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胡適

胡適,著名學者、詩人,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 安徽徽州績溪人,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著聞于世。

幼年在家鄉私塾讀書。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學影響。曾求學于美國,師從著名教育家約翰·杜威,1917年夏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胡適信奉實用主義哲學。"五四運動"後,同李大釗、陳獨秀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分道揚鑣,由"問題與主義之爭"開其端,倡導改良,從此改變了他原想20年不談政治的態度。

于1962年在台北病逝。

  • 中文名
    胡適
  • 別名
    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適之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上海市浦東新區
  • 出生日期
    1891年12月17日
  • 逝世日期
    1962年2月24日
  • 職業
    北京大學校長、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
  • 畢業院校
    康乃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
  • 語言
    國語、徽州話(績溪嶺北小片)
  • 妻子
  • 成就
    領導新文化運動
  • 作品
    《文學改良芻議》, 《盧山遊記》
  • 星座
    射手座

​人物簡介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胡適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胡適胡適

1910年(19歲)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于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於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26歲)夏回國擔任北大教授。

歷任:1917年(26歲)北京大學教授、1919年(28歲)北大代理教務長、1922年(31歲)北大教務長、1928年4月至1933年中國公學校長、1932年(41歲)北大文學院院長、天主教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1938年(47歲)中華民國駐美國特命全權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1946年(55歲)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館長、1957年(66歲)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縣南港鎮(今台北市南港區))院長等職。胡適還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

生平

1891年12月17日未時生于江蘇川沙縣(今上海浦東新區)。

1893年隨母去台灣其父胡傳任所。

1895年甲午戰爭爆發,隨著母親離開台灣回上海,後回祖籍安徽績溪上庄,但住在績溪瀛洲鎮仁裏村進家塾讀書。其父胡傳病終于廈門。

1904年與江冬秀訂婚,從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學堂。

1905年進澄衷學堂。

1906年考取中國公學

1908年入中國新公學,兼任英文教員。

1910年留學美國,入康乃爾大學選讀農科。

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于約翰·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同年,通過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回安徽績溪與江冬秀結婚。

1919年接辦《每周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改良主義,挑起“問題與主義論戰”。

1920年離開《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南京大學)暑期學校講學。

1922年5月13日,由胡適起草,經蔡元培、李大釗等16人聯合簽署的題為《我們的政治主張》的“提議”,在胡適主編的《努力周刊》(5月14日)第二期上發表。“提議”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應該以“好政府”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應該同心協力的拿這共同目標來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

1924年與陳西瀅、王世傑等創辦《現代評論》周刊。

1925年2月,參加北京善後會議,並參與起草部分會議檔案。

1926年與其師郭秉文等人在美國發起成立華美協進社。

1926年7月—1927年5月遊歷英國法國、美國、日本諸國。

1927年正式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與徐志摩等組織成立新月書店。

1927年在上海蔣介石與宋美齡婚禮上結識蔣介石

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任中國公學校長。

1929年在《新月》雜志上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標志著“人權運動”的開始,隨後發表《我們什麽時候才可有憲法——對于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

1930年1月胡適、羅隆基、梁實秋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交新月書店出版,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要鏟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

1932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並邀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創辦《獨立評論》,胡適先後共為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

1935年1月4日抵達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1935年至1936年胡適多次要求出任駐日本大使未果。

1937年77蘆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于8月19日要求胡適即日前往美國爭取美方對中國的支持。

1938年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

1942年9月8日,辭去駐美大使一職,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

1943年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學講學。

1945年出任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代表在舊金山出席聯合國製憲會議;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分,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製訂該組織的憲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1948年11月中共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用電台廣播呼吁胡適留下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不為所動,依然決定離開北平,12月15日飛赴南京。

1949年4月赴美國,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旅美時,與張愛玲相識,結下友誼;《自由中國》創刊,胡適任名義上的“發行人”。

1950年應聘為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館長。

1955年,中國大陸掀起批判胡適的運動,三聯書店出版發行了《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匯編》,胡適先生住在美國,他蒐集了這八本書,認真作了主解。而批判胡適運動的起因,根據耿雲志的說法是:“這句話我想是他一生裏,講的最有失紳士風度的一句話,他(胡適)說按照毛澤東當時的水準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計這個話有可能傳到毛澤東的耳朵裏,所以毛澤東非常決斷地發動一場全國規模的徹底批判胡適的運動。”

胡適胡適

1957年11月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

1959年兼任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主席。

1960年《自由中國》雜志負責人雷震被捕,胡適一度受到株連。

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開酒會時心髒病猝發病逝于台灣台北縣南港鎮(今台北市南港區)。

與毛澤東

人生楷模 

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後的中國,隻要向任何一個知識青年提問:“你喜歡讀什麽雜志?”他會毫不遲疑地告訴你:“《新青年》雜志。”如果再問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誰?”他同樣會毫不遲疑地回答說:“是胡適和陳獨秀。”從那個時代過來的毛澤東就曾這樣回答過提問。

凡讀過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的讀者,勢必會記得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訪問時說過的這麽一段話:“《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啓超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胡適胡適

胡適隻比毛澤東大兩歲(胡適生于1891年,毛澤東生于1893年)。

還在毛澤東讀中等師範學校時,胡適早已因鼓吹和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和文學改良而聲譽鵲起,成為當時以至後世最有影響的著名學者。當毛澤東來到北京,在北大圖書館謀到了一個月薪八元的圖書管理員的職位時,胡適那時是北大最年輕的新派教授。毛澤東曾不失時機抽空去旁聽過胡適的課。這也是毛澤東一度稱自己也是胡適學生的由來。

毛澤東建立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黨校“湖南自修大學”就是因為胡適的提議和倡導。他寫給胡適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學生毛澤東……”。

一廂情願

有趣的事,在鳳凰衛視的一次採訪中,有學者表示胡適並不認為毛澤東是他的學生。

耿雲志:胡適這個人既具有中國忠恕,儒家講這個忠恕之道,又有西方的這種紳士的修養,他從來不惡語傷人,從二十年代開始,青年學生、左派作家不斷地用各種非常激烈,惡毒的字眼來罵他,他從來不回罵。魯迅寫那麽多罵他的文章,他從來不回答,共產黨這麽批判他,他也沒有對毛澤東對中共講非常難聽的話,我的記憶中胡適講的可能最令毛澤東生氣的一句話,他有一次答記者問,記者說,說毛澤東當時在北大做事,毛澤東是不是你的學生?胡適說他不是我的學生,他當時隻是在北大圖書館做事。

完了他下面加了一句,這句話我想是他一生裏,講的最有失紳士風度的一句話,他說按照毛澤東當時的水準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計這個話有可能傳到毛澤東的耳朵裏,所以毛澤東非常決斷地發動一場全國規模的徹底批判胡適的運動。

道不同

胡適終其一生,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不贊成暴力。他說生物進化,無論是自然的演變,或是人為的選擇,都是由一點一滴的變異,絕沒有一個簡單的目的可以一步跳到,更不會有一步跳到之後可以一成不變。胡適還進一步說,以為可以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後又可以用一階級專政方法把持不變,這完全是達爾文以前的武斷思想。胡適認為這是頑固不化的表現。他幾十年來孜孜不倦致力于鼓吹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講寬容,講人權。說民主是人類在政治上最進步的方式;自由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原動力。這兩樣東西,如果了解得適當,運用得適當,都能夠增進人類的幸福。

1935年胡適在《東方雜志》發表《一年來關于民治與獨裁的討論》,強調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他說:“(我)反對中國採用種種專製或獨裁的政製,” “我至今還相信這種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國家統一的最有效的方法”。而毛澤東恰恰是一生服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認為階級鬥爭可以解決世界上的任何難題,不僅是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要靠階級鬥爭,甚至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可以解決經濟建設、經濟發展問題,從而不惜登峰造極,劍走偏鋒。

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為了爭取人心,大打統戰牌。

1945年7月1日,國民參政會的民主黨派人士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褚輔成、冷、左舜生六人訪問延安。其中的傅斯年既是胡適的學生,又是胡適的摯友。毛澤東當然不會放過這一統戰機會,在見面之後,毛澤東便以學生的身份請傅斯年代他向遠在美國的老師胡適問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對延安的感受與黃炎培對延安的感受是截然相反。從延安回到霧都重慶,黃炎培出版了《延安歸來》,對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大加贊賞,說延安“一片光明,溫暖而自由。”可傅斯年卻說毛澤東的氣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風似乎並不民主。在重慶的報紙上,傅斯年通過文章向自己的老師兼朋友胡適轉達了毛澤東的問候,也談了對毛澤東的上述印象。

胡適見到傅斯年的文章後,並沒有改變自己對共產黨的看法。是年的8月24日,胡適在紐約發了一封著名的電報給毛澤東:“潤之先生:頃見報載傅孟真兄轉達吾兄問候胡適之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前夜與董必武兄深談,弟懇切陳述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情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廿餘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消滅。試看美國開國之初,節福生(現譯傑弗遜)十餘年和平奮鬥,其手創之民主黨遂于第四屆選舉取得政權。又看英國工黨五十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鬥之結果,今年得千二百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此兩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

此時正值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是。而斯大林于胡適電報之前兩天,也催迫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會談,電報說:“坦率告訴(中共),我們認為暴動的發展已無前途,中國同志應尋求與蔣介石妥協,應加入蔣介石政府,並解散其部隊。”對斯大林的這封電報,我們現在知道,毛澤東非常不滿,窩了一肚子火,1949年底,毛澤東去莫斯科,終于將憋在心中的這股氣發了出來。

不論是胡適的“規勸”,還是斯大林的高壓,毛澤東是不會聽的。胡適的這種態度決定了毛澤東不再對胡適存有幻想了。但毛澤東還是做了最後一次的努力,他放出話來說:“隻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聽了後笑了:“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這樣一來,胡適終于從中國共產黨的統戰名單中被剔除了。在中國共產黨即將勝利取得全國政權的前夜,1949年1月26日,新華社在廣播中將一生反對暴力的胡適列為戰犯。這以此後,胡適又多了一個頭銜——重要的戰爭鼓動者——戰犯。

談論貞節

1918年7月14日,胡適先生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號上發表文章《貞操問題》,對近來報端登載稱頌貞節烈女殉夫而自殺的文章嚴辭抨擊。

新青年新青年

他說,中國的男子要他們妻子替他們守貞守節,自己卻公然嫖妓,公然納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婦人在社會上幾乎沒有社交的資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卻一毫不損失他們的身份,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嗎?我不是說因為男子嫖妓,女子便該偷漢;也不是說,因為老爺有姨太太,太太便該有姨老爺。我說的是,男子嫖妓,與婦人偷漢,犯的是同等的罪惡;老爺納妾,與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惡。

他又說,我對于中國人的貞操問題,有三層意見:

第一,這個問題並不是“天經地義”,是可以徹底研究的。

第二,我以為貞操是男女雙方互動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

這樣,(1)男子對于女子,丈夫對于妻子,也應有貞操的態度。

貞節牌坊貞節牌坊

(2)男子嫖妓娶妾,社會應該用對待不貞婦女的態度來對待他。

(3)婦女對于無貞操的丈夫,沒有守貞操的責任。

(4)社會法律既不認嫖妓納妾為不道德,便不該褒揚女子的“節烈貞操”。

第三,我絕對反對褒揚貞操的法律。我的理由是:

(1)誠意的貞操是完全自動的道德,不容有外部的幹涉,不許有法律的提倡。

(2)若用法律的褒揚為提倡貞操的方法,勢必至造成許多沽名釣譽,不誠實,無意識的貞操舉動。

(3)在現代社會,寡婦再嫁,處女守貞等問題的是非得失,都有討論餘地,法律不當以武斷的態度製定褒貶的規條。

新文化運動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響。後來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後來抄了一份發表在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上。

胡適胡適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等論文,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被譽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鄭振鐸語)。1919年三月,守舊派林紓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攻擊白話文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 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嘗試集》的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詩人餘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周策縱評胡適新詩清新卻乏朦朧的趣味。

《嘗試集》出版後,的確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封建復古派反對它。學衡派東南大學教授胡先驌用文言寫了長達兩萬多字的長文:《評〈嘗試集〉》。胡先驌說:“胡(適)君之《嘗試集》,死文學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將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動出于常軌。胡君輩之詩之鹵莽滅裂趨于極端,正其必死之征耳。”

第一個用白話寫作獨幕劇《終身大事》,確立了現代話劇的新形式。劇情裏女主角留下“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的字條,與戀人離家出走。這是受亨利·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

他的小說《一個問題》開啓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個流派“問題小說”,“問題小說”的代表作家有葉聖陶、羅家倫、楊振聲、冰心等。

哲學研究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但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被譏是“善著上卷書”。蔡元培贊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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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小說研究

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胡適是新紅學派—考據派的創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胡適是《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即所謂“甲戌本”)孤本的發現者和擁有者。並且接下來發現了一系列珍貴的版本比如《庚辰本》,為現代紅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胡適一向看不起紅樓夢。他在給高陽的信上說:“《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殘遊記》...”他之所以考證紅樓夢,隻是為了打破王夢阮、徐柳泉、蔡孑民等穿鑿附會說紅樓夢是影射什麽明珠、順治帝、董小宛的種種謬論;要證明紅樓夢不過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最終目的就是“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的“思想學問的方法”。

禪宗研究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胡適忽略了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將當時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佛教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于胡適的先前貢獻。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于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學者柳田聖山收集胡適的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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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8月間,胡適奉派到英國參加中英庚子賠款全體委員會會議,順便到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家圖書館尋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遺卷裏的禪宗史料。胡適到了巴黎時,當時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的傅斯年也趕來巴黎和胡適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遺卷。胡適承認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響。基本上胡適的禪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漸修”學說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頓悟”說、並且證明所謂“六祖壇經”裏“五祖弘忍傳惠能法衣”的故事隻是惠能的弟子神會和尚為了和北宗爭奪皇室的供養所編造出的神話。

水經註研究

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開始關註《水經註》研究,此後的20年間,在《水經註》版本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所謂“《水經註》案”,是指一百多年來,部分學者指責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註》研究成果一事。對此,學術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戴震抄襲了趙一清的成果;一種認為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獨立研究,取得了大體相同的結果。

在十幾年內,胡適蒐集了四十多種《水經註》的版本,抄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一些考證文字,用了千百個證據,為了推翻“幾成定讞”的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註》校本的冤案。但部分學者認為是白費力氣。

《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適認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個反理學的大運動,這個運動有破壞和建設兩個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學的謬誤,打破它的壟斷地位;後者是要建設一種不同于理學的新哲學。

戴震是胡適的徽州老鄉。而胡適花了那麽多功夫研究水經註來為戴震辯冤白謗,一方面是胡適一向有袒護安徽同鄉的習慣,由胡適對李鴻章的評價就看得出來;一方面也是為了要發揚戴震的“從一事一物”開始“訓練那心知之明”,以“漸漸進于聖智”的做學問的漸進法門。

孔子研究

胡適一生對孔子言行與思想的評價有褒有貶,其關于孔子的論文最重要的有“中國古代哲學史”、“說儒”等,但胡適去世前不久在“自由中國雜志”所寫的“容忍與自由”裏的一段文字應屬其對孔子重要的最終評價之一:

“孔穎達《正義》裏舉了“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的例子來解釋‘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

故...誅可以用來禁絕藝術創作的自由,也可以用來“殺”許多發明"奇技異器"的科學家。......可以用來摧殘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人物軼事

書呆子

季羨林曾評價胡適“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並舉一小事稱,胡適一次會議前聲明要提前退席,會上忽而有人談到《水經註》,胡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起來,乃至忘了提早退席這件事。

政治看法

胡適:“一個常態國家,政治的責任在成年人,年輕人的興趣都在體育,娛樂,結交異性朋友;而在變態的國家,政治太腐敗,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那麽幹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

嚇怕日本

1938年,胡適出任中國駐美大使。訊息傳到日本後,日本內閣倍感壓力,當時日本國內的社會輿論發起建議應該派三個人同時出任日本駐美大使,才可以抑製住胡適的能力。三個人分別是鶴見祐輔、石井菊次郎和松岡洋右。其中鶴見為文學專家、石井是經濟專家、松岡則為雄辯家。

人物家庭

胡適一族稱明經胡,遠祖是李唐皇族後裔。其始祖是婺源縣考水村的明經公胡昌翼,系唐末後帝之子。唐被後梁朱溫所滅後,流亡,被在長安(今西安)為官的的婺源人胡三遇見,將其保護帶回本籍,更名姓為胡昌翼。後唐時,胡昌翼以明經發進士科,故稱明經胡氏。

父輩

父親:胡傳,字鐵花,號鈍夫,清朝貢生,官至淞滬釐卡總巡、台東直隸州知州,著有《台灣紀事兩種》,1895年8月22日病歿于廈門。

母親:馮順弟。安徽省績溪縣人。她23歲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盡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過于許多親人的相繼死亡。這23年間,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個親人。

妻子

妻子:江冬秀。由胡適其母包辦。在當時自由戀愛風氣興起後,胡適並未像其他青年一樣毀掉婚約,而是繼續維持,對此,胡在後來的日記中寫道:“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麽痛苦都難受。”1917年成婚。

胡適

太太江冬秀1890年12月24日出生(農歷1890年11月8日)于安徽旌德縣江村。

緋聞  

胡適確實不愧是“舊道德楷模”,在五四先賢們“點把火先燒後院”,紛紛打破舊婚姻的全方位革命中,他的包辦婚姻一直很穩定,並與結發妻子——小腳女人江冬秀風雨同行,白頭偕老,這一點確實很不易。

但同時胡適又是一位多情才子。在他寫的一些愛情詩中,充分表現了其婉約之柔腸。胡適生前曾留下這樣一段小詩: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幾次細思量,情願相思苦。

青年時代的胡適在行動上頗為“大膽”。據胡適《藏暉室札記》記載,1910年二三月間,因家庭婚姻上的種種愁怨,事業前途渺茫,胡適每天不是打牌就是喝酒,與戲子往來,或者逛妓院,有時從這家妓院出來又進了另一家妓院。胡適留學回國後威名遠播,風度翩翩。他上課的時候看到女生坐在窗邊,寒風吹進來,就會很細心地走過去替她把窗戶關上。與女孩子們在一起,他總是有說有笑,溫厚機敏,幽默風趣。許多女孩子苦苦追求他,送來許多神魂顛倒的情書。

與胡適交往過密的大概有六位女性,大部分才貌雙全。韋蓮司、陳衡哲 、曹誠英、徐芳、洛維茨、陸小曼

孩子

長子:胡祖望(1919-2005),旅居美國。

胡適

女兒:胡素斐,早年夭折。

次子:胡思杜(1921-1957),留在中國大陸,1954年被迫與胡適斷絕父子關系,但仍被鬥爭,後于1957年反右運動中自殺身亡。

感情生活

胡適14歲時,就奉母命與江冬秀訂婚了。他18歲時,母親命他由上海回家結婚。他因家中沒錢辦婚事,自己也沒錢養家,就以求學要緊,堅決地拒絕了辦這樁喜事。直到他由美國回來出任北京大學教授,年已27歲才完婚。寫詩說:記得那年,你家辦了嫁妝,我家備了新房,隻不曾捉到我這個新郎。這十年來,找了幾朝帝王,看了多少世態炎涼。銹了你嫁妝剪刀,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樣,更老了你和我人兒一雙。隻有那十年的陳爆竹,越陳便越響。

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在那個亦舊亦新的時代,頗受人關註。在民國史上,也有研究的價值。這裏說一說胡適懼內逸事。 胡適生逢卯年,是屬兔的。他太太江冬秀是寅年生的,屬虎的。小兔自然怕老虎,所以有流傳胡適怕老婆的笑話。

胡適如何怕老婆胡適如何怕老婆

有一次,胡適接到朋友自巴黎寄來的十幾個法國銅幣,因錢上有“P.T.T”三個字母,諧音恰為“怕太太”,乃戲贈友好成立“怕太太會”,作為會員的證章。

古舊書商魏廣洲講過胡適買書,因懼內而不能痛快地付書賬的尷尬。

胡適常買書,對舊書商很客氣,但家中的財權掌握在夫人手中。先生愛買書,太太不愛給錢,書賬能拖就拖,實在拖不下去了才出手還賬,還賬時嘴裏還牢騷埋怨不斷。大家佩服胡適,但做他的買賣要和把錢摳得緊的胡太太打交道,大多感到麻煩不痛快。

胡適在《胡適留學日記》中有一節“餘之書癖”。在舊書肆賤價購得兩本原版世界名著——H·A·泰納的《英國文學史》和吉本的《羅馬帝國興衰史》,胡適在日記中記下來,以志滄桑之慨,“吾有書癖,每見佳書,輒徘徊不忍去,囊中雖無一文,亦必借貸以市之,記之以自嘲”。

對于愛書、購書有癖好的人來說,最痛苦、最無奈的事莫過于面對夢寐以求的書,而囊中羞澀。琉璃廠的書商給胡適送他想要的書時,面對的不是無錢買書之虞,而是如何動員太太痛快地付錢。胡適真是好修養,任憑他的太太怎樣發牢騷、如何抱怨他買書,也不會沖她發脾氣。他的所為真是“P.T.T”俱樂部成員的楷模。難怪胡適晚年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冒昧地猜想,是不是和胡適懼內的心理感受和生活經歷有關呢?

豈止是買書懼內,還有飲酒,也怕老婆。當然這可能是巧妙的托辭。1931年春天,胡適由滬赴平,路過青島楊振聲梁實秋邀請他到青島大學演講。講題是《山東在中國文化裏的地位》,就地取材,對于齊魯文化的變遷,儒道思想的遞演,講得頭頭是道,孜孜不倦,聽眾無不歡喜。當晚,青大設宴,有酒如澠。當時,青島大學的八位教授、老師經常聚會,名為酒中八仙,30斤花雕一直喝到酒壇見底。

胡適看到他們劃拳豪飲的場面,連忙從袋裏摸出一隻大金戒指給大家傳觀,上面刻著“戒酒”二字,是胡太太送他的。聞一多見狀,笑呵呵地說:“不要忘記,山東本是義和團的發祥地之一。”胡適以遵夫人之命為借口,作勸酒的擋箭牌,好在朋友也明白他的處境,也不勉為其難。而事實上,除非身體情況不允許,“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歡喝酒”。

一般來說,敢于公然承認自己是怕老婆的男人,非但不乏幽默,且有炫耀之嫌。因為真正怕老婆的人,是沒有這等勇氣的。可是胡適卻把怕老婆的風俗與民主建設聯系起來,說什麽凡是怕老婆的,就有實行民主的希望。這話讓人難于接受。

據《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記載,胡適不僅把怕老婆當作他的一句口頭禪,而且還喜歡收集世界各國怕老婆的故事和有關證據。有一次,一位朋友從巴黎捎來10枚銅幣,上面鑄有“P.T.T”的字樣。這使他頓生靈感,說這三個字母不就是“怕太太”的諧音嗎?于是他將銅幣分送朋友,作為“怕太太會”的證章。後來台灣某報刊把這件事當作趣聞披露,他看到後還很高興,當即給秘書胡頌平講了一個他收集到的義大利人怕老婆的故事。

胡適怕老婆胡適怕老婆

也許是為了表明自己怕老婆怕得非常徹底吧,胡適還號召男人們要像舊時代女子那樣,恪守他所謂“三從四得(德)”。這“三從四得”是: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說錯了要盲從;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打罵要忍得,太太花錢要舍得。

盡管如此,了解胡適的人並沒有被其幽默所蒙蔽。1961年5月,台灣一份報紙刊登一篇《胡適之偽裝懼內》的文章,其中有這樣的話:“留著冬秀(胡適的太太)作女皇,這是虛君,實權自在首相手中”。據說,胡適讀罷不禁哈哈大笑:“這個人好像知道我過去的事情,大體都不錯,但有些地方是胡鬧了。”他還說,所謂“胡鬧”,其實是指有些引證的材料與事實不符;至于“偽裝懼內”,他還是默認了。

需要指出的是,縱觀胡適的一生,他所謂怕老婆的民族容易實行民主的議論,看似生拉硬扯,卻也不無道理。他的意思,不過是希望國人應該多一點“人類的第三種本能——謙讓”,也就是他所說的容忍,而不要動不動就以舌頭加拳頭,甚至用機關槍加坦克來解決問題。

六段緋聞

韋蓮司

韋蓮司:共穿幽徑趁溪斜

1910年9月,胡適考取了庚子賠款留學生,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農科。青年胡適在美國留學時,結識了青年畫家韋蓮司小姐。從此,韋蓮司小姐成為與他交往四十八年的紅顏知己。

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讀書時,胡適與康奈爾大學地質系教授亨利·韋蓮司毗鄰而居。1914年6月18日,胡適應邀參加一個婚禮派對時,邂逅了教授的小女兒,從紐約歸家探望父母的韋蓮司。韋蓮司比胡適大六歲,是家裏最小的女兒。他們一見如故,彼此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韋蓮司和胡適韋蓮司和胡適

在胡適的心目中,韋蓮司是新女性的理想典範。胡適認為她“人品高,學識富,極能思想,高潔幾近狂狷,讀書之多,見地之高,誠非尋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胡適在他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餘所見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識力、魄力、熱誠于一身者,惟一人耳。

他倆月下散步,湖邊談心,尺牘傳情,雙方都深深地欣賞,愛慕對方。韋蓮司的灑脫獨立的個性吸引著胡適,兩人在朝朝暮暮的敘談中品詩論文。韋蓮司是搞藝術的,正在紐約藝術學校讀書,胡適的文化底子是很厚的,所以他們之間談論藝術、談論天下國家的大事,漸漸地感情越來越深。

1914年6月8日,胡適精心打扮一下,第一次走進女生宿舍,他去拜訪自己的初戀情人韋蓮司。進屋後胡適對于屋裏的一切都感到新鮮,他告訴韋蓮司這是他來美國四年中第一次與年輕女子接觸,以前隻與中年及老年女性接觸,他也是第一次走進女生宿舍的。6月17日胡適大學畢業並獲文學學士學位,6月18日韋蓮司就帶胡適去教堂觀賞西方的婚禮,回來的路上他們討論東西方家庭倫理的差異,胡適的思想在韋蓮司的啓迪下,發生了重大轉變。1915年秋胡適轉入哥倫比亞大學,與韋蓮司同在紐約,他們經常約會,還經常通信,短短的兩年竟寫給韋蓮司一百多封“情書”。

他們之所以未能走入婚姻的殿堂,其因由,一是胡適已經與老家的江冬秀訂婚了,母命難違;二是韋蓮司的母親反對異國通婚。因為那時的美國種族歧視嚴重,在美國人眼中,華人的地位十分之低下。

此後,身處異地的胡適與韋蓮司常有書信往來,共敘衷腸。1933年,胡適作為文化使者應邀訪美時,這對有情人終于有機會得以鴛夢重溫。

1939年6月10日,胡適將自己寫的幾首詩詞寄給韋蓮司,告訴她,這是為她寫的。其中有《臨江仙》雲:

隔樹溪聲細碎,迎人鳥唱紛嘩。共穿幽徑趁溪斜。我和君拾葚,君替我簪花。

更向水濱同坐,驕陽有樹相遮。語深渾不管昏鴉。此時君與我,何處更容他?

狂狷的韋蓮司,也曾給胡適寫過這樣火熱的情書:

“沒想到,我會如此愛你……胡適……我崇拜你超過所有的男人……”“我整好了我們那個小得可憐的床……我想念你的身體,更想念你在此的點點滴滴。我中有你,這個我,渴望你中有我……”

1958年夏天,韋蓮司為祝賀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特意定做了一套銀質餐具作為贈禮。直到1962年胡適逝世,韋蓮司也沒有嫁人,一直獨守著她與胡適的那段感情。

胡適去世後,韋蓮司竟和江冬秀成了朋友,並忙著整理胡適給她的書信,忙著為他成立出版基金。九年後,空候一生的韋蓮司在一個小島上孤獨地死去,遺物裏竟然完好無缺地儲存了胡適的書信和稿件。

陳衡哲

陳衡哲:半年內通了四十幾封信

在胡適的感情世界裏,又闖進了另一位去美國留學的中國才女陳衡哲。

胡適當時正在辦一個留學生的雜志,陳衡哲就給他投稿,從實踐上支持胡適的新文化運動。陳衡哲當時也寫了很多白話詩和白話小說,這些白話作品使得胡適感到找到了知己。胡適跟陳衡哲之間在短短半年的時間裏面,通了四十幾封信。就在陳衡哲滿以為好夢成真的時候,胡適不得不回老家與江冬秀辦婚事,陳衡哲萬般無奈,隻能退而與別人結婚。

後來胡適為他自己的第三個女兒取名叫素斐,與陳衡哲在美國的英文名字同音。1921年7月31日,胡適在日記中記有這樣的話:“得冬秀一信,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重到雞鳴寺,作一詩賀他們。”詩曰:

重上湖樓看晚霞,湖山依舊正繁華。

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姊妹花。

陳衡哲陳衡哲

胡適在詩尾加註道:“三個朋友(胡適、陳衡哲、任鴻雋)一年之中添兩女,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

紐約市立大學東亞語文系主任唐德剛,曾將他在20世紀50年代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時與胡適的交往和對話寫成《胡適雜憶》。他認為胡適與陳衡哲的關系,當與曹誠英、韋蓮司無異。

唐德剛還認為陳衡哲是胡適提倡“詩國革命”、“文學改良”的煙士披裏純(Inspiration,靈感),“所以新文學、新詩、新文字,尋根究底,功在莎菲(陳衡哲的英文名字)”。

陳衡哲是湖南衡東石灣人,出生于武進。其祖父陳梅村是清朝進士,父親擔任過清朝的官吏。她1914年考入清華學堂留學生班,成為清華選送公費留美的女大學生之一,她是中國第一位以西洋史為專業的留學生,中國第一個白話文小說家,中國第一位新文學女作家,中國第一位女教授。丈夫任鴻雋,化學家和教育家,辛亥革命元老,我國近代科學的奠基人之一,四川大學第一任校長。

曹誠英

曹誠英:煙霞洞裏的佳人

胡適與曹誠英第一次見面是在他與江冬秀的婚禮上。曹誠英是胡適三嫂的妹妹,被請來為江冬秀做伴娘的。此時他們都沒想到,這次婚禮上的邂逅,註定了他們後來漫長的苦澀戀情。

曹誠英,乳名行娟,又名曹聲,1902年生于安徽績溪。她同父異母的姐姐是胡適異母三哥的妻子。她父親生前將她與鄰村的富戶指腹為婚,十七歲時嫁給這家富戶的公子胡冠英。婚後,曹誠英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但因曹誠英結婚後三年仍無身孕,胡冠英在母親的安排下納一小妾。為此,接受了五四新思潮洗禮的曹誠英憤而提出離婚。

曹誠英曹誠英

胡適對這位比自己小十一歲的伴娘很有好感,曹誠英也很景仰大名鼎鼎的年輕學者胡適。此後,他們開始通信,曹誠英給胡適寫信,請求胡適指導她寫詩和修改詩作。1921年在杭州女師讀書的安徽籍學生擬編輯《安徽旅杭學會報》,曹誠英自告奮勇,請著名教授胡適為她們編輯的報紙寫發刊詞。胡適很爽快地答應了她的要求。1923年4月,胡適到上海參加研究新學製課程起草委員會的會議。休會期間胡適到杭州遊玩,順便看望已經離婚的曹誠英。這次胡適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誠英始終陪伴左右,使他們的感情發生了飛躍性進步。臨別時,胡適寫了首《西湖》,在詩的最後一節寫道:

前天,伊卻未免太絢爛了!我們隻好在船篷陰處偷覷著,不敢正眼看伊了。

這首詩明寫西湖,暗喻戀人。敏感的曹誠英當然是心領神會的,這使他們的關系更加密切了。

之後新學製課程起草委員會會議復會,胡適回上海出席。此間兩人書信不斷,胡適也纏綿于曹誠英的綿綿情意之中。于是在會議結束後,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來到杭州,在煙霞洞的和尚廟租了房住下。當時杭州女師也放暑假,曹誠英就以陪伴胡適養病為名,到煙霞洞與胡適同居一室。在這裏,他們的感情迅速升溫,是“驅不走的情魔”,是“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胡適詩《秘魔崖月夜》),也是他們一生中最為纏綿熱烈的一段戀情,以致有了結晶。

三個月後,胡適回到北平,向江冬秀提出離婚。江冬秀以殺死兩個兒子相威脅,胡適便隻有委曲求全,不敢再提離婚之事。曹誠英也隻好將她與胡適的愛情結晶墮胎。從此曹誠英再也沒有嫁人。

曹誠英墮胎後,由胡適推薦于1934年赴美國就讀于康奈爾大學農學院,1937年獲得碩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在安徽大學和復旦大學任教,是我國第一位農學界女教授。1939年,曹誠英結識了一位歸國留學生,兩人產生了戀情,豈料江冬秀在男方親戚中敗壞曹誠英的名聲,致使男方單獨解除婚約,直氣得曹誠英要上峨眉山當尼姑。在其兄曹誠克力勸之下方改變了主意,又兼在美國做大使的胡適來信安慰,還捎來三百美元資助生活,情緒才逐漸穩定下來。曹誠英對胡適,一直是痴情不改,一往情深,鴻雁不斷,相互都品嘗著苦澀的婚外戀情。

曹誠英去美國後,胡適還特地給韋蓮司寫信,請她多多關照她的小表妹曹誠英。韋蓮司也的確盡到了呵護、照顧的責任。1936年胡適到綺色佳看望韋蓮司時,事先寫信給韋蓮司,要她不必在他到來時,讓曹誠英來她家住,並說他與曹誠英並不很熟悉。不料痴心戀著胡適的曹誠英沒見到胡適,竟因相思鬧了場大病。後來韋蓮司發現了胡適與曹誠英的曖昧關系,並不惱怒,反而更加體貼入微地關照曹誠英。

1943年,曹誠英到了復旦大學農學院,成為專職教授。

直到1949年2月,胡適經上海準備離開大陸時,亞東圖書館老板汪孟鄒請胡適吃徽州餅,請來在復旦大學任教的曹誠英作陪,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當時曹誠英曾勸胡適留下來,胡適隻是微微一笑,並沒有聽從她的勸告,還是追隨蔣介石到了台灣。從此兩人鴻雁斷絕,留下的是無盡的懷念。

1952年,因院系調整,曹誠英隨復旦大學農學院的一部分來到新組建的沈陽農學院任教授。1956年她被選為沈陽市政協委員,1969年回故鄉績溪,1973年因肺癌逝世于上海。

徐芳

徐芳:上海的羅曼蒂克

1939年9月21日,出任駐美大使的胡適收到了夫人江冬秀8月14日從國內寄來的一封信。這位小腳老太太在信中規勸胡適跟一位姓徐的小姐斷絕關系。胡適當晚復信,誠懇地表示:“謝謝你勸我的話。我可以對你說,那位徐小姐,我兩年多,隻寫過一封規勸她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問不做十分對不住你的事。”

這位徐小姐是誰?她跟胡適之間究竟存在什麽關系?在一段時間裏,這是留在讀者心中的一個疑團。

2002年《百年潮》雜志第八期選登了現存胡適檔案中徐小姐致胡適的十封書信,讓我們了解到胡適這一段不為人所知的戀情。

徐芳徐芳

原來徐小姐名叫徐芳,是民國時期以才貌雙全聞名的才女。她是北京大學中文系1935年的畢業生,選修過胡適開設的中國哲學史課程,畢業後一度留校工作。徐芳生于1912年,是晚清著名科學家徐壽的曾孫女,晚清維新變法時期農工商督辦徐建寅的孫女。這位美麗的女生在學校原有不少追求者,她都不為所動,卻把初戀的全部真情都給了胡適。1936年1月下旬至2月下旬,她跟胡適在上海有一段羅曼蒂克的經歷;借用徐芳本人的話說,就是她跟胡適“同在上海找到了快樂”。

從1936年初開始,徐芳就與胡適開始書信往來。在信中,徐芳稱胡適為“美先生”,在她心目中,胡適是長得美,文筆美,是她心目中的美男子。她寫給胡適的信,熱情而真摯,坦率而大膽,很直露地表白了她對胡適的戀情。信中稱胡適是她“最愛的人”,稱自己是“你的孩子”。1936年8月,徐芳寄給胡適一張自己的小照,在照片背面寫道:

你看,她很遠很遠地跑來陪你,你喜歡她嗎?

最為熱烈的,是在胡適1937年8月赴任駐美大使後,她在給胡適的信中寫道:

你這人待我是太冷淡,冷得我不能忍受。我有時恨你、怨你;但末了還是愛你。反正還是那句話,我要永遠愛你,我永遠忘不了你。你在那邊的生活如何?大約是很快樂吧?說不定又有了新的朋友。不然,怎麽會不理我?我最美的先生,你要再跟別人好,我可饒不了你。等你回來了,咱們再算賬!你也許不愛聽這些話。可是我就這樣兒,你不愛聽也得聽。你的芳就是這脾氣。

1937年9月中旬,胡適經香港赴美國;翌年9月17日正式出任“駐美利堅國特命全權大使”,他跟徐芳的直接交往從此中斷。1941年4月,徐芳又給在美國的胡適寫信,要求胡適幫助她到美國深造。當時胡適考慮到自己的地位和社會影響,不敢再觸動這根神經,便毅然決然地斷絕了與徐芳的聯系,也沒有幫助她到美國留學。陷于絕望的徐芳,遂于1943年9月,與當時在陸軍大學任職兼任陸軍參謀學校校長的徐培根(左聯五烈士殷夫的哥哥)結婚。1949年徐芳隨同夫婿定居台灣生活,其作品有《中國新詩史》及《徐芳詩文集》等。

洛維茨

洛維茨:耐人尋味的情緣

正當小女生徐芳一往情深地戀著胡適之時,胡適卻移情別戀,在出任駐美大使期間,在異國另覓得新歡。

這位女友叫蘿德芘?洛維茨,猶太人。在大學讀書時就很崇拜著名學者杜威,與杜威有著書信的往還。1936年她定居美國,被杜威聘為秘書,負責處理杜威的日常事務。胡適1937年10月6日到達紐約,稍事休整後,他就去看望恩師。這是他與洛維茨的第一次見面。他們一見面,彼此都有親切感,談話投機,互相賞識,特別是洛維茨對這位杜威的得意門生,更是尊敬和愛慕,幾個月後就成了互相約會的好朋友。常常一起喝茶、吃飯、看戲、聊天。從胡適的日記來看,他公務之外的時間,幾乎都交給了洛維茨。如1938年的7月12日,胡適要到蘇黎世出席世界史大會,臨行前他與洛維茨一起吃了晚飯後,駕車遊覽了赫貞江。

1938年12月5日,胡適因心髒病住院。在他住院的七十七天中,洛維茨經常來看望胡適,就連胡適病房的護士小姐都與洛維茨混得很熟了。這段時間,他們難得有機會到外邊去,洛維茨開始給胡適寫信。在洛維茨給胡適的信中,她關切地提醒胡適註意身體健康,有什麽需要幫忙的事,可以讓她去辦。她還在一封信中說:

對你(指胡適——引者註)來說,以有一個真正的管家為好。如果是我的話,我希望在我回家時,有孩子們在。……我知道,這必得結婚,必須對這個家付出我的一切。我曾答應我的在非洲的朋友,在今年底以前給他答復。但下這決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還寫道:

要做的決定使我很傷腦筋,有許多事情我喜歡和你說說,並征求你的意見……給我寫封長信吧,現在就寫!

顯然,這是在試探胡適的想法,可惜並未得到胡適的回應,她就于1939年9月,與那位非洲男友Roy Grant結婚了。

不料,這位Grant先生命運乖蹇,結婚僅僅一年就撒手人寰。洛維茨重新陷于孤寂之中,但她與杜威相處十年,也有些日久生情,終于在1946年12月,四十二歲時,與八十七歲的杜威結了婚,成為杜威的第二任夫人。此後胡適與她雖有通信聯系,但昔日密友,現在已經是學生與師母的關系了。

美國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哲學家杜威的傳記,其中講到杜威和妻子洛維茨的戀愛和婚姻故事。這本書的作者看到了南伊利諾伊大學“杜威研究中心”儲存的杜威資料,其中包括胡適寫給洛維茨的一些感情親密的信。

胡適與洛維茨的親密交往是發生在她與Grant結婚之前,而杜威卻已在與她熱戀。所以,胡適的這段情緣特別耐人尋味。

陸小曼

陸小曼:隱秘的戀情

胡適是個熱心人,喜歡成人之美,樂于當“媒婆”。他先後為四對名人做媒與證婚,他們分別是趙元任和楊步偉、千家駒與楊梨音、沈從文張兆和徐志摩陸小曼。這四對“鴛鴦”的名氣都是響當當的,可見胡適的“媒婆”層次之高。

親為徐志摩和陸小曼點“鴛鴦譜”,卻讓胡適尷尬不已:“情人結婚了,丈夫不是我。”

當年有傳言,說最初是胡適看上陸小曼,因其無法跟太太江冬秀離婚,陸小曼才轉向徐志摩的。待到徐志摩和陸小曼的風流事傳開,胡適又積極參與其事,盡力撮合,充當“月下老人”。對胡適和陸小曼的郎情儂意,胡太太江冬秀早有耳聞。看到丈夫很熱心地為徐志摩和陸小曼的事忙乎,胡太太怒不可遏,認為丈夫是借做“媒婆”之名,趁機走近陸小曼和其眉來眼去,真是賊心不死啊。

胡適和陸小曼胡適和陸小曼

胡適與陸小曼的情分頗深,有當事人的親筆表白為證。劉繼興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裏,發現了陸小曼寫給胡適的六封信,均為徐志摩去世後陸小曼所寫。裏面就有這樣的句子:

我們雖然近兩年來意見有些相左,可是你我之情豈能因細小的誤會而有兩樣嗎?你知道我的朋友也很少,知己更不必說,我生活上若不得安逸,我又何能靜心地工作呢?這是最要緊的事。你豈能不管我?我怕你心腸不能如此之忍吧!”“我同你兩年來未曾有機會談話,我這兩年的環境可說壞到極點,不知道還許說我的不是,我當初本想讓你永久地不明了,我還有時恨你雖愛我而不能原諒我的苦衷,與外人一樣地來責罰我,可是我現在不能再讓你誤會我下去了,等你來了可否讓我細細地表一表?因為我以後在最寂寞的歲月願有一兩人,能稍微給我些精神上的安慰。

“我還有時恨你雖愛我而不能原諒我的苦衷”,足以表明兩人關系並不一般。

人物日記

胡適留學時寫下一本日記,內中頗為有趣:“二月廿日:連日似太忙碌,昨夜遺精,頗以為患。今日訪醫,詢之,雲無害也。四月九日:至沈君處打牌,十二時始歸。四月廿九日:天時驟暖至八十度以上,不能讀書,與沈、陳諸君打接龍,又與劉、侯諸君打中國牌。”

仔細統計,隻是7月,他在日記中出現“打牌”的記錄,多達11天。大師這個月差不多有一半的日子在打牌。生活瑣事,包括遺精這樣的事,都記錄在其中了。

學術思想

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期間,師從約翰·杜威,使其終生服膺實用主義(杜威式的pragmatism實用主義,胡適自譯為實驗主義)哲學。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學學生顧頡剛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後,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于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胡適很喜歡“談墨”,他認為“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訂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于何時。”其中的兼愛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1921年,梁啓超將作品《墨子》箋註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贊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墨子不曾見到戰國名將吳起的死——吳起死時,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學已是一種宗教。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所留新詩

胡適最為後人所傳誦的新詩有:

1923年12月24日(32歲)所寫的《秘魔崖月夜》,這首詩曾被民歌手蘇來譜成曲,由包美聖主唱。

依舊是月圓時,依舊是空山,靜夜;我獨自月下歸來,這凄涼如何能解!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驚破了空山的寂靜。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1924年(32歲)所寫的《多謝》

多謝你能來,慰我山中寂寞,伴我看山看月,過神仙生活。匆匆離別又經年,夢裏總相憶。人道應該忘了,我如何忘得了?

1924年(32歲)《也是微雲》作詞:胡適 作曲:趙元任

也是微雲,也是微雲過後月光明,隻不見去年的遊伴,隻沒有當日的心情。不願勾起相思,不敢出門看月;偏偏月進窗來,害我相思一夜。

傳說以上三首新詩都是胡適為了他的嫂妹——中國第一位農學女教授曹誠英(曹佩聲)所作。

1920年10月10日《夢與詩》(收錄于《嘗試集》作曲:張弼 演唱:銀霞)

醉過方知酒濃

愛過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詩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舊夢》

山下綠叢中,露出飛檐一角,驚起當年舊夢,淚向心頭落,對他高唱舊時歌,聲苦無人懂。我不是高歌,隻是重溫舊夢。

上面這首胡適的新詩曾被作了部分的修改,改編成《何年何月再相逢》 演唱:鄭麗絲 作詞:皮羊果 作曲:羅萍

繁華綠叢中

又見鴻雁飛過驚起我的舊夢

往事心頭涌繁華綠叢中

又見鴻雁飛過驚起我的舊夢 

往事心頭涌遙想當年舊情濃 

相識無人懂今日相聚

何年何月再相逢

《蘭花草》作詞:胡適 作曲:陳賢德/張弼 主唱:銀霞

我從山中來

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

希望花開早一日看三回

看得花時過蘭花卻依然

苞也無一個轉眼秋天到

移蘭入暖房朝朝頻顧惜

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開

能將宿願償滿庭花簇簇

添得許多香

《老鴉》(收錄于嘗試集)

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天寒風緊,無枝可棲。我整日裏飛去飛回,整日裏又寒又飢。----我不能帶著鞘兒,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飛;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頭,賺一把小米!

語錄

“生命本沒有意義,你要能給它什麽意義,它就有什麽意義。與其終日冥想人生有何意義,不如試用此生做點有意義的事。 ”

人物評價

胡適在學術的各個領域都有所建樹,但是他身上的局限性也是很大的。[4]本質上來說,胡適依然是傳統的中國小知識分子,有著較高的文化素養和自傲精神,對極端民眾是瞧不上眼的。他不止一次的說要“少談些主義”,不重視世界觀的建立,換言之,胡適的世界觀與中國古代的那些文人別無二致。他不愛國,他愛的是國民政府,因為這個政府給了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一個做人上人的權利,一個剝削別人的權利。與其說他是自由主義者,不如說他是精英主義者。[一言以蔽之,胡適先生在學術上的貢獻,絕不允許被低估;而他在人格上的高度,絕不允許被高估。

歷史影響

與陳獨秀同為五四運動的軸心人物。

第一位提倡白話文、新詩的學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滸傳考證》一文,看出來的。

三十年代,胡適獨具慧眼,提拔、任命、幫助梁實秋完成了日後號稱是梁實秋對文壇的“三大功績”之一的“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毛澤東建立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黨校“湖南自修大學”就是因為胡適的提議和倡導。他寫給胡適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學生毛澤東……”。學者宣道華認為毛澤東在五四時期也受到胡適及杜威實用主義的影響,理論聯系實際的毛澤東思想觀點與之頗有共通之處,胡適在《每周評論》還專文稱贊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最初幾期的內容。

季羨林雖不是胡適的學生(他的老師是陳寅恪),但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的他在歸國初期受到胡適提拔。

林語堂在其留學中,清政府取消對留學生資助,林語堂是靠著胡適的資助繼續在國外讀書的。等他回國從飛機場下來的時候,口袋裏隻有1毛錢。

魯迅、陳西瀅都指責胡適的提倡“整理國故”是開現代科學倒車的作法。連胡適專家周質平也認為:“胡適所提倡的‘整理國故’,對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可以說並沒有發生任何積極推動的作用,甚至于還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證的老路。”(見周質平─胡適叢論p21)

雷震在國民政府遷台後,為了宣揚民主自由而創辦自由中國雜志,請胡適擔任發行人。自由中國雜志曾經是蔣中正施行獨裁、箝製言論自由的威權統治下唯一的民主思想重鎮,但後來也因批評蔣中正與國民黨並打算成立反對黨請胡適來領導而惹禍上身遭停刊,雷震也遭誣陷入獄,但自由中國推行胡適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影響到後來台灣的黨外運動與民進黨的成立,是台灣民主運動的播種者。

李敖

陳之藩與胡適為忘年之交,赴美留學得到胡適贊助。致胡適信件收入《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

自由主義

五四運動時期,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精神。

1929年的新月人權運動。

1930年代前期,在《獨立評論》上就民主與獨裁問題上展開的論爭。

1941年在美國發表英文演講《民主與極權的沖突》。

1948年9月發表《自由主義》。

1949年《我們必須堅持我們的方向》。

1959年在《自由中國》發表《容忍與自由》。

評價

胡適既掀起了新文化運動,又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他還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禮,蔣中正的挽聯對此進行了高度概括: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胡適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的“極左”時期的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極左”的斯大林主義學者的攻擊對象,其時的中國大陸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對胡適展開大規模的批判運動。“文革”結束後,近幾十年來的研究都傾向于肯定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並且,胡適的《我的母親》一文也被選入大陸全日製語文教育國中課本;在大陸的報刊雜志中,亦屢見有追念胡適先生精神的文章。

在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中,被稱為“不可救葯的樂觀主義者”。而胡適自我定位是:“有時我自稱為歷史家;有時又稱為思想史家。但我從未自稱我是哲學家,或其他各行的什麽專家。”

魯迅曾發表過《好政府主義》等文,實則抨擊胡適的盟友梁實秋,卻也含蓄地批評胡適“軟弱”革命立場。

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沒有什麽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說,讀過胡適《四十自述》的人,在這一本口述(《胡適口述自傳》)中很難看到新東西。但是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適思想,隻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際,于私人朋友談笑之間求之。胡先生沒有梁任公那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氏著作裏是找不到的。”

餘英時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稱:“對于這樣一個啓蒙式的人物,我們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準去測度他。”《〈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也說:“他沒有深入西學固是事實,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沒有滅頂在西學的大海之中。”在《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又稱:“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于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準,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溫源寧在《不夠知己》(《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中評價道:因為胡博士已在國立北京大學講授哲學多年,人們稱他為哲學家。當然,他是個哲學家。但是“哲學家”這個稱呼卻肯定不足以描述他所有的活動。因為他時常給刊物寫文章,對普遍關心的問題發表議論,他也被稱為“小冊子作家”。不錯,他是個“小冊子作家”,但是,如果認為他也有“小冊子作家”那種機會主義和心理狀態,這一稱呼對于他就成了極大的污蔑。因為胡博士從不擯棄世俗財富,有人就說他是個俗人,是的,他也實在是個俗人,不過,能夠產生這樣一種印象的,也隻限于宴會上結識的一幫酒肉朋友。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名稱能夠用來稱呼胡博士這樣一種人,我想18世紀那樣一種用法的philosophe〔請註意philosophe和philosopher(哲學家)的不同,原本是指18世紀以狄德羅、盧梭和伏爾泰為代表的那些啓蒙思想家和哲學家,了解了他們便了解了這個詞的含義。〕——“哲人”就恰好合適。伏爾泰、達朗貝、霍爾巴赫、愛爾維修、狄德羅和傑列米·邊沁全都是“哲人”。在他們身上,俗人、學者、實幹家和哲學家的成分全都有。他們對宇宙的結構模式全都有個精確的看法,寫東西全都有一種實幹家的樂觀和自信,全都用明快而有權威的文筆談論太陽底下各種各樣的問題。無論是對是錯,他們全都有勇氣發表和堅持自己的主張。放在這樣一群“哲人”中間,胡博士也不是最不出色的一個。而在中國,我不敢說他就不是惟一的一個當代哲人。

主要論著

發表《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2卷第5號)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5月1日,于《新青年》第3卷第3號)

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

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919年7月20日,于《每周評論》第31期)

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1919年)

著《嘗試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詩詩集)

著《胡適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章實齊先生年譜》 (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姚名達訂補)

著《胡適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戴東原的哲學》(1927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白話文學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書店)

著《盧山遊記》(1928年,上海,新月書店)

發表《人權與約法》(1929年,于《新月》雜志第2卷第2號)

發表《我們什麽時候才可有憲法—對于建國大綱的疑問》(1929年,于《新月》雜志第2卷第4號)

發表《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1929年,于《新月》雜志第2卷第4號)

發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1929年,于《新月》雜志第2卷第6、7號合刊)

著《人權論集》(1930年,上海,新月書店,與羅隆基、梁實秋合著)

發表《我們走那條路》(1930年4月10日,于《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著《胡適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胡適文選》(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1930年,吳淞,中國公學)

校編《神會和尚遺集》(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編《中國文學史選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中國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四十自述》(1933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譯《短篇小說》(1933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務印書館;後刪省為《胡適文存·四集》,台北,遠東,1953年)

著《南遊雜憶》(1935年,良友圖書公司)

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設理論集,良友圖書公司)

著《藏暉室札記》(1939年,上海,亞東圖書館;1947年由商務重排出版,改稱《胡適留學日記》)

著《胡適的時論》(1948年,六藝書局)

著《水經註版本四十種展覽目錄》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紀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國社;即《胡適時論》的增改本)

著《齊白石年譜》(194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與黎錦熙、鄧廣銘合著)

編《台灣紀錄兩種》 (1951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與羅爾綱合校編)

發表《容忍與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講,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國》第20卷第10期)

著《丁文江的傳記》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編《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1961年,台北,自印本)

晚年生活

1947年1月24日,蔣中正想請胡適出任考試院長和國府委員,但胡適堅持不肯加入國民政府而力辭。(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958頁)

胡適

1948年4月3日,蔣中正認為中華民國憲法為內閣製,實權在內閣,中華民國總統應為虛位,請公正人士較佳,所以想叫國民黨支持無黨籍的胡適出馬競選行憲後第一任總統,等胡適當上總統後再任命蔣中正為行政院閣揆,胡適也同意了,但後來因國民黨中執會還是支持蔣選總統而變卦。

1948年12月,北平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西去綏遠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是戰是和?傅作義日夜思考,下不了決心。他認為胡適能夠替他出主意,把胡適接到中南海懷仁堂密談,胡送了八個字,“和比戰難,堅持待變”。

1948年12月13日朱家驊、傅斯年、俞大維、陳雪屏四個人在南京設法派飛機去接胡適南下,胡適在13日時,本來還堅持不肯丟下北京大學不管,14日在南京方面的勸說下才勉強同意離開,1948年12月15日下午4點,傅作義派了部隊護送胡適到南苑機場上了飛機。夜裏十時光景,到了南京明故宮機場。

1949年4月6日胡適應中華民國政府要求,從上海搭威爾遜輪前往美國當說客,為和平解決國共內戰問題尋求美國政府的介入,但4月21日船抵舊金山,得知4月19日政府拒絕中共24項要求,解放軍已渡江,此時局勢已定,胡適在美處處碰壁,孤臣已無力可回天。

1949年6月19日,新任閣揆閻錫山發表胡適為外交部長,但胡適拒絕上任。

1950年6月23日主管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約見胡適﹐嘗試說服胡適出面領導流亡海外及台灣的反共親美的人士﹐以取代蔣中正的政權,不過胡適對此表示全無興趣。當時美國對蔣完全喪失信心,希望建立第三勢力以對抗共黨擴張,因胡適無此興趣而不了了之。

1952年胡適和蔣廷黻在紐約曾有意聯合組織反對黨以在台灣推行民主政治,但在胡適返台與蔣中正討論後,遭到蔣中正的反對,以致組黨的事胎死腹中。

之後,他于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灣參與政治活動與講學。例如:以國大代表參與總統選舉投票、擔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協辦由雷震主筆的《自由中國》雜志等等。

1957年,胡適當選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于隔年4月回到台灣定居就任。自此,胡適多時往返台、美兩地。期間因為經濟關系,1958年他還將《胡適文選》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買斷方式(一說為廿年)賣與國內某家出版公司。

1958年後,大陸發起大規模清算胡適思想的運動,胡適回響說,“我覺得世界上二、三百年來有一種公開的趨向,朝科學民主這個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學方法走,那時候我朋友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我表示過這樣的話,把這個抽象名詞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錯誤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會盲目崇拜......當時我朋友陳獨秀隻認得兩個名詞,不知道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是一種生活方式。”

1959年金門構工部隊,于舊金城東炸山採石,意外發現“皇明監國魯王壙志”八字及全文石碑後交由胡適博士研考。

1960年雷震與台、港黨外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違背中華民國憲法三連任總統,胡適為連署人之一。之後,雷震籌備組黨事宜,胡適雖未參與,但多所鼓勵。1960年9月,雷震因“共諜”案被捕,史稱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認為是蔣中正為阻止雷震籌組新黨而策劃。當時仍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雖未受到此案株連,也參與營救雷震,不過並沒有成功。對此胡適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記說明始末。

胡適

1961年2月胡適參加台大校長錢思亮的宴會,剛抵達就感到身體不適,送至醫院脈搏跳至135次,痰中帶血。醫生診斷為冠狀動脈栓塞症加狹心症。此次住院2月,後回家自養,但身體已日漸衰弱。11月病情惡化,至台大醫院療養,隔年1月出院。

人物逝世

1962年2月24日,于台北參與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歡迎酒會的胡適,于會議中突發心髒病去世。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將胡適于台北的公配居所改建為胡適紀念館。另外,台北南港當地士紳李福人,也捐出一片面積達兩公頃,位于研究院附近的個人私地闢建為胡適公園,作為胡適的墓地。(後來許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學人也安葬于此。)

胡適

胡適墓志銘由知名學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壯為先生書寫,其內容為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于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華民國五十一年。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後世紀念

績溪故居

故居位于安徽省績溪縣上庄鎮上庄村,為兩進三間磚木結構樓房,始建于1897年,是典型的晚清徽派建築,佔地面積1100多平方米。大門前是用鵝卵石鋪成的院落。大門用水磨青磚凈縫砌築,門的上方有四塊磚雕裝嵌,五飛磚之上是瓦頂,東西兩端發戧翼騰,線條明快活潑。前檐牆的檐下兩角,用墨、赭兩色繪以山水花鳥,簡潔雅致。

故居內部裝飾以隔扇、窗欄、撐拱和雀替為主。與一般民居不同的是隔扇、窗欄的蘭蕙圖採用平地陰刻技法。故居分前後兩進,中以戶牖相隔。當年胡適和母親馮順弟便住在前堂西房,與西房相通的廂房是胡適念書的書房。胡適在這裏度過了童年、少年時代。故居內現陳列著胡適生前的部分著作,書信手稿以及有關介紹胡適的文章。故居于1987年對外開放,1998年被列為安徽省第四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上海故居

故居位于上海市靜安區萬航渡路320弄,1926年5月間,胡適在租了該幢洋房。當年樓下是客廳、廚房、餐廳和衛生間。樓上大間是胡適和夫人江冬秀的臥室,旁側小間是胡祖望胡思杜的臥室,另一側是胡適的書房。胡適在上海寓居時,接受光華大學教授聘任,同時又與徐志摩梁實秋邵洵美等籌辦《新月》雜志和新月書店。

台北墓地

胡適墓地位于台灣省台北市南港區,面積達兩公頃,由台北南港當地士紳李福人捐獻,墓志銘由學者

毛子水撰文,金石家王壯為書寫,其內容為: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于1891年,卒于1962年。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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