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說

童心說

《童心說》是明代末期傑出思想家李贄的一篇散文,他在文中提出了"童心"的文學觀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實際上隻是表達個體的真實感受與真實願望的"私心",是真心與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據。李贄將認知的是非標準歸結為童心。他認為文學都必須真實坦率地表露作者內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贄看來,要保持"童心",使文學存真去假,就必須割斷與道學的聯系;將那些儒學經典大膽斥為與"童心之言"相對立的偽道學的根據,這在當時的環境中有它的進步性與深刻性。

  • 中文名稱
    童心說
  • 創作年代
    明代
  • 作者
    李贄 
  • 作品體裁
    散文

作品概況

作品名稱:童心說

創作年代:明代

童心說

作者:李贄

作品體裁:散文

作品原文

龍洞山農敘《西廂》(1),末語雲:“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皆自多讀書識義理而來也。古之聖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為耶?童心既障,于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為政事(2),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于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為之心也。

夫既以聞見道理為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于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人何辯也(3)。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于假人而不盡見于後世者,又豈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製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4),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5),又變而為傳奇(6),變而為院本(7),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8),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什麽六經(9),更說什麽《語》、《孟》乎(10)!

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贊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于書。後學不察,便謂出自聖人之口也,決定目之為經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縱出自聖人,要亦有為而發,不過因病發葯,隨時處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雲耳。醫葯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至論乎?然則六經、《》、《》,乃道學之口實(11),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嗚呼!吾又安得真正大聖人童心未曾失者而與之一言文哉!

作品注解

(1)龍洞山農:或認為是李贄別號,或認為顏鈞,字山農。《西廂》指元代王實甫的《西廂記》。

(2)見:通“現”。

3)矮人何辯:這裏以演戲為喻,矮人根本看不到,就無法分辨了

(4)《選》:指蕭統編的《文選》,又稱《昭明文選》。

(5)近體:指近體詩,包括律詩和絕句。

(6)傳奇:指唐人的傳奇小說

(7)院本:金代行院演出的戲劇腳本。

(8)舉子業:指科舉考試的文章,也就是八股文。

(9)六經:指儒家的經典《詩》、《書》、《禮》、《樂》、《易》、《春秋》。

(10)《語》、《孟》:指《論語》、《孟子》,《四書》中的二種。

(11)道學:指道學家。

作品譯文

龍洞山農在為《西廂記》寫的序文末尾說:“有識之士不以為我還有童心的話,就知足了。”童心,實質上是真心,如果認為不該有童心,就是以為不該有真心。所謂童心,其實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幹擾時一顆毫無造作,絕對真誠的本心。如果失掉童心,便是失掉真心;失去真心,也就失去了做一個真人的資格。而人一旦不以真誠為本,就永遠喪失了本來應該具備的完整的人格。

兒童,起人生的開始;童心,是心靈的本源。心靈的本源怎麽可以遺失呢!那麽,童心為什麽會貿然失落呢?在人的啓蒙時期,通過耳聞目睹會獲得大量的感性知識,長大之後,又學到更多的理性知識,而這些後天得來的感性的聞見和理性的道理一經入主人的心靈之後,童心也就失落了。久而久之,做得的道理、聞見日益增多,所能感知、覺察的範圍也日益擴大,從而又明白美名是好的,就千方百計地去發揚光大;知道惡名是醜的,便挖空心思地來遮蓋掩飾,這樣一來,童心也就不復存在了。人的聞見、道理,都是通過多讀書,多明理才獲得的。可是,古代的聖賢又何嘗不是讀書識理的人呢!關鍵在于,聖人們不讀書時,童心自然存而不失,縱使多讀書,他們也能守護童心,不使失落。絕不像那班書生,反會因為比旁人多讀書識理而雍塞了自己的童心。既然書生會因為多讀書識現而雍蔽童心,那麽聖人又何必要熱衷于著書立說以至于迷人心竅呢?童心一旦雍塞,說出話來,也是言不由衷;參與政事,也沒有真誠的出發點;寫成文章,也就無法明白暢達。其實,一個人如果不是胸懷美質而溢于言表,具有真才實學而自然流露的話,那麽從他嘴裏連一句有道德修養的真話也聽不到。為什麽呢?就是因為童心已失,而後天得到的聞見道理卻入主心靈的緣故。

既然以聞見道理為本心,那麽說的話就成了聞見道理的翻版,而不是出自童心的由衷之言。哪怕他說得天花亂墜,跟我又有什麽相幹。這難道不是以假人說假話,辦假事,寫假文章嗎?因為人一旦以虛假為本,一舉一動也就無不虛假了,由此去對假人說假話,正是投其所好;跟假人講假事,肯定信以為真;給假人談假文章,必然贊賞備至。這可真是無處不假,便無所不喜呀!滿天下全是虛假,俗人哪裏還分辨得出真偽。即使是天下的絕妙文章,因被假人忽視埋沒而後人無從得知的,不知有多少。原因何在?因為天下的好文章,沒有不是發自童心的。如果童心常在,那些所謂的聞見、道理就會失去立腳之地,那麽,任何時代,任何人,任何體裁都可以寫出極好的作品來。詩歌,何必一定推崇《文選》;散文,何必非得看重先秦。古詩演變成六朝詩外,近體格體,古文也發展為唐朝傳奇,金代院本,元人雜劇,《西廂記》,《水滸傳》,還有當今應科舉的八股文,凡是講求聖人之道者都是古今傑出的文章,絕不能以時代先後為標準,厚古薄今。所以,我對那些發自定心的文章體會最深,實在用不著言必稱六經,言必稱《論語》、《孟子》。

六經、《論語》、《孟子》,不是史官的溢美之辭,就是臣下的阿諛之言,不然的話,也是那班糊塗弟子們,追憶老師的言語,或有頭無尾,或有尾無頭,或是據自己聽到的隻言片語,寫下來匯集成書。後代書生,不明此理,就以為全是聖人的精闢理論,而奉若經典。又哪裏曉得,這其間多半根本不是聖人的精論呢!即使真有聖人講的,也是有的放矢,不過就一時一事,隨機應答,以點撥那些不開竅的弟子罷了。對症下葯,不拘一格,怎麽可以當成萬古不變的真理呢!顯而易見,六經、《論語》、《孟子》早已被拿來用做道學家唬人的工具,偽君子藏身的擋箭牌了,絕對沒法和發自童心的由衷之言同日而語的。嗚呼!我又到哪裏去尋找童心未泯的真聖人,與他一起探討作文之本呢?

作品賞析

明代初期是程朱理學佔統治地位的時期。朱子學本來自有其豐富、深刻之處,朱熹的理性主義精神也在中國傳統哲學的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當程朱理學被立為官學,取得了學術思想上的統治地位以後,它就逐漸走向僵化,並成為明朝加強封建專製主義統治的工具之一。明初士人讀書議論都不能背離程朱的規矩。永樂年間(1403—1424),三部《大全》的頒定,一方面標志著程朱理學成為統治思想,同時也表明程朱理學開始走向衰落。顧炎武說:“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日知錄》卷十八)《大全》以抄襲前人(尤其是程朱)為主,這正是加強思想統一的需要。

《童心說》是《焚書》卷三裏的一篇雜論,主要揭露道學及其教育的反動性和虛偽性,闡明了李贄的讀書作文教育觀,洋溢著自由主義教育反對封建教育的桎梏,追求個性自由和解放的精神。

李贄的“童心”,其實是新儒家學者先天性善論的繼承和發揮。他說,所謂“童心”就是“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這種“本心”是最純潔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實則是人的個性和主體價值的自覺。如果喪失了這種自覺的“本心”,那麽,人就失去了個體價值,人就不再能以一個真實的主體而存在:“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

而道學及其教育卻使人的這種純潔“童心”喪失殆盡,喪失人的真實存在的價值:“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皆多讀書識義理而來也。”總之,由于道學的教育,聞見、道理、名譽等的刺激引誘,人就會失掉其本來的善良本性,從而失去為善的內在根據。反過來說,隻有斷絕道學教育所灌輸的聞見、道理等,才能保證“純真無偽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謂聞見道理都來自聖賢之書,即是程朱義理。“多讀書識義理”,使仁義道德的說教由耳目聞見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們的語言、行為都變得虛偽,“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讀書識義理”的途徑達到“內含以章美,篤實生輝光”,隻能適得其反。正是這些聖賢之書所傳播的“聞見道理”障人“童心”,使人“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為政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正是道學教育敗壞人才,敗壞政事,敗壞社會風氣,造成一派虛假。“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人何辯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于假人而不盡見于後世者,又豈少哉?”總是,道學教育使人喪失自然純樸真摯的“童心”,道學家們都是一伙“失卻真心”,專門說假話、做假事,寫假文的“個人”,他們把社會變成了“無所不假”的欺詐場所。

李贄從“童心”出發,大膽地揭露了偽道學家的虛偽本質,把“六經”,“《語》、《孟》”等聖經賢傳當作一切虛假的總根源,大膽地否定了傳統的經典教材。李贄認為這些聖經賢傳真偽難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為經典。“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贊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于書。後學不察,便謂出自聖賢之口也,決定目之為經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即便是聖人所說的話,也“不過因病發葯,隨時處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雲耳。葯醫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至論乎?”因而,“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這種觀點在當時是十分大膽的,表現了李贄反教條、反傳統、反權威的叛逆精神。這對人們擺脫程朱理學的思想束縛,敢于發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義。

李贄的時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經出題作文、代聖人立言,不能表達獨立見解的文風泛濫的時代。李贄卻認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說:“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換句話說,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實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則其文無所不真。不管什麽時代,不拘何種體裁,都顯示出作者的精神風貌,都是真有價值的。“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

因此,他認為,所讀的書是不應該受到限製的。歷史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且書本知識、讀書內容也是日漸其新、日益發展豐富的。所以,隻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時代和文體,都應該是讀書的內容。甚至認為“東國之秘語,西方之至文,《離騷》、班、馬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宋元名人之曲”,“申韓之書”等,“肌臂理分,時出新意”。且“攄其胸中之獨見”,都可“意人益智”。這種要求廣讀諸書,博採眾長,融會貫通的讀書為文的主張,是與其主張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隻有這樣讀書,才能夠不受一經一說的約束與專斷,避免由于學術上的狹隘性而造成的“聖經賢傳”的思想壟斷而喪失“童心”。

但李贄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摯“童心”,是從主觀唯心主義的“心學”出發的,其主要矛頭是程朱理學及其“存天理、滅人欲’的教育目的論。這本身也就是陸王心學產生的歷史原因及學術旨趣之一。

李贄的“童心”在本質上既近陽明又近佛。王陽明道:“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體,不能加損于毫末也。”將李贄的“童心”一比較即可看到,李贄的所謂“童心”受到外來的聞見、道理、名譽等種種刺激引誘以致失去本來面目,即陽明所謂“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贄所謂“古之聖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陽明所謂“學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體,不能加損于毫末也”。

從學術關系來看,李贄實也屬于王學左派。他在南京時曾師事泰州學派的學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兒子,幼聞庭訓,王艮在淮南講學時,王襞長期在左右,對于“樂學”之說尤多發揮。據此可知李贄與泰州學派的淵源,他是得泰州之傳。再者,受佛道影響原也是泰州學派的特征之一,這一點,李贄自己也是明白承認的。他在《陽明先生年譜後語》裏說:“餘自幼倔強難化,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不幸年逋四十,為友人李逢陽、徐用檢所誘,告我龍溪先生語,示我陽明王先生書,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實與真佛真仙同,雖倔強,不得不信之矣。”李贄的《與馬歷山書》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圓鏡智,所謂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與天同,下與地同,中與千賢萬聖同。彼無所加,我無所損。”

李贄的《童心說》對于當時文壇的反復古主義起過積極的作用。明代文壇前後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對前人規步矩隨,絲毫沒有自家的精神氣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負盛名的李夢陽,錢牧齋也批評他說:“獻吉以復古自命,曰:古詩必漢魏,必三謝,今體必初盛唐、必杜,舍是無詩焉。牽率模擬,剽竊于聲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童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運會,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而必曰漢後無文,唐後無詩,此數百年之宇宙日月,盡皆缺陷晦蒙,直待獻吉而洪荒再闢乎?”批評很辛辣。前後七子在程朱理學及八股文風的禁錮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為假古董。李贄針對文壇頹風,提倡以“真”對“偽”的《童心說》,反復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響。

總之,《童心說》以其強烈地反對道學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縛,反對權威和僵化,追求個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啓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對封建專製主義壓製人的個性和情感,程朱理學摧殘人們精神和理智的一種抗爭;它提倡個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發展的人本主義;它是封建名教重壓下的人的主體的覺悟;它與初步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社會經濟狀況相適應。這種見解在當時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無論是對文藝批評,還是對教育的理論與實施,都具有深刻的積極意義。

作者簡介

李贄(1527—1602),原姓林,名載贄,後改姓李,名贄,號卓吾,又號宏甫、溫陵居士等,泉州晉江(今福建泉州市)人。二十六歲中舉,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授河南輝縣教諭,歷禮部司務、南京刑部員外郎。1577年(萬歷五年)任雲南姚安知府,三年後棄官,寓居湖北黃安耿定理家。不久移居麻城龍湖芝佛院,著書講學。1601年(萬歷二十九年),受馬經綸請,赴北通州。

相關詞條

其它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