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蠡

範蠡

範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 ,字少伯,華夏族,春秋時期楚國宛地三戶(今河南淅川縣滔河鄉)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道家學者和經濟學家。曾獻策扶助越王勾踐復國,後隱去。著《範蠡》二篇,今佚。

範蠡為早期道家學者,楚學開拓者之一。被後人尊稱為"商聖","南陽五聖 "之一。雖出身貧賤,但是博學多才,與楚宛令文種相識、相交甚深。因不滿當時楚國政治黑暗、非貴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國,輔佐越國勾踐。傳說他幫助勾踐興越國,滅吳國,一雪會稽之恥。功成名就之後急流勇退,化名姓為鴟夷子皮,遨遊于七十二峰之間。期間三次經商成巨富,三散家財,自號陶朱公。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後代許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稱之財神。被視為順陽範氏 之先祖。

  • 中文名
    範蠡,字少伯
  • 外文名
    FànLí
  • 別名
    陶朱公,鴟夷子皮
  • 國籍
    中國(周朝)
  • 民族
    華夏(漢族)
  • 出生地
    楚國宛(今河南南陽)
  • 出生日期
    公元前536年
  • 逝世日期
    公元前448年
  • 職業
    政治家,謀士,實業家
  • 信仰
    鳥盡弓藏,兔死狗烹
  • 妻子
    西施
  • 榮譽
    商聖
  • 其他成就
    幫助勾踐滅吳,儒商鼻祖
  • 其他作品
    《計然篇》、《陶朱公生意經》

人物生平

範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宛三戶(今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滔河鄉)人,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學家,後人尊稱“商聖”,是中國道商之鼻祖。越國著名謀臣,與文種一起俱為勾踐股肱大臣,最終滅吳興越。因為意識到勾踐隻可同患難,不可共富貴,毅然棄越奔齊,三聚三散,富甲天下。他年輕時,曾拜計然(又名辛文子既《通玄真經》(《文子》)一書的作者)為師,研習治國、治軍方策。引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後範蠡攜文種遠赴吳越,因在吳國難展才華慨然離吳入越,輔助勾踐二十餘年,終于使勾踐于公元前473年滅吳。範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遂乘舟泛湖而去。後至齊,父子戮力耕作,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使為相。範蠡辭而不受,後遷往陶地(今山東省定陶縣)史稱定陶。經商積資巨萬,世稱“陶朱公”。​

範蠡範蠡

範蠡大約出生于公元前536年,約于公元前448年無疾而終,享年高齡,幾近百歲,被稱為中國商人聖祖。

政治生涯

範蠡從政,是他人生的轉折。他的行為舉止放蕩不羈,人性率真,深得道家風範,但他並非世人認為的頹廢,不是悲觀主義者,在內心,範蠡還是有黃老學派治國平天下的宏大志向的。

公元前496年,吳王闔閭攻打越國,然而在檇李(浙江嘉興)之戰中大敗,被擊中腳趾,因傷勢過重,不久死去。吳王闔閭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公元前494年,勾踐聽說吳國日夜演練士兵,準備向越國報仇,打算先發製人,再來個檇李大捷。南陽人範蠡力諫:天道要求我們盈滿而不過分,氣盛而不驕傲,辛勞而不自誇有功。勾踐不聽範蠡勸諫,執意出兵。範蠡預料此戰凶多吉少。

果然,越國遭遇會稽山大敗。範蠡勸勾踐答應吳國的任何條件以求保全性命,“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而吳王沒有聽伍子胥“今不滅越,後必悔之”的進言,罷兵而歸。

按照吳越雙方議和的條件,越國戰敗過了兩年,越王勾踐將要帶著妻子到吳國當奴僕,他想帶文種。範蠡願隨勾踐同行,說:“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製,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可以看出,範蠡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且具有敢于擔當的高貴品格。吳王夫差想勸範蠡離開勾踐,到吳國幫助夫差,而範蠡毫不動搖,很坦然說道:“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令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

這是範蠡導演、勾踐出演的一出荒誕劇,演出成功對勾踐的前途起了至關重要的變化。經過此事,吳王被深深地感動,對勾踐動了惻隱之心。而在政治當中,摻入了個人私情,註定夫差的結果是悲慘的。

戰爭之後,越國幾乎跌到谷底,且其在復興之時,要慎之又慎,切不能讓吳國有所察覺。範蠡建議勾踐勸農桑,務積谷,不亂民功,不逆天時。先抓經濟,繼而親民,穩定社會。施民所善,去民所惡。協調內部關系,內親群臣,下義百姓。有人生病,勾踐親自去慰問。有人去世,就親自去辦喪事。對家裏有變故的免除徭役。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定。

為了提高軍事力量,範蠡重建國都城。在建城的過程中,範蠡建了兩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給吳國看的,而大城建得殘缺不全,面對吳國的方向,不築城牆。這樣就迷惑了夫差。重視軍隊訓練,提高士氣,增加戰鬥力,組織了敢死隊,以最高金額獎勵。為了進一步迷惑夫差,範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給他最喜好的東西,以討夫差的歡心。還向夫差進獻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

公元前476年,伐吳的條件終于成熟了,此時夫差傾全國之力,北上中原爭霸,使國力嚴重消耗,後方空虛,唯獨老弱與太子留守。越國經過近20年的精心準備,國力強大,範蠡建議勾踐立即興兵伐吳。公元前473年,吳軍全線崩潰,吳王夫差逃到姑蘇台上固守,同時派出使者向勾踐乞和,祈望勾踐也能像20年前自己對他那樣寬容,允許保留吳國社稷,而自己也會像當年的勾踐一樣倒過來為之服役。勾踐動搖了,這時範蠡站出來,陳述利弊,平復了勾踐動搖的心態。夫差自殺的時候,想念起伍子胥,認為自己愧對伍子胥,以至于造成如今的結果,遂蒙面自殺。

從商經歷

一身布衣,範蠡三次遷徙,《太平廣記·神仙傳》有老子“在越為範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一說。史學家司馬遷稱:“範蠡三遷皆有榮名。”史書中有語概括其平生:“與時逐而不責于人”;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範蠡範蠡

滅吳後,範蠡向勾踐提出了自己隱退的想法。勾踐極力挽留,並威脅他說,如果堅持要走的話,就會殺掉範蠡及其妻子。但範蠡並不動搖,決然地走了。

範蠡還告誡文種要知退,說:“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死,良犬就烹(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可共患難,不可共富貴。”然而文種不聽。果然,後來勾踐賜文種一劍:“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範蠡輾轉來到齊國,變姓名為鴟夷子皮,在海邊結廬而居。戮力耕作,兼營副業(捕漁、曬鹽),很快積累了數千萬家產。範蠡仗義疏財,施善鄉梓,他的賢明能幹被齊人賞識,齊王把他請進國都臨淄,拜為主持政務的相國。他喟然感嘆:“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對于一個白手起家的布衣來講,已經到了極點。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齊王歸還了相印,散盡家財給知交和老鄉。一身布衣,範蠡第三次遷徙至陶(今山東肥城陶山,或山東定陶),在這個居于“天下之中”(陶地東鄰齊、魯;西接秦、鄭;北通晉、燕;南連楚、越)的最佳經商之地,操計然之術(根據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人棄我取、人取我予,順其自然、待機而動)以治產,沒出幾年,經商積資又成巨富,遂自號陶朱公,當地民眾皆尊陶朱公為財神,乃我國道德經商——儒商之鼻祖。史學家司馬遷稱:“範蠡三遷皆有榮名。”史書中有語概括其平生:“與時逐而不責于人。”

註意選擇經商環境,把握有利時機,運用市場規律,做事有準備,不盲目。據時而動,得失均衡。範蠡關于把握時機的全面論述很有現代價值。他的待乏原則實際上是要求經營者站在時機的面前,逾時以待,就像以網張魚須迎之方能獲獵。

“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從各方面做好準備,知道貨物何時需用,才懂得貨物的價值。隻有把時和用這兩者的關系搞清楚了,那麽各種貨物的供需情況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抓住現時得時無怠,因為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其三是從時而追。處于這種境況要講究一個快字,指出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

銷售理論,貴出賤取。貴出如糞土,當商品價格漲到最高點時,要果斷出手。貴上極則反賤。賤取如珠玉,當商品價格跌落到最低點,要像珠玉一樣買進,賤下極則反貴。

三八價格,農末俱利。範蠡以為“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就不會經營糧食商品;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就不會去發展農業生產。商人與農民同時受害,就會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最好的辦法就是由政府把糧食價格控製在八十和三十之間,這樣農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時獲利。

積著理論。“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要合理地貯存商品,加速資金周轉,保證貨物質量。

薄利多銷。範蠡主張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銷,不求暴利,這種非常人性化的主張,符合中國傳統思想中經商求誠信、求義的原則。

範蠡“富好行其德”,是因為他意識到物聚必散,天道使然。《老子》有雲:“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範蠡從“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的道理中隱約感覺到久受尊名、不祥的道理,可以說與老子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

思想主張

軍事宗旨

強則戒驕逸,處安有備;弱則暗圖強,待機而動;用兵善乘虛蹈隙,出奇製勝。為後世稱道並沿用。

經濟思想

範蠡是春秋末年傑出的政治家、經濟學家。《史記·貨殖列傳》載,範蠡的老師計然認為: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上文的大意是說:谷物糶的價格太賤則損害農民利益,農民受損 害不努力生產,農田就會荒廢。谷物的價格太高則會損害工商業者的利益,工商業受損害無人從事工商業,就會使經濟發生困難。谷價如果低至20就會損害農民,谷價如高至90就會損害工商業。如果把谷價限製在不低于30、不高于80的幅度內,就會對農業和工商業都有利。如能這樣"平糶齊物",關卡、市場都不匱乏,不就是治理國家的辦法嗎?

範蠡範蠡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以司馬遷治史的求實精神來看,他的上述記載反映的無疑應是範蠡的思想。司馬遷不把"農末俱利"的思想歸于在管仲孔子子產等人名下,而單單記載在範蠡名下,說明他必有所根據。至于他據戰國未以來的習慣用"末"來代替"工商",則是他自己的改動。這點前人已經指出①。還要說明的是,把谷價限製在不低于30、不高于80 的幅度內,《越絕書·計倪內經》所載,"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這樣的谷物每石的價格與戰國時李悝所說的粟石價30和漢代谷價大體相合。這可能也是漢代人用當時的習慣來表達範蠡思想的例證。雖然如此,這些小的改動並無損範蠡"農末俱利"思想的光輝。

春秋末年,範蠡提出的"農末俱利"的思想有重要意義。這表現在:首先,他提出了“谷賤傷民、谷貴傷末”的問題,通過把價格調整到一定範圍內而作到"農末俱利"。這樣既可以促進農業發展,又有利于工商業的發展,使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夠協調發展。其次,他明確提出了商品價格對生產與流通的作用,尤其是恰當地處理好谷價與其他商品價格的關系對生產與流通的作用。範蠡嘗試通過調整價格促進生產和流通,這都是通過經濟手段而不是通過行政命令。這也是值得肯定的。再次,怎樣把物價控製在一定範圍內呢?範蠡主張用"平糶"的辦法,這就需要豐收年國家把糧收購儲藏起來,在歉收年缺糧時國家再把糧食平價糶出,這樣才能起到平定糧食和其他物價的作用,這就叫做"平糶齊物"。所以"平糶"是範蠡首先提出來的,戰國時李悝推行平糶法和漢代設"常平倉"都是這一思想的發展與實踐。因此,"平糶"思想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

範蠡有治國理財的實際經驗,他提出的"農末俱利"的價格政策和"平糶齊物"的經濟主張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範蠡不愧是我國古代治國理財的傑出人物。

“勸農桑,務積谷”、“農末兼營”、“務完物、無息幣”、“平糶各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 等至今對現代的經濟建設也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哲學思想

在帛書《黃帝四經》出土之前,人們早就註意到《管子》一書的部分內容同《國語·越語下》的範蠡之言存在著思想上的聯系,在文句表述上也有明顯的相似相近之處。但是《管子》是北方齊國的作品,而《越語下》所記述的是南方的吳越戰爭,二者之間很難聯系起來,因而此兩書的關系並沒有引起學者們的重視和研究。帛書《黃帝四經》出土後,由于其中的內容同《國語·越語下》和《管子》的思想聯系更為密切,這顯然不是偶然的,于是引發了一些學者開始思考這三部書的關系。帛書《黃帝四經》和《管子》中的相關篇章是時下公認的黃老之學的代表作品,而《國語·越語下》所述範蠡之言又明顯地具有後世黃老之學的色彩,所以不少學者都提出了範蠡同戰國的黃老之學有著淵源關系的觀點,認為是範蠡開啓了後世黃老之學的先河。

範蠡既然下開黃老之先河,就一定是上承老子之學。雖然從《國語·越語下》的材料來看,範蠡的思想同老子之學確有密切的關系,但從老子到範蠡,道家思想是如何傳承的?卻至今沒有人做過專門的研究。根據傳世文獻提供的線索,範蠡之學乃受之于計然,並通過師承計然而與老子思想相接續。

範蠡師事于計然,在先秦漢代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廣為流傳的,從漢代至宋代,都有史料可以證明。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早相關史料,當屬《太平御覽》卷404所引太史公《素王妙論》中的一段話:“計然者,蔡(葵)丘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嘗南遊越,範蠡師事之。”《史記·貨殖列傳》載:“昔者越王勾踐困于會稽之上,乃用範蠡、計然。”劉宋裴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計然者,範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稴’。”裴稟又引《範子》所載以為佐證:“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于越,範蠡師事之。”

這個姓辛名研字文子號計然的人,很可能就是老子的弟子文子。《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著錄有《文子》九篇,班固自註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北魏李暹為《文子》作註,就曾指出:文子“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範蠡師事之。本受業于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此乃計然即老子弟子文子的重要文獻證據,正是這條材料使我們可以將範蠡與老子的學術聯接起來。從年代上來看,範蠡在老子之後約四、五十年,而計然正好處在老子與範蠡之間,他就是老子之弟子文子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計然何時何地師從老子已不可考,或在老子為周守藏史期間,或在老子去周為“隱君子”期間,後“南遊于越”為範蠡之師。

從《史記·貨殖列傳》《越絕書》《吳越春秋》《文子》等典籍的材料看,計然繼承了老子的思想,並在實踐中對老子的道論、自然無為的思想和治國治身的理論有所發揮和運用。特別是計然提出了關于天地陰陽刑德吉凶的理論和時變因循的理論,是對老子道家學說的重要發展,這些理論為範蠡所承襲並進一步運用發揮,後來成為戰國時期以《黃帝四經》和《管子》等為代表的道家黃老之學的重要內容。從計然到範蠡,在長期的政治、軍事和實業活動中對老子思想加以運用和創新發展,終于形成了道家思想成功指導社會實踐的新局面,開闢了道家學說理論發展的新領域和新方向。

道家學派創立後,原本主要是在南方的荊楚、吳越等地域流傳,而戰國中後期的道家黃老之學,又主要興盛于北方列國特別是齊國,道家學說何時經由何人傳入北方?這是先秦道家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迄今尚未有人進行過專門的研究。在道家思想的傳播與發展的過程中,範蠡入齊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春秋戰國之際,範蠡將老子的思想傳播到齊國,開始了道家學派在北方列國流傳發展的新時期。道家學派在北方流傳發展的最重要結果,是稷下黃老之學的出現,其標志是帛書《黃帝四經》。

根據《史記》等史書的記載,範蠡在輔佐越王勾踐滅吳霸越之後,急流勇退,“浮海入齊”,定居于陶(今山東定陶),開始了後半生的實業生涯,成為遠近聞名的“陶朱公”。他所傳承的老子道家思想也隨著他在實業上的成功而在齊國傳播,並最終發展成為道家學派的重要學派——黃老之學。由此我們就可以解釋《國語·越語下》同《黃帝四經》《管子》等戰國黃老作品為什麽有那麽密切的思想聯系,也就可以清楚地勾畫出一條從春秋戰國之際南方的原始道家到戰國的北方黃老之學之間流傳演變的清晰線索。

人物故事

範蠡歸隱

範蠡在幫助越王勾踐成功之後,立刻離開了越國。他從齊國寫信給文種說:“蜚(同“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大意是說:飛鳥射殺完了,好的弓箭就會被收起來。狡猾的兔子捕完了,獵狗就會被煮掉。越王為人陰險,工于心計。可以與他共患難卻不能同享樂。你為什麽還不快離開呢?文種在收到信後便稱病不上朝,但最終仍未逃脫賜死的命運。而範蠡卻早早料到這一點,不得不說,是他的過人之處啊!而鳥盡弓藏自此以後便成為了一個成語,比喻事成之後,把曾經出過力的人一腳踢開或加以消滅。後代諸多名臣都以此為警戒。

範蠡雕像範蠡雕像

原文出自《史記·卷四十一;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範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歷史典故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吳國和越國發生了槜李之戰(今浙江嘉興),導致吳王闔閭陣亡,從此兩國結怨,連年戰亂不休。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闔閭之子夫差為報父仇與越國在夫椒(今無錫太湖馬山)決戰,越王勾踐大敗,僅剩5000兵卒逃入會稽山。範蠡遂于勾踐窮途末路之際投奔越國,“人待期時,忍其辱,乘其敗……”“持滿而不溢,則于天同道,上天會佑之;地能萬物,人應該節用,這樣則獲地之賜;扶危定傾,謙卑事之,則與人同道,人可動之。”他向勾踐慨述“越必興、吳必敗”之斷言,進諫:“屈身以事吳王,徐圖轉機。”被拜為上大夫後,他陪同勾踐夫婦在吳國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礪堅,君後勿悲,臣與共勉!”

三年後歸國,他與文種擬定興越滅吳九術,是越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策劃者和組織者。為了實施滅吳戰略,也是九術之一的“美人計”,範蠡親自跋山涉水,終于在苧蘿山浣紗河訪到德才貌兼備的巾幗奇女——西施,在歷史上譜寫了西施深明大義獻身吳王,裏應外合興越滅吳的傳奇篇章。範蠡事越王勾踐二十餘年,苦身戮力,卒于滅吳,成就越王霸業,被尊為上將軍。

攜西施泛舟

範蠡與西施的愛情故事,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盡人皆知。胭脂湖地處沅江市西南,距城區約10公裏,距益陽市25公裏。相傳西施隨範蠡泛舟五湖時,見此處山清水秀,欣然沐浴而得名。胭脂湖象一個張開五指的巨大手掌,常年水域面積1430餘公頃,流域面積近90多平方公裏,水質達國家1級標準。環湖丘崗桔、桃、茶、竹蔥鬱,赤紅色的湖岸線與青山碧水相映成趣。 胭脂湖現已列入湖南省旅遊業十大水體景觀區之一,2002年5月被省旅遊局評定為AA級旅遊景區。主要景點有知青之家、沙灘泳場、農家樂、二龜拜美、曬羞坪。知青之家由湖南友華集團投資700多萬元,仿照七十年代知青下放沅江時居住的農居新增,知青用品陳列室100多件陳列品真實地再現了當年的知青生活。

蠡湖

蠡湖,原名五裏湖,是太湖之內湖。面積7.2平方公裏,環湖一周約21公裏,相當于杭州西湖1.3倍。蠡湖之名,是民國時無錫人根據範蠡和西施的傳說而改名。二千四百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越國大夫範蠡,助越滅吳後,功成身退,偕西施曾在此逗留,借這個傳說便把五裏湖改稱為蠡湖。相傳範蠡曾在蠡湖泛舟養魚並著《養魚經》一書。

蠡湖,湖水澄碧如鏡,一派明媚秀麗的江南水鄉典型風光。1934年,無錫的著名民族工商業家榮德生六十壽辰,以壽資辦慈善事業,造寶界橋。橋長375米,60孔。從此一橋臥波,架通南北,給蠡湖增添無限風情。1993年,榮德生之孫即榮毅仁之子智健又捐資造新的寶界橋。新橋21跨,長390.7米,寬18.5米,新老兩橋,稱“寶界雙虹”。北堍樹碑建亭,由書法家啓功書寫碑文,記述兩橋歷史滄桑。1991年,五裏湖又建成犢山防洪工程,梅園黿頭渚之間有了第二通道,更為蠡湖增色。

相關信息

近些年來,學界有越來越多的人註意到,春秋戰國之交的範蠡可能是中國學術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漢志》著錄《範蠡》二篇,這顯然是由那位輔佐越王勾踐的謀臣而得名。不過,《史記》關于範蠡生平事跡的記載飄忽迷離,說他先為越臣,後為齊相,又為隱士,他的名稱則由範蠡變而為鴟夷子皮,再變為朱公。這種三度遷徙、兩次改名的歷史,在史書上僅此一例,不免使學者疑惑。範蠡、鴟夷子皮和陶朱公是否為一人異名,早已是先秦史學的疑點;而《漢志》所著錄的《範蠡》二篇究竟是否出自越臣之手,更是難以論定的問題。至于《國語·越語下》、《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所載範蠡言論的可靠性,比今已不存的《範蠡》二篇更難論定,因之史家在引用這些史料時常有惴惴之感。今利用新出土的史料,再研究範氏一族的經歷,可能會使關于範蠡其人的各種疑點得以澄清,並會有一個意外的收獲,即辨明範蠡思想乃是從老子到庄周的道家思想演進歷史的過渡的環節,是庄老學派的思想來源之一。

範蠡範蠡

讓我們先來考察一下越臣範蠡與齊相鴟夷子皮的關系。《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說:“範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而對于齊國歷史上的鴟夷子皮其人,《墨子》、《韓非子》、《淮南子》等書都有記載,都說是春秋末期齊國田常(陳成子)的家臣。而田常之時,吳國未滅,範蠡怎麽會離越至齊呢?清代學者註意到這一點,便都指責《史記》關于範蠡自謂鴟夷子皮的記載虛誑不實。而我以為,這記載不無可信之處,其失誤僅在于顛倒了事件的先後次序。真實的次序是,範蠡其人先在齊國,後來才投靠了越王勾踐。

請看範氏的來由。《史記·越世家》集解引太史公《素王妙論》說:“蠡本南陽人。”又引《列仙傳》說:“蠡,徐人。”《正義》引《吳越春秋》說:“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其說法不一,不如直接追溯範氏的來由。而春秋戰國的範氏,都是晉國範氏的後裔,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說:“範氏出自祁姓,帝堯裔孫劉累之後。在周為唐杜氏,周宣王滅杜,杜伯之子隰叔奔晉,為士師,曾孫士會,食採于範,其地濮州範縣也,子孫遂為範氏。”可見範氏乃是“以邑為氏”,舍此別無範氏存在。《通志·氏族略》有“以邑為氏”的類別,即以範蠡系于晉國範氏之下。範氏為晉國六卿之一,其餘五卿為趙氏、魏氏、韓氏、知氏、中行氏。在春秋戰國之交,範氏、中行氏及知氏先後被滅,僅存趙、魏、韓三氏,成三家分晉之局。據《左傳》與《史記·晉世家》,春秋晚期,晉國六卿分裂,以韓、魏、趙氏為一方,範氏、中行氏為另一方,發生內戰。在晉定公二十二年、魯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範氏、中行氏戰敗,“奔齊”,範氏一族遂遷徙到齊國。恰在此事之後,鴟夷子皮在齊國出現了:

(孔子)怒于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于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于魯。(《墨子·非儒下》)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韓非子·說林上》)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淮南子·氾論訓》)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說苑·指武》)可見田常(陳成子)確有家臣為鴟夷子皮,時在勾踐滅吳之前。關于“鴟夷”之名的字面意義,過去都說為革囊。但田常的家臣為何以革囊為號,似不可解。我以為“鴟”字從鳥,鴟夷當即鳥夷或鳥夷的一支。古代民族稱鳥夷者頗多,《尚書·禹貢》說冀州有“鳥夷皮服”,《詩經·商頌》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似都是關于鳥夷的記載。其稱鳥夷,大概是以鳥為圖騰,以鳥羽為衣飾。在太原一帶,曾出現一件青銅鳥尊,現存于美國弗利爾美術館(參見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39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很可能即是關于古代鳥夷的物證。又據《中國青銅器》第三章,東周以前的一些青銅器有鳳鳥紋飾,其中一些是鴟梟的正面圖形,例如河南溫縣出土徙斝一件,即有鴟梟紋。溫縣的地理位置與淇縣不遠,而今河南淇縣即是古代朝歌的舊址,朝歌是晉國範氏的盤踞之地,範氏在逃離晉國以前正好聚集在朝歌,朝歌失陷以後才流亡到齊國,這樣看來,“鴟夷”竟是範氏一族的稱謂了。範氏“奔齊”之後已有晉國叛臣的身份,為照顧齊晉兩國的外交關系,範氏改稱鴟夷,乃是合乎情理的舉措。

範氏“奔齊”之後,為何定要依附田(陳)氏呢?《史記·齊太公世家》道出了其中的原委:“(齊景公)五十五年,範、中行氏反其君于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于逆臣,說景公曰:‘範、中行數有德于齊,不可不救。’乃使(田)乞救而輸之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也有相同的記載,這些記載顯示出範氏在“奔齊”以前,已與田(陳)氏建立了同盟的關系。再翻閱一下《左傳》,又可看出齊國田(陳)氏與晉國範氏的聯合由來已久,早于齊景公五十五年(公元前493年)。在魯定公十四年、齊景公五十二年、晉定公十六年(公元前496年),晉人圍攻範氏所盤踞的朝歌,齊國聯合魯、衛兩國,“謀救範、中行氏”。同年秋季齊、宋國君相會,謀救範氏。次年五月,齊、衛聯軍進駐蘧挐,謀救範氏與中行氏。在魯哀公元年、齊景公五十四年、晉定公十八年(公元前494年),範氏的盟友趙稷在邯鄲舉兵,被敵軍包圍,齊、衛聯軍又“救邯鄲,圍五鹿”。即在此年四月,齊、衛會師于乾侯,“救範氏也”。而在齊景公五十五年的戰事之後,晉國範氏處境危急,齊國田乞率軍圍攻五鹿,動機仍在于“救範氏”。那麽,到魯哀公五年、齊景公五十八年、晉定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90年),範氏在城破之後“奔齊”,投靠齊國田(陳)氏,不正是合乎情理的結局麽?田乞卒于齊悼公四年(公元前485年),由田(陳)成子繼之。在田常(成子)繼位之前,範氏或鴟夷氏已是田(陳)氏的家臣了。

那麽,範氏又如何會成為越王的屬下呢?其原因當在于齊吳之間的戰爭。據《左傳》和《史記》,在田乞、田成子時期,齊、吳兩國戰爭不斷。《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吳王夫差七年、齊晏孺子元年(公元前489年),夫差“興師北伐齊”,在艾陵擊敗齊師。夫差九年、齊悼公二年(公元前487年),吳國“為鄒伐魯”,構成對齊國的威脅。夫差十年,吳國再次“伐齊”。夫差十一年、齊悼公四年,夫差“復北伐齊”。夫差三次伐齊,接連發動較大規模的戰爭,對齊國田氏的威脅尤大。吳王夫差七年伐齊可能是對齊國內戰的幹涉,《史記·吳太伯世家》說:“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而此年齊國的內亂見載于《左傳》,是田(陳)乞聯合鮑牧,擊敗國氏與高氏,此年夫差伐齊乃是以田(陳)乞為主要敵人。齊悼公四年(公元前485年),田(陳)乞去世,田氏盟友鮑氏弒齊悼公,夫差聞訊,“哭于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這次攻齊雖以鮑氏為主要敵人,鋒芒也同時指向了鮑氏的盟友田(陳)氏。田(陳)氏在這威脅之下派範蠡佐助越王勾踐,謀攻吳國,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

鴟夷子皮助田(陳)常殺齊簡公,事在吳王夫差十五年(公元前481年)。範蠡助勾踐滅吳,事在吳王夫差二十三年(公元前473年)。兩事相距僅八年,則範蠡或為鴟夷子皮本人,或為鴟夷子皮族中的晚輩。鑒于《國語》、《史記》都說範蠡在夫差三年已是越王臣屬,則應肯定上述的第二種可能性是成立的,即在鴟夷子皮助田(陳)常殺齊簡公以前,鴟夷族中子弟範蠡已被派遣到越國,從側面威脅吳王夫差。這種對付敵國的策略在列國之間常被使用,用于齊越吳三國之間實屬平常。由于鴟夷子皮與範蠡同族,僅差一輩,後人遂誤以兩者為一。考慮到兩人的接近,這誤會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勾踐滅吳之後,“乃以兵北渡淮”,“越兵橫行于江淮東”,過去的齊吳兩國的敵對格局,始為新的齊越對立格局所取代。範蠡既是齊國田氏家臣,在這情況下自然不能再助勾踐,他離越返齊便又成為必然之舉。這樣看來,《史記》關于範蠡離開越國進入齊國的記載,並非全屬虛構。範蠡離齊已久,身負重名之後返齊,對齊國的情勢恐難適應,隱退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考慮到這種可能,我們對《史記》關于範蠡即陶朱公的記載不能不予以重視。陶朱公其人即使不是範蠡本人,也應當是他的子孫。《史記》、《國語》等書關于範蠡的記述之詳,遠過于子產、叔向、先軫、百裏奚、孫臏、範雎、趙奢、李牧等人,不能沒有特殊的原因,這原因即在于範蠡子孫富可敵國,有足夠的財力組織記述並宣揚範蠡的光榮歷史。

一旦肯定《史記》關于陶朱公的記載並非全為虛誑,便使範氏家族與庄氏家族的關系顯得突出了。《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載,朱公之子因殺人而成為楚國的囚犯,朱公便給“故所善者庄生”寫信,請求這位“庄生”搭救。這位庄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于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作風與庄周略有共同點。假如推斷這位庄生即庄周,當然不能成立,因為陶朱公的時代遠在庄周之前,再說庄周為隱者,也不會像《越世家》所說的那樣兩度“入見楚王”。不過,若是推斷這位庄生是庄周一族的成員,或者說是庄周的先人,則是十分合理的。下章將說明庄周是宋國的遺民,他所屬的家族曾有宋國貴族的地位。而陶朱公乃是定居陶邑的朱公,陶邑一直是宋國屬地,在宋亡之後才別屬他國。這就是說,陶朱公及其子孫竟是庄周的國人,他們若是著書宣揚範蠡的事跡及其思想,定為庄周所熟悉。湊巧的是,陶朱公的思想恰與道家接近,如《越世家》稱陶朱公有三子,中男為楚國囚犯,長子“重棄財”,未能救弟,竟“持其弟喪歸”。朱公對這結局表示理解,以為不能“棄財”便一定會“殺其弟”,而對財物若能“輕棄”便一定會救其弟。這種議論幾可說是關于《老子》“多藏厚亡”的學說的註解,顯示出陶朱公可能是《老子》學說的擁護者與傳播者。由陶朱公及其子孫所編撰的關于範蠡及其思想的文獻材料,應屬道家文獻的範圍,並且是從《老子》到《庄子》的發展歷史上的過渡環節。

五、《範蠡》佚文之研究及其與庄學研究的關系

陶朱公及其子孫若曾編撰記述範蠡的事跡與學說,那一定是《漢志》所著錄的《範蠡》二篇。此書久佚,發掘它的佚文並加以研究,是古代思想研究中的重要課題。尤為值得註意的是,《範蠡》佚文研究與《庄子》研究有密切的關聯。

在這方面,我們首先應考察一下《越絕書》。書中有《外傳枕中》一篇,通篇為越王勾踐與範子的問答。《越絕書》其他各篇或稱範蠡,或稱範伯,唯此篇通稱“範子”,這《範子》顯然是一部子書之名,不能簡單地看成人名。《齊民要術》卷三引《範子》說:“堯舜禹湯皆有預見之明,雖有凶年而民不窮。王曰:善。以丹書帛,致之枕中,以為國寶。”這段文字與《越絕書·外傳枕中》篇末一節大致吻合,可見《枕中》所引的《範子》乃是古代的子書之一。李步嘉先生很敏銳地註意到這一點,指出《枕中》“當抄襲古本《範子》而來”(《越絕書校釋》,303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這種說法可引致對于當今道家研究者的啓發。不過,李先生關于這裏的《範子》與上述《範蠡》二篇的關系的估計,相當謹慎,他指出:“《漢書·藝文志》錄有《範蠡》二篇,入兵家類,檢諸本篇,多言陰陽、農家之事,似與《範蠡》有異。”(《越絕書校釋》,303頁。)

筆者以為,如此甄別《範子》與《範蠡》,可能是過于保守了。《範蠡》二篇在《漢志》列入《兵書略》兵權謀類,而兵權謀類後序說: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情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枕中》所載《範子》佚文詳論治道,恰是《漢志》小序所謂的“以正守國”;《範子》詳論氣候、四時、五行、陰陽之類,恰是《漢志》小序所謂的“包陰陽”。《範子》佚文說:“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眾則主安,谷多則兵強。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此種“唯兵”的議論恰好是兵家的主張,與《漢志》小序所謂的“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亦無不合。可以推測,《範蠡》二篇的上篇大概是講“以正守國”,下篇大概是講“以奇用兵”,正好是《兵書略》所謂“兵權謀”的兩個方面。《漢志·兵書略》的作者在“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句下加了一節小註:

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漢志》小註所謂“出”、“入”、“省”,意思不同。“出”、“入”是將某篇著錄的書名移到另一篇著錄,此篇有“出”,則彼篇有“入”,例如《兵書略》註稱“出《司馬法》入禮”,《六藝略》禮類註稱“入《司馬法》一家”。在“出”、“入”之前是劉歆《七略》的原貌,而“出”、“入”則是班氏對《七略》的修正。至于“省”,則是對劉歆《七略》著錄書名的重復,加以減省,正如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所雲:“則書為劉氏兩載者,班氏從而省去之也。”由此可見在劉歆《七略》之中,《諸子略》道家類的《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以及縱橫家類的《蘇子》、《蒯子》等等,都又重復地著錄于《兵書略》兵權謀類,這些書在劉歆、班固眼裏兼有兵書的性質,班固的“省”不過是避免重復而已。《越絕書·枕中》所引《範子》之重視兵學,超過了《伊尹》、《管子》、《陸賈》等書,那麽《範子》與《兵書略》所著錄的《範蠡》二篇之為同書異名,便是無可置疑的了。

《越絕書·枕中》稱引《範子》,與其餘各篇稱引“範蠡”、“範伯”的情況明顯不同。而《枕中》在全書之中還有一個特殊之處,即這一篇乃是後加的。《越絕書》末篇《篇敘外傳記》很清楚地指出:

問曰:“《越絕》始于《太伯》,終于《陳恆》,何?”“……始于《太伯》,仁賢,明大吳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荊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慧型生詐,故次以《吳人》也,善其務救蔡,勇其伐荊。其範蠡行為,持危救傾也,莫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富邦安民,故于自守,易以取,故次《請糴》也。一其愚,故乖其政也。請粟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故次以《九術》。順天心,終和親,即知其情。策于廊廟,以知強弱。時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動作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卜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故終于《陳恆》也。”

此處所說的篇次十分明白,一共八篇,乃是以《太伯》為第一,《荊平》為第二,《吳人》為第三,《計倪》為第四,《請糴》為第五,《九術》為第六,《兵法》為第七,《陳恆》為第八。原始的《越絕書》一定以此八篇為限,今本除此八篇之外,增有《記策考》、《範伯》、《記地傳》、《吳王佔夢》、《記寶劍》、《枕中》、《春申君》等,增至十九篇,當是後人所加。《越絕書》原作者是誰,說法極多,《隋書·經籍志》說為子貢所撰,肯定有誤,最早的說法見于南朝梁代阮孝緒的《七錄》:“《越絕》十六卷,或雲伍子胥撰。”(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張守節《正義》)清人洪頤煊註意到這一點,指出《越絕》末篇所舉的八篇“與雜家《伍子胥》篇數正同”(《讀書叢錄》),顧實也說《越絕》較早的幾篇“當即雜家之《伍子胥》書”(《漢書藝文志講疏》),這些論斷顯然是正確的。《漢志·諸子略》雜家類著錄《伍子胥》八篇,應即《越絕》末篇所舉的八篇。這八篇的內容以敘述吳國史事為主,稱贊伍子胥的文辭遠超過稱贊範蠡等人的詞句,除抄襲《伍子胥》八篇之外,幾無其他可能。辨明這一點,有一個意義,即《國語·越語下》及《越絕》諸篇所引範蠡文字,除《枕中》所引《範子》以外,未必都是取自《範蠡》二篇,而可能別有出處。如《漢志·兵書略》著錄《大夫種》二篇、《伍子胥》十篇,都有可能征引範蠡言論,而為《越語下》、《越絕》諸書的資料來源。

《枕中》所引《範子》屢次提到“賢主聖王”,無稱“聖帝”、“帝”或“帝王”之例,撰作時間應早于齊湣王時期,因為在齊湣王時期,列國不斷有人鼓吹帝製,有“東帝”、“西帝”、“南帝”、“北帝”的名號出現,人們描述理想的製度時,不應僅限于王製。《範子》提到“千裏之君”、“萬裏之君”,應以戰國前期的列國疆域為背景,到戰國中期以後,統一的趨勢已經出現,理想國度已不限于千裏、萬裏了。《範子》提到國家,多稱“邦”而不稱“國”,顯然不知有劉邦之諱,不會是秦代以後的作品。《枕中》載越王問範子:“上不逮于神農,下不及于堯舜”,此語大概隻能出于春秋以後,在春秋時期和春秋以前罕有人提過神農之名。《枕中》引《範子》說:

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谷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谷皆踐。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

戰國時期鄒衍首倡“五德終始”,以“土木金火水”為次,其中木勝土,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土勝水,構成迴圈。《枕中》所引的範子顯然不知此種五行相勝的原理,隻知“水之勢勝金”、“金之勢勝木”及“水之勢勝火”三種關系,稱其為“天之三表”而不稱為“五材”或“五行”,時間顯然在“五行相勝”學說出現以前。另外,《範子》提到“天之三表”,與《墨子》所謂“言必有三表”似有關聯。從兩書內容來看,應承認《墨子》在先,《範子》在後。《範子》的撰作時間應限定為戰國前期,不得晚于鄒衍“五行相勝”的出現時間。

《枕中》所引《範子》屢稱“八谷”,不稱“五谷”,顯然以一種特殊的文化為背景。《春秋左傳》、《管子》等書都提到“五谷”,不稱“八谷”,則《範子》不屬于中原文化的系統。《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引太史儋說:“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孟子·盡心下》說:“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可見周、秦的流行說法是將歷史周期定為五百年。而《枕中》引《範子》說:

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

此種將歷史周期定為三千年的說法,在思想史上頗為罕見,亦可見這部《範子》不屬于周、秦的文化系統。統計《枕中》所引《範子》提到的古代聖王,不見周代文、武、周公,隻有神農、堯、舜、禹及商湯五位,而議論商湯最為詳細具體,如稱:“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俊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為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又說:“湯有七十裏地,務執三表,可謂邦寶。”如此推崇商湯,定屬殷商文化的系統。兩周的宋國君主為殷商後裔,商文化即宋文化,而陶朱公恰好隱居宋地,可見《枕中》所引《範子》當出于陶朱公或其子孫之手,為《漢志》所載《範蠡》二篇的佚文。其撰作時間既為戰國前期,便一定是庄周一族所熟悉的宋國學術著作,對《庄子》定有深刻的影響。

湊巧的是,《枕中》所引《範子》恰是道家的作品,例如《範子》稱贊聖王之治“不德人之稱己”,“不望其報”,指出聖王所循由的天道“前後幽冥,未見未形”,都與《老子》的思想相合。至于《枕中》引《範子》所雲“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乃是直接引述《老子》,這部著作乃是在《老子》的影響之下產生,是無疑的。有趣的是,這部《範子》提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與《庄子·田子方》議論陰陽的文字多有相合之處,可見《範子》或《範蠡》二篇又影響了《庄子》的作者。如果將這部書的思想當做庄老學派思想的來源之一,一定是不會錯的。

後世紀念

浙江諸暨範蠡祠主要以範蠡軍事政治才能和商業才能及生平業績為主要展示內容、以其它相關人文故事為襯托。全部建築由範蠡祠及財神廟、魁星閣、三星廟(暫用名)等相關建築組成,佔地面積2000平方米,建築面積960平方米,正殿內塑高3.5米範蠡全身銅像一座,銅像背後牆面用木條仿竹簡形式,再現《史記》中記載範蠡故事的精彩篇章,所有立柱均鑲嵌楹聯。殿外左右兩側建長廊兩條,陳列與範蠡生平業績相關的詩碑,並以彩繪壁畫等形式,生動介紹範蠡卓越的軍事、政治和經商才能。其它輔建築依相應位置而建,錯落有致,相關塑像如:比幹、趙公明、關公及福、祿、壽三星均以民間傳說的形象為依據,或坐或立,神態各異。範蠡祠共有塑像8座,除範蠡全身銅像外,其餘均採取民間傳統的貼金彩繪相結合的形式。範蠡祠面西南背靠金雞山,氣勢恢宏,採用清代民間建築風格,黛瓦粉牆,古樸典雅。主要建築除“魁星閣”外,屋架及相應構件均從民間整體購買,各種木雕構件琳琅滿目,精彩非常,充分展示了江南民間建築藝術特色。

範蠡祠戲台位于浙江省德清縣幹山村蠡山,為範蠡祠的門樓部分。相傳春秋時越國大夫範蠡寓居于此。

範蠡祠共有四處,其他地區還有山東肥城範蠡祠位于山東省肥城市湖屯鎮陶山,浙江德清範蠡祠位于浙江德清幹山鄉蠡山,湖南沅江市赤山島有範蠡祠。

湖南沅江市赤山島有範蠡祠,建于光宅元年(684年),祭祀越相範蠡。歷史上文人墨客寫赤山範蠡祠的詩文據嘉慶年間編的《沅江縣志》即已有十多篇。該祠于嘉慶年間已毀,嘉慶十二年,漵浦貢員戴安禮登臨赤山時,寫下了《蠡山殘廟懷古》:“五湖蹤跡竟浮漚,獨有茲山廟尚留。座下蘚苔春滿地,渚邊蘆葦月千秋。姑蘇幾見群麋走,相國旋同野鶩遊。闢谷高風堪共仰,丞嘗為雪楚平羞”。

赤山在唐天寶年間曾改名“蠡山”,就是因為傳說範蠡曾在此隱居。島上還有“香爐山”、“蠡施村”等地名也佐證了這些傳說。

歷史評價

作為歷史人物,南陽人範蠡一直受到歷代史學家的關註。

當然,說範蠡是謀略家不能算錯,這從他出山,幫助勾踐興越滅吳的曲折艱辛過程,可以看出他的足智多謀。後來務農、經商也離不開謀略和智慧,但這不是範蠡的全部。範蠡是春秋戰國之際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道家和經濟學家,還是一位傑出的商人,被稱為一代商聖。範蠡的思想內涵非常豐富,智慧超群,被譽為“治國良臣,兵家奇才,商人始祖。”範蠡對歷史的重要貢獻在于心系天下,以自己的謀略和智慧幫助越王勾踐滅吳興越。功成名就後,他不留戀功名,激流勇退。

作為一代商聖,範蠡的經營思想非常豐富,對于我們今天建設小康社會,發展經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首先,範蠡搞經濟不是盲目出擊,而是精心選擇地點,充分發揮自然環境的優勢,以求最好的經濟效益。他離開越國後,來到齊,《史記》稱“齊地帶山海,膏壤千裏,宜桑麻。”具有良好的從事生產的條件,為範蠡致富奠定了基礎。

範蠡充分利用齊地的資源和環境,帶領全家人,“耕于海畔,苦身戮力”,多種經營,“父子治產,居無幾何,治產數十萬。”範蠡從越國的上將軍一變而為勞動者,在官為本的時代,多少人仰慕高官厚祿,而範蠡坦然改變身份,潛心從事生產,埋頭苦幹,迅速致富,對傳統觀念作出了大膽的挑戰,僅此一點對後人的啓迪是極其深刻的。其次,範蠡豐富的經商理念,對今天發展市場經濟,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比如,範蠡主張把握商機,侯時轉物。他遵循經濟豐歉迴圈論經商,提出“待乏論”,不要人等貨,應讓貨等人。要準備別人沒有的或想不到的貨物,這樣才能在市場上佔據優勢。再比如,範蠡主張“逐什一之利”,薄利多銷,不求暴利,這符合中國傳統思想中經商求“誠信”、求“義”的原則。

範蠡無論從政、治國、經商都是成功者。探究其成功的原因,範蠡既擁有文子學派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也有庄子學派順應自然大道的豁達人生觀,順應自然,所以他無論是在從政還是經商中都保持了心態的平和、淡定。

陳坤飾範蠡陳坤飾範蠡

在範蠡思想中,追求和諧的天道、地道、人道尤為可貴。他說:“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意思是,治理國家有三件事要註意,國家強盛時要設法保持下去,這叫持盈,國家將要傾覆時要設法轉危為安,這叫定傾,平時治理國家政事要得當,這叫節事。範蠡並把這三點與天地人結合,說:“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他還對勾踐說:“天道要求我們盈滿而不過分,氣盛而不驕傲,辛勞而不自誇有功。”

範蠡順應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對今日仍極富現實意義。“持盈,”亦可稱可持續發展,即在原有發展的基礎上繼續前進,換句話說,也可以指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強則戒驕逸,當昌盛、滿盈時,能夠保持;而這就要順應“天道”,能“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定傾”,可以理解為不斷糾正存在的問題,撥亂反正,克服缺點,做好工作。當危殆、將傾時,能夠安定;而這就要順應“人道”,遵循人事規律,合乎民意取得人心。而“節事”,可以理解為腳踏實地,扎扎實實,遵循客觀規律辦事。處置各種世事時,要能有理,有所“節製”;弱則暗圖強,勵精圖治,臥薪嘗膽,忍人所不能忍,為人所不敢為,而這就要順應“地道”,遵循“地”所包容萬物、厚德載物的規律。範蠡做事講究火候,全面考慮問題,不急功近利,不輕舉妄動,一旦時機成熟,就要毫不遲疑地採取行動。範蠡在從政、打仗、經商活動中淋漓盡致地體現了這一思想,他處處佔據主動,穩操勝券。範蠡雖然是兩千多年前的古人,但是他的思想中有不少閃光的地方,值得深入研究。弘揚範蠡優秀的思想,有助于提升社會文明,促進社會的進步。

《計然篇》;在《國語·越語下》《史記·貨殖列傳》中均有記載;《漢書·藝文志》記有範蠡兵法二篇,但皆已流失。

影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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