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懷

盛宣懷

盛宣懷(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蓀,又字幼勖、荇生、杏生、號次沂、又號補樓、別署愚齋、晚年自號止叟。漢族,祖籍江陰,出生于中國常州,死後歸葬江陰。清末官員,秀才出身,官辦商人、買辦,洋務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業家和慈善家,被譽為"中國實業之父"和"中國商父"。

盛宣懷創造了11項"中國第一":第一個民用股份製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個電報局中國電報總局;第一個內河小火輪公司;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鐵路幹線京漢鐵路;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師範學堂南洋公學(交通大學);第一個勘礦公司;第一座公共圖書館;第一所近代大學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創辦了中國紅十字會。

他熱心公益,積極賑災,創造性地用以工代賑方法疏浚了山東小清河

  • 中文名
    盛宣懷
  • 國籍
    中國(清朝)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江蘇常州
  • 出生日期
    1844年11月4日
  • 逝世日期
    1916年4月27日
  • 職業
    政治家、企業家、慈善家
  • 個人貢獻
    創11項“中國第一”
  • 代表作品
    《愚齋存稿》《常州先哲遺書》《經世文續集》等

人物簡介

盛宣懷(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漢族,清末政治家、企業家和福利事業家。出生于清末江蘇省常州府 武進縣龍溪(即今常州 市鍾樓區 五星鄉盛家灣村,西新橋之西,蘆墅橋之東,原與關河、市河相通,現河已不存),逝世于上海。字杏蓀、幼勖,此外他有很多號如次沂、補樓,別號愚齋,晚號止叟,還有思惠齋、東海、孤山居士、須磨布衲、紫杏等號。

盛宣懷

他曾任天津海關道、山東登萊青兵備道、會辦商務大臣、郵傳部尚書等職,1916年在上海病逝。李鴻章曾稱贊他:“一手官印,一手算盤,亦官亦商,左右逢源。”作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得力助手,盛宣懷一生經歷傳奇,成就不凡。

盛宣懷掌握和控製了當時的主要近代企業。舊中國第一家自辦最大近代航運公司招商局,第一家自辦的也是唯一的電報局,規模宏大的煤鐵鋼聯合企業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和最大的紡織廠一華盛紡織廠,舊中國自辦的主要鐵路幹線和第一家銀行—一通商銀行,等等,都是由他創辦、主持和控製的。另外,他還興辦了舊中國最早的天津北洋大學堂,上海南洋公學等新式學校。舊中國近代化第一階段中建立起來的主要近代工礦交通運輸和金融企業,大半通過盛宣懷之手,也就是說,盛宣懷是舊中國第一代資本主義近代化的奠基人。

生平經歷

盛宣懷(1844年-1916年),字杏蓀,號愚齋,江蘇武進人,秀才出身,清同治九年(1870年)入李鴻章幕,協助李鴻章辦洋務。

盛宣懷

光緒二年(1876年)盛在湖北廣濟盤塘設立"開採湖北煤鐵總局",僱英國礦師郭師敦查勘湖北煤鐵礦藏。次年七月郭師敦等勘得大冶鐵礦。十一月盛宣懷赴黃石港會同大冶知縣林佐等對鐵山土地產權,進行詳勘。又自民間購得部分鐵山土地產權,準備在黃石港東吳王廟旁(今沈家營)設煉鐵廠,後因經費難籌,李鴻章未批準。

光緒十五年八月,張之洞決定將原準備在廣東興建的煉鐵廠遷至湖北。適逢盛宣懷以事謁張,言及煉鋼之事,張提到尚無鐵礦,盛當即表示願將原在大冶購得之鐵山礦交給張開辦。年底,盛又和張面談開辦鐵礦事宜,並提出四條有益建議,為張出謀劃策。張之洞遂興建漢陽鋼鐵廠,開辦大冶鐵礦。大冶鐵礦于是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座用機器開採的大型礦山。

光緒二十二年,因漢陽鐵廠生產不景氣,虧損嚴重,張之洞奏派盛宣懷接辦漢陽鐵廠(包括大冶鐵礦、江夏馬鞍山煤礦)。盛接辦漢陽鐵廠後,招募商股,將帥官辦企業改為"官督商辦",並改漢陽鐵廠為總廠,委輪船招商局會辦鄭觀應為總辦,將大冶鐵礦隸屬總廠,接著便著手改造、擴充漢陽鐵廠。針對漢陽鐵廠缺乏燃料、產品質量低劣等問題,首先派委員帶同外國礦師沿長江上下暨江、皖、楚西各境,搜求鑽試,尋覓佳煤,結果覓得萍鄉煤礦。遂向德國禮和洋行借德銀400萬馬克作為資本,開辦萍鄉煤礦,解決燃料問題。隨即奏派郎中李維格出國考察鋼鐵,求取煉鋼新法,以提高產品質量。李在考察歐美鋼鐵工業的同時,找到漢廠產品質量低劣的原因。盛于是購置新機爐,全面改造鐵廠。經過改造、擴充的漢陽鐵廠,成為東亞"第一雄廠"。外人驚呼"中國醒矣"。但盛在改造、擴充漢陽鐵廠時,為解決資金問題,在日本製鐵所的誘惑下,以大冶鐵礦得道灣礦山及礦局的全部財產作抵押,向日本興業銀行借款300萬日元,使大冶鐵礦主權喪失。

光緒三十四年,因漢陽鐵廠受製于日本,仍不能獲利,需擴大生產規模。盛宣懷遂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並,成立"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改"官督商辦"為完全商辦公司,被薦舉為公司總經理。在冶、萍兩礦設總辦,與漢陽鐵廠鼎峙而三,廣招商股,以解決擴大生產的資金。

盛宣懷雕像盛宣懷雕像

民國元年(1912年)初,盛在日本看到民國政府需款作軍費。便以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辦法取得日本借款,與民國政府搭上關系,想以此來挽救自己的不利處境。于是與日本壟斷財力秘密策劃,民國政府分別在神戶和南京同三井和正金財團簽訂兩個性質相同的漢冶萍中日"合辦"草約。2月12日,盛宣懷從日本正金銀行提取300萬日元借款,把這筆錢的一部分轉三井洋行,三井洋行轉給南京政府約250萬日元。訊息傳出,舉國嘩然。盛宣懷在人民的強大壓力下,被迫同意廢約,並辭去漢冶萍公司總經理職務。

民國2年5月,盛又出任漢冶萍公司董事長,重新掌握漢冶萍公司大權。盛根據宣統元年第一屆公司股東大會的決議,著手興建大冶鐵廠,擴大公司生產規模。為解決基建資金,于同年12月2日,與日本製鐵所、橫濱正金銀行簽訂5個契約。以漢冶萍公司全部財產作抵押,借款1500萬日元,其中900萬日元用于興建大冶鐵廠,600萬日元償還日本舊債,訂明用頭等礦產1500萬噸,生鐵800萬噸供給日本,作為償還之用,40年為期。並聘請日本人擔任最高工程顧問和最高會計顧問。這些契約使日本製鐵所將漢冶萍公司的經營管理權完全控製在手中,使漢冶萍公司逐步走向沒落。

民國5年4月27日,盛宣懷在上海病逝,在《愚齋存稿》一百卷及《盛宣懷未刊信稿》等存世。舊時,大冶鐵礦建有盛公祠,摩崖刻有盛公紀念碑。​

個人貢獻

出身官僚地主家庭。1866年,應童試,補縣學生。盛宣懷的父親盛康是清朝的官員,與李鴻章有交。盛是六兄弟之長。1870年(同治9年)盛被李鴻章招入其幕府,受到李的賞識,第二年就已升到知府的官級。1871年畿輔大水,盛宣懷的父親盛康捐助衣物糧食,由盛宣懷購買並運到天津散發,這是盛宣懷第一次從事福利事業。

發展航運

1872年他建議李鴻章用建造商船來提供建造兵艦的費用,被李採納,李委任盛辦理中國第一家輪船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這是盛辦理輪船航運的開始。同年擬定中國第一個集商資商辦的《輪船招商章程》。

1873年, 輪船招商局正式營業,盛宣懷擔任會辦,從此他開始正式成為清末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

1875年李又委盛辦理湖北煤鐵礦務,從此盛又開始辦理礦業。

1909年盛宣懷鑒于“商業振興,必借航業,航業發達,端賴人才”,在南洋公學增設航政科,辦航海一班,後于1912年獨立成為吳淞商船學院,是為今大連海事大學、上海海事大學前身。

情系電報

1879年盛建議李建立電報事業,李採納之,又命盛督辦。

1880年建立中國第一個電報局——天津電報局。

1881年盛宣懷被任命為津滬電報陸線的總辦,從此進入電訊業。

1882年為了阻止外國人在中國沿海建立電報網,李委任盛建立上海至廣東、寧波、福州、廈門等地的電報線。

1883年盛宣懷督理天津海關,他挪用海關錢糧來資濟電報事業,混淆各個部門的經費,因此受到處分,但因多方說情未被降職。

督辦紡織

1892年起,他又開始在上海督辦紡織業,1894年開辦華盛紡織總廠;又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名義,控製大純、裕春、裕晉諸多紗廠。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盛宣懷一再請求自己的免職,一再不準。

開辦大學

1895年10月2日,盛宣懷通過直隸總督王文韶,稟奏光緒皇帝設立新式學堂。光緒帝御筆欽準,成立天津北洋西學學堂。後更名為北洋大學,此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辦大學,也是天津大學的前身。1896年起盛宣懷開始督辦鐵路。1896年盛宣懷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是為西安交通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1897年在南洋公學首開師範班,是為中國第一所正規高等師範學堂;1909年在南洋公學首開航政科,後發展為獨立的吳淞商船學院,是為大連海事大學、上海海事大學前身。

興辦銀行

1897年,5月27日,他還在上海外灘開辦了中國通商銀行,這是中國的第一家銀行。此後,與比利時、英國、美國簽訂鐵路借款契約草約。他對康有為的改革是支持的,但認為康遇事太急。

投資煤礦

1898年,盛開辦萍鄉煤礦,1902年創辦中國勘礦總公司,1908年將它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合並成立中國第一家鋼鐵煤聯合企業——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

著述立說

有《愚齋存稿》及《盛宣懷未刊信稿》《常州先哲遺書》《經世文續集》《林胡曾三公奏議》存世。

檔案管理

盛宣懷

1910年辦成私人的上海圖書館盛宣懷終其一生都十分註重文檔留存,各種文稿、信札、賬冊甚至宴客選單,吉光片羽,無不悉心收藏。盛宣懷在世共26106天,目前僅上海圖書館收藏的“盛檔”就有一億餘字,178633件,籠統一算,每天儲存6.8件檔案。如果加上目前流散在海外的“盛檔”,數位就更為驚人了。

在那個風雲詭譎的年代,盛宣懷要用這些字紙把自己的一生“做實”。從一個角度來看,這似乎是一種近乎強迫症的精神征候;而從另一個角度,他留下了一座近代史料的寶庫。

1975年,上海當時的市委寫作班子組織了復旦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圖書館三家單位的研究人員,開始對上海圖書館館藏的800多大包的盛宣懷檔案進行整理。這是1949年後第一次整理“盛檔”。1997年,上海圖書館又再次組織整理“盛檔”,這次整理共歷時9年。800多大包的盛宣懷檔案的具體數目是178633件。

慈善濟民

中國近代著名的實業家盛宣懷,同時也是一位社會慈善活動家。上海圖書館儲存的近十八萬件《盛宣懷檔案》中,大約有兩萬多件檔案與中國近代社會慈善事業有關,其中不少文獻披露了近代上海民間慈善組織積極參與賑災救濟活動和慈善事業的史實。從大量原始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清代,江南地區特別是上海地區的善會、善堂等民間慈善組織,在賑災救濟活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國家賑災救濟工作起著不可或缺的補充作用。

清光緒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山西、陝西、河南、河北一帶遭受極其嚴重的旱災,史載餓殍達一千萬人以上,被稱為“丁醜奇荒”。李鴻章時為直隸總督,正處重災之區,賑災工作十分繁重。他在天津設立了直隸籌賑局處理賑務,盛宣懷以候補道的身份參加該局工作,于1878年5月,被派往獻縣主持賑災。他會同地方官員下鄉做了一次調查,給李鴻章寫了兩份報告,詳細匯報了獻縣受災後的情形。由于連年災荒,當地農民除了土地之外已一無所有,久旱無雨,土地堅硬,種糧已被吃盡,農田大半荒蕪,無人耕種,災民或者流落外省,或者坐以待斃,情勢非常嚴峻。災民人數太多,“獻縣至少須發二萬戶,方能稍援垂斃”。盛宣懷所帶政府賑災款隻有區區六千串,以每戶一千文散放,隻能救濟六千戶。盛宣懷請求借庫平銀一萬兩,以滿足救濟“極貧之戶”之需。由于這是計畫外的要款,可能撥不下來,盛宣懷提出:“此銀如籌賑局無款核銷,擬請代為轉借,俟職道回南勸捐,如數歸繳,決不敢短少”。

所謂“勸捐”,即是在民間開展募捐義賑活動。“回南勸捐”之“南”,指的是江蘇、浙江、上海一帶,主要是上海地區。我國江南地區素稱魚米之鄉,上海開埠後,逐漸成為萬商雲集的國際化都市,工商業階層和市民階層較國內其他地區發達。江南地區的商賈市民長期有樂善好施的傳統美德,一方面也在長期接觸西方傳教士和商人的過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基于人道主義思想的國際紅十字會組織的影響。十九世紀中葉,上海一地已出現為數眾多的善會、善堂。其中,同仁輔元堂的董事主要是上海的船商和錢業商人,如鬱松年、沈大本、趙立誠、經緯等皆為著名富商;果育堂的主持人主要是在上海經營洋葯、洋布業的廣東籍買辦商人唐廷樞、徐潤等;滬北仁濟堂和元濟善堂則是絲商施善昌、施則敬父子創辦主持的;普育堂有著著名慈善活動家、上海知縣餘治參與創辦的背景,帶有半官方的色彩,但董事主要來自民間商人。

這些民間慈善組織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行業商會,機構穩定,運轉圓熟,平時從事施醫、施葯、施衣、施棺、恤嫠、保嬰、惜字等社會救濟工作,災時就成為募捐義賑的組織機構。由于善堂、善會常常帶有同業商會的背景,基于互助救濟的理念,他們的募捐活動常常頗有效果,是民間賑災救濟活動的主要力量。同治十年(1871年)河北水災時,盛宣懷與父親盛康一起參與賑災工作,曾到江蘇、上海一帶募捐錢物,收效頗大,因此他才有把握向李鴻章要求增加一萬兩賑款,“回南勸捐,如數歸繳”。

盛宣懷

光緒五年,為了解決河北特大旱災後遺留下來的為數眾多的孤兒寡婦的撫養問題,盛宣懷秉承李鴻章的旨意,在天津設立一座名為“廣仁堂”的慈善機構,其創辦者和董事多為“南省助賑紳士”,如王承基、吳大澄、經元善、鄭觀應、李金鏞等。其中王承基是上海人,吳大澄江蘇吳江,經元善浙江上虞,李金鏞江蘇常州,鄭觀應是廣東人,但也長期在滬經商。這些人大多是上海一些著名善會、善堂的堂董或司事。王承基光緒八年(1882年)被推舉為上海同仁輔元堂的司總,經元善先後在同仁輔元堂、果育堂任職,鄭觀應曾任上海保嬰局董事,後又在果育堂任董事,他們有著長期從事民間慈善事業的經歷和經驗。盛宣懷晚年回憶廣仁堂時曾說:“北省向無善堂”,廣仁堂可稱南方紳商在北方創設善堂的開山之舉。

1896年,盛宣懷已經五十二歲,整個大清帝國的輪船、電報、礦務和紡織四大洋務企業部門全在他掌控之下。這一年,他被清廷授予太常寺少卿官職和專折奏事權。

專折奏事權可以讓他直接上書皇帝議論國是。在得到這權力後的第三十天,他就上了一道奏折,是為《條陳自強大計折》。在盛宣懷看來,練兵、理財和育人是當今中國欲富強的必經之路,也是一種訣竅。無疑,盛宣懷提出的三條路的確是中國現代過程中的必經之途,稱得上是對症下葯。可也是從這道奏折上,我們看到了盛宣懷的一個致命弱點,而這一弱點最終把他送上不歸路。

他忽略了政治,要知道,中國當時的改革必須要依托于政治,想要讓這三條路走起來,必須要有政治的輔助。可當時的政治似乎無法輔助,而盛宣懷又沒有提出政治改革之道。

他的靠山給了他一桶涼水。李鴻章對別人說道:“盛杏蓀(盛宣懷字杏蓀)機智敏達,而乏毅力,其條陳固欲辦大事,兼做高官,官既未操左券,事又無從著手。”

這讓一直對他很敬佩的盛宣懷憤憤不已,他幾乎是以抱怨的口吻寫道:“……事合肥三十年,從不爭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進。同患難而不能效指臂之力,可長太息也。”

而對李氏給出的“官既未操左券,事又無從著手”的評價,盛宣懷更是以牙還牙,他將李鴻章與曾國藩的用人之道作了一個比較:“湘鄉(曾國藩)用人,唯恐不能盡其用,絕無所以限製之心;合肥(李鴻章)用人,唯恐功為人居。”把李鴻章貶損到這種地步,可見盛宣懷當時的憤怒之情了。

不過,人人都認為,這不過是兩人的嘴架,事實上,李、盛二人是無法分割開的,因為兩人都是洋務運動的好手,李鴻章在經濟上離不開盛宣懷,盛宣懷在政治上離不開李鴻章。

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為了救助陷于戰區的民眾,上海的一些慈善事業活動家仿效西方紅十字會的章程和辦法,聯合中立的英、美、法、德等國在滬的外交人士、企業家,在上海創設了一個名為“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這個組織雖然也帶有政府背景,當時的兩位商約大臣呂海寰、盛宣懷是肩負政府使命的幕後主持人,但出面活動的華人董事沈敦和、施則敬、任錫汾則都是長期在上海從事慈善事業的南方商人。這為1910年2月中國紅十字會的正式成立起到先導的作用。

1906年春、夏,安徽、江蘇發生特大水災,受災人口達730萬人。由于地方官吏對賑災救濟工作的漠視和拖延,造成大批災民流離失所,清江、沭陽一帶災民每天餓死者數百人,情況非常緊急。鑒于盛宣懷在歷年賑災活動中的影響和號召力,災區紳民紛紛寫信給盛宣懷,甚至直接派代表到上海拜見盛宣懷,呼吁他出面主持賑濟工作。由于朝廷初次撥給的政府賑災款隻有十萬兩銀子,遠遠不夠使用,新任兩江總督端方也竭力邀請呂海寰、盛宣懷主持義賑募捐工作。盛宣懷當時在上海和呂海寰一起與德國、義大利等國進行商約談判,雖然公務繁忙,還是難以袖手,便承擔起義賑重任。由于掌控了上海廣仁堂這樣一個民間慈善機構,盛宣懷運作起來頗為順手。上海廣仁堂成為徐、淮、海水災的義賑主持機構,刊印災啓、登發廣告、寄發募冊、派員巡視調查、收取捐銀、填開收照、編製賬冊、散放賑款賑衣、編印征信錄,一概義賑事務,全由廣仁堂經手辦理,起到了組織機構和指揮中心的作用。

盛宣懷晚年談及廣仁堂時曾說:“上海廣仁堂系鄙人一手所建設,平常辦理各種善舉,遇有災荒,同人提倡義賑,歷有年所。堂內捐置房地、礦業股份,以為恆產,如能經理得宜,未始不可達救人目的。”這裏特意提出“上海廣仁堂”,似有與1879年最初在天津創辦的廣仁堂作一區別的意思。天津廣仁堂初辦時帶有官方色彩,經費有一部分來自官方,在上海設立的廣仁堂則沒有了官方經費的來源,主要由盛宣懷主持的輪船招商局、電報局、漢冶萍公司、又新公司等企業贊助,已演變成完全民間性質的慈善組織。

這次水災的義賑工作前後超過半年。由于江蘇一些地方官員官僚作風嚴重、賑災不力,盛宣懷致電兩江總督端方表示不滿:“官賑現由鄉董地保造冊送州,勻攤辦法,義賑系經司事親歷各災區查看開辦,俟官賑放後,義賑以補不足。……向來官賑不過憑董保造冊呈送,印委分極次貧勻攤,每口極多數百錢,散放極遲,克扣極多。且百姓皆稱吃皇糧可不吃者亦都要吃,董保徇情而不中飽者,已算極好。宣官直東,總司賑務,親督查戶,洞察其弊,曾嚴懲印委,稟院以官作義,系將官賑並歸義賑,責成義紳,隨查隨放,奏銷則列明官賑若幹,義賑若幹。李文忠、張勤果不派委員,即派員亦止會同義紳而已。非必委員無妥人,實因章法不同。且委員所帶之人,斷不能耐苦終日奔波,故以候補官充義紳,亦能變好”。提出“官、義合賑”的建議,得到端方的支持。盛宣懷隨後親自起草製定了《江南北官義兩賑合辦章程十八條》,規範來自政府途徑和民間途徑款物的管理和發放辦法,實際上官賑的管理權也已經歸于上海廣仁堂。端方在冬賑結束後上奏朝廷,褒揚盛宣懷等人的功績:“自議定官賑義賑合辦,紳任查產放錢,官任監視彈壓,遴派員紳,分投開辦,隨查隨放,不少耽延,辦理尚稱順手。……至各屬查賑,安靜不擾,實惠普沾,則義紳之力為多。而此次義紳之遍布各屬,力任勞怨,實由駐滬商約大臣呂海寰、盛宣懷主持公義,極力提倡所致。本年九月以後,該人臣等首倡義賑,于捐款弩末之時毅然認籌錢百萬串,所派義紳類多樸實廉幹之才。”這年冬賑結束後統計:“官賑發過銀七十萬兩,合錢一百餘萬串,官辦平糶米價充賑錢二十萬串,義賑錢六十餘萬串,提用淮海各屬積谷錢十餘萬串,約共錢二百萬串有奇。”通過上海廣仁堂募捐所得的義賑款佔了全部賑災費用的30%。

盛宣懷

晚年時,盛宣懷對江南地區的紳商長期以來樂于參與災賑活動屢有褒言:“江南義賑,聞于天下,垂四十年,凡遇各省荒歉偏災,一經官紳布告,靡不竭力集資,四出拯濟。”這是基于他數十年來主持義賑活動事實的基本結論。中國近代歷年的賑濟救災活動中,上海地區的民間募捐活動確實是舉足輕重的。

人物評價

慈禧太後對盛宣懷的評價:“盛宣懷為不可少之人”

李鴻章對盛宣懷的評價:“志在匡時,堅韌任事,才職敏瞻,堪資大用。”

張之洞對盛宣懷的評價:“可聯南北,可聯中外,可聯官商。”

孫中山對盛宣懷的評價:“熱心公益而經濟界又極有額度。”

魯迅先生對盛宣懷的評價:《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賣國賊、官僚資本家、土豪劣紳。”

實業治國

清末的一個政治家、企業家和福利事業家。

盛宣懷謝世,不足百年。史家回憶,1917年移柩時隊伍途經上海的大馬路(南京路)、廣西路、四馬路(福州路),直到外灘的金利源碼頭(十六鋪碼頭),一路人頭攢動,電車公司甚至不得不停駛了相關路段的車輛。

當年如有“中國富豪榜”,盛宣懷必在前排。但如果僅用帶著銅臭味的“官商”或“商官”來定義盛氏,難免摸象之譏。此人一番作為,與中國近現代史“牽絲攀藤”,根本無從切割,向度頗為豐富,趣味絕非小眾。

當然,這樣的人物倒也並非鳳毛麟角;而盛宣懷別有一功,幾可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終其一生,盛氏十分註重文檔留存,各種文稿、信札、賬冊甚至宴客選單,吉光片羽,無不悉心收藏。盛宣懷在世共26106天,目前僅上海圖書館收藏的“盛檔”就有一億餘字,178633件,籠統一算,每天儲存6.8件檔案。如果加上目前流散在海外的“盛檔”,數位就更為驚人了。

在那個風雲詭譎的年代,盛宣懷要用這些字紙把自己的一生“做實”。從一個角度來看,這似乎是一種近乎強迫症的精神征候;而從另一個角度,他留下了一座近代史料的寶庫。

盛宣懷開始是在李鴻章軍前當幕僚,後以襄助李鴻章主辦洋務企業逐步起家,歷任山東登萊青道兼煙台海關監督、天津海關道、大理寺少卿、工部左侍郎、郵傳部右待郎、郵傳部尚書和郵傳部大臣等職,也成為晚清政府的重要官員。盛宣懷地位的重要性,不在于官,而在于他掌握和控製了當時的主要近代企業。舊中國第一家自辦最大近代航運公司招商局,第一家自辦的也是唯一的電報局,規模宏大的煤鐵鋼聯合企業——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和最大的紡織廠一華盛紡織廠,舊中國自辦的主要鐵路幹線和第一家銀行—一通商銀行,等等,都是由他創辦、主持和控製的。另外,他還興辦了舊中國最早的天津北洋大學堂,上海南洋公學等新式學校。舊中國近代化第一階段中建立起來的主要近代工礦交通運輸和金融企業,大半通過盛宣懷之手,也就是說,盛宣懷是舊中國第一代資本主義近代化的奠基人,也是舊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領袖人物過去把他簡單地說成是“官僚買辦”,同樣有失公允。盛宣懷的主要過失同樣在于:沒有能在興辦近代企業奠定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同時,突破封建政治體製的上層建築,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民主政治,反而利用控製近代企業的能量,向晚清政府謀求“高官”,使自己陷入封建政治體製的旋渦。正如夏東元在《盛宣懷傳》代序中所說:“終其生未能克服保守政治主張與進步的經濟實踐間的矛盾。”憑盛宣懷建立近代企業的經濟實踐,他對封建政治體製和封建傳統思想的危害性,應該比李鴻章有更深的感受。所可惜的是,他在政治思想上,同樣未能沖出兩者的牢籠,始終站在晚清政府反動保守的立場。在戊戌維新運動中,他公開提出與康、梁等人相對立的變法方案,說什麽“中國的根本之學不必更動,止要兵政、工政兩端採取各國之所長。”在八國聯軍入侵時,他為了維護近代企業的安全,積極創議和組織“東南互保”,雖然違反了慈禧的意旨,但又和列強的侵略利益相一致。1911年5月9日,在他郵傳部大臣任內宣布的“鐵路幹線國有”命令,成為爆發辛亥革命的導火線。辛亥革命爆發以後,他又竭力動員袁世凱出山,積極參預調兵運糧,企圖撲滅革命烈火,挽救晚清政府,終于成為辛亥革命的打擊對象。其結果是:他死保的晚清政府還是壽終正寢,他做大官的迷夢到底不得不破滅,他的近代化事業也大大受到幹擾和影響,未能獲得正常的發展。總之,李鴻章與盛宣懷,在中國大地上,首先建立近代企事業,是為中國第一代資本主義近代化立下了大功;而他們的未能沖破封建政治體製和封建傳統思想的牢籠,成為舊中國第一代近代化失敗的關鍵,又是主要的過失。

熱心教育

高等學府,古已有之,但把高等學府稱為“大學”,在我國則是清朝末年之事。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被譽為“東方康乃爾”的天津北洋大學堂(現天津大學的前身)創立,這就是我國第一所新式大學。在當時,其頭等學堂的畢業生可免試進入美國哈佛、耶魯等著名大學。有意思的是,出任該學堂的首任督辦,也就是我國的第一位大學校長,竟是素有中國“商父”美譽的盛宣懷。以“銅臭”之身,聚書香之氣,盛宣懷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的確耐人尋味。 盛宣懷與中國現代教育有著不解之緣,其創辦北洋大學堂僅僅是一個開始。盛宣懷為什麽如此熱心教育事業,究其原因,恐怕與他自身的經歷有著非常重要的關系。一方面他是傳統科舉製度的受害者,另一方面,與“西學”相似的經世之學使他終生受益,特別是通過從事洋務事業,他深知“西學”的重要,卻又深感自身知識的不足,在具備一定經濟基礎之後,捐資建學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所以說,盛宣懷堪稱我國捐資創辦大學的始作俑者,而且在他的整個辦學理念中,莫不閃現著“經世致用”的光輝,他為北洋大學堂定下的校訓就是“實事求是”,這個治學理念延續至今,始終未改。

甲午戰爭後,盛宣懷更是堅定了自己的信念,他認為國家欲圖自強,籌設學堂、培育人才是關鍵。他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說:“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西國人材之盛皆出于學堂”。在他的倡議下,1895年10月2日,光緒帝御筆欽準設立北洋大學堂,這一天也成為中國第一所大學建校紀念日。

北洋大學堂建立後,盛宣懷秉承“事事研求”的人生宗旨,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辦學方針,形成了“西學體用”的思想理念。首先,他採用專家辦學模式,奏明皇帝“須遴選深通西學體用之員總理”,聘請美國教育家丁家立具體掌管設在天津的大學堂,並聘請了一批外籍教員。其次,針對當時清王朝在處理內政外交上急需熟悉法律的人才,以及急需開發礦業資源、發展機械加工工業的實際,開設了法律、土木工程、採礦冶金、機械工程等學科,並隨著事業的變化,及時改變專業設定,添設新的專業。第三,盛宣懷認為“師範、國小尤為學堂一事務中之先務”。所以他又開始了培植師資和生源的工作,1897年他建立了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師範學院,以及第一所外院(即國小),連同相當于大學附中的北洋大學堂二等學堂,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三級學製,為中國新式系統學製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第四,盛宣懷註意因材施教,因人而異,培養專門人才。學生入頭等學堂先學習第一年基礎功課,學完後,由總辦、總教習察看每一個學生的資質,酌定今後的學習內容;即便是出國留學,也要根據每人的資質,選其專門學科去深造。第五,確立了“嚴謹治學,嚴格教學要求”的校風。

盛宣懷除了創辦了北洋大學堂(今天津大學)外,他還創設了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南交通大學、新竹交通大學前身)、南洋公學附設譯書院、電報學堂、航政科(今大連海事大學、上海海事大學前身)等。為適應清政府經濟特科的選拔,他精心開辦了“特班”,專門培養政府官吏,如為發展鐵路事業,開辦了“鐵路班”。

盛宣懷與大學教育的淵源並不隻體現在他親自創辦的這些學堂上,1916年4月27日他去世之後,其十餘萬卷的藏書被民國政府一分為三,分別給了聖約翰大學、西安交大和山西銘賢學校。解放後,這些藏書的分配又被作了重新調整,安徽大學、華東師大、山西農大成為新的受益者。甚至連盛宣懷與朋友來往的六百封信札,也被香港中文大學所收藏。

科舉失意

盛宣懷,1844年出生。祖父盛隆,舉人出身,當過浙江海寧州知州;父親盛康,進士出身,當過布政使。盛家雖也可謂是書香門第,但祖父兩人都比較註重社會實際問題的研究,對孩子的“學歷”教育抓得不是很緊,盛宣懷有時隨父親居住官邸,開闊眼界,成長見識;有時回到老家盛氏府第,攻讀經書,接受傳統教育,其間,他也並非心無旁騖,而是經常參與設義庄、增祭田、建義學、修宗譜等具體事務的規劃。成長于這樣一種環境的盛宣懷,八股文章了了,應試能力平平,所以他在1866年考中秀才後,鄉試三次不中。然而,盛宣懷落榜不落志,慨然以匡時濟世自期,從此絕意科舉,積極致力于“有用之學”,對天下之事,均“事事研求”。

盛宣懷

洋務派中的佼佼者盛宣懷畢竟是一個有家庭背景的人,雖然沒有正規文憑,但“找工作”並非難事,1870年經人推薦,盛宣懷來到湖廣總督李鴻章幕府做了機要秘書。一方面有貴人提攜,另一方面盛宣懷也確有真才實學,所以隨侍李鴻章期間,他“磨盾草檄,頃刻千言,同官皆聯手推服。歷練日深,聲譽日起。”受垂青的盛宣懷在亦官亦商的道路上,特別是洋務事業中如魚得水,其匡時濟世的抱負也得以施展。

據史料記載,在洋務派掌握的輪、電、煤、紡四大企業中,盛宣懷直接管理的有三大企業;在出任郵傳部

右侍郎時,該部主管的鐵路、電報、航運、郵政事務中,前三項皆為盛宣懷創辦。而且他還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電信企業、第一家內河航運公司、第一條南北鐵路幹線、第一家國人自辦的中國通商銀行、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等等,作為中國當時最大的工商業資本家和全國首富,盛宣懷享有“商父”之譽,實不為過。在當時,清政府當權者也都給予了盛宣懷很高的評價。李鴻章自不必說,屢屢向朝廷推薦:盛宣懷必能幹濟時艱,為國大用;洋務派的首領人物張之洞也稱贊盛宣懷是通曉“官法”、“商業”和“洋務”的能人;甚至連慈禧太後也曾說過:今日看來,盛宣懷是不可少之人。所以,在仕途之上,盛宣懷也很順利,曾先後任天津海關道、大常寺少卿、會辦商務大臣、郵傳部尚書等職。

盛宣懷

盛宣懷的經世之才也得到孫中山的賞識,在成立中華民國之後,身為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通過其代表招募盛宣懷,並表態“外間輿論過激,可代為解釋”,然而盛宣懷卻認為孫中山在興辦實業方面“有理想而無經驗,不足與謀也”。

家族傳承

盛宣懷的兒女們各自與豪門聯姻,互相依附,富上加貴,成為清末民初一支頗為龐大的家族體系,可謂近代上海灘最大的豪門顯貴。盛宣懷先後共有七房妻妾,生有八子八女,成為清末民初一支頗為龐大的家族體系。他的後代,絕大多數人都吃老太爺留下的家業,成為一事無成的紈絝子弟。卻也不乏熱衷于實業,經歷豐富的成功人士,延續著這個百年家族的未完傳奇。

遺產風波

1916年4月27日,盛宣懷撒手人寰,家業由其遺孀庄德華夫人接管。庄夫人出生于常州大戶人家,並善于理財治家,精明過人。當時她的賬房叫“太記賬房”,所管理經營的盛家產業,從上海、蘇州、常州,直到南京、九江、武漢,極為雄厚。

1927年秋天,庄夫人突然患病去世。台柱子一倒,盛家子孫頓時慌做一團。而最敏感的問題,莫過于老太爺的遺產分配。

盛宣懷到底留下了多少遺產,一直是眾說紛紜。他在去世之前,曾有遺囑,將其遺產的一半拿出來建立“愚齋義庄”,救濟盛氏家族貧苦人家,並從事社會慈善事業。盛宣懷指定的遺囑執行監督人,是他的恩師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經過兩年半的清理,最終統計出盛氏財產至1920年1月止,總額為銀元1349萬餘兩,除去償款等,實際應分財產為1160餘萬兩。其中五成分給五房盛氏子孫,每房各得遺產116萬兩。另五成捐入“愚齋義庄”。

1927年11月,老四盛恩頤無視父親遺囑,突然向法院提出,要將早已歸入“愚齋義庄”用于慈善基金的遺產,由盛氏五房分掉。這一下,在家族內部引起了軒然大波。盛宣懷的女兒甚至為此告上了法庭。江蘇省政府趁此機會,趕緊插上一手。1928年10月,省政府委員會主席鈕永建下令,限時將義庄的資金股票一律凍結,派員來接收。白撿了一個大皮夾子。這個結果是盛恩頤始料不及的,但對此也無可奈何。

盛氏家族

盛宣懷的兒子們,大多無一技之長。其中,老大老二老三都是鴉片鬼,老四更是花錢如流水,曾有過一夜間輸掉一整條弄堂的“豪舉”。唯獨老七盛萍臣,倒是做過件大事。上海足球史上隊齡最長的球隊——東華足球隊,在上世紀30年代曾有過頗為輝煌的戰績,史稱“上海足球史上的黃金時代”,使上海一躍成為遠東的足球重鎮。而這支令華人揚眉吐氣的球隊的老板,正是盛宣懷的七公子盛萍臣。作為球隊的發起人,盛萍臣不僅具體操辦了球隊的建立,還負責主持隊中的一切事務,更把盛家老公館中靠西側的一幢小洋樓騰出來,供球隊作隊部。

盛宣懷

同為上世紀初葉的豪門望族,宋氏家族宋子文宋靄齡宋美齡宋慶齡)與盛氏家的淵源極為深厚。兩家的關系,以宋子文與盛家七小姐愛頤的恩怨苦戀流傳最廣。宋子文從美國留學回來,擔任了盛氏漢冶萍公司的英文秘書,常常出入盛府,由此結識了“驚為天人”的七小姐。宋子文不僅主動擔任了七小姐的英語教師,還經常向她講述大洋彼岸的景色和風土人情,充分顯示他的博學,很快便贏得了七小姐的傾心。但七小姐的母親庄夫人硬是不允許這門婚事。1923年2月,宋子文由其二姐宋慶齡引薦,被孫中山起用,電報催其火速南下廣州,但他放不下七小姐,就力勸七小姐跟他同赴廣州。七小姐內心深處對婚姻自由充滿了向往,而宋子文要她離家出走,卻又是她無法接受的。飽受情感煎熬的盛七小姐最終掏出一把金葉,給宋子文作路費。1930年,宋子文再次返滬時,已帶來了夫人張樂怡。盛七小姐為此大病了一場,從此二人很少來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七小姐留在上海參加了裏弄工作,宋子文則跑到美國當了寓公。1971年,宋子文在美國舊金山去世。七小姐則活到1983年,享年83歲。

傑出子女

盛宣懷四女兒盛樨蕙的大兒子邵洵美,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很有名氣的詩人、翻譯家、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還曾被譽為“民國美男子”。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壇上,邵洵美有“孟嘗君”之美譽。為文藝,為朋友,他最肯花錢,甚至賣房賣地。當時能把實業與文學結合起來的最好辦法,就是開書店,辦雜志,出新書,這正是邵洵美極樂意全身心投入的事業。回國的第二年,他就在靜安寺路斜橋老公館的對面,開設了一家“金屋書店”,出版《金屋月刊》。之後又專心致力于“新月書店”的經營。這時“新月”的成員有胡適林語堂、羅隆基、沈從文、潘光旦、葉公超、梁實秋、梁宗岱、曹聚仁、卞之琳等文化名人,更出版了享有盛名的《論語》、《詩刊》、《新月》等雜志,在30年代的文壇,可謂風頭獨健。1934年,他在平涼路21號開辦了時代印刷廠,從德國引進了當時最為先進的影寫技術設備(即照相版設備),這是中國人自己經營的第一家採用影寫技術的印刷廠。

盛毓度是盛家老四恩頤的二兒子, 20來歲時留學日本。盛毓度不僅是個成功的實業家,還是中日邦交史上有貢獻的政治家。他經常出席各種社團的演講會,為中國與日本恢復邦交大聲疾呼,故而享有“國士”之譽,成為日本最受歡迎的政論家之一。1975年,周恩來總理邀請盛毓度全家回國參觀、探親。1993年盛毓度在東京逝世,遵其葉落歸根的遺願,歸葬上海歸園墓園。

曾孫女盛勤,復旦大學教授,曾孫女婿著名學者錢文忠

人物軼事

東南互保

1900年,任正三品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盛反對清朝一開始支持義和拳的做法,命令各地電報局將清廷召集拳民的詔旨扣壓,隻給各地總督看,他同時電告各總督讓他們不要服從這個命令。在他的聯系下,長江流域和蘇杭的督撫們與列強簽定了《東南互保條約》。從此中國地方行政體系開始與中央的命令脫離。這是軍閥時代的開始,可以說盛在其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盛當時主張與列強議和,李鴻章入京進行和談時請他同行,北京也宣他入京,但他覺得北京的政治太不可靠,因此推脫不肯奉詔入京。盛宣懷所管理的許多事業如電報、礦業、海關、鐵路等是北京清廷的主要收入,因此北京對他奈和不得,反而褒獎他保護了長江流域的和平,加他為太子太保。慈禧太後發褒獎令給予盛宣懷。

盛宣懷

1905年盛宣懷在上海創設了中國紅十字會。同年他將他手下的鐵路大權讓給唐紹儀,這是以唐為首的、在北洋政府初期權力巨大的交通系的開始。

《東南互保條約》的簽定,讓大清帝國徹底地無力回天,是埋下民初軍閥割據局面的導火索。

政治策略

1907年,盛宣懷奉召進京,次年任命為郵傳部右侍郎。1910年袁世凱被免職後,盛宣懷受到重用,升為郵傳部尚書。1911年為皇族內閣郵傳部大臣,他建議將各省自己建立的鐵路、郵政轉為中央領導。這個措施遭到了許多地方的反對,四川、廣東、湖南和湖北發生了保路運動。盛宣懷命令各地加以鎮壓。《清史稿》最後給出的結論是:“宣懷侵權違法,罔上欺君,塗附政策,釀成禍亂,實為誤國首惡。”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後,盛宣懷請袁世凱出山,同時他遭到了各方的譴責,許多人責怪他的收路政策導致了動亂,盛宣懷被革職移居大連,永不再用。盛逃亡日本神戶。

1912年秋,中華民國建立後,盛宣懷受孫中山邀回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中繼續主持輪船招商局和漢冶萍公司。盛宣懷支持袁世凱,二次革命時他希望袁能勝利。1915年日本曾嘗試拉攏盛,但遭到盛的拒絕。1916年4月27日,盛宣懷病逝于上海。他的葬禮極其盛大,盛宣懷大出殯轟動上海,耗資30萬兩白銀,送葬隊伍從斜橋弄(吳江路)一直排到外灘,為此租界當局專門安排了交通管製。

李下逢源

在李鴻章的手下工作是盛宣懷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捩點,是識才和惜才的李氏把盛宣懷推上了歷史舞台。促成這一轉折的機緣,根本是李鴻章與盛宣懷的父親盛康的交誼,當然,也得力于推薦者曾是協助李鴻章辦團練對抗太平軍的舊部。

盛宣懷

盛宣懷和李鴻章之間一開始就包含了種種復雜的聯系,這種聯系既是情感上的,也是權力上的。作為千萬個希圖在大清的官宦序列中謀求一席之地的讀書人之一,盛宣懷深深知道,這種情感和權力相交織的關聯是帝國官僚體系的老傳統。他並非出身科舉“正途”,使他加倍珍惜追隨李鴻章的機會。終其一生,他都對李氏保持著緊密的權力和情感聯系。

史學家陳寅恪的父親,學者和詩人陳三立為盛宣懷所作墓志銘中說,盛宣懷“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鴻章)”,原因是,“時文忠為直隸總督,務輸海國新法,圖富強,尤重外交、兵備。公則議輔以路、礦、電線、航海諸大端為立國之要,與文忠意合”,認為是挽救帝國危亡的洋務事業將二人的命運聯系在一起

1870年,盛宣懷開始在陝西協助時任湖廣總督的李鴻章“防剿”回民起義,實際擔任李鴻章的秘書;他十分勤勉,據說“盛夏炎暑,日馳騁數十百裏”而不畏勞苦,當然,其才能也開始嶄露頭角,據說草擬文稿有“萬言立就”的功夫。不久,天津教案發生,列強陳兵海上威脅清廷,李鴻章及其所部淮軍從西北調往直隸拱衛海疆。盛宣懷亦步亦趨,隨李氏赴天津。熟知軍務的他很快被李鴻章任命為會辦陝甘後路糧台,又在淮軍後路營務處工作,往來天津上海等地採辦軍需。

在李鴻章控製的龐大事業中,盛宣懷參與最多的是籌辦洋務企業和外交事務。1874年,盛宣懷在李鴻章指示下參與買回吳淞鐵路的談判。英國人修建一條自上海到吳淞的全長14.5公裏的窄軌輕便鐵路,這是中國第一條商用鐵路,但英人不告而修引起清政府的不滿,進而與英國展開外交幹涉,最後由盛宣懷等人出面辦理,以28.5萬兩白銀將這條鐵路贖回拆毀。

這種行徑在現在看來十分古怪,盛宣懷也覺得十分可惜。這一外交交涉的結果無疑顯示清政府當局的顢頇,其過程卻頗能顯示盛宣懷的才幹。李鴻章由此給他 “心地忠實,才識宏通,于中外交涉機宜能見其大”的評價。從此,但凡李鴻章辦理外交,盛宣懷多隨侍在側。1884年中法兩國爆發戰爭,李鴻章上奏要求派盛宣懷署理天津海關道。天津海關是李鴻章辦洋務的主要參謀力量集中之地。在為盛宣懷的任命製造輿論時,李鴻章頗多“精明穩練”、“智慮周詳”、“洞悉症結”和“剛柔得中”等贊美之詞,且認為盛氏並非隻通洋務,對吏治也有才幹和經驗,是皇朝首都門戶所在的天津海關道的不二人選。

盛宣懷

盛宣懷在帝國官僚體系中的上升勢頭不可謂不快。1879年署天津河間兵備道,1884年署天津海關道,1886年任山東登萊青兵備道兼煙台東海關監督,1892年調任天津海關道兼海關監督。1896年後更是扶搖直上,歷任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辦理商務稅事大臣、工部左侍郎、郵傳部右侍郎、郵傳部尚書等職。外事與洋務既是盛宣懷的晉身之階,又是李鴻章在19世紀末權傾朝野的基石。1870年代,盛宣懷在湖北主辦煤鐵礦,李鴻章寄望甚殷,一方面要求他徐緩圖進,不要貪功躁動。另一方面,當盛氏發生動搖時,李鴻章立刻給盛宣懷寫信,點破事情的利害:湖北煤鐵礦的成敗利鈍關系到洋務大局;在舉世矚目的情形下,如果興辦不力,勢必為對洋務心懷不滿的官僚所笑話,並使洋務派大吏們在政治上陷于被動;李氏警告盛氏,湖北礦務是他北上為官的“立足之地”,不可不竭盡心力。

李鴻章既了解盛氏的才能,更希望他能在鞏固洋務派勢力的過程中有所作為。1884年盛宣懷主掌輪船招商總局,李鴻章曾去信說,希望他將這個洋務標本“做成鐵板模樣”,使“來者確不可移”。

在信中,李鴻章說道,“至于寂寞身後之名,不知誰何之譽,一笑置之可耳”——這關于身後毀譽的猜測,是文人出身和自負道統的帝國官僚筆底常常可以看見的文句。但多年以後看來,顯然並非僅是李鴻章自我犧牲和自我陶醉的悲情意識的發酵,亦是互為知交的盟友之間的秘密談話。

盛宣懷畢生感念李鴻章的發現和提攜之功,他在給李氏的信中剖白自己說,“竭我生之精力,必當助我中堂辦成鐵礦、銀行、郵政、織布數事”;然而,對未來歷史的評價,盛氏似乎比李氏要樂觀,他謙恭地說,未來的歷史如果能將他的名字附列在李鴻章的後面,得以傳世,自己就足慰平生了——也許是怕留名史冊的願望過于操切,他筆頭一掉,自嘲說,“中堂得無笑我言大而誇乎?職道每念督撫姓名得傳後世者幾人哉?遑論其下。”

智鬥對手

胡雪岩與盛宣懷分屬不同的利益集團。胡的後台是左宗棠,盛的後台是李鴻章,而左與李有極深的矛盾。這就是胡、盛爭鬥的緣由。

盛宣懷擊潰胡雪岩的案例非常精彩。他採用直擊要害的手段,使胡雪岩的財富大廈在短時間內訇然倒塌。

盛宣懷先來了個“掐七寸”。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積大量生絲,以此壟斷生絲市場,控製生絲價格。越依靠某種東西時,就越受製于它。盛宣懷恰恰從生絲入手,發動進攻。他通過密探掌握胡雪岩買賣生絲的情況,大量收購,再向胡雪岩客戶群大量出售。同時,收買各地商人和洋行買辦,讓他們不買胡雪岩的生絲,致使胡雪岩生絲庫存日多,資金日緊,苦不堪言。

盛宣懷

緊跟著,盛宣懷開始“釜底抽薪”,打現金流的主意。胡雪岩膽大,屬于敢于負債經營的那種人。他在5年前向匯豐銀行借了650萬兩銀子,定了7年期限,每半年還一次,本息約50萬兩。次年,他又向匯豐借了400萬兩銀子,合計有1000萬兩了。這兩筆貸款,都以各省協餉作擔保。

這時,胡雪岩歷年為左宗棠行軍打仗所籌借的80萬兩借款已到期,這筆款雖是幫朝廷借的,但簽契約的是胡雪岩,外國銀行隻管向胡雪岩要錢。這筆借款每年由協餉來補償給胡雪岩,照理說每年的協餉一到,上海道台就會把錢送給胡雪岩,以備他還款之用。盛宣懷在此動了手腳,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李中堂想讓你遲一點劃撥這筆錢,時間是二十天。”邵友濂自然照辦。

對盛宣懷來說,20天已經足夠,他已事先串通外國銀行向胡雪岩催款。這時,左宗棠遠在北京軍機處,來不及幫忙。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隻好將他在阜康銀行的錢調出80萬兩銀子,先補上這個窟窿。他想,協餉反正要給的,隻不過晚到20天。

然而,盛宣懷正要借機給胡雪岩致命一擊。他通過內線,對胡雪岩調款活動了如指掌,估計胡雪岩調動的銀子陸續出了阜康銀行,趁阜康銀行正空虛之際,托人到銀行提款擠兌。

提款的都是大戶,少則數千兩,多則上萬兩。但盛宣懷知道,單靠這些人擠兌,還搞不垮胡雪岩。他讓人放出風聲,說胡雪岩囤積生絲大賠血本,隻好挪用阜康銀行的存款;如今,胡雪岩尚欠外國銀行貸款80萬,阜康銀行倒閉在即。盡管人們相信胡雪岩財大氣粗,但他積壓生絲和欠外國銀行貸款卻是不爭的事實。很快,人們由不信轉為相信,紛紛提款。

擠兌先在上海開始。盛宣懷在上海坐鎮,自然把聲勢搞得很大。上海擠兌初起,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此時,德馨任浙江藩司。德馨與胡雪岩一向交好,聽說上海阜康即將倒閉,便料定杭州阜康也會發生擠兌。他忙叫兩名心腹到庫中提出2萬兩銀子,送到阜康。杭州的局勢尚能支持,上海那邊卻早已失控。胡雪岩到了杭州,還沒來得及休息,星夜趕回上海,讓總管高達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發下協餉。邵友濂卻叫下人稱自己不在家。

胡雪岩這時候想起左宗棠,叫高達趕快去發電報。殊不知,盛宣懷暗中叫人將電報扣下。第二天,胡雪岩見左宗棠那邊沒有回音,這才真急了,親自去上海道台府上催討。這一回,邵友濂去視察製造局,溜之大吉了。

胡雪岩隻好把他的地契和房產押出去,同時廉價賣掉積存的蠶絲,希望能夠挺過擠兌風潮。不想風潮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銀行門前人山人海,銀行門檻被踩破,門框被擠歪。胡雪岩這才明白,是盛宣懷在暗算他。

不久,一代紅頂钜賈胡雪岩在悲憤中死去。

面對胡雪岩這樣的強敵,盛宣懷如果採用“慢戰”,胡雪岩可以應付裕如,絕不會破產。他採取速戰法,抓住胡雪岩的要害,突然出手,胡雪岩的現金流一時中斷,偌大的基業突然崩潰。根據《劉聲木 異辭錄 卷二》和山東師範大學學報《對胡雪岩商業敗落的重新審視》,所謂盛宣懷擊敗胡雪岩之說純是小說家言,胡的生絲折本是因為激怒洋商加上世界經濟情勢導致銷不出這種情況下倒閉本來就已經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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