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文瀾

範文瀾

範文瀾(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初字芸台,後改字仲澐(另一說字仲潭),浙江紹興人,歷史學家。曾在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國立河南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大學輔仁大學等校任教,主編《中國通史簡編》,並長期從事該書的修訂工作,還著有《中國近代史》(上冊)、《文心雕龍註》、《範文瀾史學論文集》等。

  • 中文名
    範文瀾
  • 別名
    芸台,仲澐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浙江紹興
  • 出生日期
    1893年11月15日
  • 逝世日期
    1969年7月29日
  • 職業
    歷史學家
  • 畢業院校
    北京大學
  • 祖籍
    浙江寧波
  • 妻子
    戴冠芳
  • 其他作品
    《中國通史簡編》

人物簡介

範文瀾(1893—1969年),初字芸台,改字仲澐(一說字仲潭),浙江紹興人。

性格特點

範文瀾對于歷史研究,提出學習理論、掌握資料、文字表達、言行一致四個問題,勉勵後學。他說:“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論和我們自己的整個思想意識、思想方法、生活行動全面地聯系起來,這樣,才叫做馬克思主義者在做史學工作。”語重心長,希望甚殷。

範文瀾範文瀾

範文瀾對黨的事業滿懷責任感。他在延安寫作條件十分艱難的情況下,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寫成《中國通史簡編》。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評的精神,在晚年,毫不疲倦地對 此書進行修訂。十年動亂中,他帶病工作,直到逝世。

家庭生活

範文瀾夫人戴冠芳是浙江寧波人,長範文瀾一歲。範文瀾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回到任河南省河北道尹的叔父範壽銘家,與戴冠芳結婚。範、戴是結發夫妻。戴冠芳之父在河南當過縣官,年少時她在河南生活過,因而戴會說北方話。範文瀾任北方大學校長時,戴也在校中幫忙家務,每天紡棉花、燒火做飯,精心照料範文瀾的生活起居。戴冠芳曾對範文瀾的學生說:“範老是大學教授,而我卻是一個字也不認識的文盲”。盡管兩人文化程度相差太大,但範戴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生平經歷

1917年,範文瀾畢業于北京大學後赴日本留學。1921年回國後在天津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等地教授中國文學。1925年發表了對中國最早的文學評論著作《文心雕龍》的注解書。

之後範文瀾轉向歷史學的研究。1935年因為支持華北抗日運動遭到逮捕,釋放後在1940年奔赴延安,任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等職。1941年編寫了中國共產黨幹部的教材《中國通史簡編》,1945年執筆《中國近代史》(上冊),成為中國歷史學界的重要學者。1948年擔任華北人民政府委員和中原大學校長。

範文瀾範文瀾

1950年範文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等職務。黨內職務方面,1956年成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被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另外,他還擔任過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屆人大常委,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1969年7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歲。五四運動以後被稱為史學界的“馬列五老”之一,與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翦伯贊並稱為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

範文瀾《中國近代史》(第一編上冊)多次重印出版,至1978年又易名為《中國通史》分十冊陸續出版,與郭沫若主編的另一種《中國史稿》(人民出版社),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人民出版社)、尚鉞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人民出版社)、呂振羽《簡明中國通史》(人民出版社)並稱“五朵金花”。

主要著作

中國通史簡編

(修訂本)(4冊)範文瀾著 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第5版 101.3萬字

本書是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系統論述中國通史的通史著作。1941年,該書第1版,從原始社會到清代中葉,先後分兩冊在延安出版。以後,作者對本書重新改寫,分冊出版,自1953年至1965年,共出版了4冊,寫到隋唐五代。終因病逝世,未能完成全部改寫計畫。本書是作者史學研究的代表作。

中國近代史

範文瀾著 新華晉綏分店1947年第1版 29.7萬字

本書是一部中國近代史著作工作者1945年在延安時所寫。該書所敘內容的時限跨度為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對抗瓜分野心的義和團反帝運動這61年間。

捻軍

(全6冊)範文瀾等編 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年第l版 182.6萬字

本書是有關捻軍的一部大型資料專輯。它是由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一部分,由範文瀾,翦伯贊、聶崇岐、林樹惠、王其榘共同編著。全書共分6冊,包括3大部分:第1部分是專著綜合,包括:平捻篇、求闕齊弟子記、淮軍平捻記、霆軍紀略、磨盾記實、兩淮戡亂記,另還有附錄篇,有星烈日記匯要、鴻雪因緣圖記、茌邑吉懸、斯未信齊文編、蔣子瀟先生運集、王文直公遺集、宦豫紀事、蒙難追筆,等等。第2部分是活動地區,記載捻軍在安徽、河南、湖北、江蘇、陝西、山西、直隸、山東等地的活動情況。本書第2、3、4冊輯錄這部分的資料,選錄了各省的一些縣志,還有豫軍紀略、河南軍情探報、山東軍興紀略等專著。第3部分是函牘文集。第5、6冊輯載,共50篇,包括:李文忠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劉武慎公遺書、養晦堂文集、養知書屋文集、馬中丞遺集、十三峰書屋文集、李文清公遺集、空青水碧齊詩文集、思貽堂集、退補齊詩文集、實其文齊集、堅白齊集、知止齊遺編、周憩亭集、清麓文集、損其先生全書、臣鼐致李鴻章函、學呂致學劍樓主人書、僧某致芝生書、遠志齊稿、望三益齊詩文抄、潘方伯公遺稿、心白日齊集、百柱堂全集、知止堂集、麓生詩文合集、無夢軒遺書,等等。本書書首附有"捻軍資料叢刊徵引書目",註明卷數、著者、出版時期,有的還略註解題。在選輯的各篇文字之首,還註明了它在原書的卷頁次第,查閱比較方便。

“白話版”《沁園春·雪》

抗戰勝利後,範文瀾因工作調動離開延安,于1946年4月到達晉冀魯豫解放區,不久就擔任了北方大學校長。在這期間,他讀到了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被傳抄發表的轟動一時的《沁園春·雪》,為這首雄奇瑰麗的詞的高度藝術成就所折服。範文瀾憑著他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高超的文字駕馭能力,把這首詞譯成通俗易懂的白話文,發表在同年10月20日晉冀魯豫邊區出版的《人民日報》第3版的顯著位置上。題目為《沁園春譯文》。不過由于時代久遠,知之者甚少。《翰墨春秋》(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一書引錄了範文瀾的部分譯文。正因為這本書的引用,引起毛詩研究者的關註,才使得這篇白話譯文進入現今讀者的視野,重現它的藝術光彩。

史學地位

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新階段的出色代表

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是一項艱巨而宏大的事業。它的主要內涵,是要做到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歷史的實際恰當地結合,深刻地闡發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的特 點。20世紀30年代後期至40年代的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範文瀾、翦伯贊、侯外廬等已經自覺地為此作出成效卓著的努力。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新階段。在此之前 ,郭沫若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卓越奠基者。

他于1929年著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一次運用唯物史觀研究古代史,證明中國並非“國情特殊”,中國社會同樣經歷了人類社會普遍經歷的各個社會發展階段。加上郭沫若所著《兩周金文辭大系》等書的成就,便奠定了 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的堅實基礎。1949年後,範文瀾與郭沫若、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等人,成為中國馬列主義新史學和有奴派的五名家之一。

20世紀史學發展的重要裏程碑

《中國通史簡編》:20世紀史學發展的重要裏程碑

範文瀾以他25年心血澆灌,成功地撰成的通史著作,在唯物史觀的運用上達到了闡述人類 社會的普遍規律與中國歷史的特殊規律二者結合的更高層次,規模宏大,內容豐富,因而當 之無愧地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裏程碑。

中國史學,歷來以通史為最重要的著述形式,成就也最高。司馬遷著《史記》,提出“通 古今之變”作為本人著史的主要任務和努力目標,要探究自“古”至“今”的歷史,考察各 個時代在古今歷史長河中如何“變”,並且整個貫通起來予以論述和評論,原始察終,見盛 觀衰,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司馬遷成功地實現了自己的目標,因此《史記》成為不朽的著作 ,對後世影響至為深遠,“通”成為治史的第一要義。

唐代杜佑著成典製體通史《通典》, 北宋司馬光著成編年體通史巨著《資治通鑒》,南宋鄭樵著成體現“會通”義旨的《通志》,都成為出色的史學名著。東漢的班固著《漢書》,雖然“斷漢為史”,但他本人又明確地 提出“通古今”的要求,在十篇志中記載了有史以來各種典章製度的源流變化,因而《漢書》成為與《史記》並稱的紀傳體傑作。唐代劉知幾著《史通》,清代章學誠著《文史通義》 ,評論歷代正史得失,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也都鑒古衡今,突出地體現其通識。章學誠還 把中國史學的這一優良傳統概括為“通史家風”,予以彰揚。清代考證史學名家趙翼所著《 廿二史札記》,也凸顯出其探究古今歷史的重視通史的意識,故在其自序中表示著意于總 結“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治亂興衰之故者”。

標志著近代史研究進入了科學階段

《中國近代史》:標志著近代史研究進入了科學階段《中國近代史》(上冊)于1945年在延安著成。這部著作的主要意義是:標志著近代史研究進入了科學的階段。它所奠定的基本格局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論斷,影響了近代史研究達數 十年之久。在此以前,近代史領域的研究處于草創階段。有的進步學者運用唯物史觀作指導 撰成的《中國近代史》,對主要事件有正確的評價,是可貴的創始之作;但是篇幅較小,內容不夠豐富。還有的則從唯心史觀出發,任意曲解史實,美化侵略者。範文瀾的著作,造端 宏大,材料新穎,依據大量中外文獻資料加以分析,系統地論述近代社會的基本矛盾和演變 過程,侵略與反侵略、愛國與賣國的激烈鬥爭,恢復了近代史的本來面目,幫助人民認清帝國主義和賣國勢力是造成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災難深重的根本原因,激發人民進行英勇鬥爭 ,推翻阻礙中國社會前進的凶惡敵人和腐朽勢力。在解放戰爭期間,在為迎接新中國成立而 奮鬥的歷史關頭,認識這段歷史是與當時進行的推翻三座大山的鬥爭直接相聯系的。因此許 多愛國青年讀了範著《中國近代史》而奔向解放區,發揮了歷史著作的巨大戰鬥作用。

範文瀾範文瀾

《中國近代史》本來是範文瀾撰著《中國通史簡編》總計畫中的一部分,所以兩部著作有著密切 聯系。誠如劉大年在《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所評價的:“前一部書嘗試用科學觀點對 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作一番概述,它的印數累計達數百萬冊,成了一代又一代讀者必備的歷史 讀物。後一部書用新的歷史觀點給系統地研究中國近代史開了一個頭,它的某些看法長期影 響到學術界。它們的問世,過去了四十多年、五十年,至今提起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通史和近代史著作,人們仍然要首先舉出這兩部分。這種情形,近乎絕無僅有。”

範文瀾的近代史著作完成至今已過去半個世紀,這一領域的研究,經過許多學者的努力,探索的廣度和深度已有很大的拓展,這是很可喜的。不過,半個世紀來積累的經驗,包括最 近若幹年提供的經驗一再證明:範文瀾著作中所揭示出來的,自鴉片戰爭至人民共和國成立 110年間,中國歷史的主線是人民大眾英勇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經歷艱難曲折而不斷高漲 、不斷走向勝利,這一反映歷史客觀進程的真理性認識是不能改變的,是任何時候都必須堅 持的。不錯,近代史研究要不斷創新,譬如對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課題要作更深入的考察 ,以此更加深化對近代化進程的認識;對于社會結構、下層民眾、區域經濟和文化以至秘密 結社等等課題都應推進研究;對于一些歷史事件、人物、思潮等應進一步作具體分析和全面評價。

但是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都應以上述基本線索作為指導思想來進行,才能得出經得 起 歷史事實考驗的正確認識,而絕對不能以為“創新”就是要否定、推翻以往人們普遍接受的結論。近代史研究又擔負著教育人民、特別是教育青年一代的任務。對于近代百年史如何認 識,是同對當前社會前進的方向,以至對世界政治格局如何由19世紀演變到今天、西方國家 對華政策如何演變到今天的正確認識直接相聯系的,同在堅持對外開放之中發揚愛國精神和 民族正氣相聯系的,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精神支柱。因此,範文瀾所揭示的中 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理論上的堅定性和捍衛歷史學科學性的勇氣

範文瀾的著作受到廣大讀者的高度重視,他的成功經驗很值得我們認真總結。範文瀾走過 的成功道路,關鍵在于出色地做到了兩項:第一,他的傳統學術根柢深厚,而且善于吸收傳 統文化中具有科學性和民主性的成分,包括樸素唯物主義、樸素的辯證法、大同思想、民本 思想和民主意識等,這成為他後來接受唯物史觀和從事創造性史學研究的基礎。第二,範文 瀾的馬克思主義是在抗日根據地的熔爐中學習的,並以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的事實去對照、 檢驗,以自己的行動去體驗。所以他學習馬克思主義得其精髓,並使之成為自己血肉的一部 分。他之所以能對建立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作出傑出貢獻,撰寫成多部影響 很大的成功巨著,其基本前提,是對理論有自覺的認識、嚴格的要求,並貫徹始終地為此努 力。延安版《中國通史簡編》撰寫之前,範文瀾在理論上是有準備的。1940年所寫《關于上古歷史階段的商榷》一文,即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中國歷史階段的分期,闡述西周封建 說的主張。他明確地提出史學研究的根本任務,不僅要說明中國歷史進程符合唯物史觀創始 人指出的人類社會共同經歷的階段,而且要全力總結出這種共同規律在中國歷史上表現出來 的特殊性。這段話,實際上是範文瀾在延安時和解放後史學工作總的指導思想。

至50年代,他又精闢地概括為運用馬克思主義要求“神似”,反對“貌似”。強調下苦功夫對具體問題 作具體分析,反復指出摘引經典著作的字句、貼標簽式地生硬套用的做法的危害,指出它是 科學工作的大敵。範文瀾揭示中國歷史進程特點的成功例子甚多,其中影響很大的觀點就是 關于漢民族形成的問題。他的分析和論斷獲得學術界的普遍贊同,是做到把普遍原理與中國歷史特點相結合的範例。這樣結合,就是“神似”,不是“貌似”。中國史學歷來重視“通識”和通史的撰著。範文瀾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並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而加以發展 ,提出寫通史要做到“直通”、“旁通”和“會通”。把握好社會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精確地具體地劃分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就是直通;分析一定社會階段內,社會生活中各種現 象的互相聯系和製約,考察一切矛盾的趨向和總和,最後歸因于物質生產力狀況的根源,就是旁通;兩個方面的綜合,就是會通。並且,他希望全國史學工作者分工合作,或研究斷代史,或研究專史,或研究少數民族史,或研究某一主題,局部性的研究越深入,綜合性的通史也就越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研究來幫助綜合性的提高,以綜合性的提高來促進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復多項,達到寫出高質量的通史的目的。這無疑是對通史編纂理論的發展。

範文瀾在理論上的堅定性和他捍衛歷史學科學性的勇氣,突出地表現在當教條化和“左” 的傾向盛行的時候,敢于挺身而出,堅決予以抵製。1959年以後,他針對當時高校和學術界 相當流行的“以論代史”、空洞地套用唯物史觀的術語、不要史實,把歷史進程的生動內容 變 成生硬公式的推演的錯誤傾向,一再在重要會議上發表講話和撰寫文章,提出嚴肅的批評。 1961年4月,他發表《反對放空炮》一文,批評這種主觀的、浮躁的有害學風,指出踏踏實 實進行科學工作的重大意義,要求讓嚴肅的學風在學術界發揚起來。同年5月,他在一次重 要的學術會議上,嚴肅地批評史學界當時流行的“打破王朝體系論”和“打倒帝王將相論” ,指出“這種論調好像是很革命的,實際上是主觀主義的”,“打破王朝體系,抹掉帝王將相,隻講人民民眾的活動,結果一部中國歷史就隻剩下農民戰爭,整個歷史被取消了”。並要求大家起來反對這種謬論,堅持嚴格的歷史主義。當時,範文瀾、翦伯贊、郭沫若都 為我們樹立了堅持科學態度、抵製錯誤思潮的典範。

對于戊戌維新運動的評價,也是檢驗理 論上是否成熟和堅定的試金石。在相當長時間內,思想界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要抬高革命 ,必須盡量貶低維新和改良,因此不敢對戊戌維新運動作出應有的積極評價,若講到戊戌變法事件,總是要迫不及待地貶責一通。對維新派人物梁啓超的歷史貢獻也不敢作恰當肯定,有的論者甚至認為梁啓超于1915年策動護國軍反對袁世凱稱帝之舉是“投機”。範文瀾則一貫對戊戌維新運動的進步意義予以明確的肯定,尤其對其愛國性質和沖破封建專製、要求民權,沖破滿清禁例、爭取民營工商業獲得法律上的承認等進步作用作了積極評價,直至1958 年在紀念戊戌變法一百周年大會上,提出戊戌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的論斷,表現出非凡的膽識!

而在《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這篇綱要式文章中,又對梁啓 超的反袁行動評價說:“袁世凱宣布自己做皇帝。當時以梁啓超為首的反帝製運動,立憲黨人站在最前線,革命派反而落後了。”這在當時同樣是勇于抵製流行的各種貌似革命的見解 ,而作出的清醒、公正的評價,是難能可貴的。在《中國近代史》書中,反對封建專製、爭 取民主權利,批判閉關鎖國、狹隘拒外,是全書主線之一。他稱“林則徐是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20世紀80年代成為人所共知的警句。

在《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四冊終篇結束語 中,他由唐文化的繁榮談到各國文化系統的重要性:“各種文化必然要取長補短,相互交流 。娶妻必娶異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樣。所以文化交流愈廣泛,發展也愈充分。文化輸出國不可自驕,文化輸入國不必自卑,某一國文化為別國所吸收,這種輸入 品即為吸收者所擁有。譬如人吃豬肉,消化後變成人的血肉,誰能懷疑吃豬肉的人,他的血肉是豬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這段話寫于1965年,處在“文革”前夕,可是範文瀾這樣鮮明地提出反對閉關自守,主張對外開放、互相交流的思想,令我們讀起來覺得好像寫在粉碎 “四人幫”後改革、開放的年代一樣,這正證明範文瀾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他是一個熱誠的愛國者,忠誠于共產主義事業的戰士;同時,民主、科學、開放、進取又構成了他的基本精神。    

人物評價

範文瀾對于歷史研究,提出學習理論、掌握資料、文字表達、言行一致四個問題,勉勵後學。他說:"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論和我們自己的整個思想意識、思想方法、生活行動全面地聯系起來,這樣,才叫做馬克思主義者在做史學工作。"語重心長,希望甚殷。

範文瀾範文瀾

範文瀾對黨的事業滿懷責任感。他在延安寫作條件十分艱難的情況下,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寫成《中國通史簡編》。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評的精神,在晚年,毫不疲倦地對 此書進行修訂。十年動亂中,他帶病工作,直到逝世。

在範文瀾逝世十周年的時候,近代史研究所同人選錄他的文章十七篇,分為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歷史研究的方法和對資產階級歷史學的批判、中國經學史、思想史的專題研究四組,編為《範文瀾歷史論文選集》出版,以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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