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瞿秋白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生于江蘇常州,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主編中央的另一機關刊物《前鋒》,參加編輯《向導》。 1925年,瞿秋白先後在中共的第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共領袖之一。1927年2月7日,自編《瞿秋白論文集》。1934年,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委員、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等職。

1935年2月在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軍逮捕,6月18日慷慨就義,時年36歲。

  • 中文名
    瞿秋白
  • 別名
    瞿霜,瞿爽,瞿雙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江蘇常州
  • 出生日期
    1899年1月29日
  • 逝世日期
    1935年6月18日
  • 職業
    革命家,理論宣傳家,文學家
  • 畢業院校
    北京俄文專修館
  • 信仰
  • 配偶
    原配:王劍虹 繼任:楊之華
  • 其他成就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之一, 翻譯《國際歌》, 參與建立上海大學,培養大批棟梁, 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奠基者之一
  • 其他作品
    《赤都心史》,《餓鄉紀程》,《多餘的話》
  • 星座
    水瓶座

人物簡介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江蘇常州,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是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從1925年起,瞿秋白先後在黨的第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在大革命失敗的危機歷史關頭,瞿秋白主持召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在會上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當他遭受王明“左”傾錯誤路線迫害,而無法在黨的領導崗位上繼續工作的時候,他並沒有因困難而退縮,而是很快在文化戰線上開啟了新的局面,為中國革命文化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轉移途中被捕,敵人得知他的身份後如獲至寶,採取各種手段對他利誘勸降,但都被他嚴辭拒絕。他對勸降者說:“人愛自己的歷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厲害,請勿撕破我的歷史。”6月18日臨刑前,他神色不變,坦然走向刑場,沿途用俄語唱《國際歌》,還唱《紅軍歌》。到刑場後盤足而坐,回頭微笑著對劊子手說:“此地甚好”,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等口號,飲彈灑血,從容就義。時年36歲。敵人可以消滅一個革命者的肉體,但是正如魯迅先生指出的那樣:“瞿秋白的革命精神和為黨為人民的崇高品格是殺不掉的,是永生的!”

瞿秋白

家庭背景

瞿秋白祖籍江蘇宜興,1899年1月29日生于江蘇省常州府城內東南角的青果巷(今82號)一座名為八桂堂的花園住宅內的天香樓二樓。八桂堂是瞿秋白的叔祖瞿賡甫的住宅,這所住宅內花木繁多,因有八株桂花而得名八桂堂,天香樓也是因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得名。瞿家是一個書香門第,世代為官,瞿賡甫當時任湖北布政使。瞿秋白的父親瞿世瑋擅長繪畫、劍術、醫道,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業,寄居叔父家中,經濟上依賴在浙江做知縣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濟。母親金璇,也是官宦之女,精于詩詞。她的子女中長大成人的有5子1女,瞿秋白是家中的長子。由于瞿秋白頭發上生有雙旋,父母為其取名雙(或同音字霜、爽)。

瞿秋白

辛亥革命後,瞿秋白的伯父瞿世琥棄官閒居杭州,將母親也接到那裏,並停止了對瞿世瑋一家的資助。于是瞿秋白家陷入經濟困境,被迫搬到城西廟沿汀瞿氏宗祠居住,靠典當、借債度日。1915年冬,因交不起學費,瞿秋白被迫輟學。農歷正月初五,母親金璇服毒自盡。瞿秋白一家人分別投親靠友,瞿秋白先在楊氏國小教書。1916年年底,瞿秋白得到表舅母的資助,西赴漢口,寄居在京漢鐵路局當翻譯的堂兄瞿純白家中,並進入武昌外國語學校學習英文。

生平經歷

五四運動

1917年春,瞿秋白隨同堂兄純白北上到北京。原本秋白要報考北京大學,但付不起學膳費,參加普通文官考試未被考取,于是考入外交部辦的“不要學費又要出身”的俄文專修館,學習俄文。1919年5月4日,性格內向的瞿秋白參與了五四運動,加入了李大釗、張嵩年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6月3日參加上街演講活動,反動當局逮捕了包括瞿秋白在內的一百七十八人,關押于北大法科校舍臨時改的拘留所。6月8日迫于各界壓力釋放全部學生。8月23號,瞿秋白和各地學生代表集聚新華門抗議“馬良禍魯”被警察廳逮捕,8月30號迫于全國愛國運動的壓力,釋放了全部請願代表。

大學助教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聘為特約通訊員到莫斯科採訪。1921年6月22日,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7月6日,是瞿秋白永遠難忘的日子,他在安德萊廳見到了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並在會間進行了簡短的交談。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節四周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第三電力勞工工廠參加工人的紀念集會,又一次見到了列寧,並聆聽了他的演講。1921年秋,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瞿秋白作為當時莫斯科僅有的翻譯,進入該校任翻譯和助教,中國班單獨編一班,該班學生有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任弼時、柯慶施、王一飛、肖勁光等,瞿秋白講授俄文、唯物辯證法、政治經濟學,並擔任政治理論課翻譯。1921年5月由張太雷介紹加入共產黨,當時屬俄共黨組織,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底,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到莫斯科,瞿秋白擔任他的翻譯。

上海大學教務長

1922年12月21日,受陳獨秀邀請,離開莫斯科啓程回國工作。于是瞿秋白于1923年1月13號回到北京。1923年2月,瞿秋白部分翻譯《論列寧主義基礎》。為了更好地傳播列寧主義,瞿秋白翻譯了斯大林著作《論列寧主義基礎》中的《列寧主義概述》部分,同年4月22日在《新青年》第1號上發表。在此之前,瞿秋白還撰寫了許多介紹列寧、共產國際綱領與策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等方面的文章。1923年夏,于右任鄧中夏創辦上海大學,瞿秋白亦到上海大學擔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瞿秋白也在1923年8月撰寫發表了《現代中國所當有的“上海大學”》,為上大的發展製定了宏偉的規劃。他們構想把上大辦成為“南方的新文化運動中心”,並著手製定學校章程、整飭師資隊伍、貫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針、提高教學質量以及建立共產黨基層組織等項工作。同時,瞿秋白兼管中共宣傳工作,擔任季刊《新青年》的主編,同時主編中央的另一機關刊物《前鋒》,參加編輯《向導》。

瞿秋白

國民黨候補執行委員

1923年底,瞿秋白參與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草案的起草。宣言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政策。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開幕,瞿秋白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經常奔波上海廣州之間,負責處理兩黨合作問題。1924年7月,根據孫中山建議,國民黨中央設立政治委員會,孫自任主席,瞿秋白當選為5人委員。這一時期,瞿秋白同時還以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份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指導工作。同時還擔任上海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的編輯工作。擊退國民黨右派反共逆流。

中共政治局委員

1925年1月起,瞿秋白先後在中共的第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共領袖之一。5月30日,“五卅慘案”發生,瞿秋白同陳獨秀蔡和森李立三惲代英劉少奇等領導了愛國反帝運動。6月4日,瞿秋白負責主編出版了我黨第一張日報《熱血日報》,報道上海和全國人民反帝鬥爭的訊息。1926春病重住院,抱病寫《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與農民問題》一書。

八七會議後主持中央

1927年2月7日,自編《瞿秋白論文集》。同月22日,上海工人發動第二次武裝起義,瞿秋白趕到拉斐德路暴動指揮所參與領導起義。當晚,出席中央和區黨委聯席會議,連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畫意見書》,提交中央特別委員會。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別委員會會議,討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問題,提出了重要指導意見。3月從上海到漢口,負責第五次代表大會事宜。4月11日,為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寫序。4月27日-5月9日,中共五大召開,在第一天陳獨秀做中央報告後,第二天瞿秋白便散發《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尖銳的批評了陳獨秀等以及共產國際為代表的右傾計畫主義錯誤。瞿秋白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並任政治局常委。

瞿秋白

1927年7月12日,共產國際指令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陳獨秀被停職,由張國燾臨時代理主持中央工作。7月13日,瞿秋白和鮑羅廷秘密前往廬山,一是商討中共中央的領導改組問題,一是計畫武裝暴動。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漢,參加了7月25日召開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同意了南昌舉事的提案。8月1日,南昌起義終于實現。8月7日,新來到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主持召開會議(八七會議),正式將陳獨秀(缺席)免職,並指定瞿秋白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主持中央工作,成為繼陳獨秀之後,中國共產黨第二任最高領導人。八七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它在中共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的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間(1927年7月-1928年5月),發生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及秋收起義。瞿秋白的領導方式與強勢作風的陳獨秀不同,隻發表一般政治主張,對組織和軍事完全放權。但11月在上海召開的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展了八七會議以來“左”的情緒,形成左傾盲動錯誤。12月廣州起義的失敗使瞿秋白等中央領導人有所覺悟,及時發現糾正了左傾盲動錯誤,並在1928年3、4月間的臨時常委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在實踐中基本結束了全國範圍內的左傾盲動錯誤。

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

1928年5月中旬,瞿秋白抵達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茲維尼果羅德鎮主持召開中共六大,“六大”之後,瞿秋白繼續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兩年時間,實際在國內直接領導中共的是李立三向忠發。但1927年夏,米夫、王明一伙捏造了“浙江同學會”事件。1929年夏,王明一伙利用聯共反右清黨運動,掀起中山大學風潮。他們先是舉行“十天會議”形成“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在王明的帶領下喧囂、起哄、謾罵,使用一切卑鄙手段攻擊中共代表團,將右傾和左傾的帽子一切扣到瞿秋白頭上,導致秋白的三弟景白的“失蹤”。1930年春在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支持下,瞿秋白被復原了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的職務,攜妻子離開蘇聯回國,8月26日回到上海。在9月底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批判立三冒險主義路線。但由于瞿秋白“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不夠徹底,于是1931年1月7日在米夫操縱下在上海召開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不僅開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員,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至此米夫達到了控製中共中央的目的,而野心勃勃的小人王明也一步登天,6月向忠發叛變後成為代理總書記,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後,由博古(秦邦憲)接任臨時中央總負責人。

蘇區教育部部長

此後瞿秋白留在上海養病(肺結核),進行文藝創作和翻譯,與茅盾魯迅來往結下深厚友誼,領導左翼運動。1934年1月7日,瞿秋白奉命離開上海,于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委員、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等職。紅軍決定長征後,瞿秋白雖然幾經要求隨軍長征,但還是被留在即將淪陷的瑞金。

瞿秋白

從容就義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轉移途中,在福建省長汀縣濯田鎮水口村小逕被地方反動武裝保全十四團鍾紹葵的部隊俘獲,關入上杭監獄。由于叛徒指認,身份被識破,于5月9日被押解到長汀。在被押期間(5月23日),瞿秋白寫下了《多餘的話》,表達其由文人從政曲折的心路歷程。6月18日晨,寫完絕筆詩,神態自若緩步走出囚室,到中山公園涼亭前拍照,留下最後的風採。用畢酒菜,從容走向刑場,沿途唱俄文《國際歌》《紅軍歌》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等口號。到達羅漢嶺,選一草坡坐下,對劊子手微笑點頭說:“此地甚好!”飲彈灑血,從容就義。年僅三十六歲。

一位臨場記者這樣報道瞿秋白就義時的情景:1935年6月18日,福建長汀。瞿秋白來到中山公園,“至中山公園,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見小菜四碟,美酒一饔。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酒半乃言曰:“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我們共產黨人的哲學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瞿秋白說罷此話,坦然正其衣履,到公園涼亭前拍了遺照——他背著兩手,昂首直立,恬淡閒靜之中流露出一股庄嚴肅穆的氣概。

瞿秋白在刀兵環護下,慢步走向刑場。刑場在長汀西門外羅漢嶺下蛇王宮養濟院右側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園二華裏多。倘是怕死的人,不要說步行兩華裏,就是二十米也無法走,恐怕是要被人拖行的。

瞿秋白手挾香煙,顧盼自如,緩緩而行。繼而高唱國際歌,打破沉寂之空間。到了羅漢嶺下,他自己找了塊空地面北盤足坐下,回頭看了看行刑者說:“此地甚好,開槍吧。”,接著飲彈灑血,從容就義。

人物影響

二十年代的中國,處于空前的革命高潮中,它向人們展現了一副異常雄偉壯觀的歷史畫卷。中國共產黨集合了一大批意氣風發、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如毛澤東、周恩來、彭湃、蔡和森、張太雷、鄧中夏、惲代英、蕭楚女、羅亦農、劉少奇、向警予等等,他們猶如璀璨群星,光華奪目,而瞿秋白正是這絢麗群星中耀眼的一顆。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論和革命實踐奠定了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歷史地位。

瞿秋白的哲學著作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傳播史上和中國無產階級哲學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裏程碑。

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主持作出的中國共產黨擴大的6屆7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在1955年,中共中央將瞿秋白同志的骨灰遷葬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瞿秋白故居,于1982年3月25日由江蘇省人民政府公布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經中國中共中央宣傳部批準。于1985年6月18日瞿秋白50周年紀念日正式對外開放。紀念館門樓下的金字橫匾“瞿秋白同志紀念館”系鄧小平書寫。基本陳列《瞿秋白生平事跡展覽》在西院,《瞿秋白故居陳列》在東院。並推出《紀念瞿秋白書畫展》等專題陳列。編輯出版了《江南一燕》和《瞿秋白研究》(叢刊),編印了《瞿秋白研究信息》,是紀念瞿秋白、學習瞿秋白、宣傳瞿秋白、研究瞿秋白的重要基地。

六個第一

一、他是中國報道十月革命後蘇俄實況的第一人。

二、他是中國用文藝體裁描寫列寧風採的第一人。

三、他是中國完整譯配《國際歌》詞曲的第一人。其中“因特納雄納爾(Internationale)”就是根據音譯過來的,並一直沿用至今。

四、他創作了歌頌中國工農革命的第一首歌曲。1923年,瞿秋白作《赤潮歌》,熱情地歌頌了工農革命。

五、他創辦了我黨第一張日報。1925年6月4日,瞿秋白在上海創辦了《熱血日報》。他是主辦人,也是主要撰稿人。

六、他是系統地給中國讀者介紹馬列主義文學藝術理論的第一人。

個人作品

主要作品

赤都心史

《俄鄉紀程》

《多餘的話》

《高爾基創作選集》 1932年 譯就

《現實-馬克思主義文藝論文集》 編譯

作品欣賞

江南第一燕

萬郊怒綠鬥寒潮,檢點新泥築舊巢。

瞿秋白

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雲梢。

《卜運算元·詠梅》

寂寞此人間,且喜身無主。

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

花落知春殘,一任風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

紅梅閣

出其東門外,相將訪紅梅。

春意枝頭鬧,雪花滿樹開。

道人煨古拙,煙濕舞徘徊。

此中有至境,一一入寒杯。

坐久不覺晚,瘦鶴竹邊回。

《詠菊》

今歲花開盛,宜栽白玉盆。

隻緣秋色淡,無處覓霜痕。

《哭母詩》

親到貧時不算親,藍衫添得新淚痕。

飢寒此日無人問,落上靈前愛子身。

遺書節選

如果人有靈魂的話,何必要這個軀殼!但是,如果沒有的話,這個軀殼又有什麽用?(獄中題照)

這世界對于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麽好的花朵、果子、那麽清秀的山和水,那麽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瞿秋白

一生的精力已經用盡,剩下一個軀殼。

如果我還有可能支配我的軀殼,我願意把它給醫學校的解剖室。聽說中國的醫學校和醫院的實習室很缺乏這種實驗用具。

俄國高爾基的《四十年》、《克裏摩·薩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羅亭》,托爾斯泰的《安娜·卡裏寧娜》,中國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動搖》,曹雪芹的《紅樓夢》,都很可以再讀一讀。

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永別了!

1935年5月23日

秋白絕筆

1935年6月17日晚,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讀唐人詩,忽見“夕陽明滅亂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陽明滅亂山中,(韋應物

落葉寒泉聽不窮。(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萬緣空。(郎士元)

方欲提筆錄出,而畢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雲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讖,乃獄中言志耳。

秋白絕筆

(———這是瞿秋白人生最後一個夢境,也是他的絕筆。在此之前,36師參謀長奉命把蔣介石的處決密令暗示給他,期望他能在最後時刻回心轉意。然而,瞿秋白同往日一樣,沉靜,安詳,毫無懼色。1935年6月18日清晨,瞿秋白起床,自己換上了洗凈的黑短褂、白中褲、黑襪、黑布鞋。梳洗後,靜靜地坐在桌前,點上煙,喝著茶,翻閱著唐詩,吟讀、思索,寫下他的這個夢境……)

瞿秋白獄中語絲:這世界對于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文學造詣

概述

瞿秋白的雜文銳利而有才氣,俄語水準更是當時數一數二的。他翻譯了許多俄語文學、政治著作,1923年6月15日並第一個把國際歌翻譯成中文。瞿秋白作為一個典型的文人參與到政治中去,遭到排擠冷落直至犧牲,這被人們視作一個悲劇。其曲折的心路歷程在《多餘的話》中有著真誠的表達。

瞿秋白

根據他臨終前的自述,他隻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參與政治運動,乃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完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

與魯迅的交往

瞿秋白與魯迅有著很深的交往。瞿秋白曾到魯迅家中避難,魯迅把瞿看作知己,曾寫過“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一聯贈予。瞿秋白也寫過 《〈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對魯迅的雜文創作作了中肯的評價。瞿秋白被捕後魯迅曾想方設法委托人營救。瞿被處決後,魯迅嘆息良久,說過:“瞿若不死,譯這種書(指《死魂靈》)是極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殺人者為罪大惡極”,並帶病編校了瞿的遺著《海上述林》。

文學影響

另外瞿秋白與蘇聯漢學家曾合作製訂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在吳玉章的倡導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漢字相當的地位。許多目不識丁的農民通過這套拼音文字脫了盲,不但能讀拼音報,還能寫簡單的信件。這更堅定了語言學家們對新文字的信心。不過,連年戰亂,新文字的實驗和推廣始終沒有在全國鋪開。

人物軼事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瞿秋白

——瞿秋白的疏離感

人之相知,貴在知心。

——李陵《與蘇武書》

緣起

朱夫子——朱熹先生的大名,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了,即便知道的,也極少有人讀他的書了。但是,在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考試以前,幾乎每一個讀書都知道他,而且還都讀過他的書,因為朱熹著的《四書集註》是那時候的標準教科書。後來,民國時候有一個著名的哲學家牟宗三先生,他評價《四書集註》說,朱熹注解的《大學》很好,但是,他注解的《論語》《孟子》和《中庸》卻不怎麽樣。牟宗三先生說,這原因是:朱熹的頭腦和《大學》相應,而與其他三本書卻不相應,所以《大學》注解得好,而另外三本書卻注解得不好。我今天寫這篇《瞿秋白的疏離感》就是覺得自己的頭腦和瞿秋白有些相應,雖然也並不是全部相應。

早年間,讀過梁衡先生寫的一篇關于瞿秋白的文章,叫《覓渡,覓渡,渡何處?》。現在,又重新讀過一遍,竟不能卒讀。古人說“人之相知,貴在知心。”梁衡先生把“革命家”、“文學家”等頭銜箍在瞿秋白頭上,我想他地下有知也不會同意的吧。于是,便不得不說一句:“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對于寫作這篇文章,我有唐朝那個“苦恨年年壓金線”的貧苦女子的那點自負:

敢將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鬥畫長。

此為緣起雲爾。

多餘的話

瞿秋白一生所創作的作品中,從開始就被人們記得,而且到現在還被人們爭論著的,無疑當屬那篇《多餘的話》了。“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這句話不是還在現在的“小資”們的口中流傳嗎?

它曾經被認為是國民黨反動派偽造的,以便達到污蔑堅貞的共產黨員瞿秋白同志的。首先是,國民黨站出來說,瞿秋白的文筆是沒有任何人可以模仿得了的。後來,周恩來說他見過《多餘的話》的手跡,確是出自瞿秋白之手。終于,人們不得不承認,它確是瞿秋白的遺書。

它又曾經被當作瞿秋白變節的口供。所以,在文革中,他的第二任妻子楊之華也遭到連累。

現在,它又被人看作是瞿秋白頑強鬥爭的一生的歷史記錄,而且把瞿秋白奉為革命英雄。至少,梁衡先生是這麽認為的。但是,瞿秋白卻親自說過:“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看來,梁先生的觀點有些不妥。

其實,《多餘的話》——當然,它並不多餘,沒有它,我們就根本不能認識真實的瞿秋白——就是瞿秋白“變節的口供”,也不是他“頑強鬥爭的一生的歷史記錄”,這隻是瞿秋白對他身上存在著的揮之不去而且是愈來愈分明的一種疏離感的自白。

因為“可與知者言,難與不知者道”的緣故,所以人們對這篇文章至今還爭論不休。

疏離感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瞿秋白的這種疏離感並不是他在被捕之後才有的,而是很早之前就有的,我們簡直可以用“源遠流長”來形容。因為起始的時候,隱約難見,不免為人們所忽略,就是瞿秋白他自己,也許也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吧。

早在一九二三年的八月,還在上海大學任教並擔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的瞿秋白寫了一篇叫做《新宇宙》的短文。這是一篇看似很簡單的短文,因為裏面隻是翻譯了德國女社會主義革命家羅莎·盧森堡在監獄中寫的《獄中書簡》中的兩篇。可是,時隔多年之後,我們去驚奇地發現:在這篇短文中,羅莎·盧森堡在這兩封信中所表達的觀點,竟然和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所表達的觀點驚人得相同。因此,我們不得不相信,當年瞿秋白選譯這兩封信絕不是偶然。

下面是羅莎·盧森堡寫給她的女朋友的第一封信,來自瞿秋白的《新宇宙》:

蘇納池嘉(蘇菲亞的小名,羅莎·盧森堡的女友),你知道吧?——我們歐戰之後做什麽?我們通到南邊去。我知道你天天幻想和我同到義大利去旅行,這是你的心願。我卻想同你到郭爾斯(La Corse)去。這地方比義大利更好。你在那裏簡直可以忘掉歐洲。你想想:一個廣闊古奧的遠處,圍著有棱有角的山巒丘陵,灰色的原野顯露著,這下面蓬勃的橄欖桂傈。這種景物之上,儼然有非人間的寂靜,——沒有人聲,沒有鳥語,隻有石澗和著嶺風嗚咽。即使偶然看見人,亦是和著四圍環境恰恰相稱的。忽然在山崖轉角可以看見一群一群的家畜。郭爾斯人不像我們的農民,向來不成群結隊的遊行,而是同著家禽或家畜。前面總有一隻狗,後面總有一群群的山羊或家鹿,馱著一袋袋的傈子,之後亦是大大的回教師傅,還有兩隻腳垂在一邊,手裏抱著小孩的女人,端端正正坐在他肩上。(註:“他”指誰?不可解。)女人坐得挺直,一動不動好像杉樹似的。旁邊短短胡須是男人一步一步大踏步的走著。兩個人都默然不語。你可以鞠躬致敬,這是一種神聖的家庭。這種景象往往如此的深感動我,使我無意識之中要跪倒于此真正的美之前。那地方聖經和古世界還是活著。我們一定要同去,——我一人所曾經享受的,咱們同享一次。步行可以走盡全半島;每天易地而宿,每早日起(註:疑為“每日早起”)。這種生活對著你微笑呵!我若能示你以這新宇宙,我多快活……

多看看書。你應當,而且你能夠在精神上充分營養自己。你還非常之新鮮,非常之年青活潑。唔!信是寫得完的。祝你安寧喜樂。

你的羅莎

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羅莎·盧森堡對她周圍的世界的疏離。而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不是也說過相同的話嗎?

我每每幻想著:我願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去當一個教員,並不是為著發展什麽教育,隻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餘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的嗎?

這種對周圍世界的疏離,更主要的表現為一種要遠離某個地方的疏離。羅莎·盧森堡要同著她的朋友到郭爾斯去,而瞿秋白要同著他的愛人到“隨便一個小市鎮”去。

除了這種在地理位置上的疏離感,他們對周圍的人,甚至對他們的同志和他們的職業同樣也有一種疏離感。在《新宇宙》中,羅莎·盧森堡的第二封信的這樣說的:

你知道罷?——有時候我覺得我不是真人,而是人形的鳥或獸。在園隅,田隴,露天之下,綠草之上,我覺得比在什麽議會之中反有更“得其所哉”的感想。我對你是可以說的,你決不以為這是對社會主義變節的朕兆。……然而我心靈上與我的蚱蜢反相親近,與我的同志卻要疏遠。這亦不是像許多精神破產的政治家,隻能在自然界裏找著他們遁世退息之所。這正相反:——我在自然界之中刻刻看見許多殘忍可恨令我心痛的現象。……然而

而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不是又說過相同的話嗎?他在這篇文章中多次提到,現在抄錄如下:

當時(註: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我的領導在方式上同獨秀時代不同了。獨秀是事無大小都參加和主持的。我卻因為對組織尤其是軍事非常不明了,也毫無興趣,所以隻發表一般政治主張,其餘調遣人員和實行的具體計畫等,就完全聽組織部軍事部去辦。那時自己就感覺到空談無聊,但是一轉念要退出領導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這樣,勉強著度過了這一時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間共產黨開第六次大會的時候,許多同志反對我,也有許多同志贊成我。我的進退成為黨的政治主張的聯帶問題。所以,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吧,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了”。但是,終于沒有說出口。當時形格勢禁,舊幹部中又沒有別人,新幹部起來領導的情勢還沒有成熟,我隻得仍舊擔著這個名義。

……

我自己忖度著,像我這樣的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對于政治,從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工作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情形實在懶得問。一方面固然是身體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現十二分疲勞的狀態;別的方面也是幾十年為著“顧全大局”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

當我出席政治會議,我就會“就事論事”,拋開我自己的“感覺”專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理論去推斷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覺得這工作是“替別人做的”。我每次開會或者做文章的時候,都覺得很麻煩,總在急急于結束,好“回到自己那裏去”休息。

……

正因為我的政治上疲勞倦怠,內心的思想鬥爭不能再持續了。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避免于政治問題我竭力發表意見。中央怎麽說,我就怎麽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麽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隻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我對于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註意和研究。

……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台上的演員,到很會有些成績,因為十幾年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著大學教授,扮著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雖然,這對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著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面目――躺在床上去,極疲乏的念著:“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確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這樣的疏離感,簡直讓人喘不過氣來。于是,我們便禁不住要問,瞿秋白的疏離感從哪裏來的呢?

疏離感從哪裏來

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是相對的。故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瞿秋白之所以有疏離感,是源自他自身對于某事或者是某物的親密感。瞿秋白自稱是一個“半吊子文人”,實際他的骨子裏有舊式文人的情懷。我們不妨看看他自己是怎樣說的:

或者,這不盡是身體本來不強壯,所謂“先天不足”的原因罷。

我雖然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瞿庚韶,還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湖北巡撫。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幾十年前就已經完全賣盡,而我小時候,卻靠著叔祖伯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紳士的體面“必須”維持。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家裏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著一個僕婦(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

直到那樣的時候,為著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後,還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縫債,要用殘餘的木器去抵帳。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著表面不容易察覺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

同時,我二十一、二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面是從托而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道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是什麽?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于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鬥爭……以致寄生蟲式的隱士思想。完全破產的紳士往往變成城市的波希美亞——高等遊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說得實在些,是廢物。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內心裏不斷地鬥爭,也就侵蝕了我極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時時刻刻壓製自己紳士和遊民式的情感,極勉強地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可是無產階級意識在我的內心裏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

瞿秋白就是因此而對于他後來的工作、事業,甚至是同志產生了疏離感。而且,這種越來越強烈的疏離感還使他原來感覺親密的也感覺疏離了。

秋白死了

疏離感不僅使瞿秋白討厭政治,而且使他討厭自己的文人氣質,連平素所喜歡研究的書籍也不太上心了,連任何的思維都不喜了,甚至,他連自己的生命也不是很吝惜了。

隻因為六年的“文字因緣”,對于現代文學以及文學史上的各種有趣的問題,有時候還有點興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賞的分數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數較少。而且體力的衰弱也不容許我多所思索了。

……

一隻贏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期,就是這樣一種感覺。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覺一種無可形容的重壓。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腦筋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

……

可是,根據我的性格,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無寧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所以最早中國鄭振鐸、瞿世英、耿濟之幾個朋友組織《新社會》雜志的時候,我是一個近于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

……

唉,脆弱的人呵!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嗎?!我想,假定我儲存這多餘的生命若幹時候,我另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隻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但是,最後也是趁早結束了罷。

羅莎·盧森堡對政治和她的同志感到疏離,但她到底因為政治的原因被敵人殺死。她在給朋友的信中是這樣說的:

你知道,我的人生觀雖是這樣,我正能死于我所應盡天責之處:街市的血戰中或是在這監獄中。

而瞿秋白卻是在更深刻的疏離感中被敵人槍斃了。但是,死亡對于瞿秋白來說,毋寧是一種解脫,所以在臨死之前,他才會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從此,他便逃離了生前使他無處遁形的疏離感。因此,誰要是把瞿秋白的死也當做那種大義凜然的死,便真的是錯了,雖然瞿秋白也同樣的不怕死。

最後的吼聲

瞿秋白沿途唱著俄文的《國際歌》和《紅軍歌》,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等口號,從容地走向了刑場。這可以算作是秋白最後的吼聲了。

瞿秋白對政治,甚至是他的同志都有一種深刻的疏離感,而對他的信仰,也僅僅是對最後那個光明無比的理想社會還有所期望。因為這個理想的社會,跟他投身革命之前所抱定的“無政府主義”與“和平博愛”不沖突,或許中國共產黨能領導中國人民走向這個光明的境界。他曾經這樣坦白自己的心聲:

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為這同我當初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沖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

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達到這個光明的境界,但是,秋白已經休息了,這些讓他深深地感覺到疏離的事情,再也不會去打擾他了。

再說“疏離感”

從瞿秋白參加革命起,說得再準確一點,是從他在俄文專修館參加社會活動起,一種越來越深刻的疏離感就伴隨著他,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如果我們把他寫的《新宇宙》看作是他在文章當中表達這種疏離感的開始的話,那麽,我們就不得不承認他在遺作《多餘的話》是對他的疏離感的最後的坦白。

其實,這種首尾呼應的兩篇表達疏離感的文章中間,他還用另一篇叫做《兒時》來表達了他的疏離感。

“兒時”

狂臚文獻耗中年,

亦是今生後起緣;

猛記兒時心力異,

一燈紅接混茫前。

——龔定庵詩

生命沒有寄托的人,青年時代和兒時對他格外重要。這種浪漫諦克的回憶其實不是發現了兒時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到中年以後的衰退。本來,人生隻有一次,對于誰都是寶貴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熔化在大眾裏面,假使他天天在為這個世界幹些什麽,那麽,他總在生長,雖然衰老病死仍然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業——大眾的事業是不死的,他會領略到永遠的年輕。而浮生如夢的人從世界裏拿去很多,而給這世界的卻很少,他總有一天會決的疲乏的死亡:他連拿都沒有力量了。衰老和無能的悲哀,像鉛一樣的沉重,壓在他的心頭。青春是多麽短啊。

兒時的可愛是無知。那時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學家和哲學家,每天在發見什麽新的現象,新的真理。現在呢?什麽都已經知道了,熟悉了,每一個人的臉都已經看厭了。宇宙和社會是那麽陳舊,無味雖則他們其實比兒時新鮮的多了。我于是想念兒時

不能夠前進的時候就後退幾步,替自己恢復已經走過的前途。請求無知回來給我求知的快樂。可怕啊,著生命的停止。

過去的始終走過去了,未來的還是未來。究竟感慨些什麽——我問自己。

一九三三,九,二八

從這不同時期的三篇文章中,我們便能看到疏離感在瞿秋白身上不斷發展,並不斷深刻的清晰脈絡。

回望秋白

如果我們真正理解了瞿秋白,便不得不承認,他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因為深刻的疏離感讓他無所遁形。然而,生命已經開始了,也不得不讓這痛苦繼續下去。好在,在痛苦的一生中,不全是痛苦,到底還有快樂的時候。

當他遇到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王劍虹女士的時候,他是快樂的。

當第一任妻子去世,他又遇到第二任妻子楊之華女生的時候,他也是快樂的。

當魯迅先生將他當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朋友時,他還是快樂的。

雖然,據他說他因為“歷史的誤會”參加了共產黨,並擔當了一段時間的領導,給他帶來了很多痛苦,但是,我們依然可以想象他在那許多痛苦的間隙中也同樣會有不少的小快樂吧。

然而,這些快樂的總和是否能夠抵得上疏離感給他帶來的痛苦,我們卻是不得而知的。但是,疏離感一定會給他帶來莫大的痛苦,這卻是毋庸置疑的。

這就是真實的瞿秋白,那個說過“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的瞿秋白!

感情生活

第一次愛情

瞿秋白

瞿秋白一生有兩次愛情。第一個愛人王劍虹(1903年-1924年7月),四川酉陽人,土家族,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學的摯友,是一位聰慧的時代女性。1923年兩人相識、相愛,不到半年即結合。由于兩人都有志于革命,並且都熱愛文學,有著詩人的氣質和才華,他們婚後的生活充滿了詩歌的浪漫和詞賦的情趣。遺憾的是,結婚僅7個月,王劍虹就因患肺結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給丁玲的信中表白說“自己的心也隨劍虹而去”。

第二次愛情

瞿獨伊的母親楊之華,1900年出生于浙江蕭山,是家道中落的紳士門第小姐,當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讀于浙江女子師範學校。20歲時,她和浙江有名的開明士紳沈玄廬的兒子沈劍龍相愛成婚。沈劍龍喜歡詩詞、音樂,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後,經不起十裏洋場、燈紅酒綠的生活引誘,墮落了。此時,楊之華已生下一女,便是“獨伊”,意即隻生你一個,可見楊之華心中的怨憤。1922年楊之華隻身跑到上海,參加婦女運動,認識了向警予、王劍虹等人,並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學社會學系錄取。

瞿秋白當時是社會學系的系主任,他風度翩翩、知識淵博,在師生中聲望很高。楊之華第一次聽瞿秋白的課,就對他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

楊之華學習努力,又是社會活動的積極分子,瞿秋白與她漸漸熟悉起來。瞿秋白還做了她的入黨介紹人。然而,當楊之華感覺到兩人互有好感時,內心充滿矛盾。她選擇回避,跑回了蕭山母親家。面對人生的重大抉擇,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劍龍已經背叛了楊之華,為什麽我不能去愛?既然我真心地愛她,為什麽不敢表示!于是趁放暑假的機會,瞿秋白大膽來到了蕭山楊家。

當時沈劍龍也在楊家。不曾想,沈劍龍竟然和瞿秋白一見如故,對瞿秋白的人品與才華十分尊敬、仰慕。面對復雜的感情問題,他們三人開始了一場奇特的“談判”:先在楊家談了兩天,然後沈劍龍把瞿秋白、楊之華接到他家去談,各自推心置腹,互訴衷腸,又談了兩天。最後,瞿秋白又把沈劍龍和楊之華接到常州,再談。當時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連把椅子都沒有,三個人就坐在一條破棉絮上談心。談判結果是在上海《民國日報》上同時刊登三條啓事:一是沈劍龍與楊之華離婚啓事,二是瞿秋白與楊之華結婚啓事,三是瞿秋白與沈劍龍結為好友啓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瞿、楊在上海舉行了結婚儀式,沈劍龍親臨祝賀。從此,瞿秋白和沈劍龍也成了好友,經常書信來往,寫詩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劍龍送給瞿秋白一張六寸照片——沈劍龍剃光了頭,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鮮花,照片上寫著“鮮花獻佛”四個字,意即他不配楊之華,他把她獻給瞿秋白。

有一次刻圖章,瞿秋白對楊之華說:“我一定要把‘秋白之華’、‘秋之白華’和‘白華之秋’刻成3枚圖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你無我,永不分離。”瞿獨伊說:“為了紀念他們的結合,父親在一枚金別針上親自刻上‘贈我生命的伴侶’7個字,送給母親。這一愛情信物,後來伴隨母親度過了幾十年風風雨雨。”

曾有人問楊之華,為何瞿秋白犧牲後不再婚,她這樣回答:“再沒有人比秋白對我更好了。”1955年,經過20年的努力尋找,楊之華終于在福建長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並運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周恩來總理親筆題寫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銘。楊之華的心得到了安慰。她懷念、銘記著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終了。

個人影響

瞿秋白的一生,日常事務繁重,但他知識淵博,才華橫溢,拼命工作,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許多要作品收入了《瞿秋白選集》、《瞿秋白文集》。他既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無論是他英勇獻身革命事業的光輝事跡,還是涉及政治、哲學、文學、史學、翻譯等眾多領域的重要思想,都對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力。

歷史評價

1950年12月31日,毛澤東為《瞿秋白文集》題詞,高度贊揚他說:“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裏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儲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

人物紀念

2006年10月17日瞿秋白烈士紀念館在當年烈士就義的地方——中國歷史文化名城長汀正式開館。瞿秋白同志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瞿秋白烈士紀念館就建在烈士就義地——長汀縣城西羅漢嶺下,佔地590多平方米,建築面積990平方米,于2005年開始籌備。建成後和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瞿秋白烈士紀念碑聯成一體,集中展示了烈士光輝的一生。

瞿秋白

長汀縣2005年開始籌建瞿秋白烈士紀念館,現建成的瞿秋白烈士紀念館佔地580平方米,建築面積990平方米,分凄涼家世、傳播真理、力挽狂瀾、一代文豪、奔赴蘇區、傲霜雄魂、諸夏懷霜等八個部分,展出瞿秋白烈士一生的光輝事跡,展線全長120米,展出圖片200張,書籍50本,實物(復製品)30件,半身雕塑一座及創作畫(國畫、圖畫)4幅,並配備放映廳。建成後的瞿秋白烈士紀念館,與瞿秋白烈士紀念碑、瞿秋白烈士就義地聯成一體,遊客來到這裏,可以瞻仰瞿秋白烈士紀念碑和烈士就義地,接受一次愛國主義教育。

此外,在他的家鄉江蘇常州也建有瞿秋白紀念館,紀念館位于常州市中心,館內是他生前曾生活過的地方,有他曾用過的井等,並陳設有他的生前所用衣物、毛筆,以及他的手稿作品、照片等珍貴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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