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晉

章文晉

章文晉(Zhang Wenjin,1914年7月13日~1991年2月18日),曾用名章宏道、章振弗。原籍浙江三門縣海遊街道,生于北京市。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1978年1月~1982年10月)。

  • 中文名
    章文晉
  • 別名
    章宏道、章振弗
  • 國籍
    中國
  • 出生地
    北京
  • 出生日期
    1914年7月13日
  • 逝世日期
    1991年2月18日
  • 職業
    外交官
  • 畢業院校
    清華大學

人物簡介

章文晉,祖籍三門,1914年7月13日出生于北京。13歲赴德留學,在馬克思故鄉參加德國共青團和中國共產黨德國支部活動。1931年12月回國後,在共青團江蘇省委、省委宣傳部工作。1935年考入清華大學機械系,並積極投身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

章文晉章文晉

1944年,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外事組,從此開始長達46年的外交生涯,也成為第一代新中國外交官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外交部的同事們把他看作“學者外交”的代表,海外華人贊譽他的外交帶有“儒家風範”,而與之交往過的各國外交官則公認,他是最幹練,最具職業貭素的中國高級外交官之一。

4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他以自己的才智、風度和人格,贏得了對手的尊重和信賴,也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

生平經歷

家庭和童年

章文晉的祖父章梫(號"一山")是清末民初時一位頗有名氣的史學家、教育家和書法家。章梫于光緒三十年(1904)登進士,經殿試成為末科翰林。此後,舉家遷京。章梫先後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翰林院國史館等處任職。在譯學館時與監督朱啓鈐結為摯友。辛亥革命後,章梫由于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的影響,堅辭民國政府的任何聘任,遷居到上海作起遺老。朱啓鈐則在北洋政府內先後擔任過交通、內務總長,還一度代理過國務總理的職務。章一山離京時,把正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的長子章以吳托付給朱啓鈐。不久,中學尚未畢業的章以吳便輟學入贅朱家,和朱啓鈐的繼室于夫人所生長女朱淇筠結婚。婚後一年,章文晉出生。

朱家是中國典型的多子女大家庭。朱啓鈐的原配陳夫人生有一子一女,她病逝後,繼室于夫人又生了一個兒子、九個女兒。章文晉從小便與和自己年齡相仿的舅舅、姨母和表兄妹們生活在一起。袁世凱稱帝失敗後,朱啓鈐因參與其事而下野,全家一起搬到天津居住。朱啓鈐在天津租界購有一棟花園洋房,定名杏花村。有了這群輩份不同,但卻年齡相仿的十幾個孩子,杏花村頓時熱鬧起來。開始,家裏辦了私塾,請來一位姓方的女先生。這位女先生在教育上很有一套辦法。盡管孩子們年齡不同,程度不一,但她把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上課、下課、做遊戲、吃飯都要搖鈴,就像個小小的寄宿學校。私塾還教授拉丁文,這為章文晉後來掌握多種外語打下了基礎。

據親友們回憶,在這個熱鬧非凡的大家庭裏,章文晉總顯得有些落落寡合。大家都說他像個"小大人"。他也和別人一起玩,但很少像別人那樣吵吵鬧鬧,興高採烈。這或許是因為他畢竟比別的男孩子們小幾歲, 或許是因為他性格內向。別看他表面上不言不語,但他幼小的心靈卻極為敏感。1919年,朱啓鈐出任南北議和北方總代表,章以吳以私人秘書身份攜全家隨朱啓鈐前往南京。當專列駛入山東境內時,年僅五歲的章文晉發現光禿禿的樹枝上掛著不少鳥巢似的東西,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列車駛近,他定睛一看,頓時嚇得驚叫起來。原來,那哪裏是什麽鳥巢,而是一個個被斬首示眾的人頭。當地政府想用這恐怖的辦法,嚇住因飢寒交迫鋌而走險的農民。幼小的章文晉第一次透過溫馨富貴看到了中國社會的冷酷現實,這給他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幾十年後,他還向人講起了這短暫的一瞥。這一年,章文晉還隨父親在老家江浙一帶遊覽了幾個月。此後回到北京,他被送進同鄉會辦的浙江國小。父親對剛成為國小生的章欣毫不客氣,要求一下子嚴格起來。

在朱氏大家庭裏,章以吳是眾人眼中的"新派"人物。他一生為人開明寬厚,但在教子方面極為嚴厲。在他的頭腦中既有"養不教,父之過"的中國古訓,又有歐洲清教徒式的勤儉嚴格精神。南開中學的讀書生活使他受到各種新思潮的熏陶。1921年他隨朱啓鈐遊歷了英、意、比、德、美、日等國,眼界更加開闊,對西方國家的教育尤為推崇。由于深感京城有錢人家的嬌縱使子女難成大器,他惟恐章文晉也會在舒適的生活中染上紈絝子弟的陋習。于是,章以吳規定不管天氣多冷,兒子早晚洗臉必須用涼水;每天上學放學,盡管年紀大些的舅舅和姨媽們坐在黃包車上,他卻要跟在車後走去走回。晚上,其他孩子常去看戲,但章以吳認為拖得太晚有礙健康,從不允許兒子去看。有一次,他問章文晉做完功課沒有,章文晉隨口回答做完了。章以吳一檢查,發現他還沒做,便狠狠地揍了他一頓。從那以後,他在學習上再不敢有絲毫松懈。這種嚴格要求對章文晉意志、品質的形成無疑是有益的。

章以吳還很重視對子女的全面培養。上國小三年級時,他要章文晉學習鋼琴。聰敏的章文晉學得很不錯,從音樂中得到的樂趣陪伴了他的一生。11歲時,父親把章文晉送到上海,讓他跟著飽讀詩書的祖父補習四書五經,學習書法。章以吳還有個更長遠的構想,打算把長子培養成醫生。在他看來,這是個既有前途又能對社會有所貢獻的職業。章以吳認為,德國的醫科教育最好,所以他把兒子送進德國人辦的同濟大學附中,學習德文,準備將來讓他到德國學醫。

1927年大革命的風暴席卷全國,象同濟這樣很貴族化的學校也受到強烈震動。學校發生了幾次罷課,當局來校抓人,抓的都是平時表現好的學生。章文晉對這些同學十分同情。父親覺察到他心中躁動的不安,尤其擔心他會參加進步學生組織,覺得不如趁早送兒子到國外讀書保險,便請岳父大人幫忙。朱啓鈐在操辦實業時認識一些德國朋友,便寫了引薦信,還同意資助學費,這在他是個破例。後來,朱啓鈐的兒、孫也想出國留學,但他始終不允。可見,他對這個外孫子是格外看重的。恰巧,章文晉在同濟的一位老師又是他祖父的學生也要去德國,章以吳便把兒子托付給他。這一年秋天,13歲的章文晉給外祖父磕過頭,帶著五百大洋,從溏沽港啓程,赴德留學。

在大家庭中13年的生活似乎對章文晉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從此以後,他就再沒有什麽機會與家人生活在一起,他選擇的人生道路在這個大家庭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然而,這個家庭的影響又無所不在。在章文晉的教養、氣質和風度中,都透著一種儒雅,而這隻能來自從兒時起的文化熏陶。在日後的外交生涯中,他能夠輕松自如地融入國外的社交圈子,博得外國人士的好感和信賴多少是得益于此。不過,在講階級出身、階級成份的革命年代,這樣一個家庭背景又一直是章文晉精神上的一個重負。自從投身革命之後,他始終誠心誠意、自覺自願地進行思想改造,一生兢兢業業,克己奉公。近乎痛苦的思想磨煉使他在個人品德上無可挑剔,而那超凡脫俗的獻身精神又使他在人格上具有一種特殊的魅力。

留學經歷

13歲的章文晉踏上了旅德留學之路,也就是踏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這一次精明的父親失算了,命運的安排似乎是無法變更的。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到失敗,20年代的德國彌漫著革命的氣氛,那裏並不比中國更平靜。對章文晉來說,命運中唯一被改變的是他投身革命的起點:不是在中國--他的祖國,而是在德國--馬克思的故鄉。

為了避免在德國無人監護的麻煩,章文晉出國時,父親在護照上替他填的年齡是18歲。到德國後,盡管他總想作出老成持重的樣子,但五歲的差距畢竟使他和真正的青年人不一樣。他完全沒有社會經驗,甚至還不會料理自己的生活。大約是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初到德國時,章文晉唯一的熟人是同濟附中的同學羅光採,與羅住在一起的是一位年齡較大的留學生叫張愕。這樣,章欣很快也與張愕熟識起來。張愕是著名民主人士張瀾的長子,原來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1925年,他遵從父命,到德國學習經濟,研究馬克思主義原理。

張愕與章文晉相識時正在一所大學的經濟系讀二年級。他看到章文晉每天放學後,孤孤單單,很是寂寞,便時常關心他,照顧他,一有時間,便象兄長一樣和他聊天。張愕向他推薦魯迅、鬱達夫、周作人等中國優秀文學家的作品,還借來一些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讓他閱讀。不過,最打動章文晉心弦的是一個德國女職業革命家所寫的自傳《在德國女牢中》,女主人公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和對理想始終不渝的追求使他萌生了做個職業革命者的最初願望。這個並不很有名氣的德國女英雄一度成了少年章文晉心目中的偶像。

以後,張愕又介紹章文晉參加德國共產黨的青年外圍組織--青年體育俱樂部。能夠加入一個組織,哪怕是一個很普通的組織,也使少年章文晉感到格外興奮。那時在德國,每個人似乎都必定要和某個組織連在一起的。人們見面時常常先問,你參加的是哪個組織。要是有人說他什麽組織也沒有參加,別人就會覺得這個人很奇怪。在俱樂部裏,章文晉積極參加各種活動。他和德國青年工人一起遊泳、騎車、郊遊、露營,相處得非常愉快。這裏也有些中國留學生,除張愕外還有廖承志。在章文晉的印象裏,風趣瀟灑的廖承志很能博得德國姑娘們的睛睞。晚上,工人們常常聚在小酒館裏,一邊呷著啤酒,一邊一首接一首地唱革命歌曲。那時而高亢時而深沉的合唱使來自異國他鄉的章文晉情不自禁地感到熱血沸騰,德意志民族固有的那種組織性、紀律性也伴隨著那懾人心魄的歌聲滲入了他的軀體。直到晚年,章文晉在鋼琴上最喜愛彈奏的還是那些鏗鏘有力的進行曲。每當這時,他那布滿皺紋的臉上就會浮現出青春聖潔的光彩,他仿佛重新置身于那充滿革命激情的浪漫主義時代。

來到德國後不久,章文晉就感到,德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是很不相同的。有錢人往往對中國人不屑一顧,那時開始活躍起來的納粹分子則對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有色人種極端仇視。但是,德國工人對中國人非常友好,支持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非常希望了解中國的情況。那時,柏林工人區張貼的兩條大標語給章文晉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一條是"保衛蘇維埃俄國",另一條就是"保衛中國大革命"。幾十年後,與章文晉比較熟識的外國人時常會向他提出這樣的問題:一個有像你這樣出身和教養的人怎麽會投身于下層人民的革命運動?章文晉總是回答:一個原因是他那時感到,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實在是太悲慘了,不革命,老百姓就沒有出路,中國就沒有出路;另一個原因是到德國後,他深深感到德國資產階級根本看不起中國人,而德國工人階級是真正同情中國人民的。他覺得,相比之下,共產黨人更具有自由民主的思想。

1928年以後,章文晉結束了半年的德語補習,搬到張愕住處附近。兩人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漸漸地,章文晉猜到了張愕的政治身份,並向他表示了自己參加共產主義組織的渴望。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從國內到德國來的中共黨員日漸增多。中共旅德支部逐漸脫離了1925年後因大批同志回國造成的沉寂狀態,重新活躍起來。1929年1月22日,在列寧逝世五周年的日子裏,張愕正式介紹章文晉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是年旅德支部改選後,他被允許參加黨支部的活動,並負責宣傳工作。在中共旅德支部裏,章文晉是年紀最小的成員。他滿腔熱情地投入革命工作,編輯《赤光》雜志,參加遊行集會,跑腿打雜,什麽都幹。家裏寄來的錢大部分也用在黨的活動上。偶而給家裏寫信,父親很奇怪,兒子到了國外,怎麽中國字倒越寫越好了。他哪裏知道,這是章文晉搞革命刻蠟板的額外收獲。

一段時間過去了,章文晉在柏林多羅塞亞完成了中學課程,他的德語學得很不錯。此後,他到柏林大學就讀,並常去柏林白湖馬克思主義夜校聽課。不過,在大學預科的學習中,章文晉還是遇到了一些困難,最糟糕的是他弄不清楚自己該選擇哪個專業的課程。那些比他大的留學生們都想給自己在聽課時找個伴兒,于是有的勸他學哲學、有的勸他學社會學、也有勸他學法律或醫學的。結果,章文晉不知所從。正當他拿不定主意的時候,張愕對他說,反正將來咱們要當職業革命家,學革命就成了,選修那些專業課沒什麽用,還不如學點實用的本領呢!于是,有一段時間,章文晉幹脆丟開學業,一心一意地學開文秘、美術字書寫等實用技能。有一天,支部書記成仿吾詢問他學習情況,章文晉把張愕的話告訴他。成仿吾聽了頗為不滿,他幫助章文晉擬定了一個學習計畫,並督促他按時完成進度。以後,成仿吾和章文晉還一起翻譯了《共產黨宣言》並油印出版,這是最早的由德文直譯成中文的全譯本。

那時,柏林是我黨在歐洲的一個重要中轉站,常有重要領導同志從這裏過路。1930年,周恩來化名經柏林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他應邀向柏林中國支部的少數同志介紹國內情勢和土地革命戰爭的情況。此時,章文晉已擔任德國共青團柏林市西北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職務,也被破例允許參加這次會議。 周恩來敏銳的洞察力、清新的見解和堅定的信念給章文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過,他當時並不知道這位英俊的領導同志是誰。很快,張愕把這篇講話譯成德文,送到德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發表,引起很大反響。幾天後,報紙專門在第一版刊登啓事,披露作者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位高級領導人。王炳南悄悄告訴章文晉,這個人就是周恩來。

1931年秋,章文晉決定返回祖國,在嚴酷的鬥爭中實現自己的抱負。他在一艘輪船上充當司爐,悄悄來到了上海。

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在上海,黨組織分配章文晉到青年團江蘇省委工作,編輯中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的會刊《中聯日報》。為方便秘密工作,章文晉沒有和在上海的家人住在一起,而是向親戚借了間房子,自己獨居一處。他的一戶鄰居恰巧是章、朱兩家的老朋友。

投身革命的道路是極其危險的。那時,正值王明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全黨的時期。第二年夏天,在一次"飛行集會"時,章文晉被捕入獄。幸虧他的鄰居及時聽到風聲,連夜橇開他的房門,銷毀了所有的秘密檔案和宣傳品。第二天一早,警察前來搜查,結果一無所獲。以後,家裏又托人輾轉在法租界的監獄裏找到他。盡管章文晉受到審訊,但身份沒有暴露,也沒有供出任何有價值東西,巡捕房也找不到到什麽證據。這樣,一個多月以後,從北平趕到上海來的父親以他患有肺結核為名,通過關系把他保釋出來,並把他帶回北平,送進了西山療養院。

和組織失去聯系,章文晉十分苦惱。一年後,他出院回家,父親立即看出他的心思。章以吳動員了所有能動員的人勸說兒子放棄革命,但章文晉始終不為所動。在他的家人們看來,窮人要革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一個富家子,好衣有得穿、好飯有得吃、前程似錦綉;而革命將打碎這一切,可他居然不顧個人生命安危,一心投身革命。這的確使家人感到迷惑不解。最後,父親知道自己改變不了兒子的選擇,便對他說:"無論你將來打算幹什麽,現在必須去學習,讀完大學。"由于幾次找黨組織沒有成功,章文晉終于聽從父親的勸告。他在家裏扎扎實實地補習了兩年中學的課程,因為在語言方面頗有天賦,又有德文功底,他的英文尤其出色。1935年秋,章文晉以第10名的好成績考入清華大學機械系。從這時起,他不再使用原名章欣,而使用譜名章宏道。

考入清華大學,章文晉如出籠之鳥。不久,他參加了黨領導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成了"12·9"運動中的積極分子。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爆發,北平淪陷。第二年,在學校南遷的流亡途中,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章文晉和清華大學的幾個黨員一起,按照黨的指示,考入了國民黨軍隊的機械化學校,準備經過半年訓練潛入國民黨軍隊。不過,當他們畢業的時候,出現了一個新情況。

1938年,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在長沙成立。它是抗戰期間在國內外頗有影響的是民間戰地醫療團體。它的領導者是北京協和醫學院著名教授、從英國回來的新加坡華僑林可勝。由于剛剛組建的救護總隊十分缺乏人手,林可勝的好友、三姨媽朱淞筠再三動員章文晉到總隊的運輸股工作。有趣的是,她堅決反對自己的外甥到國民黨軍隊服役,因為她認為國民黨實在太腐敗。據當時和章文晉在一起從事地下工作的一位同志回憶,在抗戰初期極為艱苦和極感壓抑的環境中,最使他感到驚訝也是最令他開心的一件事,就是聽章文晉的姨媽,一個穿著闊綽、風姿迷人的貴夫人痛罵國民黨。大約是人物、場景的極端不協調吧,這竟使他有一種時空錯位的感覺。根據當時的需要,考慮到有紅十字會的掩護能更好地開展黨的活動,在章文晉匯報後,組織上也就同意了。

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總隊長林可勝思想開明,對同八路軍、新四軍合作抱積極態度。盡管國民黨特務機關早就想插手,但遲遲未能得逞,原因是外國人士向蔣介石施加了很大壓力。所以,救護總隊的政治空氣是比較自由的。一些在其他地方呆不下去的進步青年,紛紛來到救護總隊工作。章文晉在運輸股當股長。當時,由救護總隊運輸的物資包括汽車、葯品、醫療器材、設備以及活動經費,多是西歐、北美進步團體和海外愛國華僑、捐贈的,其中有不少指定要交給八路軍、新四軍。稍後,總隊在貴陽附近的圖雲關安頓下來,來自各地的地下黨員分頭和八路軍貴陽交通站取得了聯系,根據上級黨組織指示,決定成立一個特別支部,章文晉參加了支部的領導工作。

在救護總隊工作不久,章文晉就引起了國民黨特務機關註意的對象。救護總隊在貴陽安頓好後,章以吳也帶著全家從上海遷來。特務們就在章家對門設了一個監視點。皖南事變後,國共關系十分緊張,國民黨當局也加強了對紅十字會的控製。有一天,一個國民黨官員把章文晉找去,拿出一張加入國民黨的申請表來要他填寫。這個官員說,以你的社會關系和家庭條件,你不至是個共產黨;不過,誰也不會把共產黨三個字寫在腦門上。據我的經驗,當共產黨的有三個特點:第一是辦事認真,第二是不貪財,第三是不嫖不賭無不良嗜好。所以我看你又像是個共產黨。為了便于向上邊作個交待,你最好填了這張表。章文晉立刻意識到,救護總隊已不是久留之地。由于情況緊急來不及向上級領導請示,為避免引起敵人的懷疑,章文晉和支部裏的幾個同志商量之後,同意填寫這張表。事後,他很快向上級黨組織作了匯報。不過,幾十年後,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個"歷史問題"還是使他戴上了"國民黨特務"的帽子。

1942年,國民黨當局罷免了總隊長林可勝,改組了救護總隊的領導機構。章文晉也離開貴陽來到昆明,他和黨組織的聯系再一次中斷。這次,他很快就設法到重慶接上了關系。為了便于掩護,他從此在黨內化名章文晉。成為公開黨員後,他正式改用此名。在昆明的兩年中,他一面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在雲南上層人士中開展統戰工作,一面在西南聯大繼續中斷多年的學業。畢業後又留校當了一年講師。

1944年底,黨中央決定把大後方一批學生出身的黨員撤回延安,以便為抗戰勝利後解放區的經濟建設準備人材。章文晉先期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安排此事。辦事處的領導了解他各方面的情況後,決定把他留在辦事處外事組工作。章文晉沒想到,這就是他外交生涯的起點。

在周副主席身邊

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是抗戰期間,根據國共之間達成的協定設立的。外事組的任務是開展國際統一戰線工作,與在華外國人交朋友,向他們介紹中共在敵後開展抗日鬥爭的情況,爭取他們同情與幫助。同時,外事組也擔負著研究國際情勢,向黨中央提出外交政策建議等項任務。外事組受周恩來、葉劍英等同志直接領導。日後擔任新中國外交工作領導的章漢夫、陳家康、龔澎、王炳南都是外事組的成員。喬冠華在抗戰快勝利時也參加了外事組的一些工作。

章文晉來到外事組工作後不到一年,抗戰就結束了。重慶談判期間,周恩來陪同毛主席回到重慶。從此,章文晉就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和培養下,一步一步地成長為我黨的一名出色外交戰士。他把周恩來視為師長,時時處處以他所敬重的周恩來為榜樣。

戰後初期,國內國外情況都非常復雜。外事組的成員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國際情勢,周恩來也時常參加。有一次,他聽了大家的發言,覺得章文晉的發言還不錯,就讓他把自己的見解寫成文章。初稿寫出來,周恩來看了很不滿意。他耐心地對章文晉說:"一個射手是好是壞,不是看他打出了多少子彈,而是看他是否能一槍中的。我們寫文章也是同敵人作鬥爭,關鍵是要擊中敵人的要害。你的文章講到的問題不少,但還沒有抓住關鍵。"然後,他細致地提出了修改意見。章文晉很快改寫完畢,周恩來看了非常滿意。他說:"好,我們又發現了一個人才。"

不久,一直兼作周恩來英文翻譯的龔澎提出,自己負責聯系外國記者,事情太多,能不能讓章文晉接替她的翻譯工作。周恩來同意了。這樣,章文晉從郊外的紅岩八路軍辦事處,搬到市中心的周公館,成了周恩來秘書兼翻譯。這時,章文晉向周恩來提起柏林會面的往事;周恩來也向他談起與其父章以吳交往的趣事。原來,周恩來和章以吳在南開中學時都是話劇團裏的活躍分子,而且都飾演過女角。有一出戲,最初由章以吳扮演女主角,後來他回家結婚,就改由周恩來扮演。

作為周恩來的秘書兼翻譯,章文晉的工作是非常緊張的。特別是1946年,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來華調解國共關系期間,無休無止的談判對章文晉是個極大的考驗與鍛煉。這使他很快成熟起來。按照常規,談判時三方代表各帶一名譯員,輪流上場翻譯。但談判開始後,國方和美方代表就發現,他們的譯員實際都不能勝任這種重要場合的翻譯工作。最後,在三方或中共方面與美方的談判時,都由章文晉擔任主翻。他憑借自己豐富的英文辭彙和良好的中文修養,把談判各方的意見準確地表達出來。當然,這對初出茅廬的章文晉也是極其難得的學習機會。他曾回憶說,馬歇爾是他一生中所遇到過的最好的英文老師,他思路清晰,語言簡練,非常善于用淺顯易懂的詞句把復雜的意思準確地表達出來。

對章文晉來說,在他外交生涯的起步階段就有機會目擊兩位談判大師的對壘是十分幸運的,這使他終身獲益匪淺。馬歇爾是當時世界著名的軍人政治家和公認的排紛解難的能手,周恩來亦在談判桌旁渡過了難以計數的時光。盡管周恩來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尚無法與馬歇爾相比,但幾個回合下來,閱歷豐富的馬歇爾便深知這位對手的份量。他認為,國民黨內無人能與周恩來相匹敵,並毫不掩飾地把周恩來稱之為他"生平所未遇之對手"。在這場棋逢對手的較量中,章文晉從雙方那裏汲取養料。

馬歇爾的老練和技巧給章文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章文晉的記憶中,馬歇爾永遠擺著一幅"撲克牌面孔",從不容他人窺視其的內心世界,無論談判中出現何種情況,喜怒哀樂絕不形于色。作為國共之間的調解人,他最常用的一個辦法是"先易後難"。首先解決容易解決的問題,然後再處理那些棘手的關鍵問題。這個辦法往往使各方感到事情正取得進展,難題正在得到解決,這對于改善談判氣氛十分有效。

周恩來在談判中表現的風格截然不同。他既能耐心、冷靜地傾聽他人的意見,又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情感來加強自己的觀點的說服力。面對一個無比老道的對手,周恩來恪守 "後發製人"和"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原則。章文晉發現,周恩來通常是請處在調解人地位的馬歇爾首先發言。這既是出于禮貌,又是巧妙的策略技巧。如果馬歇爾在講話中偏袒國民黨,他發言時便用事實予以駁斥;如果馬歇爾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公允的或對我黨比較有利,他就立刻抓住機會,進一步闡明我黨主張的立場,並爭取盡快就這個問題達成協定。晚年,已有豐富外交談判經驗的章文晉就此總結說,在復雜的談判鬥爭中,採取這種後發製人的策略既能堅持原則,又便于掌握主動。在全面了解對方的觀點後,就可以有的放矢,使己方的觀點更好地為對方了解,達到與對手溝通的目的,推動談判不斷深入;在雙方觀點尖銳對立的情況下,亦可根據大局,有針對性地作出反應。這的確是周恩來談判藝術的高明之處。

在周恩來身邊的這一年,章文晉對周恩來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品格和身教重于嚴教的精神有了十分深切的體會。晚年,他常常講起這樣一個故事。一次,周恩來與馬歇爾在國民黨重慶市黨部舉行會談。中間休息時,章文晉把周恩來的檔案包放在休息室的桌上,直至會談結束時經周恩來提醒才匆忙去取。雖然資料夾內隻有一份會議日程,但周恩來還是很嚴勵地批評了他幾句。但坐到汽車上,周恩來又檢討說:"我年齡比你大,經驗比你多,這件事我也有責任。"此後,他總是自己拿著檔案包。不久以後,周恩來有一次從延安返回重慶,在飛機上思考問題,翻閱筆記本,因過于疲勞睡著了,直到飛機降落才醒。結果匆忙之中把這個筆記本落在美軍的飛機上,回到周公館才發覺。周恩來立即派章文晉取回,並召開緊急支委會。章文晉跑去跑回個把小時,到家一看,會議仍未結束,周恩來還在那裏作自我批評。所幸,筆記內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機密。

馬歇爾調解國共關系的使命最後以失敗告終。事實上,從1946年3月以後,國內情勢就不斷惡化。6月,大規模內戰爆發。此後,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已變得十分明顯,我們黨與美國實際已處在對立的地位。我方沒有立即退出談判主要是為了揭露美蔣的和談騙局,爭取中間力量。11月,國共談判破裂,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章文晉仍與董必武等同志一起留在南京,直至次年3月7日才隨中共南京代表團最後一批撤回延安。在離開南京之前,在董必武的主持下,章文晉與張穎舉行了婚禮。

在解放戰爭轟轟的炮聲中,新中國的曙光從地平線上升起。1948年,黨中央在西柏坡村安定下來之後,章文晉一面參加毛澤東著作和黨的其他檔案的英譯本翻譯工作,一面與中央外事組的同志們一起,按照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開展專業和理論學習, 為開創新中國的外交工作做準備。 1949年1月,章文晉隨著解放大軍的步伐進入戰火剛剛平熄的天津。我們國家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章文晉的生活也翻開了新的一頁。

外交生涯

一  進入南方局,開始外交生涯

1944年底,章文晉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聯系安排工作,辦事處領導了解他各方面情況後,決定留他在辦事處外事組工作。自此,章文晉開始長達46年的外交生涯。

章文晉、張穎結婚照,攝于延安章文晉、張穎結婚照,攝于延安

外事組由周恩來直接領導,任務是開展國際統一戰線工作,與在華外國人交朋友,介紹中國共產黨開展的抗日鬥爭。日後成為新中國外交工作骨幹的章漢夫、王炳南、龔澎、陳家康等人,當時都是外事組成員。

在重慶談判期間,章文晉曾擔任毛澤東的翻譯;在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來華調解國共矛盾期間,他擔任周恩來秘書兼翻譯;此後,又任南京中共代表團外事組副組長。周恩來與馬歇爾長達一年的談判,使章文晉獲益匪淺,翻譯水準不僅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還從兩位出類拔萃的政治家那學到不少談判技巧,窺見到外交真諦。

全面內戰爆發、國共關系徹底破裂後,章文晉隨董必武,最後一批從南京撤出。在離開南京前夕,經周恩來撮合,董必武作證婚人,章文晉與張穎結為夫妻。張穎長期在南方局文化組工作,主要任務是協助周恩來聯系大後方的文化界人士。

解放戰爭期間,章文晉任中央外事組翻譯處副處長等職,隨中央機關從延安轉移到西柏坡。

二  在新中國外交部,被外國人視為“談判老手”

1954年4月,日內瓦會議召開。周恩來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會議。這是新中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蘇、英、法、美、中)的地位和身份參與討論和解決重大國際問題。章文晉作為代表團翻譯組組長參加。這次會議簽訂了印度支那停戰協定。會後,章文晉調入外交部工作。

從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章文晉在外交部先後擔任第一亞洲司副司長、司長等職。

在第一亞洲司的工作經歷使章文晉成為一名幹練成熟的外交家。他參加了多次重要外交檔案起草和定稿。在參加中國同緬甸、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國邊界談判中,他認真向專家請教,調閱歷史檔案,蒐集一手資料,以翔實的證據,據理力爭,維護國家主權,被外國人視為“談判老手”。周總理曾在外交部說:一亞檔案須經文晉之手,部裏轉報檔案須經漢夫閱批始可上報中央。當時,外交部有“二章一喬”的美譽,指的就是章文晉、章漢夫與喬冠華三人。

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亞非國家是中國開展外交工作的重點。負責亞洲事務的章文晉,不僅經常陪同中國領導人會見外國客人,也多次陪同中國領導人出訪。這增加了他的外交閱歷,開闊了他的國際視野。

三  “文革”期間,參與開闢中國外交新局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章文晉被任命為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晉本應在這個崗位上做出更多貢獻,但極“左”思潮很快對外交工作產生嚴重沖擊,1967年4月,章文晉被“造反派”揪回國內,成為外交部第一個遭到批鬥的大使。此後,他被扣上“國民黨特務”和“地主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帽子,下放到江西的一個“五七幹校”。

1969年9月,章文晉重新回到熟悉的外交崗位。不久,被任命為西歐北美大洋司司長,隨後又擔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在這一崗位上,他參加了開啟中美關系大門的歷史進程,並參與中國與許多發達國家的建交工作。

1971年7月,周恩來派章文晉等四人秘密赴巴基斯坦,迎接美國總統尼克松特使基辛格博士。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期間,章文晉參加了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談,參加了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起草和定稿。

1973年,章文晉被任命為駐加拿大大使,張穎為參贊。臨行前,已罹患癌症的周總理接見了章文晉夫婦及其子女。他特別叮囑章文晉,到了新環境,既要有所作為,又要小心謹慎,多請示多匯報,不能憑老經驗辦事。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章文晉于當年年底離任回國。

四  出任駐美大使,中美關系得到極大改善

1978年,章文晉擔任外交部副部長,仍負責歐美事務。1978年,他參加中美建交工作。

章文晉大使夫婦與裏根總統夫婦合影章文晉大使夫婦與裏根總統夫婦合影

1979年初,陪同鄧小平副總理訪問美國;同年秋,陪同華國鋒主席訪問法國、聯邦德國、英國、義大利。在副部長任上,他多次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率團參加國際會議。主要有:1980年2月,日內瓦裁軍談判委員會會議;1981年3月,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第37屆會議; 9月,第36屆聯合國大會;1982年8月,第二次聯合國探索與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大會等。他還先後出訪北美洲、拉丁美洲、歐洲和大洋洲的二十幾個國家。

1983年3月,由鄧小平點將,年近七旬的章文晉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張穎作為外交人事改革後的第一位專職大使夫人隨任。對于章文晉的任命,美國官方和民間都很重視。在兩年任期內,章文晉先後訪問美國三十多個州,發表過近二百場演講,向美國各界展示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新形象。當1985年春他離任時,中美關系得到極大改善。

在他離任之時,美方人士給予極高評價。國務卿萬斯說:“很少有人像他一樣為改善兩國關系做了如此多的事情。在許多情況下,他明智的判斷和建議使我們得以繞開暗礁,克服擋在我們前進道路上的障礙。他是個非凡的人,睿智、富有思想、善解人意並且幽默。”

人物逝世

回國以後,章文晉離開外交部到人大外事委員會擔任副主任,並擔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從官方的外交事務轉入民間的友好往來。此後,他把在中外之間"搭橋",為各行各業服務,推動改革開放作為友好工作的中心。晚年,章文晉還十分重視推動中國外交和國際關系研究的發展,重視對青年人才的培養,促進中外之間的學術交流。他開風氣之先,在北京大學、外交學院、經貿大學等多所高等學府擔任客座教授。豐富的學識和謙遜的品德使他深受青年人的愛戴,與他接觸過的中、外學者,對此都有很深的感觸。例如,美國有影響的中國問題專家哈裏·哈丁就說過,章大使是中國高級外交官中與學術界關系最密切,心也最相通的一位。

1989年初,章文晉偶感風寒,以後身體一直不適,兩度住進醫院。出院後,他一度恢復得不錯,次年秋季曾接受德國友人的邀請,去瑞士休養了兩周。畢竟年齡不饒人。1991年春節前後那幾天,他的日程安排得太滿,接連不斷的團拜、聚會、串門,加上為春節後出訪日本趕寫紀念周恩來的講稿,超負荷的運轉終于崩斷了他那已經脆弱的生命之弦。2月18日,農歷正月初四,他躺倒後就再也沒有起來。

章文晉逝世的惡耗不脛而走。幾天之內,寄托著與他相識、甚至不相識的人們哀思的電話、電報、慰問信就從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傳來。在訊息正式發表以後,一些與他關系密切的國家的領導人和著名人士發來唁電,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報刊登載了他去逝的訊息並多附有評論。一位業已離開重要崗位的外交官的去世引來這樣大、這樣廣泛的反響是很不尋常的。他的外國友人們用樸素的語言道出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或許是最重要的原由:"他的去世使我們感到悲哀,這並非因為他曾是一位高級官員,而是因為他有一顆充滿博愛的心,因為他是一位真正的,難以讓人忘懷的老好人";"由于他的逝去,能像走親戚那樣到中國去的機會再也沒有了";"我們對他的懷念不僅在于他對歷史的貢獻,還在于他永遠令人欽佩的人格"……是的,這的確是一種超越階級、超越國界、也超越生命的人格力量。

23日, 新華社發出的電文稱他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 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忠誠戰士和傑出的外交家"。第二天,他的家人、朋友和同事與他最後告別。在花叢中,陪伴他走向彼岸的,是他一生衷愛的兩首曲子:肖邦的"革命練習曲"和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樂"。

大事年表

1927年秋赴德國留學。

1929年1月參加德國共青團和德共中國語言組。

1931年底回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1935年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抗日戰爭期間,在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43年獲清華大學工學士學位。

1944年底調入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任駐重慶辦事處外事組組員。後任中共駐南京代表團外事組副組長兼周恩來翻譯、中共中央外事組編譯處副處長。

1949年初天津解放,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處處長。

1954年調入外交部,參加日內瓦會議中國政府代表團,任秘書兼翻譯組組長。

1954年9月至1966年7月,先後任外交部第二亞洲司司長、亞洲司司長、第一亞洲司司長,參加了中國與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等國的邊界談判及勘界、定界等工作,並任中印兩國政府官員關于邊界問題第一輪會晤中方首席代表。

1966年8月至1967年2月,任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

1969年10月至1971年1月任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團員。

1971年1月至1972年5月任歐美司司長

1972年5月至1973年9月任部長助理兼歐美司司長,參與了中美關系正常化過程的重要工作。

1973年9月至1976年12月出任中國駐加拿大大使。

任外交部副部長期間,1980年2月訪問西班牙葡萄牙,並率團出席日內瓦裁軍談判委員會會議,同年3月對美國進行工作訪問。1981年3月率團出席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第37屆會議;4月訪問委內瑞拉厄瓜多秘魯智利巴西阿根廷墨西哥;9月任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率團出席第36屆聯合國大會;10月出訪馬爾他,簽署中馬兩國聯合公報。

1982年8月率團出席第二次聯合國探索與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大會。

1983年3月至1985年4月,出任駐美國大使。

1986年起從事民間外交工作,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

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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