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義 -武裝起義

秋收起義

秋收起義是1927年9月9日(中秋節),由毛澤東在湖南東部和江西西部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即紅軍)舉行的一次武裝起義,是繼南昌起義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裝起義,是中共黨史軍史上的三大起義之一(另一個是廣州起義)。1977年江西省在修水縣和銅鼓縣建立了秋收起義紀念館。1998年在萍鄉市建立了秋收起義廣場。1993年導演周康渝以秋收起義為題材拍攝了同名電影。

  • 中文名稱
    秋收起義或中秋起義
  • 地點
    江西(安源 銅鼓 修水)湖南(瀏陽 醴陵 平江)
  • 時間
    1927年9月9日(中秋節)
  • 參戰方
    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
  • 參戰方兵力
    起義軍約5000餘人
  • 共產黨指揮官
    毛澤東、盧德銘、餘灑度
  • 相關事件
    八七會議 四一二事件 七一五事件

基本概況

秋收起義——中國共產黨重大歷史事件

1927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湖南、江西邊界領導發動的農民武裝起義。八七會議後,毛澤東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長沙,領導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8月18日,改組後的湖南省委在長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開會議,討論製定秋收起義的計畫。毛澤東在會上著重闡述了槍桿子出政權的思想。會議決定要與國民黨徹底切割,旗幟鮮明地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號召民眾,並確定集中力量在湘東贛西發動以長沙為中心的武裝起義。

為便于領導秋收起義,省委確定秋收起義的領導機關分為兩個,一個是由各軍事負責人組成的黨的前敵委員會,任命毛澤東為書記,作為武裝起義的軍事指揮機關。另一個是黨的行動委員會,由起義地區各地方黨委負責人組成,任命易禮容為書記,負責地方工作。9月初,湖南省委決定9月9日開始破壞粵漢和株萍鐵路,11日各縣起義,16日長沙起義。

這次秋收起義不沿用國民革命軍的番號,而將起義部隊統一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盧德銘任總指揮,餘灑度任師長,下轄三個團:以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為主力編為第一團,團長鍾文璋;以安源工人糾察隊、礦警隊和萍鄉等地的農民自衛軍編為第二團,團長王新亞;以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一個營和瀏陽部分工農武裝編為第三團,團長蘇先駿。參加起義部隊共約5000人。此外,在起義前,還收編了當地的土匪武裝邱國軒的一個團。起義部隊以奪取長沙為目標,具體部署了各團的行動計畫。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按預定計畫爆發。參加起義的鐵路工人和農民,首先破壞了岳陽至黃沙街,長沙至株洲兩段鐵路,切斷了敵人的交通運輸。

秋收起義

第一團從江西修水出發,向長壽街進攻,9月10日佔領了平江縣龍門廠。這時混入起義部隊的邱國軒部乘機叛變。當第一團路過金坪攻打長壽街時、邱部突然襲擊,致使該團腹背受敵,損失200多人,步槍200多支,團長鍾文璋失蹤,被迫向瀏陽轉移。第二團在安源起義後,進攻萍鄉未克,西進攻佔了老關、醴陵,又北進佔領瀏陽。由于部隊麻痹輕敵,9月16日陷入優勢敵人的包圍,部隊被打散,部分突圍脫險,不少人犧牲。第三團于9月11日在銅鼓起義,勝利佔領了白沙鎮,9月12日又佔領東門市。9月14日敵人兵分兩路包圍第三團,該團被迫向上坪撤退。

鑒于三路起義部隊均受挫,毛澤東當機立斷改變了攻打長沙的計畫,並以前委書記的名義通知起義各部隊到瀏陽縣文家市集結。9月19日,各路起義部隊到達湖南省瀏陽縣文家市。當晚前敵委員會召開了會議。根據敵強我弱的情勢,會議改變了攻打長沙的計畫,決定儲存實力,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中去堅持武裝鬥爭,發展革命力量。9月20日上午,起義部隊1500餘人離開文家市向南進發。9月23日,起義部隊在蘆溪鎮遭反動軍隊伏擊,損失數百人,總指揮盧德銘犧牲。9月25日,起義部隊冒雨攻克蓮花縣城。9月29日,起義部隊到達永新縣三灣村時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隊思想混亂,組織紀律性差。當天晚上,毛澤東召開了前敵委員會,決定對部隊進行整編,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10月3日,起義部隊離開三灣村,開始向井岡山進軍。10月27日,起義部隊到達羅霄山脈中段井岡山的茨坪,開創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1】背景:八七會議的召開

【2】1927.9 【時間】 領導人:毛澤東  【地點】湘贛邊界

【3】經過:攻打大城市失敗,文家市定向三峽改編。

{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領軍人物

毛澤東

字潤之(原作詠芝,後改潤之),筆名子任,生于清朝湖南省長沙府湘潭縣韶山沖,逝世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中國革命家、政治家、戰略家、理論家和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他逝世的1976年間,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領導人。他對馬列主義的發展、軍事理論的貢獻以及他對共產黨的理論貢獻被稱為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被視為是現代世界歷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時代》雜志將他評為20世紀最具影響100人之一。

盧德銘

盧德銘,1905-1927,又名繼雄,字邦鼎,號又新,四川自貢人,1905年 6月9日出生于四川自貢雙石鄉獅子灣。

起義經過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叛變革命,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了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在共產黨力量較強、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廣東4個省舉行秋收暴動,徹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和開展土地革命的總方針。毛澤東在會上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會議決定派毛澤東去湖南改組中共湖南省委和領導秋收起義。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決定在湘鄂贛邊區組織秋收起義。8月12日,由共產黨員盧德銘任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和平江工農義勇隊到達修水縣城,並與8月下旬抵修城的通城、崇陽農民自衛軍在本縣山口統編成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餘灑度、餘賁民任正副師長,下設4個團,1、4團駐修水,毛澤東任前敵委員會書記。盧德銘任總指揮,總指揮機關設在縣城,修水地方黨組織積極配合,發展武裝,組織民眾支持起義軍。師部參謀長何長工、副官楊立三,根據前敵委員會指示,在修水設計並製作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軍旗和臂章。“秋收時節暮雲沉,霹靂一聲暴動”。9月9日,震撼世界的秋收起義首先在修水爆發,起義部隊在修水縣城舉起義旗,向長沙挺進。途經渣津,與收編的邱國軒第4團匯合,並攻克了敵人盤踞的朱陂廠,在進攻長壽金坪受挫後,返回修水台庄,後接毛澤東指示,揮師瀏陽文家市,與2團和3團會合後,跟隨毛澤東踏上前往井岡山的道路。八七會議結束後,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回到湖南。8月18日,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召開改組後的湖南省委第一次會議,討論製定秋收起義計畫,成立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9月初,毛澤東在江西安源張家灣召開軍事會議,討論秋收起義具體部署。參加起義的主力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沒有趕上參加南昌起義的原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是葉挺獨立團的新兵組建的),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瀏陽的農軍、鄂南通城和崇陽的部分農民武裝、安源煤礦的工人武裝等,共約5000人,統一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二、三團。起義前又收編一部分原黔軍武裝為第四團。盧德銘(原警衛團團長、共產黨員)任起義軍總指揮,餘灑度(共產黨員,後叛變投敵)任師長。起義的目標是奪取長沙。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工農革命軍分別從修水、安源、銅鼓等地出發,向長沙進擊,先後佔領醴陵、瀏陽縣城和平江的龍門廠、瀏陽的白沙、東門市等地。由于當時革命情勢已處于低潮,敵強我弱,加上民眾缺乏作戰經驗,起義軍某些指揮員指揮失當,新收編的第四團在戰鬥中又臨陣叛變,致使起義軍受到嚴重挫折。9月14日,毛澤東在瀏陽東鄉上坪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改變攻打長沙的計畫,命令第一、三團與第二團餘部迅速到瀏陽文家市集中。19日晚,在文家市召開了前敵委員會會議,決定起義軍撤離湘東地區,進入江西,沿羅霄山脈南移,以儲存革命力量。起義軍在向南進軍途中,處境十分困難,在江西省萍鄉縣蘆溪又遭到敵人的伏擊,總指揮盧德銘犧牲。9月29日部隊到達江西省永新縣的三灣村時進行了改編(即三灣改編):由原來的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將黨的支部建立在連上;成立各級士兵委員會,實行民主管理製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10月部隊到達羅霄山脈中段即井岡山地區,得到當地武裝袁文才和王佐的幫助,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秋收起義

秋收起義與南昌起義比較,最明顯的特點在于:

1、它不僅是軍隊的行動,而且有數量眾多的工農武裝參加。

2、它第一次公開打出了工農革命軍的旗號。

3、這次起義雖然在開始時也是以攻佔大城市為目標,但在起義遭到嚴重挫折後,及時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起義部隊在農村中從小到大地開展遊擊戰爭,為後來各地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大規模發展奠定了基礎。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道路,是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思想的起點。

4、三灣改編,把黨的支部建在連上,鑄就了人民軍隊的靈魂——永遠聽從黨的指揮。

第一面軍旗 1927年9月9日,在毛澤東領導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部和一、四團在修水舉行了著名的秋收起義,打出了工農革命軍第一面軍旗。

1927年8月,我黨領導的原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警衛團奉黨中央之命參加南昌起義,途中得知起義軍已退出南昌,便來到湘、鄂、贛三省交界的修水駐扎待命。

與此同時,根據中央“八七”會議精神,黨中央積極準備湘、鄂、贛、粵四省秋收暴動,8月底9月初,駐修(水)銅(鼓)警衛團、平(江)瀏(陽)工農義勇隊根據中央軍事部“積極準備等待時機參加暴動”的指示,決定組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

秋收起義

9月初的一天夜晚,修水商會東廂房燈火通明,在師部參謀處一張寬大的八仙桌上,師部參謀何長工、副官楊立三、參謀處長陳樹華三人在製作軍旗,他們反復比較、推敲,修改著,爭論著,最後確定,旗底為紅色,象征革命,旗中央的五星代表中國共產黨,五星內的鐮刀斧頭代表工農,旗左邊白色套管上是“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字樣,整體含義是: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武裝。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匡廬 (泛指江西)一帶不停留,便向瀟湘(泛指湖南)直進。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1927年9月9日,在毛澤東親自領導下,秋收起義爆發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部和第一、四團在修水吹響了革命的號角,工農革命軍的第一面軍旗在古城修水高高飄揚。第二團、第三團在安源、銅鼓亦打響了暴動的槍聲。從此,武裝鬥爭的熊熊烈火迅速燃遍了湘東贛西的遼闊土地,湘贛邊界掀起了威震敵膽的金秋狂飈。

修水紀念館

秋收起義修水紀念館始建于1977年,先後被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江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授予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2004年10月被評選為“江西十大紅色景點”之一;2005年修水縣秋收起義紀念地系列景點被國家發改委、中宣部等13個部門評為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

秋收起義

今年改版的主要項目有:一樓序廳正面雕塑及其背景、東西牆面布置;二樓展廳版面、文物展櫥、中心大型展櫃、燈光照明設施改造、師部和團部舊址復原陳列。改版後的內容突出反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的背景,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組建,軍旗的製作並在修水率先升起,師部和第一團以及第二、三、四團在秋收起義中的經歷,修水地方黨組織和工會、農會及人民民眾積極配合並參加秋收起義;重點突出毛澤東和參加秋收起義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豐功偉績。

秋收起義修水紀念館一樓序廳,與觀眾迎面而立的,是一座新的高達3.07米的大理石基座組合雕塑。東西兩牆分別樹立兩塊用10毫米整體玻璃,深雕製作而成的毛澤東詩詞牆,西牆為《菩薩蠻·黃鶴樓》,東牆為《西江月·秋收暴動》。

二樓三個展廳展覽版面,合計134.8平方米。整個版面以紅色為基調色,採用大小版塊有序組合的方式。展覽版面正文八大部分分別是:一、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慘痛失敗;二、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三、灰色旗號下的紅色武裝;四、毛澤東主張在秋收起義中要鮮明打出共產黨的旗幟;五、光耀人寰的工農革命軍軍旗;六、永遠銘刻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光輝日子;七、果斷的轉兵———會師文家市;八、偉大的進軍———開創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秋收起義秋收起義

文稿以毛澤東親自指揮秋收起義、工農革命軍軍旗率先在修水升起為主線,凸現了毛澤東、瞿秋白向警予羅榮桓、何長工、譚政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及其他秋收起義將士的豐功偉績;展示了盧德銘、餘賁民、伍中豪曾士峨、陳毅安、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革命英烈的卓越功勛;實事求是地介紹了汪澤楷、陳樹華、黃永勝等參與了秋收起義,後來走上各自不同道路的一批人物;突出了修水地方黨組織和農民自衛軍,在秋收起義中的作用;表現了丁健亞、樊策安、餘垂成、王鐵猛、甘特吾、陳秋光、餘經邦、徐光華等修水先烈對革命所作出的貢獻。

改版後的版面,採用了大量珍貴的歷史資料,以時空為序,系統地展現了有關歷史人物、革命舊址及戰鬥遺址。版面採用圖片275幅;總長67.4米的版櫥上,擺置了68隻玻璃展櫃,展示著106件館藏文物及有關物品。

第一展廳

1926年6月,中共江西地委為配合北伐軍進軍江西,派共產黨員胡思先、丁健亞回家鄉修水秘密建黨。同年7月,在縣城青雲門城樓秘密開會,建立了修水第一個黨組織———中共修水縣支部幹事會。接著,在城鄉發展了24名中共黨員。中共修水支部的誕生,使全縣農民運動更加迅猛,農會會員發展到5萬多人,農民自衛軍發展到3萬多人。

1927年7月中旬,改組後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斷然作出決定:將中國共產黨所掌握或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武裝起義;在秋收季節,組織湘鄂粵贛四省農民暴動。

盧德銘率領的警衛團和平江工農義勇隊進駐修水,極大地鼓舞了修水的農民運動。8月16日,修水縣黨組織派組織幹事甘特吾、農運負責人陳秋光,會同贛西北第二區委,組織數千農民舉行下衫(今屬上衫鄉)暴動,攻打為霸一方的封建地主堡壘朱宮美庄園,在湘鄂贛毗鄰地區產生了強烈影響。與此同時,台庄、西尹、水源、中土段、畫坪等地農民相繼攻打地主庄園。修水農運出現了峰回路轉的好勢頭。

警衛團和平江工農義勇隊屯兵在湘鄂贛三省交界的修水,瀏陽工農義勇隊于8月20日抵達銅鼓,三支部隊隨時都面臨著國民黨反動派“追剿”的危險。警派員赴南昌請示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委派幹部仝仁趕到修水和銅鼓,組織協調部隊整編。8月22日,三支部隊負責人在修水山口舉行了整編會議,史稱“山口會議”。會議決定,三支部隊合編為一個師。為避免敵軍“追剿”,部隊合編後“還須找一個灰色的旗號來遮身掩體”,對外稱“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內部則招兵買馬、積草屯糧,以圖一時之用”。師部設修水縣城,師長餘灑度、副師長餘賁民、參謀長鍾文璋,下設一、三兩個團,第一團團長鍾文璋(兼),第三團團長蘇先駿。並成立了以師團主要負責人組成的師委會。

“山口會議”的整編,形成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雛形。

第二展廳

1927年8月7日,毛澤東出席在漢口秘密舉行的中央緊急會議,即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瞿秋白主持了這次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當會議討論到秋收起義打什麽旗幟的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國民黨的這塊招牌已經無用,在秋收起義中要鮮明打出共產黨的旗幟。”會議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到湘贛邊組織和領導秋收起義。

9月初,毛澤東在安源張家灣召集中共瀏陽縣委書記、瀏陽工農義勇隊黨代表潘心源,中共安源市負責人寧迪卿,贛西農民自衛隊總指揮兼安源農民自衛隊隊長王興亞等人開會。潘心源詳細報告了南昌起義後警衛團、平江工農義勇隊和瀏陽工農義勇隊的情況,毛澤東聽後十分高興,果斷決定以駐修水、銅鼓的這個師為基礎,組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下設三個團,一、三團建製不變,將駐安源的幾支武裝隊伍編為第二團,團長王興亞。會議確定了秋收暴動中共前敵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毛澤東任書記,盧德銘任秋收起義總指揮。

餘灑度根據師委會決定,命令師參謀處長陳樹華、參謀何長工、副官楊立三抓緊時間設計工農革命軍軍旗樣式。為使旗幟完美體現工農革命的內涵,何長工首先提出了設計方案。經過反復討論修改,終于設計出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軍旗樣式:旗幅為紅色,象征革命;中央為白色五角星,象征中國共產黨領導;星內嵌交叉的鐮刀斧頭,表示工農大眾緊密團結;靠旗桿一側旗幅的白布條上豎寫“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軍旗樣式確定之後,師部決定連夜趕製一百面。裁縫出身的班代張令彬等人購買了布匹,縣總工會委員長徐光華請來了裁縫和會針線的婦女,一面面紅色的旗幟、一條條紅色的領帶、一個個紅色的袖套在飛針走線的手工製作中做成。

1927年9月9日,駐修水縣城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部和第一團官兵,全副武裝來到縣城紫花墩操場集合。接著,甘特吾率領配合軍事行動的200多人的農民自衛隊押著8個五花大綁的土豪劣紳和反革命首惡分子來到操場。隨後,修水縣黨組織負責人樊策安率領農會、工會負責人以及數千民眾簇擁著縣農民協會、縣總工會的招牌,敲鑼打鼓進入了會場。

隊伍集合完畢之後,餘灑度作了簡短的動員講話,庄嚴宣布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誓師起義。宣布起義的口號是:“紅色領帶系在頸,隻顧死來不顧生!”

接著,舉行了授旗儀式。餘灑度將工農革命軍軍旗,庄重地授予第一團團長鍾文璋。1958年9月5日,何長工在解放軍總直機關馬列主義業餘大學作報告時說:“這樣,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就成立起來了。在中國、在東方,第一面革命的紅旗打起來了。”

第三展廳

9月17日傍晚,盧德銘、餘灑度率領師部和第一團到達孫家土段(今屬瀏陽市中和鎮)與第三團會合。在這裏,毛澤東、盧德銘、餘賁民、蘇先駿等前敵委員會成員第一次聚集在一起,商討起義部隊下一步的行動方向。在會上,毛澤東通報了第一、三團的情況,又得知第二團幾乎全軍覆沒,隻剩幾十號人不知去向的情報,提議不打長沙,找一個地方休整。會議正式決定到文家市去。

毛澤東在前委會上提出明確的主張:農村地域廣闊,人口眾多,敵人統治力量相對薄弱,中國革命的根應扎在農村,因此,中國革命應由城市轉向農村。否則,工農革命軍將會旗倒兵散。毛澤東力主放棄攻打長沙,將工農革命軍轉移到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以儲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會議通過激烈的爭論,在總指揮盧德銘等人的支持下,通過了毛澤東的主張,“議決退往湘南”。

1927年9月20日拂曉,起義軍將士1500餘人,來到裏仁學校操場集合。毛澤東向全體官兵宣布了前敵委員會改變起義軍行動方向的決定。軍號聲中,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在毛澤東、盧德銘的率領下,高舉軍旗,向湘南轉移。

工農革命軍于9月24日傍晚抵達蘆溪宿營。第二天拂曉,部隊啓程朝蓮花進發。因擔任後衛的第三團走錯了路,待聽到號聲調轉行軍方向時,遭遇從萍鄉趕來的江西軍閥朱培德所屬江保定特務營和江西第四保全團的追擊。蘆溪一戰使起義部隊遭受重大挫折,共損失人槍300多。總指揮盧德銘在阻擊敵人掩護我軍撤離的戰鬥中不幸中彈,壯烈犧牲。

9月29日下午2時,毛澤東率領起義部隊到達永新縣三灣村。起義以來的20天時間裏,部隊從5000多人銳減到不足1000人。鑒于部隊人員銳減,原有編製有名無實,毛澤東在三灣進行了中國革命史上著名的“三灣改編”,將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

10月27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抵達井岡山茨坪,將工農革命軍的旗幟插上了井岡山。從此,開始了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鬥爭.

起義地點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後,赴南昌參加起義的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以下簡稱警衛團)和平江工農義勇隊、瀏陽工農義勇隊未能趕上“八一”起義大軍,輾轉到達修水、銅鼓一帶(瀏陽工農義勇隊到銅鼓)。8月底,9月初,毛澤東根據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湖南省委關于秋收暴動計畫,奔走于湘贛邊界,並在安源張家灣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以警衛團、平江工農義勇隊、瀏陽工農義勇隊、安源工人礦井隊為基礎,分三路圍攻長沙,舉行秋收起義。9月9日,警衛團等以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名義,首先在修水起義

秋收起義主力在修水集結

秋收起義前夕,在修水集結了三支革命隊伍,形成了秋收起義的主力軍。警衛團集結修水。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來等同志領導的南昌起義爆發後,駐武漢的警衛團收到來自南昌的一份電報,電文說:“我們已經起義了”,接著又收到張發奎九江發來的電報,電令警衛團迅速出發,星夜用輪船運往九江待命。警衛團團長盧德銘,政治指導員辛煥文,參謀長韓浚3人接到這兩份電報後,經過一番研究,決定利用張發奎的名義,乘船東下,參加南昌起義。8月2日,團附兼輜重隊長範樹德,通過張發奎總指揮部留守處主任陳勁節,調來招商局輪船“德興號”。當日黃昏,全團乘船離開武漢。次日晨抵達黃顙口上遊三裏多處的江邊梁村,涉水登入,于當日抵陽新。4日在陽新以國民革命軍名義向縣政府及商會籌集部分糧款,于5日又乘民船到陽新排市。6日晨,由排市上岸,步行,經燕廈、龍港,向江西武寧進發,當晚露營山中。7日上午,抵武寧,與餘賁民率領的平江工農義勇隊相逢,從餘賁民處得知起義大軍已于8月5日前撤離南昌,南下廣東,便改變由塗家埠直驅南昌的計畫,于8日取道靖安、奉新,期望趕上起義大軍。當部隊到達奉新時,盧德銘接到夏曦的信,要他和辛煥文、韓浚離開警衛團到南昌起義大軍中任職。盧德銘等3人經反復研究,決定離開部隊,到漢口找黨中央,請求指示。臨行前,將部隊交由團附餘灑度指揮,並要他將部隊帶到湘鄂贛邊界之修水待命,以求發展。

秋收起義

盧德銘等3人離開警衛團後,餘灑度根據盧德銘的安排,帶領部隊繞經高安邊界,由奉新的羅坊、上富向修水進發。于8月12日抵達修水,與平江工農義勇隊一起攻克修城,趕走了王天培殘部邱國軒團,進駐修城。

平江工農義勇隊集結修水。1927年7月下旬,蘇先駿通過中央的介紹,準備將平江工農義勇隊和瀏陽工農義勇隊合編為賀龍帶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獨立團,參加南昌起義。由于蘇(先駿)、餘(賁民)之間的權力之爭,未能統一。“後訂了一個相當條件”,才一路由平江虹橋經修水到武寧,在武寧蘇先駿要確定他為團長,並要合編部隊,餘賁民不願意,幾乎鬧成分裂,因此在武寧誤了幾天,直到8月5日才到達永修塗家埠,這時起義大軍已全部南下,未能及時趕往南昌參加起義。在這種情況下,平江工農義勇隊和瀏陽工農義勇隊終因不能統一而分手,瀏陽工農義勇隊決定繞道奉新及贛南赴廣東,追趕起義大軍。後聞賀、葉部隊已繞過閩邊,無法聯絡,改由上高、萬載到銅鼓。平江工農義勇隊決定返回平江。8月6日,經武寧時,與警衛團相遇,進入武寧縣城。兩天後,餘賁民率義勇隊,擬取道修水返回平江。8月12日,在修水城郊再次與警衛團相遇,相攜攻入修水縣城。爾後退居修水渣津、馬坳一帶,就地休整。

崇(陽)通(城)農民自衛軍集結修水。1927年7月下旬,崇(陽)通(城)農民自衛軍消滅衛石豐等反動武裝後,因敵強我弱站不住腳,由葉重開率領,離開崇陽開往通城。到通城後不久,與警衛團取得聯系,約定到修水與警衛團合編。約8月底離開通城,向修水開拔。途經通城麥市時,被夏鬥寅殘部包圍,後沖出糗圍,到達修水桃樹港。兩天後,在警衛團的接應下,進駐修城,編入師屬特務連。

上述三支部隊均為我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警衛團原系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指揮部警衛團,屬軍閥張發奎部下。但它一開始就在我黨秘密領導之下,團主要領導人都系中共黨員,其部隊成份多為黨組織秘密輸送的中共黨、團骨幹,農運積極分子,對黨忠實可靠,是秋收起義的主力部隊。

秋收起義首先在修水爆發

警衛團、平江工農義勇隊進駐修水後不久,餘灑度又與駐銅鼓的瀏陽工農義勇隊負責人蘇先駿取得聯系,三支部隊的領導人都認為情勢嚴峻,“均以軍事統一不可緩”,相邀于修水山口鎮召開統編會,結果將三部合編為一個師,由餘灑度任師長,餘賁民為副師長,鍾文璋為參謀長,“內部負責為師委會”。同時,將原警衛團改編為師屬第一團,團長由鍾文璋兼任,將駐銅鼓的瀏陽工農義勇隊改編為師屬第三團,由蘇先駿任團長,將平江工農義勇隊分補一、三團。為加強基層領導,將原警衛團五連(幹部連)解散,分到各連隊擔任連排長和政工職務。為加強第三團,又調一團伍中豪營長及其部屬一部充實第三團。整編後,為緩和與江西軍閥朱培德的關系,便于籌措軍需,對外暫稱“江西省防軍第一師”,並假造花名冊,派宛希先去朱培德處聯系,同時又派吳會治去湖北向黨中央報告,並請求指示。部隊就地休整,積極準備執行上級新指示。

在此期間,餘灑度等以黃埔學友身份,廣與外界聯系,不久,餘得到湖北通城劉基宋(黃埔一期同學)轉來黨中央軍事部通知,讓他們積極籌備參加兩湖秋收暴動,餘得此訊息後,與副師長餘賁民,參謀長鍾文璋商議,決定一面擴大武裝,加緊收編邱國軒團,同時指令何長工、楊立三等3人設計軍旗、臂章,積極準備起義。另一面,又將黨中央軍事部的通知轉告蘇先駿,並擬將部隊改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領導和建製不變,同時寄去軍旗圖樣。蘇先駿接餘灑度的信後,對以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名義參加兩湖秋收暴動未提抗告。但認為現在處于:“四面敵人包圍,在修、銅恐不能立足”,屢催餘率部南進,餘以為未得中央命令,不便貿然行動,未動。

1927年8月底,9月初,毛澤東根據“八七”會議精神和湖南省委關于秋收起義計畫來到安源張家灣召開軍事會議。會上,潘心源根據自己從上高離開瀏陽工農義勇隊時,警衛團、平江工農義勇隊的行動及去向,向會議報告,毛澤東根據潘心源的報告決定以駐修水、銅鼓的警衛團、平江工農義勇隊、瀏陽工農義勇隊為基礎,加上安源工人自衛隊、礦井隊和醴陵縣農民自衛軍一起,分三路向長沙進軍。第一路,以安源工人礦井隊為主力,奪取礦警武裝,然後進攻萍鄉、醴陵,向長沙進軍;第二路,以平江農民及義勇隊為主力,由修水向平江進攻,奪取平江,再向長沙進發;第三路,以瀏陽農民及義勇隊及餘灑度之一團為主力,由銅鼓向瀏陽進攻,形成包圍長沙之勢。此後,便分頭到各部開展工作,毛澤東到銅鼓,指揮第三路行動。

中共修水縣黨組織為充實秋收起義隊伍,一方面,在西鄉農軍中挑選一百多名青壯年,由共產黨員丁長盛、餘經邦帶領集體編入秋收起義隊伍;另一方面,又從各地動員了一批青壯年陸續參軍。與此同時,修水縣法警隊二十餘人亦棄暗投明,參加起義部隊。至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機關和一團離開修水時,修水有二百餘人編入起義軍,大大充實秋收起義主力。

9月初,正當餘灑度翹首以待中央指示,蘇先駿于8日轉來“萍鄉舉動決議”,並說“第三團決即回響萍鄉,望兄(註餘灑度)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長沙”,又說“此系同志決議,未便拒絕”。餘得此訊息後,以為時間緊迫,未便遲疑,于9月9日在修水縣城帶領師部機關、特務連、一團,高舉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紅旗,首先起義向平江進發。部隊行至修口,遇盧德銘從黨中央返回,盧即向餘灑度等師團領導報告了赴漢經過,傳達黨中央關于秋收起義指示,並就任秋收起義總指揮。10日到渣津,與收編的邱國軒四團匯合,並在渣津河灘召開民眾動員大會。11日向平江挺進,至長壽金坪時,前衛報告有敵阻擊,一團團長鍾文璋即指揮部隊放下輜重,讓邱團走兩邊,自帶一部居中,端槍行在兩山之間,不料邱團突然叛變,一團受挫,全部輜重被劫。金坪失利後部隊被打散,有的跑到了邊界修水一側。為幫助失散的人員順利集中,修水地方黨組織和人民主動為失散部隊人員當向導,並幫助他們解決吃住和歸隊問題。部隊集中後由盧德銘等率領轉移修水台庄,向三團靠攏。途中接到毛澤東指示信,即率部追進至瀏陽文家市,與三團和二團一部會師。從此,跟隨毛澤東踏上了新的征程。

相關研究

背景

秋收起義的爆發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建立了我黨第一支工農軍隊,設計製作並率先起了我黨的第一面旗幟,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詩詞中所說的: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標志著我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始,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最後,毛澤東同志帶領秋收起義部隊轉兵井岡山,開闢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中國共產黨從此由小變大,由弱變強,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人們對秋收起義的一些歷史問題的認識見仁見智,為了更好地紀念秋收起義,筆者以史實為據,就秋收起義幾個歷史問題進行理性思考,從新的角度解讀秋收起義歷史,嘗試拋磚引玉,以期揭開歷史的面紗!

問題

關于毛澤東同志領導秋收起義時的身份問題  

由于毛澤東同志在秋收起義中的特殊貢獻,以及其後來的特殊地位,正確把握毛澤東同志當時的身份問題,對研究秋收起義歷史具有重要意義。在許多歷史文獻資料中,有的認為 “八七”會議後,毛澤東同志作為中央特派員,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前往湘贛邊界領導秋收起義;有的認為湖南省委任命毛澤東同志為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派毛澤東同志前往湘贛邊界領導秋收起義。《毛澤東年譜》中介紹1927年8月30日毛澤東的活動為:“30日,出席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會議,討論湖南秋收暴動的最後計畫。會議確定集中力量首先在平江、瀏陽、醴陵等縣和安源舉行暴動;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由各軍事負責人組成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作為暴動領導機關。並指定毛澤東到湘贛邊界統率工農武裝,組織前敵委員會,領導秋收起義。”

“八七”會議後,毛澤東、彭公達回到長沙, “派毛澤東和彭公達召集舊省委及各負責人,宣傳中央新政策的精神及改組省委。公達十一日回湖南,澤東十二日在漢動身,……”(1)從時任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給中央的報告中可知,當時毛澤東、彭公達回到湖南概括為承任三項任務:改組省委、傳達“八七”會議精神、組織湖南秋收暴動。在中央與湖南省委的來信等原始資料中沒有找到中央派毛主席往湘贛邊界領導秋收起義的記錄,所以第一種說法不準確。

《毛澤東年譜》比較準確地闡述了毛澤東同志當時的身份,如毛澤東同志是當時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糾正了一些史料在“前敵委員會書記”前省掉 “中共湖南省委”的失誤,但《年譜》中提到的派往湘贛邊界之說同樣不準確。從中央給湖南省委的來信中,中央開始建議毛澤東往湘南領導暴動, “湘南特委以毛澤東、任卓宣、郭亮及當地工農同志若幹人組織之,澤東為書記,受湘省委指揮。但這裏必要明白湘南計畫隻是全省暴動計畫之一部分,隻有在全省暴動之下,湘南計畫才能實現,才有意義,萬不可本末倒置。”(2)而從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回信中可知,湖南決定隻舉行湘中暴動,“(二)我們是以向長沙暴動為起點,並不是放棄湘南。沒有把衡陽做第二個發動點,是因為我們的力量隻能做到湘中起來,各縣暴動,力量分散了,恐連湘中暴動的計畫也不能實現。所以我們決定不以衡陽做第二個發動點,但是湘南各縣的暴動計畫及暴動準備均已令有組織的各縣切實執行,長沙暴動開始,各縣隨之同時發動。”(3)彭公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也證實了這一計畫改變的過程,“四、湖南暴動計畫。(一)暴動的區域:以後經過幾次討論,以黨的精力及經濟力量計算,隻能製造湘中四圍各縣的暴動,于是放棄其他幾個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長沙,決定要同時暴動的是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岳州等七縣。附註:縮小範圍的暴動計畫,澤東持之最堅,禮容、明翰等均贊同其說。其時僅公達一人主張湖南全省暴動,並要澤東即去湘南,當時因想在長沙即刻舉行一個暴動,于是沒有堅持下去。”(4)從以上中央與湖南省委的往來信件中以及彭公達給中央的報告可知,毛澤東同志是被中央派往湖南省領導秋收起義,當時擬派毛澤東同志往湘南,後經湖南省委堅持,縮小暴動範圍,“澤東持之最堅”(5),以湘南暴動為重點的湖南全省暴動變為“湘中暴動”,毛澤東為湘中暴動的負責人, “湘中的中心是長沙,決定要同時暴動的是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岳州等七縣。”(6)安源是計畫暴動縣之一,所以毛澤東接到當時屬湖南省委管轄的安源(7)的信件後,于九月初匆匆抵達安源,召開了安源會議,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8月18日沈家大屋會議精神、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會議精神,當從潘心源的匯報中得知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警衛團(以下簡稱“警衛團”)和屬湖南管轄的平瀏農軍滯留在江西境內的修銅時,對于主張用“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抓軍事”(8)的毛澤東來說,聽到這個訊息大喜過望,改變了 “我並帶有中央介紹信,要賀、聶[葉]軍隊中調兩團人來做暴動的武力,”(9)之初衷,從當時屬湖南管轄的安源向屬江西管轄的修銅發指示(這實屬非常時期之非常之舉),發完指示後,毛澤東又急急經銅鼓趕往江西境內師部駐地的修水。銅鼓9月7號接到了毛澤東的指令,修水8號接到了先俊轉來了安源的通知,毛澤東10日到達了銅鼓,因師部已于前一天舉行起義,所以毛澤東隻到達銅鼓,沒有到達位于修水的師部。同時盧德銘9月9日帶著中央的指令回到了警衛團。從此,毛澤東由湘中暴動的領導人變成了湘贛邊秋收暴動的領導人。由此可見,毛澤東同志成為湘贛邊秋暴的核心領導者,並非當時組織的安排,是隨著情勢的變化,在實踐中逐漸形成的。

關于秋收起義指揮中心問題

研究秋收起義指揮中心問題,對于研究秋收起義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發生具有重要意義。過去對秋收起義指揮中心,一般以毛澤東同志的活動地為重要標準,一說為“安源”,一說為“銅鼓”,有的網上文章甚至說“為什麽毛主席將指揮崗設在銅鼓”,事實上“指揮崗設在銅鼓”的前提並不存在。筆者認為,作為指揮中心,應具以下幾個條件,一是重要領導在此活動;二是重要領導在此活動時間較長;三是在此作出了重大決定和有重大事件發生等。

安源和銅鼓在秋收起義的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兩個地方進行了秋收起義的積極準備,秋收起義的重要領導人毛澤東同志親臨了這兩個地方。安源盡管召開了安源會議,但其會議內容主要是傳達沈家大屋會議精神和湖南省委常委會議精神,同時“討論的問題是軍事及農民暴動的布置”(10),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在安源的時間非常短,不可能在短短幾天時間作出非常重要的決定,同時“師委會”沒有一人參加安源會議。我們不能因為參加會議的毛澤東同志後來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就確定安源是中心。事實上,安源應從屬于長沙這個中心。盡管毛澤東同志在起義前夕到達了銅鼓,但秋收起義所作出的重大決定不是在銅鼓作出的,毛澤東同志到銅鼓隻是組織實施沈家大屋會議和安源會議精神,而並非將指揮崗設在銅鼓,同樣毛澤東同志在銅鼓活動時間非常短,銅鼓中心說也不成立。

筆者認為,秋收起義的指揮中心當時有兩個,一是長沙,彭公達和毛澤東自武漢回到長沙後,在長沙積極進行秋收起義的準備工作,湖南省委圍繞秋收起義召開了沈家大屋會議和8月30日、9月5日的省委常委會議等,多次研究秋收起義問題,成立了行動委員會和前敵委員會,並研究了土地問題、旗幟問題、軍隊問題等(11)。長沙中心論毋庸置疑。第二個中心是修水,秋收起義的主力部隊在修水活動近一個月,在山口會議上組建了我黨的第一支工農軍隊,並成立了“師委會”,特別是在修水設計製作了我黨的第一面軍旗,打響了秋暴的第一槍,秋收起義的總指揮盧德銘在修水,師長餘灑度一直在修水活動,餘灑度以黃浦同學的身份到處活動,非常活躍,從國民黨的兜剿鄂南共匪近訊也可知,“修水方面,系餘灑度主持,與黃埔的暴烈分子廣通聲氣,聚眾二千餘人,有槍千餘枝,騷擾贛鄂交界各縣,雞犬不寧。”可見餘灑度在修水為秋收起義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從“兩中心說”可知,秋收起義之初是兩條線。一是由湖南省委領導下的湖南秋收起義,二是由中央軍事部、江西省委、湖北省委領導下的江西秋收起義。《餘灑度報告》中:“不久得通城劉某某同學轉來鄂中訊息雲:鄂中所有動作,並得軍部的通告,囑我們積極準備。度乃將此意轉先俊同志。先俊同志以四面敵人包圍,在修、銅恐不能立足,屢催度南遷。度以未得中央命令暫緩南遷。”江西省委在其秋暴計畫中提出“省委完全接受中央的決議,並斟酌各縣的情形擬定秋暴計畫如下:…………為指揮與聯絡的便利,應規定暴動的起點,這起點必須是政治經濟地位較重要而農運較有基礎或已有農軍勢力的地方。茲擬定贛北的修水為起點,影響鄰近各縣與各縣的聯絡,贛西以永新為起點,贛東以臨川為起點。在上述暴動起點的各縣,省委應派得力的同志或臨時組織前往準備暴動工作,並指揮鄰近各縣的暴動工作,同時須與省委發生密切關系(設專員交通,約密碼電話)。在農軍勢力統治的縣份,如修水、銅鼓等應即馬上實行捕殺豪紳及反動派,沒收大地主土地,建立農民政權,佔據財政及交通機關,無限製的擴充兵力,解除反動武裝,用革命委員會分會的名義發布政綱宣言…………影響鄰近各縣以至全省,與湘鄂鄰近各縣暴動勢力聯合。”(12)由于盧德銘于9月9日及時趕回了起義部隊,帶回了中央軍事部的指示;毛澤東同志9月10日趕到了銅鼓,兩條線並成了一條線,成為了湘贛邊秋收起義。鐵心的《從警衛團說到工農革命軍》“…………趕了幾天路,忽然接到一封葯水信:‘為何許久不來,真是誤事不少,務于明日午前趕到排埠…………前敵委員會毛令’。這樣一來,對于我們餘同志是出于意外的,想不到半天雲裏又來了一個命令他的人,心中總有點東西不能吐出,對于黨權高出一切,自然不便作聲。過了排埠以後,在依山傍水的某村午餐時,我們工農革命軍的領袖才一起見面了”也反映了當時兩條線並為一條線之史實。《訪問宋任窮記錄》中宋任窮回憶:“回我們部隊團部後,同志們告訴我,毛澤東委員來了,現在是由毛委員領導。于是我把信和一些銀洋(剩下的)交給了毛委員,並向他作了簡要的匯報。”說明宋任窮離開部隊之前,瀏陽農軍不屬于毛澤東同志領導,回到部隊後,才由毛澤東同志統一領導的。

“度當時偵察平、瀏敵人兵力,我軍以合力攻一面為宜,正擬將第一團集中銅鼓,適得先俊此項意見,因以時迫,未便遲疑,乃將第一團改道長壽(九月九日)取平江…………”(13)實是英雄所見略同,但卻未組織實施,從這裏也可說明當時分屬兩條線指揮,造成信息不暢,指揮不統一,導致起義之初的失利。正象林育南在回憶中所分析的:“據我個人的感覺,此次的失敗是因為:一、負責人指揮此次暴動不堅決不敏捷,有觀望期待的心理;二、黨的組織及機關不合于緊急鬥爭的需要(如彼此不接頭,訊息不靈通,指揮不統一等);三、對民眾的宣傳太缺乏;四、軍事的準備太薄弱。”(14)

關于軍旗問題和編師問題  

第一面軍旗問題和編師問題體現了秋收起義不同于其它起義的特點,此兩件歷史性事件的發生,標志著我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始。但至于由誰指示製作軍旗、由誰組織編師仍是眾說紛紜。

在許多權威論著中均持毛澤東指示製作軍旗的觀點,理由是毛澤東提出要“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幟”(15)。筆者認為此說有些牽強,從見證者當時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行動委員會書記易禮容的的報告或回憶中均沒有設計製作軍旗的記錄。參加了安源會議的潘心源在其報告中,也沒有這方面的記述。目前也沒有找到毛澤東關于軍旗問題對警衛團作指示的史料。同時,當時湖南省委既然有製作軍旗的動議,也就會安排在長沙或安源組織設計和製作,沒有必要在江西修水付諸實施。16)或為“師委會”內部決定,陳明義回憶:“我記得為了製作工農革命軍五角星斧頭鐮刀軍旗,真是左畫也畫不好,右畫也畫不好,左拚右拚湊合而成。這是我們內部的決定,沒有得到上級的指示,但對外要向修水收稅,就不好用工農革命軍名義。同時,我們想取緩兵之計,集中精力練兵,所以又做了一面江西省防軍第一師的旗幟,以省防軍的關防印信蓋稅務收據,還造具全師名冊,派人到南昌請朱培德收編,以迷惑他。”(17)筆者傾向于由“師委會”內部作出的決定,既然中央在8月中旬已指令組建工農革命軍“2、在指定暴動的區域,未發難之先即應正式成立若幹農軍,暴動成功之後,須無限製的擴充數量,施以真正的軍事政治訓練,所有工農自衛軍可改為工農革命軍。……”(18)中央給湖南的指示自然也會給湖北和江西。部隊的名稱要改,原來的旗幟自然也就作廢了,何況當時警衛團也是人才薈萃,“師委會”自然會想到易幟問題。當時任參謀處長且親自參與軍旗設計的陳明義的回憶應該是準確的。

要製軍旗,必須先編師,否則旗上的稱呼沒辦法確定。既然編師還在前,自然也應與湖南省委無關。如前所述,湖南省委和警衛團、平瀏農軍聯系上,有記載的隻是9月7日和9月8日。至于編師問題,警衛團的領導醞釀很久,8月初,警衛團駐武寧時遇平江農軍,且掌握了瀏陽農軍的有關信息,就有了編師的想法,“一面派人追到瀏陽軍隊內面來,通知瀏陽負責同志。當時我們正在瑞州,聽說賀、葉已繞過閩邊,無法聯絡,聽到他們的報告便決定由上高、萬載到銅鼓與他們聯絡”(19);餘灑度“到修水即召集兩部負責同志會議,商統一事。”(20)特別是“在盧德銘同志走後半個月左右,他便派了一個參謀帶回一信,傳達黨中央的決定,在原警衛團的基礎上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21)由于盧德銘帶回了中央的指令,最後促成了山口編師會議。何長工對此事作了詳盡的回憶,“起義前夕,師部在修水的山口主持召開了一個‘山口會議’。我雖然沒有參加,但是我清楚,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師的領導,還有一、三團營以上的幹部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是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整編會,會議決定將原警衛團的一個營由伍中豪同志率領充實第三團,加強第三團的基層領導,因為當時三團的戰士還是能打仗的,但班排幹部卻有不少是地方的黨政幹部,在指揮打仗上還缺乏實踐經驗。”(22)至于名稱問題,肯定不僅僅是“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那隻是掩人耳目的稱呼。“但對外要向修水收稅,就不好用工農革命軍名義”(23),而對內則叫“工農革命軍”。另外,鐵心的記述也可找到佐證“所以我們的餘師長,一面催製軍服,一面趕製工農革命軍紅旗,中鑲一五角星,星上飾鐮刀斧頭。復寫了一封口號式的長信給邱國軒,謂在鹹寧的王天培部,已經是我們一道了,勸他同他們編在一起,作為第二團。……于是我們的餘師長便封為工農革命軍直轄第一師師長。”(24)

許多觀點提及安源會議編師,但都是推測所至,並沒有這方面的回憶文章和資料介紹。安源會議的參加者潘心源在其報告中,對安源會議作了詳細報告,但也沒有編師的介紹。沒有材料佐證的情況下就推測安源會議上進行了編師是不妥當的。至于安源武裝力量為什麽被稱為第二團,筆者認為有兩種可能:一是毛澤東同志完全認可了山口會議編師,並將其所掌握的安源部隊補充或納入到第一師來,作為第二團;一是安源會議上重點考慮的是軍事問題,並沒有考慮部隊編師,若已編好了師,部署進軍路線時,不會直呼部隊名稱,隻會宣布幾團攻平江,幾團攻瀏陽。其實當時安源武裝力量的叫法比較混亂,如《民國日報》中報道“醴陵至安源一帶,因萍鄉共黨軍隊大肆猖獗,除攻克萍鄉以為根據外,並于前日有全副武裝共黨軍隊一千餘人,侵入湘境醴陵陽三石車站,撲攻醴陵、攸縣,系打第三軍第一師旗幟。”(25)而繼山口會議編師後,在文家市會師會上,前委又對部隊重新進行了整編,重新確定了部隊序號,至于第二團的叫法可能應是在文家市會師上。標志著我黨第一支工農軍隊真正的產生,標志著我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始。

關于秋收起義的發動時間問題

有的觀點認為,安源會議上確定起義時間是9月11日開始,所以就應以9月11日作為秋收起義的發動時間。這是不準確的,也是不合當時實際的,修水爆發秋收起義的時間應是9月9日。湖南省委關于奪取長沙的命令中“湖南省委決議,令各地趕緊動員,限于陽歷本月十六日會師長沙,奪取省城,建設中國革命委員會湖南分會。令到即各遵照執行。鄂南決于九日發動,安源決于十一日發動,自岳至長至株鐵道九日起破壞,各縣農運亦已特別加緊工作,限于十一日齊起發動。並告右令 湖南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毛澤東,第一師第四團團長朱少連……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行動委員會書記易禮容。1927年9月8日晚”(26)“鄂南決于九日發動”,與鄂南鄰近,且一直保持著聯系的駐修水師部,也會知道中央這一命令。許多報告和回憶文章也提到了修水爆發秋收起義的時間是9月9日。在《餘灑度的報告》中:“九月八日得先俊兄轉來萍鄉舉動決議,乃告以俊部同志決議書雲:第三團決即回響萍鄉,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長沙,兩團應互相聯絡。又雲:于十一日分三路進攻平江的長壽街,預計有得勝之可能。後因收編的邱團反戈,腹背受敵,遂遭失敗。”(28)彭公達講述十一日進攻平江長壽街,根據修水縣城至長壽街的行程,也就肯定了修水部隊誓師起義的時間應是9月9日。事實上9月9日起義部隊在縣城紫花墩誓師出發,舉行了隆重的誓師儀式,當日到達渣津,第二天從渣津出發打下朱溪廠後,駐修平邊界,9月11日向平江進軍。與彭的報告非常吻合。

關于秋收起義的領導人問題

過去在論及秋收起義的領導人問題時,絕大部分權威刊物均說成是毛澤東同志領導了秋收起義。筆者認為這種結論是不全面的,毛澤東同志是秋收起義的核心領導,但絕不是唯一領導,1927的三大起義中,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領導人都很多,自然秋收起義也是集體領導。彭公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曾說“……湖南暴動我是實際參加其工作的一個,湖南暴動的失敗,我負有嚴重的責任……”,(29)既然彭公達“我負有嚴重的責任”,自然彭公達應是秋收起義的主要領導人。湖南省委行動委員會書記易禮容同樣也屬于秋收起義的主要領導人,根據羅章龍回憶:“為了加強對秋收起義的領導,決定成立前委和行委的組織機構,即中共湖南省,都表現了盧德銘實事求是的精神及具戰略家的眼光。在黨指揮槍的體製尚未建立之時,軍隊領導人的份量是非常重的,對整個部隊的走向影響非常大,所以總指揮盧德銘應為秋收起義的主要領導人。餘灑度在修水活動時間近一個月,在修水期間,“當即派吳會治來鄂報告一切,並請求示知。”(31)積極與黨組織保持聯系,接受黨的領導,做好秋收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以“諸同志均以軍事統一不可緩”進行編師,製作軍旗(“這是我們內部的決定,沒有得到上級的指示”), 率先于9月9日帶領部隊起義。盡管餘灑度後來叛變了革命,但其起義之初所發揮的作用也是應該肯定的,所以餘灑度也應為秋收起義的領導人。

我們今天研究秋收起義,並不是有意抬高一個地方,貶低一個地方,而是通過研究,還歷史以真實,更好地紀念秋收起義,學習秋收起義精神。江西境內秋收起義爆發于三個地方,這些地方都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三地之間,要加強合作,共同推介秋收起義,發展紅色旅遊;要以紅色為紐帶,加強三地經濟社會的合作,像八十年前那樣,精誠團結,合力推進,實現老區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注解

(1)(4)(5)(6)(8)(28)(29)彭公達關于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于武漢);

(2)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的信——對于湘省工作的決議(1927年8月9日);

(3)中共湖南省委來信(1927年8月30日);

(7)《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紅旗出版社,1981年10月27日出版。P38,五大前,中共湖南區執行委員會,書記李維漢,中共安源地方委員會,書記劉昌炎;P63五大後,中共湖南省委員會,書記夏曦,中共安源地委,書記蔡以忱;P76,1927年8月至1928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員會,書記任卓宣(後彭公達等),中共安源地委,書記寧迪卿。(9)(10)(19)秋收暴動之始末——潘心源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的報告;

秋收起義

(11)(15)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

(12)江西省委對于秋暴的計畫(1927年9月);

(13)(20)(27)(31)餘灑度報告——警衛團及平瀏自衛軍合並原委參加此次兩湖戰役報告略書(1927年10月19日);

(14)林育南報告——赴湘經過報告(1927年9月22日);

(16)(21)(22)何長工《秋收起義和工農革命軍的建立》;

(17)(23)陳明義《秋收起義的片斷回憶》;(18)中共中央復湖南省委函(1927年8月23日);

(24)鐵心《從警衛團說到工農革命軍》;

(25)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9月20日);

(26)中共湖南省委關于奪取長沙的命令(1927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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