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貢

禹貢

《禹貢》半月刊顧頡剛1934年3月創辦的歷史地理、邊疆史地和民族研究的權威學術刊物.

  • 書名
    《尚書·禹貢》
  • 又名
    《禹貢》
  • 類別
    地理著作
  • 字數
    1193字
  • 語種
    中文

基本簡介

《禹貢》《禹貢》

《禹貢》是20世紀30年代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顧頡剛和譚其驤(後為馮家升)先生編輯出版的歷史地理、邊疆史地和民族研究的權威學術刊物。該刊從1934年3月1日創刊至1937年7月因“七•七事變”被迫停刊,共出版7卷82期,刊登文章700多篇,通信164則,國內地理訊息數百條,開創了我國歷史地理學和民族研究的新風氣,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歷史、地理、邊疆史地和民族研究的發展。

內容信息

《禹貢》《禹貢》

邊疆史地及民族研究是《禹貢》的重點之一。東北淪喪後,編者認為應當特別重視西北地區,如青海、甘肅、寧夏一帶。這些地區“去中國的政治中心較遠”,民族復雜,在“民族、政治、社會各方面,都潛伏著很嚴重的問題。要想謀求中國真正的統一,這些問題是必須解決的。可惜一般人還不曾註意到”。因此,在西北回族伊斯蘭教研究還不為當時學術界所重視時,《禹貢》率先倡導和支持加強西北回族伊斯蘭教的研究,並將之上升到關系國家安定、統一的高度來認識這一問題。《禹貢》先後刊載回族伊斯蘭教研究論文40餘篇,出版《回教與回族專號》、《回教專號》兩種專刊和數十條有關回族伊斯蘭教的通訊及《月華》、《晨熹》等回族報刊的發行廣告和內容目錄,擴大了回族伊斯蘭教研究的影響。

因《禹貢》擁有眾多的知名學者讀者及較高的學術地位,使回族伊斯蘭教研究在20世紀30年代就引起國人註意,體現出發表論文數量多、研究範圍廣、論文質量高的特點,一些重要的成果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鏡意義。

主要成果

一、綜合研究

關于回族伊斯蘭教的研究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因中國邊疆危機始受到學術界所註意。1935年,中國回族伊斯蘭教研究的主要奠基者白壽彝先生在給顧頡剛先生的信中明確指出:“從政治方面、經濟方面以及教育方面著手,在回教徒和非回教徒之間日增其親切的情緒,自是一種大業”,並進一步指出,闡明回教真相最重要的有二點,“第一,回教徒與非回教徒底中間,就血統上說,並非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民族;第二,中國文明中,包含不少回教文明,而過去的中國文明亦對阿拉伯、波斯等回教國家之影響不少”(第四卷第八期)。顧頡剛鼓勵白壽彝先生“負起這時代的使命”(同上),並撰《回漢問題和目前應有的工作》一文,回顧了回漢關系的歷史,指出回漢“在文化上、在種族上、在當前整個生存上,有絕對不可分割的關系”,並建議在大學開設中國回教史課程,組建回教文化研究中心(第七卷第四期)。

納忠《回教與阿拉伯文明序目》(第七卷第十期),抨擊了中外對回教與阿拉伯文明所持有的宗教與種族偏見,指出隻有徹底了解回教與回教的歷史,才能了解回民,解決中國回民的問題,並提醒國人註意日本對回教徒的拉攏。

金吉堂《回教民族說》(第五卷第十一期)從回教之特點及血緣、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方面論述了“信回教者即回族”的觀點,並從回族姓氏、習慣用語及事實三方面考證出“中國回民多是外來人”。王日蔚《回族回教辯》考察了回族、回教等名詞的淵源,指出回族回教含義混淆之症結在回回一詞。回回一詞在元代其含義尚不確定,至明初始確指伊斯蘭教徒。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分析,指出了王岱輿、顧炎武、錢大昕、陳垣等著名學者的誤解誤用,並引起學術爭鳴。

二、早期回族伊斯蘭教研究

白壽彝《從怛邏斯戰役說到伊斯蘭教之最早的華文記錄》(第五卷第十一期),從中國史料中整理、發掘出天寶十年(751年)唐與大食恆邏斯戰役之始末,揭示了它在唐的西域發展史、唐與大食之關系史上的重要意義和它與伊斯蘭教最早的華文記錄之關系,指出華文最早記載伊斯蘭教的著作——杜環《經行記》為怛邏斯戰役之偶然結果。王日蔚《伊斯蘭教入新疆考》(第四卷第二期),考證了伊斯蘭教傳入新疆的時間、地點、路線、經過及背景,補陳援庵《回教入中國考》之闕,指出10世紀末11世紀初,伊斯蘭教始傳入新疆南部于闐、葉爾羌、喀什一帶。元末至明中葉,傳至新疆東部哈密、吐魯番一帶。清乾隆後,勢力始延伸到新疆北路。他在《蔥嶺西回鶻考》(第四卷第五期)中批評了陳援庵“元代遊記中之回鶻系伊斯蘭教徒之稱”及洪鈞“回鶻之衰其播遷未越於蔥嶺金山以外”的說法,指出唐末回鶻已遷入蔥嶺西而為當地土著。第四卷第十期上,王日蔚又發表《與陳援庵先生論回紇回回等名稱》進一步對陳援庵《元西域人華化考》、《回教入中國史略》中關于回紇、回回、回鶻、阿薩蘭回鶻等名詞的含義進行商榷,認為:1.元人遊記所用回紇一詞為種族之稱而非宗教之稱;2.回回初亦為種族之稱;3.《元史》所用回鶻、回回意義不確定;4.阿薩蘭回鶻非伊斯蘭回鶻。

三、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

《禹貢》涉及回族伊斯蘭教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初鄭和下西洋及清末西北回族起義上。明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乃中外航海史上的一大壯舉,受到中外學者的極大關註。馮承鈞先生《伯希和撰鄭和下西洋考序》(第二卷第一期)簡要介紹了中外對航海家鄭和的研究狀況,並據有關資料對伯氏研究的若幹遺漏進行了補充。同卷第六期,馮先生又發生《〈瀛涯勝覽校註〉序》,對馬歡《瀛涯勝覽》一書的版本流傳及其校勘情況做了說明,並簡略考證了鄭和七下西洋的時間、隨行人員、航行路線及所至國家等問題。夏璧《鄭和七使西洋往返年月及其所經諸國》(同卷第八期)則根據《明實錄》、《明史》中的記載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更為詳細的考訂。如何認識和評價鄭和下西洋的性質,吳晗、童書業、許道齡、李晉華等諸位先生各抒己見,互相辯駁。吳晗主張鄭和下西洋的最大使命是“經營國際貿易”,並認為鄭和所帶“金幣”為“織金文綺”之絲織品,是當時中國輸出最多的一種商品,非金銀之貨幣。許道齡認為鄭和下西洋的主因實為“鞏固帝位”,其行為與“經營國際貿易”恰相反,“金幣”為“白金文綺”之省文。李晉華贊同許說,認為鄭和下西洋“以金銀綺帛賜諸番”,不具貿易性質。童書業同意許氏對“金幣”的解釋,且撰《重論‘鄭和下西洋’事件之貿易性質》,對吳說進行了修正,指出鄭和下西洋的“最大使命”是“統治異域”,其事具有“貿易性質”(分見第五卷第一、七、十期,第六卷第一、二、六、十期通信檢及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

對清末西北回族起義的研究相對薄弱,僅有單化普《說陝甘‘回亂’初起時之地理關系》和《陝甘劫餘錄》(第五卷第十一期)。前者探討了陝甘回族起義中的地理因素,後者敘述了陝甘耆老口傳之與官方記載不同的有關陝甘回族起義的一些情況。

四、回族文化與回族教育

趙振武《三十年來之中國回教文化概況》(第五卷第十一期)分學校、書籍與印刷、回教刊物、學術團體、圖書館及書報閱覽室等五個方面論述了清光緒三十三年至民國25年中國回教的文化教育概況,認為“此三十年來實為中國回民文化之蛻化期”。馬松亭《中國回教與成達師範學校》(同上),簡要介紹了清真寺在回族教育中的作用及近代著名回族學校成達師範學校的成立經過、建校目的、學校組織、沿革及其現狀。龐士謙《中國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課本》(同上)考查了明代以來中國清真寺內附設的回文大學的情況及其所用阿拉伯文、波斯文課本14種。易君《一個回教學術團體》(第六卷第二期)介紹了北京牛街的回教學術團體——追求學會的基本情況。

五、各地回族伊斯蘭教簡況

《禹貢》中介紹有關各地回族伊斯蘭教簡況的文章較多。主要有虎世文《成都回民現狀》、盧振明《開封回教譚》、王紹民《綏遠包頭的回民概況》、戴鵬亮《河北交河泊頭鎮回民狀況》、益光《河北滄縣回民概況》、泰安回教公會《山東泰安清真寺調查表》、鄭道明《河南鄭縣回民概況》、馬全仁《河南新野沙堰鎮回教狀況》、馬有曜《雲南昆明的明德中學》、馬旭初《雲南玉溪的回民概況》(以上俱見第七卷第四期)及王夢揚《北平市回民概況》。此外,第七卷第四期王日蔚《維吾爾(纏回)民族名稱變遷考》、袁復禮《新疆之哈薩克民族》(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等對新疆信仰伊斯蘭教之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的情況進行了介紹。

六、資料、譯文及其他

《禹貢》十分註重對回族伊斯蘭教研究資料的收集和翻譯介紹國外回族伊斯蘭教的研究成果。該刊第五卷第十一期《回教與回族專號》集中刊登了有關成達師範學校圖片八幅、北平牛街清真寺先賢墓碑拓片二幅、杭州出土伊斯蘭教先賢墓碑拓片二幅、建立清真寺碑拓片一幅、太原清真寺黃庭堅題字石刻拓片一幅,第七卷第四期又登王偉《Muslem World中關于中國回教之論文目錄(1-2)》、白壽彝《關于建立清真寺碑》、王靜齋《五十年求學自述》等文章。刊載的譯文中有牟潤孫和安慕陶分別翻譯的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代表人桑原騭藏《建立清真寺碑》(第五卷第十一期)、《中國書中回教徒之食物禁忌》。安文倬、牟沅分別翻譯的德國學者夏德等之《十三世紀前中國海上阿拉伯商人之活動》(第五卷第十一期)和《趙汝適大食諸國志考證》(第七卷第四期)。韓儒林譯Gaudefroy-Demorabynes著《近五十年西人之回教研究》(第七卷第四期),白壽彝譯俄國學者E•Bretgchueider著《中世紀中國書中的回教記錄》(同上)等。

基本價值

《禹貢》刊登了一大批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回族伊斯蘭教論文、譯文、資料、信息,對我國30年代回族伊斯蘭教研究起了巨大推動作用,許多論文資料為今人所引用,仍有參考價值。

發展信息

最能體現期刊與學術社群關系的個案當屬顧頡剛與譚其驤創辦的《禹貢》半月刊,正是以此為中心,聚集起大批對歷史地理感興趣的青年學生,形成比較穩定的學術社群,他們的發展奠定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基礎。

顧頡剛1932年在燕京大學開設“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課,授《禹貢》,以歷史地理方面的材料去考定《堯典》、《禹貢》之著作年代。當時,燕大、北大二校上課的學生有三四十人,師生之間經常相互切磋,顧譚二人經常可以在學生的課卷中看到佳文,而惜其無出版的機會。他們認為如果三校的同學(包括輔仁,當時譚也在輔仁講授這門課)聯合起來,大家把看得到的材料、想得到的問題彼此轉告,學生的進步一定快速。這個刊物以三校同學的作業為基礎,但也照例歡迎外面的稿件。

《禹貢》的創辦把青年學生們組織了起來,引導了中國史壇集體致力于一專門領域研究的潮流。它發行到第四卷的時候,王毓銓在寫給顧頡剛的信中說道:“先生過去對學術界的貢獻不必說了,即此《禹貢》而論,也足以令人欽佩不止!我固不能把因時代的推演而促成的史學研究之猛進,推到先生一人的力量上去,但先生所領導的《禹貢》集體研究工作,卻不能不視為推進研究工作之有力的杠桿。試看《禹貢》出了不久,接著就出現了《食貨》,並且最近還有什麽《史學月報》要發刊。凡此都是組織史學研究者之最好的形式,促進研究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但推原其本,能不說是自《禹貢》始?” 正是《禹貢》的成功建立了史學研究的一個嶄新的路徑,繼起的《食貨》也以此為基本形式而開拓了另一個領域,後來錢穆回憶到《禹貢》和<食貨>風行一時,他的學生于是請他辦一《通典》雜志而與《禹貢》《食貨》鼎足而立,可見前二者的師範作用。1981年,楊向奎評價道,《禹貢》“造就了許多人,現在歷史地理學中的大家名家全是那是出來的”。

合訂資料

作者:顧頡剛,譚其驤主編

出版社:花山文藝出版社

品相:十成

庫存量:1

售價:1500.00元

類別:國學古籍

上書時間:2009-01-22

出版時間:1993

開本:16開

裝訂:精裝

主編簡介

顧頡剛,一八九三年出生于江蘇蘇州市,一九八○年去世于北京.他一生致力于學術研究,是中國現代成就最為卓越的一位史學家.他的重要的學術文化活動還有,創辦了樸社,民俗學會,禹貢學會,邊疆研究 會,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等,主編過《古史辨》,《燕京學報》,《禹貢》半月刊,《邊疆周刊》,《文史雜志》等多種學術刊物,在古籍整理方面, 他主持過《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的標點工作.他的主要著作有《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史林雜識初編》,《尚書大誥今譯》,《孟姜女故事演變》等等.終其一生,顧頡剛以"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成為古史研究特別 是"古史辨學派"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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