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

空印案,發生在中國明代洪武九年即公元1376年,朱元璋嚴懲地方計吏預持空白官印賬冊至戶部結算錢穀的大案。此案在當時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相當程度的重視,並因此誅殺數百名官員,連坐被殺的人數以萬計。發生在洪武九年,即公元1376年。(一說洪武十五年(1382)。《方證傳》、《鄭士利傳》記載為洪武九年,同時廢丞相是在洪武十三年,案發在有丞相之日。亦可證非15年。)

  • 中文名稱
    空印案
  • 時間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
  • 主要人物
    朱元璋
  • 起因
    地方計吏持空白官印賬冊結算
  • 結果
    誅殺數百名官員,連坐數萬人

起因

明朝時每年地方都需派人至戶部報告財政收支賬目,所有賬目必須和戶部審核後完全相符方能結算。若其中有任何一項不符就必須駁回重新造冊,且須再蓋上原地方機關大印才算完成。因當時交通並不發達,往來路途遙遠,如果需要發回重造勢必耽誤相當多的時間,所以前往戶部審核的官員都備有事先蓋過印信的空白書冊以備使用。這原本是從元朝既有的習慣性做法("元時,官府府于文有先署印,而後書者,謂之"空印",洪武建元以來,相沿未改。《中外歷史年表》),也從未被明令禁止過,《劍橋中國明代史》解釋,錢糧在運輸過程中會有損耗,所以從運送一直到戶部接收時的數位一定不會相符,在路上到底損耗了多少,官員們無法事先預知,隻有到了戶部將要申報之時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額,所以派京官員都習慣用空印文書在京城才填寫實際的數目。明太祖朱元璋獲知此事後大為震怒,認為這是官員相互勾結的欺君重罪,因而下令處罰所有相關官員。

過程

明初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縣均需派遣計吏至戶部,呈報地方財政的收支賬目及所有錢谷之數,府與布政使司、布政使司與戶部的數位必須完全相符,稍有差錯,即被駁回重造賬冊,並須加蓋原衙門官印。各布政使司計吏因離戶部道遠,為免往返奔走,便預持蓋有官印的空白賬冊,遇有部駁,隨時填用。該空白賬冊蓋有騎縫印,不做他用,戶部對此從不幹預。洪武八年(1375)考校錢谷書冊,明太祖得知空印之事後大怒,下令嚴辦。致自戶部尚書至各地守令主印者皆處死,佐貳以下杖一百,充軍邊地。

明代官員明代官員

處罰

《明史·刑法志》記載是"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後來的處罰是:主印官員(即掌握印把子的人)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遠方。明代的省級地方機構有三個,即布政司(掌民政與財政)、按察司(掌司法與監察)和都司(掌軍政),三司分權,互不統屬。

往下的地方機構府州縣,都是由布政司這個系統下來的,跟其他二司沒有關系。按《明史.刑法志》的記載,空印案中被處罰的官員都是布政司而下的官吏。其實不然,還有一種,即地方上的監察官(言臣),也就是各省按察使司的官吏。

方孝孺《葉鄭傳》說"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後來朱元璋"竟殺空印者"。看來,言臣中也有主印者,自在被殺之列。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已經改行中書省承宣布政使司,文中的"行省"是方孝孺沿襲舊稱。

吳晗《朱元璋傳》說空印案與郭桓案一共殺了七、八萬人,《國史概要》也說空印案與郭桓案連坐被殺的人數以萬計。《刑法志》說郭桓案"系死者數萬人",又說 "二獄(空印案與郭桓案)所誅殺已過當。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

爭議

發生時間

空印案發生的時間有幾個不同說法,一說為洪武九年(西元1376年),一說為洪武十五年(西元1382年)。 《明史‧刑法志》裏記載洪武十八年郭桓案後追述一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發。"又載戶部核查的名目是"錢糧、軍需諸事"。所以空印案發生于洪武十五年的說法可能是來自于《明史‧刑法志》的記載。 《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百三十九《鄭士利傳》傳中記載"時帝方盛怒……丞相御史莫敢諫。士利嘆曰:"上不知,以空印為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同卷《葉伯巨傳》記述"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葉伯巨在此時上疏,批評朱元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國榷》中記載這次星變的時間,是在洪武九年閏九月初,由此可推算鄭士利上疏是在洪武九年。方孝孺也在《葉鄭傳》明確記載:"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谷策書,空印事起。"

由于《明史》本身的記載前後並不相符,因此很難單就其記述來確認空印案發生的時間。 在方孝孺《先府君行狀》裏記載其父方克勤"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因方克勤曾在洪武八年十月被下屬程貢誣陷,發到江浦服刑。服刑將滿一年即將釋放之時卻又發生了空印案,再度被牽連,于洪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去世(《先府君行狀》)。因此將空印案發生的時間推定為洪武九年九月是較為恰當的。

又《葉鄭傳》文中技記述"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鄭士利後來為此上疏,由丞相將上疏交御史大夫轉達御前,由于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後,明太祖朱元璋已宣布廢相,鄭士利可將上疏交由宰相轉達,由此可推斷空印案不可能發生于洪武十三年之後,因當時已無宰相一職。

受誅人數

空印案與郭桓案中遭牽連誅殺數位可能是根據《明史‧刑法志》而來。《刑法志》中提到郭桓案"系死者數萬人",又提到"二獄(空印案與郭桓案)所誅殺已過當"。空印案跟郭桓案等三案所誅殺也在四萬。方孝孺在《葉鄭傳》提到,空印案發生時,"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系獄中"。士利兄即為鄭士原,曾任河南懷慶府同知,此時任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士原可能就是"行省言臣二十餘輩"的其中一個。鄭士利在案發之初就想上疏,但為了避免受人懷疑是為救其兄,所以一直等到鄭士原出獄之後才敢上疏,就是為了替留在獄中的死囚申辯。在《葉鄭傳》文末提到鄭士利失敗,朱元璋還是"竟殺空印者"。 鄭士原任官湖廣,卻因從前任河南任內之事入獄,說明朱元璋是按照空印文書上的署名逮捕官員。所以被逮捕的人數其實也不過數百人之譜。全文末也未提到在這數百人之後又進行了逮捕行動。且在這數百人中還有部份是被充軍而非處死。所以被殺的人也就不會超過數百人。而一般所稱的數萬人很可能是依照其他幾個大案推測而來的。 明朝之初整個官員階層的人數並不多,而經手空白蓋印文書也隻有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按照數萬人來推算,官員人數應該會嚴重不足,造成政務運轉以及地方管理上的困難,這也不可能會是朱元璋所樂見的。

評論

鄭士利對于空印案的申辯與批評,有以下幾點:第一,官方文書要有效,必須蓋有完整的印章,而錢糧文書蓋的是騎縫印,是不能用來為非作歹的;第二,錢糧之數,必須縣、府、省到戶部,級級往上相合,隻有最後到戶部才能知道一個確數,而如果"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那麽就必須返回省府重填,勢必要耽誤時間,所以"先印而後書"隻是權宜之計,不足以怪罪;第三,朝廷此前一直沒有明確禁止空印的立法,現在殺空印者是沒有法律依據的;第四,官吏們都是經過數十年才得以造就的人才,這麽輕易殺掉,是很可惜的。第二條提到"先印而後書",也就是"空印",《中外歷史年表》說:"元時,官府于文書有先署印,而後書者,謂之'空印',洪武建元以來,相沿未改。"

劍橋中國明代史》解釋說,這是因為錢糧在運輸過程中會有損耗,所以發運時的數位肯定跟戶部接收時的數位是不符合的,但在路上到底損耗了多少,官吏們並不事先知曉,隻有到了戶部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額。所以,官吏們習慣用空印文書在京城就地填寫實際的錢糧數位

劍橋中國明代史》的看法是:"皇帝對任何不忠的表現都是極其敏感的。"誠然如此。朱元璋在求言詔中是這樣說的:"邇來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于是靜居日思。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無措,惟冀臣民許言朕過。於戲,于斯之道,惟忠且仁者能鑒之。若假公濟私,□(此處落一字)賢人君子之操,非所望焉。"(《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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