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 -石刻的一種

石碑

石碑:把功績勒于石土,以傳後世的一種石刻。一般以文字為其主要部分,上有螭首,下有龜趺。

  • 中文名稱
    石碑
  • 拼音
    shí bēi

基本簡介

石碑石碑

石碑:把功績勒于石土,以傳後世的一種石刻。一般以文字為其主要部分,上有螭首,下有龜趺。遺物中有名的,有漢碑“孔廟碑”(在山東曲阜,廷熹七年(164)年建);六朝有梁忠武王碑(在南京附近)等。

作為紀念物或標記的豎石。多鐫刻文字,意在垂之久遠。 <禮記·檀弓下>“公室視豐碑” 漢 鄭玄 註:“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後漢書·儒林傳序》:“ 熹平 四年, 靈帝 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鹹取則焉。”

石碑

北魏 酈道元 《水經註·河水四》:“《魏土地記》曰: 梁山 北有 龍門山 , 大禹 所鑿,岸上竝有廟祠。祠前有石碑三所,二碑文字紊滅,不可復識;一碑是 太和 中立。”

唐 李嘉祐 《晚發鹹陽寄同院遺補》詩:“ 秦家故事隨流水, 漢 代高墳對石碑。”《古今小說·吳保全棄家贖友》:“又立一道石碑,詳紀 保全 棄家贖友之事,使往來讀碑者,盡知其善。”

何小平等《蘭圃天香》:“一轉身,在一塊形象美麗的石碑上,卻有一首 朱德 同志贊美蘭花的詩。”

石碑 石碑 石碑

南朝石刻藝術

石碑石碑

碑,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解釋為“豎石”。大約在周代,碑便在宮廷和宗廟中出現,但它與現在的碑功能不同。宮廷中的碑是用來根據它在陽光中投下的影子位置變化,推算時間的;宗廟中的碑則是作為拴系祭祀用的牲畜的石柱子。

史載:“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窆(音貶,意為埋葬)用木。”(《儀禮.聘禮》鄭玄註)碑還有一種用途,就是用作舉行葬禮的葬具。

由于當時貴族官僚墓穴很深,棺停運到墓旁邊時,往往在墓的四角設碑。《禮記.擅弓下》記載:“公室視豐碑。”漢代鄭玄註:“豐碑,斫大木為之,形如石碑,于停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為鹿盧(即轆轤),下棺以縷(粗繩索)繞,天子六縷四碑。”

唐朝孔穎達疏:“下棺以縷繞者,縷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系棺緘,以一頭繞鹿盧。”用今天的話來說,“豐碑”是砍大木頭做成的,形同石碑。棺停下葬 時,在墓穴四角各設定一個,碑上有圓形穿孔,孔中系繩,繩子一頭繞在軲轆上,一頭系在棺停上,將棺停平穩地放人墓穴之中,殯儀結束後,這種木碑往往就埋葬在墓穴中。

唐代封演《封氏聞見記.碑碣》記載:“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繩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市。事畢,因閉礦中。”這裏的“下棺之柱”指的也就是木碑。據說在陝西鳳翔發掘的秦公大墓,墓礦四周還有殘存的這種木柱。應該說,是先有帶穿孔的木柱,後才有石製帶穿孔的石碑。

墓碑便起源于古代用作牽引棺停下葬用的“豐碑”。最初是木質,沒有文字,後來人們為緬懷逝者生前的業績,利用現成的木碑,在上面書寫逝者的生平事跡以及歌功頌德之辭,碑首中間仍鑿有圓孔,叫“穿”,這樣,墓碑便正式形成了。

劉熙《釋名.釋典藝》對于墓碑的起源和演變是這樣描述的:“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 書其上,後人因焉。無故(應為物故)建于道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東漢之前的墓碑大多為木質,腐爛無存,所以北宋歐陽修《集古錄》感嘆道:“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碑碣,卒不可得。”但東漢以前的石碑也有少量流傳下來。現存最早的墓碑是西漢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鑣孝禹碑》 碑文寫道:“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裏鑣孝禹”。該碑是清代同治九年(870年)在山東發現的。碑高1.45米,表面粗糙,未經磨光。

東漢時期,重視厚葬,墓碑風行。前面曾引《宋書.禮志》的記載:“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南朝梁時劉勰《文心雕 龍》也寫道:“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不僅王公貴族墓前樹碑,就連一般的庶民百姓乃至童孩墓前也樹碑,如<隸釋>卷9有《故民吳仲山碑》,《蔡邕集》有《童幼胡根碑》。這一時期墓碑已由木質發展到石質,而且銘有碑文,製作精致,大多經過磨光。碑首尖的叫“圭首”,圓的叫“暈首”,碑首中間有圓形穿孔。有 的碑有“穿”,如江蘇南京溧水東漢《校官碑》;有的碑首還浮雕出龍紋,如東漢晚期四川雅安《高頤碑》;有的碑側刻有花紋,如東漢晚期的《乙瑛碑》。

三國兩晉時期,一改東漢的厚葬之風,崇尚薄葬,禁碑之風盛行。帝王陵墓之前不設石碑。門閥土族經過皇帝特許,方可在墓前樹碑,如王導、溫嶠。郗 鑒、謝安等人均樹有石碑。在<全晉文>中,僅東晉著名文士孫綽書寫的碑文就儲存有7篇,它們是:《丞相王導碑》、《太宰郗鑒碑》、《太尉庾亮碑》。《太傅褚褒碑》、《司空瘐冰碑》、《穎川府君碑》和《桓玄城碑》。遺憾的是,這些墓碑無一遺存。到了南朝,雖有碑禁,但已成一紙空文。帝王陵墓神道石刻中,石碑 與石柱、石獸均成對出現,成為一項固定的製度。

南朝石碑,由碑首、碑身。碑座(龜跌座)三部分組成。碑首呈圓形,碑身呈長方形,碑座為角趺形,又稱龜趺座。碑首頂部圓脊上,兩側各浮雕著相互 交結成辮狀的雙龍;碑首正中有一長方形額,額內刻有與墓主有關的朝代。官銜、謚號之類的文字;額下有圓形穿孔,穿孔為古製的孑遺,已無實用價值,僅起裝飾作用,南朝以後不復有此;額四周線刻龍、鳳、火焰。雲氣。蓮花等紋飾。碑身正反面均刻有文字,文字四周飾以卷草紋之類的紋飾;碑身側面有的飾以浮雕圖案及 線刻畫。碑座為一角趺,龜趺又名敝屣(音必戲)。

南朝石碑南朝石碑

古人認為龜是靈物,耐飢渴,有很長的壽命,所以用它托碑。五代以後,我國開始流傳“一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說法,並且根據每個龍子不同性格、愛好等特點,把它們裝飾在不同的器物上。

它們是:敝屣,善于負重,形象是馱石碑狀;鴟吻,喜歡眺望,裝飾在屋檐上;饕餮,習性貪饞,裝飾在食具上;睚眥,性凶惡,喜殺戮,裝飾在兵器 上;狴犴,憎恨犯罪,裝飾在監獄門上;狻猊,喜好煙火,裝飾在香爐蓋上;叭夏,喜歡水,裝飾在橋欄桿上;椒圖,討厭生人,裝飾在大門口;蒲牢,愛好音樂,裝飾在鍾紐上。明代楊慎《升庵集》也有此說法。

龜的名聲,到宋以後才逐漸不雅了。南朝陵墓石碑的碑座刻物,可以理解為龍子之一。其形狀似一隻大烏龜,凸目昂首,一足前邁,作負重匍匐爬行的姿 態。元代翰林傳講學士袁桷曾參與朝廷很多勛臣碑銘的撰作,他有詩詠道:“龜跌負穹石,浮語極褒多。”從實地調查情況來看,石碑的碑首。碑身為一塊整石雕琢而成,碑座是用另一塊巨石雕琢而成,兩者之間以神卯結構相連,渾然一體。

南朝陵墓石碑與神道石柱一樣,從下往上逐漸“收分”,變小變窄,但肉眼是無法觀察出這種微小變化的。“收分”既增加了石碑的穩定性能,又增加了整個石碑的美感。

南朝陵墓石碑,今天所能見到的唯有梁代石碑,但這並不是說宋、齊、陳沒有石碑。南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便著錄有《齊宣帝陵碑》,齊宣帝蕭承之 為齊高帝蕭道成之父,死後被謚為皇帝。清代袁枚《梁武帝疑陵詩》(實指陳武帝陳霸先萬安陵)寫道:‘富有穹碑無文字,萬萬蠅書記某吏。”足見至清代陳武帝陵前還有石碑遺存,隻是由于時代遞遷,多數帝王陵寢石碑湮沒無聞罷了。現存梁代石碑,多數剝蝕嚴重,文字磨滅。

梁始興忠武王蕭譫墓石碑

南宋曾極《金陵百詠.沒字碑》詠嘆道:“漫漫荒地浸綠蕪,殘碑一丈載龜跌。當年刻畫書勛伐,雨打風吹字已無。”可見,早在南宋時期,墓碑已面目 全非。目前,梁代陵墓石碑共有12通,4通石碑較為完整,全部在南京境內;8通石碑僅剩龜躍座,其中6個角跌座在南京,2個龜躍座在丹陽梁文帝蕭順之建陵前。這些現存的梁代石碑中,以梁安成康王蕭秀墓石碑數量最多,以梁始興忠武王蕭譫墓石碑文字最為完整,以梁臨川靖惠王蕭宏墓石碑雕刻紋飾最為精致華美。今 人歌詠六朝石碑形象地寫道:“六百座碑,勝跡猶堪論興廢;三千行字,遺跡自可作文章。”

百年石碑

石碑石碑

棋盤山風景區滿堂鄉中水泉村季艷打來電話:“我家房東側埋著一個石碑。村裏要動遷,請記者協調文物部門保護這個石碑吧!”趕赴中水泉村,尋找查看這甬石碑。

全家多年護石碑

季艷是村民白立偉的妻子。見到記者趕來後,白立偉媽媽和兒子、兒媳一道,熱心指點石碑的埋藏處所。

在白家住房東山牆外,漫起的土堆上露出了“螭首龜趺”碑座上端。距此東面約30米處的柳樹下,“螭首龜趺”的脖頸擠壓在拆遷磚頭下面。

白立偉夫婦介紹說,這甬石碑、“螭首龜趺”碑座,在此間已有很多年了。因為臨近道旁,他們擔心破壞石碑,便將石碑、碑座掩埋起來,上面還經常堆放著玉米秸,以免別人置放重物壓壞石碑。聽說中水泉村要拆遷,白家生怕破土動工後破壞石碑、碑座,便給記者打電話求助,以便妥善保護石碑、碑座。

百年古碑重見天

當天下午,經白立偉媽媽指點,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相關人員找到石碑,“螭首龜趺”碑座,也顯出美麗紋飾。

經測量,“螭首龜趺”碑座正中座台長94釐米、寬31釐米,榫卯方孔長37釐米、寬21釐米,此處為立放石碑部位。石碑框線高浮雕海水、二龍戲珠圖案,雕工十分精美。此外,在白家門口,記者還看到一個40釐米見方、正中圓形的建築構件“柱礎石”,可見附近曾有寺廟之類的建築物。

石碑記載老祖先

盡管該石碑已殘缺,但殘留的碑文仍清晰可辨:“……三世祖(諱)都力吉,四世祖(諱)禪察都督,五世祖(諱)阿古都督,六世祖(諱)達格,……迄今二百餘年,無有隕越,其間祠宇朽漏,眾族集資隨時修葺,更未敢少有缺如……”

考古人員將石碑撬起,隱約可辨碑陰文字:“正白旗國戚舅氏子孫章京品級族長澤親……十五代孫左領常慶……”足見碑陰均為立碑人的名字、官職等。

專家看重古石碑

當天下午,沈陽故宮博物院研究室主任、史學家佟悅介紹說,這甬石碑應為滿族“喜他拉氏”家族的家廟石碑。根據該石碑碑文“光緒元年”,“章京品級”、“左領”等官職,以及“十五代孫”、“十六代孫”記載推斷,該石碑應為光緒年間重修“喜他拉氏”家廟時豎立,距今達100多年。

碑文記載的“五世祖阿古都督”,為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姥爺,阿古都督的女兒,便是努爾哈赤的媽媽。努爾哈赤媽媽為“喜他拉氏”;其“六世祖達格”,即為努爾哈赤的舅舅。該石碑碑文記載的“喜他拉氏”先人,都是努爾哈赤的長輩或祖先。

佟悅介紹說,根據碑文“正白旗國戚舅氏子孫”記載,努爾哈赤母親、舅舅輩的“喜他拉氏”,並未隨同清軍入關,而是祖輩居住于此,其職責專門看守福陵。因為滿堂鄉中水泉村與福陵,僅僅南北相距約兩公裏之遙。

佟悅認為,該石碑雖然殘缺,但明確記載了“喜他拉氏”的世系淵源,並且上溯久遠,十分難得。根據碑文分析,這座“喜他拉氏”家廟,可能是當年專門修建的,也可能是他們贊助修繕了當時的某座廟宇,然後作為家廟。該石碑碑文與清代守陵製度、“喜他拉氏”家廟完全吻合,是具有珍貴史學價值的文物實物,希望文物部門能夠妥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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