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

紅衛兵

紅衛兵,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特殊產物,開始由年輕的學生組成,後來發展到所有的自認為是革命派、造反派的人或組織都稱作紅衛兵。紅衛兵並不是真正的國家軍隊,而是一種特殊的群團組織,是文化大革命中沖擊原政權架構的重要力量,對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是造成這一時期全國動蕩及悲劇的重要因素。1978年8月19日,紅衛兵組織在歷史舞台消失。

基本簡介

​紅衛兵,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特殊人群,大部份由年輕的學生組成。紅衛兵並不是真正的國家軍隊,而是一種特殊的群團組織,是文化大革命中沖擊原政權架構的重要力量,對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是造成這一時期全國動蕩的重要因素。

紅衛兵紅衛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建國前後出生的那一代人來說,1966年8月18日,是一個不應忘卻的日子。就像人們提到“文化大革命”就會說到“紅衛兵”。說到“紅衛兵”就不能不說到“八·一八”。正是這一天,首都百萬民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文化大革命”的大會,毛澤東首次接見來京進行大串連的全國各地的紅衛兵。

在中國近代歷史研究上,史學家往往將紅衛兵分為廣義與狹義的兩種定義。廣義的紅衛兵泛指將自己系上紅色袖標的各種民間團體,包括工人、農民、軍事院校的學員和機關、文藝團體的從業者等,狹義的紅衛兵則是指大學和中學裏青年學生所自發組成學生團體。

紅衛兵是通稱,每個學校裏都有幾支或十幾支分別取不同名稱的紅衛兵組織。如:“全無敵”戰鬥隊、“叢中笑”戰鬥隊等,名稱多來自毛澤東詩詞或當地當時的重大事件的日期。許多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因觀點一致而聯合,又稱兵團。紅衛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資產階級保皇派”,“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報、大批鬥、“破四舊”、“抄家”等。“打砸搶”行為時有發生。他們的造反行動沖垮了各級黨政機關現成的運行體系,成為毛澤東進行文化大革命、達成其政治目標的工具之一。

紅衛兵的典型著裝是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手握紅寶書。

時代背景

在蘇聯出現修正主義以後,毛澤東同志認為:要嚴格的反對和防止修正主義,以及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復闢,捍衛初生的新中國的文化,于是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運動,在第一次國共內戰之前,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曾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對敵人的同情就是對革命事業的犯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紅衛兵”在學習了毛主席的教導後,奔赴全國各地,都以各樣的方式開始了破除和批判他們所認為的“封資修”,他們忠心不二,某些紅衛兵對毛澤東的崇拜狂熱情緒過激,導致了盲目和極端,犯下了罄竹難書的錯誤。

文革時期紅衛兵文革時期紅衛兵

毛主席接見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毛主席接見紅衛兵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身穿綠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並且再次表示支持紅衛兵運動。當時的天安門廣場上,是一望無際的人群,在南到前門和東西兩側的長安街上,都是人山人海。人們的口號聲驚天動地。林彪在大會的講話中,別有用心的表示堅決支持紅衛兵敢闖、敢幹、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動紅衛兵“打倒一切”。

“八·一八”之後,毛澤東又分別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7次接見紅衛兵,共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1300多萬。9月5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于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北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要求各地組織大中學校學生或學生代表、教職工免費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使紅衛兵和學校師生的大串連走向高潮,這是造成社會大動亂的一個嚴重步驟。

在中央文革小組煽起的所謂捍衛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狂熱下,各地大批紅衛兵沖向文化教育界、黨政機關和社會,對他們認定的所謂“封、資、修”的事物進行大破壞;許多人被當作“黑幫分子”、“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受到批鬥、抄家侮辱、毆打和迫害。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毛主席接見紅衛兵

紅衛兵組織也由于觀點不同和利益的爭奪,發生分化和改組。他們打出各種派別旗號,展開劇烈的派系鬥爭。這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踐踏民主和法製的行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滿。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提出了一條“壓製民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陳伯達則在會議的講話中,對紅衛兵的破壞行動竭力加以吹捧。會後,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暴在全國掀起,種種越軌不法行為不再受到約束,對不法行為的幹預則被扣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帽子,社會因而不斷陷于動亂之中。

1967年為穩定局勢,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發布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學校師生停止大串連,復課鬧革命。此後,紅衛兵的活動逐漸停息。在毛澤東推翻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目的達到以後,以“從大亂達到大治”奪回紅衛兵過度膨脹的權力為目的,紅衛兵運動終於被新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所取代,1968年底,紅衛兵運動壽終正寢。紅衛兵運動第一個高潮是破“四舊”,即所謂的破“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四舊”從改路名、店名、校名、廠名、影劇院名、公園名開始,一切被認為與封、資、修等“四舊”沾邊的名店、老店招牌被砸,高檔商品禁止出售。

紅衛兵還對被他們視為奇裝異服的行人採取粗暴行動,如剃時髦發型、剪小褲腳管、剁尖頭皮鞋等。甚至違反黨的宗教政策、文物保管法規,砸教堂、搗廟宇、挖墳墓、不僅焚燒文化典籍還毀壞文物古跡。

破“四舊”過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風也迅速在全國盛行開來。抄家的對象起初隻是所謂“牛鬼蛇神”,以後逐步遍及工商業者、上層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員、中學教師,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財寶也被抄走,許多圖書、唱片被銷毀。一些知名人士、高級知識分子、名演員,更是紅衛兵抄家的集中目標。

紅衛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號,造所謂“牛鬼蛇神”的反,揪鬥所謂“走資派”,搞亂了地方黨委,並造成民眾之間派別糾葛和紛爭。在北京紅衛兵沖擊政府機關,揪鬥領導幹部的情況越來越頻繁,這一切都加劇了社會的動蕩。

當紅衛兵象流星般劃過中國的政治天空之後,留下的,是對中國文化遺產前所未有的破壞和對幾代中國人(也包括他們自己)從精神到肉體的摧殘。但紅衛兵作為一種民眾性組織,則一直延續到1976年。

發展歷史

最早的紅衛兵名稱來自于一位清華附中學生張承志(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筆名(根據駱小海與宋柏林的回憶,張承志最早的筆名是紅衛士),意為“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預科651班所貼的大字報上開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後,其它中學學生所貼的大字報就紛紛書上紅衛兵署名。紅衛兵運動能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迅速席卷全國,與毛澤東從1966年8月18日開始,連續八次檢閱(習慣上叫接見)超過一千萬紅衛兵。毛澤東當時的裝束便是一身綠軍裝,臂戴紅衛兵紅袖章。

1966年6月以來,紅衛兵最初開始用暴力手段清除“四舊”,進而對早已經失去反抗能力的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分子施加殘忍的暴力迫害,致死致傷成千上萬。

1967年進入奪權階段後,圍繞權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會裏名額的多寡、誰分管有實權的部門)紛爭吵鬧不休,紅衛兵組織分裂為不同的派別,以致發展到大規模武鬥。毛澤東于是說“現在是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工宣隊與軍宣隊相繼進入學校等單位系統,紅衛兵逐漸失勢,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隨著1968年開展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紅衛兵的政治組織終于解散。

1969年的九大之後,隨著“復課鬧革命”的中央號召,紅衛兵的名稱被借用,而共青團當時已經幾乎癱瘓。1975年,在共青團“十大”籌備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王洪文提出,在中學把共青團和紅衛兵兩個組織合並,定名為“紅衛兵”。然而當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78年10月16日召開時,文革已經結束,共青團和紅衛兵的合並沒有實現。

同期,在國小,紅小兵代替了少先隊(中國少年先鋒隊),1978年後少先隊恢復。

歷史定義

大學和中學裏青年學生所自發組成學生團體。紅衛兵是通稱,每個學校裏都有幾支或十幾支分別取不同名稱的紅衛兵組織。如:“全無敵”戰鬥隊、“叢中笑”戰鬥隊等,名稱多來自毛澤東詩詞或當地當時的重大事件的日期。許多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因觀點一致而聯合,又稱兵團。紅衛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資產階級保皇派”,“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報、大批鬥、“破四舊”、“抄家”等。“打砸搶”行為時有發生。他們的造反行動沖垮了各級黨政機關現成的運行體系,成為毛澤東進行文化大革命、達成其政治目標的工具之一。

紅衛兵紅衛兵

行為評價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間由毛澤東主席發動和領導的一次政治運動,歷時10年。是由于毛澤東同志錯誤的估計當時我國的政治情勢及黨和國家的政治狀況而發動的,並利用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內亂,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紅衛兵紅衛兵

本來是階級(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鬥爭,卻演變成了一場全民運動,在這種革命激情沖擊之下,紅衛兵成為一股力量,“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紅衛兵無比狂熱的革命熱情卻變成是破壞的主力。這些昨日課堂的學生,家長膝下孩子,轉眼間就變成了暴徒,對國家行政體系、社會秩序、文化價值觀念以及千千萬萬人的無辜生命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害。這也是文革沖擊原政權架構的重要力量,對文革在全國範圍內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是極權政治幕後操控者使用的殺人機器,無數知識精英,社會名流死于它們的屠刀之下,舉凡中華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夕掃地蕩盡。給中華千年文明帶來了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

派別介紹

早期,即1966年夏季起,紅衛兵是各地中學、大學,以及各個單位的青壯年在各自單位自發的組織,並不是一個統一的組織,互不隸屬。

在一個單位內部存在不同的自發紅衛兵組織,組織之間由于立場觀點差異,而互相公開辯論鬥爭----大鳴大放大字報;每一個紅衛兵組織都公開擁護黨中央,聽從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指示,反對社會上和本單位的修正主義份子、走資派。隨後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出現了當地各派紅衛兵的革命大聯合,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隨後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組織大聯合,以及紅衛兵全國大串聯行動。

後期,在1969年以後,各地的紅衛兵組織成為中學的最大的中學生日常組織,歸在地區本單位的革命委員會、團委直接領導。按照一定的手續辦理人員的加入和除名;並且佩帶由當地統一發行的紅衛兵的胸章或臂章。直到1978年左右當時的中央公開決定各地結束紅衛兵組織的活動。同時紅小兵也結束活動。中學生的活動歸入共青團負責,國小生的活動歸共青團負責,並且改名稱為少先隊。

根據時間、出身和政治主張,大概可以分為:

老紅衛兵

也稱老兵,最早的紅衛兵,是1966年夏季頭幾個月出現的紅衛兵,幹部子弟,血統論出身論。聯動。文革後不久很快失勢。

保守派

老紅衛兵的效仿者,1966年夏季後幾個月開始出現的紅衛兵組織。絕大部分是出身好的。依靠地方黨組織和工作組。

造反派

紅衛兵運動的主流。1966年夏季後幾個月開始出現的紅衛兵組織。絕大部分是出身好的紅五類。主張造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在紅衛兵組織聯合奪權----本單位在地區的領導權力以後,造反派進入奪權以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典型蒯大富等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

紅衛兵紅衛兵

極左派

新思潮,基本政治和社會製度的批判者。典型長沙楊曦光《中國向何處去》。

以上所列“各派”也不是一體,而隻是具有大致相同的特征。早期紅衛兵最大的特征就是沒有統一的組織。

組織介紹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

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簡稱“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即第二司令部,簡稱“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數派組成的,他們的基本態度是保老幹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簡稱“三司”),作為一司、二司的對立面,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數派組成的,他們的基本態度是造各級黨委機關和領導幹部的反。

三個司令部之間的鬥爭非常復雜。爭論的核心問題是“革”與“保”。中央文革小組越來越明顯地

紅衛兵紅衛兵

支持三司,這樣一來更是加劇了三個司令部之間的激烈鬥爭。由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參加三司的民眾組織越來越多,三司在全國的名聲越來越大。在名聲顯赫的五大紅衛兵領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聲雄踞榜首,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三司的影響和感召力。

1966年底之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組織繼續分化、動蕩、組合。最為人所熟知的是天派和地派。

天派:以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北航“紅旗戰鬥隊”為首;

地派: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北師大“井岡山公社”、清華大學“井岡山公社”為核心。

天派和地派的矛盾十分激烈,最後導致了動槍動炮的慘烈武鬥。說起原因來,很是復雜。

中學裏的各紅衛兵組織

在中學裏,各紅衛兵組織也分化組合,成為三大派系:“四·三派”、“四·四派” 和“老紅衛兵派”。

“老紅衛兵派”由文革初一批最早造反的紅衛兵組織構成,如清華附中紅衛兵、北京八中紅衛兵等。這些“貴族學校”的紅衛兵是最早造反又最先倒戈的一撥人。其組織形式主要有“聯動”、“西糾”、“東糾”等。

“老紅衛兵派”作為一種政治力量退出歷史舞台後,北京中學的紅衛兵組織主要分為“四·三派”和“四·四派”。“四·四派”:他們以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的一篇講話為旗幟,主張復課鬧革命,肯定絕大多數紅衛兵組織是好的。“四·四派”後來構成了帶有執政色彩的“首都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的主流。“四·三派”以1967年4月3日中央文革小組的另一篇講話為旗幟,他們大多是被運動排斥、不允許參加紅衛兵組織、甚至受到各種沖擊的中學生,其家庭背景要麽是知識分子,要麽是“黑五類”或者“黑七類”,要麽是家屬和親友中有這樣那樣歷史問題。當時,紅衛兵組織中的混亂普遍存在。

8月6日,北京市率先起來造反的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老紅衛兵們,向社會散發了《紅衛兵緊急呼吁書》。該《呼吁書》中說:“我們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紅衛兵、紅旗及其他左派組織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聯合起來,行動起來,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嚴格禁止亂打人,耍流氓,破壞國家財產等壞行為。提高警惕,監視、管製反革命分子,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壞黨的政策的混蛋們滾出紅衛兵、紅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組織,假左派組織一律解散!今後誰還膽敢破壞黨的政策,我們絕不答應……”

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學的紅衛兵代表在北師大附中集合,發起並成立了第一個跨校際聯合性的紅衛兵組織,命名為“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不久,海淀區、東城區紅衛兵也相繼成立了“東糾”、“海淀分隊”等跨校際的紅衛兵組織。

西糾等紅衛兵組織的真實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澤東關于民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糾察隊去糾正、控製某些紅衛兵組織無法無天的混亂局面。

西糾等紅衛兵組織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來、陶鑄、王任重、廖承志這樣一些尚在台上的“穩健派”的支持。周恩來通過當時的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周榮鑫,為紅衛兵糾察隊提供了房屋、電話、交通工具和印刷設施,甚至還包括紅衛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軍大衣。西糾等紅衛兵糾察隊還受周恩來的囑托,在運動中保護了諸如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程潛蔣光鼐蔡廷鍇、沙千裏、張奚若、李宗仁等民主愛國人士的宅第安全和人身安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學二樓的一間會議室裏,正醞釀一項重要的決定。參加會議的是北大附中、清華附中、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工業大學附中、八一學校等海淀區十幾所中學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他們大多數是革幹、軍幹子弟,歷史的使命感和嚴峻的現實使他們緊緊地抱作一團,努力要形成一隻鐵拳頭,準備朝他們認為應該打擊的地方打過去。

關于這個組織的名稱,會議上進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議叫“紅衛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與蒯大富的“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議叫“造反兵團”,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窩蜂出現的造反派的反。經過協商,大多數人贊成用“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名字,並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學紅衛兵”的字樣,和大學紅衛兵有所區別。

經過幾天的籌備,12月5日,“聯動”宣告正式成立。當天夜裏,“聯動”成員冒著刺骨寒風傾巢出動,四處張貼標語和《“聯動”宣言》。北京工業大學附中鄒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幾十米高的西直門城樓,用幾十張大字報紙刷成了一條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聯動”成員大多有背景,是“紅色貴族”,在文革初期他們秘密成立紅衛兵組織,得到了毛澤東的贊賞,更是出盡了風頭,有濃烈的優越感。可是那些大學中的紅衛兵更非庸常之輩,他們是在人生道路上經歷了種種拼搏之後,才跨進大學門檻,考進高等院校的,他們並不把“紅色貴族”怎麽放在眼裏。何況,“聯動”成立前後,其前身主體“西糾”、“東糾”等紅衛兵糾察隊組織大搞“紅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殺人,在北京城的民眾中造成了不良影響。

在“聯動”組織的冤家對頭、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出版的紅衛兵戰報《井岡山》上,有“聯動”六沖公安部的記載。

1月21日,以首都中學紅衛兵為主,在北京召開了“徹底批判‘聯動’大會”。接著,“聯動”設在北京101中學、北京工業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師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學校、八一學校等校園內的“聯動”據點先後被摧毀,分散在上海、沈陽、武漢、南京、廣州、長沙、新疆等全國各地的“聯動”力量均遭到鎮壓,大批“聯動”頭頭被逮捕。

北京建工學院紅衛兵

“文化大革命”初期,劉少奇曾在北京建築工程學院蹲點。劉少奇被打倒以後,建工學院的造反派多次要求批鬥劉少奇。

1967 年4 月下旬,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等組織成立“揪劉聯絡站”。6 月3 日,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到中南海遊行示威,要求黨中央將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交給他們批鬥。他們後來又在“揪谷”的旗幟上加了“揪劉”的字樣。此後,“新八一戰鬥團”等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揪劉火線指揮部”,並在中南海西門外安營扎寨,表示要“堅決揪出劉少奇”。

建工學院新老“八一”的行動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和鼓勵,很快引起了北京各大中學校及各機關、廠礦、企事業單位造反派的紛紛仿效。

北京鋼鐵學院紅衛兵

在北京是有過反周總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團,1967年5月底北京鋼鐵學院的張建奇(旗)為首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6月2日,張建奇(旗)就貼出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提出23個問題責問周總理,大字報貼在了許多地方。緊接著,大概是6月14日,北京外國語學院“六一六兵團”的頭頭劉令楷與張建奇(旗)等人,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籌劃成立了“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 1968年的時候,外國語學院“紅旗”造反派成員章含之向毛主席寫信,告市裏謝富治的狀(謝當時兼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她說謝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團”是反周總理的,是反周保謝的,海軍宣傳隊進駐外國語學院後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團”一邊。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成員。

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

“八一縱隊”和“八一野戰團”  

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八一縱隊”和“八一野戰團”,連續貼出《一問中央文革小組》、《二問中央文革小組》、《三問中央文革小組》和《也問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字報,對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少數派”卻沒有註意團結其他紅衛兵,甚至擴大了紅衛兵之間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質問。大字報說:“最近又有一些人採用新的形式,繼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義分子’等等,並且全國通緝,四處捉拿,封街道,開鬥爭會,搞人身攻擊,與前一階段比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央黨校的兩派紅衛兵

分別是“紅戰團”和“紅旗”  

運動之初,兩派都刷出大標語:“我們堅決擁護康老!”“誰反對康老,我們就和誰血戰到底!”

1967年1月中旬,清華大學校園裏出現了相當數量的“揭發康生罪行”的大字報。

這批大、小字報貼出後不久,中央黨校“紅旗”的頭頭即得到訊息,立刻驅車前往中南海釣魚台,要向江青面奏。

康生作出了以下部署:

第一,明確宣布“紅戰團”是反動組織,立即取締;

第二,立即逮捕“紅戰團”的幾個反動頭頭,抓人由公安部負責;

第三,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紅衛兵組織,來對付“紅戰團”;

第四,要向蒯大富明確宣布,“紅戰團”是反動組織,不準暗中支持。

陳伯達自告奮勇:“由我向蒯大富宣布這次會議的決定。”

其他

重慶師專“排炮”和“輕騎”兩個紅衛兵組織,

“8·15”派與“反到底”派

“廣西一司”、“廣西八·三一”、“狂飈”、“井岡山”、“東方紅”

“紅衛兵聯絡站”、“廣西紅總”、“5·25” “4·22”

南寧一中,因廣西大學“革聯”組織械進駐一中,說是要指導“兵訓”,遭到一中“聯指”派“紅衛兵團”反對。過後,一中另一組織“指點江山”被300多人圍攻,發生嚴重武鬥,要求聲援。結果,“工總”和部分學生、民眾500多人趕來,很快,“4·22”組織數百人推倒學校圍牆沖入院內,割斷電源,包圍了教學大樓和一部分教室。“聯指”派組織人員也前來聲援,雙方互扔石頭、磚塊如雨。之後,又有雙方後援者不斷趕來參加武鬥,其中有不少是工人。

“紅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組織與郊區農民共600多人,圍攻“工總”一碼頭,後圍攻者達2000多人,造成重大傷亡。在此前後,“聯指”組織1000多人

姚登山以英雄的形象出現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他成了“五·一六兵團”的重要頭目之一。

1967年底,一個名為“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組織”(簡稱“省無聯”)的組織,以《我們的綱領》為題,發表了一篇《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轟動全國。文章中提出,要建立“中華人民公社”,實行紅衛兵自製。

運動特征

紅衛兵運動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發展起來的,它主要是由一群單純、熱血沸騰和政治掛帥的大、中學生組織起來的,隨著紅衛兵“北上、南下、東征、西進”的大串聯如火如荼地展開,紅衛兵運動逐漸遠離了它的初衷,從而嚴重地困擾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正常次序的維護。它的特征具體表現為:

崇拜性

紅衛兵對偶像的崇拜,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是維系千百萬紅衛兵的精神紐帶,一切傳統和現實的社會思想、準則以及一班的社會習俗,都以毛澤東教導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因此,無論紅衛兵中什麽派別、組織都是以對毛澤東的無限忠誠為旗幟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是紅衛兵組織的目的,而是紅衛兵組織的手段。

破壞性

紅衛兵運動最流行的語言是:不破壞一個舊世界,就不能建立一個新世界。紅衛兵運動對于物質和精神的破壞是繁雜的、無目的和無序的,他們的破壞涵蓋著政治上的沖動、青春期反叛心理的表現和缺乏理性的情緒宣泄。同時,他們對于傳統文化的否定,以“破四舊,立四新”去創造一個水晶般純潔的社會,在對“走資派”、“牛鬼蛇神”進行肉體打擊和精神折磨時,他們給未來編造了一幅空幻的藍圖。

空幻性

紅衛兵

紅衛兵運動具體表現在缺乏理性精神,他們的思想和行為過于情緒化、觀念化和絕對化,階級感情、思想道德被看成是第一位的。紅衛兵的幻想一般來說其出發點是好的、是善意的,可惜的是,他們的觀念不是以事實為依據,而是被畸形的政治宣傳所困惑。他們的絕對化體現為,沒有民主的論爭與科學的分析,隻有絕對的專製和服從。

相關信息

文革時期江青與宋慶齡的矛盾:皆因紅衛兵而起

周恩來製止了紅衛兵企圖沖擊宋慶齡住所的行為之後,宋慶齡家裏來了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客人——江青。毛澤東派江青來看望宋慶齡,向她解釋“文化大革命”。

江青穿著一件草綠色的軍裝,戴著一副秀琅架黑邊眼鏡,面帶微笑,顯得儀態雍容。宋慶齡很有禮貌地接待了這位權傾一時的第一夫人。

17年前,宋慶齡第一次見到江青。那是在她參加開國大典之後回上海時,毛澤東讓江青代表他到前門火車站為宋慶齡送行。

兩人在一起交談了不到20分鍾,江青給宋慶齡留下的印象是衣著樸素,善解人意。她後來不止一次地對別人講過江青“有禮貌,討人喜歡”。50年代,她在上海家中宴請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及其夫人,江青曾應邀出席作陪。當時宋慶齡對江青的舉止文雅、服飾得體,表示十分贊賞。但是,今天的情況可就不同了,已經走上政治舞台的江青初露崢嶸,即使在宋慶齡面前,也掩飾不住地顯示出一種不可一世的神情。

“聽說宋副主席近來身體不太好,”江青用關切的語氣道,“主席很掛念,特意讓我來看看你!”

接著,江青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起“文化大革命”的興起和所謂的“偉大意義”。她的聲音又尖又細,聽上去有些裝腔作勢,矯揉造作,特別是每句話後面一個字的尾音,拖積分外長,還不住地微微顫抖,讓人感覺到一種歇斯底裏般的神經質。

宋慶齡靜靜地坐在沙發上聽著。她意識到自己過去對江青實在是太不了解了。當江青自命不凡地一個勁吹捧紅衛兵時,宋慶齡忍不住打斷了她的談話,說道:“對紅衛兵的行動應有所控製,不應傷害無辜。”

江青的臉立刻沉了下來,態度一下子變得冷冰凍的了。當時在場的一位宋慶齡的秘書事後回憶說:“江青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紅衛兵與她關系重大,她簡直不能想象有人會認為整個運動是錯誤的。而宋慶齡和其他人一樣,當發現江青熱衷于權力之爭時,她便開始討厭江青了。”

從此,宋慶齡有意識地避開了同江青的關系,彼此很少交往。對于“文化大革命”,她則以自己獨有的方式予以抵製甚至抗爭。

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她對江青極少稱呼其名,在親近的人當中,多以“潑婦”代之。有一次在給友人的信中,竟然使用了“那個無恥江青”這樣的字眼。

1966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日。中共中央決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紀念大會,請宋慶齡寫文章並出面講話。

這些年來,每逢孫中山的忌日或誕辰,宋慶齡總是願意一個人呆在孫中山的像前,很少參加公開的紀念活動,用她的話說:“讓我一個人靜靜默念孫先生,這樣最好。”她的這種做法一度並不被人理解,甚至招致一些流言蜚語。但這次則不同,孫中山百年誕辰是一個重要的日子,而且當時社會上詆毀孫中山的說法和做法充斥各地,宋慶齡決心站出來,以她自己獨特的方式進行反擊。

提前幾個月,宋慶齡就開始起草紀念孫中山的文章。10月底,她終于用英文寫成了一篇思想豐富、情真意切的長文,並且給這篇文章標了一個很有針對性的題目:《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之後,她讓警衛秘書隋學芳把稿子送周恩來審閱。隋秘書臨出門前,宋慶齡又囑他給周恩來和鄧穎超捎去一兜新鮮的螃蟹。

11月6日,宋慶齡收到了周恩來親筆寫的來信。

宋副主席:

你的那篇文章,由于我近來更忙了一點,直擱到現在才改出來,甚為不安。現在將中文、英文兩種改本派人送上,請你審閱。英文改稿,已經愛潑斯坦同志看過。你對改稿如沒有意見,請即批在英文稿上,並交去人帶回,以便在中文稿上照改。如無改動,請告隋秘書給我一個電話就可以了。文章擬在11月12日登出。你給我們的螃蟹收到,謝謝。

敬禮

周恩來

人民出版社為了紀念孫中山這位一代巨人的華誕,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慶齡題簽書名的兩卷本《孫中山選集》,同時出版新編選的周恩來題寫書名的一卷本《宋慶齡選集》。

出版社將這兩部書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組”在釣魚台16樓開會,辦公室趁機發書。秘書剛把《宋慶齡選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一眼看到封面上的書名,她像瘋了一樣伸手把書扔到地板上,然後抬起雙腳踐踏。江青一邊用勁踩,一邊呶呶不休地說:“總理真是!還給她題字。哼!”同時咬牙切齒地咒罵宋慶齡。她身邊的人員都知道,江青一直對上次在宋慶齡家裏遭到的冷遇和批評耿耿于懷。

11月12日,人民大會堂。萬人集會隆重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除毛澤東之外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幾乎全部蒞會。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極度混亂的日子裏,能夠如期舉行這樣規格的大會,顯得格外引人註目。同樣引人註目的是,江青拒絕出席這次大會。

宋慶齡走上庄嚴的講台,以少見的激昂發表了長篇演講。

她一開始就把孫中山稱頌為“中國人民偉大的兒子”,“中國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指出“毛主席對孫中山的貢獻作了精確的估價”,“毛主席曾說,一百年來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中國人民一直堅持反抗,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才有比較明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宋慶齡回顧了孫中山光輝戰鬥的一生,強調:“他認識到,必須走列寧的道路,以俄為師,走中國共產黨喚起民眾、領導國民革命的道路。革命隻能依靠那些最迫切要求解放的人,即被壓迫的人民民眾。”“這樣,孫中山到了晚年清楚地看到了關于中國革命的真理。他總是這樣,一旦看清楚了真理就立即行動起來。他歡迎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和新生的蘇聯的幫助。他全力進行改組他所領導的政黨,目的是要喚起民眾,採取革命行動。當國民黨內有人拒絕跟他走的時候,他以堅強的原則性態度告訴他們:要麽革命,要麽就退出;如果他們不退出,他就退出。而且他公開聲明,如果他退出,就去加入中國共產黨,和那些真正使中國在世界上享有自由和平等的人在一起。他重新解釋了他的三民主義,並且增加了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毛主席很早就指出:這種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是孫中山先生的大功勞,是在中國革命作為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時代產生的。”

最後,宋慶齡深情地說道:“孫中山在遺囑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繼續鬥爭,直到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這一遺志,並遠遠超過了它。如果孫中山還健在,他會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全國人民和全國各民族,領導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巨大成就並在當前世界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的堅決立場而感到驕傲。”

宋慶齡充滿凜然正氣和唯物主義精神的演講,一再贏得全場雷鳴般的掌聲。

就在這次大會開始前幾分鍾,還發生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小插曲。

與會者步入大廳,每人得到一枚孫中山紀念章。那時人人胸前都掛著各式各樣的毛主席像章,現在又發了一枚孫中山紀念章,無形中就有了一個兩枚像章如何同時佩戴的棘手難題。隨宋慶齡參加大會的秘書把兩枚像章同時別在上衣左邊,但毛主席像章別得高一點,孫中山像章別得低一點。宋慶齡盯著秘書,平靜地說道:“像章位置別的不對。至少在今天,你這樣做不對。”

不久,1967年的新年鍾聲敲響了。宋慶齡像往常一樣,準備給劉少奇的幾個孩子送賀年片、日記本和糖果,並親自簽上“宋媽媽”的名字。一位工作人員好心地提醒她:“現在送這個合適嗎?”言外之意,劉少奇已是身處逆境,半個多月前的紀念大會,是劉少奇最後一次在大的公眾場合露面。新華社關于這次大會的報道,竟然把身為國家主席也是紀念大會籌委會主任的劉少奇排在第七位,這已是一個十分明顯的預兆。

宋慶齡當然已註意到烏雲正向劉少奇壓去,但她有自己的是非標準和處世原則。多年來,她和劉少奇一家人私交很深,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宋慶齡的政治經驗,使她看出了這場運動的目標之一,是徹底整垮劉少奇,這使她感到難以理解。就在前幾天,她還對羅叔章說:“你要是拿到什麽紅衛兵傳單,給我看一看。我在收集這些傳單,好了解情勢的發展。我很納悶,劉少奇在黨內那麽長時間了,他如果真是一個反黨的內奸,怎麽從來就沒有一個人懷疑過呢?”對此,愛潑斯坦評論道:“一個國家副主席居然要靠從街上拾到的傳單來了解國家主席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這不能不說是這個奇怪的時代的又一個特征。”

此刻,面對工作人員並無惡意的提醒,宋慶齡很不以為然。她說:“有什麽不合適?越是這種時候我越是要送。”

沒過幾天,江青躥到清華大學說,劉少奇問題的性質早就定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此後,劉少奇、王光美開始直接受到批鬥。4月,清華大學召開了30萬人大會批鬥王光美;8月,劉少奇在中南海內受到殘酷批鬥,右腿被打傷,腰也伸不直了;9月,劉少奇的子女們包括曾是早期紅衛兵的平平,都被趕出中南海,回各自學校接受審查批判。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以“叛徒、內奸、工賊”等莫須有的罪名,被“永遠開除出黨,復原黨內外一切職務”。宋慶齡愛莫能助,她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少奇同志很好嘛,對革命有功勞。他不是壞人,為什麽要打倒他?對劉少奇這樣的老革命家怎麽可以這樣對待呢?”義憤之情,溢于言表。

劉少奇的子女天各一方,孤立無援之中,他們想到了敬愛的“宋媽媽”,立刻給宋慶齡寫信請她幫助尋找父母。

宋慶齡立刻將這封信連同自己的親筆信寄給了毛澤東。她又親自給劉少奇的孩子們寫了回信,勉勵他們振作精神,好好工作和學習,並讓秘書帶上慰問品和幾份新出版的《中國建設》去看望他們。1969年10月17日,劉少奇被秘密用飛機押送到河南省開封,單獨監禁在一座與外界隔絕的院子裏。他有嚴重的糖尿病,又因為得了肺炎病倒了。四個星期之後,11月12日,這位共和國元首在陰冷的早晨6時45分去世了。臨終的時候,隻有看守他的人在旁邊。1972年,也就是劉少奇被折磨至死的兩年之後,孩子們才終于獲準到監獄探望他們的母親王光美。悲喜交集的王光美聲音顫抖地說:“沒想到你們能活下來!”孩子們悄悄地告訴母親:“媽,我們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媽媽最近還給我們回了信,送了雜志和糖果,鼓勵我們好好學習。”王光美熱淚縱橫。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這對于她和子女們來說,實在是難得的巨大支持和慰藉。

在對待路易·艾黎的問題上,宋慶齡同樣表現出了令人折服的善良、正直和勇氣。

路易·艾黎是紐西蘭人,1927年來到中國。1932年,經史沫特萊介紹結識了宋慶齡。史沫特萊告訴他,宋慶齡是一位大智大勇的中國女性,她就如一棵參天的大樹,巍然屹立在白色的中國。從此,路易·艾黎同宋慶齡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接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尤其使宋慶齡難忘的是,在當年上海淪陷、河山破碎的危急關頭,是路易·艾黎冒著生命危險,護送自己離開上海的。現在,當宋慶齡聽到一些為中國革命奮鬥了幾十年的國際友人被打成“特務”、“間諜”,被批鬥,被送進“牛棚”時,她首先想到了路易·艾黎。“此刻的路易不知怎樣了?他那樣數十年如一日地獻出了自己的一切,是位多麽忠于中國革命的好同志啊!不!我絕不能讓他被誤解。不管怎樣我都要講話,我要對中國革命負責,我要對國際主義負責。”于是,她不顧自己已是處境困難,義無反顧地向路易·艾黎伸出了援助之手,親筆為他寫下一封證明信。

我從1932年起就認識路易·艾黎,他為中國作了貢獻,幫助我們保衛國家。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時候,是他在內地創辦了工業合作社,幫助我們培養年輕的一代,為了這項工作,他甚至犧牲了好職業。當白色恐怖籠罩上海的時候,當中外特務追索共產黨員的時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為共產黨員的避難所。當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的時候,是他在甘肅等內地不怕任何艱苦的生活條件,為中國人民工作著。解放以後,他支持我們的文化革命運動,寫了很多的書、詩與文章。當世界和平委員會派他去外國時他為我們講演和辯論。解放前和解放時我都了解他。我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位誠實、忠誠、不屈不撓的朋友。我極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樣,是國際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的信徒。

宋慶齡

1968年8月31日

宋慶齡寫好這份證明信後,叫秘書杜述周、張珏兩人親自送給路易·艾黎。這份寫得實事求是,非常有針對性、權威性的說明,解脫了路易·艾黎的危境,正如他自己說的,這份證明書,“使我免遭懷疑和迫害”,使他成了少數幾個當時沒有身陷囹圄的國際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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