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

自然法

關于自然法的含義,在人類認識史上出現過多種不同的認識。但通常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為一切製定法製基礎的關于正義的基本和終極的原則的集合。它萌發于古希臘哲學,其中智者學派將"自然"和"法"區分開來,認為"自然"是明智的,永恆的,而法則是專斷的,僅出于權宜之計。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則斷定能夠發現永恆不變的標準,以作為評價成文法優劣的參照。

  • 中文名稱
    自然法
  • 外文名稱
    Natural Law

書籍引言

登特列夫在其經典著作《自然法——法律哲學導論》序言中謙虛、深沉而充滿激情的寫道:“如果這麽單薄的論文也配題獻給誰的話,我將毫不猶豫的把它題獻給稍後的黯淡歲月中的諸多友人,他們的事跡證明了,確有一種唯一值得我們為之效死的天地大法存在。”登氏所謂的這種唯一的神聖到值得我們為之效死的天地大法,不是別的,正是能代表人類正義、反映人類本性、體現人之為人的價值的自然法。這自然法雖不為我們所見,卻時時處處指導著作為人類的我們的行為,甚至在人類危難時刻挺身而出,對著某些所謂的“強權即是公理”的實在法大聲說“不”。這自然法並非顯而易見的規則體系,而毋寧是一種價值觀念。那麽,登氏又是如何來闡釋這玄之又玄的“自然法”呢?

範圍限定

自然法自然法

登氏在此書的開篇“導論”部分首先作出聲明:“本書所要討論的自然法觀念,乃是涉及人類行為的而非涉及自然現象的一個觀念。”登氏一開始就把自然法視為一種觀念而非一種確定的客觀實在;他把探討範圍限定在“涉及人類行為”的倫理學與政治學的範圍之內。而探討的路徑不外乎歷史與哲學兩種。“但是以上兩種路徑,似乎都難以完全令人滿意。”歷史的路徑不但繁瑣沉重,而且往往會誤導認為“自然法有十足連續的歷史”,這種形式上的連續性讓我們混淆了同一個名詞(即自然法)所包含的不同觀念和體現的不同思想。因為“除了名稱相同之外,中世紀的自然法觀念與近代的自然法觀念,幾無共同之處。”哲學的路徑無疑可以擺脫歷史路徑帶來的這種弊端,我們可以通過哲學的路徑發現形式連續性掩蓋之下的不同自然法觀念的真正內涵並加以區分,卻使我們發現“自然法竟是像鬼火一般的不可捉摸”。“要克服上述種種困難,唯一的辦法就是兼採歷史的與哲學的路徑。”這樣以來,不但可以準確把握歷史上各種“自然法”觀念的內涵,而且能夠正確定位這些內涵各異的“自然法”觀念在歷史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歷史現實

在“自然法”抽象而學究的面板之下,我們可以在歷史或現實中看到其所呈現的不同面相。登氏的著作中提及的第一個“見于法律的固有領域”的自然法之面相就是透過<查士丁尼法典>所展現的一個普遍適用的法律體系。羅馬法的遺產能夠成為我們人類社會的共同遺產和財富,其中的自然法觀念功不可沒。這觀念使《查士丁尼法典》以全人類為立法對象,並自命具有普遍效力,而且這效力來源並非武力,而是“理性”——“法律之固有的尊嚴”。羅馬時代的法學家們在前人努力的基礎之上苦心孤詣地探求一種“適用于一切民族與一切時代的永恆不變”(西塞羅語)的法律,這法律之所以如此神聖永恆,正是因為其以斯多葛學派的“人性普遍”與“人類平等”等哲學思想為基礎,而不管是羅馬人或者是雅典人,都無法擺脫這種相似而平等的人性而變為另一種生物。《羅馬法大全》的編纂者們在其“文摘”部分煞費苦心的錄入不同的法學家關于“自然法”、“國際法”、“國內法”等歧異明顯的定義和法律的分類,也許是為了說明,自有各種具有不同效力範圍的“法”存在,而不管法學家如何表述它們之間的這些不同。以羅馬法的自然法學說為基礎而建立的這個“無與倫比的完整而和諧的法律體系”不但頗為梅因所贊賞,而且登氏還提醒我們,羅馬的法律傳統,教導了西方世界把法律視為人類之共同本質,視為實現永遠公平與善良的事物之一種不歇的努力。古典時期的羅馬法律家抱有一項要求——要求法律符合于自然,符合于公道與正義。正是這項要求,使他們的自然法觀念賦予法律一種固有的尊嚴與價值。

“自然法”觀念在歷史上呈現的另一個面相就是“一個完整倫理體系之基石”。自然法觀念在中世紀成功地使神學智慧與俗世智慧相結合,這固然要歸功于中世紀的教會法學者。“依教會法學者,自然法可以溯源至上帝,它的教誡之所以具有權威性,乃是因為它經過天啓的證實與推行。”自然法由此獲得上帝賦予的神聖性,而自然法之中包含的“人類理性”等哲學概念對基督教信仰也不無裨益。“自然法”實在是俗世智慧與神學智慧所共同體現的人類智慧之結晶。中世紀哲學之最偉大的代表聖托馬斯阿奎那在其曠世巨著《神學大全》中對自然法觀念作了一番全新的闡述。阿奎那所謂的“自然理性之光”即“自然法”是“理性的造物”即“人類”分享的“永恆定律”,而這“永恆定律”來自上帝,是上帝對人類的合理指導。登特列夫把阿奎那的自然法觀念之貢獻歸結為三點:第一,阿奎那把自然法視為人之尊嚴與能力之表現。因為人類得自于上帝的理性,自然法得以成為人類專屬的誡律。第二,阿奎那把自然法構想為道德之基礎。因為人類得自于上帝的理性以及人性因此所具有的尊嚴與能力,體現人類理性與智慧的國家從而成為自然道德之最高表現。世俗權威因此得以正名。第三,阿奎那的自然法成為評判人類社會政治體製之好壞的最高準則。在這一點上,阿奎那認為國家及因其而生的法律並不是至高無上的,它們必須符合正義。這正義的涵義雖然有點含糊,但是不合正義的事以人類與生俱來的良知為標準的話卻是易于判斷的。人類並沒有義務去服從那種不合正義的法律,即便他身為此種法律之下的臣民。

“自然法”觀念在歷史上所呈現的第三個面相,或者說是巨大的歷史功績,充分體現在美國法國的大革命中,而且使自由與平等的偉大理想深入人心,甚至寫入人類社會的法律典籍。登氏稱其為“自然權利的理論”。這套理論的特征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理性主義。近代自然法理論之建立者荷蘭人格老秀斯將自然法觀念翻新改造並作出了自己的闡釋。他有一句名言:“即使上帝不存在,自然法也仍然不失其效力。”他甚至拿數學來作類比,聲稱:“正如即使上帝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他也不能使本來是惡的東西成為不是惡。”自然法是不證自明的,它也許來源于上帝但並不完全依附于上帝。自然法之理性證據已然充分。于是自然法得以脫離神學的束縛,成為“俗世的”觀念和智慧。第二,個體主義。個體主義發軔于個體之間的協定的契約觀念。正如康德所言:“要把個體的自然權利置入國家架構之內,契約觀念是唯一可行的法子。”登氏總結道:“就形式而言,契約乃是個體意志之表明——這意志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根據自然法而建立一種相互的義務關系。就實質而言,契約的內容就是個體之‘自然權利’,這權利被用以交換同等或更大價值的東西——社會之利益及政治組織之安全。”第三,激進主義。這套理論的激進充分表現在它為人權所作的的辯護上,這種憑借自然法之力量而自然地屬于人的權利因而得以對既存體製進行抗辯或挑戰。

法律本質

法律是命令抑或正義?“自然法”明確摒棄“法律即是命令”的觀念。法律何以不能是“主權者的命令”?如果法律是主權者的命令,那麽主權者便可以不受法律的約束,因為其獨立于法律之外。但是主權者並不能免除一切法律義務,否則便是不折不扣的強權與暴政,社會秩序無法建立。而且主權者的命令之外還有一些具有約束力的規範可以稱之為法律,譬如國際法。

法律是意志抑或理性?如果法律就是意志,無論這意志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人民的意志,當上帝不存在或者人民的意志失去理性,法律又將呈現出何種面貌呢?法律盡可能是意志的表現,但未必盡然隻是意志的表現,理性同樣不可忽視。

登氏認為,自然法原是有關法律的一種界說,它隱含了對法律觀念的一種擴充,甚至可以擴充到“任何規範人類行為的規則或準則”(胡克語)。這種擴充雖然太過寬泛和籠統,卻有助于“使人們得以用新的眼光去了解法律現象。一種法律,即使不能對人施以製裁,仍然可以是一種法律”。例如國際法或憲法的某些條款。

自然法恰恰提醒我們,法律不僅僅是命令抑或意志,而應當更多地體現正義抑或理性。

法律道德

法律與道德之關系的問題是歷史上任何法理學派都無法回避的問題。美國法學家龐德在其著作《法律與道德》中對歷史上的各法理學派關于這個問題的論述進行了一番近乎完美的梳理。龐德認為,法律與道德有著共同的起源,但在發展過程中分道揚鑣了。他說:“將法律和道德徹底分開的做法(像分析法學家所追求的那樣),以及將兩者完全等同的做法(像自然法學派所追求的那樣),都是錯誤的。”這不失為對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所作的一個中肯而客觀的定位。但是在登特列夫看來,龐德把法律與道德等同的錯誤做法歸咎于自然法學派確實有點冤枉了這些虔誠而勤勉的自然派法學家們。

登氏總結了法律與道德混淆的兩種情況:第一,法律道德化,即法律從屬于道德。這源于自然法理論認為法律的目的不僅在于使人服從,也在幫助他們成為有道德的人。這顯然不利于法律的獨立與發展。第二,道德法律化。把法律評價引進道德領域,這樣做的後果對法律抑或道德都不利。“正如人們感到法律之道德化有違法律經驗之證據,人們也感到道德之法律化會危害到道德的本質。”譬如以武力強製迫人為善,這“善”還是不是原來的“善”?

登氏隨後開始為自然法學家們為區分法律與道德所作出的貢獻仗義執言。法律與道德之區分已為法學界諸多學者所熟知,正如龐德總結的:“在主旨方面,據說道德涉及人的思想和情感,而法律隻涉及人的行為;倫理學的目標是完善人的個體品格,而法律隻是嘗試去調整個人和個人之間、個人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據說道德更關註這類行為背後的事物,而不僅僅是行為本身。相反,法律關註行為,並且隻是關註表現于行為性質之中的思想與情感,並以此判斷它們對一般安全或一般道德所構成的危害。”登氏也把法學家們所作的這些區分總結為三點:第一,法律是社會的或客觀的,道德是個體的或主觀的。在登氏看來,這個區分,“即使經院學者,對這個要義也不是完全懵然無知的。”阿奎那就認為,自然法作為一種道德誡律,管轄範圍是及于“一切德行”的,但人訂的法律基本上並非以增進美德為目的,而毋寧是確保一個和平的共同生活的目的。這個目的正是社會性的目的。第二,法律的強製力不同于道德之約束力。登氏眼中的中世紀自然法理論家已經領會到法律命令與道德命令的區別了。第三,法律的“外在”與道德的“內在”。法律更多是源于外在的經驗,而道德則深入人們內心的良知。法律義務之“外在性”也被早期倫理與自然法作家認識到了。他們典型的代表就是阿奎那和胡克。阿奎那認為,鑒于“人隻能看到呈現的事物”,所以人隻能對外在行動下判斷;隻有上帝才能判斷意志的內在活動,深入人之不為人見的內心深處。胡克則稱,人訂的法律關註“已發”,隻管行為;上帝的法律則可以關註未發,註重人的心靈。在這個總結之後,登氏為自然法學說正名道:“自然法學說絕不是使以上兩個領域(即法律與道德)混淆的禍首,相反的,它使人對其差異有更深的認識。

盡管部分法學家希望通過法律與道德的這些區分而嘗試將法律與道德截然分開,但是其結果卻讓他們失望了。道德未必就是個體的,人類社會確實存在著公共道德。登氏說:“一種純屬個體的道德是無法想象的。”法國人塗爾幹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認為,“無論群體是什麽樣的,道德與群體成員的身份是一並形成的。”法律的強製力也並不能必然證成法律之為法律,因為強盜同樣可以有強製力,而且某些法律即是沒有明顯的強製力也不失其為法律,譬如國際法與憲法的某些條款。法律之外在性也是模糊和大概的,因為即便是外在命令也需關註內在的意志與自由,否則法律之中便不會有“善意”、“惡意”之類的概念了。自然法學說讓我們直面法律與道德之密不可分的關系,也使我們認識到二者的區分不是那麽簡單。在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上,自然法學說既承認法律與道德的緊密聯系,也不否認二者的區別,但是這種區別卻應當是更深層次的。

相關內涵

哲學自然法

自然法理論在近代自由主義的政治和法律思想中具有基礎性作用。自然法理論認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一樣,都必須接受確定不移的法則,即自然法的支配,自然法賦予人們某些基本的權利即自然權利,並且構成國家實在法的基礎。在多數情況下,自然法觀念為人們對現實政治生活的批判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也是人們反抗國家暴政或者是向國家要求更多政治和社會權利的基本依據之一。

羅馬天主教會將自然法理解為造化中無所不在的規律,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托馬斯·阿奎那(1225-1274 A.D.)的影響,這種觀點同時也通過薩拉曼卡學院(School of Salamanca)得以傳播擴散。

該哲學系統認為人類是由軀體和精神組成的,並且物質的與非物質的(也許指靈魂)部分間緊密相連。按照這種理論,人類被描述為具備美德的物種。我們可以追求的這種美德,擁有許多具體表現,例如,生殖對于所有動物來說都是普遍與尋常的,然而對真理與智慧的崇尚和追求,卻傾向于人類特有的才智。存在于我們軀體與精神之間那難解難分的聯系,要求我們的行為不能僅僅受原始本能的影響,而更應該為高尚的理性所指引。

之後,格勞秀斯(Hugo Grotius)將他的國際法奠基于自然法。特別他論海洋自由和正義戰爭理論的著作更是直接訴諸自然法。關于自然法本身,他寫到:“即使一位全能者的旨意都不能改變或廢除”自然法,“即使我們假設那不可能的事--就是上帝不存在,或他不關心世人之事,它都將保持其客觀的有效性”(De iure belli ac pacis,Prolegomeni Ⅺ)。這就是有名的“假設上帝不存在(etiamsi daremus non esse Deum)”的論證,使得自然法不再必然地連結于神學。格勞修斯說:“自然法師永恆不變的,它甚至不能為上帝所改變。盡管上帝具有無窮的力量,但也有些事情是他力所不能及的。……正如上帝不能讓2乘以2不等于4一樣,他也不能讓那些本質為惡的事物不再為惡。”

法學自然法

在法學中,自然法的學說指在自然狀態中固有的正義法則(這可以解釋為發現,而不是如同權利法案一樣的發明),以及(或者)在解決沖突的自然過程中顯現的規律(具體化為習慣法)。這兩個方面實際上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有時會相互對立或彌補,盡管他們擁有共同的特征,即這兩者依賴無所不在的自然規律,而不似人為設計的正義法則。在上述兩種情形的任何一個方面,自然法都被認為是獨立于法律程式而自由存在,而不是簡單地作為起源自法律系統的戒律。鑒于法律實證主義會說,一部無典可查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法律,自然法也許會回應道,一部不公正的法不足以法律論之(即惡法非法)。法律解釋主義(Legal interpretivism,在英語世界,羅納德·德沃金對它的捍衛是十分著名的)堅持要有一個區別于自然法或實證主義的立場。

自然法的概念在英裔美國人的習慣法發展史上,據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在議會與君主政治的鬥爭中,議會方面時常從英國基本法中引經據典,而英國基本法有史以來便蘊含了自然法的精神,並且對于君主的權力做出了限製。自然法原理在英國《權利法案》和美國《獨立宣言》中表露無遺,此外19世紀無政府主義者、法理學家斯波納也對自然法做了明確表述。

自然法體系如今正經歷著一場蛻變(如同法律實證主義那樣)。許多美國哲學家,包括吉麥恩·戈瑞塞斯、約翰·芬尼斯、羅伯特·P·喬治,以及加拿大哲學家約瑟夫·波義耳,都已經創立了一套引人矚目的,這一寶貴傳統的嶄新註解。在功利主義與康德哲學之外,自然法學說浸潤著道德標準,也是分析哲學中第一原理倫理學說的時興選擇。“新自然法”理論正如它有時被理解的那樣,是起源于戈瑞塞斯的理論,它集中關註“基本人類財產”,例如生命(這樣的財產具有“不證自明”的固有價值),以及這些財產顯示出的,與其他事物不可比較的性質。(註:上文為轉引)

人權哲學基礎

人權作為一種天經地義,不容置疑的價值需求,其價值依據隻能是超驗的。馬裏旦說過:“人權的哲學基礎是自然法”。

自然法(Natural Law)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法律,而是一種昭示了絕對公理和終極價值的正義論。在西方文化中的“nature”,有點類似于中華文明中的“道”,指的是一種不隨人的主觀意志而改變的客觀世界。“nature”是永恆的,絕對的,無條件的,這就決定了人權的普適性。而這種“天道”也決定了人們必須用合乎“人權”的方式來對待任何一個人,任何蔑視,損害,否定“人權”的行為都是“逆天而行”,這就是人權的道義性。

西塞羅曾說過:“事實上有一種真正的法律——即正確的理性——與自然相適應,他適用于所有的人並且是永恆不變的。……人類用立法來抵消它的做法是不正當的,限製它的作用是任何時候都不被允許的,而要消滅它則是更不可能的……它不會在羅馬立一項規則,而在雅典立另一項規則,也不會今天立一種,明天立一種。有的將是一種永恆不變的法律,任何時期任何民族都必須遵守的法律。”

人權,正是作為這樣一種超驗的“真正的法律”,成為了正義與非正義的終極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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