卻也可算盡心盡力,死而後已。那麽,我們還要苛求他什麽呢?于是,黃宇和逐條回應了12字的定評:“不戰”,其實是無兵可戰,正規軍正在討伐洪兵,非正規兵由于無薪可支,多數已經解散;“不和”,是的,一直不和;“不守”,守的,當然犯了不少錯誤;“不死”,未必,他可能就是自殺的;“不降”,是的,不降;“不走”,是的,沒有走,更準確地說,是不能走。

今人對葉名琛的定評與其說是資料不足而造成的誤讀,倒不如看作是對過去的神話塑造。歷史學中的葉名琛其實早已擺脫了惡名,但這卻無助于他的大眾形象的改善,也許要等待下一個“形象改造”的契機吧。

鴉片戰爭中

葉名琛葉名琛

葉名琛是另一位辦理夷務的欽差大員。他是鴉片戰爭後期(1852~1858年)主持清政府對西方外交的五口通商大臣。其任內因執行鴕鳥式的外交政策,在1858年1月廣州城破後被英國擄至印度的加爾各答。英國之所以把葉總督關押在遙遠的印度,是把葉名琛當作了東方的拿破崙。在1814年首次俘獲了拿破崙之後,英軍曾把拿破崙關押在地中海的一個小島——厄爾巴島上。但在1815年3月,拿破崙沒費多大功夫就逃離了該島。當偉大的拿破崙重登法國國土,一路便應者如雲,不到幾天幾十萬大軍就集結于歐陸昔日的主人拿破崙皇帝的麾下。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鐵盧之戰中,勝利之神沒有惠顧這位偉大的將軍。在拿破崙兵敗再次被俘後,英軍吸取上次教訓,把拿破崙關押在了遙遠的大西洋中的一個荒蕪人跡的小島——聖赫勒那島。這次拿破崙喪失了毗鄰歐陸的優勢,其支持者不僅難以到達,而且拿破崙顯然也不可能自己泅渡大西洋回到歐洲東山再起。英國人最終消除了這一心腹之患。正是這一對待元帥俘虜的案例,使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的英軍沒有把葉名琛囚禁在中國,甚或離中國大陸較近的新加坡或者東南亞的某處殖民地。英軍認為,葉名琛在廣東經營十多年,舊部無數,影響深遠,如果把葉囚禁于大陸附近,不僅廣東地方有可能派出營救小隊,而且東南亞的華僑和華人也可作為內應從旁協助。1858年1月,額爾金在寫給葛羅的信中,談到了這種顧慮:“不少人……對我談及一個不能掉以輕心的問題……他們都說,葉留在廣州會使人心不穩,給重新回復秩序和信心帶來困難。”“顯然,把他送到海峽殖民地去是不行的,因為這些地區大多數居民都是中國人。”14其實,英國人在此已經犯了薩義德所稱的“東方主義”的毛病,以歐洲人的“小人之心”度清政府的“君子之腹”。實際上,鹹豐帝在得知葉名琛被俘之後,不僅沒有任何營救或者通過實行交換戰俘來搭救葉名琛的行為,反而因為害怕英法聯軍把葉名琛作為要挾清朝政府的人質而隨後罷免了葉的一切職務,並讓廣東當局通知英方說葉名琛現在已為一介草民和罪人,其生死無關乎清政府的任何利益。“葉名琛辦事乖謬,罪無可辭,惟該夷拉赴夷船,意圖挾製,必將肆其要求。該將軍署督等可聲言:葉名琛業經革職,無足輕重。使該夷無可要挾,自知留之無益。”15同時命令清軍不要因顧及葉名琛而延誤收復失地的行動:“著即傳諭各紳民,糾集團練數萬人,討其背約攻城之罪,將該夷逐出省城。倘該夷敢于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剿洗,勿因葉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該督已辱國殃民,生不如死,無足顧惜。”16葉名琛變成了無人揀拾的一堆垃圾。專製王朝帝王的薄情寡義、流氓無賴和視人臣為芻狗的做法可見一斑。最後,葉名琛搭上了開往加爾各答的軍艦,上船前命僕人從家中自帶幹糧。途中雖因海暈嘔吐不止,但他仍然正襟危坐,堅持不哼一聲。從上船一直到抵達印度後,葉名琛一直自命為“海上蘇武”,以明不忘祖國之志。葉名琛在印度一年多的日子裏,常常通過翻譯從印度報紙中獲取有關中英戰爭的信息。每當有不利于清朝的戰況時,擊節嘆息;若有中國獲勝的信息,則喜形于色。在食完從家中攜帶的食物之後,于1859年因不吃異鄉粟米絕食而亡。英方在葉名琛的木棺外裹以鐵皮之後,將之運回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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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名琛生前叱吒風雲,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變亂紛起的環境中,多少總督、巡撫因不能應付時局而落馬,但偏偏葉名琛深得鹹豐帝寵信,穩坐廣東巡撫、兩廣總督位置八九年。這當然與葉名琛深諳做官之道以及在鎮壓廣東地區各種叛亂、起義時幹脆利落和心黑手辣有關。在廣東紅兵變亂的高峰期,葉名琛親自勾決犯人,一天中有時竟然屠殺義軍俘虜近千人,而平常則“每天有八百名被捕的叛亂者在刑場被斬首”。“如果一天隻有三百到四百人被處決,就認為是很少了”17。剛從美國歸國的容閎就目睹了廣州城屍氣沖天的那些場景:“天啊!這是一種什麽景象!血流遍地,街道兩旁,無首的屍身堆積如山,等待掩埋,但卻並沒有任何準備清除的跡象。……土地已完全被血水滲透,散發出污穢惡臭的氣味,以致周圍兩千碼左右,都被籠罩在這種傳播瘟疫的濁氣之下”。1855年的六、七、八三個月中就有七萬五千人被殺18。正是這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漢們的鮮血鑄穩了葉名琛的寶座。葉名琛據此不斷地向鹹豐帝邀功請賞,而鹹豐帝也毫不吝惜地給葉總督加官進爵。鹹豐元年,賞加太子少保銜;鹹豐二年,葉名琛更是連升三級:先加恩賞給總督銜,再署理兩廣總督,最後正式升任兩廣總督;鹹豐五年,先是被加封為兩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後又被封為體仁閣大學士。葉名琛是這一時期中惟一長期擔任督撫而又不斷被加封的地方大吏。“葉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勛績,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19葉名琛深深明白其中的奧妙和訣竅,正是暴亂者的鮮血使其官運亨通。沒有不斷的“平暴”業績,其官位的基礎就是懸空的。專註于平暴事業,就等于事業發達。葉名琛幾乎將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的國內事務上。這是葉名琛最理智的選擇。至于欽差大臣專辦夷務一職,費力而無功。在兩廣總督和欽差大臣之間,葉名琛顯然更偏重于總督一職。即使在1856年10月以來廣州城不斷被英法聯軍攻擊的情況下,葉名琛向鹹豐帝奏報的仍然是一份份“剿匪”戰報。在葉名琛看來,這一連串剿滅土匪的數位,都是化解其仕途危機的法寶。沒有了這些“數位”,葉名琛就是一個將被撤職查辦的總督。專事剿匪,不僅是葉名琛的功名利祿之所在,而且也符合清朝統治者的利益。“默念與洋人角力,必不敵,既恐挫衄以損威,或以首壞和局膺嚴譴,不如聽彼所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戀粵繁富,而未嘗不憚粵民之悍,彼欲與粵民相安,或不敢縱其力之所至以自絕也,其始終意計殆如此。”20按照以往的經驗,英法攻城僅僅是虛張聲勢而已,就像大多數中西沖突的危機事件,隻要假以時日,危機會自然煙消雲散。在英法聯軍的幾次攻城中,葉名琛都堅信:“……必無事,日暮自走爾!”同時他還使用“空城計”,盡量在英法聯軍面前示以鎮定,使其不知底細,企圖以之嚇跑英法聯軍:“高談尊攘,矯托鎮靜,自處于不剛不柔,不競不綉之間。”21但英法聯軍既不是一觸即潰的小股土匪,也不是司馬懿,葉名琛最後隻落得城破身俘、客死他鄉。 當時的鹹豐皇帝和其他官員因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帶來的恥辱而將戰爭失敗的責任一咕腦地都推給了葉名琛,並把葉名琛譏為“不戰、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六不”總督,認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全在葉名琛的主觀失誤。但這種說法真的那麽有說服力嗎?22真正找到了戰爭失敗的原因了嗎?

在各種指責葉名琛的罪狀中,葉名琛對外寇不作抵抗是最關鍵的一條。但葉名琛在剿匪和馭夷兩者之間,早把重心放在了剿匪一邊。人民起義是要革清政府的命,而夷人最多隻是尋求通商而已。葉名琛的選擇不僅僅是一種主觀的選擇,而且是客觀情勢使然。在近十年的時間中,葉名琛把廣東的兵力幾乎大都用于征剿廣東境內的匪亂和防堵太平天國南下進入廣東。有學者認為,洪秀全之所以繞開廣東從廣西直接進入湖南,與葉名琛重兵集結廣東邊界有關23。事實上,太平天國縱橫南方多個富裕省份,但惟獨廣東省沒有進入太平軍主力的征略範圍。除此之外,廣東素有中外通商都會之名,是鄰省羨慕的殷實之鄉,也是皇室勒索巨額財富的重要地區。多年的內戰,幾乎消耗掉了廣東省的多數財富,但葉名琛主持下的廣東政府,還源源不斷地把已經緊缺的廣東庫銀作為協餉輸往北方各個戰場充作軍費24。1851年7月,清廷一次即令廣東統籌一百萬兩銀撥解廣西25。“時廣東盜賊蜂起,四年,廣州群匪擾及省城,遣將分路進剿,連戰皆捷。近省之佛山、龍門、從化、東莞、陽山、河源、增城、封川,韶州之海豐、開建,潮州之惠來,肇慶府城及德慶並陷,先後克復。鄰省軍務方亟,糧餉器械多賴廣東接濟,名琛籌供無缺,益得時譽。”26“他在廣州十年的真正功績卻是維護住了清帝國對那裏的軍事控製。”27如從這一角度考慮,葉名琛對清政府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也正是這一點,導致了葉名琛在抵御英法聯軍的入侵時,難以從國內戰場上分兵抵抗,也難有充足的財力去組織新軍來補充兵力。

至于對葉名琛沒有組織民眾去防御和抵抗入侵者的指責,基本符合事實。因為葉名琛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基本上已放棄了“以民製夷”的策略。“以民製夷”策略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對團練、團勇的使用。但“葉名琛于團練之實在未嘗復保,于水陸兵勇未嘗整飭”28。葉名琛之所以沒有大規模使用團練,一是缺乏經費,“如誰要添兵募勇,令其自行捐辦,不準開銷”,以至于“嗣因惜賞,各街團練壯勇不願出力”29。二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一直與起義軍作戰的葉名琛,深知這些義軍成員原來的身份,因而吸取了“以民製夷”的教訓,害怕“勇”變“匪”的這種轉化。即使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用兵之際還把原來的陸路壯勇一萬多人裁撤了十分之八。其三,在他看來,在中西沖突一觸即發之時,動員民眾起來虛張聲勢,反會加速沖突的到來;在沖突爆發之後,利用民眾恐怖主義式和“雞蛋撞石頭”的襲擊不僅徒勞,而且更會引起侵略者大規模的報復。

葉名琛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沒有使用“以民製夷”的政策,而且即使想充分使用“人民”,但人民也難以同一個不斷拿起屠刀砍自己脖子的政府合作抵抗外侮了。屢經兵燹之禍的“廣東三合會匪倡亂,總督葉名琛,以為‘治亂國,用重典’,不多殺,無以示儆,于是各府州縣地方,曾經倡亂治者,許紳民擅捉擅殺。于是民間假公報私,殺氣四起,計前後共怨斬十餘萬人”30。一些廣東人已失去了反抗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氣,已逐漸失掉了原先那種為國慷慨赴死之精神。從1848至1858年十年間,廣東境內大小戰爭不斷,很多地方滿地瓦礫,遍地白骨。義軍、官軍和團勇所到之處,“美惡皆收”,“瓮缶凈洗”,“匪過如梳,兵過如篦”31。曾到過義軍佔領區考察的外國人也有類似的記述:“許多村庄都付之一炬”,“荒涼的廢墟使人觸目驚心”32。鴉片戰爭後,英國人一直被看作與盜匪、海盜等破壞秩序的勢力是一路貨色。可是現在紅巾軍摧毀了地方政府,廣州人開始把夷人看作是一種穩定社會的力量了。經過了長久變亂的廣東人,生命朝不保夕,人心渙散,一部分廣東人還哪有什麽超然于自己生命之外的國家概念。在英法聯軍進攻廣州之時,仍有眾多小販搖船前往聯軍軍艦旁出售水果給艦上士兵;1860年的第三次大沽口戰役中,英法聯軍除了正規軍外,還包括了從香港和廣東征召的苦力運輸隊伍兩千五百人,史載“英人既敗于天津,復自粵東募潮勇數千人”33。這些華人竟然“助敵攻擊祖國”34。如果不是被欺侮過甚或者為生計所迫,很難想象這種漢奸式的行為。那些在鴉片戰爭時期以及整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曾以愛國士紳身份領導或參加過反英侵略鬥爭的人士,在起義的紅巾軍沖擊下,從觀念到行動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們不僅不再把英國人作為應該全部消滅的“醜類”,而且派人去香港和澳門求取火船、巨艦,以“掃清妖氛”。珠江三角洲各縣的地主、豪紳紛紛逃往原來被視為奇恥大辱的外國在華殖民地香港和澳門。時人描寫這種情景是“處處移家到海隅,洋樓翻作避兵符”35。整個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因廣東移民而使香港人口猛增。據統計,1853年島上華人總數有三萬九千零一十九人,1854年為五萬五千七百五十人,1855年為七萬二千六百零七人。在1858年12月31日,香港的中國人口數量為七萬四千零四十一人36。到1860年,香港人口已達九萬四千九百一十七人,比1851年凈增六萬一千九百三十四人,年平均成長率為百分之十二點四六37。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移民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香港移民在身份上有所不同,他們多為富商、地主等殷實之家38。英國海軍軍官呤唎在1859年夏來華後就曾發表評論說:“香港深得中國人的歡心。他們為了逃脫清朝統治者的暴虐和掠奪,于是抑製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成群結隊地移居到香港來。那些寧要英國的管轄而不忍受自己國家現狀的人,多半是正派人,但自然也有卑鄙下流的一伙。”39“自從香港殖民地建立以來,在地人跟外國人有了往來,熟悉了所謂‘外夷’的優越的法律、政體等等,這使他們更不滿意自己的國家製度。”40廣東另外一個受外國統治的城市澳門,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人口也猛增。僅在1857年5月到6月,就有六十艘載運避難者的船隻駛入澳門的港灣。這些內地居民的到來,使澳門的內地人口激增到了五萬人左右。在廣東出現的、構成傳統中國社會精英的社會階層具有的這種向外移民趨勢,已經表明了清朝統治下中國社會出現的深深危機。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廣東人民的反外國入侵鬥爭從規模和激烈程度也遠遜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反英鬥爭。1849年反入城鬥爭時期的鄉村“社學”和城市“街約”團勇“旬日間”幾乎達到十萬41。但在1858年廣州被佔領之後,有官方背景的花縣團練總局成立之後,雖大力招募壯勇,但總數“不滿七八千”42。連鹹豐帝都在感嘆:“從前英夷欲入省城,因粵民公憤禁止”,“今省城失守,而粵民並不糾眾援救”43。民心之向背,可見一斑。廣東恐怕是最早感覺到清朝不足恃、“官”不如“夷”的省份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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