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紀蘭 -“冬粉”自發拍成的同名電影

申紀蘭

兩個申紀蘭的崇拜者,投資700萬拍了電影《申紀蘭》,希望好好宣傳一下這位“偉大的政治人物”。當他們漸漸認識到,這部宣傳片不可能有票房回報,也不可能有包場回報後,準備“哪怕再花1000萬讓老百姓來看這部電影”,沒想到還是卡在了政治上。
  • 中文名
    申紀蘭
  • 主演
    祝希娟
  • 出品公司
    長春電影製片廠
  • 製片地區
    中國

基本簡介

兩個申紀蘭的崇拜者,投資700萬拍了電影《申紀蘭》,希望好好宣傳一下這位“偉大的政治人物”。當他們漸漸認識到,這部宣傳片不可能有票房回報,也不可能有包場回報後,準備“哪怕再花1000萬讓老百姓來看這部電影”,沒想到還是卡在了政治上。

真實的申紀蘭在人大上舉手發言真實的申紀蘭在人大上舉手發言

100分鐘的電影《申紀蘭》里,祝希娟只有15分鐘戲份。但這位1962年因主演《紅色娘子軍》獲得首屆“百花影后”的老太太,仍接受了嚴格的“政審”。

第一條是國籍。劇組查實,雖然祝希娟在美國住了多年,但至今是中國國籍。通過。第二條是家庭。家庭關係不和諧的不能要,打“冷戰”的不能要。劇組親眼看到:祝希娟和老伴的生活很和諧。通過。

如此嚴格,是因為她扮演的人物很重要:申紀蘭,中國惟一連任十二屆的全國人大代表。七百多萬元人民幣拍成的《申紀蘭》,是一部民間出品,由“冬粉”自發拍成的“主鏇律”電影。影片於2013年春天完成製作,至今還沒能順利公映。

影片製作

緣起:“申主任賦予我們力量”

山西高平商人司德明是投拍電影《申紀蘭》的老闆。他很少看電影,也從沒見過申紀蘭。2011年7月,山西高平市人民劇團以申紀蘭為原型的上黨梆子劇《西溝女兒》晉京演出,向建黨90周年獻禮。司德明讓一個老鄉拉去了,他看得直淌眼淚:“原來申紀蘭這么偉大!”從劇院出來,他決定:要拍一部電影,好好宣傳一下申紀蘭。

司德明是毛澤東的忠實崇拜者,曾在高平捐資600萬蓋廟,號稱“太行山毛主席紀念堂”,供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他找到朋友、晉城攝影師王慧田做製片。王慧田拍毛澤東雕像已經十幾年,兩人因此相識。再帶一個會計,上路直奔申紀蘭的家鄉——山西省長治市平順縣西溝村。

他們委託擅長拍攝“主鏇律”電影的長春電影製片廠具體執行,找來了制景工人、攝像師、美術、道具師、化裝師、音樂人。劇本就用《西溝女兒》的劇本,主演直接用了《西溝女兒》的主演——高平劇團的女團長陳素琴。他們也聘請了專業影視演員:祝希娟,演老年的申紀蘭;高明,演申紀蘭的導師李順達;陶玉玲,演申紀蘭的婆母;王慶祥,演申紀蘭的丈夫。

對每一個演員,他們都搞了自己的“政審”。“一定得政審。拍不好,對不起山西鄉親,對不起申主任。”——申紀蘭1970年代被任命為山西省婦聯主任,現在仍是長治市人大副主任。

還沒去廣電總局立項,也沒取得申紀蘭的同意,電影《申紀蘭》就開拍了。“我們純粹是無知者無畏。”司德明總結說,申紀蘭的助理、平順縣西溝紀念館館長郭雪崗在溝通後默許了拍攝。他先印了幾百本紅寶書——迷你版《毛主席語錄》,送給西溝紀念館。劇組在2012年10月23日補辦了開機儀式,長治市委宣傳部幫他們請來申紀蘭為這部電影“揭幕”。2012年12月,直到電影拍完,申紀蘭才簽署了授權書。

100分鐘的《申紀蘭》一共有四個主要場景。1950年代申紀蘭提倡“男女同工同酬”,1980年代開鐵廠,好容易買回一台彩電卻發現婆母雙眼失明,晚年“發展綠色經濟”。每當申紀蘭有內心獨白,就來一段上黨梆子劇,對著鏡頭詠唱:“兩隻瓜兒一棵秧”、“我的級別是農民”……宛如一部地方戲的MTV。

演員的表演都誇張而極富表現力,透著舞台劇特色。甚至還有場幾百人的集體歌舞。數百山西農民打扮的民眾演員舉著鋤頭、土筐在田間載歌載舞做勞動狀。這是參考了印度電影《三個傻瓜大鬧寶萊塢》。

真正的主演是陳素琴,她從申紀蘭年輕時一直演到金婚。雖然祝希娟戲份不足15分鐘,但宣傳材料的封面上印的仍是祝希娟——為了藉助名人效應。劇組還特意去申紀蘭家借來了她來北京開“兩會”時穿的那件西服,給祝希娟當戲服。“我們覺得,一穿這個,申主任就賦予了我們力量。”

影片評價

意外:來自電影圈外領導的差評

通過拍這部電影,司德明他們認識了申紀蘭的家鄉平順縣。它至今仍是國家級貧困縣。劇組拍片時住在全縣最好的賓館,這個賓館條件最好的套房也漏水,大冬天的沒有暖氣、沒有熱水。導演李寶生足足40天沒洗澡。

拍攝過程充滿了喜悅、嘗試、衝突、笨拙和憤怒。王慧田一共生了三次氣,其中一次因為服裝師沒到位,耽誤了現場拍攝,他把水杯都摔了。總體還算順利。拍攝時是冬季,往年都是大雪封山,那年卻沒怎么下雪。他恍惚覺得,“這是老天在保佑我們”。

拍完一算,《申紀蘭》的賬面成本是七百多萬元人民幣。“簽字付賬,我這手都哆嗦。”現在回頭看,王慧田總結:至少有五分之一的錢是交了“學費”。

那場集體歌舞需要500個民眾演員,劇組通過當地村委會徵集,宣布每人可得100塊錢勞務費。大喇叭一放,十里八鄉的老百姓扶老攜幼,蜂擁而至。最後劇組多花了幾萬塊錢。“我們也不好意思按人頭點數。老百姓這么純樸,你還能把多出來的人攆回去?”

拍政治人物,他們很快感受到了“講政治”的好處。劇組去山西電視台租山西歷史影像,用在電影中穿插時代背景,對方一名負責人聽說是拍《申紀蘭》,就指示打折。這讓他們受寵若驚:“賈樟柯去租都不打折的。”

在長治的地面上拍戲,自然要“拜碼頭”。長治市委宣傳部拿了50萬贊助費,提出要當聯合出品人。劇組同意了,簽了個契約。“實際上我們雙方都不懂,黨政機關不能做出品人。”

契約簽訂半個月後,劇組才知道這規定……長治市委宣傳部只好成了“聯合攝製”。

高平是山西晉城下屬的縣級市,晉城市委宣傳部很快聽說了這件事。隨後,它也成了“聯合攝製”。到底把誰的名字放在前面?司德明和王慧田費了好大心思。最後他們決定:長治為先,晉城在後。司德明自己的公司在最後。

平順縣委問清劇組一共在縣賓館花了15萬元吃住費,慷慨地掏了這筆錢。劇組也笑納了,但沒有走賬——王慧田直接把這15萬交給西溝村,讓西溝村去跟縣賓館結算。“如果這錢從我們劇組的賬面上一進一出,我們難免落個口實——‘跟申紀蘭的故鄉伸手’。”

2012年底,正在後期製作的影片中有一行字介紹申紀蘭:“唯一一名連任十一屆的全國人大代表”。第二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申紀蘭又連任了。他們火速把“十一屆”改成“十二屆”。

“婆婆”多了,事情就複雜起來。電影拍完、劇組解散都三個多月了,忽然有“電影圈之外的領導”給了個差評:“戲曲不像戲曲,電影不像電影。”劇組只好增加戲曲的分量,重拍了申紀蘭和婆母對話的一場戲。幾十人的劇組重新召集起來,八十多歲的陶玉玲再從北京請回平順。

票房情況

尷尬:別想有票房,別想有包場

司德明在《申紀蘭》中客串了一個大約出現五秒鐘的民眾角色。前幾天的全國“兩會”,他專程去賓館跟申紀蘭握了手,趁機把《申紀蘭》的碟送給她。

有件事他沒提:2013年3月,他們打算把這部片子拿出來公映,“向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獻禮”。結果,正趕上申紀蘭在網上被網民質疑為“一輩子沒有投過反對票”、“從來不跟選民交流”的人大代表。他們拿不準後果,害怕了。

恰好媒體上說,3月5日,“獻禮十八大”影片《青春雷鋒》首日上映,在南京、太原的幾家影院都是無人入場,被稱為“零票房”。“本來我沒什么壓力,王慧田告訴我‘雷鋒’票房很慘,我倒真感到壓力了。”司德明苦笑,“要是我們的片子拿出去,沒人看,或者招人罵,那就等於給她(申紀蘭)抹了黑。哪怕再花一千萬,能讓全國老百姓來看這部電影,我也認了。”

“男女同工同酬就是她推動的,這對世界婦女都有貢獻。那些罵申紀蘭的人,你們了解她嗎?”對網上的議論,他對南方周末記者憤憤不平。

2013年夏天,司德明和王慧田在北京包了個四五百平方米的放映廳,請兩位山西籍的省部級退休老幹部來看。兩位老幹部含著眼淚說:這部片子應該拍,應該教育年輕人。網上那樣罵申紀蘭同志,是不對的……他們當即表示,要給中央寫信,推廣這部電影。

幾個月過去了,沒有回音。信到底寫了沒有?他們也不敢問。司德明自己寫了一封求助信,給山西的幾個領導:“……只要能夠傳播正能量、弘揚主鏇律,讓廣大幹部、黨員、民眾觀看此片,並從中受到教育和啟發,只要能為山西的建設和發展貢獻一些綿薄之力,我們劇組不向黨委、政府附加任何條件!”

沒有回音。想由政府組織集體觀看這部電影甚至公款買票,也不可能。

指望申紀蘭本人出力推這部電影,更不敢想。到現在,申紀蘭都沒有對這部片子發表過意見。“主鏇律人物不好寫,尤其是活著的人,稍微一改她就容易提意見。”劇本送給申紀蘭後,她通過郭雪崗提出一些意見,比如片中表現她丈夫出院後,全家人一起過了一個八月十五,實際上她丈夫那時已經去世。這場虛構的戲要拿掉。“這時候我們已經開拍了,我還是堅持了意見。這樣,在藝術上更圓滿一些。”導演李寶生心裡也沒底,這畢竟是他第一次跟申紀蘭打交道。

《申紀蘭》劇照《申紀蘭》劇照

當天晚上,他和王慧田趕去見了申紀蘭,半真半假地對她說:“到時候您老看看,如果不滿意,這電影咱就不放了。”申紀蘭急了:“那哪兒行?國家花了這么多錢!”——她還一直認為,電影全都是“國家”拍的。

“她還是一個很實在、很樸素的農村老太太。”李寶生說,他第一次見申紀蘭時,她正在吃晚飯,是一個黑乎乎的饅頭,一盤炒土豆,一點鹹菜,“還不如我們劇組吃的便當好”。

“申主任還沒有看這部電影。”2014年3月17日,申紀蘭的助理郭雪崗在電話中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上映擱置

  擱淺:涉及多少部門,就有多少套意見

鮮為人知的是:“官方版本”的電影《申紀蘭》,其實早已籌劃,只不過一直沒有面世。

司德明這部《申紀蘭》的製片主任李寶新,在長春電影製片廠工作了30年。李寶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08年,山西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廳和下屬一家公司找到他,想拍一部《申紀蘭》,請他幫忙找人。在他的印象中,那猶如一部紀錄片,幾乎把申紀蘭所有的事跡都塞進去了。“還不如拍電視劇了。”最後,由於各個部門對劇本修改的意見太多,此事擱淺。

司德明的《申紀蘭》拍完,山西方面聽說了,又找到李寶新,請他向廣電總局申請,爭取迅速把“官方版”的《申紀蘭》拍出來。總局沒批,理由是人家的《申紀蘭》已經拍完了,幾年之內不能再拍一部同名的。

從藝術角度,李寶新分析:申紀蘭的人生要改編成電影,有一定難度。若走商業院線,恐怕當天就得被撤下來。“她最大的優點就是對黨忠誠,沒有特別適合改編成故事的重大事件。”

另外,作為政治人物,申紀蘭涉及的部門太多了。拍有關她的電影,各個部門勢必都要發表意見。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縣委縣政府、每一級的人大、婦聯、宣傳部……

“這種事我們見得太多了。”李寶新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他曾幫一個縣級市拍過宣傳電影,創作會居然來了各個部門的三十多人,都要突出自己部門的工作成績,一人一套意見。“根本沒法拍。最後我誰的意見都沒聽,按自己的拍出來了。”

《申紀蘭》很可能就此束之高閣,700萬的成本也許就像當年捐錢修廟,是給司德明自己還了個願。

但投資製作這部電影的經歷,讓以前幾年都不看一部電影的司德明邁進了電影的門。《小時代》、《泰囧》、《致青春》,還有《富春山居圖》,他都跑電影院看了。“我拍過電影了。最起碼我可以知道自己哪兒做得不好。”現在,如何申請“龍標”,如何製作數字拷貝的密鑰,他都門兒清。

拍完《申紀蘭》的當年,他們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影視投資公司,司德明任董事長,王慧田當總經理。定下兩部電影,一個喜劇,一個抗日題材。不久前,他們剛和一位著名的毛澤東特型演員深夜長談。“以後專拍正能量、主鏇律。”

兩部電影一直停留在劇本修改階段。王慧田很堅持:劇本不成熟不能開機。“不能把問題拿到現場解決,太可怕了。”這是他拍《申紀蘭》得到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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