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 -無產階級革命家

習仲勛

無產階級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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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1913年10月15日-2002年5月24日)祖籍河南省鄧州市,生于陝西省富平縣,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 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建立者和領導者之一,建國以來長期主持西北黨、政、軍全面工作。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第五、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國家主席習近平之父。

  • 中文名
    習仲勛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陝西富平縣淡村鎮中合村
  • 出生日期
    1913.10.15
  • 逝世日期
    2002.5.24
  • 職業
    革命家、政治家
  • 信仰
    共產主義
  • 其他成就
    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領導者之一, 指導了建國初期的文教工作, 率先提出在廣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致力于國家統一和民族宗教事業

人物簡介

習仲勛(1913年10月15日-2002年5月24日),男,陝西富平人,習近平主席父親。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建立者和領導者之一,國務院原副總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第五、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78年到1980年,曾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長,是最早向中央提出在廣東設立經濟特區構想的領導人之一。

習仲勛

人物經歷

1913年

1913年10月15日生于陝西富平縣淡村鎮中合村。

習仲勛

1926年

1926年5月在縣立誠中學高小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8年

1928年4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後從事農民運動。

1930年

1930年1月被派往楊虎城部警備騎兵第三旅開展兵運工作。

1932年

1932年習仲勛發動兵變1932年3月在甘肅兩當發動兵變,失敗後曾轉赴渭北、三原開展革命工作。

1933年

1933年3月起任陝甘邊遊擊隊總指揮部政委、中共陝甘邊特委軍委書記、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副主席,參與建立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當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杜衡(後叛變)執行“左”傾冒險主義,提出放棄照金根據地並南下渭(南)華(陰)失敗後,參與建立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

1934年

1934年2月起任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中共陝甘邊特委代理書記、軍委書記,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參與領導軍隊反擊國民黨軍“圍剿”。

1935年

1935年9月在錯誤的肅反中被關押,中共中央領導人長征到達陝北後獲釋。

1936年

1936年1月任中共關中特委常委、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同年6月參加西征,曾任中共環縣縣委書記。9月調回關中任中共特委書記、遊擊隊政委。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共關中地委書記、專員公署專員、軍分區和關中警備區第一旅政委。

1942年

1942年7月調任中共西北中央局黨校校長。

1943年

1943年2月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綏(德)米(脂)警備區和獨立第一旅政委。

1945年

1945年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同年7月任陝甘寧邊區集團軍政委,與司令員王世泰率部在淳化爺台山地區反擊國民黨軍進犯。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

1947年

1947年起任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政委,西北野戰兵團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副政委。協助彭德懷指揮習仲勛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戰役,三戰三捷。繼又參與指揮隴東和三邊戰役。同年7月再次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與司令員賀龍統一領導西北地方武裝和後方工作。1949年2月起任西北軍區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

1952年 

1952年9月,習仲勛同志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他主持製定“整飭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指導了建國初期的文教工作。

1953年

1953年9月任政務院(後為國務院)秘書長。

1956年

1956年9月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

1959年

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參與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規的研究和製定,以及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他主持製定了一系列的規章、製度、條例,為規範國家機關活動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他厲行節約,勤儉辦事,樹立了為人民當家理財的優良作風。他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稱贊。

1962年

1962年8月,康生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借小說《劉志丹》之事陷害習仲勛,把習仲勛等人定為“習仲勛反黨集團”,要把習仲勛置于死地。關鍵時刻,周恩來出面保護了習仲勛。周恩來在中央會議上提出,不能把習仲勛定為“敵我矛盾”,他還是我們的同志。 周恩來提出,可以把習仲勛安排到中央黨校附近,找個安靜的房子, 讓他住在那裏學習。 中央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

習仲勛

1978年

1978年3月被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後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兼廣州軍區第二政委。同年12月被增選為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

1978年4月後,習仲勛同志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他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擁護黨中央關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錯案,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落實各項政策,增強了團結,穩定了局勢。他團結省委“一班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于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率先向黨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國內外的有利情勢,發揮廣東的特點和人文地緣優勢,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贊同。

1979年

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視窗、綜合改革的試驗區和排頭兵,為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寶貴經驗。習仲勛同志在這個歷史進程中,表現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革命膽略,為廣東的改革開放事業和經濟特區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1980年

1980年習仲勛和葉劍英許世友楊尚昆1979年任廣東省人民政府省長。

1980年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同年9月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81年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1982年

1982年9月當選為中共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

1988年

1988年4月被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任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

1993年

1993年後,不再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

2002年

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病逝。 

主要著作

題詞

習仲勛于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在韶山滴水洞景區的石刻區為韶山題詞:

毛澤東思想是億萬人民革命意願和實踐的結晶,它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

習老題詞《徐海東文集》習仲勛為徐海東題的“一身正氣”四字。

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五日習仲勛為紅旗渠通水二十五周年題詞:發揚紅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建設山區。

書籍

《習仲勛革命生涯》

習仲勛革命生涯習仲勛革命生涯

《在陶鑄同志悼念儀式上習仲勛同志的講話》

重要發言

深圳是小平同志種一塊試驗田,現在長的苗又壯又肥,這條路是對的,一定要走下去。”

“現在我退居二線了,就要在深圳住下去,在深圳恢復我的健康。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著深圳發展。”

人物軼事

沒犯‘左’的錯誤

大約是胡耀邦去職後的一個晚上,正在中南海散步的習仲勛突然轉過頭來對同伴秦川說:“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整過人,一輩子沒犯‘左’的錯誤。”這是關于習仲勛的一個被反復記起的場景。

5月24日,這名抗戰功臣、文革中的受害者、卓有建樹的廣東省前省委書記以及敢作敢為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辭世已整整10年,人們仍然會念及他的人格和政治遺產。

習仲勛習仲勛

在文革前後經歷了16年人生低潮後,他東山再起,成了主持改革的風頭人物。他是一名尊重事物復雜性的政治家,一位自稱從沒向“左”的錯誤低頭的領袖人物。他耿直,關鍵時刻不肯委曲求全,留下過幾次發火或拍桌子的記錄;他不乏幽默感,曾要求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出現“撒尿”這種俗話;他有主見,也願意承認犯過的錯誤。總之,他具有不凡的個人魅力。在去世10年後人們想起他,會想起一個面對跌宕環境仍保持人格一致的人,一個以超乎尋常的勇氣影響中國進程的中共元老。

當然,人們也會想起一個愛好麻將,和高齡民主人士、老戰友打牌時眼疾手快,常在已經打出的牌裏偷摸出一張然後大聲喊道“和了”的老頑童。

他歷來是“左”的路線的批判者,並為此受過不少苦,一度被他參與建設的體製踢出,成為一個改造者,卻從不肯為少受些皮肉之苦而違心逢迎。後來,他多次面對動蕩,都遵從內心。這些吉光片羽讓人反復惦念,無異于成為他最值得重視的財富。

被紅衛兵批鬥

人們翻檢他留給這個世界的遺產時,免不了記起許多這樣的例子。文革開始時,他的身份已經變成洛陽礦山機器廠副廠長。紅衛兵前來揪鬥,為防止維護他的工人與對方發生沖突,這名飽受委屈的昔日高官轉過身對工人說:“你們保護我,是好意。但你們如果打傷了紅衛兵是我的責任,紅衛兵打傷了你們也是我的責任。”

然後,他對紅衛兵說:“你們要揪鬥我,好,我跟你們走,要走就快走。”然後被推上卡車,帶到西安批鬥。被批鬥完,要離開西安時,他說:既然我已經來了,就讓我吃碗臊子面吧。

某種程度上,這正是他經常要面對的困境:在堅守原則與體諒他人之間掙扎。當人們時隔多年重新談論他時,這都是首先會被想起的事情。

有一些經常被引用的評價,能部分概括習仲勛留下的這類正能量。

“像他這樣的人,一輩子經歷了那麽多事,其中有不少時候黨內生活不正常,他心裏不知道埋藏著多少鬱結和感慨。”曾任人民日報社社長、總編輯的秦川說。

這段話被記錄進《秦川談習仲勛二三事》一文中。這是他遺產的一種留存方式。

暗中保護同志

對于上綱上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政治運動,習仲勛並不缺少直接碰撞的體驗。在漫長的政治生涯中,他極力避免製造或介入此類悲劇。

習仲勛習仲勛

接近習仲勛的人士差不多有一個共同感受,在數次政治運動中,習仲勛保護過很多人,但除了極少數情況,並未聽說他跟誰過不去。

在習仲勛手下工作多年的國務院信訪室原主任馬永順清楚這些。1959年,馬永順和另外兩位同志受習仲勛委托到甘肅解決缺糧問題。回來後,政治風向大變,反“右”傾運動席卷而來。甘肅省委的一個負責人借此向習仲勛告狀,說馬永順等人去甘肅調查是蒐集“陰暗面”,是嚴重“右傾”思想,指名要求送他到甘肅接受批判。

這件事被習仲勛悄悄壓了下來,直到1963年西北局開會時,他才將此事告訴馬永順。

不僅不整人,他對整過自己的人也不記仇、不報復。一件由長子習正寧講述的往事是,習仲勛獲得平反後,有一個在文革期間揭發他“反黨”罪行的人寫信向他求助。習仲勛不計前嫌,盡最大努力給予幫助。

“他自己能夠鼓起勇氣寫這樣的信,就是最深刻的檢討。他悔恨了他的過去之後,恢復了對我的尊重和信任,不然這封信是寫不出來的。”這是習仲勛對自己行為的解釋。

習仲勛

習仲勛性格裏有綿軟、寬厚的一面,但並不缺少執著、硬朗。當他在1942年寫給中央的信中,斥責當時由康生主持的“挽救失足者”運動荒唐可笑時,他終又變成了那個在炮火中成長起來的熱血戰士。

擔任全黨整風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宣稱:“現在敵人向邊區和延安派了特務,延安成了特務市場……我們的頭在特務的刀子底下滾來滾去。”但習仲勛很快就看到了這場運動的不堪—起初,運動隻是發動民眾坦白、檢舉,後來幹脆搞起了“逼、供、信”,隻要女同志長得漂亮一點,就被臆斷成特務,搞得到處人心惶惶。

習仲勛當時是綏德地委書記,他抵製了運動。這場運動最終被中央停止。

習仲勛是那種害怕黨的政策被一隻“左手”強力壟斷的人。1947年冬天,這隻強大的“左手”讓解放區廣泛進行的土地改革激進過了頭,一些農村不加區別地把一切土地平分了,財產較多、生活較好的農民也成了土改對象,已轉化為農民的舊地主富農又被拉出來鬥爭。這隻“左手”甚至將在新政權中任職、家中缺乏勞力的公教人員也定成地主、富農。

反對“左”傾行為

習仲勛在一個月內三次給中央致電,直言不諱地提出反對“左”傾行為,最終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而這不過是他與“左”傾路線對抗的一生中的一個小例子。

習仲勛習仲勛

這樣的片段還有很多。1958年秋,習仲勛率領工作組到西北考察(他是受周恩來委派前往的),在甘肅看到敦煌縣大辦人民公社,實行一縣一社,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學“十包全供”。他忍不住又批評起這種當時大行其道的分配製度:“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但是,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縣一社,也不能公到十包全供;最大最公,也不能由集體所有製一下變成全民所有製,更不能從社會主義一下跳到共產主義……”

他說出這番尖刻批評的時候,人民公社與總路線、大躍進一道,正被奉為“三面紅旗”,“左”的思想在全國正佔著統治地位。這股直面權威的勇氣,他囫圇地堅持到政治生涯最後一刻。

盡管時隔多年,但他為官時遵循的一些理念仍然極富現實意義。

樸素的善良老人

在習仲勛原本的人生軌跡裏,做官似乎不是上上之選。“我的父親是個心地非常善良的農民”,跟子女追憶過往時,習仲勛常常這麽說,然後轉述他父親的金玉良言:“長大了不要做官,也不要經商。當官的欺壓老百姓;商人唯利是圖,為人狡詐。如果有了學問,就做一名教書先生,用自己的本事傳書授道,受人敬重。要不就種庄稼,做個本分的農民。”

他知恩圖報,不管對象是誰。1930年,為了征兵,他寄身在一家飯館做幫工,結果這份恩情被他記到了1950年,他給老板寫信,問對方有什麽困難,然後匯錢幫著建了座四合院。到1979年,又托人給他治病。

與此相仿,他留下的形象也因坐在水庫邊和工人聊天這種小細節而更加豐滿。

他常年身處最高層政治,但並沒有離開地面—他不怕在給最高領導人的報告中出現什麽粗俗字眼兒。1954年底,西北地區來信來訪反映,當地統購統銷中食油供應緊張,棉花、棉布購銷不合理,一些地方政府大吃大喝、幹群關系緊張等。習仲勛決定專題向黨中央匯報,讓秘書起草報告,特意指示一定要把農村的真實情況反映出來。

習仲勛習仲勛

不過,在看了秘書起草的報告後,他卻皺起了眉頭,因為有一些生動的例子並沒有寫上去。秘書對此也很為難,覺得“這樣的例子有些粗俗,不宜列舉”。

讓秘書感到尷尬的事例包括:食油比舊社會還緊張,于是有人講怪話說,“食油四兩,想起老蔣”;有人反映,一位農民趕著木軲轆大車跑運輸,車軸因沒有潤滑油而發出吱吱響聲,氣得這位趕車的農民叫罵道:“我都沒油吃,你還想吃油!”說完向車軲轆撒了一泡尿,發泄對食油供應政策的不滿。

習仲勛承認這兩個例子有欠妥之處,但他堅持詼諧的故事既能反映現實,又有說服力。最終,這份帶著“老蔣”和“尿”等內容的報告被上交給中央,毛澤東和周恩來批示相關部門加以解決。

習仲勛少年時期就參加革命,搞過學運,拉過隊伍,深知普通人和底層生活的活力。他交代下屬要時常到大街上去傾聽民眾的呼聲。上世紀80年代,他主政廣東,能接到不少要求平反的信件和電話,但他對此並不滿足,常讓秘書賈延岩外出收集、抄寫平反冤假錯案的大字報。

一天,賈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悲憤不已的人貼出的大字報吸引,理由是其中描述了事關數百條人命的血案。出于同情和義憤,這位秘書私下出主意叫他們到省委門口信訪室直接申訴,結果招來同事的非議,說他感情用事,“一個領導的秘書不該叫百姓到省委鬧事,影響多不好”。

反倒是習仲勛鼓勵他:“你沒有做錯,共產黨的機關,共產黨的幹部怎麽能怕老百姓,對老百姓沒有感情,那能叫共產黨的幹部嗎?這樣的幹部在封建社會都不算好官。”

很多年過去後,習仲勛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也留存在他的此類引語中。又一次,民眾來信反映,有的農民因沒錢完成儲蓄任務,跪在幹部面前苦苦求情,還有人無力完成購買國債的任務而投井自殺。他拍案說:“我們共產黨的幹部如果站到了民眾的對立面,小心民眾用扁擔抽你。國民黨政權垮台教訓正在于此。”

這些見識與他的人格張力,正是10年後的今天,他被人們懷念的最重要原因。

人物評價

毛主席的稱贊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受黨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領一批幹部離開延安,奔赴東北,開闢東北解放區,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勛同志。他是民眾領袖,是一個從民眾中走出來的民眾領袖。”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喬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劃船休閒,看見毛主席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們將船劃攏岸邊,向毛主席問好。

毛主席說:“告訴你們一個訊息,馬上給你們派一位新部長來。習仲勛同志到你們宣傳部來當部長。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近些年,每當習仲勛的親屬去給薄一波拜年祝福時,薄一波就回憶敘述毛澤東對習仲勛的贊許:“爐火純青”。

——那是1952年初,習仲勛任西北局書記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時候。

一天,薄一波去毛澤東處。毛澤東正在閱讀習仲勛從西安發來的報告:《關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會全體會議情況》。這個報告內容: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等等,內容豐富,論述精闢。這個報告為中央領導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社會復雜的大西北政治改革各項工作提供出一個藍本。毛澤東欣悅異常,于是問薄一波:“你講講,習仲勛這個同志怎麽樣?”

年青有為。”薄一波講。在延安時,薄一波就聽到過毛澤東以此語贊譽過習仲勛。

毛澤東說:“如今已經‘爐火純青’”。

1952年7月,習仲勛受毛澤東之命,親赴新疆,妥善地解決了發生在那裏的一場民族糾紛事件,穩定了新疆政治情勢,使各民族重歸于好,和睦如初。

前些年,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主席李瑞環曾向一位同志講:“李維漢和習仲勛同志關于民族統戰工作方面的講話和著作,是我們當今民族統戰工作的法寶。”

習仲勛

此語並非過實。

西北地區,幅員遼闊:339萬平方公裏;民族眾多:漢、回、藏、維、蒙等十多個兄弟民族,共2350萬之眾。同時,政治復雜,經濟落後。習仲勛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團結基礎上採取“穩進慎重’方針進行。

“爭取各民族上層人士,爭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後去發動,不可顛倒過來。”這是習仲勛當時解決民族矛盾的方程式。

爭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戶項謙歸順,是習仲勛在西北地區解決眾多民族問題中一個代表。

事後,毛澤東見到習仲勛時,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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