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 -原公安部部長

王芳

原公安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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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1920-2009),1920年8月生,山東省新泰市東都鎮人。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公安部部長。2009年11月4日11時36分在杭州逝世,享年90歲。

王芳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國公安政法戰線的傑出領導人。

  • 中文名
    王芳
  • 國籍
    中國
  • 出生地
    山東新泰市東都鎮
  • 出生時間
    1920年8月
  • 逝世日期
    2009年11月
  • 信仰
    共產主義
  • 職務
    原公安部部長

人物簡介

1937年10月參加革命工作,高中文化;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八路軍,任班代、排長、排政治指導員、連長,八路軍山東縱隊4支隊連政治指導員,團政治特派員,山東縱隊1旅保衛科科長,魯中軍區特工科科長兼3地委敵工部副部長;1945年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黨校學員,山東軍區獨立旅政治部主任,魯中軍區保衛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野戰軍第8縱隊組織部部長兼保衛部部長,西線兵團、第7兵團保衛部部長,寧波地委書記。1949年5月任杭州市軍管會公安部副部長,市公安局副局長。

王芳王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任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局長,1950年11月任浙江省公安廳副廳長,1955年4月-1965年8月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1955年4月任浙江省人民委員會第1辦公室主任,他還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宗教工作委員會副書記;1964年9月-1966年任浙江省副省長(1965年8月任中共溫州地委代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迫害,被關押;1977年任中共浙江省寧波地委書記、寧波地區革委會主任兼中共寧波市委第1書記、寧波市革委會主任;1977年10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78年5月-1983年3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副書記兼省委政法委書記(1981年5月起)。1977年12月-1979年12月任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1979年12月-1983年4月任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省人大常委會秘書長(-1981年5月)。1983年3月-1987年3月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兼省委政法委書記(-1984年2月)、浙江省軍區第1政委。

1987年4月-1990年12月任公安部部長;1987年3月-1990年4月任部黨組書記;1990年4月-11月任部黨委書記;1987年3月-1991年3月兼任武警部隊第1政委、武警部隊黨委書記;1987年3月-1993年6月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1988年4月-1993年3月任國務委員;1991年3月兼中央綜治委副主任;1990年開始,由于公安工作過于繁忙,積勞成疾,難以勝任繁重的工作,遂向中央提出辭去公安部部長職務;1993年任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會長。

王芳同志是中共第12屆中央委員,13大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4大代表,15大特邀代表;2009年11月4日11時36分在杭州逝世,享年90歲,新華社刊發的訃告中稱其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國公安政法戰線的傑出領導人”。

人物生平

傳奇人生

早在多年前,王芳同志就被稱為“活著的李向陽”,但他自己卻不想也不願接受這樣的稱呼。他說,“革命工作都是分內事,不值得宣揚”。

毛澤東 王芳毛澤東 王芳

他是王芳,一位傳奇式的革命前輩,多年來戰鬥在隱蔽戰線、公安戰線,是我國公安政法戰線的傑出領導人。十年內亂時期他遭受迫害,被關押長達7年。重新走上領導工作崗位後,又引領浙江走上了強省富民的改革開放之路。

烽火歲月,鬥爭經歷充滿傳奇

抗戰時期,王芳是日軍又恨又怕的“小白龍”。日軍曾製定“生擒小白龍計畫”,懸賞5000大洋要捉他。但他依然常常單槍匹馬,深入虎穴,借刀鋤奸,營救戰友,建立情報站,策反敵營長。

在八路軍山東縱隊的時候,王芳有一次極為驚險的戰鬥經歷。4000多日軍突然包圍了他所在的機關,王芳受命負責帶領千餘人突圍。這些人大多是機關後勤人員,還包括部隊家屬,隻有警衛連的幾十名戰士算是武裝力量。王芳果斷帶領大家佔領製高點,苦戰一整天後,選擇了一條大河作為突破口,趁夜間渡河突圍成功。

1943年秋,王芳孤身一人進入土匪窩進行策反。在持槍匪兵的包圍下,他和土匪頭子連喝了7斤土燒酒,既講政治情勢也講江湖義氣,勸得土匪頭子心服口服,帶領500多人投誠。

1945年3月,蒙陰戰役前夕,王芳安排內線人員宴請偽軍吃肉喝酒,趁機把他們的槍栓全都拔掉,等戰役打響,偽軍被迫投降。

特殊時期,堅定信仰不動搖

解放初期,王芳先後擔任杭州市公安局長、浙江省公安廳長。浙江是國民黨兩大特務系統的發源地,東南沿海是對敵鬥爭的前沿陣地,浙江一直是國內秘密鬥爭的主戰場之一,省內特務組織多,治安情勢嚴峻,對敵鬥爭稱得上波瀾壯闊——從解放初至文革前,剿匪肅特,鎮壓反革命,多次粉碎沿海武裝股匪的騷擾,取締了披著宗教外衣的間諜組織,截獲過暗害周總理的重要情報。

建國後,毛澤東主席曾來杭州40多次,王芳直接負責警衛的就有38次,大家都說他是毛主席的“大警衛員”。他見證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在杭起草,也曾陪毛主席一起暢遊錢塘江。說起他的名字來,還有一段趣事。1954年元旦前夕,毛澤東主席第一次來杭,主持起草《憲法》草案。一次和毛主席一起吃飯時,當時的公安部部長羅瑞卿開玩笑說:“一個山東大漢,名字怎麽像女人似的?應該改名字。”毛主席卻笑著反對:“我不同意。山東綠化這麽差,到處荒山禿嶺。王芳頭上剛剛長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麽時候山東一半地方的綠化像莫幹山了,你的名字就可以改一改了。”

1965年,王芳代理溫州地委書記,文革即將到來,一片緊張的政治氣氛下,他把主要心思都放在了抓生產方面。溫州有250公裏海岸線,數個大漁場,他挨村走訪,抓漁業生產,提出搞科學實驗,摸索出發展生產符合實際的客觀規律。

建國初期,王芳曾經手偵破了“18號案件”——揭發江青匿名信案件,熟知江青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被捕變節等不可告人的醜史。這一直是江青的心頭刺。文革期間,王芳不可避免地被污蔑成反革命,還被江青點名專機押送北京,武裝看管審查長達七年之久。直到後來毛主席親自批示,這才重新獲得自由。

1980年初,王芳參加了共和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審判: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審判。他擔任組長的第二組負責預審張春橋,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為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檢察員出庭公訴。

改革開放,為浙江發展殫精竭慮

文革結束了,百業待興。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土地資源少,人口密度高,經濟急待發展。

王芳陪同胡耀邦視察王芳陪同胡耀邦視察

王芳任寧波地委書記初始,他協調當時省直管的重點工程,開展籌建寧波北侖港等工作。到今天,寧波港已經成為國內第二大港,與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600多個港口開通了航線,不僅是浙江乃至華東地區海運的重要集散地,也是國際航運樞紐的重要組成部分。

1983年,王芳當選為浙江省委書記。他主張,一切經濟工作都要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農業、能源和交通、教育科技是三個戰略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行業;放眼國內外市場,引進新技術和原材料,把產品輸出去……26年前的這些指導方針,即使在如今的社會經濟發展情勢下,也依然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可以說,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引領下,浙江經濟穩步向前。

改革開放的方針已定,但具體到工作實踐中依然會碰到這樣那樣的問題。企業要打破大鍋飯,會不會侵犯工人階級利益?個人辦廠、鄉鎮辦企業,是不是向資本主義靠攏?就拿溫州的經濟發展來說吧,溫州本是浙江一個中等偏下的城市,改革開放後敢為天下先,作為經濟改革的排頭兵聲震全國。從建市場開始,帶動集體和民營企業迅猛發展,創造了諸如股份製合作、聯戶經營等新鮮經驗,全國各地的黨政幹部紛紛來參觀、考察。大家一方面熱烈討論溫州模式,一方面又難免發出質疑甚至反對。在這些聲音中,王芳等省委領導保持著清醒的認識和判斷,堅持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徹底破除陳舊僵化的觀念。當浙江各地的鄉鎮企業如雨後春筍般迅猛發展時,有些還習慣于計畫經濟思想和體製的同志認識出現了偏差。王芳在一次全省工作會議上針對這些模糊思想特別做了講話:要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產品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發展鄉鎮企業是關鍵,這也是適合國情省情的正確選擇。發展鄉鎮企業是浙江三千萬農民前途希望之所在,也是浙江經濟建設的優勢和潛力之所在。

就像支持溫州模式、支持鄉鎮企業那樣,王芳非常關註並著力因地製宜打造浙江各地的特色區域經濟:舟山的“山海經”、寧波的港口經濟、浙西的化工產業……每個地方他都曾深入調研,具體指導。

1984年,浙江開始籌建金溫鐵路,王芳來往奔波,為金溫鐵路建設的前期做準備,他按照設計中的金溫鐵路路線實地考察,坐著面包車顛簸十多天。考慮到資金來源,他指出,可以集資修鐵路。後來,香港溫州籍學者南懷瑾先生決定出資,金溫鐵路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條合資興建的股份製鐵路。1997年8月8日,金溫鐵路全線鋪通,東起金華東孝,西至溫州龍灣,成為華東地區通往沿海、溝通整個浙西南的一條交通大動脈。

王芳關註的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巨觀政策,對各地農副特產和各企業的拳頭產品也很關註。他為黃岩蜜橘豎過牌子,也為“青春寶”出過主意,康恩貝、納愛斯、廣廈等知名企業成立發展之初,都得到過他的鼓勵和支持。

人格魅力,感染多少後輩

出于職業習慣,王芳對自己的工作一直守口如瓶。離休後,為了留下珍貴的歷史資料,公安部指定他為撰寫回憶錄的重要對象。王芳這才回首往事,口述鮮為人知的經歷。2006年,《王芳回憶錄》出版,至今已第5次印刷。

記者日前採訪了曾經負責策劃並參與了回憶錄寫作的同志。回憶起與老領導一起工作的點點滴滴,他們感慨頗多。“跟著老領導工作多年,他的品質令人敬佩。實事求是,公道正派,光明磊落,寬容待人……這些詞不是說說的,而是真的印在了我們心裏。”

在溫州、在寧波工作的時候,王芳常常到老鄉家、到田間地頭去蹲點辦公,考察各地經濟發展,他都是堅持到工廠一線、到工地現場了解情況。他說:“不去實地親眼看一看,不到民眾中去親耳聽一聽,是很難得到真實情況、作出正確判斷和決策的。那種車輪滾滾、熱熱鬧鬧、隻是坐在會議室裏聽匯報、作指示的所謂調查研究,隻能是勞民傷財。”

開始籌建金溫鐵路的時候,他已經65歲了,和大家一起坐在面包車裏實地考察,白天顛簸趕路,晚上開會聽匯報。有一晚住在青田的時候,他頭疼、發燒,擔心影響第二天工作,又不願意打攪別人的休息,隻是自己悄悄地吃了些感冒葯,喝了很多開水,夜裏出了一身大汗,不得不半夜起來擦身。第二天早上起床,感覺好多了,他才和別人說起。大家埋怨他擔心他,他卻隻是為自己身體底子還不錯、不會拖考察的後腿而感到高興。

文革中曾經遭受迫害,他依然是寬容待人。他和警衛、司機、醫生、護士都是能談心裏話的朋友。

離休後,他依然是個熱心人,有利于法製建設、有利于弘揚正氣的社會活動,他都積極參與。組建“中國警察學會”時,他被邀請擔任名譽會長;民間組織“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也選他擔任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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