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萊運河

膠萊運河南起黃海靈山海口,北抵渤海三山島,流經現膠南、膠州、平度、高密、昌邑和萊州等,全長200公裏,流域面積達5400平方公裏,南北貫穿山東半島,溝通黃渤兩海。膠萊運河自平度姚家村東的分水嶺南北分流。南流由麻灣口入膠州灣,為南膠萊河,長30公裏。北流由海倉口入萊州灣,為北膠萊河,長100餘公裏。膠萊運河開創于元世祖至元中期,歷史上又稱運糧河,是因江南糧米由此 運往京師而得名。自元朝開鑿以來,膠萊運河經歷了一段曲折的歷史,其中有興盛的時期,也有被冷落的年代。時興時廢,命運多舛。明代中期以後至整個清代,由于沿海倭寇的為亂,政府實行海禁政策,而著力利用京杭大運河的漕運,對膠萊運河的浚治則採取輕視或反對的態度,雖然期間有人提起膠萊運河的疏浚攢運之事,但也屢議屢次罷,再也沒有引起統治者的重視。

  • 中文名稱
    膠萊運河
  • 200公裏
  • 流域面積
    5400平方公裏
  • 南    起
    黃海靈山海口
  • 北    抵
    渤海三山島

簡介

膠萊運河南起黃海靈山海口,北抵渤海三山島,流經現膠南、膠州、平度、高密、昌邑和萊州等,全長200公裏,流域面積達5400平方公裏,南北貫穿山東半島,溝通黃渤兩海。膠萊運河自平度姚家村東的分水嶺南北分流。南流由麻灣口入膠州灣,為南膠萊河,長30公裏。北流由海倉口入萊州灣,為北膠萊河,長100餘公裏。

膠萊運河

膠萊運河開創于元世祖至元中期,歷史上又稱運糧河,是因江南糧米由此 運往京師而得名。自元朝開鑿以來,膠萊運河經歷了一段曲折的歷史,其中有興盛的時期,也有被冷落的年代。時興時廢,命運多舛。  

明代中期以後至整個清代,由于沿海倭寇的為亂,政府實行海禁政策,而著力利用京杭大運河的漕運,對膠萊運河的浚治則採取輕視或反對的態度,雖然期間有人提起膠萊運河的疏浚攢運之事,但也屢議屢次罷,再也沒有引起統治者的重視。

解放前,國民黨執政時期曾經製定過重新開通膠萊運河的計畫,但由于當時多方面的原因,這樣的計畫並未真正實施。

新中國成立後,在製定第二個五年計畫時,曾經將建設開通膠萊運河列入其中,但由于後來的“大躍進”而未能實現。

新華社資深記者岳國芳在其所著的《中國大運河》一書中把開通膠萊運河列為了21世紀中國應該首先開鑿的運河。

1998年,光明日報有中科院專家建議國家應重新開鑿膠萊運河,以緩解渤海污染問題和方便中國沿海地區南北海上交通。

開鑿

在元代,南方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作為政治中心的北方,特別是京津地區,各類生活和生產物資大量依賴南方,特別是漕糧運輸,成為元代一個非常突出的社會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元朝政府主要採取了兩個辦法,一個就是大規模擴修運河,另一個就是大力發展海運。就運河來說,隋朝創修的連通南北的京杭大運河,到了元代,已經破敗不堪使用,為了恢復其功能,元朝政府開始了大規模的整修和取直,但由于先天的不足,主要是北方河段水量不夠,黃河、淮河經常泛濫、改道,泥沙淤積等原因,一直發揮不了很好的作用。于是,在擴修大運河的同時,元代大力發展海運,同時由于這一時期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不斷提高,在此之後,形成了以海道為主,大運河為輔的南北運輸線。在這一過程中,根據出版于2003年《中國海運史》的記載,見于史籍的是:元朝在至元十七年(1280)曾動議開通膠萊河,但僅在六年之後的至元二十六年(1289),就取消了利用膠萊河的運輸計畫。

爭論

膠萊運河的開通,在當時其目的主要在于服務南北航運,可以大大減少船隻繞道膠東半島的航程。但在此後,我們從史籍中所看到的元代所形成的海上航線中,均不見對膠萊運河的使用。元代南北海運在前後時期上,主要三條航線是:

一、從江蘇太倉劉家港出發,經江蘇啓東、鹽城、連雲港,進入山東諸州、膠縣、膠南、嶗山、成山,到達天津界河口。

二、從江蘇太倉劉家港出發,經江蘇啓東,至山東半島成山、劉公島、芝罘島,到達天津界河口。

三.從江蘇太倉劉家港出發,直達山東半島成山、再到達天津界河口。

前後所形成的這三條航線的主要差別,其實就是逐步遠離沿岸航行,這主要得益于元代造船技術與航海技術的進步,從而可以使遠洋航行的安全性得到大大提高。但盡管如此,如果之前膠萊河的開通非常有效果,無疑直接從黃海經膠萊河進入渤海,則可以大大節約航程,但從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航線中,從來沒有使用過膠萊河,可見膠萊河在當時是無法使用的。

為什麽元代在動議開通膠萊河後,在南北航運中不見使用呢?元代文獻中沒有給出詳細原因。但在明代文獻中也許可以看出點原委。《明史》卷68《河渠志五·膠萊河條》有記載:“膠萊河,在山東平度州東南,膠州東北。源出高密縣,分南北流。南流自膠州麻灣口入海,北流經平度州至掖縣海倉口入海。議海運者所必講也。至元十七年,萊人姚演獻議開新河,鑿地三百餘裏,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西北達膠河,出海倉口,謂之膠萊新河。尋以勞費難成而罷。”由此可見,元代所謂開通膠萊河也隻是次動議,並沒有真正付諸實施。

到了明代,南方經濟發達,北方政治中心的社會格局並沒有改變,南北漕運再次成為一個重要社會問題,明代南北漕運的主要特點是海道和運河兼重。在運河運輸上,明代更大規模的重新整修了京杭大運河;而在海道運輸上,關于膠萊河的開鑿與否再次提到議程。從《明史》的相關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關于膠萊河的開通與否,曾經過多次爭論:

《明史》卷223《王宗沐列傳》記載:“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宗沐以其功難成,不足濟運,遺書中朝止之。”

《明史》卷68《河渠志五·膠萊河條》:“明正統六年,昌邑民王坦上言:‘漕河水淺,軍卒窮年不休。往者江南常海運,自太倉抵膠州。州有河故道接掖縣,宜浚通之。由掖浮海抵直沽,可避東北海險數千裏,較漕河為近。’”部覆寢其議。

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等復議開新河。以馬家墩數裏皆石岡,議復寢。十七年,山東巡撫胡纘宗言:“元時新河石座舊跡猶在,惟馬壕未通。已募夫鑿治,請復浚淤道三十餘裏。”命從其議。

至十九年,副使王獻言:“勞山之西有薛島、陳島,石砑林立,橫伏海中,最險。元人避之,故放洋走成山正東,逾登抵萊,然後出直沽。考膠萊地圖,薛島西有山曰小竺,兩峰夾峙。中有石岡曰馬壕,其麓南北皆接海崖,而北即麻灣,又稍北即新河,又西北即萊州海倉。由麻灣抵海倉才三百三十裏,由淮安逾馬壕抵直沽,才一千五百裏,可免繞海之險。元人嘗鑿此道,遇石而止。今鑿馬壕以趨麻灣,浚新河以出海倉,誠便。”獻乃于舊所鑿地迤西七丈許鑿之。其初土石相半,下則皆石,又下石頑如鐵。焚以烈火,用水沃之,石爛化為燼。海波流匯,麻灣以通,長十有四裏,廣六丈有奇,深半之。由是江、淮之舟達于膠萊。逾年,復浚新河,水泉旁溢,其勢深闊,設九閘,置浮梁,建官署以守。而中間分水嶺難通者三十餘裏。時總河王以旗議復海運,請先開平度新河。帝謂妄議生擾,而獻亦適遷去,于是工未就而罷。

三十一年,給事中李用敬言:“膠萊新河在海運舊道西,王獻鑿馬家壕,導張魯、白、現諸河水益之。今淮舟直抵麻灣,即新河南口也,從海倉直抵天津,即新河北口也。南北三百餘裏,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皆可引濟。其當疏浚者百餘裏耳,宜急開通。”給事中賀涇、御史何廷鈺亦以為請。詔廷鈺會山東撫、按官行視。既而以估費浩繁,報罷。

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復請開浚,詔遣給事中胡檟會山東撫、按官議。檟言:“獻所鑿渠,流沙善崩,所引白河細流不足灌註。他若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皆潢污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地勢東下,不能北引。諸水皆不足資。上源則水泉枯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易潰,不能持久。擾費無益。”巡撫梁夢龍亦言:“獻佔執元人廢渠為海運故道,不知渠身太長,春夏泉涸無所引註,秋冬暴漲無可蓄泄。南北海沙易塞,舟行滯而不通。”乃復報罷。

萬歷三年,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栻復議海運,言:“難海運者以放洋之險,覆溺之患。今欲去此二患,惟自膠州以北,楊家圈以南,浚地百裏,無高山長坂之隔,楊家圈北悉通海潮矣。綜而計之,開創者什五,通浚者什三,量浚者什二。以錐探之,上下皆無石,可開無疑。”乃命栻任其事。應節議主通海。而栻往相度,則膠州旁地高峻,不能通潮。惟引泉源可成河,然其道二百五十餘裏,鑿山引水,築堤建閘,估費百萬。詔切責栻,謂其以難詞沮成事。會給事中光懋疏論之,且請令應節往勘。應節至,謂南北海口水俱深闊,舟可乘潮,條悉其便以聞。

山東巡撫李世達上言:“南海麻灣以北,應節謂沙積難除,徙古路溝十三裏以避之。又慮南接鴨綠港,東連龍家屯,沙積甚高,渠口一開,沙隨潮入故復有建閘障沙之議。臣以為閘閉則潮安從入?閘啓則沙又安從障也?北海倉口以南至新河閘,大率沙淤潮淺。應節挑東岸二裏,僅去沙二尺,大潮一來,沙壅如故,故復有築堤約水障沙之議。臣以為障兩岸之沙則可耳,若潮自中流沖激,安能障也?分水嶺高峻,一工止二十丈,而費千五百金。下多碙石,掣水甚難。故復有改挑王家丘之議。臣以為吳家口至亭口高峻者共五十裏,大概多碙呴石,費當若何?而舍此則又無河可行也。夫潮信有常,大潮稍遠,亦止及陳村閘、楊家圈,不能更進。況日止二潮乎?此潮水之難恃也。河道紆曲二百裏,張魯、白、膠三水微細,都泊行潦,業已幹涸。設遇亢旱,何泉可引?引泉亦難恃也。元人開浚此河,史臣謂其勞費不貲,終無成功,足為前鑒。”巡按御史商為正亦言:“挑分水嶺下,方廣十丈,用夫千名。才下數尺為碙石,又下皆沙,又下盡黑沙,又下水泉涌出,甫挑即淤,止深丈二尺。必欲通海行舟,更須挑深一丈。雖二百餘萬,未足了此。”給事中王道成亦論其失。工部尚書郭朝賓覆請停罷。遂召應節、栻還京,罷其役。嗣是中書程守訓,御史高舉、顏思忠,尚書楊一魁相繼議及之,皆不果行。

崇禎十四年,山東巡撫曾櫻、戶部主事邢國璽復申王獻、劉應節之說。給內帑十萬金,工未舉,櫻去官。十六年夏,尚書倪元璐請截漕糧由膠萊河轉餉,自膠河口用小船抵分水嶺,車盤嶺脊四十裏達于萊河,復用小船出海,可無島嶕漂損之患。山東副總兵黃蔭恩獻議略同。皆未及行。”

此外,《明史》卷79《漕運》條中亦載:“隆慶中,運道艱阻,議者欲開膠萊河,復海運。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馬家壕至海倉口,徑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大洋。疏上,遣官勘報,以水多沙磧而止。”

由此可見,元明二代,關于膠萊河開通與否的問題上,經過多次的爭論以及具體的實踐,均告以失敗,其中主要有兩個問題一直是當時社會無法解決的:一個就是泥沙極易淤積,前開後淤,雖花費巨萬,但勞而無功,所謂“大潮一來,沙壅如故。”其二就是水量不能得到充分保證,運河雖開但無充足水量,依然無法行船。

膠萊運河的開鑿與否,是一項必定會對當地生產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工程,且不說這一工程對當地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所產生的連鎖反應,僅就工程本身的可行性論證來講,也需要更加的科學、縝密、細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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