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 -詞語解析

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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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是具有較高文化水準的,主要以創造、積累、傳播、管理及套用科學文化知識為職業的腦力勞動者,分布在科學研究、教育、工程技術、文化藝術、醫療衛生等領域,是國內通稱“中等收入階層”的主體。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政治性的概念和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將長期存在,最終將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及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差別的消失而消失。

  • 中文名稱
    知識分子
  • 範疇
    腦力勞動者

基本定義

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由于受西學影響,朦朧地把知識分子與知識階層區別開來,如稱知識分子為“學界分子”,稱知識階層為“知識界”等。直至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上才正式用“知識分子”,和“知識階層” 兩詞。1933 年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的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明確規定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階層,屬于“腦力勞動者”。

知識分子知識分子

目前,國內學術界一般認為,知識分子是具有較高文化水準的,主要以創造、積累、傳播、管理及套用科學文化知識為職業的腦力勞動者,分布在科學研究、教育、工程技術、文化藝術、醫療衛生等領域,是國內通稱“中等收入階層”的主體。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政治性的概念和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將長期存在,最終將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及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差別的消失而消失。

關于知識分子的定義,國外的主流看法是:受過專門訓練,掌握專門知識,以知識為謀生手段,以腦力勞動為職業,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的群體,是國外通稱“中產階級”的主體。

知識分子

(1)知識分子是中國社會中四大勞動者之一:工人、農民、士兵、知識分子,即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專業技術勞動者。如:教師、醫生、工程師和科學家都是典型的知識分子。

(2)知識分子是古代讀書人,或古代“士”的現代延續。古代讀書人的抱負是要以天下為己任,為國(帝)分憂,為民請願,並且皇帝也確實會禮遇和尊重他們。從這個角度,現代中國社會已無知識分子。

(3)現代社會仍然有喜歡以知識分子自居的人,或以知識分子為敬語的習慣,一般指學歷較高、讀書較多的人。

(4)知識分子的蔑視名稱是臭老九,反映在元朝、文革及以後時期知識分子政治和經濟地位的低下。

(5)黨外知識分子,是指在同時代社會勞動者中具有較高程度文化專業知識,並以創造、積累、傳播文化專業知識為專門職業的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是一個歷史範疇,它是社會分工和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的不普及而在特定歷史階段形成的一個社會腦力勞動者階層。

詞語理解

理清“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可以從三個不同層面入手:第一,“知識分子”這個詞指稱的對象是什麽?第二,典型的知識分子具有那些基本特征?第三,在現實生活中,知識分子實際上包括那些人?

指稱對象

“知識分子”這個詞指稱的對象是什麽?

不少中國學者認為“知識分子”這個詞是西文的譯語。台灣大學社會系的葉啓政教授對此有比較詳盡的討論。按照葉啓政的看法,“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來自西方。歐洲有關知識分子的概念有兩個,就現行較常用的英文來說,一個是intelligentsia,另一個是intellectual。這兩個詞分屬東歐和西歐,含有不同的歷史意義。intelligentsia來自俄國,1860年由作家波波裏金(Boborykin)提出,專指19世紀30到40年代把德國哲學引進俄國的一小圈人物。當時的沙皇俄國相當落後,留學生帶回西歐社會思想及生活方式,不滿當時俄國的狀況,或者滿懷烏托邦的理想高談闊論並模仿西歐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或者著手實際的社會改革,他們當中後來產生出不同的思想群體,如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新康德主義等。另有學者認為,intelligentsia這個詞源于波蘭,1844年即由李貝爾特(Karol Libelt)使用。當時的波蘭有一個文化上同質性很高的社會階層,他們的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社會地位、價值體系都獨具特色。這個階層是擁有土地的城市貴族,與正在興起的中產階級有別,為了維持其獨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設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體系。在此體系中,學生學習各方面的知識,突出培養強烈的領導意識與社會責任。由此環境培養出來的人非常重視自己的學歷並以此為榮。後來這種貴族式的精神為波蘭受高等教育的人所繼承,他們勇于批判社會,以國家大事為己任。當波蘭被列強分割時,這批人成為救國和反抗統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從intelligentsia這個詞的歷史含義來看,知識分子是一群受過相當教育、對現狀持批判態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們在社會中形成一個獨特的階層。這個階層及其傳統特徵在十月革命後已經逐步瓦解消失。蘇聯時代以及在十月革命影響下先後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從事腦力勞動的專業人才,不再指具有強烈社會意識及批判態度的特殊階層。西歐“知識分子”一詞的來源與東歐不同。Intellectual來自法國,起源于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訴!》為題給總統寫了一封公開信,呼吁重審德雷福斯被誣案。第二天,這封公開信在《曙光》報上刊出,主編克雷孟梭用“知識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幾個字來形容它。此後,隻要一提intellectuels,人們就理解為主張或同情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聞記者們,他們對時政和時局多所指陳訾議,是政治上激進色彩很濃的人。因此,法文中的intellectuels專指一群在科學或學術上傑出的作家、教授及藝術家,他們批判政治,成為當時社會意識的中心。這種傳統淵源于法國大革命後一批受過教育的人。他們反抗當時社會既有的標準及措施,談論、鼓吹實證哲學,具有相當濃厚的革命氣息。這些人大都不在學術界,而是長年逗留在咖啡館中高談闊論,帶有波西米亞聖徒(Messianic Bohemians)式的精神,以天下為己任。就此傳統來看,intellectual沒有社會階層的含義,而註重個人心態及其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由于這兩個詞的歷史含義有所不同,因而在現代英語中通常intellectual泛指“知識分子”,而intelligentsia則專指“知識階層”。

在中國古代,與近代西方“知識分子”涵義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佔據著中心位置,位居士、農、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的說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功能。中國歷史上,自秦漢以降,在比較安定的時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維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較黑暗或混亂的時期,“士”也往往負起政治批評或社會批評的任務。通過漢代的鄉舉裏選和隋唐以降的科舉製度,“士”可以通過考試進入官僚集團,即所謂“學而優則仕”,整個官僚系統大體上是由“士”來操縱的。通過宗族、學校、鄉約、會館等社會組織,“士”成為民間社會的領導階層。因此,在一般社會心理中,“士”是“讀書明理”的人;他們所受的道德和知識訓練(以儒家經典為主)使他們成為唯一有資格治理國家和領導社會的人選。

餘英時指出,中國知識分子來自一個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頭。從孔子開始,知識分子就以“道”自任,而這個“道”是中國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學派——儒、墨、道——盡管各道其所道,但他們在代表“道”說話這一點上卻並無例外。西方近代知識分子基本上是脫離中古宗教的“俗世”(Secular)人物。他們盡管多少都有宗教背景,但是他們批評社會則不必根據宗教信仰或神學理論。相反地,他們的憑藉往往隻是個人的“理性”或“知識良心”。另一方面,西方中古的“道”寄托在基督教。這是上帝所啓示的“道”;其代理人是教會僧侶與神學家——和世俗政治權威並立的精神權威。因此,近代西方知識分子不肯自承源于這個宗教傳統,因為他們已不復遵守“凱撒之事歸之凱撒,上帝之事歸之上帝”的原則,他們要管的正是凱撒的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直接承三代的傳統而起。春秋戰國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禮樂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諸侯,故孔子斥之為“天下無道”。統治階級既不能承擔“道”,“道”的擔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禮意”的“士”的身上。在這個意義上,孔子可以說是中國史上最先出現的第一位知識分子。孔子以前的“士”隻是古代貴族社會中的一個固定階層,孔子以後,士的處境開始變化。孔子首先便對“士”重新加以界說。他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裏仁”)又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同上“憲問”)這種新的“士”就是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的原型。上古的“道”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這個傳統到了孔子手中卻並沒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轉入了“人道”的領域。孔子以後,百家競起,雖所持之“道”不同,但大都以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為最後歸宿。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受到他們所承繼的文化傳統的規定:就要管凱撒的事這一點來說,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識分子;但是就代表“道”而言,則又接近西方中古的僧侶和神學家。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是鴉片戰爭後,在西方文明的影響下,伴隨著廢科舉、興新學而出現的,是在中國從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過程中,從封建士大夫中脫胎而來的。他們或傳播新思想、新知識,或從事近代學術研究,或創辦近代企業,或致力于現代化建設。嚴復梁啓超張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今天我們在使用“知識分子”這個詞時,它的涵義早已遠遠超出中國古代的“士”,與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過一定程度的專門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從事專業技術工作並具有相應職稱的腦力勞動者。

指代人物

在現實生活中,知識分子實際上指的是哪些人

根據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典型的的知識分子可包含哲學家、科學家、作家、藝術家、音樂家等等。在這裏,知識分子並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腦力勞動者,而是指腦力勞動者中關心人類文化價值、具有社會責任意識的那部分人,大體上相當于“思想家”。如果一個傑出的科學家竭其一生,不辭辛勞的發明了核子彈,為人類文化增加了重要的內容,但是他卻沒有在發明過程中,探究核子彈可能帶來的後果,那麽,這樣的科學家是創造者,但不屬于典型的知識分子。由于社會分工,人們的社會功能日益細化,使得人與社會的關系趨向以單純的職業關系為核心,科技的發展帶來了職業的專業化。我們有的是學有所長的專家,他們可以為社會大眾帶來更便利的生活方式、更豐盛的物質生活,但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可能是淺薄的,對生命的了解可能是單純的;他們關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才幹發揮在專業上,往往忽視了他們所創造出來的文化內容。因此,一個科學家或學者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除非他關註事關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的大問題(如戰爭、貧窮、可持續發展等);一個小說家或電影導演也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除非他寫作、導演的東西不純為感官娛樂而或明或暗地觸及到較為廣泛深入的社會問題。與此相關,知識分子有一個被認為是基本界說的特殊涵義,即知識分子是一個關心他個人身處的社會及時代的批判者與代言人。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典型的知識分子畢竟隻是極少數,通常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並不是指這種理想化的知識分子形象。在現代漢語中,通常把知識分子解釋為“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等”。 照羅森塔爾和尤金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知識分子”條目,知識分子是“由腦力勞動者所構成的社會階層。”“工程師、技師及其他技術人員的代表、醫生、律師、藝術工作者、教師、科學工作者和大部分職員都屬于這一社會階層。”在具體操作中,我國長期以來是把具有中專以上學歷並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劃定為知識分子。在有關知識分子的實際工作中,各部門使用的概念不一樣,組織部稱“科技幹部”,人事部稱“人才”。各部門對概念的界定也往往根據自己的工作範圍確定,例如統戰部就把自己知識分子工作的對象界定為有代表性、有影響的黨外知識分子。

有一點需要明確,並非凡是受過一定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從事腦力勞動人都是知識分子。例如,在我國,國家公務員就不屬于知識分子的範疇。國家公務員即通常所說的黨政幹部。由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幹部知識化、專業化,這支隊伍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現在已經具有大專以上的學歷,其中碩士、博士也不在少數。如果僅從他們的教育背景和掌握的專業知識水準來看,無疑同知識分子沒有什麽差別,而且許多人原來就是知識分子。但是,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有一個重要特征,即從事專業技術工作,就是說,知識分子的工作是以創造、闡發、傳播或者運用知識為核心內容的。國家公務員雖然在工作中也要運用各種專業知識,但他們主要是管理社會,同知識分子在工作的內容和性質上有根本的區別。另一方面,我國的知識分子主要是作為政策對象而被界定的特殊社會階層。就此而論,國家公務員是政策的製定者和執行者,他們本身自然不能成為政策的對象。目前,我國在幹部組織人事管理中,已經將公務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分類管理。因此,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凡是黨政機關納入公務員序列或參照公務員來管理的幹部,無論其具有多高的學歷,也無論其在工作中涉及多少專業知識,都不在知識分子範圍之內。 在文革時期,知識分子被看做一種底下的標志,國家大搞“知識分子下鄉”運動,他們,也叫“知青”。

知識分子的品格特征:正直、務實、寬容、謙遜、聰慧、睿智;富于同情心,知恩圖報;富于責任感,忠于事業;富于愛心,會接受別人的愛,也會愛別人;充滿感情色彩,能以性情之心去對待周圍的一切;不乏理性色彩,能以達觀的心態待人處世;有自知之明,能以謙和的態度看待自己的成績。知識分子的迂腐與頑固有時候也是一種嚴重的錯誤,同時知識分子往往循規蹈矩,沒有膽略,不具侵略性,甚至過于民主,不願意影響別人也固執地不被人影響,自己沒有紀律性也不想用紀律約束別人。這些鮮明的特征是知識分子沒有成功的原因,如果能克服這些弱點,也許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會更大。“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個命題是一個政治命題。實際上,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是從不同的角度講的。

基本特征

根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知識分子是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恩格斯指出:“當人的勞動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資料隻能提供微少的剩餘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換的擴大、國家和法律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隻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民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這就是說,知識分子是社會分工即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離的產物。由此而論,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就是“腦力勞動者”。 當代社會學大師帕森斯(T.Parsons)從結構功能主義出發,揭示了知識分子產生的文化根源。按帕森斯的看法,知識分子的產生有賴于兩個條件:一是文字的出現,一是“哲學的突破”。所謂哲學的突破是指人對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宇宙世界有了一個概念化的掌握,即意識到人之自我與世界的關系。人不隻是一個生物性的存在,他除了生物性的需求之外,還有心理性的需求,即對于生命意義的追求,對終極價值的追求,同宇宙世界接觸的追求。一言以蔽之,他有一種了解“為什麽”的需求。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出現了文化事務專家即某種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思索解答這些問題。這就是知識分子的起源幾乎都是教士、先知、哲學家的原因。因此,知識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文化性的,他們所從事的是有關價值、觀念、符號等文化性的活動,為社會建立一個文化性的意義系統。在社會發展的早期,文字是極少數人能夠掌握的象征符號,因此具有“神聖的”性質。在一個文字被社會大眾崇拜的社會裏,知識分子才能成為一個階層,一個身份集團。從這個角度看,知識分子應當是“文化事務專家”,而不僅僅是一般的“腦力勞動者”,或者說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中關心並從事創造、闡發、傳播文化價值的那一部分人。

馬克思和恩格斯可算是典型代表,他們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發展以至最終滅亡的客觀規律,號召無產階級充當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敲響舊製度的喪鍾。馬克思和恩格斯被尊奉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但是他們並非來自無產階級,其真正的社會成分是知識分子。就此而言,知識分子又是社會的自我批判力量及大眾的代言人。

毛澤東曾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知識分子比作毛,認為他們附在帝國主義者、封建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五張皮上,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張皮,社會主義革命革掉了後兩張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結果隻能附在無產階級身上。知識社會學的創始人曼海姆(Karl Mannheim)則認為,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特征是自由飄遊、無所依附(free-floating)。從這裏看,知識分子本身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和階層,也不與其他社會階級或階層充分整合,而是一個社會中相對自由飄遊的集團。

大體說來,在現代西方語境中,知識分子有三個基本特征:第一,受過專門訓練,掌握專門知識,懂得使用象征符號來解釋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識為謀生手段,以腦力勞動為職業,形成一個與社會中其他階級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現存體製的、“自由飄遊”的、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第三,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對時政採取批判態度,對現狀往往不滿。對于第三個特征,以色列的康菲諾(Michael Confino)綜合各家的意見,歸結為以下的五點:①對于公共利益的一切問題——包括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面的問題——都抱有深切的關懷;②這個階層常自覺有一種罪惡感,因此認為國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種問題的解決,都是他們的個人責任;③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會問題看作道德問題;④無論在思想上或生活上,這個階層的人都覺得他們有義務對一切問題找出最後的邏輯的解答;⑤他們深信社會現狀不合理,應當加以改變。

康菲諾綜合出來的五點,大體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相符,特別在責任感和關心世事方面。從曾參的“仁以為己任”到範仲淹的“以天下為己任”,都顯示出中國知識分子對道德、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問題具有深刻的責任感。談到關心世事,更有到明末東林黨顧憲成的一副對聯的下句為證:“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直至新中國成立後,這種“關心”的傳統精神仍然躍動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之中。鄧拓在《燕山夜話》中便寫過一篇“事事關心”的雜文。他在一首名為“歌唱太湖”的詩中更寫道:“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延綿不絕的明證。

代表“社會的良心”的知識分子無論在西方社會或中國社會都是存在的。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這個傳統在西方是一個現代的現象。一般地說,其形成不早于十七、十八世紀。西歐啓蒙運動中的“思想家”(philosopher)大概可代表西方知識分子的原型;俄國的intellegentsia的遠源也隻能上溯到18世紀。與西方相對照,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可算是源遠流長,至少要從春秋戰國時代算起,足足有2000多年的歷史,而且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中斷過。

中國自古以來一直存在一群為數不多、基本上是處理文字的人,即通常所說的“讀書人”或“士”,他們在儒學的熏陶下具有一套傳統。根據錢穆的意見,早期的“士”由習禮而至批評當時貴族的一切非禮,孔子是典型的代表。諸子百家可說是第一次最明顯地表現出“士”在思想上對社會對貴族的不滿。科舉製度建立以後,中國的“士”在製度化的晉升渠道引誘與君權至上的政治體製高壓下,顯得十分軟弱無力。在這種情況下,“士”的特徵在于以人文精神為指導,以內發式的個人道德成就為基礎,講求個人修養,以成就普遍的道德倫理規範,進而推演到政治設施,而不以成就知識為主題。因此,中國古代的“士”在精神追求上始終忘不了政治,即使是老子和庄子,著書講學也對政治抱有很大的興趣。

大致上講,中國古代的“士”與西方近代知識分子有二點基本差異:第一,中國的“士”不象西方知識分子那樣追求知識,而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註重倫理道德,追求以內化的道德力量來約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王者師”,以儒學教化天下。第二,西方近代知識分子資本主義的產物,他們以“市民社會”為其生存環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在民間立足,從事自由職業,獨立謀生,在這種環境中相對自由漂遊,與現存佔支配地位的體製及統治階級沒有多少內在的必然聯系;中國古代的“士”則製度性地依附于、服務于現存體製,他們既是現存體製的產物又造就並維護了現存體製,並且隻有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或者後備軍才有存在的價值,“學而優則仕”正是這種依附性的典型表征。盡管中國的“士”也講求“弘毅”,講求“以天下為己任”,但隻是當處于順境時,才表現出儒家的積極進取精神,一旦處于逆境,則轉向老庄,退隱田園,即所謂“儒道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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