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太信子

羽太信子

羽太信子,周作人的夫人,日本人,1909年與周作人在東京結婚,後隨周作人來到中國,並最終死在中國。

  • 中文名稱
    羽太信子
  • 出生地
    日本
  • 逝世日期
    1962年4月8日
  • 別名
    羽太
  • 正面
    勤勞樸素 相夫教子
  • 國籍
    日本
  • 出生日期
    1888年
  • 職業
    周作人的夫人
  • 負面
    對魯迅兄弟關系的影響
  • 民族
    大和民族

人物簡介

羽太信子,周作人的夫人,日本人,1909年與周作人結婚,後隨周來到中國,並最終死在中國。許多寫周作人的文章都會捎帶零星地涉及一些她的行跡,其中有贊有彈,褒貶不一。但有一點,大家似乎不約而同,即她對周作人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影響非同小可。周作人一生中至少有兩件大事,羽太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周作人與乃兄魯迅的決裂,一是周作人“七七事變”後沒有南下而留在北平,並最後落水出任偽職。

羽太信子與周作人羽太信子與周作人

人物評價 

負面評價一:導致魯迅兄弟關系的破裂

周建人作品中的記載

周建人似乎對這個日本嫂嫂頗有微詞。他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有如下的記述:“增田涉說:‘他(指魯迅)常買糖果給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裏沒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讓他們接受而拋棄掉。他用充滿傷感的話說:好像窮人買東西也是髒的,這時候使我想起他常說的寂寞這個詞來。魯迅對我說的是,他偶然聽到對于孩子有這樣的呵責:“你們不要到大爹的房裏去,讓他冷清煞。”在周建人看來,魯迅與周作人夫婦的隔閡主要源于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羽太信子慣于揮霍,可以說“揮金如土”。“魯迅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甚至弄得夜裏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和點心。”而魯迅則自奉甚儉,自己掙錢別人花,花錢的人又不心疼,過于大手大腳,且理直氣壯,魯迅看不過,氣不順,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勸過周作人,但周作人做不了夫人的主,大哥的規勸隻當耳邊風。後來,羽太還把她的許多親屬接來一起住,一切吃穿用度完全日本化,花銷就更大。終于導致魯迅先是分炊,後徹底搬出八道灣。周建人還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早在辛亥革命前後,他(周作人)攜帶家眷回國居住在紹興時,他們夫婦間有過一次爭吵,結果女方歇斯底裏症大發作,周作人發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著他破口大罵,從此,他不敢再有絲毫‘得罪’。相反,他卻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館去講話。”周建人說周作人是意志薄弱、性情和順,卻不辨是非。魯迅對周作人的評價是“昏”。這兄弟倆的意見倒也一致。看周作人的文章,覺得他是那麽淵博、見識又是那麽卓超,但在世事上、大節上的處理與選擇卻又如此“出人意表”。用乾隆皇帝對紀曉嵐的評價“讀書多而不明理”來評價周作人大體不錯。這一事件中,羽太信子起的作用確實不容忽視。  

羽太信子與周家羽太信子與周家

魯迅作品中的記載

1924年6月11日,魯迅、周作人的關系惡化到了極點。當天魯迅在日記裏憤怒地記下了下面的幾句話:“……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啓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啓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據說,當時周作人曾經拿起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打去,幸虧別人接住,搶開,才不致擊中。而周建人也曾經聽母親說過,魯迅在西廂隨手拿起一個陶瓦枕(一種古物),向周作人擲去,他們才退下了。魯迅、周作人兄弟一場,竟發展至“罵詈毆打”,旁觀者看來,簡直難以置信。到底發生了什麽?誰也說不清楚。關于個中情由,作為當事人的魯迅和周作人在生前基本保持沉默。對于這件事,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辯解。”他在《知堂回想錄-不辯解說(上)》裏表白說:“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作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麽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傖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 根據魯迅這個記載判斷,這個羽太信子的性格可能是相當潑悍的。

負面評價二:對丈夫出任偽職的影響

1937年後周作人留在北平,這件事中羽太信子扮演了什麽角色,沒有專門討論此事的文章。估計一是不好寫,一是當事者多三緘其口,一是這事本身並不重要,所以人們也就不去關註了。如果考慮到羽太信子在促成他們兄弟反目中的重要作用,也就可以想象得出她對周作人當年決定去留的影響了。其實,從魯迅和魯迅母親及朱安搬出八道灣以後,八道灣的實際主人就已經是羽太了,魯迅其時就說過,八道灣就剩下一個中國人了。雖然魯迅搬走以後,周建人又在那裏住了一段時間,但不久也去了上海。這樣,周作人實際上已經處于日本人(羽太信子和她的娘家人)的包圍之中。加上羽太信子潑悍的性格,周作人無論生活上、還是精神上恐怕都要受製于她吧。許多人喜歡從更深層的原因分析周作人的留平與落水,我倒更願意相信羽太信子的直接而巨大的作用。 

周作人周作人

負面評價三:對其妹羽太芳子的影響

羽太信子不僅對自己丈夫的人生道路有著負面的影響,她對自己的妹妹芳子(也就是周建人的妻子)的成長也沒有起到好作用。俞芳引述魯迅母親的話說,芳子長年和信子在一起,受信子影響很大,比如,貪圖享受,愛虛榮,怕過艱苦的生活,對周建人不夠體貼,不太近人情等等。

正面評價:日本型的賢妻良母

以上說的羽太信子基本上是一個灰色的,甚至是不光彩的形象。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記述了她的生活的另一面。魯迅母親說信子勤勞好學,有上進心。她對魯迅母親的照顧也不能說不上心,比如,魯迅母親有腎炎,需要吃西瓜,為了讓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儲存的辦法。這讓老人家很滿意。信子對周作人和孩子們的照顧也周到得很。另外,徐淦《忘年交瑣記》長文中專有一節記羽太信子。徐文說:“上街採辦,下廚做飯,掃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裏裏外外操勞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賢妻良母,鞠躬如也,低聲碎步,溫良恭儉讓,又極象紹興的老式婦女,使我一點也看不出從前知堂當教授,做偽官領高薪時她會變成闊太太,如今過苦日子才變成這樣勤勞樸素。”文潔若先生在《晚年的周作人》文章中,記了羽太信子的兩個小細節,很能說明一點什麽。其一,“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周氏兄弟母親魯老太太、周作人女兒若子、周建人兒子豐三的牌位)前供上飯食,然後全家人才用膳。”其二,“羽太信子病篤說胡話時,講的居然是紹興話,而不是日語,這使周作人大為感動。”這第二個細節是文先生聽來的,她自己並未親見。而據徐淦記述,羽太信子是“說不上幾句像樣的紹興話”的。如果文先生記載的這第二個細節可信的話,倒真是讓人感慨的。

時代所使

總的來講,羽太信子隻是一個普通的日本女人,她因為嫁了一個有大才、有大名的丈夫而為世人所知。她又因為身處一個夫妻各自所屬民族國家之間激烈爭戰的時代,而身不由己地多多少少地卷入了。這種民族國家之間不正常關系對個體的影響體現在她身上,就是她的丈夫在民族大節上的首鼠兩端、進退失據,終于墮入魔道,也使她在戰爭之後的生活受到連累。設若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她也許能夠平平靜靜地、更感幸福地走過一生吧。不過,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們要是要求她在當年那樣的歷史關口,敦促自己的丈夫離開北平南下救亡也是不現實的,也是苛求她了。更何況她的見識、她的民族屬性也使她不能這麽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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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與羽太信子 婚姻之謎

周作人幾乎不提自己的妻子

在20世紀中國的文人中,周作人可說是最富于悲劇性的人物。由于他在20世紀上半葉的大起大落經歷——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到民族的罪人,從提倡“人的文學”到鼓吹漢奸文化,並過早消失于文化界——使他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他的太太——日本人羽太信子(1888-1962)——連周作人本人也極少提及,因而顯得有些神秘。尤其是,魯迅與周作人自小“兄弟怡怡”,最後卻因為她而兄弟反目,其真正的原因,至今是個疑案。問題的症結在于,周作人與羽太信子的婚姻關系究竟是怎麽回事?這是更多人希望了解的。但遺憾的是,作為第一的、也是唯一的證人——周作人幾乎不提自己的妻子。關于她,周作人在自己的各種文字中,隻提到過一些生活細節。至于怎樣與她相識相戀,竟終生沒有言及。他一生寫日記大致沒有停過,本來從日記中應該可以找到很多詳細記載,可偏偏從1906年到1911年這六年卻沒有日記儲存。按周作人自己說,是這六年沒有寫日記。在他自己的《周作人自述》中,隻有一句:一九○九年娶于東京,有子一女二。

沒有受到阻礙的異國戀情

羽太信子羽太信子

根據俞芳的記述,當魯迅、周作人的母親魯瑞得知周作人將要與羽太信子結婚的訊息後,她隻是默默地承受著。她後來對人說:對于魯迅和朱安婚姻的不幸福,“看到他們這樣,我也很苦惱,所以二先生、三先生(指周作人、周建人——引者)的婚事,我就不管了。”她後來對人說:“對于這樁婚事,親戚本家中,有說好的,也有不贊成的。因為這在紹興是新鮮事,免不了人家有議論。我想隻要孩子們自己喜歡,我就安心了。”這樣,周作人與異國女子羽太信子的結合,完全沒有受到阻礙,而進行得異常順利,就在東京的警察機關登記後,簡簡單單地結婚了。似乎連婚禮都沒人記得。對于他們的婚事,周邊的知情者也從沒有人提及具體情況。因此,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據一些蛛絲馬跡的記載和現象作些推演。在魯迅等五人決定合租夏日漱石搬走後空出來的那座大房子的時候,就決定了必須找一個下女。因為房東不住在這裏,沒人打理雜務。五個大男人,都是不擅家務的。于是通過房東或別的什麽人介紹了剛剛20歲的羽太信子來這裏做雜務。羽太信子是一個相貌普通的日本女子,身材不高,圓圓的臉龐,小小的眼睛,結實的身子,幹活勤快,性格熱烈、爽朗。由于經常與陌生人打交道,所以見人一點兒也不害羞。信子與五個大男人接觸並不多,隻管做自己的雜務,兩下倒也相處得很融洽。那時,中國留學生多了起來,他們大多家境還不錯,或者有官費,不愁生計,因此,常有娶日本女子為妻的。日本女子也不討厭中國男子。在這五個中國人中,信子與周作人年齡最相近。而且,周作人性格內向,見了女孩子有些不知所措。信子覺得這個年齡最小的最有趣,就喜歡跟他搭話。信子是個自來熟,沒幾天,就與周作人混熟了。周作人習慣于被人照顧,信子便有意無意地給予他更多的照料,作人開始還有些不好意思,但後來也就習慣了。慢慢地,兩人開始有了一些想避開其他人的話,但其他人也早看到眼裏。于是某一天,不知是誰先挑破了話頭,或者是羽太家的老人出面,與魯迅兄弟談了談(大哥的意見是必須征詢的,長兄為父嘛。魯迅鑒于自己的命運,當然不會反對弟弟婚姻自主),事情便明朗化了。

自從有了信子,周作人慢慢變得懶散了。本來除了看書寫字,他就對別的事不太感興趣,現在有了信子,他對看書寫字也時常有點心不在焉了。魯迅見了,心中暗惱。他急于通過翻譯和著述,改變國民的精神,喚起民眾,爭取民族解放,強國強種,滿心指望弟弟助他一臂之力,可這不爭氣的家伙卻耽于戀愛,全然忘記了自己的使命。有一次,竟公然拒絕合作,魯迅情急之下,便不禁飽以老拳。這就是周作人自己所記載的那次魯迅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打他。但打雖打了,過後卻是更多的謙讓和關愛。魯迅知道,不能勉強弟弟,他也分明地感覺到了,就連親弟弟,也不可能跟自己想得一樣、過一樣的生活。他知道自己的一切宏圖,面臨著全面崩潰的絕境。這可能也是魯迅回國的動因之一。

一對性格迥然不同的夫妻

羽太信子與周作人從相識、相戀、結合直到終老,相處54年。兩人的性格迥然不同,一個火暴、一個溫和,一個張揚、一個內斂,一個粗俗、一個儒雅,而能相安無事,在旁人看來,不免有些難以想象。可是偏偏兩人還真是如魚得水,總讓人覺得未免反差過大,稍覺怪異。其實,其中是有一個過程的。在熱戀的時候,自然是不會發現對方的弱點的,直到娶了回來,慢慢地才顯山露水起來。最激烈的一次交鋒,是回到紹興老家以後,有一次為了一點小事,信子大發脾氣,突然間昏倒在地,周家人不知所措。周作人本來性格懦弱,經此一嚇,從此以後,就成了個“懼內”的標本。直到後來有一次,她一不高興又發脾氣昏倒,這時她弟弟重久已來到紹興,便不經意地說道,她是老毛病,過一會兒她自己會好的。過了一會兒,果然自己爬了起來,沒事了。大家這才知道,她這是病態。可是周作人卻已經被她調教服帖了,從此再不敢跟夫人較勁。

周作人從小溫和文雅,性格隨和,但也一向比較懦弱,遇事總習慣于一動不如一靜,由這種性格發展而來的“懼內”使他更加遇事畏縮。尤其可悲的是,這種畏縮心態後來甚至影響到他對世事的態度。  在紹興,因為長子魯迅不在家,家事通常由母親魯瑞做主,周作人在外教書,信子主內,倒也還算協調。隻有一件事,大家感到很不方便,就是信子不懂紹興話,事事都得周作人翻譯,可是周作人每天都要去學校教書,溝通就很不方便了。好在周作人很顧家。1912年2月浙江軍政府請他擔任視學,正巧信子要分娩,周作人就辭謝不就,直到信子分娩後,才去就任。僅一個月又托病回紹興。這事,他也隻在《知堂回想錄》中輕輕帶過。

進北京以後,因魯瑞年紀大了,又不熟悉北京,幹脆讓羽太信子主家政。一家人的主要收入都交由信子支配,魯迅有300來元,周作人也有240元,建人雖無正式工作,但由翻譯、寫作也有所收入。在這種情況下,信子的感覺越來越好,威勢也越來越大,經濟上開始失控,但對周作人的照料還是很周全的。周作人在家裏可以達到油瓶倒了不扶,孩子哭鬧置若罔聞的境界,這自然跟信子的照料細致有關。

但隨著信子的經濟上失控,而恰恰時勢不好,各處欠薪,周家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經濟危機,同時,信子與其他人的矛盾也激烈起來。例如,在生活方式上,周作人差不多已經完全日本化,他對日本生活方式的迷戀已經有些走火入魔了。魯迅看不慣信子的那些地方,比如看病不管大小,都要請日本醫生,而這恰恰是周作人所感到習慣的。雖然在有些地方,周作人也並不都是支持信子的,但他又怕信子鬧,便隻好用妥協、退讓甚至屈辱來換取安寧。例如他們一家出去郊遊,三弟建人也想去,而被信子羞辱,周作人卻一聲不吭。再說與魯迅的矛盾,周作人自己後來也說:“要天天創造新的生活,便隻好犧牲與兄長的情誼。”他與魯迅的決裂,原來是為了滿足信子“天天創造新生活”的要求,因此,決裂顯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出于信子的意志。

風雨同舟、恩怨雜陳的婚姻生活

周作人終其一生,都是很顧家,很念家,對信子是很忠誠的,在早年就與劉半農錢玄同等結成“三不會”,即不賭不嫖不納妾,從無出軌情事,也因此很鄙薄“多妻”、“娶妾”之類。盡管他自己也知道,他落水當漢奸,以致後來吃了那麽多苦,走到他從未想像到的“壽則多辱”的境地,跟信子多少有些關系,但他卻從無半句怨言。甚至給他出走的機會他都不走。洪炎秋曾記載這樣一件事:1949年初,因國民黨將潰敗,周作人被假釋。當他知道自己將被假釋時,曾動過去台灣的念頭。他曾托自己的學生尤炳圻寫信給在台灣的洪炎秋,表示周作人想去台灣,請洪在台灣設法安置。洪就與老友郭火炎醫師商量,想借郭在北投的別墅供周作人住,郭滿口答應,于是洪立刻回信給尤炳圻,表示住所已落實,連生活費用也已安排好了:由洪和另一老友張我軍負責。可是周作人卻沒有音訊了。同樣,羽太信子對周作人的感情更是矢志不渝的。她以周作人為驕傲,也認為這是由于自己眼光好、福氣好。就是在周作人被捕之後,羽太信子也謹遵婦道,一直苦苦支撐著這個家。她晚年與周作人苦苦相守近20年,直至終老,再沒有過過一天舒心日子。她和周作人雖然經歷磨難,但在周作人“落難”之時,兩人倒也風雨同舟,其間並無勢利之心。

不過,在晚年,信子的跋扈性格似乎並沒有完全改變,長期的壓抑和磨難雖已掃盡了她的銳氣,但是,碰到不順心的事,還是要發作的。再加上體弱多病,更平添煩惱,精神狀態幾近崩潰。對此,盡管周作人不對外人說,但是從他晚年的日記中,卻可以看到兩人的關系到了怎樣糟糕的地步。1962年4月6日,羽太信子病重,周作人急請中國文聯的佟韋李純樸與北大醫院接洽後,送入北大醫院急救。周作人年近八十,就沒有去醫院。天黑了,他一個人在燈下獨坐,倍感寂寞。就在日記中寫道:燈下獨坐,送往醫院的人們尚未回來,不無寂寞之感。五十年餘的情感尚未為惡詈所消失,念之不覺可憐可嘆,時正八時也,書此志感。讀這段文字,真令人倍感悲涼。4月8日下午一點,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醫院病故,享年75歲。從1909年3月18日起,至此兩人的婚姻生活長達54年,終于落下了帷幕。之後,便是聯翩的往事不時浮上心頭。但是,周作人的心情是很有些復雜的,恩恩怨怨,五味雜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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