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報

真理報

《真理報》最早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領導人托洛茨基于1908年10月3日建立于奧地利維也納,針對俄國工人發行。早期的《真理報》為避免沙皇政府的新聞管製,全部在國外刊印,再偷運入俄。

  • 中文名稱
    真理報
  • 外文名稱
    Пра́вда‎
  • 收錄時間
    1912-2009年
  • 資源語言
    俄語
  • 收錄數量
    912-2009年刊發的真理報全部內容
  • 檔案類型
    全文

基本簡介

《真理報》(俄文:Пра́вда‎),是1918年至1991年間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在1991年被時任俄羅斯聯邦總統的葉利欽下令關閉,但同名的報紙不久就開始發行。原《真理報》的大部分職員于1999年加入了新建立的網路媒體“真理報線上”——Pravda.ru。“真理報線上”目前是訪問人數最多的俄羅斯新聞站點,它與俄羅斯國內正在發行的《真理報》沒有任何關系。俄羅斯國內還有多份同名的報紙一直在發行。原《真理報》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以其政治色彩而著名。

歷史起源

維也納《真理報》,《真理報》最早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領導人托洛茨基于1908年10月3日建立于奧地利維也納,針對俄國工人發行。早期的《真理報》為避免沙皇政府的新聞管製,全部在國外刊印,再偷運入俄。編輯人員除托洛茨基本人外,在不同時期還曾包括維克托·考普(Victor Kopp)、阿道爾夫·越飛和馬特維·斯科別列夫(Matvey Skobelev),其中越飛和斯科別列夫家境富有,是報紙的主要財政來源。

真理報

建報之初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而托洛茨基本人則自稱“非派系黨員”,所以他領導下的《真理報》致力于團結黨內各派,編輯審稿時總是竭力回避那些容易在俄國流亡國外人士中引起分裂的話題,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俄國工人感興趣的問題上。這一時期的《真理報》接近工人,內容生動通俗,在俄國國內相當受歡迎。

1910年1月,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召開了一次罕見的全體會議,黨內各派的代表均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起草並暫時地通過了一份旨在重新團結全黨的協定。協定中確定托洛茨基的《真理報》從此從社會民主工黨中央獲取資金,並成為黨的一個中央機關。黨內布爾什維克派主要成員、列寧(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烏裏楊諾夫)的密友列甫·波裏索維奇·加米涅夫(Лев Каменев)的也被選為編輯部成員。但同年8月,黨內紛爭再起,迫使加米涅夫退出了編輯部。1912年4月22日,維也納《真理報》宣告停刊。

聖彼得堡

1917年二月革命以前

1910年1月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和解失敗後,布爾什維克派于同年12月回到沙皇政府治下的俄國聖彼得堡,建立了屬于自己的合法周刊——《明星報》(Звезда,英文字譯 Zvezda)。1912年1月18日在布拉格舉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代表會議上,布爾什維克(多數派)與孟什維克等其他派別正式決裂,會議上還決定將當時已是每周出版三期的《明星報》改為日報。

布爾什維克最終在1912年4月22日實現了他們的計畫——在這一天作為日報的《真理報》在聖彼得堡開始合法出版。在接下來的兩年裏,盡管受到沙皇政府的審查,《真理報》仍然可以合法地發行,直到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才被當局徹底關閉。

由于頻繁受到警方騷擾,《真理報》在兩年之內曾8易其名,

Рабочая правда (《工人真理報》)

真理報

Северная правда (《北方真理報》)

Правда Труда (《勞動真理報》)

За правду (《為了真理》)

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правда (《無產階級真理報》)

Путь правды (《真理之路》)

Рабочий (《工人報》)

Трудовая правда (《勞工真理報》)

布爾什維克的舉動令《真理報》的原創人始托洛茨基極為不滿,認為是對他“自己的”報紙名字的公開篡奪。1913年4月,托洛茨基在給喬治亞孟什維克領導人尼古拉·齊赫澤(Nikolay Chkheidze)的一封私信中憤怒地譴責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們的行為【1】。直到1921年之前,托洛茨基和黨內其他領導人都對這封信的內容守口如瓶,直到1920年代初托洛茨基失勢,信的內容才被得以傳播。1924年,這封“惡毒攻擊列寧同志”的私信被托洛茨基的政治對手公之于眾,托氏從此被布爾什維克視為列寧的不共戴天之敵。

俄國在經歷了1908——1911年的相對穩定後,以1912年4月的勒拿河大屠殺事件為標志進入了社會和政治上的多事之秋,時間恰好是1912-1914年。在此期間,布爾什維克改變了托洛茨基的辦報方式,不是組織一小批知識分子作為工人的代言人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而是直接刊載工人們自己的來信投稿。工人的直接參與加上當時社會矛盾的激化,極大促進了《真理報》的聲譽——短短兩年間,其日發行量從2萬份上升到6萬份,考慮到其讀者群的分散和頻繁的政府騷擾,這一數位是相當可觀的。布爾什維克辦報的另一改變是財政來源,托洛茨基的《真理報》依靠富有的編輯,而布爾什維克隻能靠工人自發的捐款。

盡管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同志們在十月革命奪權前編輯過多份報紙,編輯地遍布俄國內外,但後來蘇共官方隻承認

1912-1914年的《真理報》和1900-1903年的《火星報》(Искра,英文字譯 Iskra)為後來的中央黨報《真理報》的前身。至于托洛茨基才是《真理報》的最早創辦者這一事實,則因為托氏後來與列寧的決裂而被掩蓋近70年,直到1980年代末在戈爾巴喬夫總統發動的“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英文字譯 perestroika)運動中才被蘇聯的歷史學家們重新提起。

雖然在1912-1914年間列寧是布爾什維克的最高領袖,但他長期流亡國外(1912年中到1914年中他居住在克拉科夫),無法直接領導遠在聖彼得堡的《真理報》,所以這期間報紙的實際總編由莫洛托夫擔任,其他一些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則在條件允許時參與編輯事宜,這其中包括斯大林(在他1913年3月被捕流亡前)。後來發現,報社裏一個名叫米倫·切爾諾馬佐夫(Miron Chernomazov)的“編輯”其實是受警方指派的特務。

為了避免政府搜捕行動沖擊報紙的運行,這一時期《真理報》的所有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編輯都不在公開的編輯名義上,公開名單上的40多名“編輯”則是報社僱來“帶佔其位”的其他人員(多數是工人)。遇到警方搜捕查禁時,被捕入獄的是這些替身編輯。

這段時期中,《真理報》編輯部為減少被政府罰款或公開查禁的壓力常對內容作溫和化處理,這種做法多次導致列寧與編輯部間的爭吵。編輯部有時會將列寧的文章改動後再發表,甚至拒登列寧的文章。這些做法在很多年以後(1961年末)成為了赫魯曉夫攻擊莫洛托夫的把柄。

1912年12月到1913年10月之間的《真理報》還出現了列寧和國家杜馬(即俄國下議院)中的布爾什維克議員之間的矛盾。布爾什維克議員們主張做一些妥協以繼續與孟什維克合作,而列寧則堅決要求與孟什維克決裂。1914年1月,列寧派自己的親密助手加米涅夫到聖彼得堡指導《真理報》的工作和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

兩次革命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統治,令《真理報》得以重新開放。此時,原總編莫洛托夫和施略普尼柯夫(Alexander Shlyapnikov)反對自由派當權的俄國臨時政府。然而,由于沙皇政府被推翻,原先流放西伯利亞的加米涅夫、約瑟夫·維薩裏昂諾維奇·斯大林和原杜馬議員穆拉諾夫也得以重獲自由。當他們于3月12日回到聖彼得堡後,立刻將莫洛托夫和施略普尼科夫趕出了編輯部,自己取而代之。

在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影響下,《真理報》對“大體上與反革命或反動派進行鬥爭”的臨時政府表現出和緩的態度,並呼吁團結孟什維克中的國際主義分子。3月14日,加米涅夫在他第一篇社論中寫道:現在情勢變化已如此之快,再一味求速(以致與臨時政府翻臉)又有何意義呢?

而在3月15日,他還對俄國堅持一戰表示支持,他寫道:兩軍還在交戰中,現在建議士兵放下武器回家是最愚蠢的。這得到的不是和平,而是奴役,所有自由的人民都將拒絕、唾棄之。

4月3日,列寧和格裏哥裏·葉夫謝也維奇·季諾維也夫(Григорий Зиновьев)返回俄國後,列寧發表了《四月提綱》,強烈譴責了臨時政府和布爾什維克中與孟什維克團結的傾向。加米涅夫在《真理報》社論中嘗試反駁列寧,但在布爾什維克黨四月會議上列寧最終獲勝,《真理報》開始指責臨時政府為“反革命”。從此,《真理報》基本遵從著列寧的觀點。十月革命後,《真理報》發行量上升到每日10萬份。

蘇聯時期

1918年3月3日,《真理報》報社隨

真理報

其他一些國家機構也發行自己的機關報,譬如:《訊息報》(Известия,英文Izvestia)是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機關報,主要闡述對外關系;<勞動報>(Tpyд,英文Trud)是蘇聯總工會的機關報;《共青團真理報》(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英文Komsomolskaya Pravda)是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的機關報;《少先隊真理報》(Пионерская Правда,英文Pionerskaya Pravda)是少年先鋒隊組織的機關報。

1924年列寧死後,《真理報》曾一度成為約瑟夫·維薩裏昂諾維奇·斯大林的政治對手布哈林的權力基地。在《真理報》任主編期間的表現大大加強了布哈林作為資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地位。

類似的情況在1953年斯大林死後也出現過。斯大林之死造成蘇共中央的權力真空,而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卻得以利用他與時任《真理報》主編的謝皮洛夫(Дмитрий Шепилов,英文Dmitri Shepilov)之間的聯盟關系成功排擠了總理格奧爾基·馬克西米連諾維奇·馬林科夫,在權力鬥爭中最終佔據上風。

蘇聯解體

1991年8月22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下令共產黨解散,包括《真理報》報社在內的所有共產黨資產收歸聯邦政府。葉利欽的命令並未受到來自《真理報》編輯、記者們的反抗,這些人在幾個星期後就註冊了開辦了一份新的報紙,名字仍叫《真理報》。

幾個月後,報紙的主編謝列茲尼奧夫(Gennady Seleznyov,後來的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將報社賣給了希臘Yannikoses集團,繼任的總編亞歷山大·伊利因(Alexander Ilyin)將報紙的註冊商標、獲得的列寧勛章和註冊證書交給了新主人。

然而之後編輯部卻發生了嚴重分裂,造成在1991年以前就加入《真理報》的記者90%辭職。這些記者另外建立了一份同名報紙,但不久就迫于政府壓力關閉。1999年,在原編輯瓦迪姆·戈爾謝寧(Vadim Gorshenin)和維克托·林尼克(Viktor Linnik)帶領下,在上次報社分裂中辭職的記者們建立了真理報線上,這是網上第一家俄文報紙,“真理報線上”同時提供英文、義大利文和葡萄牙文版本。

如今發行的《真理報》與“真理報線上”沒有任何聯系,但雙方記者常有來往。《真理報》分析事件持左翼立場,而“真理報線上”則持民族主義立場。

鼎盛時期

《真理報》的鼎盛時期從十月革命勝利開始,至1991年蘇聯解體結束,歷時最長。在幾十年的漫漫歲月裏,作為蘇聯共產黨的惟一機關報,《真理報》與蘇共是合而為一,密不可分的,在蘇聯報業中享有無尚的地位。

蘇聯共產黨給《真理報》的待遇很高,它的主編一向都是蘇共中央委員。曾任總編的有:斯大林、加米涅夫、莫洛托夫、布哈林等德高望重的政治家。

這一時期,經過蘇聯幾代領導人,特別是列寧、斯大林的身體力行,蘇聯新聞體製及政策也逐漸形成、鞏固和完善,其核心思想是:報紙均歸國家所有,是黨和國家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集體的宣傳員、鼓動員和組織者;黨的報刊要堅持黨性原則,做黨的忠實喉舌;報紙是黨所掌握的最有力的武器;重大新聞報道要由蘇共中央宣傳部門審定後發表,地方各級報刊的宣傳口徑要與《真理報》保持一致。1929年,斯大林曾明確指示,《真理報》有審查監督其他報紙的義務。

這樣,由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個層層監控、嚴密有序的金字塔報業體系,而《真理報》享有黨所賦予的特權,雄踞塔尖,成了蘇聯新聞理論最忠實的實踐者和領導者。無論是國內戰爭、戰後恢復經濟時期,還是衛國戰爭時期、經濟發展建設時期,包括斯大林肅反時期,《真理報》都將黨報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初期,報紙註意的重點是粉碎帝國主義的武裝幹涉和國內反革命勢力的頑抗;隨之,1928年起,蘇聯開始實施5個五年計畫,《真理報》宣傳中心改為:解釋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動員民眾參加經濟建設,向人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進一步鞏固、發展社會主義製度;揭露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陰謀破壞,反抗法西斯侵略,鞏固國防,調動人民的愛國熱忱,保家衛國;同時,報紙也反映了蘇共意識形態領域的尖銳鬥爭,揭露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所謂反黨集團的失敗主義和投降主義。“我們的報紙最重要的責任就是對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展開進攻,並且積極反對某些文學、藝術和其他與蘇聯社會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格格不入的觀點。”(見1968年5月5日《真理報》社論)

蘇共二十大以後,《真理報》在國際宣傳上不斷地為鼓吹蘇聯的霸權主義和擴張政策而效勞。

全盛時期的《真理報》,發行量在世界大報中名列前茅,擁有日銷量一千一百萬份的驕人成績。世界上有153個國家訂閱該報,有10個國家將該報譯成本國文字發行。它有一支龐大的駐外記者隊伍,分布在四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在世界範圍內影響深遠。

《真理報》經費來自國家財政撥款,充足寬裕,其報價低廉,最初為2戈比,最貴上浮到4戈比,絕大部分由黨員和機關訂閱,最低年收入也有一億二千四十五萬盧布,利潤全部上交蘇共。

《真理報》為對開六版,全年出報,版面嚴肅,刊登大幅文章,報頭印有列寧勛章和十月革命勛章,表明報紙在不同時期所獲取的殊榮,題頭“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幾個字仿佛鏗鏘有聲。

全盛時期的《真理報》有幾個顯著特點:它有嚴格的選題計畫,重頭文章早在一周、一個月甚至一個季度以前就已確定,一般不隨便變更計畫;其60%的篇幅是提前兩天以上安排好的,頭版不是留作最後新聞用,而是專門用來刊登黨的新聞、社論、經濟成就和外國貴賓來訪的訊息;它不存在商業市場,無須招攬廣告;報紙對訊息報道的選擇不是對政治事件的反應,而是對政治程式和政治上輕重緩急次序的反應。

歷史必然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提出“全面改革”的方針,期望通過加速發展社會經濟來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從此,蘇聯政治生活中波瀾迭起,蘇聯報刊的性質、體製也隨之發生本質性的變化。

首先,戈爾巴喬夫在新聞界極力倡導公開性,提出“歷史無空白”、“批評無禁區”等口號,強調輿論工具是“實行公開性的最有代表性和民眾性的講壇”,“報紙應當支持公開性原則,應該將更多的事公之于眾”。在他的倡導下,報刊開始成為不同政治觀點的載體。

1987年,戈爾巴喬夫出版《改革與新思維》一書,強調“改革的基礎是民主化”,“公開性是社會正常精神道德氣氛不可分離的特征”,要求在報刊上展開討論和辯論,發表不同意見,“使每種報刊上都出現社會主義的多元論”。

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曾給蘇聯新聞界帶來短暫的繁榮和活躍,報紙信息量有所增加,報道面拓寬,版面變得生動,批評監督多了,言論禁區少了,但好景不長,形形色色的社會思潮大量涌現,魚龍混雜,造成輿論界的混亂局面,新聞導向逐漸失控,各種報刊竟相暴露社會陰暗面,大揭歷史傷疤,甚至捏造聳人聽聞的謊言。而戈爾巴喬夫的“民主的人道社會主義”新思維,導致蘇聯輿論界從批判斯大林的錯誤而發展為全面否定蘇聯社會主義製度,報刊上,“十月革命沒有必要,是錯誤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反動的社會倒退”等言論日囂塵上。黨內爭論和分歧也成為各報竟相披露的內容,成為黨內各派鬥爭的手段。大量見諸報刊的不利于政府和黨的言論,沖擊了社會政治生活,也成為人們思想混亂甚至張惶失措的源頭,歷史虛無主義、懷疑主義空前泛濫。按一位西方記者的說法,蘇聯正處于反對自己歷史的劇烈抽搐中。

公開性在新聞界的影響還體現在一些激進人士借機提出擴大報刊自主權,取消蘇共對輿論的控製。1990年6月,蘇聯第一部《新聞法》頒布,它使蘇聯新聞體製和性質發生根本性變化。《新聞法》中規定,輿論從此不受檢查,取消新聞審查製度,各種組織和私人均有權辦報,並擴大辦報人的自主權。《新聞法》的出台,實際上縱容了反對派報紙的大泛濫,不但沒有改變新聞界的無序狀態,反而使其混亂局面有增無減,以《真理報》為基石的蘇聯社會主義黨報體系受到重創,搖搖欲墜。至此,戈爾巴喬夫倡導的新思維走入死胡同。

1991年,8·19事件爆發,葉利欽上台,解散蘇共,宣布《真理報》等六家蘇共報刊為非法出版物,暫停出版發行,並把俄羅斯領土上數百家共產黨的印刷廠、出版社、新聞社沒收。至此,作為蘇共中央的喉舌和工具,與其榮辱與共幾十年的《真理報》結束了它輝煌的黨報時代。

歷史警示

在鐵硬的強權面前,《真理報》沒有真理可言。

蘇聯解體後,《真理報》財產被全部沒收,總編被撤職,位于真理報大街24號的編輯部大樓也被封凍,後來以1億盧布拍賣給俄羅斯聯邦政府新聞中心。由于找不到明確的法律依據證明這些財產的歸屬權為報社所有,重新出版的《真理報》不能依法追回原來的社址。原《真理報》大樓被沒收時,曾還保留一個圖書館,用以存放報社檔案,不久也遺失殆盡,令人憾嘆。蘇聯時代,各個加盟共和國如拉脫維亞等都有《真理報》的財產,如休假中心、記者之家等房產,蘇聯解體,均被當局沒收,白白流失掉。可以說,真正意義上的《真理報》從精神到物質均被催毀,不可復原。

俄羅斯聯邦獨立後,宣布境內的所有報刊都需重新登記註冊,《真理報》也得以獲準恢復出版,但其性質已發生天翻地覆的根本性變化,不再屬于任何黨派,而成了集體經營的獨立的政治性報紙,報名旁邊的列寧頭像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字樣消失了。復刊後的《真理報》在《致讀者》中宣稱,要“成為公民和睦的報紙,要堅持中派立場,支持社會的民主改革”。由于經濟窘境,不得不解僱大批工作人員,關閉幾十個駐外記者站,每周出1到3期不等,四處招徠廣告。1992年3月由于經濟原因停刊20天,後來一位據說是接受過蘇聯共產黨救助的希臘實業家願意出資相幫,由其報業公司進行財務接管,才得以復刊,復刊後在報頭冠以五以為區別。《真理報—5》為周末報,觀點溫和。1993年,《真理報》編輯部的70人再一次分裂,兩位前主編各拉人馬,另起爐灶,辦起兩份《真理報》,這兩份報紙均實行股份製,帶有鮮明的反對派色彩,有左派傾向。據不同來源資料統計,發行量有15萬份、27萬份的不同說法,援引1998年剛剛從《真理報》分離出來的《言論報》總編維克多·李尼克的訪談記錄,《真理報》發行量最高時為1996年,共210萬份。不難看出,《真理報》的昔日雄風早已難覓。

以黨報為核心的蘇聯社會主義報業體系,曾是世界報業中一支強大的力量,其有別于西方報刊體製的顯著之處是代表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宣傳共產黨的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為目的,充當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思想來源于馬列主義,來源于蘇聯的新聞理論模式。50年代,無論是學校的教科書還是新聞學理論著作,相當一部分是蘇聯原著的翻版。

90年代,隨著蘇聯解體,蘇聯共產黨苦心經營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報業體系毀于一旦,以《真理報》為典型的蘇聯黨報模式也宣告失敗。

《真理報》的興衰史留給我們的經驗教訓足以為鑒。

首先,高度集中統一的蘇聯報業體系形成于特定的歷史環境,隻是適應了當時革命實踐的需要。由于歷史、社會及國際的復雜原因,蘇共長期缺乏黨內民主,宣傳輿論機構長期習慣于一種聲音,一個論調,把黨性簡單機械地理解為絕對服從。他們沒有“宣傳有紀律,研究無禁區”的製度,不能靈活運用馬列主義新聞學原理,以至黨報體系日見僵化、呆板,喪失革新和創造能力,亦步亦趨,缺乏生機。隨著歷史的飛速發展,其負面效應也日見清晰,最大之缺陷是束縛了新聞言論自由。這在社會主義初創階段尚可理解,應隨著改革而勇于正視、克服和完善。可惜,這一點沒能夠引起蘇共的足夠重視。

喉舌論的理論基礎縱然使黨報成為黨的政策的最忠實的表達者,卻也忽視了報紙的信息功能,娛樂功能,這種傾向發展到《真理報》後期愈演愈烈,報紙上充斥著長篇大論的官樣文章,枯燥乏味,插圖和漫畫幾乎絕跡。這也曾是以《真理報》為首的蘇聯眾多黨報的特征,粉飾太平,空話假話連篇,違背了報紙的真實性原則。相當一段時期,蘇聯報刊上見不到災難報道,蘇聯從沒有鐵路航空事故,從不沉船,礦井從不爆炸,土石流從不坍塌,這種掩耳盜鈴式的報風,欺騙的是自我,愚弄的是民眾。斯大林清洗時代,領袖意志更是成了辨別是非的惟一標準,在那一非常時期,《真理報》以偏執取代公正,以謬誤掩蓋真理,粗暴、野蠻、奴性和出賣充斥報端,引起善良人性的本能回避和厭惡,喪失廣泛的民眾基礎。

戈爾巴喬夫在實施新聞改革之初,極力拓寬報業結構的初衷是好的,但喪失黨性原則,聽任西方反共反蘇勢力的宣傳輿論長驅直入,鋪天蓋地,充斥于黨領導下的新聞媒體,終于導致和平演變。由隸屬于蘇聯黨和政府的宣傳工具來給自己的歷史抹黑,這種現象即使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前所未聞的,破壞性極大,影響惡劣,使人民喪失了是非觀念,美醜觀念,喪失了社會主義信念,也喪失了民族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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