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

胡愈之

胡愈之(1896年-1986年),原名學愚,字子如,筆名胡芋之、化魯、沙平、伏生、說難等,紹興上虞豐惠鎮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學者,一生集記者、編輯、作家、翻譯家、出版家于一身,學識淵博,是新聞出版界少有的"全才"。 

早年建立世界語學會與沈雁冰等成立文學研究會。1922年初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後參加上海文化界救亡運動,為救國會發起人之一。抗戰勝利後,在海外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建國後,曾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曾任新中國首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常委。

  • 中文名
    胡愈之
  • 國籍
    中國
  • 出生地
    紹興上虞豐惠鎮
  • 出生日期
    1896年9月9日
  • 逝世日期
    1986年1月16日
  • 職業
    社會活動家
  • 主要成就
    散文
  • 政黨
    中國共產黨

人物簡介

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學愚,字子如,上虞豐惠鎮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學者。早年建立世界語學會與沈雁冰等成立文學研究會。1922年初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後參加上海文化界救亡運動,為救國會發起人之一。抗戰勝利後,在海外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建國後,曾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曾任新中國首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常委。

著名作家胡愈之著名作家胡愈之

胡愈之,筆名胡芋之、化魯、沙平、伏生、說難等,浙江省上虞豐惠鎮人。1910年,畢業于縣高等國小堂。1911年,以縣試第一名考入紹興府中學堂。1912年,入杭州英語專科學校。1913年,師從紹興名宿薛朗軒學古文。1914年,考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為練習生,工作之餘讀英語夜校,並自學日語、世界語,開始發表著譯文章。翌年起,任《東方雜志》編輯,並發表著評文章。1919年,胡愈之在上海參加聲援五四運動的鬥爭。“五卅”運動中,編輯出版《公理日報》,報道運動的起因與發展過程。“四一二”政變次日,起草對國民黨當局的抗議信,邀集鄭振擇等7人簽名在《商報》上發表。後被迫流亡法國,入巴黎大學國際法學院學習。1931年初回國途中訪問莫斯科,寫了《莫斯科印象記》。

胡愈之胡愈之

“九一八”事變後與鄒韜奮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編《東方雜志》等刊物。先後籌辦《世界知識》、《婦女生活》等雜志。1936年協助鄒韜奮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國際宣傳委員會主任,主持出版《團結》、《上海人報》、《集納》、《譯報》等報刊,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在極端困難條件下,組織編譯出版了E·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1938年在武漢主管抗日宣傳工作;武漢淪陷後到桂林出版《國民公論》半月刊,組織國際新聞社、文化供應社。1940年赴新加坡幫助陳嘉庚辦《南洋商報》,後流亡蘇門答臘。抗戰勝利後他創辦新南洋出版社,在新加坡創辦《南僑日報》、《風下》周刊、《新婦女》雜志。

新中國建立後,曾歷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理事長,第一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第一屆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名譽主席等職。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政協全國常務委員會副主席、出版總署署長、<光明日報>總編輯、中國文化部副部長、中央推廣國語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詞典計畫委員會委員及召集人、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會長、他在語言文字學領域的突出貢獻體現在他對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的積極倡導與參與上。1986年1月16日,胡愈之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胡愈之一生集記者、編輯、作家、翻譯家、出版家于一身,學識淵博,是新聞出版界少有的“全才”。畢生廉潔奉公,公德私德皆堪稱模範。

生平經歷

1914年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當練習生,後任編輯。次年參與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編輯出版《公理日報》。

1927年4月13日與鄭振鐸等聯合發表對蔣介石四一二政變的抗議信,次年流亡法國。

胡愈之胡愈之

1930年畢業于法國巴黎大學國際法學院,1931年回國。曾與鄒韜奮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編《東方雜志》、《世界知識》。

1933年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中央執行委員。

1934年任《半月國際》主編。

1936年參與發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1938年在武漢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處長。武漢淪陷後,到桂林與範長江創辦《國際新聞》社,並創辦文化供應社。

1940年赴新加坡主編《南洋商報》。新加坡淪陷後,流亡印度尼西亞

抗日戰爭勝利後,返回新加坡與陳嘉庚創辦《南任日報》。

1945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民盟南方總支部常委、馬來亞支部主任委員。

1948年經香港到華北解放區。

建國後,曾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後任新中國首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常委。

作品特色

胡愈之的文學作品,就文體形式來說,主要由五大部分組成:1、散文、雜文;2、報告文學(或可稱作紀實性文學作品);3、文藝理論文章;4、翻譯作品;5、長篇小說。這些作品所涉及和反映的內容極為豐富,可謂縱橫國內外,廣涉政治、歷史、文化、軍事、科技、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特別是胡愈之的那些知識性、政論性散文、雜文,其視野之開闊、題材之鮮活、內容之廣博,我以為在同時代作家中是無出其右的。如果說<五卅事件紀實>和<莫斯科印象記>,奠定了胡愈之中國早期報告文學開拓者地位的話,那麽我認為今天我們更應關註的是胡愈老那些數量龐大的散文、雜文作品,尤其是從1915年開始至1948年回到國內前的那部分知識性、政論性散文、雜文作品。撇開其他方面的因數不談,單就內容來說,這些作品便仿如一軸色彩濃烈、視覺繽紛的世紀畫卷,抑或一本鮮活、廣博的百科全書,宏大裏讓我們觸摸得到時代的輪廓、世界的經緯,細微處諦聽得見歷史的足音、歲月的鼻息。

世界知識世界知識

要對胡愈之文學作品的內容作一番具體的梳理和歸納,我以為還遠不如對胡愈之文學作品的特色作一些探究和分析來得更有意義。因為前者我們隻要仔細地讀一讀胡愈之的作品,就能知曉大致了,而後者則能為我們更深地了解胡愈之文學作品的內涵,提供一些依仗。當然限于水準,這樣的探究和分析更多還是感性和膚淺的。

胡愈之文學作品的特色,我認為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鮮明的時代性

和同時代的進步作家一樣,鮮明的時代性是胡愈之文學作品的最大一個特色,事實上這也是胡愈之以及與胡愈之同時代的進步作家們,其文學作品在當時具有強烈生命力——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的緣由所在、支撐所在。特定時代、特定歷史條件下肩荷的使命和追求,決定了鮮明的時代性成為胡愈之他們那一代進步作家的最大共性和特色,因為對他們那一代作家來說,與其說是作家,不如說更多的是戰士。鮮明的時代性,在胡愈之的文學作品中是體現得十分典型的。如果說“五四”以前,那些傳遞新思想、新科學、新發明的知識性散文還是一種前奏、一種蓄積的話,那麽自“五四”以來至南洋回國以前,鮮明的時代性在胡愈之的散文、雜文、報告文學、文藝理論文章以及翻譯作品中,已成為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成為胡愈之文學作品的最大思想價值所在。這方面具體的作品,我想已用不著再舉例。也因為鮮明的時代性,決定了胡愈之的作品其文體多為短小靈活、立竿見影的散文、雜文和及時、真實的報告文學,而極少以虛構為主的小說;其寫作手法多借鏡新聞與紀實手段,而相對較少純粹意義上的文學手法。

二是開闊的視野和知識面

至少在我的閱讀積累裏,還未發現與胡愈之同時代的作家中,有哪位作家其作品的視野和知識面能比胡愈之更開闊的。開闊的視野和知識面,我想主要緣于兩點:一、胡愈之的勤奮和博學,包括歐洲和南洋的經歷;二、胡愈之編輯、主持、創辦幾十種報刊的獨特經歷和環境平台。開闊的視野和知識面,體現在胡愈之的文學作品中有兩個十分重要的特征值得我們關註,可以說這也是我們把握胡愈之文學作品思想內涵的兩把鑰匙。

胡愈之胡愈之

1、知識的先進性。並非所有的知識都是先進的,就像並非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進步的一樣,而知識的先進性在胡愈之的文學作品中則顯得十分突出。無論是傳遞新思想、新科學、新發明的知識性散文,大量評述國際問題、時政問題的政論性散文、雜文,還是《莫斯科印象記》、《近代文學上的寫實主義》、《西行漫記》等作品以及惟一的長篇小說《少年航空兵》等,知識的先進性這一特征都是非常顯著的。當然知識的先進性與胡愈之思想的先進性、追求的先進性,是互為因果、互助互動的。

2、敏銳的觀察力,深刻的分析力,準確的判斷力。任何一種知識的傳遞,如果僅僅隻是就傳遞而傳遞,那麽這種知識便永遠不可能升華為思想。而在胡愈之的文學作品中,先進知識的傳遞正是賴其敏銳的觀察力、深刻的分析力、準確的判斷力的提煉和整合,升華成為一種思想。事實上,上述“三力”既是胡愈之之所以能具有開闊的視野和知識面的重要機緣,也是胡愈之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報告文學和政論性散文、雜文翹楚于同時代作家的一個關鍵原因。知識的先進性和通過其敏銳的觀察力、深刻的分析力、準確的判斷力的提煉和整合升華成為思想,使胡愈之當之無愧地擔當起一個啓蒙者和播火者的角色。

三是濃鬱的平民化精神

平民化精神是相當一部分“五四”作家的一個重要特征,如朱自清、夏丐尊、葉聖陶豐子愷等等。作為這些作家的好友和知交,胡愈之也不例外,濃鬱的平民化精神,如血液一樣始終滲透于胡愈之文學作品中。這種滲透可從三個方面感知:

胡愈之(左)和葉聖陶胡愈之(左)和葉聖陶

1、作品的題材和視角。十分註重題材和視角的平民化,最大限度地考慮其作品的普及度與接受度,這是平民化精神在胡愈之作品中的一個重要滲透。這樣的滲透在胡愈之的知識性、政論性散文、雜文中,在推介世界弱小民族文學的翻譯作品中,以及《我的中學生時代》、《南洋雜憶》等回憶性散文和長篇小說《少年航空兵》中,我們都可以找到鮮明的印證。即使在《莫斯科印象記》這樣真切講述蘇聯見聞的報告文學中,胡愈之也將更多的視角和筆觸,放到那些能為更廣大的讀者所關註的工廠、農場、學校、醫院和工人、農民、婦女、兒童等普通的人和事上。

2、作品的語言和手法。作為一個學識豐富、才思敏捷的著名作家,胡愈之的文學作品題材鮮活,構思綿密,結構嚴謹,立意深刻,可謂波浪起伏、縱橫捭闔。然而一個令人值得稱頌的現象是胡愈之文學作品的語言,近乎返樸歸真的化境,文字更是通俗淺白,近口語化。與此相得益彰的是其文學作品的寫作手法,條理分明,邏輯嚴密,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絕不作故作深奧的賣弄和無病呻吟的造作。返樸歸真的語言和手法,正是胡愈老的文學作品,包括那些不乏宏大題材時政性、政論性散文、雜文,有那麽大的影響力,為那麽多的讀者所喜愛的重要基因。

3、作品的思想和立場。關于這一點,凡是讀過胡愈之作品的,我想都會有清晰的感受。事實上平民化的題材和視角,返樸歸真的語言和手法,既是平民化思想和立場的必然體現,也是這種思想和立場得以凸現的重要條件。理所當然,濃鬱的平民化精神,無疑是胡愈之一生道德品格和政治追求,在文學上的折射和寫照。

創作歷程

胡愈之文集胡愈之文集

作品的數量不僅是質量的折射和散發,一定程度上更是一個作家創作歷程的記錄,是其作用和影響的一種聚合和體現。要認知胡愈之的文學成就,數量問題不容回避。其實要廓清這一問題,並不復雜,關健仍是對胡愈之作品文體的如何認識和界定。

在大概念的文學作品架構下, 《胡愈之文集》中的作品,除了一些會議講話和演講材料等,幾乎都可算文學作品。撇開大概念的文學作品不提,就小說散文雜文詩歌報告文學、文藝評論、文藝譯作等小概念的文學作品而言,《胡愈之文集》收入的五百四

十六篇作品中,除已收入卷六的小說、散文部分外,我認為尚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劃入文學作品範疇的。如胡愈之早期以羅羅、說難、化魯等筆名發表的那些介紹國際知識、傳遞西方新思想新科學、宣傳新科技新發明的文章,是不折不扣的知識性散文;以《近代文學上的寫實主義》為代表的一批文藝理論文章,為典型的文藝評論;而《五卅事件紀實》和《莫斯科印象記》兩文,前者可被視為中國較早的報告文學,後者則是一篇出色的遊記或優秀的報告文學;甚至胡愈之在南洋期間寫的大量的社論、卷首語等政論性文章,亦被稱為“政論散文的極品,可當文學作品來欣賞”。“而有些記事懷人的小品文,清新俊逸,尤其是新文學的一絕。”

這裏需要提出的是,除了《胡愈之文集》中的作品以外,1999年8月譯林出版社出版的兩卷本《胡愈之譯文集》,收集了近80萬字的胡愈之譯作。在這些翻譯作品中,除了<西行漫記>為共同翻譯作品和愛因斯坦羅素杜威、甘地等人的9篇文章外,剩下的48篇、約50多萬字的譯作,都為托爾斯泰、蘇德爾曼、平斯基、伐佐夫、溫塞特、愛羅先珂、泰戈爾伊林、倍松等人的文學作品。

因資料的局限,我僅對手頭能見到的《胡愈之文集》、《胡愈之譯文集》中的作品,作了一個粗粗的梳理。在這320餘萬字的胡愈之作品中,可被劃入文學作品範疇的至少在160萬以上,其中創作作品110萬左右,翻譯作品50萬左右。如果算上<西行漫記>,則在180萬以上。也就是說,在現已出版的胡愈之作品中,至少有一半以上可被界定為文學作品。

比作品數量更重要的,是作家的創作歷程。因為創作歷程不僅是我們探詢創作軌跡的主要路徑,更是我們考量作家創作成就和影響的重要衡量尺度。道理十分簡單,如果胡適的白話詩和魯迅的<狂人日記> ,放在建國以後或現在來發表,其意義和價值將大打折扣。正因為他們的作品誕生在“五四”新文化發軔之際,所以其啓蒙作用和引領意義才非同一般。當然文學創作歷程,不僅僅隻是作品,還應包括與之緊密關聯的文學活動。

胡愈之的文學創作歷程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1915年發表第一篇作品起至1927年底赴法國流亡前。這一時期的作品主要由三部分組成:1、“五四”前傳遞新思想、新科學、新發明的知識性散文;2、“五四”期間及“五四”後介紹國外弱小民族文學的翻譯作品、倡導寫實主義文學的文藝理論文章和評述國際問題的時政性散文、雜文;3、以《五卅事件紀實》為代表的紀實作品。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也是胡愈之參加文學活動最多的時期,如引領白話文、參建文學研究會、協編《文學旬刊》、倡導寫實主義文學等等。這一時期無論是作品的數量、影響、涉及面,還是參加文學活動的開拓意義,在對“五四”新文化以及中國現代文學的啓蒙和引領上,胡愈之與同時代的進步作家相比,都是絕不遜色的。這一時期,我也把它稱為胡愈老文學創作歷程中的“播火期”。

第二個時期:1928年1月赴法國流亡起至1940年10月赴南洋前。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主要以《莫斯科印象記》和《西行漫記》為代表。除了這兩部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文學翻譯史上具有標桿意義的作品外,胡愈之另一個重大的文學貢獻便是主編和創辦了大量的進步報刊。如主編《東方雜志》、創辦<世界知識>及系列書刊、創辦《月報》等抗戰報刊、協助鄒韜奮主持《生活周刊》等等,雖然這些報刊並非純粹的文學報刊,但無論在為作家提供創作園地上,還是在團結凝聚作家共同推進進步文學、抗戰文學的前進上,其作用和價值都是非同小可的。而胡愈之首次編印<魯迅全集>的壯舉,其意義更不用贅述。這一時期,我們也不妨可把它稱作胡愈之文學創作歷程中的“標桿期”,在胡愈之自身創作成就上具有標桿意義,在那個時代段的作家群體中,胡愈之同樣具有標桿式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第三個時期:1940年11月赴南洋起至1986年1月逝世前。這一時期時間跨度最大,長達45年,但其創作主要集中在兩頭,即南洋時期和文革後至逝世前。南洋時期的創作以長篇科幻小說《少年航空兵》、《鬱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以及大量的政論散文為代表,文革後至逝世前則重點為《我的回憶》和晚年的一批懷念性文章。因地域和環境獨異,胡愈之在南洋時期的作品及文學活動,我以為在中國的同時代作家中頗具獨特的意義和價值,關于這一點,在下面的章節中,我將稍作闡述。如果要對胡愈之文學創作歷程的第三個時期,也作個比喻的話,那麽這一時期不知是否也可稱作“特定期”,特定的地域(南洋)、特定的歷史條件(抗戰、反右、文革改革開放)、特定的角色(文化界和民主黨派領導人、國家領導人)下的文學創作時期。

文學成就

勿庸諱言,正如戴文葆先生在《胡愈之譯文集》的“編後記”中所說的那樣:“他(胡愈之)對我國思想文化領域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有相當多的成就至今尚未為人充分了解。”而在胡愈之至今尚未為人充分了解的成就中,我以為被遮蔽和掩掖得最多的,正是胡愈之在文學上的成就。目前,除新加坡對胡愈之在南洋時期的文學作品有專門的學者研究,並將胡愈之的作品選入新加坡兩部文學大系外,國內鮮見對胡愈老文學成就研究的學者和資料。這一方面固然為我們探究胡愈之文學成就,增添了動力和價值,但另一方面也無疑給我們有效地開展這項工作,增加了難度和障礙。

胡愈之傳胡愈之傳

要探究胡愈之文學成就的影響和作用,我以為離不開時間和地域這兩個縱橫的座標,也正是立足于這兩個縱橫座標,我將胡愈之文學成就的影響和作用大致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一)、傳播五四新文化的播火者

如果說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是“五四”新文化當之無愧的旗手,那麽“五四”新文化火種的濫觴和洇漫,我以為更有賴于茅盾郭沫若瞿秋白葉聖陶鬱達夫胡愈之、鄭振鐸、周作人劉半農田漢陳望道等一大批新文化精英的努力實踐和不懈傳播。作為傳播五四新文化的一個重要播火者,胡愈之的影響和作用在“五四”前夕,與茅盾等一起著力倡導白話文,發表傳遞西方新思想新科學、宣傳新科技新發明的文章時就已經初顯崢嶸。“五四”運動爆發至1923年下半年這三年多的時間裏,他在《東方雜志》、《小說月報》、《文學旬刊》等報刊上發表了大量介紹、評論世界進步文藝人物、作品、思潮和流派的文章,翻譯了眾多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是“五四”作家中最為高產者和傳播新文化最為活躍者之一。今天當我們評價“五四”作家的文學成就時,我們習慣于將目光集中在幾個旗手和一些經典的小說、詩集等作品身上,其實就啓蒙和普及的意義而言,胡愈之那些視野廣闊、知識豐富、觀點鮮明、思想進步,既短小精悍又通俗樸實的文學作品,其影響和作用至少在當時絲毫不亞于甚至有勝于前者。

(二)、開拓現代新文學的實幹家

現代新文學的概念,我的理解正如李大釗在《什麽是新文學》一文中所言:“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4),其含義與現代文學史上的“現實主義文學”相近。將胡愈之譽為開拓現代新文學的實幹家,我以為是名至實歸、十分適合的。實幹家同樣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自身的創作實踐和文學作品;二是胡愈之從事的文學活動。幾乎是“五四”新文化初興的1920年1月10日,胡愈之即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了長達9000多字的文章《近代文學上的寫實主義》,接著他又先後發表了《創作的新傾向》、《文學批評——其意義及方法》等一批文學評論,成為中國最早揭起現實主義文學旗幟的“五四”作家。而《五卅事件紀實》、《莫斯科印象記》、《西行漫記》等一批在中國現代新文學史上具標桿意義的紀實文學作品的創作和翻譯,更以自身的實踐,讓這種開拓成為碩果累累的輝煌。值得一提的是胡愈之創作于南洋的惟一一部長篇小說《少年航空兵》 ,這部小說的開拓意義至少有兩個第一:是中國現代新文學中第一部長篇科幻小說,第一部以長篇小說的形式描摹新中國雛形的文學作品。至于胡愈之以主編和創辦大量的進步報刊、首次編印《魯迅全集》等具體的文學活動,團結、引導大批作家開拓和推動現代新文學的發展中,更以一個眾所公認的實幹家著稱。這方面大家了解的較多,不再贅述。

(三)、引領南洋華文文學的擎旗手

前面已談到,胡愈之在南洋時期的作品及文學活動,我以為在中國的同時代作家中是頗具獨特意義的。這種意義我想主要在于兩點:1、與同時代作家多留學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不同,胡愈之在南洋時期的作品及文學活動,為我們更全面地研究華人作家在海外的活動和由此形成的海外作品現象,提供了另一層面的重要個案。2、胡愈之在南洋時期的作品及文學活動,在推動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現代新文學向相對落後的南洋地區滲透和傳播的同時,也為我們探究這種滲透和傳播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提供了樣本和渠道。關于胡愈之在南洋時期文學活動、文學成就的影響和作用,近年來新加坡學者駱明、林萬箐、方修、崔貴強、邢慧麗以及王慷鼎等先生和女士,都有專門的研究,前年在撰寫《大道之行——胡愈之傳》一書時,我也作了一些簡單的分析。我認為胡愈之在南洋時期文學活動、文學成就的影響和作用,著重體現在三方面:一是給南洋華人社會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遣產;二是對南洋華文文學起了開墾作用;三是傳承了中國文人的偉大品格。這三方面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那麽稱胡愈之為“引領南洋華文文學的擎旗手”,乃當之無愧。

人物自述

從小的時候,我是一個多麽贏弱的孩子啊。記得在中學生時代,我的身體又矮又瘦,顯出額角格外地鼓大,站起 來全身失去了支點。又因為小時候多病,頭發黃短,在額後垂著長不盈尺的卷曲的辮子,恰像一條豬尾巴,老是給身材高大的同學們,當作開玩笑的資料。

胡愈之(右)胡愈之(右)

是在一九一一年的春間,我的父親送我去投考紹興府中學堂。那時紹興是革命偉人的產生地,紹興府中學堂是以鬧風潮著名的學校。府中學堂的監督(中學校長當時稱監督)一年中總得換過兩個。據說當時學校當局怕事,以身材短小作為錄取新生的標準,以為人小是一定不會鬧風潮的。而我卻是全校生得最短小的一個,所以便被錄取了。(這還是最近聽魯迅先生──當時紹興府學堂的監督──說的,以前我還不知道。)學校當局的眼光是不錯的。我在府中學堂,是最安分的學生,不但不會鬧風潮,連同學們的欺侮嘲笑,我也從不敢反抗。我是一個多麽羸弱的孩子啊!又是第一次離開家庭,進都市的學校裏。初進校的新生,照例是要受老資格的同學的欺侮的;又何況許多同學們,一個個長得又高又大,我自然隻好忍受一切,始終抱著“不抵抗主義”。

這時候離開武昌起義,不過半年,清室的統治,已開始動搖。紹興的革命偉人徐錫麟,行刺恩銘不過是前二三年的事。我們時常經過紹興府城的軒亭口,不免回想到“鑒湖女俠”秋瑾斬首的情形。因此青年的中學生,給神秘的革命情緒籠罩著。我說“神秘的”,是因為當時的青年不像現在的青年那樣,有明白的政治社會意識。不過因為清廷慘殺革命志士,引起了強烈的反感,又因受當時報紙民主思想、種族思想的影響,所以覺得非革命推翻清室不可,而且覺得非犧牲生命去革命不可。當時,我和同學們最感興味的是談革命。雖然學校當局恐惹起外間的註意,勸學生們勿談政治,但是我們都把革命問題,看作比校課更有興味。有幾位教師,是曾經參加過同盟會的,我們都特別對他們表示敬仰。

到了那年四五月間,這鬱積在青年人心頭的革命情緒,是非表現不可了。而表現的方式,卻是剪辮子。說也奇怪,因為有一二個同學剪去辮子,大家相率仿效,剪發竟成了一時的流行病。雖然學校當局為避免外面的壓迫,勸告學生勿剪辮子,但是一大部分的學生卻都變成了光頭。我的堂兄在府中學堂裏,他也是首先剪去辮子的一個,他的家庭知道了這事,告知我的父親,父親著慌了,連忙來一信。叫我萬勿剪辮子。我便寫信去要求,我的父親又來信,申斥了一頓,引了“身體膚發,受之父母”的大道理。其實我知道我的父親並不反對剪辮子,不過因為當時清廷壓迫甚嚴,凡是剪去辮子的人,往往被稱作革命黨,捉去便殺頭。父親是怕我發生意外罷了。

究竟我是一個贏弱的孩子。我沒有反抗父親的勇氣,隻好暫時把辮子留著,但是因此我卻出了重大的代價。我被同學們當作侮弄的對象。“豬尾巴”變成了我的代名字。自然同學中留著辮子的還很多,但是他們是“大人”,沒有人敢取笑,而我卻隻好吞聲飲淚,獨自受著高大的同學們的欺侮。不單是剪發的同學們,扭住我的小辮子,當作把戲,連那些和我一樣留著辮子的同學們,因為自恃拳頭大,也稱我叫“豬尾巴”,這是多麽難受的侮辱啊。

這一年暑假,我是拖著小辮子回到家裏,但要求父親下學期轉學到別處,為的是不願受“豬尾巴”之辱,不然父親便應該準許我剪發。可是這兩個要求,都被父親拒絕了。暑假過後,我隻好依舊拖辮子進紹興府中學堂去。

可是這時候情形卻不同了。捉拿革命黨的風聲突然緊急起來,許多人因為剪辮子,都被捉了去正法。因此本來已剪掉發辮的同學們,都在瓜皮帽子底下,裝著一根假辮子,回到校裏。我心裏雖然暗暗得意,覺得剪發的同學們,實在也不見得比我更英雄些,但是另一方面我卻更深切地感到“豬尾巴”之辱。他們雖然裝了假辮子,比“豬尾巴”到底威風些啊。

秋季開學以後,不到十天,我就病倒在床上了。我的病是傷寒症,熱度很高。人們僱了劃船,把我送回兩百裏路外的家鄉。當我到家的時候,已不省人事,我的父親,祖母。一家人都憂急得不堪。這一病就病了整整四個月,中間有兩個月不吃東西,瘦得隻剩了皮包骨頭。醫生都說希望很少了,後來總算是慢慢救活了。這以後的生命,好比中了航空頭獎,可以說是意外得來的。

快到深秋的時光,我的病已過了危險的時期。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到來了。武昌起義以後,各省紛紛回響。不到幾天,革命的聲浪,震破我們這個小縣城裏的寂靜的空氣。有人說杭州城已掛著白旗了,有人說革命黨已佔領紹興了。這些訊息馬上就傳到我的病榻旁。父親來和我說,滿清大概是要推翻了,外間已經有許多人剪掉辮子,天下應該是漢人的天下了。

在病擔榻中躺了三個月的我,正沒法消除悶氣,聽了這樣的驚人訊息,自然喜之不盡。我正自忖著,我這回雖生了一次大病,但我是得到了“新生”了。我至少可以剪掉了辮子,不再受“豬尾巴”之辱。我是多麽快活啊。

那時我聽到革命軍光復各地的訊息,感情的興奮,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遇到來看我的人,我都和他們談論國事。甚至一個不懂事的傭婦來我房裏的時候,我也要問她外面變成了什麽景象,街上有沒有掛白旗。我恨不得立刻跳起來,去看看這大轉變後的新世界,滿足我的興奮的好奇心情。

我再三向父親要報紙看,父親卻不許可。醫生說我的身體還是十分虛弱,看書看報是應該絕對禁止的。但是在病床上,整日夜閉目想象外部世界的奇異變象,想象報紙上用大字標題登載著的驚人新聞,我委實是不能忍耐了。有一天,合家人正在午飯的時候,我的房裏沒有人。我從病床上奮力爬起身,一步一歪地走到了病室對面我父親的書室裏。我在桌上偷了一份《時報》,就折回到病室裏。還沒有回到床上,我已昏迷不省人事了。待母親進房來的時候看見我暈倒在地上,手中拿著一份《時報》,全家都著急起來。忙扶我到床上,請了醫生來,總算又把我救過來了。但是以後就絕對不許我看報,而且不讓我一個人在房裏。

又過了一個多月,我的病算是完全好了,隻是瘦弱,沒有氣力,一九一二年的一月一日,清廷遜位,孫中山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我的父親本也是“新黨”,到這時他再不猶豫了。他選定了一個吉日,叫了理發師來,替合家男子剪發。父親是第一個剪去辮子。自然這一回父親不再主張“身體膚發,受之父母”的大道理。

那時我已經能從床上起來,準備在我的父親叔父之後,剪掉我的小辮子。但是當我起來照了一下鏡子,發見那我認為奇恥大辱的豬尾巴,早已不見了。原來一場大病,把我的幾根又黃又短的頭發,脫的幹幹凈凈,我已成了一個禿頭。因此直到了最後,我還是沒有機會表現我的發辮的革命。我相信我一生沒有比這一件事失望更大的。

相關介紹

與三聯書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前身是1932年創辦的生活書店、1935年創辦的新知書店和1936年創辦的讀書生活出版社。而生活書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1925-1932)。

三聯書店三聯書店

《生活》是黃炎培主持的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機關刊物,開初內容比較單調,進不了文化市場,印數隻有2800份。從第二卷起聘請鄒韜奮主編,他約請一些進步作家為刊物寫稿,改變刊物的精神面貌,提高文化層次,受到讀者歡迎,很快發展到2萬份發行量。1931年他讀到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十分贊賞,在《生活》上發表讀後感,推薦給讀者。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佔了我國東三省,胡愈之發表了《尚欲維持中日邦交乎》一文,表達了鮮明的抗日主張,激起讀者的強烈反響,鄒韜奮讀後也為之震動。于是,他請朋友從中介紹與胡愈之會面,一氣談了三個小時,並向胡愈之約稿。胡愈之寫了一篇《一年來的國際》,評述英、美、德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介紹蘇聯的建設成就,並預言九·一八事變將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當時蘇中斷交,發表這樣一篇文章是要冒一定政治風險的,但鄒韜奮一字不改地刊登在1931年的“國慶特刊”上。胡愈之感到鄒韜奮有膽識,有正義感,從此傾力相助,參與組織和策劃《生活》的編輯工作,還經常為刊物寫稿,尤其是以“伏生”為筆名寫的國際問題文章,一時風行上海,大大提高了刊物的號召力。有的刊物甚至以“胡伏生”的文章作為廣告,企圖魚目混珠;《生活》為此特意發表聲明,澄清“伏生”並非“胡伏生”,成為當時媒體內部的新聞事件。

《生活》的訂購數逐漸上升到15萬多份,成為當時中國銷量最多影響最大的刊物,由此也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註意。蔣介石要求黃炎培改變刊物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鄒韜奮與胡愈之、徐伯昕、畢雲程、杜重遠等人商量,決定脫離中華職業教育社,獨立辦刊。胡愈之建議獨立後創辦生活書店,可以在刊物之外出書(周刊社本來也有一些文章結集出書)。在為生活書店起草的合作社章程中,他提出了三個原則,即,經營集體化,管理民主化,盈利歸全體。這三個原則使生活書店不同于當時一般的私營企業,對生活書店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32年7月,生活書店正式成立,這是中國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三聯書店的開端。這一年,鄒韜奮37歲,胡愈之36歲。

生活書店成立後,胡愈之又協助鄒韜奮製定了經營方略。一是表面上把周刊與書店分開,以免周刊因不改立場而被禁時影響書店;二是以書店為核心出版多個刊物,書刊互動,快速發展;三是出版與發行並舉,不但發行本版書,而且經售、代辦各種書刊報紙。新知書店和讀書生活出版社成立之初都是由生活書店代理發行業務。這三家書店目標基本一致,一開始就有密切聯系,為以後的合並埋下了伏筆。

從以上的史實可以看出,胡愈之雖然沒有在《生活》周刊社和生活書店擔任具體職務,但他實際上是《生活》周刊發展初期的重要參與者,是生活書店的設計者和主要創辦人之一。

1932年12月,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由于鄒韜奮在讀者中很有號召力,魯迅

魯迅、胡愈之等合影魯迅、胡愈之等合影

特請胡愈之約他參加。鄒韜奮欣然答應。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實際政治活動,也是第一次與重要的社會活動家和文化人共事,這無疑對他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影響了生活書店的立場和發展方向。不久,民主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被國民黨特務暗殺,韜奮也被列入暗殺名單,隻好出國避難。行前,他將《生活》周刊托胡愈之照料。胡愈之不負所托,不但組織編務,而且原來每期由韜奮執筆的“小言論”都由他來寫。刊物辦的很有銳氣。

1933年底,由于胡愈之的一篇短文,當局通令全國查禁《生活》。在最後一期上,胡愈之寫了《最後的幾句話》,強烈譴責當局的無理行徑,同時刊登了鄒韜奮出國前就已經寫好的《與讀者諸君告別》。《生活》雖然被禁,但不到兩個月,即按胡愈之原先的構想,又創辦了《新生》周刊。胡愈之建議請與張學良有良好關系的杜重遠出面註冊《新生》,得以順利通過。《新生》完全繼承了《生活》的辦刊宗旨,“一切仍屬舊貫”(鄒韜奮語)。

此間,胡愈之還為生活書店策劃創辦了《文學》、《世界知識》兩個刊物。《文學》由茅盾、鄭振鐸主持,胡愈之擔任編委;《世界知識》則由胡愈之親自主持,這個刊物壽命很長,抗戰勝利後發展成為獨立的世界知識出版社,創辦人也是胡愈之。韜奮1935年回國,立即與胡愈之一起投入抗日救亡活動。1936年11月,國民黨當局逮捕了包括鄒韜奮在內的救國會七君子。胡愈之擔負起營救的組織工作。經過長達8個月的不懈努力,在全國各界的支持下,1937年7月底,七君子終于被無罪釋放。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風雲變幻、國難當頭的日子裏,鄒韜奮和胡愈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韜奮每當有重大決定時都要征求胡愈之的意見,對他十分佩服和信任。1938年12月,抗戰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國民黨對有共產黨色彩的書刊開始新一輪的清理。生活書店又面臨一個新的關口。鄒韜奮特別邀請胡愈之到重慶,商洽書店大計,總結9年來的工作,製定抗戰階段書店工作原則和新的編輯出版計畫,並請胡愈之主持修訂新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

新的《章程》重申了民主集中製的管理原則,並在組織上確立了三個系統,第一是社的小組,這是幫助社務能正確執行的細胞組織;第二是業務系統;第三是自治會系統,這是增進同人福利,實行自我教育,提高每一個職工政治認識水準的細胞組織。這種民主集中製的管理方法在上世紀30年代是十分超前的,是富有創見的。這可能與胡愈之曾到蘇聯訪問有關。

在這次會面中,胡愈之建議,在後方和海外開設生活書店分店,化整為零,把人員和物資分散到五十幾個分支店,既儲存了實力,又擴展了書店業務。韜奮深以為然。在隨後舉行的社員大會上,胡愈之被選為理事會理事、編審委員會主席——這是胡愈之在生活書店擔任的唯一一個公開的職務。會後,胡愈之對編審工作的各個方面做了周密的部署,提出了“適應抗戰建國需要、促進大眾文化、發展服務精神”的出版原則和編審工作計畫化的要求。他手訂了全年和各季度各類出版物的編審計畫、出版計畫和實現這些計畫的措施,把過去的出版物分成A、B、C、D、E五類,由每個編委分擔一個種類的編審工作。為保證編委會工作的正常進行,還製定了《編審委員會組織及辦事細則》20條。在組織領導上,改總編輯負責製為編委會集體負責製。編委會每兩個星期舉行一次會議,商討選題、組稿和審稿工作,開會時請經理、生產部主任和營業部主任列席。這些製度的確立,對于生活書店業務的規範化、科學化具有開創意義,極大提升了書店的職業化水準。

鄒韜奮對胡愈之的工作給予極高評價,他說:我們的胡主席是對本店最有貢獻的一位同事……他參加本店創辦時的計畫,等于本店的大憲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對于本店的重大貢獻,不僅在于編審,實際上是包括了我們的整個事業。但是他總淡泊為懷,不自居功。他的計畫力,極為朋友所心折,所以有“諸葛亮”的稱號……他的特長,不僅文章萬人傳誦,而且對出版營業無所不精。他的特徵,視友如己,熱血心腸。他是我們事業的同志,患難的摯友。

1940年7月,胡愈之奉命去南洋工作。1945年9月,他在南洋得知鄒韜奮去世的訊息。當時他一直不相信這個不幸的訊息,直到三個多月後,接到鄭振鐸從上海寄來的《民主周刊》,上面刊載了一篇寫韜奮之死的專文,才不得不信。他懷著悲悼的心情一氣寫下長達3萬字的紀念文章。他稱韜奮是為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鬥爭的偉大戰士,是偉大的愛國者。他認為,韜奮是屬于大眾的,是為大眾的。這其實也是對韜奮所創辦的生活書店的評價和定位。這個評價和定位一直影響到如今的三聯書店。

1950年4月,胡愈之作為全國出版界的領導人,在三聯書店第一次全國分店會議開幕式上講話,高度贊揚了三聯書店,同時對三聯書店下一步的發展提出了意見。他說:“三聯則一直是在進步著,所以它能有今天的發展。它曾向廣大的人民進行了廣泛的啓蒙教育工作,也曾培養了不少的革命幹部,現在它有六百多名幹部在直接繼續參加出版工作,而新華書店中也有不少幹部是三聯培養出來的……”他要求“三聯就組織與管理上為全國作公私合營事業的模範”,“三聯除了做出版發行工作之外,對一切私營書店,還負著領導和扶助的責任”,“要做到企業化”……

1982年10月,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紀念會時,86歲高齡的胡愈之寫了賀信。他充滿深情地寫道:

我和這三家書店關系很密切,尤其是和生活書店,關系更加密切。生活書店的創辦人鄒韜奮,是我親密的朋友,我常常為韜奮主編的刊物寫稿。關于書店的出版方針以及書店的內部結構,韜奮常同我交換意見……這三家書店,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戰勝了反動統治的殘酷迫害。到1948年,合並成立三聯書店。新中國誕生後,三聯書店繼續為國家的建設事業。為廣大人民,貢獻力量。

從1931年到1982年,五十多年裏,胡愈之先生一直關心、幫助和指導著三聯書店,多次為三聯書店規劃藍圖、引領路徑。他的精神是一以貫之的,即,不是為了做出版而做出版,而是為正義事業,為民族的需要,為大眾的利益;為了這一切,要善于經營,但決不為經營而犧牲意義。這是作為一個三聯人要永遠記取的。

為毛澤東獻策

1938年5月,胡愈之在武漢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第五處處長,受周恩來直接領導。四十年代到新加坡後,曾協助陳嘉庚辦《南洋商報》。新中國成立以後,曾任文化部副部長、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職。

1948年夏天,胡愈之從香港到大連,準備由大連轉到華北解放區。那時李一氓正在大連主持工作,接待了他。有一天,兩個人談起了當時的戰局。他對李一氓說:“毛澤東同志估計的勝利時間從現在起還要兩年,在我看來,勝利時間不要兩年。”“你是怎麽估計的?”李一氓問。胡愈之胸有成竹地分析道:“除軍事情勢外,還有一個人心向背問題。國民黨不僅軍事崩潰了,經濟也崩潰,因而人心亦崩潰了。你們沒有看見在國民黨區域不論哪一個階層,都希望解放軍勝利,希望蔣介石垮台。”

經他這一說,李一氓不禁大為欣喜,連聲說:“你這個看法有道理,我完全相信。”本來,李一氓是想等有方便的人同路時,陪送胡愈之到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平山縣去的,現在聽了胡愈之的見解,便立刻報告了旅大區黨委,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見解,建議應該馬上送胡愈之去平山縣。經過旅大區黨委的研究,他們就專門為胡愈之組織了一次交通和護送。在胡愈之即將離開大連時,李一氓還向他提醒:“到了平山後,一定要把你的這個看法告訴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

胡愈之到了平山縣不久,就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胡愈之遵照李一氓所叮囑的話,就把自己對戰局的看法坦率地

說給毛澤東聽。毛澤東對胡愈之的看法也很重視。隨後就與中共中央的其他領導人進行了研究。毛澤東吸取了胡愈之的意見,又根據自己掌握的國共雙方的軍事情勢,作了更為準確的分析,在1948年11月14日又寫成《中國軍事情勢的重大變化》一文,對自己原先的估計進行了變更。他在文章中說:“這樣,就使我們原來預計的戰爭進程,大為縮短。原來預計,從1946年7月起,大約需要5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現在看來,隻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

1949年9月,在胡愈之等人的籌辦下,第一次全國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開。毛澤東在胡愈之和陸定一的陪同下,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全體代表和工作人員。毛澤東並為會議題了字——認真作好出版工作。胡愈之當時是出版總署的第一任署長,他在會上致開幕詞,並作了題為《全國出版事業概況》的報告。

沈茲九、費孝通、胡愈之沈茲九、費孝通、胡愈之

早在三十年代,胡愈之曾為開明書店主編過大型的國內外報刊文選雜志《月報》,但出了7期就停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胡愈之創辦了文摘刊物《新華月報》。他親自寫信給毛澤東,請他為《新華月報》題詞。毛澤東接讀了胡愈之的信,欣然命筆,作了題詞。而胡愈之則親自作了一篇代發刊詞,題目為——《人民新歷史的開端》。

1966年,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胡愈之雖然自己也處在逆境之中,但他還是處處幫助別人,關心別人。他對“文革”中的一些做法有看法,便憂心忡忡地約楊東純、周世釗3人聯合上書給毛澤東,要求毛澤東接見他們,他們有話要說。毛澤東那時一般不輕易接見人,但看了他們的信,還派人來與胡愈之他們3人談話。胡愈之、楊東純、周世釗3人感到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便以很誠摯、很沉痛的心情和態度,對當時全國帶有關鍵性的重大問題作了痛切的進言。胡愈之說的是發揚民主、廣開言路的問題,楊東純談的是青年問題,周世釗談的是教育問題。一個半天沒談完,又加了一個半天再談,他們整整談了兩個半天。

胡愈之胡愈之

毛澤東所派來的人,對胡愈之他們3人所談的話都作了詳細記錄,回去以後也上報了,卻沒有結果。

然而,胡愈之這種敢于犯顏直諫的精神,卻贏得了許多人的尊敬。胡愈之也沒因此而灰心,仍處處關心同志,仗義執言。如茅盾當時無人過問,他就去看望他,並利用一切機會去反映他的正當要求;馮雪峰去世後,“四人幫”的大小嘍羅不準開追悼會,在最初的治喪方案中,甚至不許稱呼“馮雪峰同志”,他深抱不平,到處奔走呼吁,總算為當時舉行的告別儀式爭得了準用“馮雪峰同志”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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