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紺弩

聶紺弩

聶紺弩(niè gàn nǔ)(1903年1月28日-1986年3月26日),新中國著名詩人、散文家、“20世紀最大的自由主義者”(周恩來戲語),湖北京山人。曾用筆名耳耶、二鴉、簫今度等。 聶紺弩的詩作新奇而不失韻味、幽默而滿含辛酸,被稱作“獨具一格的散宜生體”。1986年于北京病逝。

  • 中文名
    聶紺弩
  • 別名
    原名聶國棪
  • 國籍
    中國
  • 民族
  • 出生地
    湖北省京山縣城
  • 出生日期
    1903年1月28日
  • 逝世日期
    1986年3月26日
  • 職業
    作家,編輯
  • 畢業院校
    上海高等英文學校

人物簡介

聶紺弩(1903年1月28日-1986年3月26日)原名聶國棪,筆名紺弩、耳耶、悍膂、臧其人、史青文、甘努、二鴉、澹台滅闇、簫今度、邁斯等,詩人、作家、編輯家、古典文學研究家,因在言論和詩詞中被加“現行反革命罪”服刑九年多後,于1976年獲釋。10月10日在入獄十年後獲釋,其作品《我若為王》選入人教版語文七年級課本。他是中國現代雜文史上繼魯迅瞿秋白之後,在雜文創作上成績卓著、影響很大的戰鬥雜文大家。在雜文寫作上,細紋恣肆、用筆酣暢、反復駁難、淋漓盡致,在雄辯中時時呈現出俏皮的風格。​

聶紺弩聶紺弩

生平經歷

初涉媒體

聶紺弩1903年1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京山縣城。少年時代就開始寫詩,在《大漢報》上發表詩作。1921年,考入上海高等英文學校。1922年,參加國民黨,到福建泉州國民革命軍“東路討賊軍”前敵總指揮部任文書;後出國到馬來亞吉隆坡,在任運懷義學擔任教員。1923年,到緬甸仰光任《覺民日報》、《緬甸晨報》編輯。1924年,回國考入廣州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二期。1926年初,受國民黨派遣入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次年蔣介石“四一二政變”後,作為國民黨員被遣送回國,在南京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任訓育員。1928年,任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副主任,後兼任《新京日報》副刊《雨花》編輯,同年與周穎結婚。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因組織“文藝青年反日會”為當局不滿,為避免被捕棄職逃亡日本,與在東京帝國大學留學的周穎團聚。1932年2月,經胡風介紹加入“左翼作家聯盟東京分盟。1933年2月,因參與日本左翼文化運動,聶紺弩夫婦與胡風等被捕入獄,7月一起被驅逐回國到上海,從此即參加上海“左聯”的活動,為理論研究委員會主要成員。

聶紺弩聶紺弩

創辦報紙

1934年4月,創辦《中華日報》副刊《動向》任編輯,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說集《邂逅》。1936年2月,聶紺弩和胡風、蕭軍、蕭紅等在魯迅支持下創辦文學雜志《海燕》,6月出版論文集《從白話文到新文字》,9月將從南京逃出的丁玲送到西安。1937年9月,聶紺弩和胡風等一起到漢口創辦《七月》雜志,同年出版論文集《語言·文字·思想》。1938年8月,到皖南任新四軍文化委員會委員兼秘書、軍部刊物《抗敵》文藝編輯,同年出版雜文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1939年,到浙江金華,先參與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員會機關刊物《東南戰線》,6月起任替代它的半月刊《文化戰士》主編。

聶紺弩聶紺弩

1940年5月,到桂林出任《力報》副刊《新墾地》編輯,八月參與創辦雜文月刊《野草》任編輯,同年出版短篇小說集《風塵》和《夜戲》。1941年,創辦《半月文藝》,同年和次年相繼出版雜文集《歷史的奧秘》、《蛇與塔》、《範蠡與西施》、《女權論辯白》、《早醒記》 。1943年到重慶,直至1947年先後擔任《藝文志》、《真報》、《客觀》、《商務日報》、《新民日報》等報刊編輯及西南學院教授,出版劇本、小說雜文集《嬋娟》和小說《姐姐》。

出版作品

1947年6月,聶紺弩被中共派到香港,擔任《文匯報》主編,直到1951年被調到北京。1949月7月,他應邀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大會,10月1日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開國大典”,任中南區文教委員會委員,不久回港。在港四年期間,先後出版散文集《沉吟》、《巨象》,雜文集《追悼》、《二鴉雜文》、《血書》、《海外奇談》、《寸磔紙老虎》,詩集《元旦》、劇本小說集《天亮了》、短篇小說集《兩條路》、劇本《小鬼鳳兒》等。

聶紺弩作品聶紺弩作品

1951年聶紺弩回北京,先後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兼古典文學研究部副部長,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古典部主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光明日報社編委等職。

慘遭迫害

1955年5月,當局在全國發動清理“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聶紺弩作為胡風老朋友,雖曾寫過揭發信但仍受牽連,7月被隔離審查,人民文學出版社已印刷好的《紺弩雜文選》停止發行,次年5月受到開除中共黨籍留黨察看和撤職處分。1957年,時任全國政協委員、國民黨革命委員中央委員的妻子周穎回響共產黨的“整風”號召提意見,被打成“右派分子”;聶紺弩因幫她修改過發言稿而受株連,次年初也被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與中央國家機關1300多名“右派分子”一起被遣送到黑龍江北大荒“勞動改造”。1959年10月,調到牡丹江農墾局《北大荒文藝》編輯部當編輯,次年冬結束勞改回北京,被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任專員,後來又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聶紺弩聶紺弩

1962年,聶紺弩得知胡風夫人梅志在北京就設法見面,夫妻倆就鼓勵她寫信要求探監見胡風。1966年初,胡風獲“監外執行”回家短暫居住時,聶紺弩又去探望並贈詩,此後與發配到四川的胡風也一直通信,文革開始時因擔心被紅衛兵抄家失去自己未曾發表過的文字手稿,就委托一位前往四川的朋友帶給梅志,卻被公安機關截獲。因他有些詩詞稿中有為胡風、丁玲“鳴冤叫屈”的內容,再加還有人交待揭發了他在私下曾有“惡毒攻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言論, 1967年1月25日以“現行反革命”罪嫌被捕入獄。1969年10月,因戰備原因被轉押到山西臨汾的省第三監獄,1974年4月被北京中級人民法院判為無期徒刑。其妻周穎為此四處奔走求告,找到曾任山西省法院審判員和時任臨汾監獄監獄長等願意為這冤案受害者幫忙,恰好1975年底中共中央曾下達“對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一律寬大釋放”的檔案,而監方釋放這類人員時已上報名單中有一人病死未銷,于是聶紺弩就被以曾任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副主任為由,在後來清理復查時作為頂替名額上報,經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于1976年10月10日以 “特赦” 獲釋,由周穎從監獄中接回北京。

平反昭雪

1979年3月和4月,聶紺弩的“反革命罪”和“右派分子”相繼被平反改正,恢復名譽、級別、工資及中共黨籍,9月任人民文學出版社顧問,11月當選為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常務理事,此後又任全國政協委員。1986年3月26日,聶紺弩病逝于北京,享年83歲。

聶紺弩的著作還有:《聶紺弩雜文集》 (1981),《紺弩散文》(1981),詩集《三草》(1981)、《中國古典小說論集》(1981)、《散宜生詩》(1982),魯迅評論集《高山仰止》(1984)、回憶錄《腳印》(1986),《聶紺弩舊體詩全編》(1990),十卷本《聶紺弩全集》(2004)等。

家世家庭

祖輩

聶姓,在湖北省京山縣城關(今新市鎮)還算是大姓。查閱京山縣志,遠不說元朝的肅政廉訪使聶懋、明朝成化年間的貢士聶宏,單說清道光、鹹豐、同治年間,就有恩貢聶善因、聶起琅、聶大來,庠生聶繼淳,名醫聶繼洛。京山城關三角洲曾建有聶家祠堂。

聶紺弩聶紺弩

京山城關的聶姓排輩順序為“良善繼起、大為國光、宜忠引導、世福齊昌”,聶紺弩是“國”字輩,其原名為聶國棪。

據傳,聶紺弩的祖籍應是距湖北京山城關二十裏處的觀音岩陶家灣。他的高祖曾在京山城關西門內錦春當鋪當伙計,後當管事,晚年自己也開起當鋪來。到了紺弩的曾祖輩,當鋪辦得火紅,並在老家觀音岩購置田產,重造房屋,一派興旺景象。紺弩祖父輩個個讀書習文。

紺弩的祖父聶大來,從小聰明過人,又飽讀經書,鹹豐年間補恩貢,娶曾憲德的女兒為妻。曾憲德字峻軒,世居京山城關水南門。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任興泉永兵備道(所轄地區為今台灣省和福建省沿海)道台,曾被授予三品按察使,賞戴花翎。

由于曾憲德治台成績顯著,被台灣人民譽為“化育蘇民”的好道台(詳見《京山文史資料》第三輯《化育蘇民的好道台》一文)。

曾憲德辭官歸鄉後,為桑梓做了許多好事,如辦“義學”,建“義倉”,修“文廟”等,今城關古跡文筆峰就是他倡建的。塔門上“青雲直上”四個字是他的二兒子——紺弩祖母的兄長曾慶蘭題寫的。

紺弩的曾祖去世後,弟兄分家,財力分散,聶家開始中落。聶大來分得京山城關十字街頭一棟三正四重的灰瓦房(以後又蓋了幾間偏房)和觀音岩村的部分房子和土地。

由于聶大來一生未中舉,不能踏入仕途,做生意也不行,晚年又受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庚子之亂”、“辛醜條約”等外界條件的影響,家庭經濟狀況已大不如前,但生有四男(長子平周、次子行周、三子漢周、四子玉周)二女。

聶大來和其妻去世後,生活重擔一下子落在長子聶平周(紺弩的父親)身上,但他無力挑起這副重擔,隻得不斷出賣土地。不久,弟兄分家,除分土地外,平周、行周分得街面房子,漢周、玉周分得觀音岩房子。

分家後的老三、老四在農村生活,家道迅速衰敗,後來漢周當了廚子,玉周則成為老實巴交的農民,紺弩的生父也貧窮潦倒;隻有老二行周(紺弩的養父)家境較好,還能僱得起老媽、丫環,直到他逝世。

紺弩的父輩兄弟一行四人,隻生得紺弩一個男孩,成為聶家的一根獨苗。

生父生母

聶紺弩生父聶平周,生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他是聶家長子,人稱“大相公”。他在無憂無愁的環境中度過了青年時期,讀過幾年私塾,也畫得一手水墨畫,1890年左右娶妻張氏。

聶紺弩傳聶紺弩傳

張氏(1871~ 1905),系京山城關書香人家女兒,其父是一位私塾先生,張氏嫁到聶家後曾連生幾個孩子,但都未養活。1903年臘月三十日,紺弩出生,雖給聶家上下帶來一片歡樂,但張氏在生產時得了“落地紅”——即產後出血,長期病臥于床,1905年去世,年僅三十四年。死前她怎麽也放心不下紺弩,雙目不瞑。

紺弩的生母去世後,家境愈加困難。聶平周既無謀生的本錢,也無謀生的本領,加上鴉片煙癮很大,沒有條件續娶,便把紺弩過繼給他的二弟聶行周為子。

聶平周一生沒有從事一項固定職業,由于有一副好嗓子,喜歡唱戲,所以他一生主要的工作就是“業餘”唱戲——即“打圍鼓”,這在當時京山城關並不是專業工作,最初隻是幾個會唱幾句戲、會打幾下鑼鼓的人在一起組成一個業餘班子,逢年過節為街坊鄰居熱鬧一番,到後來,如遇到哪家有婚喪喜慶,這個班子也會被請到家中助興、壯聲勢。這樣的活動可長可短,班子隨散隨聚,參加“打圍鼓”的人也不是以盈利為目的。

聶紺弩

聶平周一生不得志,年輕時曾販過煙土,但賠本多,賺錢少不了;晚年又在自己臨街的四間平房裏,開了一個小小的煙館,賺的錢也僅供他自己一人抽煙而已。

1914年元月下旬(即農歷癸醜年臘月下旬),聶平周因肺結核病逝世,終年四十一歲。

由于聶平周性格耿直,平時又常助人為樂,覺得街坊鄰居的喜愛。他的葬禮也因此十分熱鬧,親友們、鄰居們、還有不少圍鼓班子的朋友們都來向他告別,其聲勢不比有錢人差多少。

養父

聶紺弩的養父聶為臧(學名聶行周),生于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他從小極為聰明,是一個讀書人,最終卻沒有考取秀才,為此抱恨終身。

聶紺弩相關書籍聶紺弩相關書籍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為臧聶妻申氏。申氏一直無生育,1905年夫妻領養其長兄之子聶紺弩為後。

聶為臧年輕時曾憑著祖輩的一點聲望和本人的學問,在清朝末年做過縣裏的自治研究所所長,後因經常吸食鴉片被人告發而撤掉了。

他的思想比較開放,辛亥革命時,在其舅弟申國炬(留日學生,京山最早的同盟會會員之一)和好朋友孫鐵人等人鼓動下,擁護孫中山革命,參加了同盟會,從事宣傳革命的工作,一度失敗,幾乎遭到清政府的殺害。

以後,他還做過雲夢縣的法院書記,也因吸食大煙而被撤職。

晚年,聶為臧再未做過任何工作,生活全靠“跑稅契團”來維持。那裏買了田產的人,都要把契約拿到衙門裏交稅,衙門即把一張印好的蓋了縣印的官契連同原契發還業主,此謂之“稅契”。鄉下人離城遠,置了產業並不急于進城交稅,或根本不想交,衙門就專門派人去收,並按行政區域把每個地方都劃為一個個“團”。凡從事收稅工作的人,即謂之“跑稅契團”。這種職業者在縣衙內本是固定的、世襲的,後來也可買賣。聶家是祖傳的。

1919年,聶為臧因犯肺結核病去世,終年四十歲。

養母

聶紺弩的養母(即叔母)姓申,生于1881年,系京山城關大戶人家的女兒。其父申子輿,系光緒八年後的貢生,家風甚嚴。申氏為申家的第三個姑娘,從小纏腳,有一雙為時人贊美的“小金蓮”。因其父是讀書人,又較富裕,所以申氏也曾讀書。紺弩祖父在世時,聶申兩家門第相當,因此申氏嫁給聶為臧為妻。

結婚後,申氏甚望生兒育女,為聶家傳宗接代,但始終未能如願。後紺弩的生母逝世,申氏便將兩歲的紺弩抱過來,作為親生兒子撫養。

申氏做事利索,生活簡樸,對人熱情,也喜歡熱鬧。她的針線活做得極好,平時除做做女紅,看點閒書外,就是打牌。丈夫去世後,家庭生活水準一落千丈,便辭去了老媽、丫環,偌大的房子,隻有申氏和紺弩兩人。申氏從小接受封建教育,凡事講究禮教,對紺弩要求極嚴。而已長大的紺弩,三番五次要求到外面去闖世界。對此,申氏心中十分惱火。1920年,十七歲的紺弩私下跑到鄉下籌錢,準備獨自外出,但未成功。申氏為了拴住兒子,當年就將紺弩的一位叔伯舅父申星恕的女兒申小姑接過來,強迫紺弩成了親。然而,成親也留不住紺弩。不久,紺弩的啓蒙老師孫鐵人來信邀他外出,親友也樂意為他捐助盤纏,大舅父申國炬也竭力勸導申氏,最後,申氏才同意兒子離家。紺弩這樣終于離開了溾水河畔那座小城,掙脫了那不知沿襲了多少世代的貧窮落後的生活,勇敢執著地走到外面來了。

1936年12月25日,紺弩的女兒海燕在上海出生。1937年“七七”事變後,紺弩于當年八月送妻女回京山老家,這給老太太的晚年帶來了歡樂。年底,申老夫人為孫女舉辦了熱鬧的“抓周”儀式。小海燕在眾多的吃食、玩具、文房四寶等雜物中,果斷地抓起一支筆,老夫人為此樂不可支。

在此期間,紺弩夫人周穎在京山國民中心國小執教,成為家鄉很有影響的人物。1938年8月29日,日本侵略軍飛機五十七架次三次轟炸京山縣城,城關民眾遭到空前的災難,民房被毀一千餘棟,死傷六千餘人,炸絕九十餘戶。紺弩的家也被炸了,其母親與妻女幸免于難。事後,申老夫人和周穎母女隨城關的機關學校人員逃到京山北山。次年下半年,周穎母女在世交孫希曙等陪同下去重慶找紺弩,年老的申氏不能同行。

年近花甲的申老夫人,因戰亂生活失常,健康受損,已不能一人生活,便把舅侄兒子申旭甫一家接來作伴。1941年3月,六十歲的申老夫人溘然長辭,其喪事由親友安排。

著作書目

邂逅(短篇小說集)1935,天馬

語言·文字·思想(論文集)1937,上海大風書店

關于知識分子問題(雜文集)1848,上海潮鋒出版社

夜戲(短篇小說集)1940,改進

風塵(短篇小說集)1940,改進

歷史的奧秘(雜文集)1941,文獻

蛇與塔(雜文集)1941,文獻

早醒記(雜文集)1942,桂林遠方書店

嬋娟(劇本、小說雜文集)1943,桂林文化供應社

姐姐(小說)1946,桂林遠方書店沉吟(散文集)1948,桂林文化供應社

聶紺弩

天亮了(劇本、小說集)1949,香港人間書屋

兩條路(短篇小說集)1949,群益

元旦(詩集)1949,香港求實出版社

二鴉雜文(雜文集)1949,香港求實出版社

血書(雜文集)199,群益

巨象(散文集)1949,上海學習出版社

小鬼鳳兒(劇本)1949,新群

海外奇談(雜文集)1950,香港求實出版社

寸磔紙老虎(雜文集)1951,香港求實出版社

紺弩雜文集 1955,人文

紺弩小說集 1981,湖南人民

中國古典小說論集 1981,古籍

聶紺弩雜文集 1981,三聯

聶紺弩

三草(舊體詩集)1981,香港野草出版社

紺弩散文(散文集)1981,人文

散宜生詩(舊體詩集)1982,人文

高山仰止(魯迅論專集)1984,人文

腳印(回憶專集)1986,人文

活動年表

土地革命時期

1903出生于湖北京山縣城關鎮。高小畢業後,因家貧失學在家,將自己的習作寄到漢口的《大漢報》,且時有刊用。同學們戲贈“聶賢人”這一雅號。

1920年,在上海國民黨總部工作的孫鐵人在《大漢報》上讀到他昔日的學生聶紺弩的詩作,大為驚異,馬上致信報社總編、好友胡石庵:此生頗有文才,但尚需開拓視野,這樣才不至埋沒鄉間,並邀請聶紺弩去上海。次年,聶紺弩擺脫家庭的束縛,入上海高等英文學校就讀。

1922年,由孫鐵人介紹,加入了國民黨,不久被介紹到福建泉州國民革命軍“東路討賊軍”前敵總指揮做司書。

1923年,他又南下馬來西亞當國小教員,後到緬甸在仰光《覺民日報》、《緬甸晨報》當編輯時,讀到“五四”時期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深受影響。

1924年考入廣州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2期,在這裏,他與周恩來結識。

1925年,聶紺弩參加了國共合作的第一次東征,在彭湃主辦的“海豐縣農民運動講習所”擔任教官。東征勝利後,他又回到黃埔學習。

1926年初,從黃埔畢業後,他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這裏,鄧小平、伍修權等都是他的同學。大革命失敗,對聶紺弩震動很大,他曾表示要加入共產黨。

1927年回國後,他先任國民黨中宣部總幹事,又任南京中央通訊社副主任,以後又兼任《新京日報》副刊《雨花》編輯兼撰稿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積極宣傳抗日,因此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被關進監獄幾月後被驅逐出境。

1933年7月,他回到上海後,就參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加入“左聯”並成為左聯理論研究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從此投身到更為進步的文化鬥爭中來。

1934年3月,聶紺弩受聘國民黨汪精衛改組派控製的《中華日報》。當時,汪精衛與蔣介石有沖突,所以報紙時有攻擊蔣介石的言論,聶紺弩趁機在該報創辦副刊《動向》,成為進步作家繼《申報》的《自由談》之後的又一重要陣地,在反文化圍剿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魯迅給予了聶紺弩積極的支持。魯迅後來將他1934年的雜文編為《花邊文學》,共61篇,其中載于《動向》的就有22篇。

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時期

30年代中期,先後編輯《中華日報》副刊《動向》和雜志《海燕》。這時,他以短小精悍、犀利潑辣的雜文,引起讀者註意。

聶紺弩

抗日戰爭時期,聶紺弩在桂林與夏衍、宋雲彬、孟超、秦似編輯雜文刊物《野草》。

“皖南事變”後不久,他在《野草》上發表了《韓康的葯店》,從詼諧中體現譏刺,回擊了國民黨掀起的反共逆流,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雜文集《歷史的奧秘》、《蛇與塔》,都是作為《野草叢書》出版的。前者雜論社會現象,後者評說婦女問題。後來又以二者為基礎,編為《二鴉雜文》出版。解放戰爭時期,他的散文集《沉吟》和雜文集《血書》出版。《沉吟》通過人物記述表現了廣闊的社會生活;《血書》是對黑暗現實的針砭、撻伐,並熱情歌頌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公布的土地改革檔案。

1948年撤退到香港。同年在《小說》月刊第六期發表中篇力作《天壤》。

建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聶紺弩在香港辦報期間,仍以雜文為武器,批判各種怪現狀、怪議論,宣傳新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聶紺弩在雜文寫作上,有意學習魯迅的筆法,但又形成自己的風格:行文恣肆,用筆酣暢,反復駁難,淋漓盡致,在雄辯中時時顯出俏皮。他的作品多已收錄于《聶紺弩雜文選》(1955)、《聶紺弩雜文集》(1981)、《聶紺弩散文》(1981)。

聶紺弩

解放後,聶紺弩歷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香港《文匯報》總主筆,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古典部主任等職。

1955年被卷入“胡風事件”,被隔離審查。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勞動。1974年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無期徒刑。

1979年正式平反昭雪。 同年9月,聶紺弩受聘擔任人文社顧問。

1981年1月,聶紺弩出版了《中國古典小說論集》。他研究《紅樓夢》的系列文章,如《論探春》、《論小紅》等篇,多精警之論,為很多人所激賞。

1986年3月26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3歲。    

人物軼事

聶紺弩落拓不羈,我行我素,不拘小節,周恩來說過他是“大自由主義者”。當年《申報》的《自由談》上,有兩個人的雜文與魯迅神似,一是刻意學魯的唐弢,一是隨意為之的聶紺弩,他被認為是魯迅之後的雜文第一人。晚年,聶紺弩運交華蓋後又寫起舊體詩來,古怪而又美妙,實為文壇一絕,堪稱“我國千年傳統詩歌裏的天外彗星”。

聶紺弩

有人說,若論武略,聶紺弩可以為將;如論文才,他可以為相。若單看一看他青年時代的傳奇生涯,這一判斷就不為過了。

建國後的第一次文代會,聶紺弩和樓適夷作為香港地區的代表參加。會議結束前,他們接到通知,某首長在北京飯店接見。到了出發時間,可聶紺弩仍高臥在床,樓三番五次叫他也無結果,隻得動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來,睜開睡眼說:“要去,你就去。”“約定的時間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還得睡呢。”說完,他又鑽進被窩大睡去了。樓隻得一人去見首長,還得為聶紺弩找一番托詞。可是,直到會見結束,也沒有見到聶紺弩的影子。

不久,聶紺弩調回北京。馮雪峰對人說:“這個人桀驁不馴,都嫌他吊兒郎當,誰也不要,我要!”就這樣,他被安排到人民文學出版社,與樓適夷又成了同事。他自己說:我這個人既不能令,也不受命,要我做領導工作是不行的。那時,他一人住在辦公樓後的一個大房間裏。早上,別人都從遠處趕來上班,他才趿著拖鞋在房門外刷牙,有事還得到他的房間去找他。

聶紺弩

在出版社,他平時對很多事無興趣,有時開會談到與他無關的事,他就會不耐煩地走開;有時正在傳達別人的話,他覺得與自己無涉,就不願聽下去。他的意思是,這類事什麽時候都與他無關,用他常說的話是:“我不在內。”既然不在內,也就不必知道。

“三反”運動時,他認為自己不管錢,貪污浪費都不沾邊,所以“我不在內”;至于官僚主義,他認為,自己不是出版社的主要領導,平時與人關系是嘻笑自如,談不上什麽官氣,所以“我不在內”。但是,當有人借反對官僚主義攻擊馮雪峰時,他卻馬上站起來,用自己雜文風格的語言將攻擊者駁斥得啞口無言。這一次,他算是“在內”了。三在人文社,聶紺弩主持整理出版了包括《紅樓夢》、《水滸傳》等古典名著及一批古典文學選本。他自己則寫了幾十萬字的古典名著的研究論文,又成了頗有影響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家。60年代初至“文革”前,在周恩來的過問下,他被安排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任文史專員,潛心研究中國古典小說。

那時,住在半壁街的聶紺弩已是60左右的年紀,但是生活仍毫無規律,有時通宵寫作,有時整天睡覺,白天來了客人,隻能先在客廳等候。其時,在北大荒一同改造的黃苗子,也已回到北京,雖然住家離半壁街有些距離,但為了抄一點美術資料,常常到聶府借書。看到他生活無律,書桌、床頭、客廳四處是煙頭煙灰,就用一句舊小說的套頭來形容他是:放浪形骸第一,自由散漫無雙。

聶紺弩不僅寫了大量精彩的古典長篇小說人物論,而且他的詠《水滸》、《紅樓》等書中人物的律詩也在朋友間傳誦一時。如他的詠林沖的句子:“男兒臉刻黃金印,一笑身輕白虎堂。”寫得慷慨悲涼,催人淚下。基于他對這幾部古典名著的造詣,黃苗子給他的書房提了一個齋額:三紅金水之齋,意思是:“三國紅樓金瓶水滸之齋”。不想,“文革”一開始,這齋額首先受到沖擊。一天,幾個戴著紅袖章的造反派來到聶府,指著那齋額問什麽意思。毫無準備的聶紺弩急中生智,回答說:“思想紅、路線紅、生活紅,謂之三紅;‘金’是紅寶書上面的燙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寫出來。”幾句話說得來人目瞪口呆,但還是一把撕碎齋額,罵道:“你是什麽人,你也配!”齋額被毀後,聶紺弩特意跑到黃苗子處報告前後經過,然後說:“將來你另外給我寫幅大的,我給你裱好再掛上。他們還沒有抄掉我的錢,我有錢,幾時我請你吃飯。”

聶紺弩

從1929年在日本結識了自己的湖北同鄉胡風,由上海、武漢、桂林、重慶而北京,兩個人結下了終身患難情誼。1955年胡風事件中,所謂的“胡風分子”大多鋃鐺入獄,以聶紺弩與胡風的關系,自然也難脫幹系,他被隔離審查。人們當時在他的一份交代材料中看到的第一句話是:“我比胡風分子還要胡風分子。”大概最終也沒有找到什麽蛛絲馬跡,在給予“留黨察看”和“撤職”處分後,1957年上半年又回到了出版社。

逃了初一,跑不了十五。1957年下半年整風反右中他還是被定為右派,原因是他為周穎修改了一份有關整風的報告,修改和增添了幾句話,夫人被劃為老右,他也沾光了。1962年初,剛從北大荒回來的聶紺弩找到胡風的夫人梅志,要她設法盡快與不知生死何處的胡風聯系上。胡風被關押十年回來後,聶紺弩第一個上門來看望。胡風旋即被送往成都監外執行,還是聶紺弩趕來為他送行。此後兩個人還常有書信往來,不斷以詩作唱和。

在歷盡磨難後,兩個人先後出獄卻成了又病又老的老人,隻有好友蕭軍雖也經災難卻健壯如昔。他曾弄了一輛車,把胡風拉到聶紺弩的病房,三人合了一張影留作紀念,而他們卻不能暢談如昔了。初出監獄,周穎帶聶紺弩上理發店理發,“覽鏡大駭,不識鏡中為誰”。九死一生歸來,形如鬼影,聶紺弩作《對鏡》四首以舒懷;胡風80壽辰聶紺弩作詩雲:“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前句指胡風出獄後精神有時失常,“三十萬言”指胡風關于文藝問題的三十萬言《意見書》,“三十年”指胡風因這《意見書》而遭受的三十年的非人折磨。讀來讓人凄然。

聶紺弩

在胡風事件中,舒蕪因提供胡風給他的信件使勢態迅速轉向而成為人們眼中的“猶大”不被人原諒。但是,舒蕪卻是聶紺弩的密友,聶紺弩對他還頗有好感。人們說這源于聶紺弩的愛才,其實,也源于他對歷史的洞察。

聶紺弩晚年向人講了這樣一個故事:1945年,胡風發表了舒蕪的《論主觀》一文後,就被認為是與毛澤東思想相沖突而受到批判,抗戰勝利後在香港又組織了對胡風的文藝思想的批判。解放後,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在廣西工作的舒蕪寫了文章批判自己的《論主觀》並發表了《致路翎的公開信》,對胡風的文藝思想的批判也逐漸升級。1954年夏天,老友何劍勛來北京看聶紺弩,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院子裏他們碰到已調到這裏工作的舒蕪,三人就一起出去吃飯。飯後,聶紺弩建議一起到離這不遠的胡風家看胡風。進了會客室,胡風好一會兒才出來,他與眾人寒暄後,就指著聶紺弩說:“老聶,你也太不像話了,隨便把什麽樣的人都帶到我這裏來?”聶紺弩一聽,就覺不妙,不想胡風當眾就對舒蕪表示不歡迎。

大家急忙出來,到北海去喝茶。

舒蕪說:“胡風太自信了,我手頭上就有他的幾封信,拿出來大家看看,很可以說明問題的。”聶紺弩隻得勸說:“你在氣頭上,這種事,非同小可,冷靜了再說。”可能在這時候,上面又組織了對胡風的批判,舒蕪就拋出了胡風的信。聶紺弩認為舒蕪這樣做是為了泄私憤,這樣雖然不對,但是最後對胡風上升到反革命的高度,這是誰也沒有想到的。

聶紺弩

1982年,舒蕪60歲時,聶紺弩寫詩相贈,其中有句:“錯從耶弟方猶大,何不討廷咒惡來。”他認為,人們把舒蕪比作胡風的門徒是不對的。認為人們恨猶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總督,是一大怪事。

他說:猶大的故事是編造的,這樣使人轉移目標。正如他系獄十年,源于某人告密,而他出獄後從不去追查告密者一樣。

漫長的監獄生活,嚴重地戕害了他的身心。他的身體狀況越來越糟:腿部肌肉日漸萎縮,發展到手臂也不聽使喚,一條腿已經不能伸直,直至自己一點也動彈不得,連腦袋從枕頭上抬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了。每天隻能靜靜地躺在床上。他拒絕住院,最後,連吃葯也拒絕了。11月10日,在紙上歪歪扭扭、模糊不清地寫下《雪峰十年忌》詩二首,遂成絕筆。

聶紺弩

1986年3月26日,下午4點25分,聶紺弩終于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溘然長逝于北京協和醫院。據說,3月26日這一天,他對守候在床邊的周穎說:“我很苦,想吃一個蜜橘。”

周穎剝了一個蜜橘給他。他一瓣一瓣地把蜜橘全吃了下去,連核兒都沒吐。吃完後,他說:“很甜,很甜。”接著,就睡著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沒醒過來。

有人稱聶紺弩為“才子”,也有人說他是典型的“文人氣質”,還有人以為他是“名士派作風”。在現代中國,魯迅那種“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的境界,罕有企及者,聶紺弩庶幾近之。鍾敬文《懷聶紺弩》有詩:“憐君地獄都遊遍,成就人間一鬼才。”

聶紺弩的文採風流,聶紺弩的精神深度,聶紺弩的人格境界,已近乎絕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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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苗子遺作《昨夜見黑帖》

唧唧復唧唧,老來醫院息。不聞機杼聲,唯聞刀劍戟。問你何所思,問你何所憶。昨夜見黑帖,妖風卷臭腥。罪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是臥底,阿爺害人精。阿爺陷好人,投之入死檻。

該詩落款時間是2009年10月,是黃苗子躺在北京朝陽醫院病床上寫的,是未完稿。這一年3月,章詒和在南方周末撰文《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之後引起千層浪,該詩書寫的應是黃苗子當時的心境。

黃苗子之子黃大剛回憶,章詒和關于聶紺弩的文章在南方周末刊登見報的當天,家裏人就已通過各方朋友獲悉,“當時父親住院,我們一直瞞著他。當時謠言很多,有些說(黃苗子)默認了。”黃大剛說,直到2009年5月,父親的一位朋友不相信謠傳,拿著報道影印件去醫院看望,黃苗子這才得知此事。

黃大剛說,隨後他剛到醫院,父親就把那張報紙影印件給了自己,“說‘你看看這個’。他當時雖沒多說什麽,但對我不太滿意,覺得我們瞞著他。”因怕生氣影響老人健康,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黃家對這一話題盡量避開不談,或有意岔開,但黃苗子時會提起。黃大剛回憶,有次父親感慨,“沒想到,老了老了還碰上這麽一件事”。

2009年夏天,黃苗子出院後,家人擔心老人上網,便斷了網線。“他讓我們恢復,我們就各種理由搪塞。”黃苗子一度找到在電信工作的朋友,“當時那朋友慌著給我報告,說‘耗不住黃老,牛都吹了,說有根電話線我就能讓你上網’。”在黃苗子頻繁催促下,全家耗了半個月,最終不得不恢復網路。

黃苗子生前對章詒和的評價

黃苗子生前對章詒和作何評價?對此,黃大剛告訴南都記者,父親曾提起他和章詒和在一起吃過幾次飯,交情不深。“父親覺得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寫得不錯,他很欣賞章的文筆,但也說章寫聶紺弩的部分‘看著不大舒服,根本不是那麽回事兒。聶紺弩和周穎兩人關系很好,而且周大姐也不是那種人’。”

章詒和:不想就這些問題發表個人看法

南都記者連線章詒和本人。對于黃苗子的遺詩以及相關發言,章詒和表示,“不想就這些問題發表任何個人看法或感受”。

章詒和文章: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

發表于《南方周末》

2008年春夏之交,謝泳從廈門出差到北京,我約了幾個朋友一起吃早茶。邊吃邊聊,你一言我一語,無主題地東拉西扯。坐在身邊的謝泳低聲對我說:“最近,我看到一份關于聶紺弩的檔案材料,很吃驚。”

我問:“吃驚什麽?”

他說:“聶紺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黃苗子這樣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結舌,半天回不過神來。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謝泳說:“告密材料一直匯報上去,羅瑞卿批示:‘這個姓聶的王八蛋!在適當時候給他一點厲害嘗嘗。’”

難以置信!我的腦子全亂了。

一年後,我在2009年2月刊紀實版《中國作家》雜志上,看到了謝泳所說的《聶紺弩刑事檔案》(簡稱“聶檔”),全文十餘萬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資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實說話,以解密了的檔案材料為憑,系統又完整地揭示出聶紺弩冤案的真相。“去馬來船相上下,長波大浪與縱橫”(聶詩),我一口氣讀完,大慟,大悲。淚如大河,決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認識,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聶檔”使他們的面孔變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來。事實就擺在那裏,一切都是無法回避,也無可辯駁:長期監視、告發聶紺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須認同作者的結論——聶紺弩入獄不是紅衛兵扭送的,也非機關造反派搗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筆一劃把他“寫”進去的。

詩人邵燕祥看了“聶檔”,內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裏說:“今天的年輕人,看國外警匪片、國內電視劇,處處有線人、臥底、‘神鬼無間’,神鬼認證,英雄孤膽,看得緊張過癮,甚至心向往之。他們想必是想象自己處于‘正方’,才能這般心安理得。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父兄一不是殺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販毒的幫伙,卻在很長時段裏,曾經生活在被監控、被告密的恐懼之中……”(《牢頭獄霸的前世今生》,載《南方都市報》2009.3.5)

聶紺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後,發配到北大荒勞動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為是從1962年開始的。也就是說,聶紺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通過身邊的人及時匯報上去,並進入專政機關的檔案的。長年累月的告發檢舉,聶的問題性質日趨嚴重。依據事實,寓真把檢舉人分為兩類。一類是戴浩(湖北人,電影家)、向思賡(湖北人,曾參加左聯,1949年後為中學教師)、吳祖光(戲劇家)、陳邇冬(作家、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鍾敬文(教授,民俗學家),他們與聶紺弩有著密切往來,到了“文革”時期,在人身自由被限製的情況下,被迫寫有交代檢舉材料。另一類是幾年來(1962—1967)一直“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包括王次青(先後在出版總署和版本圖書館工作)、黃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遞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開頭是這樣的:“我昨天去找了聶,與他‘暢談’了一陣……一個晚上我得到了一點東西,破去不少鈔,總算起來在20元以上了。茲將他的談話,盡最大真實地記錄下來。”這第一段話裏,單是“暢談”、“破鈔”以及“盡最大真實地記錄”幾個片語,其主動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寫了10頁。這裏截取聶紺弩談論反右的片段:“你要殺人,你就殺吧,但是殺了以後怎麽辦?章伯鈞一開始的時候就說:‘隻要對國家、對大局有好處,你們要借我的頭,我也很願意。’要借我(指聶)的頭,我也願意,可是我話還是要說的。(著重,聲激憤)現在搞成什麽樣子,他們要負責,全國都要負責,隻有我們不負責,隻有我們(手指連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記性和手筆,寫得形神兼備。

由于坐探當得出色,到了1964年,聶紺弩的反動言行和寫作,就被頻頻蒐集起來,摘編成專政機關的簡報送到了高層。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見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個“王八蛋”的批示。羅瑞卿還批示道:“聶對我黨的誣蔑攻擊,請就現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統的東西研究一次,如夠整他的條件……設法整他一下。”

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聶紺弩的“反動”言論已有上百頁之多。內容有關于寫作的,有關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對時局的議論。2月18日的材料匯報聶的言論如下:“現在農夫也不好當。從前的農夫向地主納了地租之外,那塊地怎麽種,他有完全的權利。現在的農夫一點權利都沒有……這樣的製度是無法搞生產的。”“現在主要問題是人的權利問題,自由問題……”像聶紺弩這樣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當代清流,即使發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們打探的是朝廷,掛念的是天下,感興趣的是政事。聶紺弩隻要與同類聚會,三杯酒下肚,那議論與牢騷就一起冒出來了。他思想敏感,獨具慧眼,在驚人之語中,有深刻,有調侃,也有偏頗。這是中國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釋放。

都是幾十年的朋友,都是頭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氣的文化人,誰防備誰?時局盡管緊張,無奈聶紺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滿三巡肉更香”(聶詩)。好友加好酒,他說話就越來勁,話的分量也就越重。1965年8月4日,幾個人在聶家一起吃晚飯。飯後,聶紺弩談興來了,大放“厥詞”。他說:“有許多事情,我們會覺得奇怪,你想:一個普通人,總不能不看報紙吧,天天看報紙都看到自己怎樣偉大,怎樣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從個人來講,不管怎麽偉大英明,也總有不偉大不英明之處。從黨和組織來說,不管怎樣正確也總有不正確之處。都好了,都對了,都正確了,那就是什麽呢?那就是完了。這是不可能的,是不辯證的。”我看得出來,寓真公布的檔案材料是經過嚴格挑選、細心鋪排的。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那些異常激烈的言論,其實並未刊出。聶紺弩和我父親(編者註:章伯鈞)一樣,在私人聚會的場合,會直呼其名,會拍桌子瞪眼睛地大罵,還會講髒話。出語刻毒和文風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這才是聶紺弩。

聶紺弩怎麽會和這樣一些人往來?理由太簡單了:因為他隻能和這樣一些人往來,就像反右之後我的父母隻能和羅隆基等人往來一樣。1961年,聶紺弩剛從北大荒回京。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訪老朋友、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兩包煙。隨後說:“老聶,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後來,聶紺弩寫下這樣的詩句:

空屋置我一杯酒,也無餚核也無糖。

其時三年大災害,誰家有酒備客嘗。

舉杯一飲無餘瀝,淚落杯中淚也香。

臨行兩包中華牌:

老聶老聶莫再來,我事非盡我安排。

獨攜大赧出君門,知我何世我何人!

知我何世我何人——讀著這樣沉痛的詩句,我能想象出聶紺弩的狼狽與赧然,能體味到他內心的屈辱和憤然。現實的處境及困頓,他隻得與同類為伍了。

因為都以現行反革命罪入獄判刑,我與聶紺弩是難友。1978年我出獄後,在聶家有一次痛飲和暢談。我與他互相交換“案情”。

他問:“小愚,你是因為什麽進去的?”

我說:“兩條,一是反動言論,二是寫反動日記。”

聶大笑。說:“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樣的罪。我是說反動話,寫反動詩詞。”

我說:“我的反動話,主要是攻擊江青。”

聶大悅。叫道:“李大姐(編者註:章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惡毒攻擊的是一個人!來,為了這個,我們要單獨喝一杯。”

我告訴聶紺弩:當時專政機關認為,章詒和光有別人檢舉的反動言論還不夠,要把她釘死在罪行上,還必須有文字。于是,指使劇團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記、札記、手稿,共17大本。他們終于找到所需的證據。白紙黑字,跑不掉了。聶紺弩也如此!“王次青寫的檢舉材料,主要是關于聶的言論”,還需要白紙黑字的東西。這東西,就是詩了。詩是要人欣賞的,特別需要有鑒賞能力的人欣賞。所以,聶每有新詩,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贈好友。黃苗子既是識者,又是好友。“聶紺弩贈詩較多的是給黃苗子,但送給黃的詩篇,不知為何都進入了司法機關。”可惜,公安機關的人不懂詩,于是上面又指示:“這些詩要找一些有文學修養的人好好解釋解釋,弄明白真實的意思。若幹典故也要查一查。”詩無達詁,古體詩含蓄、工整、優雅,內涵無窮的寓意。你可以從正面理解,他可以從反面來分析。大量的聶詩,找誰來破譯?公安機關負責人還是聰明,說:叫詩的提供者來當詮釋者。黃苗子也沒有辜負他們,把每首詩裏的“反意”都摳了出來。書中,寓真列出許多首詩。這裏,僅舉三例。

冰 道

冰道銀河是又非,魂存瀑死夢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練能裁幾件衣。

屋建瓴高天並瀉,橇因地險虎真飛。

此間多少降龍木,月下奔騰何處歸。

這首詩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寫利用冰道運送木材。問題是最後兩句,大意是:當年為了保衛大宋江山,楊家將費了許多勁,去找降龍木,降龍木這種寶貝在北大荒這裏卻有的是。意指在那裏勞動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這月色茫茫的夜裏,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們將滑到哪裏去呢?

吊若海

鐵骨鋼筋四十年,玉山驚倒響訇然。

半生兩袖多奇舞,一死雙冠夠本錢。

不信腸癌能損爾,已無獄吏敢瞞天。

隻身攜得雙兒女,新婦飄零何處邊?

若海是指黃若海,青年藝術劇院的演員,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勞改中患腸癌,于1960年死去。詩意是:40年來你的身體像鐵骨鋼筋一樣結實,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這半生是個演員,劇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時候又戴著“右派”和“反革命”兩頂帽子,真是夠本錢了!我不相信單是腸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獄吏”平日不早向上面報告,不替你醫治,才使你喪了命!直到你死了,他們再不敢隱瞞上面了。可憐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帶著一雙兒女,他們在這茫茫人海中飄零到哪裏去呢?

軲轆體之一

紫傘紅旗十萬家,香山山勢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來風四嘩。

豈有新詩悲落木,怕揩老淚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凍作霞。

1962年秋,聶紺弩與麥朝樞 (“民革”成員,戴過“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等遊香山,麥以詩寄聶,中有“紫傘紅旗十萬家”之句,聶取之作軲轆體五首,這是其中一首。這首詩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國際或國內情勢,主要意思包含在後面六句。大意是:在這深秋的時刻,秋風颯颯,山雨欲來的前夕,面對這落葉蕭瑟的景色,傷感得寫不出詩來,也怕拭清我這昏花老眼去辨認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蕭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說成是美麗的,矯揉造作地把木葉凍作彩霞來裝點這蕭條世界。

有了言論,有了文字,罪證齊備,抓捕聶紺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他是有預感的,鍾敬文也勸他焚詩,聶紺弩有些慌張,開始燒詩,還跟別人(如黃永玉)打招呼:“你就罵我好了。罵我什麽也沒關系……說頂討厭聶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詩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顧茫茫餘一我,不知南北與西東”(聶詩),處于絕境的詩人,感到深深的孤獨。

用文化人監視、告發文化人,決不是我們這裏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不少審查官就是19世紀俄國作家。在德國,著名的海德格爾就對老師胡塞爾實施“無形”迫害。我們國家自先秦以來就有了告密製度,最有名的則是朱元璋的錦衣衛。極權製度是製造告密者的根源,統治者希望每一個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個人又都可能被告發。這樣,朝廷才便于監視和控製,政權才能有效打擊異端,及時翦除異己,以鞏固統治。“文革”期間的告密行為是在“革命”“正義”的旗幟下進行的,隻要能夠保衛紅色江山,無論怎樣告密,採取何種方法,哪怕是告發父母,哪怕是暗中竊聽,都是好樣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無負罪感。有關部門所網羅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長、有才氣、有成就,也有些名氣的人。因為隻有他們,才有可能接觸到政壇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麽政治厄運就悄然逼近,自己還渾然不知。

這裏,我還要說一句,黃苗子永遠不知道,就在他監視密告聶紺弩的同時,也有一個文化人在監視密告他。

的確,聶紺弩平反後,依舊和告密者往來、吃飯、聊天、唱和。難道他不知道是誰出賣了自己嗎?不知道黃某人曾給自己註詩嗎?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1982年10月25日聶在給朋友的一封信裏,這樣寫道:“我實感作詩就是犯案,註詩就是破案或揭發什麽的。”我是過來人,對此深有體會。比如預審員問:“你說過周恩來喜歡孫維世嗎?”一聽,立馬知道這句話,我是在什麽場合、什麽時間講的,又是誰檢舉的。聶紺弩當然清楚誰是告密者。那為什麽他毫不“計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個原因是戴浩、向思賡、吳祖光、陳邇冬、鍾敬文等人的檢舉是在“文革”中聶紺弩遭關押後,被迫寫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聶紺弩的超凡絕俗,大度豁達。但是,我認為他的淡然處之,是因其內心有著更深的痛與苦,不可對人言的痛與苦。事情不是那麽簡單。聶紺弩出獄後,常常突然不講話,一連數日向壁而臥。有一次,聶的夫人周穎來找我的母親,說:“你快去看看老聶吧,我實在拿他沒有辦法了。”

母親帶著我去了。聶紺弩翻身起床,並打發周穎去買熟食。周離開房間,一直沉默的他劈臉問道:“海燕(聶之女)的自殺,你們為什麽不告訴我真相?”

母親沉默。

“你知道海燕的遺言吧?”聶紺弩問。

“知道。”母親答。

“她在紙上寫的那句話,我會琢磨一輩子,除非我咽氣。”

母親勸道:“老聶,你不要這樣,事情過去了。”

“李大姐,你怎麽也說這個話!事情能過去嗎?”他用手不停地戳著心髒部位,自語:“永遠過不去。永遠過不去!”

母親不做聲。

“你不說,我來說!她的遺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說海燕發現了什麽……”母親聽不下去,伸出一隻手掌,斷喝道:“老聶,不要講了,我不許你講。”

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慘苦,而聶紺弩每日每夜地面對這個慘苦。你說,他還有心思去“計較”別人嗎?聶紺弩死前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很苦。“聖朝愁者都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聶詩),他在世,堅不可摧,他死後,精魂不散。

聶紺弩去世後,出賣他的人寫懷念文章,那裏面沒有一點歉意。

人在陰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陰影的一部分。有些東西靠生命和時間,是無法帶走和沖洗幹凈的。即使抹去了,想必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以另一種形式與我們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淚書于北京守愚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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